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主题：《中国暴富阶层的原罪及其出路》
主讲人：著名经济学家 杨帆
时间：2003年9月14日
以下为书吧讲座录音整理，经主讲人审阅。
我们改革开放是遵循小平说的，也没人争论这事。但是一些发了财的人自己不安心，特别是这几年，去年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达成了共识。张维迎是代表人物，他被传媒界捧成了中国的改革之星、改革风云人物，成为企业家追捧的对象。每年这些企业家都频繁聚会，其中还有一些特别有名的人，就叫中国企业家明星年会吧，去年这个年会就请张维迎去讲了。去年是中国新自由主义思潮最盛的一年，他在上面就说，你们下面这些听课的企业家资产都是上亿的了，资产不上亿的没有资格参加这个会――不象我们今天这个会，大家可能连一万块钱也没有，人家那叫做上亿――他说我们中国这个民营资本啊，是暴富阶层，有原罪，你们怎么发的财啊？大家忏悔忏悔吧。有人上来说，那你就审我吧――这纯粹是逗着玩，我看实际上是耍弄，是做戏――说张维迎你就是我们的神父，我们向你忏悔。然后上来几个人，这个说我走了私，那个说我卖过假货，反正我们或多或少都不太干净，行行行，我们承认了，承认了怎么样？你是神父，我们忏悔不就完了吗？忏悔完了，以后我们就没罪了啊。后来这事被这些人广泛传播、炒作，包括张维迎又在湖南讲课，那些大学教授――这几年最右倾的就是那些大学教授――还有湖南的企业家们都在传这个话，传到全国的企业界。实际就是在我们党开十六大前后，由张维迎为代表，提出了一个原罪论，就是说，你怎么处理我们这些人？因为去年抓了刘晓庆，有钱人一看，现在政府财政越来越困难，下一个阶段就是要跟有钱人征税啦，这样他们就感觉――实际上是借口――说自己的投资不安全，这样张维迎就说咱们大赦吧，新的领导人上台，学一学古代新皇帝上台要大赦天下，咱们也大赦一回。干脆说二十世纪的人就算了，二十世纪什么贪污的、偷税的、漏税的，忏悔一下就算了，赦他们无罪，说以后就再也不许贪污了，从二十一世纪开始以后的人咱们大家就按章纳税，也不要再行贿、受贿，不要再腐败。――这就是企业家及其代表人物张维迎做的事。这个问题不是左派提出来的，也不是我们政府就真想整他们这些人，是这些暴富阶层自己觉得应该在中共十六大前后、在修改宪法前后要表示一下自己的意思，所以后来就有了修宪的这些活动。修宪活动也是右派这些人物提出的，因为宪法十二条说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他们说那私有财产也应该写上神圣不可侵犯，公私对等嘛。他们利用修改宪法的时机，想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入宪法，以求和公有财产平等。后来遭到很多学者的反对，因为全世界各国没有一个国家宪法里面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个条款，“神圣”二字是不能写的，因为写“神圣”二字意味着不许追查来源，他们意思就是你别管我钱怎么来的，反正偷、骗、抢来的钱只要修改宪法后就不能再追查我。所谓“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那是有道理的，因为它是国家打天下打出来的，打完天下之后没收官僚资本、买办资本，这是革命合法性，是国家的合法性所在。他们之所以想写上“神圣”，就是因为这二十年暴富的人的财产多数是偷骗抢来的，也正因为如此，不能给你写上“神圣”二字。这个问题现在还在争，吴敬涟也参加了，说那你把“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中的“神圣”也去掉，反正得公私平等。这个我们倒没意见，其实我们有没有意见也没用，人家上面开会也不请我们去，请的多是右派的人士。他们说反正就这样，要去两个都去掉，现在有可能结果就是把这把“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神圣”也去掉，公私财产一体化保护。反正弄了半天，“神圣”二字是没写，这个还是我们所谓左翼这边的一个胜利，因为“神圣”二字写了就没办法追查他了。现在就进展到这个地步，这就引出了我想讲的两个话题。
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我先把中国暴富阶层的财产来源和它的性质做一个报告，之后再把新自由主义的背景做一个报告，再之后提出我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先说第一个问题，中国暴富阶层是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必然产物？或者说算不算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现在的财产分布情况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但是算这方面的基尼系数已经到了46%，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小平在改革初期说让小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大多数人共同富裕。现在完成了头一半，但出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这少数人确实以惊人的速度富起来了，这20年的富裕程度超过了历史上这200年的任何一个国家，但在手段上，小平说是通过正当经营和合法劳动，而实际上发展这么快，肯定是一种资本原始积累性质，除了极少数科技发明的人以外，大多数的肯定离不开偷骗抢和权力的关系，手段不正当，这个不符合小平的意思。第二，少数人先富也不可能带动大多数人共同富裕，这一点应该大家心理明白。这一点我早就看出来了，但是其他人看不出来，还想跟着他跑呢，说大款富了，我也跟着他跑，去给他开开汽车啊，去给他搞搞按摩什么的，是不是我也能跟着富起来。但是他拉动不了你，少数人暴富拉动不了你大多数人，现在已经拉动的差不多了，也就这么多了。我们来看看大多数富起来了么？中产阶级形成了么？没多大可能性。这个问题其实国际上早已经认同了，只不过是中国经济学主流派在骗大家。说到搞这样一个书店确实是有意义的，提出真实世界书目，教大家看一些真实的书，你们现在学的教材，以及许多经济学家讲的东西，都是骗大家的。欺骗之一，就是少数人先富能拉动总需求，然后带动大多数人富起来，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两极分化在中国是很正常的事，如果不采用我们的建议进行彻底调整，还会继续分化下去。没有什么市场经济自动发展，让一部分先富，满足了他的需求，通过给他服务，就会形成庞大的中产阶层，这是新自由主义编出来的一套骗人的东西。
