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华法系的创新
（2007年3月18日在书社专题讲座上的发言）
刘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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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主题：关于中华法系的创新
主讲人：刘瑞复（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北京大学经济法专业博士学位授予点创办人之一,经济法专业博士生导师组组长，北京大学经济法与比较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商业法研究会会长）
时间：3月18日（周日）下午3：00
地点：北京大学资源宾馆三层1308室 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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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社让我讲一讲中华法系问题，多次邀请，这次只得从命了。今天讲三个问题：一是为什么提出中华法系问题，二是中华法系告诉人们些什么，三是我们应当怎样对待中华法系。
在我发言的题目中，中华法系研究是学术问题，如何创新是学术立场问题。今天我想对这些问题，不是用学术而是用随便交流的方式，同大家共同讨论。
一、关于中华法系问题的提出
法系，是在世界范围内相互区别的具有独自特点的法律系统。法系的划分，是“国际化”条件下产生的法学概念。一方面，是国际联系条件。在自然经济和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各国立法是彼此孤立的，因而不可能对各国立法在总体上按照它们的特点、形成和历史源流进行总结和比较。另一方面，是“超国家”条件。法系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自身的法律系统，还要得到其他国家在在立法上的承认或接受。就是说，属于同一个法系的国家的立法，在基本制度和立法形式等方面，都具是有相同或相近的特征。通俗地地说，法系是在世界范围内所形成和存在的不同“法群”。世界公认的法系，主要有中华法系、苏东社会主义法系、伊斯兰法系、印度法系、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等。
以中国为发祥地的“中华法制”，是19世纪末被国外学者概括为“中华法系”的。自1884年日本学者穗积陈重提出“法族”概念，并划分为七大法系后，陆续有英国学者划分为五大法系，美国学者划分为十六大法系，还有其他学者的不同划分。无论怎样划分，他们都将中华法系划分为世界基本法系之一。1904年，梁启超采用“法系”一词，由此，“中华法族”定名为“中华法系”。
现在世界上影响比较大的法系，是西方国家的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
大陆法系，是以罗马法为基础而形成的法系，其代表法是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又称《拿破仑法典》，以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为核心理念，体现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法律思想。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以垄断资本主义为基础，体现团体主义和社会连带思想，在雇佣关系、土地所有权、财产所有权的限制、提高妇女地位等方面，体现时代精神和法的社会化趋势，从而推动了大陆法系的发展。除法国、德国外，意大利、西班牙、荷兰、葡萄牙等国家亦属于大陆法系国家。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国民党政府和现在的台湾地区，自称属于大陆法系；日本原为中华法系，明治维新后，为适应“脱亚入欧”国策，转而投身大陆法系。日本的现行立法，多以德国法为蓝本。
英美法系，是以英国普通法为基础而形成的法系。普通法是从13世纪开始形成的全英国普遍适用的习惯法。以1066年诺曼公爵对英国的征服为开端 ，伴随英国对外扩张和殖民统治而发展起来。除英国外，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亚非一些原殖民地国家也属于英美法系。英美法系的主要特点是，以判例法为主要表现形式，体系庞杂，没有法部门的分类，不存在公法私法划分，也没有民法部门，法律概念也是独特的，有些概念在其他法系中很难找到对应的确切解释。
既然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是当今世界影响比较大的法系，那么何以重提中华法系问题呢？
第一点，西方法律殖民化，主要是通过传播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资本主义立法进行的，面对当代中国立法的主要威胁，反对法律殖民化，是捍卫我国社会主义立法成果、弘扬中华法制文明极为紧迫的任务。
