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5月15日下午4：00，书吧请来了书吧的老朋友――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杨思远先生作讲座。在这场名为中国·中国人·中国经济学的近乎4个小时的讲座中，杨老师介绍了其博士生导师刘永佶教授的新著《中国经济矛盾论――中国政治经济学大纲》。该书是刘教授“中国经济矛盾四书”系列中的最后一本，是本系列的概括总结，也是几十年研究的集大成者。另三本分别为《主义·方法·主题――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基本》、《民主中国法制经济――以劳动者的权威》和《民权国有――作为所有者的劳动者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考》。杨老师的讲座不但立场鲜明，思路清晰，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中国经济矛盾论》原书，而且通俗、率直地表达自身思想与观点，而那纵横古今的诙谐幽默更是让现场气氛高潮迭起。
讲座从内容上大致分为两大部分：
一、该书产生的基本背景：
首先，他介绍了中国经济理论学界的历史状况：第一阶段，即建国前从1901年严复翻译《原富》（即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到王亚楠翻译的《资本论》，皆为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西方人的经济，第二阶段，即建国后，又可细分为三个阶段，50年代到80年代，我国经济学唯一教材为苏联版本的政治经济学，包括52年成书出版的斯大林讲话稿《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以美国为主的经济学说，逐渐杀入我国，并占据上风，到了90年代，苏联瓦解，萨缪尔森等人的《经济学》取代了苏联教材，而且很多大学以用原版为荣，就像当年用俄文版一样；如今21世纪初，西方经济学教材更是大规模、多品种地被引入，包括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光老萨的《经济学》就有几十个版本之多。于是20世纪中叶至今半个多世纪里，中国交替担任着苏联政治经济学的派出所和美国经济学的传销员，却唯独没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学。顶多是拿别国真理与自身的实情结合一下，难怪有人说“中国不出真理，中国只出结合。”
于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显现出来：为什么撇开中国就能找到“普遍真理”？为什么产生于美苏的经济学要被强行用于具有特殊国情的中国？中国经济学到底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杨老师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有必要！为什么？一、外国人的理论不可能对中国人负责，更不可能对中国亿万普通劳动者负责，这在半个多世纪反反复复的历史里不断被证明。外国的理论是靠不住的，中国人必须明确自己的主体性！该“四书”系列的总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经济是个矛盾主体，不能简单地套用产自西方或苏联的经济理论解决中国的经济矛盾。20世纪经济生活中的诸多问题，都与这种“套用”有关，中国人应当，也有能力以自己理性的系统研究来揭示中国的经济矛盾。”二、中国特殊经济矛盾体系是中国政治经济学形成的客观根据，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指出某一领域的特殊矛盾就成为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这就是刘永佶“中国特殊经济矛盾要求产生中国的经济学”的观点的哲学依据，只不过前者是抽象原理，后者是具体应用。
至此，杨老师，从反与正，历史教训与现实需求两方面论证了中国政治经济学存在的必要性，也说明了本书的成书背景。
二、该书主要内容介绍
杨老师首先对该书给予了很高的个人评价，说它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真正称得上是中国人自己的经济学”，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系统论证”。接着他对该书的导论和四个篇章作了具体的介绍，详略得当，重点突出。
导论经部分定义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体、主义、内容、方法、主题以及主干范畴。杨概括出了理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三个要点：1.它是特定阶级的经济理论，2.是对特殊经济矛盾体系的理论规定，3.它的主题是研究如何建立并确保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如何提高和发挥劳动者的素质、技能。第一点，强调了经济学的主体是特定阶级，哪个阶级的经济学就为哪个阶级服务。比如说，现在大家时兴说“社会主义养懒汉”，“干多干少一个样”，这是在批社会主义，但显然是资产阶级的观点，因为站在他们的角度，用“竞争”学说“效率”理论一套，那是有道理的。但站在劳动者的角度看，为什么社会主义又能受欢迎？为什么出现了王进喜、雷锋那样不是懒汉的劳动者？另外，现在又生出一种说法“穷就要挨打”，那为什么70年代我们穷的时候，尼克松主动来求着中国建交。而现在GDP都翻了两番了，美国人来撞船撞飞机，炸大使馆，我们都不敢吭声了呢？还求着人家让道歉，我们到底是穷了还是富了呢？富了为什么还挨打呢？而穷的时候反而能打别人呢？