我们先估计一下，这个暴富阶层现在掌握了多少财富。按照社会平等的经济系数，超过0.3这个国家就是不平等的，到0.4那就是极不平等了，现在我们已经到了0.43，实际上还没算灰色收入，如果算灰色收入，有的学者估计，可能还要再加十个百分点，即中国现在反映社会收入差距的经济系数至少在0.5以上，甚至还可能再高。反正是现在内需起不来了，农民买不起城里的东西。你们现在在学校里看的特别清楚，从学生和家庭的情况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情况极其恶劣。不知道你们学校怎么样，我到四川去，四川尤其明显，学校公开给富有家庭的孩子盖招待所，反正学校也穷，学校也顾不得脸面了，说学生平什么等，你们老子不平等，你们也平等不了，学校就公开表现出来。一边是穷学生，就住学生宿舍，六个人一间，十个人一间，特挤。再到那一边我一看，豪宅，我去了都住不了那么好的房子，因为这边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就住这个。你在大学里边就搞这套，像话吗？这些都是新自由主义者搞的，一帮混蛋。但它也是事实，学校为了创收，就从有钱人家的孩子住宿上创收。不平等到什么程度！这东西还不让说，说了就是反对改革开放。就从不让说这点也反映中国是极不平等的，而且还会继续下去。只要这么下去，中西部就不可能发展，所有的钱和人都往沿海地区在集中，这个势头非大调整不可改变，小调整没有用。
为什么到这么严重的程度？左派右派都有不同的解释，两派都有片面性。左派说你这是由于改革开放引进了资本主义范畴，一系列资本的范畴，劳动力成资本，一切是资本主义的罪恶，这是左派的说法。他们的办法是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把国门一封，搞工作组，从二十年前开始查，说二十年前谁下海了，追出来，用搞群众运动的办法，彻底来一回，没收他们的财产。因为有原罪嘛，就是生出来就有罪，几乎都跑不了――我估计赵忠祥可能跑的了，可能也就这几个人没罪――赵忠祥也买豪宅了，，一查，说你交税了没有，说交了，也就拉倒了。其他人我看啊，怎么着也能查点毛病出来。确有原罪，开始的第一笔钱几乎都不是正当的，都违法，至少贷款没有财产担保，一般是依靠权力担保的。所以按照左派的说法，从二十年前开始揪，那基本就揪的差不多了。
按照右派的说法呢，一切都是权力腐败造成的。权力腐败问题不在资本，资本是革命的力量啊，资本就是瓦解你权力的。所有坏事都是权力，也就是毛泽东造成的。要继续通过国际化让外资引入进来，继续通过资本的力量瓦解你的权力，一直把你的权力瓦解掉，这才是改革开放。当然，在右派眼里这个暴富阶层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关于他们有不光彩的起家史，就要替他辩护，说谁起家是光彩的？你要往前追，全是不光彩，马克思不是说了吗，原始积累就是靠暴力，这个东西天经地义，都是一样，我就残暴了，就不公平了，怎么着吧。这是历史发展趋势，你共产党执政也逃脱不了历史规律，最后还不是一小撮人利用权力发财了么。发展就得认了，不认你就是违反历史发展规律。右派说的也有一定道理，马克思也承认，只不过马克思说你不合理、不公平，但是你看《资本论》，马克思说资本积累还是起进步作用的。新自由主义说，理应如此。贩卖黑奴怎么样了，贩卖了你又怎么样呢，弄死了你一亿人你又怎么样呢，谁让你劣等民族呢，谁让你打不过人家。拉美那边还灭绝了一亿呢，你们可能知道他是怎么掠夺黑奴的，但是不知道是怎么灭绝拉美这边的。你们知道是用什么办法吗？这次SARS应该知道了吧，就是用传染病。当时欧洲闹传染病闹的很多，流行天花，从小就得天花，也很残酷，死了十分之一的小孩，得了天花没死的就有了免疫力。欧洲那些流氓，活不下去的那些人，就跑到拉美，把得过天花的人的毯子送给印第安人，所以印第安人很快就灭绝了。用的就是传染病毒的办法，拿枪打不死那么多人，成本太高，按照我们学的科斯收益成本理论，杀一亿人至少要一亿颗子弹，打一枪还有打不着的时候，那也挺费钱的。人家不用这个，就是咱们交个朋友，我有天花，你没有，这个褥子有天花，偷偷往你身上一搁，回去全得，一传染，全死，那叫一个快。在历史上，细菌武器是最厉害的。当然民族之间确实这么残酷，你说西方人这么坏，那种族之间可不就这样吗？你说谁好，谁坏，都一样。最早是成吉思汗，打人家欧洲时打城堡打不下来，怎么办？就用这办法，这边有人得了鼠疫，就把得鼠疫人的尸体往里边扔，用云梯甩到欧洲人的城堡里。所以是蒙古人打欧洲的时候开始传染过去的鼠疫，我估计蒙古人从小就生活在草原上，老鼠比较多，跟老鼠一块混，结果混的他们有免疫力了，而欧洲这边没免疫力就得了，就因为鼠疫，欧洲短短的十几年，就死了三分之一人口下去。所以原始积累就这么残酷，你要承认这个东西，这么比起来，中国暴富阶层还不算太残酷，不就是偷点钱，偷点国家资产，反正国家也没人管，偷了就偷了吧。所以说右派也有他的道理，你说怎么着吧，就这样了，哪有那么公平的事。
中国经济学家大肆宣传的制度学派，被少数新自由主义者歪曲成为弱肉强食理论：我现在欺负你是因为我有能力欺负你，所以我欺负你就是天经地义的。谁替被欺负者说话就是反对历史进步。
