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敢明讲座：历史性难题与理论创新

主题：历史性难题与理论创新
主讲人：张敢明（1988年—1992年任原国家体改委高级经济师，现任中国改革开放论坛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常务副主任。）
时间：2008年3月16日星期日下午2：30——5：30
地点：北大资源宾馆三层1308室（01062760856）
主办：书社
网站：http://www.wyzxsx.com
 

主讲人自我评价：从笃信西方经济学自觉转向拥护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所创见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政策方面的研究人员。

 内容简介：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如何结合，是一个百战未竟的“历史性难题”。本文响应专家提议，结合社会主义建设及改革实践，对这个难题的由来及其表现，作了直观易懂的说明；借助体育竞赛活动，对解决这一难题提出了独有的思路及办法，不仅凸现创新，并具有较强的现实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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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的演讲稿：

历史性难题与理论创新

(27000字稿)

摘  要：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如何结合，是一个百战未竟的“历史性难题”。本文响应专家提议，结合社会主义建设及改革实践，对这个难题的由来及其表现，作了直观易懂的说明；借助体育竞赛活动，对解决这一难题提出了独有的思路及办法，不仅凸现创新，并具有较强的现实可操作性。

　　主题词：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  体制改革  公平竞赛

　　2004年8月号的《当代经济研究》，发表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吴易风教授的文章：“在社会主义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重大的理论难题。”此后《环球视野》转载，认为提出了一个重大理论课题，值得深入研讨。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什么是“历史性重大难题”解题的关键何在？如何才能找到一条可行的思路及有效的办法？本文响应提议，谈谈一孔之见。

一、困惑：历史性难题的由来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架可归纳为三大基本原则：生产资料公有制，消费资料按劳分配，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简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样一种经济体系的运转不要商品货币。用公式表达为

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

相应地，传统资本主义的理论框架也可归纳为三大基本原则：生产资料私有制，消费资料按资分配，经济运行靠市场调节。简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种经济体系的运转必须商品货币。也可用公式表达为

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决定＋按资分配

需要强调，两种理论框架各有内在的逻辑，不能随意“嫁接”。若认定生产资料公有，就等于说谁也不能凭借生产资料占有他人劳动，消费资料的分配理当“按劳”，与之配套的生产和消费也就不能由个体决定，只能是“有计划”。正因为如此，当《共产党宣言》申明“消灭私有制”时，《哥达纲领批判》强调“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资料本身分配的结果”，《反杜林论》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同理，当认定生产资料私有制时，相应就有按资分配和资产所有者自负其责；由此延伸而来的产销自主，自负盈亏，又名市场调节。

所以，你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那就难以首尾一贯地再设想按资分配；反过来看也是一样，认定了市场调节，也就自然延伸到生产资料私有。遵循这种逻辑不仅是思维一贯性的要求，实际经济运行也是这样呼应配套的。换言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两种截然对立的思想观点，也是两种自成体系的经济制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它们都是截然对立、互不相容的。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人类社会中尽管先行一步，但实践证明，它绝非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最大的缺陷在于它会造成两极分化，以及由此派生出的经济危机和道德失范(包括黄赌毒黑)等。虽然它的拥护者采取了缓解、防范、掩饰乃至转移至国外等种种手段，但毕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正是这样的历史背景，促成了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情怀由涓涓细流汇集为汹汹波涛。马克思是社会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和科学社会主义理想的创立者。通过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揭示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是因运行中“马太效应”（正反馈机制）而必然导致的。矛盾的不断积聚使得系统终将崩溃，迟早要被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所取代。

　　不光马克思，著名的西方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也坦诚相告：“富人的狗可以喝牛奶，穷人的婴儿应当挨饿，这是资本主义的特征之一”。大多数经济学家似乎都没有注意到，爱因斯坦——这个独立、诚实、没有阶级偏见和民族偏见的人——同样认为：“要做到消除经济危机，逻辑上最简单也是最大胆的方法是完全的计划经济”(1931年)。马克思、爱因斯坦这两个数一数二的“千年伟人”1不约而同的结论，说明科学社会主义是当代社会科学理论思维的最高成果。它的说服力不仅在于“铁一般的逻辑和海一般的思想力”，而且符合随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史实。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两极分化的严重和危机的加深，《共产党宣言》问世不到70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破壁而出。不到半个世纪，16个国家，占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意气奋发地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人类历史上，社会制度的这种迅猛变革和疾速发展，前所未见，可谓狂飙突进。

　　然而，社会主义从理论设想步入实际建设后，却遭遇到巨大困惑。掌握了政权的共产党人，面对社会主义建设大业，虽满怀热忱并竭尽全力，但一直未能步入马克思、恩格斯所展望的那种社会，未能做到用完全的计划经济来取代市场经济，至于商品货币，慢说“消除”，就连“限制”，实践的结果都在总结教训之列。

　　1917年十月革命前，列宁的看法同马克思、恩格斯完全一致，高声批判和竭力打倒市场经济，认为唯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列宁在“俄共十大”上所强调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流转自由就是贸易自由，而贸易自由就是倒退到资本主义……这一点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不仅列宁，应当说所有共产党员的思想深处，也都把商品、货币和市场，看成资本主义的同类物。适逢十月革命后的第二年，国内外敌对势力对苏维埃俄国发动武装干涉。为赢得这场战争，列宁领导党采取军事化措施动员一切人财物全力应对。著名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由此发端，主要表现为强制征收剩余农产品，严禁私人贸易，商品货币的流通基本停止等。由于“战时共产主义”有效地保卫了苏维埃政权，且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思想一脉相承，因而深得各级党员拥戴，被认为社会主义的管理就该是这样。就在战争基本结束之际，苏维埃拿出了取消货币的具体方案，还成立了“取消货币税工作委员会”（1920年11月）。一个月后，莫斯科具有象征意义的苏哈列夫卡自由市场被强行关闭。此时，以列宁为首的党，踌躇满志地打算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发的基本思想付诸实现：商品货币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石，搬掉这块基石，资本主义就再也无法立足。列宁还就行动方针明确表示：“现在摆在面前的任务，就是要把我们在军事工作方面获得的经验运用到和平建设方面去。”

可没过多久“战时共产主义”的负面作用开始显现，1920年粮食总产量只及战前的一半，大工业的产值比战前几乎减少七分之六。不满情绪普遍爆发。典型的是1921年3月在喀琅施塔得要塞发生的水兵叛乱。这些水兵在十月革命时曾是党的坚定支持者，现在掉过头来反对党。严酷的现实使列宁醒悟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常规化不行。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承认在经济政策上犯了错误，沉重地总结说：“1921年春，在经济战线上我们遭到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到的任何一次失败都严重得多，重大得多，危险得多。这次失败表现在：我们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完全起因于形势的逼迫，不得已，列宁只好凭借自己的威望，于1921年10月紧急推出发挥市场作用的新经济政策，方才挽狂澜于既倒2，并使经济状况明显好转。列宁坦率地承认：“实质上，这种新经济政策比先前的经济政策包含着更多的旧东西。”

　　虽然正反两方面的事实都雄辨地说明，社会经济系统没有商品、货币和市场难以正常运转，可这对笃信马克思主义的人却十分痛苦。当时不少党员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使得党的共产主义方向改变了，或者说党变质了、理想幻灭了。根据官方数字，实行新经济政策仅仅一年内，就有14000多人由于不理解而主动退党。当市场开始活跃，电车重新卖票时，一些人以自杀表示抗议和绝望，其中包括著名诗人勃洛克、俄共领导人皮达可夫的妻子等有影响的人物。他国一些思想上不能接受新经济政策的共产党领导人，在共产国际的会议上竟至放声恸哭。

　　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遭遇如此反差，无可回避地得有一个合理解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压根就是空想？还是执行中的偏差？以当时的思想认识和实际情况，一个巨大的两难矛盾赫然摆在共产党人面前：坚持马克思所说的、不要商品货币的计划经济，经济状况就会恶化到难以为继，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可能就此夭亡。反之，如果恢复市场调节，共产党存在的合理性又将从根本上受到挑战。从理论上回答并进而从现实上解决这一矛盾，不仅是思维符合逻辑的需要，更是指导实际工作的需要；不仅是说服别人的需要，也是说服自己的需要。它是革命胜利之后，在追求社会主义理想的道路上所遇到的根本性理论难题，其它一切重大争议皆由此派生而出。

