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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东讲座简讯:商品拜物教——本雅明文化批判的核心概念与寓言形象

安冬 · 2007-08-05 · 来源:本站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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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拜物教

——本雅明文化批判的核心概念与寓言形象

 撰文:安冬

主 题:商品拜物教――本雅明文化批判的核心概念与寓言形象

嘉 宾:张旭东(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美国杜克大学文学系博士。现为美国纽约大学(NYU)比较文学系和东亚研究系教授、东亚系系主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讲座教授。 著作包括:《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英文); 《批评的踪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纽约书简》; 《后社会主义与文化政治》(英文,即出),等。另编、译有《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启迪》;《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英文); 《中国向何处去——90年代中国知识思想论争》(英文);《拱廊街计划》(即出)等。)

时 间:2007年8月4日星期六下午3:00

地 点:北大资源宾馆三层1308室 书社(010-62760856)

 

2007年8月4日下午三点钟,照例举办每周末的讲座活动,今天请到了张旭东教授对商品拜物教的问题加以阐释。

商品拜物教其实是公开的秘密,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中国不仅是显学,而且是官学,在中国的知识界,像其他国家一样,这是一本还没打开就合上的书。在当代怎样把这本合上的书再打开,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不准备从学理上说,就从当下的现实来讲。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四节主要就是谈商品拜物教的问题。第一句话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从当下的角度切入的话,首先我们要想今天当代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不但是一个马克思主义问题,更具体的是一个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如果我们要考虑变革的问题、推动社会的进步、同各种不公正的现象作斗争,那么行动开始之前,首先要明白中国现在是什么样的社会,在中国社会里面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是什么。虽然很难说清楚,重点到底落在社会主义还是落在市场也搞不明白,但直观地说,我们正处在一个理论上的空白状态,或真空状态。大家都能感觉到我们处在一个商品的社会,中国社会今天占主导地位的就是商品社会。

数十年前,中国还是所谓的短缺经济时代,很多东西卖不到,比如张老师拿它自己的例子说,晚上要是错过了食堂的饭点儿就得饿肚子,骑车在北大周围转很多圈儿都买不到吃的东西,有钱都买不到,何况没有钱。而更早以前是以券、票为凭证的计划经济时期,计划经济一般来说就是短缺经济。

商品经济的一个标志性特征是商品的大量堆积,或者是巨量堆积,纯粹的量就带来一种神秘感,这是一种难以想清楚的现象。那么量的堆积、商品的堆积意味着什么?它背后一个庞大的社会机制的运行靠什么力量在推动?整个社会领域内,人的欲望、想象、对未来的规划,甚至对人性本身的理解,统统被纳入这个轨道。对此怎么考虑、分析,是我们不能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态度来对待的,因为它时时处处跟我们密切相关。在这一点上,重读马克思关于商品这一章很有现实意义。下面张老师着重谈了他重读所感受到的启发。

首先是庞大的商品堆积。马克思是从商品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或者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为什么不从货币、生产、技术、海外贸易入手而从商品入手,这是非常有道理的。

提一个基本的问题——什么是商品?这似乎是个大家既知道又不知道的问题。其实这里面包含了商品社会里的很多秘密。如果对它们进行持续的、严格的、概念层面思考,可能就会为社会、理论分析或批判奠定一个基本的框架,而如果没有它,思维就很容易陷入一种情绪性的反应,这种反应具有真实性但是是不够的。常识来讲,商品是东西,但事实上这个概念是不对的。马克思首先处理的就是常识性的谬误,虽然在概念上“商品是东西”这一说法不对,但这可以当作一个处理问题的着手点。

商品的使用价值离不开物的有用性,因此才有交换价值。马克思说过,商品离不开商品所在的社会生产关系。各派论述中都说商品自古就有,但这样就把商品的特殊社会性质抽象化了、模糊了。马克思强调商品必须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下来考虑,是一个互相界定的过程。