左派、右派都有片面性。我不是左派，因为我对计划经济体制有批判，计划经济体制造就了一个无所不包的权力。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确有欠缺，他们说的是收归国有，收归国有之后呢，所有权是国有，但实际上控制权无法是全民。前天晚上我还和老左派吵了一架，我说你们不行，别以为都是忠实的马克思主义信徒，你们是教条主义，对中国原有体制没有认识，虽然在中国工业化中确实起了作用，但是你们要认识到，人民直接地掌握生产资料、人民当家作主是不可行的。因为人民太多，他总得选出一个代表来，但谁来代表人民呢，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在西方就是选举，按照多数票。但按多数票也有他的问题，就是我不认识你怎么选你，所以谁有钱有名就特别容易选上，因为有钱的人在选举中是占优势的，他可以买通记者，赞助报纸、电视台，让大家都知道他。其他人不知道你怎么选？这是西方的代议制，只能通过代表来选。但这也是有合法性的，因为是选出来的，毕竟大多数人认可。再有，打仗打出来的，他为什么能代表人民，因为打仗打赢了，也算一种合法性，也能代表人民。我为什么当头儿，因为我们这伙人打仗，把你们打灭了，所以你们就只能当奴隶，我们就能管你们，这也有道理。还有一种宗教的合法性，比如说西藏，你看他们选的，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他们有一套宗教规律。喇嘛在那儿算，大家也认了。说怎么那么没道理啊，你觉得没道理，人家觉得有道理，人家信这个，信就有道理，来了之后就是头儿，这也叫合法性。什么叫合法性啊？就是大家认可你当头儿。说皇帝死了，他三岁的儿子当头儿，也能行吗？那当然了，这天下都是我打的，我儿子三岁就坐在这儿，你怎么着，你不服气啊？你不服气你们得互相斗，你们还得打内战，国家就乱了，还得重打一回，干脆我们就省了这个，我儿子我孙子我们家一直传多少代就完了，这个继承成本比较低，你们五个大功臣，就当宰相副宰相，你们五个人就说了算了。所以三岁孩子当头儿也有他的道理，反正大家都接受。用什么办法大家都接受、能保持稳定和平就行。当然现在的民主制度是好的，这我也承认，因为你没有仗可打，这不就得民主选吗？不能老是你们家管吧？这我跟老左派就不一样，他们就争论说国有制第一，国有企业至上，我说不行，要代替国家利益第一，而应是战略产业至上，这是我的看法，但今天不讲这个。
所以我认为国有制确有其根本性的欠缺，就是人民无法直接管理国家，只能把它委托给干部。所以在计划经济下，大量国有企业，都是通过行政体系来控制的，那时是干部集团而不是个体干部。现在的干部权力很大，已经成了个人意志了，在计划经济时期，干部权力很小。我在工厂八年，我是厂长助理，那厂长没什么权利，真是一点权力都没有。厂长没有权力开除工人，也没有权力扣谁奖金，因为那时也没有奖金，厂长没啥权力，只能带头干活。厂长还要整天巴结工人，是真的，工人不干活他一点办法没有。厂长权力小还体现在没有财权，一个工厂要买个钳子是可以的，但不能超过一百块钱。如果机器上坏了一个螺丝，哪怕这个螺丝钉只有十块钱，厂长都没有资格买，机器就停下来，这属于固定资产大修理的范畴，你要报计划，报到主管部门计委批准，要过一年，计划下来，说你可以修机器了，才能修。你说厂长有啥权力啊？真是没权力。所以那时候在计划经济下，干部是一个干部集团，是由干部集团来控制、来代表。人民等于几次委托，人民要通过选人大，把自己的权力委托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名义上我们大家都是所有者，实际上我们把权力委托给人大，人大委托给国务院，国务院委托给下面的行政系统，再分四级管理，中央一级，省一级，市一级，县一级。当时的国家通过干部系统不仅控制国有企业，而且控制了所有的其他的企业，因为城里边还有大集体，还有小集体，这个不知道你们都知不知道，估计你们以前的老师都没讲过这个，讲过的都是西方的那一套XYZ的东西，所以你们不知道中国还有这个。中国还有农村，还有人民公社，通过人民公社控制农民，名义上说这地是集体的，实际上还是通过国家控制，你说农民有啥自主权啊？说这地是集体的，但生产队长能管啥啊？管不了啥，就是敲钟，让大家都上工，这是生产队长的事。农民自己没有任何权力，没有任何自由，粮食卖少钱，那是国家管的，农药化肥多少钱买，也是国家给定的。除此而外，鸡只能养三只，不能超过这个数。鸡下的蛋还只能自己吃，不能拿出去卖。就管到这种程度，你说名义上是集体所有制，实际上，是国家通过人民公社，政社合一，全部要管。所以计划经济下也没有什么可吹的，左派老说计划经济好，我没看出好在什么地方。当时管农民管到什么程度，不许出村子，要饭都不许出来，农民不许到城里找工作，但是可以到城里探亲，探亲只能有一个月时间，要开公社及行政介绍信到城里来。到城里来先到派出所报户口，一个月就让你走人，管的很严，用这个东西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国家资本原始积累，中国就没有让私人搞这一阶段，资本原始积累是客观历史阶段，谁也绕不过去，就是要加剧社会发展，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中国计划经济三十年，就是毛泽东用这套东西积累民间财富，用计划控制了大家的消费，把财富用到了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这里面有几次大失误，大跃进一次，三线一次，文革一次，损失巨大。但成就也是有的，就是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重工业体系。这个体系现在像林毅夫说你根本就不该搞，他的观点是错的。中国没有原子弹那还行啊？所以说有功有过，功大于过，这是我对毛泽东时期的评价。包括我们这些人，包括我爷爷这代，我父亲这代，我这代，我们三代人付出重大牺牲，牺牲了自由，牺牲了消费，牺牲了任何个人发展，都为国家积累了。那时候贪污的很少，这些积累的钱确实是由于计划经济的决策失误造成了浪费，但是也没有个人贪污，这是我们客观的评价。但它留下了一个权力的架构，所以到78年大家受不了了要改革开放也是正常的。那时我26岁，在工厂里面，大家确实感觉这套东西不行了，理想主义太强，你不可能改变人性，想超阶段超不了，而且他留下这么一个底子，就是没有民主。这么一个架构应该说没有个人自由，也没有社会，全部地融进了行政权力体系里边去。所以中国改革的起点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国家科技力量相当强，中国和世界的科技实力相差不太远，造了原子弹之后就有氢弹，氢弹之后还有洲际导弹，还有运十飞机，运十飞机只比欧洲差三年，那个飞机接近于美国波音707那水平，中国人自己造的。而改革开放这二十二年中国没有什么重大科技，这个期间美国倒是在新经济方面大幅度发展了，那中国的科技水平与国际间的差距比25年前是大大地拉大了。
