2010年4月25日，应书社邀请，《揭开经济危机的底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王佳菲老师做了题为“透过《资本论》看新危机时代”的讲座。
王佳菲老师的讲座围绕三篇主旨生动翔实地对国际金融危机做了全面的论述；过程中，王老师由浅入深地对全球经济危机进行了翔实地论证：
我们为什么需要倾听《资本论》？
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导火索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以后，《资本论》在欧洲、日本等多个国家热销。无论经济社会发展到现在呈现出多少光怪陆离的表象，只要剥除形形色色的外衣，经济危机的本质规律就依然逃不出《资本论》的剧本。
危机从哪里来？
到底是什么原因产生了经济危机呢？有的人认为是金融监管失误了，监管者不够严格；有的说，金融资产太疯狂，金融机构追逐利润的时候过于贪婪，有的人批评格林斯潘的美联储政策，由于宽松的政策致使泡沫不断变大，当这些泡沫破裂的时候，经济危机就形成了。同时还有很多别的说法，比如美国老百姓的透支消费也产生了经济危机，还有人把经济危机的起因归咎于中国，说中国的出口太多，储蓄太高，导致美国只能透支消费，最后当美国民众负担不起的时候就出现了经济危机。
这时候王佳菲老师讲，我们看待经济危机的起因应该着眼于长期的历史过程。实际上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诞生之前是不存在的，那么要想搞清楚经济危机的起因就要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着手研究。在《资本论》当中，它对经济危机的成因从以下的层次来看，首先商品经济当中蕴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也即只要有商品经济，就有出现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西方国家所实行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现代形式之一，商品生产居于绝对主导地位，商品的买卖分离和赊销赊购现象普遍存在，因而天然具备着产生危机的可能性。
与“为买而卖”的简单商品流通不同，资本主义生产是“为卖而买”，资本无限追求利润，这意味着生产与消费必然相脱离，埋下了过剩危机的隐患。
这场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实质仍然是生产过剩危机。“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48页。
经济全球化扩大了世界市场，但又导致更大范围的生产过剩；
近三十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大力推行经济全球化，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过剩产能和过剩商品，大大扩充了西方所控制的市场容量，从而使得西方的普遍经济危机得以推迟。
经济全球化一方面使生产走向进一步的社会化，另一方面使资本走向进一步的积聚和集中，更多的生产资料被私有化和资本化，更多的劳动者沦为资本的附属，这令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并且在空间上进一步扩展为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
经济金融化成为了生产过剩的暂时出路，但又形成加速过剩的主要杠杆；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西方国家产业经济领域的资本利润率持续低迷，生产部门的货币资本大量地涌入资本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房地产市场等金融投机领域，使得生产资本的过剩暂时没那么突出。
金融领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资本，不仅经济关系和社会资产越来越表现为金融关系和金融资产，而且金融领域越来越成为利润实现的重要渠道。金融部门并不参与财富的创造，而只是参与财富的分配，然而它却攫取了利润份额中的一大部分，这种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严重背离当中包含着严重的危机隐患。
“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不仅创立了一个享乐世界；随着投机和信用事业的发展，它还开辟了千百个突然致富的源泉”。（《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85页。）
经济金融自由化放松了对资本的管制，但又推动基本矛盾向纵深演化；
金融和经济的自由化进程，有助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最大限度地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自由追逐利润创造空间。
另一方面，自由化趋势促进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从经济调节来看，加剧了私有制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无政府、无秩序状态；从经济结构看，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节日益严重；从劳资力量变化看，发达国家的工人和工会在与资本的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而经济自由化政策通过不断解除资本在国际流动的管制，使得工人在与资本的力量对比中处境更加不利。
信贷消费暂时掩盖了有效需求不足，但又透支了未来的收入和消费能力；
通过消费信贷，在满足资本家压低工资、追逐利润的要求的同时，以消费者提前支取远期收入来贴补生产者的即期利益，可以暂时掩盖工人的当期收入不能满足当前消费需求的矛盾，从而延缓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爆发。
而且，透支消费模式不仅保证了工人作为劳动力（这是一种对资本家而言必不可少的生产资料）再生产的需要，同时还使他们不得不提前将终身的劳动力出让给资产阶级，使其不断再次在劳动力市场上出现、从而牢固地从属于资本。
然而，透支消费的膨胀不仅没有真正促进有效需求的增长，反而恰恰说明了生产相对于真实需求水平的日益严重的过剩。这样的“虚假的消费需求”仅仅只是暂时弥补了即期收入与消费之间的缺口，却并没有改变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状况，也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无非是将这一内在矛盾的爆发从当下推到了未来而已。
无论是美国人的透支消费模式，还是中国人的高储蓄模式，都不应被视为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
新自由主义体制是资本主义进行上述系列调整的主导治理机制；
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经济自由化等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表现、新趋势，均是在新自由主义体制的主导下推进的。
诚然，作为一种具体的治理形式，新自由主义即使不被采用，仍处于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西方国家也必然会受到危机的侵袭；但是，新自由主义的泛滥决定了经济危机将在更广范围内以更剧烈的程度爆发出来。
调整达到极限导致危机最终成为现实；
如上所述，资本主义进行的新一轮自我调整推动着其基本矛盾进一步向纵深发展为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当这一矛盾积累到现有的市场容量、新自由主义体制的潜力以及其他基本条件逐渐达到了此轮调整的极限，从而无法再容纳新的生产过剩之时，西方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就最终完成了从必然性到现实性的转化。
作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一种现代形式，市场经济当中已经蕴含着危机产生的可能性。资本主义制度决定了危机是不可避免的，经济危机的最终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因此，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经济现象，也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必然伴生现象。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资本主义进行了新一轮的自我调整，延长并拓展了危机在这些国家由必然转化为现实的过程，推动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当矛盾的积累达到了此轮调整所能容许的最大极限，西方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最终完成了从必然性到现实性的转化。
中国在危机中受到了怎样的影响？中国会不会产生危机？中国在这场危机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中国受到了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的严重冲击；从国际上看，中国对外依存度较高，已经深深地嵌入世界生产体系，资本主义的经营风险、政治理念、文化价值观等都在不断向国内渗透。
从国内看，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发展蕴含着局部的资本主义因素，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经济规律都在起作用。因此，中国虽然迄今没有出现过大的经济危机，但是并不具有天然免疫力，存在着局部地感染或诱发危机的现实可能性。
当危机发生以后，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在对抗金融混乱和经济衰退时，对中国可能提供的帮助抱有愈发热切的期待；
美国长期财政收支、贸易收支“双赤字”，在发行国债时迫切希望中国能继续购买；
产业的“空心化”使得美国高度依赖于中国产品，同时这些进口商品的低廉价格也有助于美国抑制通货膨胀，为美联储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提供了空间；中国还是进口贸易大国，中国的稳定较快增长将拉动进口需求，无疑是为那些需求萎缩的国家带来福音；各国经济衰退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在国际政策协调方面更离不开中国的积极合作。
透过《资本论》来看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这并不是一次意外的事故，而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必然和常态；它既没有改变其固有本质，又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光怪陆离的新形式。
这要求我们不仅仅从国际经济联系的角度，而且要从两种社会制度共处和竞争的角度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不仅仅从当前风险防范和经济振兴措施的层面，而且从中国面临的长期发展环境这个层面来研究我国的应对措施。（通讯员 w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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