　　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首位当家人，列宁无可回避地站出来应声答辩。就武装革命胜利不久的情况，列宁说：“社会主义苏维埃，这个名称只是表明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决不是表明现在的经济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1921年）；之所以实行新经济政策，是因为过渡期间“跟狼在一起，就要学会狼叫”。列宁的“过渡期”回答既符合眼前的事实，也符合人们的常规思维。毕竟，从经济基础看，农村的耕牛不会因为红色政权的建立而一夜变成拖拉机；从上层建筑看，为数众多的社会成员对社会主义这个崭新制度的认识，的确也需要一个过程。

　　这样，新经济政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就被解释成，面对落后的经济基础和汪洋大海一般的落后思想，不得不采取的一个“暂时退却”，一个“前进道路上的迂回”，“把拳头收紧后再打出去更有力”等。尽管新经济政策带来经济形势的好转，但它本身并不是社会主义而仅仅是“迂回”和“过渡”的看法根深蒂固，大多数党员还是期待着回到计划经济的那一天。过渡期有多长？没有人能够说明。1924年列宁在仲仲忧心中去世。之后在斯大林领导下，不几年便取消了新经济政策，大力加强经济管理上的中央集权。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已基本建成社会主义。可令人困惑和遗憾的是，商品、货币和市场的作用依旧不可或缺。这又该如何解释呢？1952年，斯大林在其名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说：恩格斯讲的“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指的是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而现阶段还存在多种所有制，自然还不能消除商品货币。亦即，过渡期还在继续。

　　但此时，十月革命胜利已经35年，这个时候再沿用“过渡期”解释，实在是非常牵强，甚至处处显出纰漏。按照“过渡期”的逻辑，越过渡商品货币的作用就会越小直至消亡。可事实正好相反。随着时光的推移，一方面公有制经济的份量越来越大，但另一方面商品货币的作用反而愈加不可或缺。又如，即便在公有制范围内部，经济的正常运转也离不开商品货币，这又是何道理？而最令革命者按奈不住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既然无比优越，为什么还要长期保留“多种所有制”这种资本主义的尾巴？对诸如此类问题，斯大林的回答是“仍然有一个人数相当多的中小私有生产者阶级”。至于依靠不断发展壮大的公有制，依靠党和国家的强大力量为什么不能将之尽快改造为全民所有，斯大林指出一个来自实践的警示：那样做是“荒谬和犯罪”，会把农民长久抛到敌人阵营中去（同上书）。

　　其实，斯大林自己也搞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就他内心，坚信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合乎逻辑地认为苏维埃制度不能长久地建立在两种不同的经济基础上，因此不可能不采取各种行动，力图将“小生产”改造为大生产，包括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暴力消灭富农等。可结果呢，并非没有这样做，也不是没有做到，而是做了反而效果极差，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骤降，乃至出现惩罚性的大饥荒。冰冷的事实迫使斯大林不得不放慢“改造”的脚步。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何以个体经济在此似乎有着对抗集体经济的巨大能量，只好将之解释为“农民觉悟低”，“几千年来的习惯势力”，或者认为是有人破坏，是阶级斗争的反映。

　　不仅苏联，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经验均表明，无论公有制所占比重多大，处在何种发展阶段，凡是试图消除商品货币的种种做法，包括“吃饭不要钱”之类，一经实践总是事与愿违。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是，社会主义越建设，经济的运转越离不开商品货币，包括越是限制市场，产品越是傻大黑粗，越是批判物质刺激，工作越是少慢差费。到了后来，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一句“短缺经济”，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期之后的黯然刻画得入木三分。

简言之，无论哪个国家、也无论所处阶段，更无论采取什么措施，社会经济系统的运转总也离不开商品货币。正是这个遭遇，迫使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和实干家们苦苦思索，能否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中给商品货币留下一席之地，或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发挥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这就是所谓“历史性难题”。它难就难在要把原本截然对立的两种内容或两套体系，安放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中；且在逻辑上纵横推理不乱，与事实前后左右吻合。难度之大是空前的。就连是否有一个可行的答案，先就令人顿足；即便有可能完成，也需要对以往发生的基本事实、人们头脑里固有的基本概念、已经习惯的基本结论等进行一次全面的梳理和改造。这就要求很高的方法论水平。其创新台阶之高多少有点像是《相对论》的创立3。自十月革命以来，探讨“历史性难题”的文献虽多，但真正洞察到难题的本质，并建立起逻辑严谨的理论框架的著作尚未看到。至于政策制定，也就难免莫衷一是，实践起来，更是艰难曲折。

二、探索：徘徊在计划与市场之间

　　试图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结合起来的第一个理论框架，首推“兰格模式”。它是波兰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于20世纪30年代前后提出，那正是社会主义从理论走向实践，欲从理想变为现实，因指导实际工作的强烈需要而亟待理论创新的当口。

　　由于全部经济活动无非是从生产到消费，要简单地说明什么是兰格模式，不妨作这样的类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生产到消费全都靠市场调节；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从生产到消费全都靠计划调节；兰格模式——生产这头靠计划调节，消费这头靠市场调节。

　　具体说，在兰格模式中，人们可以自由选购消费品，自报工资价格和自由择业，从而形成消费品和劳动力市场。但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一是这里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因而不存在某些人凭借生产资料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条件。这就虽有市场但不会出现两极分化。二是生产资料的调节依靠国家计划机构调拨。模仿市场上的价格涨落，经过一系列“错了再试”的程序，计划机构终能定出使产品供求相等的“均衡价格”。由于国家计划当局对经济系统的了解远胜私企，所以计划主导的“有意识试错”比一个个私企的盲目试错更快捷有效。这样，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会超过资本主义。

　　兰格模式的理论水平不仅在于创新，而且在于逻辑上能够自圆，看上去没有矛盾与悖理之处，因而一度颇有听众，影响深远。但后来人们才明白，它的失误不在于理论体系内部，而在于理论框架所依赖的前提不切实际：既然社会主义的企业没有私人利润，那企业家们的生产积极性从何而来？计划机构也是由人组成的，这些人不会利用手中的调拨权谋取私利吗？也就是说，只有假定政府各级领导和企业负责人具有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崇高觉悟”，兰格模式才能有效运转。也许这在当年整个社会崇尚保尔·柯察金的火热年代，还是有一定现实基础的。借用现代经济学的术语，“兰格模式”缺乏微观动力基础和利益约束机制，因而运行起来难免日趋低效和腐败。

　　斯大林在理论上的水平无出兰格其右，也是只承认消费品市场，不允许有生产资料市场。他在著名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说：“商品生产作为国民经济中极其有用的因素仍然保留”，“商品生产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正因为观点类似，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经济，等同于对兰格模式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实验。

