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4月18日）讲座
主题：新中国60年工业化的辉煌成就与经验教训
主讲人：高粱（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
时间：2009年4月18日星期六下午2：30
地点：书社（海淀区苏州街18号院1号楼长远天地C座1单元901室，电话：010-62760856）
主办：书社
参加范围：感兴趣者皆可参加。
讲座简讯
书社于2009年4月18日（周日）邀请了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高粱老师做了《新中国60年工业化的辉煌成就与经验教训》的主题讲座。高老师的讲座主要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新中国前三十年工业化建设情况；第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工业化建设的成就与不足。
这个话题有一个背景。去年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讨论中，带出了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一是对改革前的30年如何评价？有人把改革前30年的经济建设说成一无是处，隐含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合理性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总结改革开放30年，下一步应该怎么走？中央提出要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要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对此怎样理解？
第一、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的工业化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第一个30年，经历了三年经济恢复，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一个五年计划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三年调整，文化大革命等。
新中国成立时，中国是典型的农业国，现代工业的基础非常薄弱，一穷二白。早在19世纪中叶中国就开始搞洋务运动，但是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现代工业的发展并不成功。1927-37年的所谓“十年黄金时期”，国有资本占全部工业的10%左右，外资（主要为日资）占到30%—50%左右，实际上还是依靠外部投资，也就是半殖民地的工业发展。加上抗战和内战的摧残，1949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才27美元，是当时亚洲平均水平的60%，还不如印度。当时的钢产量是15.8万吨（解放前最高年份为50多万吨），粮食产量为1.13亿吨，5亿多人口就这么一点粮食，广大老百姓能吃饱饭吗？
1949年到1952年新中国干了几件大事，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到52年我们的工商业和农业全面恢复到解放前的最高水平。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起步，是以农业的合作化集体化为依托的。当时中央不少同志认为，农业要从个体经营为主逐步向互助合作过渡，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精神，争取在十五年过渡到社会主义公有制。但是历史地看，如果当时不实行以公有制为主的城市计划经济体制和农村集体化，就很难想象会有“一五”时期的工业化大发展。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穷国要较快地建立自己的工业基础，没有这种自上而下的组织和动员，速度是快不起来的。这也说明了，我们新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力、政府的组织执行力是很强的。这是长期革命斗争锻炼造就的真正为人民的政府。
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追赶有两条基本道路。多数“市场经济国家”主要依靠借债或引进外资，如果内部运转低效，那么就会陷入债务陷阱，多少年还不清，或者成为外国资本的附庸。旧中国就是这样的情况。另一条道路就是依靠国家动员，强行提高积累率，统一调动资源，苏联就是这样通过计划经济实现的工业化。苏联从1927年开始“一五”计划，十年翻两番，建立了强大的重工业，为反侵略战争及时做好了准备。
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目标。在“一五”期间，在苏联援助下，我们计划了694项较大工程，其中有156项重点工程，到“一五”期末80%已完成或投入运行。“一五”时期，我们几乎是从无到有地建立了现代重工业的基础。第一辆汽车出厂，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上天，第一座机床厂和电子管厂建成，第一座长江大桥通车，等等。
当然，我们为此也付出了很大代价。我们重工业建设起步时的经济基础，比苏联的一五时期差得多，工业化所需资金只能从农业中获得。同时要在保证农民基本生活的情况下，调出余粮供应城市居民。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的初衷，就是要通过国家垄断粮食购销来保证城市供应，但客观上起到了“剪刀差”作用，将农民的生活水平压缩以支援工业建设。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提到因国家多征购800万斤余粮引起社会怨言的事情。总之，当时的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是在客观上适应了快速实现工业化的战略方针。《论十大关系》集中反映了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在学习国外建设经验的同时，努力探索适应中国特点的建设道路的努力和成果。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沿海和内地的关系，消费和积累的关系，国内建设和国外的关系，总之就是要实事求是，走又快又好的现代化建设道路。
