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价值”与文化个性——为中国文化正名
讲座简讯
主讲人:河清
时间:2008年7月6日星期日上午9:30
地点:北大资源宾馆三层1308室(01062760856)
主办:书社/网站(http://www.wyzxsx.com)
内容纪要:
内容纪要:
一、“普世价值”来源于西方“进步论”,本质是西方中心的世界主义
普世价值近来成为热门话题。所谓普世价值,是指某些价值是普世皆准,其背后是一种世界主义或普世主义(universalism)。然而河清认为,今日人们论说的普世主义,不是一种各民族平等的世界主义,而是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主义。所谓“普世价值”,实际上是西方文化的价值观。
西方普世主义来源于西方18世纪的进步论(即社会进化论)。那是英法殖民帝国迅速强大的时期。当时法国的孔多塞,以及后来的社会进化论者,认为西方文明是全世界最进步,最先进的。西方文明将把全人类纳入文明的体系之中。西方自比全人类的光明之塔,其他地方皆黑暗,只有欧洲北美独光明(enlightenment启蒙)。西方人是把“他的文明”,作为“文明”本身,即,把西方文明作为全人类的普世文明。
进步论(社会进化论)有三大特征:
1、以科技和物质经济的先进落后,来衡量一个社会或文化是否先进。(这种技术或生产力标准论,给中国人带来了一种深重的文化自卑感。)2、认为西方文化的价值是普世皆准的,带来所谓“普世价值”,确立了西方中心的世界主义。这种西方中心的世界主义,实际上否定了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3、进步论以时间的直线,否定过去的文化。西方把自己的文化放到“现代”,把其他民族的文化放到“过去”,“落后”的位置。以时间和时代的名义,否定其他民族的文化。
由此,进步论(社会进化论)给中国带来三大恶果:以生产力水平为标准,价值上否定中国文化;以“普世价值”世界主义的名义,空间上否定中国文化;以时间时代的名义,时间上否定中国文化。
河清早在1990年写成《现代与后现代》一著,就开始批判进步论,后来又专门写了《破解进步论——为中国文化正名》。
二、普世主义(世界主义)导致文化单一化,抹杀人类文化多样个性
河清着重批评西方中心的普世主义,指出“普世文明”(世界文明)概念的虚幻。
其实,普世主义(世界主义)一直遭到抵抗或批判。
最早抵抗这种英法普世主义(世界主义)的是德国。当时拿破仑的军队打败了处于分裂状态的德国。但打败以后的德国人没有自卑。德国的文化人如赫尔德等人,认为德国虽然在军事上被击败了,但德国文化却是优秀的。他们专门针对英法的“文明”,创造了“文化”(kultur)的概念。是赫尔德最早打起了“文化民族主义”的旗帜。他们开始思考德国有哪些可以称之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共同点。就是说,我们德国人是谁?我们的文化个性是什么?我们跟“西方”(英法)有什么不同?所以德国这个国家,是先有民族国家的的概念,然后才形成一个民族国家。
在文化理论上,普世主义,或普世文明(universal civilization,或译“世界文明”),也不断遭到批判。
河清例举了西方两位重要文化思想家对“普世文明”(世界文明)概念的批判。一位是法国的列维-施特劳斯,另一位是美国的亨廷顿。
首先引用的是列维-施特劳斯。他的核心概念是强调人类“文化多样性”。他认为人类的差别,不是以种族来区分,而是以文化来区别。人类各种文化的不同就犹如同中药“配方”的不同。是他最早指控社会进化论是一种“伪进化论”。他认为生物进化论是科学的,而社会进化论只是一种“假设”。
列维-斯特劳斯倡导“复数的文明”的概念,就是说,人类不可能同归到“单一”一种文明。他明确指出,社会进化论的普世主义,实际上是欧洲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e)。其本质,正是抹杀人类文化多样性。说得太好了!
