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特别讲座（5月3日上午）
主题：从五四运动看中国的政治前景
——现行政治体制不能使中国摆脱历史的周期律
主讲人：杨思远（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
时间：2009年5月3日星期日上午9：30
讲座简讯
2009年5月3日上午，特别邀请了中国民族大学经济学博士杨思远老师做客乌有大讲堂，和大家一起纪念“五四”运动，并做了题为“现行政治体制不能使中国摆脱历史的周期律”的讲座。
杨老师认为，“民主”和“科学”是五四运动的两面大旗，90年过去了，还是一件也没得到，民主成了空谈，科学还在落实。这就是今天来纪念“五四”的必要所在。杨老师强调，关于五四话题还应注意两点：一是上个世纪末，“五四”口号有了新提法，在“民主”和“科学”前多加了“爱国”和“进步”，掺了沙子，有意地淡化了民主。二是，“五四”是我们党诞生的基础和历史前提，党的许多创始人是“五四”时期涌现的，马克思主义是“五四”以后开始广泛传播的，所以，“五四”为党的创立提供了丰厚的思想基础、干部基础和群众基础。但是，现在“五四”的革命传统逐渐被淡忘，党、学界和群众都齐喑无语，反而对2000多年的儒家大传统推崇备至，一定程度上带有否定革命的味道。历史是连续的，如果我们丢掉了“五四”，就是丢掉了90年中的前30年，便是丢掉了中国共产党28年的革命，也就丢掉了毛时代的30年，丢掉中国共产党。历史是不容否定的，但有人却可以为了今天的目的忘记昨天。列宁就曾指出，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如果是因为今天做了背叛昨天的事，就开始淡忘历史，我们绝不容许。
杨老师在谈到政治体制和周期律的关系时指出，中国的周期律是有历史传统的。比如英国可以看作是经济学的故乡，俄罗斯是文学的故乡，美国是物理学的故乡，德国是哲学的故乡，中国则是一部史学的故乡。几大文明古国中，中国不但历史能够延续，而且典籍丰厚，汗牛充栋，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但是，研究中国历史你会发现，王朝更替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轨迹，这就是历史周期律。这一规律曾被许多思想家观察到，马克思曾说，中国没有创新，在原有基础上只是不断重建，毁灭后再生，再生后又毁灭。黑格尔也说，中国是一个只有空间没有历史的国家。尽管很绝对，却正好凸显了中国历史的一大特点——缺乏创新。正像某些学者说的那样，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传统一直在延续，这些都是历史周期律存在的事实。为什么王朝覆灭了又产生，产生以后又覆灭，而且没有创新，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呢？有人说，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只在秦始皇时出现过，以后的社会制度，甚至直到今天，采用的仍是秦时的郡县制。谭嗣同就曾说：“两千年之政，秦政也；两千年之学，荀学也。”因此，要解决周期律的问题，就必需回到秦朝时建立的大一统封建官僚体制中寻找根根治。首先，要区分“封建主义”、“封建制度”这些概念的合法性。这是前苏联教科书版五种社会历史形态划分法硬套在中国历史的产物，毛主席本人对这种划分就有自己的看法，他把秦到新民主革命前这段时期定义为“集权官僚制社会”。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废封建，立郡县”，秦始皇时就已完成。郡县制便是集权官僚制。集权官僚制的主要矛盾是官和民的矛盾。从官的角度来看，是一种金字塔式的严格官制，从中央到郡到县到丧失财权的乡，官员层层委任，并直接对皇帝本人负责，条条框框多，集中为官僚阶段的集权统治。从民的角度来看，建立小农经济，让小农分散，搞个体经营，承包到户。所以，一边是权利高度集中的有组织的少数官僚集团，一边是汪洋大海般被分而治之的小农，就像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同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样，“天经地义”地实现了极少数有组织的力量对绝大多数无组织力量的统治。所以，毛泽东提出要组织农民，马恩克思很早就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要联合起来”，都看到了被统治阶级最根本的出路在于联合起来。
杨老师指出，在集权官僚制下形成的小农意识，是对其合法性的承认。官僚阶级靠代表其阶级利益的儒家思想来统治小农，小农则在长期受剥削和压迫过程中形成了屈从于官僚阶级的小农意识。小农意识具有的特点是：1．勤俭持家。它是小农在官僚沉重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中采取的是一种妥协、退让的处事态度，不敢对抗官府，只跟自己斗，幻图通过自己披星戴月的勤和少消费或不消费的俭来苟活。它实际上是为了适应官府重重剥削的需要而采取的一种迫不得已的手段。2．安分守己。它是“莫论国事”的翻版，是“做好本职工作”的孪生姊妹。把分内之事做好，不及其余，就是爱国，就是支持国家建设，就是对帝国主义欺辱的最大抗议，看似合理，其实是被官僚赋予了政治上甘于被压迫的政治涵义。3．平均主义等级观念。它看似矛盾，却是小农意识的真实反映。在处理民与民关系时，要讲平均主义，但在处理民和官的关系时却要讲等级观念。它为官僚阶级以权谋私提供了最大的便利，毛主席就看透了这一点，说他们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一边是官僚集团的急剧膨胀，对民脂民膏贪婪、无耻的收刮和盘剥，一边是小农无力的反抗与官僚化意识渗透后对其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结果是，创造财富的人越来越少，分割财富的人越来越多，官与民的矛盾也变得日趋尖锐，最后官逼民反。每个王朝建立初期都是官少民多，能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休养生息，政治清明，勤俭治国，社会比较安定。到末期，却被养尊处优的纨绔子孙把家业败得一干二净。看中国二十五史，每个朝代末期都有农民起义，就像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一样，到一定时期就会周期性爆发。为什么会这样呢？农民起义在摧毁旧王朝的同时建立的却又是一个王朝？它为什么不摧毁王朝，而仅仅只是摧毁王朝的统治者？只是改变王朝的姓氏，而不改变王朝制度本身或集权官僚制本身？不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只砸碎旧国家机器里旧人的旧脑袋？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解决历史周期律的问题。通过分析，杨老师指出，农民起义是有其指导思想的，小农意识就是它的指导思想。用它来指导革命，失败是毋庸置疑的。秦末陈胜、吴广起义的口号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其目标就仅仅只是把自己变成王侯将相，这也是平均主义，洪秀全搞的也是这一套。所以，农民起义的命运只有三条：1．被镇压；2．被招安；3．建立新王朝。农民起义也就成为集权官僚制的一个不治之症，它建立的政权也永远只是自己敌对阶级的政权，这便是集权官僚主义、民本主义的产物，也就是中国历史周期律产生的制度性因素。