从1955年到1857年，我们实现了全面合作化，1958年快步实行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起步时，确有很多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幻想，如工农兵学商合一，吃大食堂，以及大炼钢铁和浮夸风。这是造成三年困难的主要原因。1961年后中央出台“人民公社60条”，纠正了共产风，将农村单位重新划到了生产队，也就是30到50户的规模，核算体系划小，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人民公社的功绩之一，是把乡、村、自然村各层级纳入统一的行政管理框架内，从而使国家行政管理覆盖到广大农村基层，这是历史的进步。正是有了这样的管理组织体系，才得以在其后20年，依靠农业自身的微薄积累，在广大乡村普及了初级教育、建立了合作医疗、社会救助体系，以及农机站、水利道路建设、文化传播网等等事业，使我们国家的人文发展指数在发展中国家位居前列，国民素质普遍提高，为我国后三十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五”完成后，是三年调整时期。我们要注意，1959年后苏联要我们提前还债，加重了困难的程度。全国人民节衣缩食，付出巨大牺牲，到63年底还清了所有外债内债。我们一方面稳定了农业，另一方面调整工业结构，调整积累消费比例，贯彻“工业七十条”加强管理，理顺体制，使我国的投资效率达到历史最好水平，经济出现全面高涨。一大批工业和交通项目完工，如包钢、武钢等，机床制造满足95%以上工业需求。1963-64年大庆会战成功，“两弹”初步试验成功，国家建设走出了低谷，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从“三五”开始，有两个重大干扰因素，使我们的工业建设出现了曲折。
一是国外敌对势力的战争威胁。抗美援朝以来，帝国主义与反动势力对我们的封锁与压力是客观存在。1960年中苏关系逐渐走向破裂。1962年被迫打了一场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1964年美国扩大侵越战争，美机美舰逼近我国南大门。我们处在四面受敌的状态。这就迫使我们把更多的资源放在发展与军工有关的工业交通项目，进行“三线建设”这样的大规模布局调整。“三五”和“四五”期间，工业投资的30%以上都是三线投资。这一局面，直到1972年中美关系缓和以后才有所转变，1973年后我们开始引进了一些技术装备。
二是10年文化大革命。文革期间，1967-68年全国秩序失控，工业负增长。1969年后秩序逐渐恢复，经济恢复平稳增长，特别是农业稳步上升。但是10年中，由于派性矛盾时隐时现，各种运动不时的折腾，工业效率的降低也是明显的。人民收入增长慢，消费品供应是处于统制经济下的短缺状态。我认为，这一时期的工业是“粘滞型”的增长，看看当时的统计资料，各项指标没有大的偏差。至于“文革后期我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的说法，它的政治含义超过了它的经济含义。
总的看，新中国前30年是艰苦创业的时期。1953年开始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在初期工业建设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30年经济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社会总产值的平均增速是6.1%，农业大体稳步增长，粮食产量从1952年的1.6亿吨，增长到1978年的3亿吨。工业年增长是11%。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科学教育体系。这是在完全依靠自身积累的情况下取得的成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这个时代的精神风貌，直到今天，也是我们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
但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也走了弯路，付出了重大代价。在我们这样一个基础薄弱的国家搞计划经济，过分集中的行政性计划管理压抑了企业的主动性，长期把资源投向重工业，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必然挫伤工作热情。长期处于半封锁状态，与世界先进水平不断拉大。所以，改革开放是顺应时代需要的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正因为前30年建立了现代工业和科技的基础，我们在1978年后的对外开放，才能取得显著的效果。设想如果我国在1949年的基础上全面开放，与国外企业合作，那将是一种极其不对称的合作，我们将要付出比现在大得多的代价。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基本的现代工业科技体系，所谓开放就是全面依赖外部施舍，这样的工业化是缺乏经济主权、缺乏根基的，是无法自立的。没有经济和技术独立，我们就不能摆脱依附发达国家的地位，就是半殖民地经济。
杨振宁曾经就“中国奇迹”问题做过一次讲演，在凤凰卫视播出过。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持续高速增长，得益于政治领导的坚强统一，社会安定和强大的向心力，前三十年建立的工业体系和科学技术基础，大中学教育体系的建立，基础教育的普及，交通等基础设施网的建立，医疗保障普及到城镇居民，等等多重因素。这些基本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建设成就，使中国具备了摆脱不发达状态的基本条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决不能仅仅归因于市场化和对外开放。不看到这些因素，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旧中国也是市场经济，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比今天低，怎么就没有达到今天这样的成就呢？所以，自然科学家们的见识，不比经济学家差。
第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工业化建设的成就与不足；
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情况大体要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80年代。这个时期我们还是在前30年基本的发展轨迹上，通过放权让利改革，激发了全社会微观组织的活力，形成了一个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的发展模式。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包产到户，农业得到恢复性增长，大大缓解了农产品供应的紧张局面。工业方面调整重工业偏重的问题，鼓励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当时还是短缺经济，面向居民消费市场的轻工业和第三产业迅速发展，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城乡流通的活跃，首先搞活了农村经济，这反过来冲击到城市的计划经济体系的生产流通。
1979年起，工业开始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发布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要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进行计划物资价格等等配套改革，这是改革第一阶段的重要指导性文件。
80年代设立了4个经济特区和14个沿海开放城市。提出了沿海经济大循环战略，开辟了国际市场，拓宽了就业门路。