在当代条件下，新殖民主义的法律扩张和侵略，是西方法律霸权主义者的国家政策。西方法律殖民化的主要表现是：（1）依靠法律输出或法律倾销，占领法律市场，使他国成为西方国家的“法律加工厂”；（2）考查、培养法律代理人，建立起法律代理人队伍；（3）实施西方法学理论的教育和培训，使西方法学成为他国法学教育和立法的理论基础，取得强势地位和权势地位；（4）直接或间接参与他国立法，形成立法主导权。如果新殖民主义在中国形成法律霸权，将直接服务于经济控制权、影响政治话语权。
最近，我国翻译出版了《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人民日报专门发表文章，号召全国人民提高警惕。有没有“法律杀手”？要不要提高警惕？
吴邦国委员长提出，我国立法“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法律对于国家命运、民族未来至关重要。有了法律的安全，才会有经济的安全、政治的安全，才会有价值观的安全、意识形态的安全。民族法律文化的断裂、社会主义法律的消亡，必然是民族的衰败、社会主义社会的颠覆和质变。因此，我们必须十分重视西方法律殖民化问题，把我国的法律安全放在第一位。
第二点，对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及其法学理论的照抄照搬，必定造成十分严重的社会后果，为防止我国立法的这一可能状况，应当决心使“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成为指导我国立法的现实。
我国某些立法照抄照搬和拼凑的主要表现：一是，以抄搬大陆法系为主，英美法系为辅，重点是德、日和台湾地区的。二是，抄搬的全面性特征，包括西方国家的立法理念、基础理论、体系和结构、名词术语。三是，西方当代立法即垄断和国家垄断时期的立法不抄或很少抄，专门去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物权绝对”、“企业自治”、“契约自由”的立法内容。四是，对外国国有资源和国营企业、公共财产和公众财产的保护立法不抄或很少抄。
应当指出，新中国从未宣布过我国属于任何西方法系。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不同的统治阶级有不同的意志，法是不可以抄的。况且，即使同一法系的各国立法，又一定为一国的政治、经济的性质、状况和发展阶段所规定，为地理的、民族的和历史传统等因素所制约，不可能抄来抄去。埃塞俄比亚制定民法，由法国法学家抄法国民法典，结果埃国议会通过了也执行不下去，成为废案，即是一例。立法是一种主观过程。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外而内地改造制作，应当是立法的准则。
我建议立法不能照抄照搬，吴邦国委员长提出 “绝对不能照抄照搬西方国家立法”，特别加上“绝对”两个字，可见中央的指导思想是十分明确的。现在的问题，是落实问题。
第三点，中华法系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不可相比的，其民主性精华、法文化积淀和人类法制文明优秀成果的发扬光大，不仅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而且也是尚待完成的历史任务。
中华法制文明起源于公元前21世纪。关于我国法的起源，虽然黄帝时代、唐虞时代之传说和考古资料目前难以确切考证，但总可以看出中国原始时代法萌芽的概貌。耶林说，如果要寻找罗马法的起源，那就必须研究巴比伦法。《汉穆拉比法典》是古巴比伦王国第六代国王汉穆拉比（公元前1894—1595年）颁布的法律，而这一时期，欧洲人刚刚学会从埃及传来的青铜冶炼技术。怎样去寻找罗马法的起源呢？
罗马法是罗马奴隶制法律制度，包括从传说公元前753年罗马建城到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时期的全部法律制度。公元前753年，“一片沼泽地，周围有七个山丘”，这就是罗马城，而我国当年正是周平王十八年，已进入春秋时期，早已经立法遍地了。
有些人任意拔高罗马法，主要着眼于市场经济。公元529年，罗马公布《查士丁尼法典》，公元533年公布《学说汇篡》，而我国早在公元前四世纪的《秦律》，在行政、经济、民事、刑事、诉讼等方面的规定已经相当完备。在《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有关经济的法规占相当大的比重，如《田律》、《厩苑律》、《仓律》、《牛羊律》、《工律》、《工人程》、《均工》、《效律》、《金布律》、《关市》、《司空律》等。这充分表明，秦利用法律对经济的调整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是举世无双的。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学者就实事求是地指出，中华法系“在世界法系中，本其卓而不群之精神，独树一帜”，明确提出“建立中国本位新法系”的主张。我们应当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致力于中华法系的深入研究，使之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步前进。“条条大路通罗马”，是欧洲中心论的典型表现。有七个小山丘挡路，通什么罗马？美国是美洲之国，美国法要退回北美洲去，英国是英伦三岛之国，英国法要退回英伦三岛去，德国、法国是欧洲大陆之国，大陆法系要退回欧洲大陆去。只有退回去，终结法律霸权主义，我们才能平等法律对话，正常法学交流。中国是“中央之国”，中国坚持中国法本位，借鉴各国有益的法文明成果，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二、关于中华法系的普世价值和历史地位