我们是前一阶段属于人民做出牺牲，国家强大了，后一阶段是国家的财富向民间转移了。这样弄全国老百姓都得到好处，这应该说是95年以前的情况。我认为应该肯定，不能像左派似的就否定这一段，你不能否定历史么。现在右派在否定历史，说你计划经济什么都不是，也不对，你左派否定历史，说你改革开放、说你二十二年什么好事都没干，那也不对。
中国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用了三十年的时间，那在历史上是站的住的。在这个期间首先对外战争我们连续赢了，我从来不认为经济增长是硬任务，发展是硬任务首先体现在打仗上，打仗才是硬任务、才是硬指标呢，中国历史上本来是超级大国么。所以介绍你们买书的话，有一本叫做《白银时代》，还有一本叫做《全球化陷阱》，那两本书不错，它们告诉我们历史上中国是超级大国，后来怎么衰落下来的，不就是打仗打败了么。从1840年败了之后就连着败，一仗也没赢过，就张之洞打赢了一小仗，用收编的黑旗军跟法国打了一仗。打赢了李鸿章那边就给使坏，打赢了还跟人和谈。就打赢了那么一小仗，后来就没打过什么胜仗，直到抗日战争这才赢了。但问题是那仗是在中国本土上打的，让日本人打到这边来了，你打了八年你赢了是赢了，但整个让人家破坏的差不多了。所以打仗不能在自己这儿打，得把仗打出去，这才算赢，否则你赢了也不算赢，把你人都杀光了，把你房子都毁了，你咋办。所以要从这角度看，要抛弃经济学那套东西，什么利益最大化，都是瞎扯蛋。理性人是资本，根本没有什么个人利益最大化，都是骗人的。你们学经济学都不要受骗啊，什么叫做假设个人利益最大化，没有这种个人，真正的是资本利益最大化。但是从强国角度，就是看谁打仗打赢了，打仗打赢了他经济就能发展，打仗打不赢，你经济怎么发展？所以从大国的角度，毛泽东那时内战一结束，先出兵占领了西藏。那时西藏已经事实独立四十年了，你们知道吗？在历史上一般是中央派代表，大约有二三十人驻在西藏。其实就是有个使节在那儿，也不会说西藏话，就是在那住着，只是从名义上西藏臣服于你。到清朝的时候腐败了，干部不去，中央派到西藏去了四十多个人，大部分走到一半就回来了――我估计是吃的，就跟现在似的，吃胖了又减肥――上不去，那时候也没有飞机，走到一半说我不行了，心脏病、血压高什么的，喘不过气就跑回来了，实际在西藏那儿驻了没有三个半人儿。当时达赖喇嘛如果和中央有矛盾，就流亡印度，一到中央政府衰落，他就勾结英国人、俄国人，在印度的支持下就回来了，驱逐中央代表。历史上有过几次，都这样。有一回乾隆年间就闹过这么一回，出了两个达赖、两个班禅，说宗教出了点毛病，出了两个人怎么办？然后就闹了起来。那时侯尼泊尔强大，尼泊尔国王就出兵占领了西藏。中国那时侯是乾隆，出一支军队到缅甸，绕过喜马拉雅山这边，打过去，把尼泊尔灭掉，然后把西藏给平掉，就是这么干的。后来遇到辛亥革命就完了，我们这边乱了，那边达赖马上驱逐了中央政府驻藏代表，从1911年到1951年，中央政府在西藏没有名义代表，那就相当于独立了，但实际是英国和俄国的势力控制西藏。毛泽东当时干的对，解放军马不停蹄前往西藏，从四川没两三个月就过去了，在昌都一战，全歼了藏军。这回把西藏人打服了，五十年就没敢闹啥事。因为宗教之间就是认打仗的，他们一败，就认为毛泽东是神仙，这神仙大，他们认为毛泽东是高层次的神仙，达赖是下一层次的神仙，所以他们就认毛泽东，这是造神的事啊。在汉族是不太信这个的，汉族真是比较有理性，他信天不信神，他信天道，连皇帝他都不太信，皇帝是天子，但还有天道比他厉害。汉族人实际上是信原则的，是信抽象的理念的这么一个民族。皇帝行事必须符合天道，不符合天道就可以造反，造反就可以再换一个，这都行，所以中国汉族是比较好的，是理性民族。汉族人用不着学什么西方经济学，汉族人本来就是理性的，他有道统，有法统，有血统。血统的王朝只是最低层次的，你这个王朝不好，我们就可以推翻你，我们再弄一个王朝，那也是符合我们道统的，因为天道就是爱老百姓，这是很清楚的，所以中华民族能活这么多年，那是不能说“封建”二字就给否定了的。那都是左派理论，说什么庸俗唯物主义，一扯就什么都给否光了，为什么能够这样否光，还不就是打仗打败了么？还不是打仗是硬任务么？西方的文化程度那时侯那比我们差的多，GDP也比我们低的多，钱也没有，他就是因为穷疯了，才侵略我们的，他有钱还侵略我们干吗。但是人家打赢了，你什么话也别说，老老实实地听人家的，包括你这些教授，你这些教材都是人家的，你的历史都是人家编的。这也说明打仗是一个硬任务，要说打仗打赢了还真得说毛时期。毛时期派兵占了西藏，尼赫鲁在印度也是刚独立，听了之后捶胸顿足，说这毛泽东太快了，真没想到，要不然他还想占那边呢。你说西藏是谁的呀，谁派兵占了就是谁的，谁进度快就是谁的了。所以毛泽东从抗美援朝一仗，到越南一仗，到印度一仗，到珍宝岛一仗，哪次打败了呀，而且哪次是在我们国土里边打的呀？都是打到外面去了，跟美国想法是一样的，一样的战略，所以说这是大国领袖，大国领袖有本事把仗打到外边去。当然不能说是侵略吧？那都有另外一种词，我们当然不叫侵略了，我们叫保家卫国，唇亡齿寒，美国也不叫侵略呀，美国全球打仗，他什么时候承认自己是侵略？他说我叫维护人权，人权高于主权，说的好听着呢。别管怎么说，反正真正强国之道，打仗是硬任务，这是我悟出来的。我就看经济学那些书胡说八道，还比什么GＤP。我在《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我说中日甲午战争其实是那个GDP小的穷国打败GDP高的富国，一般都是这个规律。一个少将看见了，说从来没听过这话，这会儿才知道原来是弱国打败强国，GDP小的打败GDP大的。这点历史都不知道，你看看误导到什么程度。甲午战争的时候，谁的国民生产总值高啊？那还用说么，还让我找根据，我说不用找根据，当时日本叫琉球群岛，他有啥东西啊，他啥也没有。我们这边当然有钱了，你看盖圆明园，盖颐和园，他没钱能盖的起来么？只不过你有钱不往军事上用，人家就是没钱也把钱都用来造炮。当然你有钱了，没钱怎么能赔款呢，赔那么多不也赔了么，还是有钱。所以这个误导就大了，我就不说这个了。
