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文革研究及新阶级形成观察
主讲嘉宾：安舟（Joel Andreas，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访问学者）
时间：2007-9-15 下午2：30
地点：北大资源宾馆1308 书社
中国文革研究及新阶级形成观察——以清华大学为例
李峰
9月15日下午，安舟教授再次作客，以“中国文革研究及新阶级形成观察”为题，面向社会公众，做了一场精彩讲座。国际友人寒春、阳早夫妇的次子阳和平，为本次讲座作了现场翻译。
安舟教授首先讲述文化大革命与中国新阶级产生是密切联系的，并表明他对“新阶级”一词的定义和南斯拉夫学者吉拉斯的不同。
吉拉斯首创“新阶级”一词，其主要观点是：国家所有权只不过是官僚特权阶层所有权的假相，“特权阶级”通过垄断国家权力，实际地占有、分配和享有国有化的财产，从而构成了一个“新阶级”。吉拉斯认为有两个关键因素决定一个集团是否形成了一个阶级，即它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是否掌握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并且这个新阶级主要是基于政治上的特权而存在。安舟引用“新阶级”一词，但对其赋予新的内涵，即用政治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三者综合起来作为划分中国新阶级的标准。
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历程与六七十年代的南斯拉夫、八十年代的前苏联都极为相似。
下面从经济、文化、政治三种资本切入来分析中国新阶级的形成历程与文革的关系。
一 文革前新旧精英的对比及发展趋势
随着中国革命取得成功，新精英集团掌握政治资本，旧精英集团的原有经济资本被消除，但仍然保有当时很稀缺的文化资本。中国的旧精英主要集中表现为革命成功之后遗存的旧封建贵族势力，他们经过革命浪潮的冲击后，失去了政治上的统治特权，即丧失了政治资本，但是由于在旧社会中受到过良好的文化教育，故占有大量的文化资本。新的精英多是革命运动的直接参与者，革命成功后，便享有政治上的特殊地位，是政治资本的占有者，但由于多数出身于贫下中农和无产阶级，未受到系统得教育，故缺少文化资本。
旧精英虽占有文化资本，但缺少政治资本；新精英占有政治资本，但缺失文化资本。两者对资本占有的对称性，决定了双方必须要联合才能各自弥补己方缺失的资本，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互相渗透和结合，便体现了中国新旧精英互相融合的趋势。但是两个集团在相互渗透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又有各种矛盾，经过了激烈的斗争。安舟强调：对“斗争”的分析正是分析的要点，并且他把清华作为分析的对象。为什么是清华呢？安舟指出清华是我国大学中的典型代表，而专家统治阶级（新阶级）基本是由大学培养出的，并且分配政治和文化资本的证书制度也能在大学中得到集中的反映。新旧精英的激烈斗争及演变，集中表现在大学里的派系斗争中。
二 “文革”中清华的派性斗争
在谈到清华之前，安舟先提出了“两个时期”：第一个是指57整风反右运动时期，其间毛主席先鼓励知识分子批党干部，然后支持干部反攻知识分子。但此处重点研究的是第二个时期，“文革”中66—68年，毛主席把矛头同时指向两个精英集团，对象是广泛的整个阶级，包括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党内走资派，目的是为了破坏两个集团的权威和特权。“文革”最初引发了两个精英集团的激烈斗争，后又造成了它们的联合。
在清华的派性斗争中，清华附中和清华大学是不一样的。在清华附中，由革命干部子弟主力组成的“老红卫兵”攻击旧精英，主张“破四旧”，保护新精英，保护党的领导，提出“血统论”。由知识分子子弟为主力组成的“井冈山”攻击新精英，攻击干部子弟，攻击领导干部的权利和特权，同时保护旧精英，同情校长老师，反对“血统论”，反对“阶级路线”。在清华大学的66年秋，分为“造反派”和“老红卫兵”，其斗争与附中是相似的。但是，到了67年春，在斗争中取得胜利的“造反派”分化成了两个派——激进派“井冈山兵团”和温和派“414派”。需要特别提出的是，与附中不同，这两派学生没有按家庭出生划分，都是由工农子弟领导。激进派主张彻底的砸烂“旧清华”，取消高考制度，把劳动生产和教育结合，反对“精神贵族”的创造，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党内走资派，挑战领导干部的权利和特权，批判追求名利和“奴性”思想，提出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指“清华牌“干部）有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所有问题，更重要的是还持有党证。温和派主张保护“旧清华”，保护大学教师干部，认为激进派在攻击又红又专的干部。对两个精英集团的同时攻击就促使两个集团相互渗透逐渐融合。