中华法系的普世价值，是法文明，即中华法系的进步性。
在对价值的认识上，学界普遍认为法的价值就是法的有用性。这种认识，是从西方法学那里获得的，而西方法学的认识又来源于西方经济学。物的价值，是凝结在物上面的人的必要社会劳动。然而，西方学者却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中，得出价值概念。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反映的是物与物的关系，而价值反映的是人与人的关系。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认为，“由质的规定性产生的量的规定性，便是价值” 。他进一步地认为，价值是“由事物本性中得出的客观规定”，是事物的“客观和本质的规定”。黑格尔分析了犯罪行为与刑法的价值等同性，认为犯罪所侵害的和刑法所惩罚的，是同一东西，那便是正义，正义是法的价值。然而超国家、超社会的正义是不存在的。在社会分裂为彼此对立的阶级的条件下，不可能有同一正义。西方法学家标榜法的普世价值是正义，不过是虚伪的说教罢了。我这里把中华法系的普世价值确定为法文明，基于在其发展的每一历史进程中，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相比较，是先进的；与自身发展的每一阶段立法相比较，是不断进步的。
我们先考察法理念的文明。
法治主义是西方近现代法理念的总纲，而这在我国古代便存在了。
“以法治国”，是战国时期《管子》提出的，“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管子·明法》）。西方法治主义的重心在于标榜反对“人治”，但先秦思想家就有防止君主随心擅治的主张，如商鞅“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史记·商君列传》），要求君主“慎法制”、“令顺民心”（《管子·牧民》）。明黄宗羲提出“吾以谓有法治而后有治人”（《明夷待访录·原法》）。这种思想，由先秦而至明清从未中断。以法治国，使君主服从法律的思想之早、之全面、之历史连贯性，西方学者都是承认的。
法治主义的重要表现，是罪行法定主义。罪行法定主义排斥有罪推定、私刑、擅断人狱等，是进步的法理念。早在公元前536年，郑子产铸刑书，公元前513年，晋铸刑鼎。我国第一次公布成文法，改变了“临事议制，不预设法”的状况，定罪、量刑“皆有法式”，从而使我国法制文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项法制原则，比西方提出的“罪行法定主义”整整早2000多年。
德法结合，德主刑辅，是中华法系的独有特征。这也是文明进步的法理念。
我们再来考察法制度文明。
中华法系的法理念文明，必然带来法制度文明。门类齐全，规范全面，体系完善，结构严谨，充满了立法成熟性、先进性，为世界所仅见。中华法系的法制度文明，带来了人类法文明的新曙光。
在经济立法上，包括农业管理法、农田水利法、土地租赁法、手工业管理法、漕运法、市场贸易法（市场管理法、专卖法、外贸法）、金融法（钱法、纸币法、禁止高利贷法）、财政法、赋税法，等等。先有生产尔后有交易，自古无以“交易立国”之理。中华法系对生产从来都是高度重视的。我国对手工业生产、经营和管理的法律是相当完备、发达的。当我第一次看到出版的云梦泽出土的秦简秦律的时候，一下子惊呆了。其中的《工律》、《均工律》规定：
关于计划生产规定：“非步红（功）及由（无）命书，敢为它器，工师及亟赀各二甲”。年度生产的种类、数量一经规定，生产者需按计划进行，如不按计划生产，又无朝廷特别命令而“敢为它器”，师傅及管理人员要受到严惩。当代西方国家严密的“企业计划制度”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从《秦律》来的？
关于手工业者规定：“隶臣有巧可以为工者，勿以为人仆，养”。有一技之长的隶臣可解放为手工业工人，由国家“养”起来，在官营作坊里做工。对“学徒工养成制度”的规定，“工师善教之；故工一步而成，新工二步而成。能先期成学者渴上，上且有以赏之。盈期不成学者，籍书而上内史”。当代西方国家特别是日本的“学徒工养成制度”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从《秦律》来的？
关于器物制造规定：“为器，同物者，其大小，长短，官广亦必等”。“为计，不同程者，毋同其出”。前款是规定器物必须统一规格，后款规定官公器物，均由官府刻记或添书标记，以凭借出（“段”）及收回。如为衡权斗桶，工人负责校正；使用单位没有能够校正的正人，则至少每年一次送县“工室”请为校正。当代西方国家的“标准化法”、“计量法”乃至“商标法”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从《秦律》来的？