进入商品的切入点是,它是一个“外界对象”,不是主观的,是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类需要的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种需要的性质如何,是“由胃产生的还是由幻想产生的”,与关于商品问题的讨论无关,这就是把商品和实在的、具体的、物质的需要隔离开。在抽象的意义上,商品问题首先包含了满足需要的问题。其次它与怎样满足人的需要——是作为生产资料间接满足,还是作为生活资料直接满足也无关。马克思通过对商品一层一层的分析指向一点:商品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东西,虽然它要通过具体的形、状来表现,但它并不指向自身特殊的物的实质。举一个例子,马克思曾调侃资产阶级说,他们口口声声在说珍珠的价值,但并不能在珍珠里面发现“价值”这种东西。这就是说,商品交换取消了物品的具体性质,而把所有物品都建立在了等价交换的系统中。张老师又举了马克思有关亚里士多德的例子。马克思指出,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在他的时代就提出这个问题而并没有达到马克思的高度,就是因为前者生活在奴隶制社会里,其奴隶的劳动是被奴隶主无偿占有的,缺乏商品经济的前提条件,即雇佣劳动,或自由劳动的条件。而在这种前提下,每个人在经济意义上、交换价值意义上是平等的,都可以自由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奴隶的劳动却是无价值的。这个例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对商品理解的程度受到对商品关系的理解程度。

商品经济的几个前提是:雇佣劳动、平等交换、商品拜物教这种特殊的形式。马克思的描述说:“最初一看,商品好像是一种简单而平凡的东西,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商品本身无论是从它通过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类需要的角度,还是从作为人类需要的产品的角度来看,都没有神秘的地方。人就是通过自己的活动,按照对自己有用的方式来改变自然物质的形式。例如把木头做成桌子,是大家都能够理解的过程,没有任何神秘了言,然而一旦桌子作为商品出现,就转换为了一种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商品问题。“它不仅用脚站立在地上,而且在其他一切关系上用头倒立着,从它的木脑袋里,生出比它自动跳舞还奇怪得多的狂想。”马克思用文学化的语言来描述桌子在商品交换关系中的特点。他接着说明,商品的神秘性并不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有一个从实质到形式的跳跃。从木头的质量、外形等特性得不到它的神秘性,因此这种神秘性只能来自于其形式本身。张老师指出,《资本论》难懂的一个地方就在于其从实质分析跳到形式分析的过程。在商品这个问题上,它的神秘信来即自其形式本身,即商品生产方式,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规定的形式。而单单其交换价值是解释不了其神秘性的所在的。问题的根本在于它与物质形式无关,而与其社会形式有关。

譬如说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一磅金子和一磅铁哪个重?答案是一样重。因为这个等量是社会规定的,一磅就等于一磅。但是这个等价关系是社会属性而不是自然属性、物理属性。这是商品秘密的第一层——是社会力量规定了物体间的等价性。如果在其背后做一个历史的考虑,而不是作为一个经济上的形式的考虑,就会发现其神秘有几个方面: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需要而劳动,因此相应会产生对其他人劳动的依赖,即社会分工。这样的力量一步一步迫使人进入社会分工,接受这一套非常复杂的语言。马克思说过,它就像象形文字,是无法看懂的。现代人的悲剧就在于,其生产力,或者说破坏力很大,但却读不懂自己的社会,就是说,人在自己创造出来的社会里面完全是陌生的,是一个异化者,不懂自己使用的文字,而这种文字,就是商品。因为人没有对自己的这种生产关系做出历史的考察,去理解和批判这里面的权力关系,所以导致了问题出现。

