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雷说，现在文学界对浩然的评价不是很充分。左翼时期的的大众化运动，从鲁迅开始，到赵树理，都是知识分子。而浩然则不一样，他是一个农民，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评价他，要从文学大众化的历史中，评价他的历史价值。浩然的作品文学性很强，但对他的评价和对合作化，文革的评价是联系在一起的，带有一定的政治争议。
浩然是一个多产作家，并不局限于六七十年代的作品。从《艳阳天》开始，每十年差不多就有代表性的大部头作品出来，从六十年代的《艳阳天》到九十年代的自传三部曲。《金光大道》和《艳阳天》是他作品中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不看他八十年代的《苍生》的话，就不是一个完整的浩然。
浩然的作品是写给农民看的，而现在的文学是用西方的文学写精英阶层。浩然是开放的，跟大众一起的，不是小圈子里面的。对浩然的评价不仅仅是一个好人，他的作品虽然有政治性的影响，但写得好。
浩然小说充分表现出来了农民改天换地的精神，《艳阳天》中创造出来的人物是符合当时的历史的。现在对农民的看法是很不公的，愚昧呀，落后呀，这种意识是从八十年代后形成的，但在以前农民在中国的历史和革命中不是如此的，他们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比如说解放战争，是农民推小车推出来的。
他的作品中，至少《艳阳天》与《苍生》已经获得了经典性的地位，是任何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所不可忽略的，而《金光大道》虽然评价不一，但对它的评价，是与对合作化、“文革”与文革文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是研究它们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料，这一点却是无疑的。
浩然写出了历史的复杂性，他写的人物都能找到原型。《苍生》是改革开放后的作品，当时许多作品的一种模式是，只要改革一来，所有的问题和矛盾都解决了。从小说里面的人物可以看得出，他对农村的认识又进一步深化了。作品表现他对现代化社会的理解，对农村走什么路的一种思考。一方面，他对家庭联产承包制赞同，但又对以前的集体有所眷恋，比如村里面的五保户谁来照顾、水坝坏了谁来修等等，他当时对农村改革的复杂化认识值得我们深思的。
浩然的自传三部曲是他很重要的作品，但很少被写到文学史里面去。他的第一部《乐土》以自己的父亲为原型，说的是一个煤矿工人的事，李云雷认为这部作品可以和骆驼祥子相比。乐土里面的父亲角色不亚于祥子，从一个很要强的人变成了一个很无奈的人物，这是对当时一代农民的描写。第三部主要说他是最后成长为了一个作家。李云雷觉得它的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跟《追忆似水年华》相比较。如果比较一下王蒙的自传，你会发现，王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选择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强调什么不强调。但浩然则是很真诚的。浩然是真正为农民写，他坚持原则到了后来，就不再是简单的意识形态问题了。
文革后，在关于农村的大部分作品中，“社会主义新人”的理想被放弃了，不见了，农村的主要矛盾成了资本主义新人和封建农民的矛盾，农村被理解成了封建社会，主要矛盾便成了要愚昧落后，还是要发展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这个矛盾从而获得了合法性，而忽略了中国农村3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也忽略了社会主义作为现代性的一种方案，不仅是对所谓“封建社会”的克服，也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超越。
讲座结束后，大家在观看了根据浩然小说拍摄的电影《金光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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