前边已说明，清华的派性斗争在全国很具有代表性，也就是说两个精英集团在全中国这样一个大空间范围内进行着相互渗透融合的过程。
三 “文革”之后
在“文革”中，两个精英集团在相互合作及激烈斗争中基本完成了相互结合的过程，这一结合成了邓小平的政治基础，也是改革的社会基础。八十年代专家统治阶级（新阶级）成熟，根植于新旧精英，同时占有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并且，在初期被消除掉的经济资本重新出现，这使得专家统治阶级（新阶级）与社会其他阶级的差别越来越大，现阶段各种社会矛盾也就是在这种日益显现的差异中滋生积累的。
在提问阶段，一些朋友与安舟教授进行了互动交流。
另外一篇较详细的简讯：
中国文革研究及新阶级形成观察——以清华大学为例
旭平
关于“新阶级”是南斯拉夫一个叫基勒斯的学者提出的，我对此概念的理解和基勒斯不一样，但可以从他的概念出发。“新阶级”是从革命者中产生的。共产党人把过去的旧精英阶层打破以后自己变成了新的精英。我对中国的分析，不是中国和苏联、南斯拉夫有根本的不一样，苏联南斯、拉夫在60、70年代，中国在80、90年代产生了新的阶级，它们产生的过程很相似。中国的新阶级到80年代中期就成熟了，成为专家统治阶级。新阶级不光有政治基础，也有文化基础。基勒斯的看法片面，只看到了政治上的基础，没有看到文化上的基础。对新阶级的来源的看法也不一样，产生在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新阶级有新的政权阶层，也有老的政权，两种精英结合在一起。三种资本是我分析的方法，我对资本的理解：能为自己服务的，对自己有利的都算资本。首先是私人资本，再一个是文化资本，教育虽然不是最重要的，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三个是政治资本。政治资本就是你在政治上的资格、资历，你的关系网，人群关系最重要。当然，不是随便和谁的关系，而是和有权的人。按马克思的分析，最重要的是经济资本。社会主义革命后，私人财产作为资本被消除了。这时，虽然没了财产差别，但阶级差别一直存在，政治资本还存在。我想用三个不同资本分析中国新阶级的形成。
新阶级有两层：旧精英和新精英。刚解放的时候，还不是两个阶级。旧的精英占有文化和财产上的资本，因为国民党的失败，旧的精英失去了政治上的依靠，与共产党没有太多联系，与国民党有联系的成了负资本。新的精英，没有私人财产，没有受过文化教育，他们来自农村，一无所有，但有政治资本，是执政党本身。所以，从三个资本分析的角度来讲，旧的精英有财产、文化，新的精英有政治资本。解放初期，经济资本消除 ，但是保持了文化资本。当时社会上受过教育的人很少，（受过教育的人）掌握着一个很重要的资源。两个精英——文化和政治精英。所以，你在社会上层看，（两个精英）都在那，不管是什么结构，甚至工厂，两个精英都在那。所以，在一个工厂里，党得干部从农村来，没有受过教育，但会组织，不一定懂得生产 。同时，工厂里有技术人员，总工程师，往往不是党员，出身不太好。因为出身不同，两方面有矛盾。实际上，他们需要合作才能把事做好，但又有矛盾。这两个精英有合作，又有矛盾。矛盾往往很激烈。但是经过几十年后，两个精英混合在一起。这两个精英，政治精英的子女，开始掌握文化资本。老的精英（文化精英）的子女本身已入党。但结构上，两个精英混合，互相交叉，开始了旧精英和新精英都有对方，产生了一个互相渗透，互相联合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有很多斗争。我今天来分析这个斗争。