说回来，所以说计划经济搞这个东西是完成了很重要的历史任务，但是他最后留下了一个官僚控制的社会也是事实。这个问题毛泽东没有意识到，他老想着用人民当家作主，通过文革的形式来打掉官僚阶层，实际上不可能打掉，最后搞了两年，一乱，他就收回来了，他后几年就是一个官僚阶层。但这个官僚阶层不会腐败，因为每个人权力太小，全部的权力都集中在他一个人手里，他就用这个办法，所以下边也没办法腐败。那时干部也腐败的，但是管的严，三天两头就搞运动。62年的时候，基本上各单位的会计都贪污，很普遍，所以后来就搞四清。就老这么搞，用这个办法控制你。这种体制只要他完成了原始积累以后，一定会发生大规模的崩溃。这个崩溃你不能说是因为美国阴谋，或者说是资本就搞坏人，你自己有毛病没有，你自己确实有毛病，只能在一个历史时期起到积极作用，但是，你到历史转换的时候，你不知道主动转换，你让人家用其他办法把你彻底否定掉了，实际不应该彻底否定，但是，由于你自己不知道改，不知道纠错，最后只能叫人家把你彻底否定。就跟我们现在否定他们的新自由主义一样，就得彻底否定。我发现谁上来都带垄断性，都不讲理。所以中国改革的起点就是一个官僚控制的社会，他们在法律的所有权上不掌握生产资料，但实际上他们控制生产资料。那么一搞改革开放，放资放权让利，那些掌权的阶层当然就会第一步把国有资产、第二步把民间资产利用权力一步一步都弄到自己手里。按说这也是很正常的事，可以理解，这不是说谁特坏，现在不是说个人坏的问题，是说整个制度系统化了就有这种趋势。由于毛泽东搞的太左，特别是得罪了中国上层的知识分子和干部阶层，所以他们把毛泽东彻底否定之后就对市场经济抱以无限度地赞扬，对美国这一套东西毫无批判地接受，所以就造成了腐败加剧的趋势，于是中国就产生了这么一个暴富阶层。
我认为两方面都有责任，权力有责任，资本也有责任，所以我在98年就写了一本书，其中有一篇重要文章，叫《权力资本化》。在《中国改革报》，是五千字，何清涟写了一本《现代化陷阱》，是二十万字，他是描述，我是逻辑。现在已经没有了，上边看了之后马上封杀，说这家伙太厉害了，因为我写的是逻辑，不是描述。你怎么描述怎么骂，他也无所谓，反正你爱怎么骂怎么骂，好官我自为之。我从理论上把他说了，即由于改革的起点是权力，市场化的第一步一定是权力转化，所有中国改革的过程实际上是权力资本化的过程。就这一句话他们不能容忍，丁关根的水平很高。美国人炒作何清涟，说他是中国社会的良心，为什么不炒作我？我跟何清涟不一样，我不是自由主义者。中国所有的革命和改革都是利益再分配，革命就是彻底的再分配，改革就是部分再分配，渐进改革就是更慢的，隐蔽的再分配。渐进改革的特点是利益分配的隐蔽性，这个就是我的理论创造，所有的人都没说到这地步，他们说什么存量增量、先体制后制外。其实渐进改革最根本的就是利益转移的隐蔽，利益转移是共性，隐蔽性是渐进改革的特点，不公开说这事，实际上就是有权力的人通过权力把国有资产一步一步地转移到自己手里这个过程，这是一个客观规律。我并没有说他不好，也没说他好，但是我说他一定是这样，因为计划经济下所有的资源只在他们手里，你又不搞民主，你又没有制约，当然就一步步转移到他手里边了。这个不是说谁违法，他也没违法，但他也不合法，就是通过灰色经济一点一点地弄手里去了。这二十多年基本是这过程，所以这是一种利益转移的隐蔽性，是中国渐进改革的特征。我给他算了一个数，权力资本化大概有几个阶段，第一步，是农业资本，就是分地的过程，邓英陶书里写的，全国十六亿的农村集体资产落入生产大队和公社干部手里。十六亿，在当时社会上没反映，因为基本上分地是公平的，没跟农民要钱吧，等于白给了，农民还欠了好多队里的帐也不还了，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大家就有意见了，在城市改革商业资本，就是搞回扣提成，特别是外贸，外贸是最腐败的地方了，干部子弟搞许可证，跑到深圳去办公司。这个许可证应该算是商业资本，这都可以算出数来的，你把每年的商业总额和外贸总额一算乘以10%（假设这些人在里边扣了10%），就可以算出来。这是到商业资本，到88年就发展成了生产资本，张维迎是当时赵的智囊，就是他参加设计的双轨制，现在还吹呢，说我是中国改革的先驱。正式地说，每年正式价差就是700亿，那你算，10%回扣，就是70亿。当然还有地方政府的双轨价差。这个双轨价差，实际上就是权力资本演变成生产资本的阶段。中国这个理想化的社会就不能够容忍了，反对是什么结果你们也清楚。所以说，这是权力资本到生产资本受到了理想主义社会的思潮的批判，但它有它的一定的合理性，即资本发展在中国还没有完成。49年时我们是农业国，农业占90%，工业占10%，中国当时是那么一个落后的国家，工业上可以说什么都没有。什么叫工业，那时侯工业就是火柴盒，造筷子、造碗的，烧个瓷杯什么的，做个桌子什么的，这全算是工业，加一块，这产值是10%。通过原始积累30年，最后就有原子弹出来了。但到78年的时候已经不能再积累了，78年工业居然占了70%，农业只剩30%了，工业中主要是重工业，积累太过了，那时候老百姓已经穷的不能再穷了，那时候就只能说富民了，这也是正确的。富民第一步就是把地给农民，第二步就是在城里权力向资本演化，但在客观上，也给老百姓带来了好处。但权力资本化这个过程很残酷。国家进行资本原始积累是有合理性的，因为他完成的是一个加速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演变，一个国家甚至由此成为一个核大国、军事大国，打仗是硬任务，这当然是正确的了，没原子弹呐，你早不知道已经挨多少回打了。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还再有没有一个原始积累，这是现在争论的地方。右派说你有一次国家的原始积累还不够，国家不能经营，你改革开放，你还得有一次私人再积累一回，反正就是得把国家的东西弄到私人手里，那当然是通过权力这个资源来分配的。历史上应该有这个阶段，虽然不公平、不合理，但这是历史阶段。关于这一点他们有他们的理论，在历史上已经发生了，还是有合理性的，所以我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它，我只不过说了点实话。我没说不好啊，但是他不让你说，说了以后他认为我揭露到他的实质问题了。所以，说的话要是实证性的，樊刚说经济学家不能有道德，只能说实证。实际上他是一整套市场经济“理念”，就是西方意识形态，我才是真正实证的。我只不过说你这个权力变成资本了，算算你多少钱，结果他们就受不了了，就来封杀我，包括官方的封杀和经济学新自由主义者的封杀，樊纲是策划封杀我的核心人物。他影响了许多人，如刘伟，石小敏，李罗力，这些人在80年代和我都是同一战线的，到90年代居然由于樊纲的“立规矩”，他们嫌我“不规范”，而集体排斥我，比如商量好不让我参加会议，取消我在北京大学的讲演等。许多朋友劝我不要说个人恩怨，我不能接受。这根本就不是个人恩怨，这是新自由主义90年代在中国树立话语霸权的主要手段。