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4月15日讲座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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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宪政与立国之本——关于新民主主义和《共同纲领》的回顾和反思
主讲人： 纪坡民（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原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之子）
时间：2007年4月15日下午3点至4点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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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周的讲座中，纪坡民先生不但介绍了其新作《宪政与立国之本－ 关于新民主主义和共同纲领的回顾与反思》中的主要内容及观点，也与大家进行了深入持久的交流。
纪先生这本2007年1月由大风出版社出版的著作，创作灵感源于他与父亲纪登奎在二十多年以前的一次父子交谈。这次交流引发了纪先生长久的思考。他最终就此展开了研究课题，写成了《宪政与立国之本》一书。
他首先介绍了对改革开放及其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个人评价。纪先生认为，改革开放是好的、正确的，它为国家开辟了很好的道路，也带来了历史性的改变。虽然其未来的发展很难预测，现在也有这样那样的悲观看法，但作为邓小平的主要业绩，总的来说，截至到今天为止，改革开放在实践上是成功的。这和邓小平同志的个人特点是相关的。他生前被认为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现在他去世了，我们可以把他概括为改革家、战略家、实干家。邓小平的事业是实干类型的。
纪先生同时认为，虽然邓小平生前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去世后又由继任领导人将其思想概括为邓小平理论，虽然邓小平同志曾对改革开放做过一系列的理论表述，但是，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的这些理论表述基本上是不成功的。这些理论表述，已经成为我们今天的口头禅：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党的基本路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等。纪先生说，邓小平同志的理论能力并不强，他有的表述有的有点理论色彩，有的则纯粹是大白话，算不得什么理论，好比“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发展是硬道理”的表述，不过是表示了搞改革开放的决心而已。
他评论道，“邓小平理论”的概括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百姓们的生活经验使然。一提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些人就马上反应：不就是共产党领着搞资本主义嘛，挂羊头卖狗肉。按马克思的话来说，这个理论不仅没有征服群众，即便是赞成改革开放的人也很难信服并认真对待它。从实际情况来讲，我们虽然把国家的制度称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四项基本原则里面很重要的一条也正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可是在坚持了二三十年的“社会主义道路”之后，现在私营经济资产却占了国民经济总资产的50％以上，产出上更是占了国民经济总产出的70％以上。而人们一般都很难把私人资本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因为它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坚持了二三十年的“社会主义道路”，怎么就坚持出50％-70％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了呢？纪先生认为，这反映了一种名实相怨的现象 － 理论不能够正确地反映实际，因而也就不能正确地指导实践。此种现象产生的问题很多。理论问题没有解决好，是邓小平时代给我们留下来的遗产。邓小平同志去世后，这个问题我们依旧没有解决好。
他说，按现代化标准来说，我国仍然是一个经济、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制度都没有发展到位的一个国家。在这种情况下，理论指导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今天的“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阶段，却切实反映了整个社会的思想混乱和信仰危机。纪先生表示，以此来责备年轻一代是不对的，责任不在干部和群众，而主要在中央，是中央没有解决好理论问题，造成了思想混乱，影响了年轻人，而年轻人以自己的方式在热忱地考虑这个问题，却被指责为信仰危机。这就是邓小平及以后的时代，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后出现的现象。
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纪先生认为，党的理论应当回到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上来，党的路线应当回到七大路线，宪法应当回到新中国的首部宪法，即《共同纲领》。这是三个一脉相承的执政的理论体系。