马克思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理论:商品的价值不取决于价格,而取决于沉淀在其中的社会劳动的总量。而我们的交换是通过货币这种符号来完成的,所以我们理解的恰恰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拒绝的抽象性或者荒诞性。“货币使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形式,以及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他们揭示出来。”所以商品的神秘性就在于虽然我们买的是具体的、可感的、有用的、满足我们欲望的,具有外在的、物理的东西,可是我们隐隐约约能感觉到我们处在一种抽象的关系当中,我们只不过是进入了一种资本的总体。这种商品背后所依赖的商品生产的总体性带来了商品的神秘性。如果我们要理解商品,就只能逃到幻想的就是宗教的世界历来打比方,因为在这里才能找到商品的对应物。所以这种分析就一种“教”(商品拜物教),不可避免地带有恋物癖、崇拜、迷信的色彩。就像偶像崇拜,人们并不能从偶像中化验出宗教的属性来,因为这种属性是被人们崇拜的形式所规定的,而不是说偶像本身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商品也是一样,其神秘性、不可穿透性的、超人的力量,实际上在于每一个个体都在不断地加强、重复这个过程,把本来无形的东西具象化了,这就是资本,是整体的一个结构。而商品既是最具体的又是最抽象的,从具体到抽象的分析就使商品的问题成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而其神秘的力量在我们进入另一个生产关系时就会完全消失,这其实还是在强调商品只属于现代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使人们把它理性化的过程。

马克思本人始终有一个自己的论敌: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或者古典经济学家。他们所强调的一点是商品经济是自然而然的、符合人性的。但马克思的论点是它是一种人工的产物,更极端一点地说是权力的产物,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关系确定下来的。他举了鲁宾逊的例子,说鲁宾逊的故事可以看作是一个对资本主义社会复制的故事。鲁滨逊并不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自然而然的创作出商品,他做的实际上是把资本主的生产关系在岛上复制出来。初看好像是个人行为,但实际上是在特殊情况下对其社会的复制,包含了一切的价值概念,而在中世纪的欧洲是没有这种关系的。

另一个例子是,马克思认为,商品存在于社会的缝隙当中,就像犹太人生活在波兰社会的缝隙当中,就是说它只能潜在地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中,当资本主变成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它就会显现出来变成占统治地位的交换方式和物质生产方式。怎样克服此种生产方式呢?马克思写《资本论》是带着一种智性的乐观,为一种批判的乐观情绪所驱动。但读的时候却会使人产生一种悲观的感觉——这样一种商品抽象的等价交换对人的控制是走投无路的、没办法摆脱的,人们在使用价值的世界里被一步步推向交换价值。把人从具体的感性的世界系统地推向一个不带感情色彩的世界,从实体的世界推向抽象的世界,一个被商品生产的总体或者后所被资本所控制的任何人都控制不了的世界。这里面有出口吗?西方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太迷恋于基于传统、基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的体系,他们认为是没有出路的,它的先进性不过体现于它资本主义发展的先进性。

那么马克思是怎样设想其未来的呢?他认为,古老的社会生产有机体比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有机体简单明了的多,但并不一定更好,他们或者以个人尚未成熟尚未脱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缘联系的脐带为基础,或者以直接的统治和服从为基础。这是马克思认为的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不好的,相对而言,资本主义反而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实际是祛昧和世俗化的过程。商品生产的社会有没有未来?条件是人与人之间必须是自由的联合,而现在即使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自由联合也只不过是雇佣劳动,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联合。第二个条件是出于人的有意识的控制之下。在商品拜物教的社会里,当然不是控制下的,而是自然的拜物教意义上的状态。这两点其实是指向了超越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设想,但是马克思并没有给予具体的蓝图,而只是说到“那个时候”商品的神秘面纱会消失,这个过程肯定是极为漫长、痛苦的,必须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不是所谓的“写革命的即兴诗”,这种超越不仅是头脑里的,更应该是行动上的超越。

这自然引出两个问题:1。什么叫真正的人的自由的联合?例如,通过对比今天的《劳动法》与杨白劳和黄世仁来重新看待的例子。用契约、等价交换、自由雇佣劳动是无法解决所有道德领域、伦理领域的问题的。2。人对社会生产活动的有意识的控制怎么理解?是苏联的计划经济还是今天的宏观调控?如果是后者,又调控到什么程度?意识到什么程度?资本主义是自然的而不像社会主义是人工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必然带有一种意识领域的危险性。人怎样被自己的需要一步一步的带入到一个自己都理解不了的世界里面,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带给人类的一种“巨大的不幸”,现代人的不幸,而古代人生活在具体的社会里,所以他们没有这样的不幸。现代人认为自己非常自由,但经常会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早就被设定好的商品的轨道里,不知道自己被什么力量所控制,那么这种根深蒂固的无力感、茫然、失落,“异化感”、“疏离感”。