他认为“普世文明”是一个“非常贫乏和简略的概念”。假如有,也只是“各种保留各自独特性的的文化在世界范围的联合”,而绝不是一体的文化。
列维-施特劳斯还提出文化交流的“双向”概念。就是说,人类文化碰撞交流,有时会趋同,有时还会趋异,强化差异性。
亨廷顿对“普世文明”(世界文明)的批判更为严厉。他明确宣告人类不可能在文化上形成大同。因为人类有各自不同的宗教,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个性。人类的文化是多样的。他也提出了“复数的文明”的概念(参阅亨廷顿《文明的冲突》),认为伴随着各国的交流,各国文化不一定会趋同,反而有可能是趋异。经济的全球化并不带来文化的全球化。
亨廷顿的核心概念是“文化个性”(cultural identity)。他认为当今世界上有六、七种主要的文化,将长期保持他们的“文化个性”,绝不会融合成为一个“普世文明”( 世界文明)。
但是很可惜,亨廷顿这个至关重要的“文化个性”概念,被中国学界广泛误译为“文化认同”。实际上identity这个词是名词——个性,而不是动词——认同。
亨廷顿对“普世文明”(世界文明)的概念显得非常自我批判,揭露其实质:“在20世纪末,普世文明的概念是为西方对其他社会实施文化统治而辩护”,“普世主义是西方对抗非西方的意识形态”。他公然宣称:全世界都采取“同样的价值,同样的信仰,同样的方向,同样的实践和同样的制度”,是不现实的。
但亨廷顿在中国被骂得狗血喷头,主要是因为中国学者都喜欢普世主义,尤其认同西方中心的普世主义。所以,亨廷顿出来批判普世主义,明确宣告西方文化不是一种“普世的文化”,而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文化,非西方文化不可能复制,硬要复制,文化“西方化”,必然导致“文化撕裂”。这些都是非常实在、非常客观的话,但中国学者不爱听。中国学者只抓住他“文明冲突”,然后一棍子打死。
其实,亨廷顿只是强调,当意识形态的冷战结束后,世界的抗争已经变成一种文化的对抗,或者说文明的冲突。他强调的是冲突的性质,而不是鼓吹冲突。
事实上,亨廷顿就告诫美国放弃用“普世价值”或“普世主义企求”去对全世界进行文化统一,因为世界有那么多“文化个性”,你不可能成功。他采取的是一种守势。好好守住大西洋,好好强化美国这个西方文化核心国家的地位,希望美国的“西方文化个性”不要被美国国内的“文化多元主义”消解掉。所以他最新又写了一本《我们是谁?》,忧心忡忡。
而当今中国,是进步论(社会进化论)及其普世主义的一统天下,都以西方为中心,以西方价值观为“普世价值”,以西方为“现代”。到处都是进步论的“时代崇拜”。我们习惯用时间给自己的历史去定位,总是强调这里那里与西方差了多少年。
今天的中国已放弃了中国中心的“天下大同”,而接受了西方中心的“普世价值”。文化自卑,病入膏肓。中国正在被西方“普世”!
当年罗兰夫人在上断头台之前曾仰天长叹:“自由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河清仿用此句:“世界主义啊!多少罪过假汝之名而行!”印在河清的《全球化与国家意识的衰微》的扉页。
如今,西方国家以“民主”的普世价值的名义,对中国发起了民主攻势。而中国毫无文化抵抗的价值依据。国际上,频频向中国施加“民主”压力;国内,体制内和体制外,也都是一片“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化,多党制的呼声。
中国人被“普世价值”蒙昏了头,从来不像亨廷顿一样自问一下:“我们是谁?”我们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究竟有什么文化个性?我们跟西方人是一样的吗?西方号称“普世”的价值,真可以直接搬来套用吗?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三、用中国文化的价值对等西方的“普世价值”
河清特意声明:他既不是右派,也不是左派,而是“中派”,或“中华派”,为中国文化正名的“正名派”。河清的个人网页,就叫“正名”(www.zhengming.org)。
河清认为,左派也属于西方“普世话语”。西方的“普世话语”不能救中国。中国只有用自己的价值观,才能真正实现文化独立。
如今的中国,虽然国际政治意义上是独立的,但在文化上仍然依附于西方,仍然认同西方“普世价值”——人权、自由、民主。