本来论观点论资格论友情，我都和他们差不多，但是他们要仿效“28个半布尔什维克”，在中国树立西方经济学的学术规范，以此获得评定谁可以进入经济学家圈子的权力。所以要把我这个“不规范”的老牌改革开放派排除。他们的错误在于低估了我的能力和气魄，我可是80年代在天津开发区最早搞外资和民主的。樊纲最大的毛病就是他那套贵族气的傲慢，也不想想80年代我们在为改革开放奋斗的时候，你在那里？在家里学外语那。这样的人包括后来什么海龟，凭说外国话就想在中国摘桃子，他们有什么资格代表中国的改革开放。谈改革开放，也需要资格的，而且不能攫取利益太多。到是张维迎有点资格，他是陈一资的人，在北京设计改革，我是和张伟在天津开发区搞对外开放的。所以今天我就和张维迎论资本原罪问题。至于背后那些封杀我的“90年代小晚辈”，必定失败。他们的错误不在于观点和我不同，而是他们得志就猖狂，连基本的辈分也忘了，连经济学家不能搞垄断的基本规矩也忘了。他们不把中国几千万工人和几亿农民放在眼里，怎么能不失败？
第一阶段是农业资本，第二阶段是商业资本，第三阶段是生产资本。按照资本论那个过程来说的。八十年代末反抗一次，不成功，说明这资本确实还没发展到头。第四阶段，就是92年，中国搞股市、房地产，就到了金融资本阶段了。到权力资本演变成金融资本这个阶段发财就大了，腐败也盛行，像现在抓的周正毅，最黑的就是股票房地产，那腐败比80年代大多了。但大家也容忍了，就是大家全民腐败，最后上面也想开了，爱怎么腐败怎么腐败，咱们大家一块来。大学生你们不是不服气么，不服气给你们放开。你看北大变的就这样，成功地把北大学生和北大老师变成了一种支持腐败的势力，再不闹事了，怎么弄的，我也不知道，反正人家有本事。北大学生和80年代不一样了吧，那时候动不动就上街、游行、闹事，90年代怎么就不闹了？你看北大的变化你就知道中国是怎么变化的，这叫世俗化，整个社会把信仰、道德给你弄掉，只有经济学家可以出来说，其他人都不许说。经济学家出来就是一套大家怎么赚钱，最后大家都赚钱去就完了。原来扫黄，现在也不扫黄了，都可以赚钱。大学生可以出国，你们大学生就放开了干，这就是个人利益最大化。所以为什么90年代大家可以容忍腐败而80年代的腐败却不能容忍，90年代比80年代腐败100倍，到现在大家不是还挺容忍的么，说明社会变了，社会变得好不好我没做价值评价，樊刚已经说了，经济学家只能做实证判断，不能作价值判断，要不你就不是经济学家。樊刚是经济学主流派里规矩的，我能不听吗，我从头到尾我都没批判谁啊，我只不过是在说事实，至于好不好大家自有公断。社会变了，腐败虽然比80年代严重了100倍，但是我们人心也比80年代更腐败了100倍，所以大家可以容忍。反正没有是非，不想是非，有钱就行，整个社会用金钱的力量把你消化了，把你瓦解了，把你消蚀了，把你民族的良心给毁掉了，大家都醉生梦死，所以就可以容忍腐败了。那时候谁发个十万八万的大家都看不顺眼，现在都是上亿的才算数。
权力资本化到现在的金融资本化最厉害，大家不要把它看作是个人化，这是系统化。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是亲身经历过的。比如北京市房屋拆迁，法律上土地归国家，但居民对房屋具有使用权，可到了真正拆迁的时候，法律上便不承认这一条。权钱结合，有权利的就把这地皮私下里给了开发商，92年93年设了很多开发公司，开发公司不是权力部门，但只有有权力的部门，或你认识权力部门的什么人，才能弄下来，然后开发公司再把工程承包出去。比如说我是管这个的，我批了，我承包给你，然后你再承包出去。也就是说你没钱，我也会把地皮给你，但这个地皮上有老百姓，你就得把工作做通。大多数产权是属于房管局的。还有很多私房，像满清贵族、华侨，是解放前买的房子，后来我们也承认了。82年宪法说，城市土地是属于国家的，这是很自然的，但使用权是谁住就属于谁，但一直这点就没承认。我是搞经济的，刚改革开放，当时就是我最早研究了香港和台湾的宪法，把土地使用权卖给地产商，最早的法律是我研究的。台湾是遵循孙中山土地为公，香港的土地是根据英国的宪法，是属于女皇，实际上是属于以女皇为代表的政府，也就是说香港和台湾的土地都是属于政府的，只有美国的土地使用权是属于私人的。中国的法律在农村，耕地是集体所有，那不是属于国家的；城市土地和荒山、矿产、森林是属于国家所有。所以，82年修改宪法明确了城市土地是属于国家的，但是后边还有一句话，使用权可以转让，但并没有明确使用权是属于谁，不动产，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不能分开，应该是谁使用就属于谁。我们的法律是模糊的，北京市政府干脆不承认这一点。到拆迁的时候，说你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我们家原来住的地方在西单，那是黄金地皮，说是清华大学要盖教授公寓，要我们走人。我说我们为什么要走，你这不是国家行为，你这只是单位行为，我可以不走呀。但他们说了，我们这是政府批的，政府批了你就得走。其实清华大学的教授怎么会住西单呢，这只是一个借口，这是一个商业写字楼，政府给每户的40万补偿也没给，很多人的居住权就被剥夺了。北京市有万人先后集体上访，但是北京市政府居然给法院下命令，不许受理，连个诉讼权都不给你，后来要集体游行也不让，这里边私人的土地使用权反正是不承认，让你走你就得走，就连补偿也只是补偿四壁和屋顶，不补偿地皮。
中国的右派经济学家们主张保护暴富阶层的私有财产，我也赞成保护私有财产，我说的是保护中国老百姓，包括城市中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土地使用权是属于他们的，你国家要用，你也得给他钱。直到现在才改，说你这个房子给你40万，你走吧，要是这样腐败就少了，它是按你房子的面积来算的，这就很难作弊了。但当初我的房子不是这样的，政府给的每人40万房地产公司给扣了，房地产开发商来了说政府让你走你就得走，我说你这不是流氓吗？结果政府官员来了就逼你们拆迁，他们雇佣社会上的黑社会来逼你走人，他们就是和劳改局合作，他们的经理是他们那边公检法的头儿，从劳改局弄出来一批人，说你们替我们轰居民。这些劳改犯就到了我家，说：我代表国家让你走人。我说这世道真是变了，我好歹是一个教授，是一个经济学家，结果一个劳改犯还代表政府了。北京市政府的头儿我还认识，我就找他说了，他说，杨老师，这对不起，我们这已经承包了，要是没承包他是政府行为，我找个市长，他还能给我解决，但是他说承包了，他说要尊重下边企业的自主权。