他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产生过程进行了简要的介绍。他说，主席的这种思想最早形成文字，是1939年。在成功解决了抗日战争的军事战略和政治战略问题后，主席就开始考虑中国革命的政冶理论问题，探索新民主主义理论。这种思想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酝酿，经过《五四运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章中理论结构的逐步深入，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进行了系统阐述。以此为标志，新民主主义理论基本形成。之后，主席又逐渐对该理论进行了零星的补充，从七大的《论联合政府》，解放前期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到解放后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这个理论的酝酿、产生、成熟、完善，经过了毛泽东同志十几年的认真思考。纪先生说，新民主主义理论不仅是革命的理论，而且是革命成功以后建设国家的理论，宪政的理论。他本人就是将新民主主义论当作宪政来论述的。他说，我们今天虽然在大体上可以“告别革命”，但是革命时代形成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宪政阶段仍能发挥巨大影响：由这个思想，可以就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社会现实进行解释，与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种种论述进行比较、分析。一个理论如果是正确的，一方面要进行正面阐述，一方面要与不同意见进行讨论、辩驳，才能经得起推敲。
纪先生进一步介绍说，现在理论界比较认可的说法是：因为否定了文化革命，平反了刘少奇，党的九大、十大的路线也否定了。因此，我国在文革后逐步恢复到八大的理论上去了。纪先生认为，我们应该回到七大的路线，而不是八大的路线。
他说，今天八大路线中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论述，被认为是正确的，而正确又被认为是属于刘少奇的，毛主席被认为否定八大路线，因此形成了毛主席和刘少奇的党内矛盾－ 这成了对那段历史的一个主流印象。纪先生不赞成这种看法。
他介绍说，今天所谓的八大路线，在归纳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时候，总结了这样一条：“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这样的主要矛盾，使人们产生一种印象，即国家的主要力量应该用来搞经济建设，并因此批评“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但这种说法并不属于八大路线。八大的政治报告是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其中并没有这个说法。也就是说，它不是一种正式的观点。
那么，它是从哪儿来的呢？理论界一直颇有争议。胡乔木和秘书班子中健在的一些同志提出一个影影绰绰的说法：党代会开到末尾时，报告讨论通过后，要写一个关于政治报告的几行字的决议。这个主要矛盾就是决议里面的话，而决议是陈伯达写的。胡乔木在党史杂志上是这样回顾的，陈伯达在自传中也是如此描述的。八大的政治报告本身经过了充分讨论，但最终通过时，陈伯达拟定的决议却未经毛刘审核，仅仅在会议闭幕前宣读了一下。
最近的新书《王光美访谈录》中讲到：当时，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都参加了八大。其中，苏联的米高扬更是参加了全部代表大会。在八大闭幕式后，会场里的服务员发现米高扬的桌子上有几张写满了俄文的纸。这时仍处于中苏密月期。这几张纸被翻译后，被认为值得重视，逐级上报到刘少奇处，刘少奇当晚就拿着到毛主席那里进行汇报，两人做了相当长时间的讨论。米高扬写的是什么东西呢？其大概内容，就是认为决议的那段话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错节，政治表述也不严谨。通过这种方式，苏方虽然没有正式提出交涉，但却引起了毛泽东、刘少奇的重视。
八大闭幕后的第三天就是国庆节。当天发生的事情，现在我国的党史研究者都很熟悉了。毛主席对刘少奇讲：看起来，“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不妥。刘少奇回应道：报告已经下发了，不好修改了，怎么办？这两段话，现在被当作毛刘路线斗争的开始。
对这种主流观点，纪先生提出了五点不同意见：1、决议中的这句表述不是八大政治报告的正式内容；2、这句话不是毛刘的说法，而是陈伯达自己加上去的；3、它不是毛主席和刘少奇之间的路线斗争，而是苏方米高扬发表的评论，我们对之进行研究后觉得不对头，仅此而已；4、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和刘少奇的谈话，是他们两个前两天夜间交谈的继续；5、毛泽东和刘少奇二人并未就这个问题产生矛盾。
他评论道，我们今天的党史研究，从当前的政治需要出发来演绎历史，实际上不符合历史事实。
纪先生的个人观点是，所谓的八大路线很难说是对的。他说，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中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理论观点，作为一种思想创造，放到世界历史的范围内，也是站得住脚的，很难否定得了。而八大理论却非如此。