《红色工程师的兴起》是我的一本书，这本书讲的是（中国）新阶级的形成，以清华大学为例。为什么要研究清华大学呢？因为专家统治阶级都是从大学中培养出来的。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制度培养对新精英的产生的作用。两个证书在大学里有文化上和专业上的证书，一层层经过考试从小学到大学甚至清华。第二个证书，从青年团到党员，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是政治资本的积累程序。这个制度渗透在一个很尖端的学校里，所以两个精英都在大学共同经历过，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有冲突，有竞争，焦点在大学里。选择清华大学是这个原因：最好是理工大学。清华也是培养干部的基地，很多主要的中央领导，清华是他们的母校。毛时代的新旧精英的冲突在大学里。在不同的时期有两个冲突最明显。一个是1956年的反右，整风，毛刚开始鼓励知识分子提意见，后来支持干部批评知识分子。双方有很多矛盾，冲突点在文化，政治资本互相作用，斗争焦点是：（两个资本）哪个重要。第二次是在毛时代的1966——1968年之间，这一次，两个精英都是斗争的对象。当时，斗争的对象：一个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一个是党内走资派，斗争范围广泛，不是几个人。所有的两个精英的政治文化资本都被批判，所有的干部、知识分子都受到冲击。毛的目的是要摧毁两个精英的特权。文革一开始挑起了两个精英的激烈斗争，文革终结造成了两个精英的联合——关键时刻，一个新阶级形成。我的书讲的是：红色工程师的诞生，但主要讲清华大学和清华附中的斗争，从文革中反映新阶级形成的特征。文革是一个不一般的政治运动，党组织瘫痪，毛鼓励学生、工人组织战斗队。每个战斗队都有自己的目标、理解、斗争对象。虽然毛把大方向说了，但战斗队按自己的理解来掌握大方向。清华的派性斗争得方向是什么，我去访访问了七十多个人，（他们）当时是工人、干部，都经历过文革。（我）研究了他们各派的报纸、传单、文件。我们通过了解清华大学和清华附中的学生的家庭出身，了解两个精英的联合过程，来看其背景有什么作用。清华附中是一个重点学校，几乎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四的是从旧、新精英中来，四分之一是干部家庭出身，百分之七十从旧精英中来，只有百分之六是工农学生。大学里新旧精英占大多数，同时有个大的比例是从工农尤其是农民来的。主要是因为党的政策普及教育，全国各地往清华送学生。所以，这两个精英有一个再生的过程，旧的精英，经过培养可以接过父母的班。新精英没有文化，通过上学——文化资本新精英诞生，两个精英潮流混在一起，经历文化和政治培训，同时两个精英阶层把一部分的工农子弟吸纳过来。
我们先看看附中，有很多的派性，老红卫兵是从革命干部子弟中来。井冈山造反派几乎全是在知识分子子弟中形成。当时两个派别以两个精英为背景，工农子弟分开了，只占百分之六，起不了大的作用。老红卫兵的斗争对象是旧的精英，攻击出身不好的老师、干部、学生，破四旧也是老红卫兵搞的。老红卫兵保护新精英，保护党的领导，提出了血统论。井冈山的打击对象是新精英，攻击干部子弟，攻击党的权威，同时，又保护旧精英，对校长、老师进行保护，同情出身不好的人，反对血统论和阶级路线。阶级路线是指：出身不好，上学等都受影响。工农出身的上学、入党、提拔都要方便的多。阶级路线是两个精英斗争的焦点。总结起来：老红卫兵攻击旧精英，保护新精英，攻击文化资本保护政治资本。井冈山正好相反。
大学里情况很不相同，哪一个攻击谁，保护谁，用表来分析明了一些。大学里，激进的派别攻击两个精英，保守一点的派别保护两个精英。我举例来谈一谈这个问题。清华的四一四和过去不是一样。1966年秋，大学和附中的斗争很相似，都是破四旧，攻击出身不好的老师、领导。必须是出身好的才能参加老红卫兵。1966年冬，老红卫兵消失，造反派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分为两派：激进派，攻击清华的旧的系统，四一四是温和派，维护清华过去的一套制度，虽然他们不这样说，但实际如此。有一点，大中学不一样，大学里两派不是按家庭出身形成的，两派内部都有干部、知识分子和工农子弟，两派的头头都是工农子弟。干部和知识分子子弟没有成为领导。和中学不一样，大学里工农出身的学生有百分之三十七的比例，所以有作为一派的领袖的基础。两派在表面看相似，都是按毛的思想办事，革命的，但任何人都知道，两派的攻击对象截然相反。“彻底砸烂旧清华”是井冈山的口号，“勇敢的保，热情的帮，大胆的用”与井冈山的相反。激进派和温和派都引用毛的语录。蒯大富的讲话“彻底消除专制，劳动生产和教育结合”他们主张招收工农子弟上学，反对高考制度。虽然大学生通过高考得到了文化资本。激进派反对政治。对当权的官僚主义坚决反对，反对党内的走资派，反对党的干部的特权和权力。包括王光美，薄一波等搞教育的领导都进入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批斗大会。激进派反对追求名利的思想，反对“入党做官”的观念。