　　事实充分说明，兰格模式在理论上的优点与缺点，在斯大林时期均表现明显。国家对生产的有意识调节确比私企快捷有效得多，包括通过强硬的计划优先发展重工业，依靠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大批党团员，在经济建设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苏联以令世界瞠目的速度进入了工业最发达国家的行列。然而，就像一趟列车，无论初始多么强劲，失去动力依靠惯性前进，速度自会越来越慢。因缺乏微观动力基础和利益约束机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的发展，形形色色的“少慢差费”、或明或暗的“多吃多占”，以及官僚主义的胡乱指挥，由少到多逐步蔓延。斯大林未能意识到这是理论框架的缺陷所致的体制弊端，以及体制弊端所滋生出的必然现象，而就事论事地以为是那些没有做好工作的人努力不够、觉悟不高或心怀叵测所致。1937年斯大林竟然恼羞成怒地认定：“我们的进展越大，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就会越垂死挣扎”，因而在所谓的“肃反”中，相当多的同志，包括党的许多高级干部因不同认识，被错误地当成阶级敌人处理。甚至自然科学界正常的学术争论都被认为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列宁建立的第一届人民委员会15名委员，8名被斯大林处决或病死狱中，1名被逐出境。这些做法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毛泽东这句掷地有声的话，宣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同为马列主义理论指导。斯大林模式既是新中国初期的榜样，“兰格模式”的利弊得失也就如出一辙地在中国重演。实行计划经济之初成效辉煌，有“难忘的一五时期”之说。但同样的体制弊病也开始出现。不久，毛泽东也开始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并在20世纪50年代就作过“计划第一，价格第二”的指示，显见也遇到了与“苏联老大哥”同样的难题，有着同样的考虑。对于保留商品、货币和市场，解释也同斯大林如出一辙：“现在我们的全民所有是一小部分…只有把一切生产资料都占有了，才能废除商业。我们的经济学家似乎没有懂得这一点。”3 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1957年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恰恰表明，当时的各种“关系”和矛盾不但交织且往往没能做到“正确处理”，以致最高领导人亲自出马撰文论说。再对照一下，解放初期，毛主席发动“三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1957年的大规模“反右”，以及后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直至“文化大革命”的烈焰，其起因的客观性、错误的主观性与后果的严重性，同苏联的“肃反”何其相似！最令历史学家难以释怀的是，许多人本来是对社会经济工作中的缺点提出意见，对不解的问题提出讨论，结果都被认为是包藏祸心而痛遭打击。两个文化背景大不相同的国家，却发生着如此相同的事件进程乃至严重错误，说明问题的出现和错误的决策，至少不应肤浅地归结为某个领袖的个人特征。

　　在中国，突破原有的理论框架，敢于超越兰格模式的第一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经过“计划经济”多年洗礼后，他认为不仅消费，对生产也应当用市场调节的方法进行管理；其创新之处在于把计划和市场都看作方法，而不是经济体系的本质。“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1987年）。

　　理论探索的新指示带来了体制改革的勇敢实践。平心而论，这里虽然不乏“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果敢，但也毋庸讳言理论研究一时未能深入，没有建立起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如何结合的严谨理论框架。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也有戏言为“草鞋没样边打边像”、“打到哪指到哪”）……是改革之初的流行意识。直到改革进行了五、六年之后，才有需要“整体方案设计”的感觉和提议出现。理论不足的实践，具有探索性强、框框少的优点，但也有把握小、利弊难料的缺点。20年过去，国内外对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总体评价是“有喜有忧”。喜的是中国综合经济实力大为增强；忧的是贫富差距、资源和环境压力过大。

　　现不妨以1978年以来、具有中国特色的“增量改革”，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一时期认识与行动的演化过程。

　　对于推行“计划经济”多年形成的短缺状况和僵化体制，从不能说不敢问，到“增强活力”呼声渐高、形成“应当改革”的共识和决议，无疑是一个重大进展。但对“计划经济”的生产格局和流程如何改，从哪起步，改成什么样，认识又有巨大分歧。当理论认识不明，如何决策心中无数的情况下，不触动“大盘子”的“小改小革”、一动一看的“小步快走”，就成了政策的首选。例如，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方案规定，企业产品的原产量仍按原计划生产和调拨，稳住“大局”；“改革”只限定在鼓励“超产”并默许“稍稍犯规”，对“增量”部分可以按市价出售及从中发放奖金。

　　一开始效果的确不错。企业挖潜、职工加班，产品产量和职工收入均有所增加。随着“增量”渐多，市场调节的份额和作用也相应增大。它仿佛既保持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基本格局，又平稳地引入了市场调节，做到“两种经济调节方式相结合”了，因而一度被誉为“中国式的、以提高企业活力为核心的渐进式改革”。当时有个厂长说：“给我5元奖金权，我就能把全厂职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这句话在社会上反响热烈，对厂长应予“松绑”的认识人们不仅易于赞同，而且纳闷过去何以要把企业管得那么死！一些设计改革方案的年轻人沾沾自喜：这改革其实不难。

然而，两种经济调节方式很快造成了一物两价的“双轨制”。同一种物品，市场价比计划价高出一大块。而且，“计划内”是国家的，“计划外”才是自己的，作为具体的企业及个人，干嘛有劲不使在“计划外”呢？于是，起初的循规蹈矩渐渐让位于“此消彼长”，不久更衍生出“守夜人与贼合谋”，故意让计划内的利益流到计划外，促使“国有企业一天天烂下去，民营企业一天天好起来”的现象愈演愈烈。应运而生的“冰棍理论”又说“国有企业就像一个拿在手上的冰棍，拿得越久化的越多，不如尽早送人”。于是刮起了巧取豪夺，包括大规模低价转让国企资产的风潮，并由此引发出尖锐激烈的“郎顾之争”。实际上，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计划内”的，也不仅被认为是“所有者缺位”的国有资产，凡是“看来无主”的东西，包括社会资源、生态环境等，统统遭到掠夺式使用，给未来发展留下深重隐患。就连道德良心、文化历史和英模形象等也难逃厄运。在一些人眼中，干什么还不是一干，卖什么还不是一卖！从腐败现象的触目惊心到黄赌毒黑的沉渣泛起，还有童工的使用、矿难的频发、为人师表的教师公然造假、救死扶伤的医生问贵不问对……仿佛都是不顾一切“捞”钱的逻辑使然。事到极端，竟然疯狂和不理智到了这种程度：国家拨巨资加固钱塘江防洪大堤，几个施工队不顾自家也住杭州，居然用黄泥代替水泥灌浆以贪小利。虽然这段历史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种单一原因，但“理论的欠缺”导致“实践的代价”，却是再一次得到了鲜明的印证。

看来仿佛是个讽刺：要得“双轨制”良性运转，也同兰格模式一样，少不了“崇高觉悟”这个垫底的前提；可这就不能不反问一句：果真能有普遍意义上的崇高觉悟，兰格或斯大林模式就很好，还有什么必要搞改革？！

　　为了解决“双轨制”的不合理，“并轨”呼声日高。也唯有此时，改革的中坚分子对改革的艰难才有所醒悟。原国家体改委一位出身基层的政策研究人员，私下里说出了一句由衷的话：“以前我总觉得报国无门，现在才知道自己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也许是全国大多数人对计划经济的弊端记忆犹新，“并轨”逐渐偏并向市场经济，从“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后来直接就是“以市场取向为目标”。然而，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推进，“产权改革”等深层次问题无可回避，各种社会矛盾集中表现为贫富差距急剧拉大（腐败愈演愈烈是其表现之一）。

　　与此前后，国际社会的案例发人深省。20世纪下半阕起，从东欧到拉美，超越“兰格模式”，将生产资料也全都转向市场的国家，或早或迟地陷于两极分化和社会动荡。社会主义阵营中改革最早的南斯拉夫，理论上就充斥着含糊和错误，在曲折动荡中把社会主义搞得面目全非。到了最后，昔日的同志、邻居在相互攻击中，一些手法之歹毒据报道连盖世太保都自叹莫如，悲据的惨烈震撼了人类良知。苏联改革在走走停停中还将就维持，一朝彻底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很快国家解体，人民涂炭。一些文章至今还在文过饰非地说俄罗斯如何经历阵痛走出了低谷。只要听一听俄罗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响起的通天爆炸声，看一看俄总统普京2006年国情咨文，就能判断西化后的俄罗斯总体上是个什么状况。放弃社会主义匆忙走向资本主义的俄罗斯，不仅国际地位与原苏联不可同日而语，而且悲惨到了人口连年下降的地步。４

所以，邓小平同志针对一些人提出的私有化要求坚定地指出：“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坚持社会主义，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十亿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世界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

2006年11期《求是》载文，对上述内容表述得言简意赅：“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一个伟大创举……但28年来的实践同样证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仍是一个崭新课题”（石平）。

三、亮点：思路与视角的转换

纵观《共产党宣言》发表前后各150年，社会历史的发展变革骤然呈现出一条粗大的主线：第一，传统的市场经济难以避免两极分化，否则也就不会有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运动。第二，不要商品货币的所谓“计划经济”行不通，否则也就不会有前赴后继的体制改革浪潮。第三，公有制与市场能否统一在一个严谨的逻辑体系中，在现有的经济理论中找不到答案，在既有的经济实践中也没有成功的先例。