第二点是说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特殊的经济矛盾体系，尤其强调经济学的国度性。它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其实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就曾提出经济学具有国度性。从而主张德国应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不能参与全球自由竞争，连美国也是，打南北战争就是为了实行贸易保护，不让南方把棉花卖给英国，而给北方资产阶级，从而形成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大发展，而它发展起来，有了实力以后，当然要推行全球化和自由经济，它的贸易出口额占世界的1/3，当然恨不得世界各国都取消关税。第三点经济学的主题是创新独特意义深远的提法，之所以要建立确保劳动者主体地位，提高、发挥劳动者素质技能，是因为中国政治经济学有别于以往经济学的最大特点是谋求人的发展，而非利润的增长，是人学，而非物学，因此，创立一整套独立的概念、范畴就尤为重要。
主体内容的四个篇章，第一篇是阐明中国经济矛盾的历史渊源，第二篇是分析现有经济矛盾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第三篇分析主要矛盾的次要方向与次要矛盾，最后一篇探讨了中国经济矛盾的解决，刘永佶教授在书中把中国现有经济划为四大成分：公有制经济、官僚经济、小农经济、私人资本（包括外商私人资本和国内私人资本）。杨老师则认为内外两种私人资本应单列为两大成分，因为它们虽都是私人资本，但形式上、运作方式上，性质上都有很大差别，公有制经济目前仍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官僚经济则是公有制缺陷下的衍生物，这两者都是中国历史的特有产物。简单地说，中国两千多年的集权官僚制产生了官僚经济和小农经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产生了初级公有制，在此，刘有一个创造性论断，即把人类历史发展分为七个阶段，其中第四个为集权官僚制社会，之前为封建社会，之后为资本主义社会，集权官僚制在中国始于秦，终于清，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世界上领先，优于欧洲的封建领主制。“欧洲中心论”使中国人理所当然地把这两千多年也笼统地视为封建社会，这其中是一种误解，封建意为“封国土，建诸侯”，到了周朝，便出现了比诸侯更大的“周天子”，形成中国人独有的“天下观”至秦朝，已是“废封建，立郡县”中央集权制由此形成，商鞅变法使秦国采取了集权官僚制，统一了文字、度量衡，至此封建社会灭亡。所以，“反封建”不是毛泽东的功劳，而是秦始皇的功劳，关于公有制经济，刘认为对此长期存在一个巨大误解：“公”是指公共占有，而非公共所有。本来应该是“个人所有，公共占有”，但在我国现实中，公共占有变成了公共所有，所有权并未落实到劳动者头上，而落到了行使占有权的国家机构手中，而国有企业也就变成了官僚私有企业，于是造成了“人民公仆――厂长、书记等干部让工厂的主人――工人下岗的怪现象。工厂又不是厂长、书记家的，而是工人们的，怎么他们说卖就卖呢？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公有制应包括两个方面：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劳动力所有权，然而几乎全部关于公有制的论述都忽略了后者，形成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提法，其实，劳动力所有权比生产资料所有权更重要，这在书中有论述。
而现行“小农经济”是78年“分田到户”的结果，建国初，集权官僚制社会下遗留的小农经济本已开始走上合作化的改造道路，土地“个人所有，公共占有”，但很可惜不久又被集体化所取代，集体化是指农村政权机构对土地占有并所有，农民失去所有权，合作化是中国改造农业小生产状况的唯一出路，而集体化有两个前途，一是私有化，搞个人单干，二是重走合作化，而在中国它显然导致了第一种结果，那也证明了集权官僚制在农村的胜利。谁最喜欢“小农经济”？集权官僚！他们最害怕联合，于是要千方百计分隔个人以利于管理。家庭联产承包由“十五年不变”到“五十年不变，恰好反映了官僚们的心态和打算，小农经济连解决温饱都有困难，连自然风险都承担不了，还怎么去“奔小康”，怎么去实现现代化？有哪一个现代国家还有3/4的人口从事小农经济？小农经济的危害在现实中体现得也很突出：1.它是公有制生产的极大破坏力，自给自足的农村对公有制产品几乎没有消费能力，2.它导致了村县企业和农技推广体系的全面垮台，小农经济需要的是“精耕细作”，不需要拖拉机、播种机和农业高科技，3.荒废了大型水利工程，大江大河的治理和水库的兴修，毛泽东时期的这些基础工作使改革开放初期受益匪浅。改革20年后的98抗洪，全靠国家调用部队，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而在改革以前，抗洪基本上是人民自己的事，农民为主，部队为辅，抗洪体制由农转兵，兵又是由官所控制，这再次反映了集权官僚制的转换完成。
这次讲座，不但让我们接触到了一本好书《中国政治经济学》，更让我们认识了两位优秀的知识分子代表――刘永佶、杨思远，他们有三点令我由衷敬佩，1.立场：地道的劳动者立场，中国人立场，造就了一部真正为中国劳动者着想的经济学；2.胆识：冒经济学界之大不韪的胆与吸纳古今，自成一派的学识；3.成果：做出了实在、实际又实用的学问，其中不乏对当前最重大问题的“鞭笞入里”及“对症下药”，如对公有制经济困境的分析，对官僚经济的揭露。这是当今中国社会最渴求的声音！
当然即使是专职的理论工也不能囿于理论研究，真正“有血性”的知识分子必然会自觉地思考并身体力行理论向实践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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