关于“评比”、“竞赛”的规定：“具工所献，殿”及“城旦为工，殿”。被评为“殿”者之后，不仅直接管理手工业作坊的啬夫应赀一甲，而且其上级“县啬夫、亟、吏、葛长”也受到一定的处理。对于缴纳不出罚款的城旦及（役）徒，则笞一百或五十。此外，“耒园”（种植）、“采山”（采矿）行业，也有评比活动。
当代西方国家的“竞争法”、“法律责任”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从《秦律》来的？
在民事立法上，包括主体资格、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物权（佃权、质权、典权、抵押权）和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债权（侵权行为之债、不当得利之债、合同之债）。我国是一二个最早出现合同的国家。货币出现以后，以物物交换演变为币物交换，因而买卖从交换中分化出来。在买卖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中，注入了信用要素，合同便产生了。合同经历了允诺—口头合同—书面合同的演化历程。我国西周时期就有了书面合同，合同形式有书、契、券、据等。券由竹木制成，一劈为二，双方当事人各执一半，债务人执右券，债权人执左券。唐《永徽律》把契约作为法律制度固定下来。书面合同形式，只是在公元472年希腊国王利奥的谕令中得到认可。西方国家被称为“合同王国”，什么事情都订合同，这是社会物化过程的必然结果，可书面合同却不是西方国家发明的。西方国家后来立法上有的，从中华法系中都能找到流源。
在行政立法上，中央行政管理体制、中央监察机关、官职制度（任免制度、考绩制度、俸禄制度、科举选官制度、退休制度、休假退休制度、职官考课制度）等。我国文官制度历代相习相改，缜密、发达、完善，为各国所不及。孙中山说英国的文官制度是从中国传去的，有案可查。可是，我们却把英国的这种文官制度说的好得不得了，把公务员制度搬过来，让英国人前来传经送宝。
在刑事立法上，治乱世用重典、重法地（是对盗贼罪从重判刑的地区。《宋史·刑法志》载开封府几地、京西滑州、京东应天府、淮南宿州、河北澶州等。公元1078年后，河北、京东、淮南、福建皆用重法地）、法律时效、犯罪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类推、数罪并罚、犯罪后果和情节、故意和过失、偶犯和惯犯、公罪和私罪、共犯之首犯和从犯、刑罚减免（特定犯罪减免、老幼病残犯罪减免、自首减免）、疑罪惟轻、正当防卫、援法适用，等等。上列所述，如不指明系千古中华法系，还以为是现代刑法呢。
最后是法体制文明。
法体制，是法制度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法制度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法制度实现方式的特定性，能够体现法系文明的程度和发展水平。西方国家后世的立法，于我国已存在既久的事实，充分说明了中华法系的影响力。
中华法系法体制的创新，可以先例举以下几个：
判例法。比，是一种判例。通过比附、类推方式裁判，是比照同类案例判决。汉凡“律无条，取比类以决之”（《汉书·刑法志》）。唐继承汉比形式，有所发展。宋起始也是一案一例，从庆历起改为编例，至南宋各朝，共编七例。
判例是律法的重要补充，具有法律效力，是中华法系的创造。因为地域广大，判例复杂，判例法容易破坏法律的统一，因而我国没能形成象英美法系那样以判例法主导的立法局面，但判例是一直存在的。
法规汇编。起初，是将各种法律形式汇编，以便于学法和法律适用。这种汇编形式，“其书散漫，用法之际，官不暇遍阅，吏因得以容奸”（《宋史·刑法志》）。以“法规”汇编而进化到以“事”汇编，始于南宋编“条法事类”。这是把相关的敕、令、格、式等，按事分门别类，汇编成书。这是法典编篡体例的新成就。
法典化。法典是体系化的法律文件，它要求该体系内的规范系统而详尽。秦简秦律、汉律、唐律、宋编敕、大明律、大清律，都是当朝的法典形式。法律、法规的法典化，必须具备法律规范大体系条件、立法技术条件。一部部诸法合体的综合性法典，确是先人的立法壮举。
三、关于创新中华法系的认识问题
第一个问题，对中华法系是全盘否定，还是批判地继承？
新中国建国之际，宣布“废除伪法统”，开始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这在当时是十分正确的主张。“废除伪法统”，是废除国民党的伪法统，当时未涉及中华法系问题。因为中华法系是封建社会立法，政治上反封建而反封建主义立法，是可以理解的。马克思说法没有自己独立发展的历史，是完全符合实际的。从法作为社会要素来说，还是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发展领域。这样，同任何文化传统一样，对中华法系便存在批判地继承问题。批判地继承，就是扬弃。取其民主性精华和立法技术，弃其封建性糟粕和法八股，应是我们的正确态度。
这里有二个认识问题需要解决，一是怎样认识中华法系的“重刑轻民”；二是怎样认识刑罚种类的多样性、严酷性。