萨缪尔森说，喜欢讽刺的人对于完全的市场经济所说的话，可能正和萧伯纳对于基督教所说的一样：惟一的毛病是从来没有被实施过。也就是说，亚当·斯密所描绘的市场经济理想，其实只是一个乌托邦。而完全的计划经济也一样，它也从来没有被实施过。现实当中存在过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都是一种与“纯理论”所说有所不同的“变形体”。所有的经济实践都或浅或深地提示，对既有的市场经济理论或计划经济理论均不可过于“认真”。无论哪一个，如用政权的力量强力推行，严格照办，带来的都是教训。反之，在变通实施的情况下，效果反而相对好些。这被说成一句很巧妙的话：把经济理论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至于怎么结合，那就要看对理论的灵活理解、对实际情况的驾驭能力以及很大程度上的运气了。

经济理论这种“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的尴尬状况，是脚不适合鞋还是鞋不适合脚？从方法论的角度稍加考察就能看到，经济学也同物理学一样，其理论是一组逻辑结构，逻辑的尽头是一组前提条件。也可以说，经济学的理论大厦是一组前提条件的逻辑延伸。不同的前提导致不同的经济学。譬如市场经济理论，其前提包括理性经济人、市场交易在大数定律意义上的“等价交换”等，由此推论出合理的价格体系乃至帕累托最优。而计划经济理论，其前提则是，存在无所不知的计划当局、在正常情况下大多数人具有不贪不占的“崇高觉悟”等。而经历反复挫折后人们才渐渐明白，这些被当作前提的东西，并非完全正确，甚至压根就是一相情愿。因此，即便推理过程是严格的，但由于在前提上“失之毫厘”，得出的结论仍然难免“谬之千里”。

　　也就是说，要想解决好实际问题，出路并不在于如何熟读，更不在于如何严格地遵守现有的经济学信条行事，而要创立一门全新的理论经济学，包括重新推敲它的前提。对此，许多经济学家都有同样的感触和认识，并且已经为创立新的理论经济学作出了大量努力，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本文要说的，不是到没到这个时候和应不应该创立新的经济学，而是直接就其内容和特点提出观点。根据科学方法论的一般道理，可以认为新的理论经济学至少应有以下特点：

　　第一，它是一个统一而严密的形式逻辑体系，必须首尾一贯、自圆其说。公理化应当是它的最终表达形式。这也包括其基本概念不能含糊模棱，例如目前社会和经济工作中流行的“效用”、“效益”等，就是缺乏严格解释，也没有取得统一理解的概念。在新的经济理论中一定要界定清楚。

第二，其前提不能远离实际，如“理性经济人”，“无所不知的计划当局”、“人人平等自由”等，都不能作为前提使用。特别是现有经济理论所依赖的“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合理价格”、“古今圣贤才有的崇高觉悟”、“永不存在的完备信息”等，都不能成为或显或隐的逻辑前提。

第三，它不仅要很好地解释已经出现的重大史实，而且要有强大的预测功能，比较准确地对尚未发生的经济现象进行预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之所以被公认，不仅在于它能很好地解释“光速不变与相对性原理”这个已经出现的矛盾，而且在于它准确地预测了“水星近日点的进动”等一系列尚未出现的现象。

第四，它不能空洞地“务虚而不务实”，不能与社会需要和生产实践形成两张皮。制定政策，改进管理，促进社会的和谐和生产力的发展，应当是其思想体系的当然延伸和必然结果。就好比相对论绝非仅仅是理论物理学家的高谈阔论，它也为人类带来了原子能的应用等许多辉煌成果。

第五，它尽可能不要否定我们的祖先和历史，不要横扫已有的信仰和图腾，让百姓陷入虚无主义的心理泥潭。一个国家或民族如果捶胸跺脚地自己挖自己祖坟，那很可能就离解体和战乱不远了。如同叶利钦上台前的苏联一样。

　　初看起来，这是唯有马克思、爱因斯坦这样天才的思想家才能企及的高难度工作。但经过多方探索，发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于创立新的理论经济学来说，已经存在着一个“模版”。只要读懂这个“模版”并合理“放大”，创新难度就将大为降低，一般智力水平的人也有可能完成。现以浅显的比喻来介绍这个思路。

　　体育竞赛，这是人类各种形式的活动中，最文明健康也是获得最大认可的一种。无论贫富、国度、肤色和文化背景差异多大，体育竞赛均为之提供了一个公平竞赛的舞台。凡因不公平而生的种种社会弊端，在这里都相对很小；包括经济领域一直未能解决好的“效率与公平问题”，在这里自然解决。它促使每一运动员的潜能得到最大发挥，同时贯穿着人人平等民主的精神。勇夺第一的英雄气概与和平友爱的宽容互助，在此为天成之美。若说体育竞赛的实践正是“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活标本，难道不是非常贴切吗？有人把市场经济誉为“千年王国”，那是言过其实了。实际上，诞生于古希腊、以奥运为标志的体育竞赛，才是人类社会真正的千年王国。借用生物学的概念，它并非某个智者的刻意设计，而是几千年物竞天择发展完善起来的优秀“基因”。

　　此刻对我们有借鉴意义的是，在“管理体制”上，体育竞赛活动完全是社会主义理想的一个缩影。

　　先看“所有制”。竞技过程中，场地、器械，正好比“生产资料”。参赛的任何一方，只能凭自身水平取得名次，而不能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享受优待计分。这正是不折不扣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不难设想，如果在比赛中“优待”有产一方，将会对体育竞赛造成怎样的扭曲与扼杀，不能不令人产生“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的感慨。

　　再看“分配制度”。运动员的成绩取决于竞赛水平，归根结底取决于该运动员所付出的有效劳动。待遇又与成绩挂钩，自然体现“消费资料按劳分配”。

　　最后看“运行方式”。无论竞赛项目的遴选，还是竞赛规则的改进，越是大型的赛事，越要有远见、有组织的计划管理，可称之为“计划管理”。

　　简言之，社会主义制度的三大基本原则与体育竞赛的管理特征一一对应，丝丝入扣。无论你处在什么国度，奉行的是哪种宗教信仰或政治、经济制度，一旦涉足体育竞赛，采用的都是“社会主义”的管理。倘若我们把“社会”的涵义界定在体育竞赛的活动范围，可以说全世界高度认可和通行的，早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

　　从这个视角看问题，不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而且对社会主义好在何处有具体形象的展示。不仅如此，它还对如何搞好政治思想教育和经济管理工作，形成极为有益的提示。

　　爱因斯坦说：“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待旧的问题，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

　　判断此处究竟是以创造性的想象力看到了新的视角，还是目不见睫地胡乱类比，一定要仔细推敲以下两点：一是新的观点能否符合所有的基本史实，二是所形成的理论框架是否逻辑简单。

　　首当其冲需要回答的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和中国，一度曾在各个领域都强力推行过具有“三大基本原则”的管理体制，可为什么体育竞赛能够鲜花盛开，而经济等领域则不尽人意，以致不得不改革呢？两相对照发现，差别在于体育竞赛对成绩的认定具有“严明的评价标准（标准量及基本单位）”，如举重的“公斤”，“赛跑”的“米”、“秒”等；而“其它领域”对成绩的认定却相当含糊模棱，如“经济效益”、“社会责任”、“品德高尚”等，怎么解释都行。

　　由此产生了我们的第一个大胆猜想：在管理体制上，凡符合社会主义三大基本原则且具有“严明评价标准”的领域，就能形成“社会主义公平竞赛”，得到体育竞赛般的效率与公平；反之，凡缺乏严明评价标准，即使存在“三大基本原则”，也难免弊端丛生。或者借用数学用语：对于开展社会主义公平竞赛，三大基本原则是必要条件，严明的评价标准是充分条件。从形式上，它完全可以形成一条管理学的“定理”。

　　这个猜想在不同的领域均有实例证实。如交通运输，公路网就是各运输车辆的“竞赛场地”，对行车可谓公有公平；以货物的“吨公里”计算成绩，评价标准严明；收入取决于劳动量，当属“按劳分配”。这就相当于对参与其中的司机形成了一个“公平竞赛”。结果是显然的：效率之高以致交管局三令五申“不得超载超速”。