在1966年秋，造反派一部分人感到头子太极端，包括知识分子和工农子弟，从原来的派中分裂出来，他们根本的目的是保护旧精英，他们保护大学的现状，以及教师和干部，明显保护学在清华的旧精英，他们对旧的教育制度有批评，但不是要彻底砸烂，而是要改良但不彻底破坏。激进派和温和派争论的焦点是：老干部，哪些老干部可以结合到领导岗位上来，激进派中认为，除了几个工农出身的干部之外，其他都不好，工农出身的干部都在次要的领导位上。温和派：清华出身的清华牌的干部需要解放，这些清华牌的干部，上过清华的干部出身不好。但认为清华培养的干部是好的，是在党的培养下成长的，关键部分是合格的。对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激进派认为，机关专门用清华出身的干部，清华出身的干部有所有旧知识分子的缺点，但比旧知识分子更危险，因为他们有权力。温和派反对，不承认有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是在党的培养下成长的，他们认为激进派攻击的是又红又专的新干部。温和派说，文革前的成绩是主要的，是红线，不是黑线。温和派是什么人组成的呢？比老红卫兵成员广泛，老红卫兵维护老的政治资本，温和派除了红五类之外，还包括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在清华的党，团干部中，有百分之四十支持激进派，百分之六十支持温和派。温和派里面包括了受攻击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子弟。从这方面，可以理解激进派为什么攻击两个资本。文革初期的中学和1956年的反右很相似，就像五六年的反右重演一样，是新旧精英（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之间的斗争。大学里出现了1956年反右没有出现的新情况。激进派把新旧精英同时作为斗争的对象，温和派维护新旧精英。文革，一方面反映了两个精英的斗争，在攻击斗争中，反而造成了两个精英的联合——温和派，共同反对激进派，反对文革。
文革，毛想限制两个资本的权力。文革结束后，邓上台后促成了两个精英的联合，扶植两个精英的联合和他们的特权，他们所享用的特权和权力一步步地提高。从四九年开始，到邓时，两个精英汇合组织到一块儿。一方面，他们结构的汇合到一块儿，组织上讲，以前文化精英没有政治资本，经过组织渗透，他们获得了政治资本，两个资本结构混和到一块儿了。长时间里他们互相斗争，文革促成了他们的联合，他们共同的反对均富的思想，两个精英的联合是邓的政治基础，也是改革与开放的社会基础。80年代，新阶级的政权明确下来。80年代，所巩固的是专家统治阶级，政治上精英是技术上的成熟。八十年代，清华毕业的人，像胡等，上千的人，在党的机构里，提升得很快，出现了理工科出身，非政治的官员。这拨人，他们的基础从新旧精英中都有，不但包括了太子党。新精英有政治文化基础，缺一不可，从八十年代起，看得清楚，有政治、文化资本的人和其他人的差别越来越大。所以，九十年代开始，有一个新的因素，个人的私人资本开始出现——经济资本重新出现，变成了一个新的因素。新阶级的形成是从政治、文化资本开始的。
提问：您的研究以清华为例，探讨了新阶级是怎样形成的，中国现在有私有经济，有私有制，就有阶级，有剥削，有压迫，这样，是不是说明了社会主义必然要走向私有，公有是不是一个幻想？是领导人的问题吗？
回答：我同意你的看法，中国发生的，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们执政一段时期后都会出现。有人说这是必然的。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也不同意是少数领导人的错误造成的。这不是几个人的问题，是一个制度上的问题。一方面又是个普遍的现象。在生产资料公有的情况下，当时在毛的领导下，做了深远而顽强的搏斗，以避免出现修正主义。因为有了文革，这种情况还是发生了，这就进一步说明了不可避免。有人说，共产党说要搞社会主义，但建成了一个技术官僚的社会。说起来，社会主义的宗旨，是推翻以经济资本作为基础的不平等。共产主义理想——马列说到底是要消灭以政治，文化，经济为基础的权利不平等。社会主义革命是把以财产为基础的阶级差别消除了，但并没有消除以政治，文化为基础的阶级差别——这就是不断革命的意义所在。社会主义刚开始把财产资本分散，变成公共财产。文革的目的是把政治，文化资本，像搞土改一样，但没有成功。为什么没有成功？马列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没有提到。毛在生命最后几年认识到要处理这个问题，尤其是执政党。怎么认识这个政治资本，它起什么作用。当时对文化资本有一定认识，但对政治资本的认识不多。要搞社会主义革命，一定要总结经验，怎样对待文化，尤其是政治资本。有人说，由于现在社会的复杂性，需要专业人员，专家统治阶级的产生不可避免。我没有证据说明这种说法不对，但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社会，这一部分文化，政治的得利者，为了强调自己的地位，要鼓吹说这是不可避免的，即我们找不到一个离不开他们的社会——与其说不可避免，不如说他们的既得利益使他们这么说。