实际上,这三个号称“普世”的价值,是西方文化特有的价值,都与西方文化的个人中心主义有关。这种个人中心主义又可上推到文艺复兴的“唯人主义”(河清认为把humanism译为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都不够准确),尤其与西方基督教新教的个人主义倾向有关。
西方之所以喊出人权、自由,正因为那里特别地没有人权自由。当一样东西被大声吁求,一定是那里特别缺乏这样东西。中国文化没有明确要求人权自由,并非中国是野蛮之地,并非中国文化不尊重人。中国文化是以另一种方式,另一些价值概念,去保障人的尊严,实现人的价值。
河清还分析了人权、自由、民主的真正含义,破除对这三个“普世价值”的迷信。
首先,人权并非天赋。如果说“君权神授”是迷信,那“人权天赋”算不算是迷信呢?这个人权,只是美国独立宣言宣告出来的:如下真理是“无可争议和不言而喻的”,并没有实际证明。它只是一种道义上的要求,而非科学的实证。
自由,这个词有翻译上的失误。free并非意味“由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严格意义上应该翻译成“无拘”,无法律拘束的状态叫“free”。西方的自由是由法制来保障,“自由”实际上即等于“法制”。(中国学者喜欢盎格鲁-撒克逊的“法治”,其实德法的“法制”完全对等英美的“法治”)。
民主,更是一个乌托邦。河清专门有一本书《民主的乌托邦》(网上可下载)。本义的民主,即人民自己当政,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人民自己当政。因为它不可能实行,是彻底的乌托邦。今天西方所谓的“民主”,只是代议制,用北大潘维教授的说法,仅是一种“多数决”,与社会正义无关,与公正的分配社会财富无关,总之,与所有中国人爱往上套的美好事物无关!
人民自主,连民主的老祖宗卢梭都明确否定,只有今天的中国文化人才傻乎乎地信以为真。可以问问每一个头脑正常的中国老百姓,人民是否可以自己当政?没有一个人会回答可以的。假的就是假的,不能实行就说不能实行,为什么硬顶着说,人民可以“自己当家做主人”呢?人家西方是代议制,是选代表,与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完全不是一回事。
所以,还是法国学者阿隆承认现实:“政治的本质,不是由,而是为集体(人民)作出决定”。民主是乌托邦,“为民”才是政治的本质。中国文化自古就有一种“为民”的政治传统,“为民”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政治智慧。(参阅河清《民主的乌托邦》)
河清认为应该用中国文化的价值去对等西方文化的价值:
“仁”对等人权
“义”对等自由
“为民”对等民主
人权是从一个人出发要求人的尊严。仁是二人,是讲两个人互相尊重,由此获得人的尊严。
自由是在法制的框架内为所欲为。义是在伦理的规范内为所欲为。西方社会重法制(自由),中国文化重伦理(义),双方对等。当然中国可以、也需要借鉴西方法制,一些有效管理社会的制度。中国的的社会模式是“家国同构”,国如同家。而西方社会是“公司”,公司与社会同构,也是同一个词society。所以他们的法律,也可以说是“社会契约”。
西方“民主”并非人民自主,而只是西方历史形成的多元社会导致的一种选举制。“为民”是中国大一统文化中央集权政制的辩证法。荀子“水之载舟,水之覆舟”的比喻,最形象地说明了中国文化的君民关系:君必须为民才能为自己。当政者必须为民,才能长治久安。这种君民关系,代表的是一种政治和谐,更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和谐。
河清最后提到了日本的现代化成功,是基于“和魂洋才”,即日本文化,加上西方科学技术,是中体西用的日本版。
而中国的现代化是“洋魂洋才”!中国试图以否定中国自己的文化来实现现代化,去融入“普世文明”。这样的现代化决无成功可能。
人权自由民主,是西方向全世界实施文化统治的“软强力”(soft power)。我们中国有什么“软强力”?如果中国也认同、隶从西方“普世价值”,中国将永远做文化奴隶,永无真正复兴之日。
中国只有用自己的文化价值,去对等西方价值,才能真正恢复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尊,真正实现民族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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