　　再如高校招生，对每一考生，考试时的考场相当于公有，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判分标准严明，并以此“择优”，同样形成了一个公平竞赛，结果也是显然的：效率之高以致教育管理部门三令五申“减轻学生负担”。

　　反过来，缺乏“严明评价标准”导致弊端的工作，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调资晋级”是一个醒目例证。

　　如1979年，我国对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和国家机关职工调整工资。这是在经历“文革”多年停滞后第一次大面积调级。文件明文规定“升级面40％；升级条件为劳动态度好、贡献大、技术高；指标不平均分配，对成绩突出人员可晋升两级工资”。 一时仿佛久旱逢甘露，消息不胫而走，人人欢呼雀跃。

　　事前，谁都认为这样的“按劳分配”深得人心，期待着重现活力的大好局面。但事后却大失所望。升了级的认为早该升了，没升级的怨恨不已；原本还能团结共事的同志之间反倒生出许多隔膜。有人戏言“还不如每人普调半级”。

　　但普调就好吗？其实这次力图“按劳分配”的初衷，原本就是为了改变以往“干好干坏一个样”的消极状况。类似的事情多次反复，使决策者陷入两难：搞同等待遇，等于鼓励少慢差费，使整体效率日低；搞差别待遇，等于鼓励勾心斗角，使和谐局面不再。

　　很多理论家和政策研究人员百思不解，“按劳分配”本在鼓励人们多劳动多贡献，怎么看都是正确合理的，可为什么一经实践，效果却让人如此失望呢？于是泛起一种思潮认为，由国家控制职工工资的“计划经济”是不能再维持了，而企业自行决定用工和工资的市场调节才是合理有效的。当这种观念逐渐占了上风时，与此配套的办法、观念和理论也就大行其道。这一“两难矛盾”还异化成一种十分刻薄的说法：“社会主义不改是等死，改是找死”。

　　现在，当我们从体育竞赛的视角来看待这一问题时，不仅愕然：按照劳动态度和贡献大小调整工资，这原则很对很好！可“态度好坏”与“贡献大小”是如何认定的？有严明的评价标准或科学的衡量办法吗？

　　这里明摆着一个基本缺失：既然是按劳分配，总得能够对“劳”进行科学的测量吧？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教科书上，这一页是空白，没能引入“测量学”的相关内容。而建立“测量基础”，肯定是任何一门应用科学都必不可少的。5

　　赶快看看马克思怎么说。翻开《资本论》第一章就有：“一个使用价值或财物，只是因为有抽象的人类劳动对象化或物化在其中，所以有一个价值。那么，它的价值量又要怎样去测量呢？由其中包含的‘形成价值的实体’，劳动的量去测量。劳动的量则由劳动所历的时间作为它的测量标准。”紧接着，马克思又明确指出“这个劳动时间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也就是说，马克思在阐发他的经济理论时，开宗明义就指出了一个关键环节：物化在产品中的劳动价值是能够测量和必须测量的，测量则要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表征的标准（量）。至于如何确定这个标准（量），马克思在后续的文章中就当时对市场的观察指出：通过反复进行的物物交换，可以自然地形成一定的比例，一定的标准。

　　那么，当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时，由谁，又用什么方式来对物化在产品中的劳动价值进行测量呢？马克思没有对此直接说明。就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导师的回答是这样一句话：“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真是使人豁然开朗！所有问题的症结忽然有了一个简明的线索：马克思处在资本主义时代，他认识到形成商品价值的本原是劳动，并在此基础上论证了剩余价值的本质，指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用表面上的等价交换掩盖了实质上的剥削，深刻地揭露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指出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还勾勒出未来的理想社会应有“三大基本原则”。应当说马克思出色地完成了他自身的任务，的确是千年伟人。什么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呢？譬如 “按劳分配”，指明社会主义经济中既非按人头，也非按资本，而应按照劳动者所能提供的有效劳动量决定其收入，循着这个方向制定收入政策就是正确的。至于今日具体人的应得收入，既无必要也无可能让马克思来给出“工资表”。

　　因此，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果不坚持按劳分配，就是背离马克思主义；而仅仅高呼按劳分配，则难免教条主义。两种做法在实践中都是失败的。“回到马克思发与展马克思”的真谛，在于肯定按劳分配原则并进一步制定“社会必要劳动的标准（量）”，从而不通过传统意义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也能有效地确定劳动者的应得收入，使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落到实处。这才能充分发挥其优越性。反之，只坚持“三大基本原则”而不解决对成绩的认定办法，必然会出现种种扭曲与变形，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难免流于“假、大、空”。这就如同高校招生，一旦取消考试，无论“推荐”还是“评选”，评定成绩的标准模糊了，即使其余条件一如既往，学习成绩也会大面积滑坡，而各种歪风则会大行其道。这已被多次实践从正反两方面所证明。

　　简言之，不解决劳动价值的测量问题，按劳分配就只能是一个“理论原则”，而难以落实为“操作办法”，两难矛盾始终摆脱不了。而解决了劳动价值的测量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既是前进的“指南”，也能在遇到具体问题时，将原则细化落实为“操作办法”。具体到1979年的调资晋级，如能具备有效的“测量基础”，同样的调资政策就会促成你追我赶、生龙活虎的喜人局面。

在科学方法论的深度上，从自然科学领域得到的启示更明确：理论科学发现事物运动的规律，应用科学落实解决问题的操作办法。从理论到应用，必须有一个“测量基础”，包括相关的标准（量），例如现代物理学有克、厘米、秒等７个标准及其基本单位。它们也都对应着物理学最基本的概念。那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理论走向应用，其最基本的概念“劳动价值”，怎么能缺失“标准量及其基本单位”，怎么能不解决“测量”问题呢？顺便提一句，戈尔巴乔夫主导的苏联改革，失误的要害就在这里。作为一个大国的领导人，戈氏也算一个有能的探索者。他敏锐地感觉到问题出在原有体制中缺少点什么，但又没能深入认识到应当补充的是“测量基础”，结果错用所谓的“民主化”“公开性”——一种更加含糊模棱的东西——进行填补以致惨败。不过这是另一个话题，不在此赘述。

四、出路：从测量转向评价

　　不少专家说，并非不知道对劳动价值进行测量的意义，只是太难办，办不到。我们当然也看到，提出对劳动价值进行测量的第一人是马克思，而这又是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必须完成的关键课题。许许多多的学者专家，不可能不感知这一强烈呼唤，但何以至今没有相应的成果出现呢？显见此处面临特别的理论攻坚。

　　我们的第二个大胆猜想是：采用对人能效的评价来代替对劳动价值的测量，可使之便于操作。考察体育竞赛活动不难看到，它对劳动价值的测量，靠的是开展竞赛，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对运动员成绩的评价。由于评价结果正比于运动员所付出的有效劳动，也就相当于对运动员有效劳动的测量。

　　这个猜测很好地解释了一个争议巨大、见智见仁的问题：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何以“始兴后衰”。

　　众所周知，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大规模的计划经济实践，衰败都发生在中后期，而初期则非常灿烂辉煌。苏联正是因为实行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才用十余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50—100年才走完的路程，使原来占世界第五位的落后农业国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先进工业国。

　　战争，从来都是对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严峻考验。二战中，由于希特勒的突然袭击，苏联一开始损失惨重，工业产值占全国半数的领土被德军占领。然而，依靠社会主义的先进制度，苏联再生能力特别强。整个战争中所生产的飞机、坦克超过德国一倍多，火炮超过三倍多，最终以雷霆万钧之力攻克柏林，并将许多被德军占领的欧洲国家从法西斯的铁蹄下解救出来。就连一贯反共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也不得不表示：“我早上起来就祷告，祝斯大林健康平安，只有斯大林才能拯救世界。”