随后,张老师从文化、形式、美学的方面进行了分析,即讲述了本雅明对19世纪巴黎的研究。本雅明是在第二层的意义上分析了商品拜物教是怎样在19世纪的巴黎创造出布尔乔亚式生活的原型的。

巴黎是个大城市,巨大商品的堆积,就必然有个形式的问题,而那时巴黎拱廊街市购物中心形成实际上就是现代超市的原型。如同巴尔扎克的风俗研究一样,本雅明对19世纪的巴黎进行了自己的“风俗研究”。

那时候,人对客观环境的理解不是积极的而是被动的,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人是读不懂自己生活的城市的,但在这种情况下人已经被自己读不懂的力量所控制。所以本雅明说他最喜欢的诗人波德莱尔的诗很好,但并不是在抒情意义上像李白杜甫的诗,而是在寓言的意义上的好,是说他没办法处理自己看到的东西或体验,所以他在自己还没完全理解这种体验的时候,直接就把这样的震惊体验写到了诗里面。这是外部世界在诗歌中留下的创伤性的打击的印迹,与浪漫派诗人雨果、拉马丁等诗人的比较可以看到,雨果与波德莱尔眼中的巴黎是不一样的,波德莱尔用很惊恐的眼光来看待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对抗性的眼光,所以他用了物质的、技术的、商品的词汇来笼罩整个《恶之花》。虽然是作为抒情诗出现,但它不是抒情诗的延续,而是证明了抒情诗的不可能。本雅明就通过波德莱尔对巴黎的描述、感受来分析资本主义日常生活形式的起源,其核心概念就是商品拜物教。

首先是人怎样面对市场的问题。巴尔扎克等人是以观察的视角来看,他自己就是超然的批判者、讽刺家,他的自我是自己的思维和意识所保护起来的。而波德莱尔则是赤手空拳的,当他进入市场时,发现自己也是商品,是等待买主的商品。他发现诗人与娼妓一样都是商品。并且本能地发生移情了他的诗歌说美就是丑,因为美的东西已经与现实无关了,这也是寓言的含义。在他看来,大众也是带着人的面孔的商品。梦和现实、时间空间、室内室外,都是移位。包括侦探小说的出现也是一样。人有一种潜在的欲望要理解城市,这时侦探小说的形式出现了,人们跟着罪犯到大街小巷,到城市的背面去,穿越社会鸿沟去构造一个整体,这就是侦探小说的社会学意义。本雅明研究的核心形象是——游荡者。这是那时巴黎城市生理学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形象。其特点是以为自己自由,但实际上更容易被资本主义所捕获。这是典型的异化。大城市对人的控制不是传统意义上对人的束缚,而是一种潜意识层面的训练。比如在大城市里过马路时,获得一种经验会让自己觉得很自豪,但是在旁观者看来他无非是一个被训练过的、异化空间模式中自动的、被修理过的人。这就是经验和体验的错位。现代人只有每时每刻的、要应对的创伤、冲击,意识里只有残留物,而过量的刺激使每个人的意识构造都发生了气质上的变化,它所留下的构造和符号的表达就是现代主义的文艺、现代主义的表达。本雅明认为传统的比如现实主义的立足点是经验,是长时段的,而现代主义的立足点是体验、瞬间的东西。

结束了演讲之后,张老师又用约一个小时的时间与提问的观众探讨的相关的问题,包括大家关心的学术界与大众讨论在某种意义上的“脱节”问题、这样的讨论在中国的借鉴意义问题等。就像张老师在讲座一开始所说,他试图以并不过于学术的角度来阐释这个问题,而文学、文化研究的背景使他在讲解的过程既不失对于社会问题的敏锐度观察和尖锐剖析,又有宽厚的文化因素加以渲染。也许是不自觉的,然而这种跨学科的结合使得话题和讨论本身都更加富有魅力,张老师其间游刃有余的学者风范也同样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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