这是市场经济。大家不可想象。我经过两年的拆迁，一般人是撑不下来的。中国这学者啊软骨头，你只有经过两年的拆迁，才知道什么叫做市场经济、原始积累的血与火。他们让我们家从西单搬到南城马家堡那个地儿，那是一个农村的房子，非法建筑，让我们往那里搬，我说我不去。拖到最后给你断电断水，整天的拖拉机、推土机在你门前转来转去的，反正就是在折磨你。但是我就不怕，我太太也不怕，我心说老子的老子是当过兵打过仗的，还怕你这个。但当时真是告天天不灵，告地地不灵，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权力资本了。大家都认为朱镕基是青天大老爷，当时朱镕基亲自管经济宣传，所有报纸命令，一律不许登拆迁的事儿，写内参都不行。我找个新华社写内参，说上面有指示，内参也不许上报，上面听都不想听这事儿。我急了，我还有几个同学什么的，找到人大，我说你给我递个信儿，写封信上诉吧，说那没问题，我可以马上把这封信送到上边手里，但你越告越倒霉，你还是别告吧。我说急了我静坐去，他说那你趁早别来，指不定什么人先打你一顿，说万一给你打死咋办。我说居然我这一个著名经济学家，我家还是共产党，弄得我现在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程度。最后我还真是只能通过走后门，我还真的有几个相当硬的关系，是我们家上一辈儿当官的时候提拔的他，去找他，都不行！你们知道老百姓受的什么罪，很多地方，都是房地产老板找一帮黑社会给你们家痛打一顿，打成重伤送到医院，然后派出所出来调解，说你们打人是不对的，说那你们赔钱吧，这帮劳改犯说，是是是，赔给你100元钱。你好了之后还得老老实实地搬，不然还打你，大不了就是赔礼道歉，派出所也帮着他们，因为他们盖好房子之后，会送给派出所几套，那是个人腐败吗？不要提个人问题，说谁谁特坏，没有什么特坏，就是一个系统的权力变资本的过程，这些东西必然要剥夺到私人的东西。我们家最后还是撑了两年通过托人慢慢说才给解决，好不容易终于搬到西北方好点儿的地方去了。所以我写了一篇揭露拆迁的文章，我还要写，什么叫权力资本，这就叫权力资本！这已经超越了剥夺国有财产，剥夺国有财产也就认了，右派说国有财产反正也无主了，就让他瓜分吧，这也有道理。经贸委已经下了正式文件了，全国都在干这事儿，几百亿的国有资产已经就这么给了权力阶层和经营者了。这可不是违法的，这都是按规定给的。我不是左派，我对这也没有特反对，问题在于你不能瓜分私有财产吧！但这样搞下去，一定会剥夺到私人财产，拆迁就是一项，实际是剥夺了城市居民的土地使用权。如果以后银行出现危机，剥夺的就是人民的存款了。再有就是剥夺农民的土地。这样下去，大资本要和乡镇干部结合，郊区这种城市拆迁的补偿，就给农民很少的钱。我举一个房地产的例子，大家就知道权力资本有多狠！
我只是算到股票，房地产一直没算，我算到98年由权力变钱大约有30万亿人民币，相当于六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如果算到现在，估计要有50万亿，房地产我没算，我算的是股票、外贸、农业、商业加上司法腐败这几项。现在腐败又向教育界发展，到处充满着回扣，你们可以估计估计，全国有多少个大奖，863项目、社科基金评比等，这笔我还没算呢。所以大学教授里面，右派越来越多，左派越来越少。这些就算是灰色经济，还有黑色经济，就是走私、贩毒。再有一个就是黄色经济，这个帐也是我算的，我算的98年中国大概有500万三陪小姐，光这一块儿就占国民生产总值15%。这都是实证，谁爱听实证啊！没人爱听！尤其是那些权力阶层就更不爱听了！为什么社会爱说假话，是由暴富阶层的权力资本造成的。不光彩，不能说！但是我都不主张彻底剥夺他们，因为改革开放必定形成权力资本化，我说这些也是警告大家，不要走得太过分，差不多就行了，总得让老百姓活吧。如果国家瓦解了，就会像俄罗斯那样，整个变成一个黑社会，黑社会控制了俄罗斯经济的70%。二十年下来，俄罗斯的财富还是集中在两种人手里，一个是计划经济的权力官员，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些地痞流氓。所以要有限度，你不能把私有也继续瓜分了。第一不能瓜分人民的存款，第二不能瓜分农民的土地，第三不能瓜分城市居民的房屋居住权。所以他们说我是左派没有道理，左派是要保护国有资产，但我是要保护私有财产，但是右派也太右了，他们说保护私有是要保护那些瓜分人的私有财产。这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道德上可以批判他，但是不可以从政治上彻底剥夺他，只能是逐步地化解它。每年都会在这些人里做一些曝光，把一些抓起来，“双规”。反腐败现在不能用“无罪推定”。这个办法每年都可抓一批人，而且一抓就是一个班子，然后再查几个偷税漏税的。这是一部分，再一个就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这样再花二十年，他们这批人一死，这事就算完了。
我的意思是富人们享有的钱属于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你干脆捐一部分。官员应该公开全部财产。你按规定分一所房子，假如你一个人有十所房子，你就要证明其他房产的来源。你可以说是你爸你妈传下来的，通常北京人都有三套房子，其他七套也都是以他儿子、孙子的名字命名的，所以你干脆就把其他的房子捐出来算了。假如你有一个亿，你干脆把九千万捐出去，你留着当富人就好过吗？黑社会都等着你呢！捐了吧！我们学习美国鼓励捐赠，你就别投资了，投了也打水漂了，你做鞋，全世界总共就有60亿人，实在不行去做裤子，你便宜也要一百多，农民买不起，劳动密集型产业马上就过剩，你又搞不了新经济，没有文化。所以你倒不如捐了。你本来是什么呀？上帝对你已经够恩惠了！别信什么经济学家，说什么买股票、买地、买房，投资，不最后你连一分钱也没有了连个碑都没有人立。中国到时候也可以这样，你捐了就不追究来源了，捐了无罪。贪官把钱吞多少都给我吐出来，也可以不判罪。到时候中国一下子多出了好多房子、股票。对人就算了嘛，杀人干嘛呢？这是历史时期所产生的，你杀太多人没意思！毛泽东说：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只是要你把偷骗抢的钱吐出来。