他继续阐述道，邓小平同志的两个基本点的理论，从思维方式看，可归于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类，既要向世界学习，又要羞羞答答。纪先生表示，中体西用的说法，他既不欣赏，也不赞成。在我党的领袖里，明确反对中体西用的，是毛泽东。在他与音乐工的谈话中，他非常明确地反对和批评了这个提法。毛主席认为，以这种提法来指导国家，不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不对的，都是有片面性的，都是不够的。
纪先生最后说，理论的创新是必然的，向世界的学习也是必然的。但是在宪政问题上，既要前进创新，又要体现历史的继承性，不能一会儿一变。美国宪法二百多年不变，如果我们对其持正面、肯定的评价，那么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共同纲领》就可与之相比。搞得好了，也可能一百年不变。
热烈深入的交流阶段开始后，一名关注宪法问题的研究生首先提出了两个问题：1、如果所谓的八大路线，是陈伯达自行加注，那么真正的八大路线是什么呢？2、1949年由民主性尚不充分的政协产生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根据选举法选举产生的人大所形成的宪法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究竟哪一个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意义上的制宪行为？如果这个关系不理顺，就会造成很多理论和实际上的问题，导致类似《物权法》那样的争论和错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部宪法，究竟是产生于人大制度和一系列相关制度的《共同纲领》，还是1954年宪法？
纪先生回答道，我们的一般印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枪杆子里面打出来的，这从实质上不能说不对。但具体地说，从宪政角度来讲，我们这个国家，是第一届政协成立的，制定了《共同纲领》，才有了我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和它的中央政府。他说，1954年我国第一次人大，制定了第一部正式宪法。现在，一般的说法是我们共有四部宪法，但纪先生认为是五部 － 《共同纲领》虽然是临时宪法，但完全具备宪法功能。他进一步说，1954年的宪法，否定了《共同纲领》的最基本精神。究其原因，是因为历史把它否定了，我国开始了由新民主主义制度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转变。
他表示，在现在的条件下，如果从实质含义上进行分析，从宪政理论上进行研究，如果已经实而非名，那就必须循实正名。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再回到新民主主义，这正是黑格尔哲学中所说的“正－反－合”。既然我们的社会实际上已经回到了新民主主义阶段，那么，必须要有与之匹配的宪法。
一位女同志问：1、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结果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它是否会对人类社会的未来产生影响？今天的理论界如何评价马克思主义？2、新民主主义理论与改革开放后形成的社会制度的关系，是有所关联呢，还是有断层？3、对中西体学，我们是否可理解为，无论中国的经济如何发展，都可以现存政治体制为主要载体？
纪先生答道，简单来说，关于马克思主义问题，我们可以用另一个说法来比较－ 福山讲的“历史的终结”。毫无疑问，历史不会终结，历史会永远前进、发展、变化的。同样的道理，虽然罗素评价马克思是“最后一个构筑大体系的学者”，但也不是自从世上有了马克思主义，就是“真理的终结”。对于今天来说，我们不应当反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我们为什么反对？打个比方，那是我们的父亲，因为他只有初中文化，我能反对他吗？但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理论，光有马克思主义是不够的。马克思的诸多言论，我们今天看来，有些也不完全对。而且，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理论，但中国革命已经胜利了，今天我们是在执政，正所谓“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对马克思主义，我们今天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学习更多的知识。
就新民主主义理论与改革开放的历史关系，纪先生再次表示，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正－反－合，而不是直线式的自然历史过程。他说，如果仔细研究，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可以涵盖世界已知的所有经验，法国和俄国的革命模式，德国和日本的国家主导模式，英美的自然历史过程。
虽然新民主主义理论也需要继续发展，不必照搬照抄，但其基本精神和实质还是值得借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本质，就完全表现在我们的国旗“五星红旗”上：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时代，是四大革命阶级的联合阵线，执政以后，这四个阶级又构成了我国政权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更是发展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这和卢梭的人民主权论其实是一样的。五星红旗的政治含义已经表明了这些实质，而它们是可以一百年不变的。