杨老师认为，只有毛主席领导的农民起义彻底解决了集权官僚制的问题。因为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无产阶级的先进意识代替小农意识来指导革命的，其目标是彻底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民主人士黄炎培在考察延安时就问过毛主席，如何解决农民起义“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问题，毛说他已找到，就是用无产阶级民主的方式来解决。可现在，为什么周期律又再现了呢？因为民主被掺了沙子，“五四”民主的传统被弱化了，甚至不纪念了。在21世纪的今天，还这样轻视民主，视无产阶级民主为洪水猛兽，还在搞小农经济，搞集权官僚，还在提倡代表官僚阶级利益的儒家思想的民本主义（民本与民主一字之差，却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以民为本”，主体和前提是官；民主的主体则是人民，这是本质区别所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能不变质、变色吗？毛主席一生都在担心这个问题，他也是全世界第一个最早预测到颜色革命的人，后来历史的演变印证了这一点。那么，为什么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有可能演化为一个新的王朝呢？原因在于，毛建立的是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其政治体制却沿用着延续了2000多年的行政集权制，也就是集权官僚制，这两者本身便是矛盾的。毛最早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毛在1962年的一个重要讲话就曾提出，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由于行政集权体制的存在，已经在中国滋生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毛发现问题时，便采取了措施，开始时是发动党外人士监督，接着是“四清”、“社教”等一系列运动，主要矛头针对的便是行政集权体制及党的干部。毛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发动人民来监督政府，才不会“人亡政息”。实践证明，人亡了，政也息了，原因便在于，人民丧失了监督政府的权利。前30年，是“民攻官守”的30年，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有效地实现了人民对官的监督。后30年，则是“官攻民守”3 0的年。人民监督政府的尝试被彻底否定，行政集权体制蚕食鲸吞，日新月异，大有取消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之势。从农村改革重现小农经济，农民大面积贫困，到国企改革工人大面积下岗，再到大学生大面积失业，官员大面积腐败，政治制度与行政体制的矛盾更进一步尖锐化，必然会导致新的官僚化，导致中国历史周期律的再现。
杨老师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指出，改革反而强化了官僚阶级的地位，使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在经济上丧失了根基，广大人民群众在前30年建立起来的优势丧失殆尽。首先从农业改革入手，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重建小农经济。由于小农意识的局限性，公共权力必然会被行政集权者垄断，产生官僚化；其次再到城市国有企业改革，先把工人在1949年以前大革命中获得的各种经济、政治权利打掉，使其彻底或基本上丧失了原本享有的终身就业权、福利分房、免费教育、公费医疗、养老保障等权力。人民的权利日益丧失，人民“仆人”的权力却日益集中，公仆变身为主人成了人民最大的威胁，使官僚化的产生成为一种必然。尤其在市场化、私有化后，两级分化日益严重，官僚腐败猖獗，官僚化日趋加剧，社会矛盾尖锐，又出现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怪象，很像二十五朝王朝末期，出现了历史周期律再现的迹象。
杨老师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需请回“德先生”，像毛指出的那样，只有民主才能帮助我们走出历史的周期律。不解决人民当家作主的问题，要想走出来，势必是空谈，就像不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就不可能摆脱其经济危机一样。然而，民主却是一个大的课题。民主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资产阶级的民主，各种民主主张种类繁多，五花八门，各说各有理。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民主呢？杨老师认为，必然是人民民主或张宏良老师讲的“大众民主”。而且还应从其他民主主张中吸取有益的成分，还必须要对官僚阶级所提倡的民主进行深刻的批判，因为这个民主说白了就是官主，这是中国现阶段最需要警惕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毛晚年的民主基本精神是对的，但是没有形成制度化，在社会变革发生后便轻易流失。此外，我们应该借鉴资本主义的民主，吸取其有益成分，为我所用，让其能够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杨老师还认为，批判集权官僚制、官文化及官僚阶级的民主制度是当今我们的首要任务，虽然历史上我们有过这样的机会，却都让其幸运地躲过了。第一次是“五四”运动，可惜“五四”运动被“救亡”运动取代，最后落实“民主”的历史条件彻底丧失；第二次是“文革”，“文革”批判的本来应该的“官文化”，矛头却指向了“走资派”，反而让官僚得趣于幕后。这两次尝试和失败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所以现在，我们政治体制改革针对的对象应是行政集权官体制，目标应是建立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因为只有建立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在政治制度上让人民当家作主，并在政治体制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并落到实处，才能真正跳出历史的周期律。（通讯员：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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