问：人类是否只能走资本主义？
答：我不认为社会主义是不可能成功的，只不过很多困难和问题尚未解决，私有情况下比社会主义的问题更多。财产集中于少数人是不可能长期的。以前的社会主义国家，从公有制一步步变成技术官僚所有。从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官僚所有，并不能证明这些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问：我当时参加了文革全过程，是（清华大学）当时的温和派一员，你研究的很深刻，研究历史的本质透彻。发生十年的文革，几亿人牵涉，文革失败后，几十万，几百万的激进派人被抓，（他们）被封口，保证了一边倒意见。我想说的是，当时激进派与毛的思想并不一致，毛讲，攻击的是有权，有文化的，出身地住，资本家的，毛希望改造他们，团结他们。我们与激进派的争议：毛认为百分之九十的知识分子可以教育，团结 。蒯大富（激进派领袖）认为，干部的大多数自觉地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毛。实际上，在心眼里，反对毛，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是相对少数，多数人是跟着共产党干，但并不坚定。从文革过程中，知识分子，干部在五七干校，在工厂，向工农学习，接受教育，他们都很拥护，说文革教育了他们。但当否定文革时，他们的态度大大的变化——知识分子的摇摆性突出反映在这里。文革时，并没有私人资本，为什么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因为政治权力会异化，文化权力在少数人手里。
答：谢谢你的赞扬，你说的对两派的分析也很深刻。毛反对的是走资派，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少数人。毛并没有认为所有干部和知识分子不被冲击，毛并不反对冲击所有的干部，知识分子。蒯大富（激进派）也不一定违背毛的想法。因为我认为，毛很希望干部认识到知识，政治资本在少数人手里是很危险的。文化，政治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必然根本地造成阶级差别，由集中而产生的特权很大。所以毛让所有的知识分子，干部认识到问题，也是个教育。虽然毛在精神上支持造反派，但冲击不能长期。毛有团结——批评——团结的周期性，激进派搞斗争的一面 。温和派，干部，知识分子抵制文革，用毛的话做斗争，但他们都是好人，其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支持社会主义，很有献身精神为人民服务，确实这样想。 但对于政治，文化资本对他们的腐蚀认识不清。我赞成，他们（知识分子，文人）有很大的摇摆，邓一上台，说文化资本应该有特权，他们就同意了。
问：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党内干部的后代发生了分化，这些学生的表现在当时，能否代表他们父母的立场？
答：当然 ，家庭出身不绝对影响一个人的立场 ，尤其在清华的两派里各种家庭出身的学生都有，家庭出身对人的政治观点不起决定作用。在附中，家庭出身决定了你在哪个派别。如果家庭出身决定了立场，那么大学会与附中一样，但实际上并不一样。清华附中，是旧精英和新精英，基本上只有这两种成分的人。清华的老红卫兵，不是出身红五类就不能参加，这决定了两个派别以家庭出身了来划分，形成，一边是干部家庭出身，一边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很难让他们背叛自己的家庭出身。大学的情况就不一样，不是以家庭出身来划分派别，大学生有独立的思考，不以家庭出身为出发点，以他们的政治观点为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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