“重刑轻民”，几乎是对中国法制史的定论。这种评价是有一定道理的。内陆国家、农耕社会、领土广大等要素，使中央集权制度成为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必然要求。自然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在这样的体制下，商品经济未能突出发展，民商法未能突出立法，是很自然的。欧洲则不同，小国林立，相互兼并又不断分裂，一二千年从未改变。在分封领主制制度下，欧洲的地形、疆界决定了与外部世界交往的海洋路线，各国都把地中海说成“我们的海”，移民和入侵，使欧洲成为迁徒之地。文明从中东向希腊而后欧洲转移，决定了欧洲文明的后进性，而上述条件因素，又决定了突现交换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可以认为，刑民之法，不在于孰重孰轻，而在于在法的机能即法的作用机理上，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孰重孰轻”讲的是地位，而“机理”讲的是作用。
在任何国家，奴隶制社会的奴隶是客体，是像物一样可以被随心处置的。就是在经济、民事领域，债务奴隶的债也是一种人身刑。在封建社会，严重的阶级对立和斗争，使封建统治者用严酷刑罚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这也是与生产力低下，社会经济不发达分不开的。应当承认，中国法制刑罚的种类是逐步演化的。汉初肉刑有黥、劓、斩左右趾和宫四种。汉文帝实行废除肉刑改革后，存宫刑和斩右趾。行斩右趾的规定，是以“生”来替代死的。景帝时，将不应弃市的罪犯，改用苔刑替代黥、劓、和斩左趾。同时，规定了苔刑刑具的规模和受刑部位。《尚书》、《左传》有鞭刑的记载。鞭以革制，脱衣鞭背。贞观四年11月，唐太宗看针灸图，见人五脏脉络皆尽于背，叹曰：“夫箠者五刑之轻，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轻之罪而或致死？遂召罪人，不得鞭背”，于是废除鞭刑。
公元6世纪始的拜占庭帝国刑法规定的“断肢刑”，有砍手、割舌、割鼻、挖眼、去势、鞭打6种，比汉景帝时与之类似的3种，还要多出割舌、割鼻、挖眼，而汉景帝时期始于公元前156年，相差七八百年。很显然，历史后来者——搞罗马法全书的查士丁尼和拜占庭帝国时期的刑罚，却是落后的、野蛮的，其刑事立法的指导思想乃是报复主义，未向惩戒教育主义转变。从这点看，用大陆法系的所谓“民法传统”否定中华法系的所谓“刑法传统”，其根据是不充分的。
第二个问题，对大陆法系是继受，还是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在对待外国法的态度上，我国有二个通行的说法，一个是“罗马法复兴”，另一个是“继受”，这两个说法实际上是一个意思。
罗马法复兴，是欧洲各国传播罗马法的思想文化运动。1135年意大利战争期间，发现了查士丁尼《学说汇纂》原稿，这被认为是形成罗马法复兴运动的契机。11世纪，西欧社会经济发生了明显变化，开始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而罗马法中反映的简单商品经济要求，为资本主义确立提供了现成的法律形式，从而推动了民商法的发展。罗马法的复兴始于12世纪，延续到16、17世纪。在当代中国搞“罗马法复兴”，实际上并不具备搞自由资本主义法的全部基础。
实现“罗马法复兴”，首当其冲的是经济类立法的私法化。大陆法系的法部门划分理论，把法分为六个“法部门”，法部门又分为私法和公法两大“法域”。《六法全书》思想是典型的私法和公法划分的产物。
在当代，法经历了实质性的结构变动过程。这一过程，是通过下述两方面的媒介过程实现的：私法的公法化过程，即法域的交错过程；部门法的跨部门化过程，即法部门的交错过程。在社会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中，不再是从私人所有出发，而是从私人所有本身的私有性和公共性出发，形成社会关系的。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在立法上坚持私法与公法划分，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
应当指出，在世界范围内，英美法系不存在私法、公法的划分；社会主义国家不承认所谓私法关系；而大陆法系国家的学者提出法的社会化、取消私法公法划分的主张，日益普遍。在这种情况下，反其道而行之，是不合时宜的。
什么是继受？在我国被说成是“法律交流”，一说“交流”，人们就好接受了，交流有什么不好呢。应当指出，“继受”这个词的发明国是日本，日本《新法律辞典》的解释是：一国对他国法律制度的继承和接受。按照这种解释，“继受”显然是单方照抄照搬，哪里是双方交流呢？现今我国立法，似乎纳入了日本抄德国的、台湾抄日本的、我国抄台湾地区的怪圈。至于为什么日本抄德国的，日本法学家总结了三点理由：资本主义制度相同；相似的战时体制；同一哲学理念。在这三点上，我国与德国、日本和台湾地区绝无相同之处，根本不存在法的继受问题。我国法同他国法当然存在联系，但这种联系的目的和后果，只能是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第三个问题，是坚持社会主义立法而创新中华法系，还是另起炉灶？