　　百年积贫积弱的中国，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过六、七年，经济突飞猛进，国家扬眉吐气（包括抗美援朝取得胜利），黄赌毒黑绝迹，群众欢欣鼓舞。“半夜里往往笑着醒来的确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茅于轼）”。朝鲜、古巴、越南等其余14个社会主义国家，一朝采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无不很快出现了各自历史上的最好时期。社会主义阵营中各种成就光彩夺目。一种社会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和优越性，在世界发展史上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彰显。事实说明：马克思所预想的美好社会绝非空想！

　　然而，仅仅几十年，一度强大的苏联在1991年平静解体，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向市场经济转轨，计划经济仿佛“昨日黄花”。一个不能不提出的问题是：计划经济既已确立且成就辉煌，何以又都无一例外地渐入低效？且无论国家大小、所处地缘、文化历史乃至领袖特点，均未摆脱这种“始兴后衰”的基本趋势？共同的现象说明一定有超越个例的本质原因！

　　茅于轼先生在《中国的道德前景》一书中提示：苏联和中国的经验都说明，在计划经济的初期之所以经济发展较快，就是因为当时的计划价格继承了原有的市场价格。

这句看似简单的提示说明了一个深刻结论：只要有正确的价格信息，哪怕是外来的，“计划经济”就能优于传统的市场经济。即便初登历史舞台，也有“始兴”出现。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本还相对可靠的价格逐渐失真，从而“计划经济”也就难以遏止地变异为“后衰”。换句话说，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缺陷在于不能内生地给出正确的价格信息。

　　至于为什么既有的“计划经济”不能内生地给出正确的价格信息，并逐步丧失评价能力？从根本上说，不就是未能解决对劳动价值的测量，没有找到除市场以外的、社会必要劳动的标准（量）吗？因此，专家们的提示与我们的第一个猜想不谋而合：既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只有“三大基本原则”而缺乏严明的评价标准，因而是不健全的。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之初，评价“物”，用的是相对合理的原有市价。在此基础上发挥计划“一盘棋”的优越性，就成效斐然。但在经济迅猛增长的同时，因“计划经济”排斥市场作用，致使价格无从调节。“凝固”的价格对于不断发展的经济来说，无异于日益背离价值；继续沿用这样的“价格”，等于对物的评价逐渐失真，经济上的一系列弊端由此生出。

　　例如粮食的统购统销工作，是新中国初期财经战线上的重大功绩之一。面对严峻的粮食紧缺局面，陈云同志指出“只有采用这种办法，才能保证我国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才能制止投机活动，保证市场物价的稳定，才能使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得以顺利地进行。”结果，不仅度过了多年战乱遗留的困境，而且随后几年粮食生产显著增长（1957年粮食总产比1949年提高了72％）。好的效果不但来自计划色彩强烈的“统”，也少不了“购、销”所用的合理价格（原市价）。一段时期的经济发展后，粮价本该提高，但仍用原价“统购”，农民感到所得不抵所支，态度转向消极。可此时非但没有正确地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反因“阶级斗争”意识，错误地批判农民觉悟低，造成接二连三的副作用。

　　对“人”的评价也情同此理。从战火中走出来的国家政权，干部主要来自军队。一个人的能力、功劳以及应得待遇，多年的战斗给出了基本评价。建国之初之所以社会状态良好，就是因为对人的任用继承了原有的军功系列。

　　例如，新中国初期的“八级工资制”，职位同军功挂钩，待遇则同职位挂钩。“省军级、县团级…”成为常规意识。一般说来，战功多者能力也强，因而当时这样做既符合按劳分配原则，也有唯才是举的效果，不但很好地调动了人的积极性，社会关系也和谐有序。随着岁月的推移，战功因素逐步淡化，又缺乏其它有效的评价办法，对人的任用由“赛马”逐步蜕变为“相马”。主观主义和个人好恶因素八方渗透，“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政治上的一系列弊病由此发端。曾几何时，火线入党和论功提拔，蜕变成了关系学盛行和卖官鬻爵。

　　计划工作的情况更明显地说明着这个观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工作，总体上初期效果好于后期。这当然不是有关干部的文化水平初期高后期低，更非生产力水平由高变低了，而是随着物价的逐步失真，基础信息逐步变异，导致评价能力逐步弱化，对物对人的判断错乱日增。种种扭曲累计多了，造成“计划成空话”、“规划变鬼话”的奇特现象。曾几何时，各种经济报告由“可行性”转向了“可批性”。

　　再考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那些成功案例，都在评价能力上大有改进；反之，只要评价能力一如既往欠缺的，无论怎么改效果都不好。“联产计酬”为核心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之所以成效举世瞩目，除按人分地形成基本公平的生产条件外，更在于对劳动效果的衡量标准，以粮食产量（也就是物理学的“重量”）取代原来的“工分”，从模糊改为严明；分配政策又是多劳多得，具备了“公平竞赛”所需要的基本条件，所以成效很大。多年后，农民家庭人口增减而地亩不变，生产资料配置不再公平了；连年丰收粮多压库，“产量多”也不等于“成绩大”了，干好干坏的评价标准从严明复又变异为模糊，“公平竞赛”的条件又变异了，种粮的积极性就相应下降。同理，建设项目招标、政府采购等，只要形成真正的“公平竞赛”而非假招标的，成效之高无不令人感慨。７

还有两个醒目的例子说明，社会经济系统中，对人只要有合理的评价就行，至于评价形式则属次要。集权制和大锅饭，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理论中一直被认为是两种消极办法。然而在建国前的长期军事斗争中，共产党对干部的任用，采用的恰恰是高度的集权制；而在经济待遇上，实行官兵平等的供给制，属于“正宗大锅饭”。它不仅没使军队和红色根据地懈怠萎缩，反因集权制保证了战时的效率，供给制加强了同志亲和力。共产党的“小米加步枪”能打败国民党的“飞机加大炮”，集权制和供给制是不可忽视的积极因素。无论哪个社会主义国家，从战火中走出来的共产党人，在和平年代似乎都爱搞“吃饭不要钱”之类的大锅饭，与其说来自于某种“左”的思想或“小农”意识，不如说来自于战争年代的切身经验。

　　何以同为集权制和供给制，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效果截然不同呢？原因就在于，战争时期，克敌制胜的成效和消灭敌人的多少，形成了对人能效的客观评价。而和平时期不打仗，也缺乏有效的业绩评价体系（令人难以置信，对工作绩效进行评价的指标体系至今未解决好），集权制演变为“任亲制”，经济上再吃“大锅饭”，整个系统的“评价”紊乱或缺失，形成反激励。它正好能够解释，为什么战争年代比和平年代更好带兵。为什么每遇“唐山大地震”、“98大洪水”、“吓人的非典”等重大事件时，社会主义计划管理的优越性马上彰显，党的凝聚力陡然增强，甚至社会风气明显改善。就是因为在特定的环境下，对人对事的优劣评价相对客观，奖惩提调由平时的“相马”临时改成了“赛马”，因而呈现出“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积极效应。

　　回过头再看，社会运行之所以离不开商品、货币和市场，就在于其“评价能力”。交易双方通过市场上的讨价还价，不仅形成“物价”，并以此为基础对人的能效也形成相对客观的评价。可以说，市场对于经济运行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相对有效的评价体系，以及有赖于此的利益调节能力。

　　但西方经济学美化了传统的市场经济，把它说成是一个自由平等，合情合理的经济系统。市场经济理论把“等价交换”当作不证自明的前提，大量引用数学方法进行推理，内容环环相扣，论证严密有加，说服力不可谓不强。但这种说服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仅限于思维训练。而一旦进入实际，就会发现还是马克思说的对，表面上的等价交换背后实质上是不等价交换。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有地的黄世仁”与“无地的杨白劳”之间，根本谈不上真正的等价交换。表面上双方“自愿”的合同，其实是赤裸裸的“城下之盟”。由此所形成的“劳动力价格”实际上远低于其价值。两极分化、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随之而来。《资本论》所阐发的市场必然导致剥削，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不要商品货币，列宁所说的“流转自由就是倒退到资本主义”，要点正在于此。