第二阶段，1992年以后；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一是全面推进了国企改革，计划体制，劳动分工体制，物资调配体制，价格体制被彻底打破，全面实行了股份制改革。我们的改革和俄罗斯的“休克式”改革的一个很根本的不同是，我国虽然也经历了国有经济的衰退，但由迅速发展的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形成了巨大的增量，所以没有给我国经济造成太大的波动。
经过1990年代到新世纪初的大规模“国退民进”，目前，国有企业只在少数关系国家命脉的行业占有垄断地位，在一些行业已经完全退出。现在我国经济已经形成国有、民营、外资三分天下的局面，市场经济格局大体形成。
60年的经济建设，我们初步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工业化的第一阶段目标。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城镇化带动经济的整体发展，农村人口从78年82%下降到现在的55%。我们的成就是辉煌的。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或第四）大经济体。
现在我国钢铁、煤炭、水泥、合成纤维、铜铝铅锌等10种主要金属产量居世界第一，发电装机容量和造纸世界第二，合成橡胶、造船、汽车产能世界第三，炼油和乙烯产能世界第四。集装箱产量占世界一半以上。纤维加工量占世界的1/3强。电视机、洗衣机、冰箱、风扇、电饭锅等产量占世界市场20%左右，猪轻革高档产品占世界的3/4，皮鞋占世界1/3；缝纫机占世界1/2。自行车出口占全球贸易量的2/3，羽绒制品占世界1/2，玩具占美、欧市场的40-50%（2004）。30年来，出口总量增长125倍，出口值中工业制成品由1978年的30%上升到95%。
总量增长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如：在三峡工程中通过引进消化到自己承担7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的设计制造；自主开发大型船用曲轴、大型钢铁企业成套设备、高性能数控机床、程控交换机、大型计算机、载人航天、J10飞机，等等。
第三、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们在经济发展和改革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积累了一些长期性的体制和政策性的问题。
外贸和投资比例过重，内需不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结构性矛盾、粗放型增长；收入分配、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拉大；发达国家强势竞争的压力等问题，那么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方式、又好又快的发展呢？
所谓内需不足，就是多数人在国民总收入中的份额太少，没有钱消费。如何增加内需？有人提出要把国有资产平分，像俄罗斯一样一人一份；也有人提出学美国搞消费信贷。这两种方式都是不可取的。内需不足的真正原因，是初次分配不合理，劳动与资本的地位不对称，工人在初次分配中得到的太少。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的初次分配，实际上是在国内劳动市场已经形成的前提下，广大农民工与外国资本之间的力量对比过于悬殊，这决定了广大工人工资的基本水准，难以跟上经济总量的增长，也就是贫富差距过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1978年以前我们结构的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消费品不足。现在是轻工消费品过剩，外向型经济过强，外贸依存度过大。外资拉动的出口占比达到60%，高技术领域占比达到90%左右，同时区域发展不平衡，东部沿海占了我过GDP的55%左右，而外资在东部沿海的出口中占比高达96%。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太高，在全世界人口上亿的国家，外贸依存度占到40%以上的，仅有中国一家。而且像我国这样投资占GDP的50%以上的，在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一家。
由于广大群众消费需求有限，搞基础建设，发展房地产，以及公路铁路、楼堂馆所，就成为工业巨大产能的主要出路。
改革开放初，我国人均收入才200美元。当时发挥低工资比较优势，依靠国际市场发展外向型工业是十分正确的战略选择。今天，我国人均收入已达到3000美元，再靠低工资搞外向型工业就是无法持续的。况且，几十年前美国可以通过它的巨大市场拉动四小龙的出口加工业，但中国这样巨大的一个经济体，是不可能也不应该指望靠美国或西方的市场来拉动经济发展。所以，依靠低工资优势的外向型发展模式，已经走不通了。我认为，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含义。
过分依靠外贸和外资，给我国造成的问题是：
（1）在国际贸易不断恶化的前提条件下，我国处于和发展中国家争外资，竞相压价，提供无数优惠政策，以低工资来生产廉价的产品。
（2）过分依赖出口，过分依赖外资的方式，成为我国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
（3）外资无限扩张，对我国市场造成了严重压迫。
（4）过分依赖外资，造成了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不足。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就是我国的经济界的指导思想出了问题，过分强调全球化的机遇而忽视风险与挑战，只看到了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技术溢出的好处，没有看到西方对我国的技术封锁遏制和打压，和对我国自主型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带来的负面影响。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以及对本国产业升级的支持能力还很差，高新技术产业基本上无力与西方跨国公司竞争。没有自主技术的产业化，就没有产业升级，转变生产方式。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首要的紧迫任务，就是产业优化升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要实现这一转变，任重道远。
所谓“融入”全球化，就是失去自我，放任外来势力主导我们的经济。有人照搬西方经济学，片面强调发挥比较优势，宣称只要有了“完全市场化、私有化”体制，就可以由市场力量自动实现产业升级，这只是一种假设，从现实情况看它是一种悖论，存在着很大问题。自主型的产业升级，自住型的产业创新，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没有政府对国内市场的保护，对本国企业的支持，对从业者的协调鼓励，那么我们高技术的核心工业在外资的压力下必然越来越萎缩。我们必须从市场化、全球化的迷信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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