一名年青人问到，如果将马克思主义比作我们的父亲，那么，我们的传统文化，比如儒道两教文化，在中国今后的发展中，应该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纪先生说，那是我们的祖宗。按王国维的话来讲，学，无所谓古今，无所谓中外。学术的问题，无所谓古今中外。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应学习之。对道儒文化的积极的因素，我们也应当继承。
又有一位女士问，应该如何解决当前价值导向与政策实践中的巨大错位问题？纪先生表示，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了阶级和阶级分析问题，也涉及到了专政问题，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问题。简单来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1、经济成分的角度，也就是公有制、国有制对私有制；2、国家、社会制度的角度。资本主义制度大体上可以认为是保护财产权利的法律制度，包括国有和私有财产。前者很简单，因为所有制结构简单；后者很复杂，因此需要庞大的法律支撑。纪先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更加简单，就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制度，也就是社会保障制度。
此时有人插问道，这样的理解，如何与福利国家进行区别呢？纪先生说，所谓福利国家，只是指福利的程度而已。他认为，最不讲福利的国家也有基本的福利制度。美国虽然不算作福利国家，但我们必须承认，在对社会弱势群体的照顾上，我国比美国要差得远得多。他说，“也就是说，一个现代国家，既是一个保护产权，非常严格、严谨的国家，同时也是对全体人民，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照顾得相当周到的国家。因此，世界上每一个发达国家都可如此理解：它们既是一种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也是一种发达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不论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还是发达的社会主义制度，对我们都是一个建设的问题，而且建设的任务很艰巨，因为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制度，严重的问题是缺乏财力，而建设资本主义制度，主要是政府的建设和观念的转变。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完全可以在一个国家和谐共存；新民主主义，就是既有社会主义，也有资本主义。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看成完全对立、你死我活的制度，这实际上是一种冷战思维。冷战结束了，世界变了，中国也变了，没有必要维持冷战思维。”
在其后的讨论中，郭松民先生表示，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国旗结构中，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虽然实际上是枪杆子中打出来的，但从理论上讲，它之所以有领导权，是因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如果现在我们要回到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话，就有一个技术性的问题：我们党内有着大量的资本家。是不是首先要把资本家从党内清除出去呢？否则的话，这就不是新民主主义理论了，因为党就不再以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面目出现了，这就成了大杂烩。这个坎儿我们究竟如何迈过去？郭先生表示了自己的关心。
纪先生回应说，中国革命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与其它革命是可以比较，也有共性的。其特殊性，就是中国革命是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但毛主席说过，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为革命的遗产，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如何认识其今天的作用，是中国理论界的一个任务。至于是否要把资本家从党内清除出去，十六大的党章修改，已经在组织上定下来了，这是三个代表理论的组织成果，大概也是三个代表理论唯一的成果；当然，从我听到的情况看，三个代表的理论，在干部群众中得到政治认同的程度很低。至于党，说到底只是一种政治工具，是用来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如果共产党成功地领导中国实现了现代化，人民当然不会忘记这样的伟大历史贡献。在完成这个任务的过程中，共产党本身也会有变化，有的是变好，比如文化程度高了，也有变坏的，比如腐败；就好比一把斧头，用来砍木头，砍来砍去，斧子砍钝了，就可以再换一把嘛。不过，即使到了那时候，也没有必要把“五星红旗”上那颗代表共产党领导的大星星去掉，作为对老一辈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和现代化中所作的历史贡献的纪念，保留下来也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当然，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共产党里的贪官污吏不在其内；中国的老百姓是通情达理的，他们现在骂的是这些贪污腐败的坏蛋，而不是笼统的共产党，更不是为国家民族作出贡献的老一辈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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