　　进一步看，不仅市场经济或计划经济体制，扩展到任何时候、任何社会经济系统，具备有效的评价能力都是兴旺发达的必要条件。这个条件发生变异或缺失，相关的社会经济系统就会走向衰败。因为缺少评价能力就意味着奖不当功、罚不当罪，也就必然效率低下、是非不分。古今中外，在战火中胜出的统治集团，都因自然选择而具备有效的评价能力。特别是对人，能做到“论功行赏”和“唯才是举”。因而王朝之初兴盛昌明。而到后来失去评价能力，就出现“忠奸不辨”和“任人唯亲”，相应就有所谓“国运不济”和“末期之相”。于是新的一轮历史洗牌和王朝更迭就在孕育中了。

把思路和目光从以往的“要计划”还是“要市场”，转向寻求公有制基础上的“有效评价能力”，或许就能找到解决“历史性难题”的新思路。爱因斯坦说“正确地提出问题等于解决问题的一半。”胡锦涛总书记2005年元月讲到“干部考核评价的科学体系尚未建立”，要求“抓紧制定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干部实绩考核评价标准”，这就说明，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已经深刻地洞察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这个问题一旦解决好了，社会主义就有可能重现立国之初的活力和辉煌。

五、办法：逐步展开公平竞赛

　　科学的思想方法中一个很有用的武器就是推广概念。将体育竞赛式的管理，从概念上推广到社会经济活动的一般领域，形成适用广泛的、规范性的公平竞赛，这在逻辑上是可能的，在实践上是有先例的。它无非是把所有的社会经济活动都看作广义而言的“运动项目”，无非是一种组织或设计工作上的技巧而已。列宁领导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新中国曾经举办的、多种行业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都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劳动业绩，且从中涌现出的英雄模范，多少年来一直鼓舞着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

　　再看美、日，已经流行多年的目标管理体制，把一个总的经济目标层层分解，定出严明标准，组织小指标竞赛，使得个人能效与整体利益高度一致，整个组织充满活力。这不正是“公平竞赛办法”在一定意义上的规范化应用吗？

　　到此不禁令人感叹，倘若当年能正确总结经验，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有益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并推而广之，而不要把着力点放在阶级斗争和思想改造上，会避免多少本不该有的曲折！

　　目前，党和国家提出了自主创新的要求。而体育竞赛崇尚和激励“更高、更快、更强”，说明体育竞赛式的管理也是最为现实有效的创新管理。那么，与体育竞赛原则一致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也就等于基本制度层面的最佳创新平台吗？在考虑如何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国家创新体系”问题上，它提示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着力抓好“严明评价标准”这个关键环节，可望迅速提高整个国家的自主创新水平和综合竞争能力。

　　从方法论上说，“公平竞赛”的逻辑出发点既非市场经济，也非计划经济，而是体育竞赛这个人类社会更为古老的实践。其结论也非由“先验的信仰”所定位，而是对既有成功经验合乎逻辑的推广。把体育竞赛的管理办法升格到社会经济领域所产生的“规范办法”，可全称之为《社会主义管理工作的公平竞赛办法》（简称《公平竞赛办法》）。在公有制经济内部，任何个人所得为“工资”而非“利润”。虽然每个人都处在消费品和劳动力两个市场中，但“社会”对人的评价并非单一的金钱标准而是公平竞赛办法所给定的严明标准和遴选结果，因而不会造成单纯的向钱看意识，更不会造成两极分化。将《公平竞赛办法》与兰格模式比较，二者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生产资料公有制，都有消费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但“办法”以严明的标准形成对人对物的合理评价，且使参与者都处于竞赛当中，从而补充了兰格模式所缺乏的微观动力基础和利益约束机制。

　　循此研究提出的《公平竞赛办法》，其内容和操作要点可以提炼为：两个基础概念、一项审核程序、三大职能分设结构、五条基本原则。下面以企业为假设背景对此略加说明。

　　两个基础概念（效益标准、效益指标）是为了解决企业效益的衡量问题。在日常经济活动中，可以直观地感到一个企业的效益要比另一个企业的要好些。但往往又说不出究竟好多少，或在什么意义上更好。考虑到任何目标都包括质与量两个方面，因而把原是一个概念的“效益”分解为“效益标准”和“效益指标”这样两个概念，分别予以把握才好。如“全员劳动生产率＋安全生产”，是效益标准，而“全员劳率１万元＋工伤人数不超过3个”则是效益指标。对效益标准只要求形式上的明确，“不怕说得错误，就怕说得含糊”。它是形成严明标准的第一步工作。

　　一项审核程序（信任推定法）。明确不等于正确。如何将效益表述的尽可能正确，还要规定由竞标来确定效益指标。投标人所提出的指标，若有偏差一般只会比“合理的”高（投标低的会自然淘汰）。如何减少审核者因个人主观因素造成的偏差，既不承认一个“牛皮”指标，也不埋没一个有创造性的指标呢？“信任推定法”就是用来对效益指标加以客观评定的工作程序。

　　三大职能分设结构（调节、执行、监督）。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如何定准自己的努力目标？如何从理论意义上找到一个普遍性的操作办法？这是一个典型的随机目标追踪问题。立足于调节能力的增强，其结构特点是追踪装置必须有监督、调节、执行三者相互分立的结构。我国企业制度的演变中，曾有过“党委集体领导、厂长行政指挥、职工民主监督”的提法。后来党和国家的有关文件中更是明确指出“要加强科学管理，探索企业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制度，建立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形成有效的组织和制约机制”，应当说都很接近正确的做法。但三个机构之间的责权利如何合理划分还在探讨。有了随机目标跟踪的原理，解决这个问题就如走平川了。

　　在《公平竞赛办法》中，企业设立管委会（或党委），履行“调节”职能，根据经营环境和本企业具体状况提出企业效益标准，并以此招标选贤。凡有志任厂长者在通过政治和道德审查后，以自身提出的效益指标竞岗。管委会按照信任推定法程序取总分最高者为中标人，后者则以得中的效益指标为主体内容立下“任期目标责任状”，组织一班人马履行“执行”职能。职代会（常设）履行“监督”职能，对管委会与厂长班子的工作（包括对它们所提效益标准与效益指标）加以记录，对生产过程和生产成果的主要数据进行统计、核准并存档，年终计奖算罚。

　　厂长任命后，企业实行厂长负责制、任期目标责任制和终期审计制。责任状所列效益指标也就是当然的任期目标。厂长任职不受年龄和所在单位局限，可投标连任。管委会和职代会成员按干部“四化”标准配备，可长期任职，不与厂长换届相联系，就象运动员不断换届而教练员相对稳定的道理一样。由稳定的管委会提出效益标准，将从根本上制约和改变厂长的短期行为。三大班子各司其职，形成力争上游而又和谐互助的局面。

　　五条基本原则（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管理、能者优先和分级调控）。前三条意义自明。“能者优先”是按求职者的能力大小排序，能者优先任职上岗。其合理性正如体育竞技场上，按能力排序确定上场秩序最合理。其实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就已经逻辑地包含着“能者优先”的推论。如果不让更有能力的人优先，不就离“各尽所能”更远吗？过去没能准确认识这一点，只看到公有制条件下人人都有劳动的权利，而没有认识到那些缺乏绩效的人以公有制的名义蹲在岗位上“死而后已”，自己干不好也不让别人干。实际这个岗位已经不是公有而在一定意义上异化为占据者私有了。

　　“分级调控”说的是国家要有一个总的发展目标，总目标的实现分解为各级分目标，往往才更好组织，更为有效。就象是一个大型运动会，因为工作量太大，一定要分解为许多分赛场。如何协调好总目标与分目标，如何解决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最好的组织形式是分级调控。国家政治经济的实际运转过程并非一架机械性质的钟表，而更接近于一个活的有机体。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错误之一就是试图实现集中控制，控制中心出现的错误往往得不到及时纠正，日积月累酿成大错。但分散结构又是另一个极端。它难以对各个子系统进行有效的协调，波动大，稳定性差。传统的市场经济就相当于分散控制。

　　北大前任校长吴树青先生曾精辟地指出：“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必须体现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这些最基本的规定；作为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它必须同时具有更丰富的规定。否则，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就不可能是理想的经济模式。”能者优先和分级调控原则就可以看作这种“更为丰富的规定”之一二。它同前三个最基本的规定一起，构成为现阶段社会主义管理模式中的五条基本原则。