新中国成立后，人们看到了社会主义立法的宏伟画卷。宪法的制定，行政法、经济法、民法、刑法的颁行，基本形成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有效地调整着我国整个社会关系的相应方面。这是怎样否定也否定不了的。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的立法决不是另起炉灶，搞什么西方法的“克隆”，或是什么“混合法”，而应当是创建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任何法律都是历史的、时代的、国家的，超历史、超时代、超国家的法律是不存在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时代出了法国民法典，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出了德国魏玛宪法。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新时代。坚持社会主义立法而创新中华法系，是这个时代的基本要求。
立法的关键在于指导思想。总结经验教训，我国立法的指导思想，应当是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充满时代特征的法律的指导思想。
这一立法指导思想的基本要求应当是：
一是，立法必须符合中国国情，从实际出发，正确反映客观现实。
当前，我国既存在“基本经济制度”，也存在“根本经济制度”；既存在发展社会经济的改革措施，也存在实行人民民主政权的宪法指针，既存在对外开放政策，也存在保障政治经济安全原则。事物总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但也总是分本质方面和非本质方面、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脱离“根本经济制度”、“人民民主政权”、“政治经济安全”一方面，而专门突出另一方面，是不符合中国当代实际的，不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要求的。
若立法符合实际，必须做艰苦细致的调查工作，研究中国国情和实际情况，不能关门立法。关在玻璃窗里立法，从本本到本本，“东抽一点、西抽一点”，然后进行“综合”，这是恩格斯所痛斥的“把猪鬃和鞋刷子放在一起”。我国立法应当正确处理经济发展方向与当前阶段的关系、外国立法的借鉴吸收与“法律西化”的关系、新中国立法传统与立法创新的关系，而不能以西方法和法学理论为圭臬。
二是，立法必须抵制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要求，对于西方立法绝对不能照抄照搬。
西方经济学文献均认为“市场经济”是私有制经济制度，而我们党提出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个字都不能少的。有些人先把“体制”去掉了，过几年，又把“社会主义”去掉了，只剩“市场经济”四个字，就同私有制接轨了。我国搬用的西方立法，是西方自由放任市场经济要求的产物。西方国家包括物权法、合同法、公司法在内的一些立法，肯定私有制经济制度，充分地体现了早期西方立法的私权绝对、企业自治、契约自由等基本原则。如果再加上把私法优位、三权分立、政治中立、司法独立推销给我们，那么我国的自由市场经济立法就体系化了。
三是，立法必须在名词术语、基本内容乃至结构、体例和语言文字等方面表现时代精神和时代特征。
任何法都是当时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那种恒久不变的法是不存在的。当代世界早已不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生产社会化、国民经济体系化和经济国际化，是当代立法的基本背景。我们的立法，应当把握当代中国立法与西方国家几百年前立法的区别。进一步地，立法的时代特征，还应当表现在法律文本的形式、体例、结构乃至语言文字上。立法文本如不体现这些方面的时代要求，这些立法肯定是陈旧落后的。当然，立法的根本在于内容。如果内容是背离时代要求的，再加上变换形式，搞些“洋花样”，那就不存在什么时代特征、什么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问题了。
总而言之，中华法系的创新，应当是中华法制文明的创新、社会主义法制文明的创新、人民大众法制文明的创新。只要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深刻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和法律发展规律的要求，认真研究当代社会关系的本质和法的表现形式；摆脱对“三洋四旧”即洋教条、洋八股、洋经验和旧体系、旧内容、旧语言、旧体例的倚赖和束缚；迈开双脚到实践中去，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法律体系，就一定能够建立起来。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是有志气的民族。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创新的中国社会主义立法，应当也一定能够为人类做出新的贡献。
我上面的发言，只是一个引子。中华法系是一部百科全书，任何法学学科都能从那里找到由以出发的起点。我们应当向法制史专家请教，向每一位法学学科的专家请教。张晋藩先生有中华法系文明研究的宏篇巨论，堪称道德文章，我们可以多多向他请教。
2007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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