　　转而分析《公平竞赛办法》的可行性。大卫·休谟说到过一个普遍无赖原则：“一个制度的设计，要假定参与者即便是无赖也能有效运行。”它等于说，一个依赖保尔·柯察金才能运转的制度是很难长久的。兰格模式或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之所以不尽人意，原因在于它的运行需要依赖“崇高觉悟”。而经济体制改革中，包括双轨制在内的某些改革方案搞不下去，也因为需要这一事实上难以维持的前提。如果理论研究深入些，这其实是一个不难想到的问题，或许不至于走双轨制的弯路。

　　传统的市场经济，运行起来无须“崇高觉悟”是其一大长处。但它运行起来却有赖于“等价交换”，又从另一方面马失前蹄。市场意义上的等价交换必须“人人平等自由”这样一个背景，它比“崇高觉悟”究竟是更现实还是更不现实？难怪有识的经济学家指出，市场经济理论的核心理念，原本不过是理论研究中的简化模型；今天经济学还只相当于化学的炼金术阶段（杨小凯）；从实用的角度看不过是玩具而已（陈平）。

　　从所选“前提”是否简单真实，可以评判一个理论及其所生“办法”的水平高低。“体育竞赛”之所以能有效运转，久盛不衰，不仅在于它不依赖“崇高觉悟”，而且也不依赖所谓的“等价交换”和“完备信息”，更有它自然形成了对劳动价值的测量。由此可以推知，本文所说的《公平竞赛办法》对前提条件的要求现实得多，因而其可行性超过了以往任何一种改革方案。将之用于国营大中型企事业管理，理应产生多方面的积极效应。

《公平竞赛办法》的另一优点是实施门槛很低。正如体育竞赛可以个别、局部地展开一样，《公平竞赛办法》的试点也可以一个个地进行而无需大规模的“经济体系联动”。在不断完善推广的过程中，重点是对需要参赛的“项目”逐步建立测量基础和严明的评价标准。1999年，我们曾尝试将之用在建筑领域中，至少在逻辑上是解决现有弊端的一种办法。凡已经具备条件的社会经济领域，如教育、农业、建筑工程、交通运输等，不怕拉开档次，允许一部分人凭“说得清楚”的劳动先富起来。对于有初步成果的，则进行深入研究和试点，例如政府采购、药品招标以及国债发行、物业管理、破案招贤等见诸报刊的一系列事例或领域。对于那些一时缺乏严明标准，或难以建立测量基础的，如政府管理、医疗卫生以及需要特殊价值判断的科学和艺术领域，在进行积极探索的同时，还要更多地依靠社会先进分子的模范带头作用，弘扬社会觉悟，宣讲职业道德，提倡无私奉献。国家用行政手段保证他们有一个相应的政治地位或社会地位。而具备测度基础的行业则成为其它行业劳动价值的“参照系”。这样不但能与现实状况较好地吻合，推行起来全社会的效率和公平状况也将会好得多。

政策层面和相对具体的这些研究任务和管理工作，在上述思想认识下，容易取得多快好省的成果成效，但不是本文的重点，就不多加阐述了。

六、结语：本文所述思路的理论价值

　　限于篇幅，以上仅仅是个粗线条的介绍，旨在使读者看出本文的思路所在。更详尽的内容需要更多的篇幅，更严谨的叙述，特别是难以回避必要的数学语言。尽管如此，我们希望本文已经能够说明，这一思路如被认可，将在理论研究上取得哪些进展。

　　第一，如果说，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应不应该结合，长达一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对此已经作出了不容否定的回答的话，那么，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究竟如何结合，还处在众说纷纭的状况。甚至就连是否有“可行解”，能否形成一个严谨的逻辑框架，国内外理论界和学术界还见智见仁，争论不休。

　　而本思路说明完美的答案不仅存在，而且实行起来不会太难。借助于体育竞赛活动所表达的上述观点，不仅直观清晰，论证途径也是前人未曾有过的，在方法上是个创新。虽然将之写成类似公理化的体系还需要一些原创性的、艰苦细致的工作，但解放思想努力前行，曙光就在前头！一个弘扬社会主义理想的宏观运作框架和微观管理办法(包括基本制度层面的创新体系)，已经影影绰绰地望得见了。

　　第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关键点和突破口究竟何在？就已经看到的社会科学文献，不仅没有现成结果，甚至可能在方法论的意义上还游离的很远。

　　而本思路自信找到了这把钥匙，也是本文的第三个大胆猜想：解决矛盾的根本之处，竟然在于一个微秒的调整：把原为一个概念的“效益”，分解为“效益标准”和“效益指标”这样两个概念来分别把握。好比治疗癌症，现代科学已经知晓，根本办法不在于动刀除瘤，不在于放疗化疗好坏细胞齐杀；而在于基因层面的某种改变。类似情况在自然科学史和经济学史中不乏先例。如17世纪布莱克在热学研究中，将原为一个概念的“热”分解为温度和热量这样两个概念，从此热力学得以迅速发展；又如19世纪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将原为一个概念的“劳动”分解为劳动力和劳动这样两个概念，由此科学地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性质和来源。没有对效益概念的分解，普适意义上的劳动价值评价体系就无法建立，公平竞赛也就不能成为一个可操作的办法。有了这一分解，一系列问题，包括党政职能如何分设、监督如何有效的问题才能真正找到合理方案。这在表面上似乎太多书生气，还可能会被嗤之以鼻，但锁扣就得在此解开。这是一个真正属于原创性质的创新，一个“基因层面的技术”。它太具有“非显而易见性”了。

　　第三，与前两个问题相关，既然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已经肯定，经济系统的正常离不开商品、货币或市场，但至今又无法肯定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够很好地结合，那么难免引发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身是否应予保留的疑虑。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为共产主义奋斗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历史的误会，也就成了问题。鉴于这一疑虑已经广为蔓延，相应就有信仰、信任和诚信危机，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也就有从思想深处被镂空的危险。

　　而本文的思路论证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迄今为止最为合理，生命力最强，最受欢迎的社会经济制度。人类追求理想社会的目标，正该沿着这个方向前进。马克思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其三大基本原则完全正确，需要补足的仅仅是“测量基础”，这也是任何一门学科到了应用阶段必不可少的工作；马克思提出但未及完成的“测量基础工作”，正是我们今天“回到马克思发展马克思”的重大任务和关键课题。鉴于这一系列观点是前人未曾提出过的，凸现认识创新。

　　第四，找到了解决当前社会经济问题的有效方法。这可归结为我们的第四个大胆猜想，乍一听仿佛似更“离奇”：一些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如贫富差距过大、腐败屡禁不止、官僚主义严重、群体事件频发、黄赌毒黑屡剿不灭、国营企事业单位效率低下……以及思想道德失范等，对这些问题一揽子全部解决，比一个个分别解决起来要容易和可行得多。这并非“毕其功于一役”的天真，而是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一个总病根的不同表现。就像一个人得了肺炎，表现为高烧、剧咳、咯血等若干病状。找不到病因，只设法退烧或止咳，最好的情形也是治标不治本。反之，找准了病因，做到对症下药，所有病状全部消失，而人体则充满健康与活力。难怪多年来，虽竭尽全力但一些突出的社会经济问题总不能彻底解决，按下葫芦起来瓢，或许弯路正在于此。

　　若用一句话来概括本思路的理论结果，可以这么说：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如何结合，是专家们对当前社会经济问题的一个集中提问，那么，本文则就此问题给出了一种忠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逻辑简明且便于操作的解答。

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胡锦涛在主持第六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实践难以取得成功。”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实践无不说明，理论问题不但必须解决，而且理论的先进性，必然表现为实践中的优势；理论的欠缺，也必然表现为实践中的代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了近一个世纪的实践，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经过28年的探索，是到了将理论研究提高到应有地位的时候了。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都应该为这个特殊时期，为处于兴衰当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感到责任非同一般。作为共产党员，面对无数为革命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牺牲的先烈，更应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响亮地回答：你们当初选择的道路完全正确，你们的鲜血没有白洒，你们开创的伟大事业正在你们的子孙后代手里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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