低成本反腐败多好啊！中国要是有希望就得从上层开始一层一层反腐败。中国反腐败我说快最多不超过三个月，大家公布财产。在“著名”经济学家里，我属于最穷，比如我公布自己100万，你们觉得怎么样？公道在人心，大家估计，也不用详查。有人有1000万就需要你自己举证。有一亿干脆别登记，大家不知道是谁的，你仍旧“好官自为之”。
他们右派非得借着十六大的机会，给暴富阶级做代言人，是他们主动扯出的“原罪”问题。是他们打破了邓小平“不争论”的规矩，非要来逼迫共产党，国家和社会，人民，承认偷骗抢来的财产为合法，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后果只能是对富人不利。想要抢夺的人多了，不用多，10个人、10把枪，拿钱来，不拿钱就打死你，你说这原则对你们富人到底好不好！发展下去，军队可以出来创收，警察可以和黑社会勾结，富人被绑架。想改宪法是不可能的。说到不安全，其实中国现在的富人最安全，你洗完钱回来装个外商，你的财产安全的不得了！比如中国的房地产迁移的法律不就是给你们设立的吗？就像以色列抓希特勒的手下，几十年了还在抓，在巴西抓住一个老头，当年就是他杀了数万个犹太人，如今已经80多岁了,仍没放过他。实际上大部分抓不到，但是绝不能公开承认他的合法性。
右派的理论非常错误，承认中国实行新自由主义那一套，把中国变成拉美化，这是个国际阴谋。张五常，大家听说了吧，他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来的特务，在香港，要瓜分中国财产，美国右翼的集团在后面支持，所以我们写了《批评张五常》这本书，我说张五常是美国派来的特务，用错误思想误导改革开放！其实国家政策从来不想剥夺暴富阶层财产，问题是右派不放心，他们制造假想敌，是你共产党宣言说了要消灭私有制，我们不放心。他们否定计划经济，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连孙中山都要否定。《走向共和》播出后，反映不一样。老百姓要共和，可是电视幕后制作的本意是要给李鸿章翻案。中国新自由主义者想整垮共产党这是错误的，他们说中国神经病，杨帆和左大培神经病，说全中国人民100年了都有“病灶”，为什么要革命？要反抗帝国主义？这是反对改革开放、反对西方文明，人家是来救你的，你反抗人家干什么，劣等民族就应该被优等民族淘汰！
中国打的是共产主义旗，其实是民族主义，我问老一辈为什么参加共产党啊？他们说就是因为蒋介石不抗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表示禁止我讲座吗？我到学生社团去“痛说革命家史”。我的父母就是北大毕业的学生，1946年在发生美国兵强奸北大学生的事件，我母亲当时就痛骂美国兵，我母亲脾气大，她当时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共产主义，就是看不惯政府对美国人那个奴才相，她在东单广场上讲演，后来国民政府列黑名单，把我妈也列入，说是共产党煽动！这是逼我父母上梁山。谁有病灶啊？是政府方面。真正起作用的是民族主义。中国这一段历史是被杀光烧光的屈辱历史，民族都被人家灭掉了，你还有什么呢！你以为不会啊！如果当时中国没有那些有血性的人，中国就亡国了！所以我们批评张五常，他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历史，不理解中国这几百年是怎么过的！不了解中国人为什么要选择社会主义，不明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取胜。
拉丁美洲一直依靠外资来发展经济，发展的结果就是外资来控制他，但他也无所谓，外资控制我，让我的民族产业全都垮台，但他的人可以去美国打工，就像中国的一亿农民到北京来打工一样，拉丁美洲那些棕色皮肤的人没工作都可以去美国打工。我去美国，那些宾馆里的服务生都是拉丁美洲人，素质比中国的那些农村小姑娘差远了，拉美人不会说英文，说的是拉美土话，中国小姑娘去三月肯定就行，但就是美国不让过去，拉丁美洲的人就可以过去，自由贸易区嘛，劳动力来回是很自由的，即使不自由，他也可以偷渡嘛，边境都在一块儿。中国比得了拉美吗？拉美的人破产，可以去美国打工赚外汇汇回本国，就可以支持本国进口，所以他的外汇一直高估。拉丁美洲这么做，按说也挺合理的。最后实在不行就是金融崩溃，再就是腐败。金融崩溃美国还得救他，因为他全是借的美国的钱，所以就是绑在美国身上了。最后实在不行就美元化，货币也不要了，经济主权可以交出来嘛，政治主权亦可以交出来嘛，最后说我政府管不了了，干脆加入美国完了，他们巴不得加入美国呢。到最后拉丁美洲干脆就让美国托管了，成为美国一个州得了，中国有些人就是有病，他们想加入人家大家庭，先要看人家要你吗！？用热脸贴人家冷屁股，太难看了。
这就讲到了一个新自由主义问题。我就发现德国人比中国人强，他们能想出与美国对抗的基本思路。两个记者就写出了一个《全球化的陷阱》，说全球化是二八开。美国在七八十年代被毛泽东打败后，死人死多了，开始衰落。后来在八十年代，英美联合起来，一直在树假想敌。所以美国真正打赢就是海湾战争，而且还没死人，所以他的发展符合它的价值观念，美国是真正强大了。美国打赢了，就成了最安全的地方，投资者都往美国跑，这是最根本的原因。中国现在一不搞国防，二不搞股市，你的企业怎么创新啊？然后又有人说是制度不好，国有企业是产权不清，私有企业是搞家族，产权问题有，但根本问题是在战略，不是制度！大国都要有霸气，美国怎么发展起来的，就是设假想敌，毛泽东也设，后来设刘少奇是假想敌就错了。应该设外国人。中国现在就没这个种，在经济学家那里算国民生产总值，三陪小姐竟然和原子弹划等号！按市场经济原则来看，造玩具飞机是赚钱的，军事飞机反而是亏本，所以不能干。
新自由主义，1985年英美联手搞垮日本经济。1990年又通过戈尔巴乔夫搞垮了苏联，后来导致拉丁美洲金融危机，1995年又由全球精英开了个会说：全球化就是“二八开”！这些事，那两个德国记者的书里都写了，中国人为什么只看美国书，不看德国书，不都是海龟吗？
中国政府要限制权力限制资本，如果不调整整个经济就都压到沿海了。所以说磁悬浮这些东西要下马，高科技应该用于国防，不能用于消费。要搞水循环，只要有水沙漠自然就变绿洲！能用人就不要用机器，高速公路也修得差不多了。外国超市项目也是这样，WTO本来规定的是只能在一个城市开一家店，但是现在各地政府都在开这些店，这都已经突破WTO的规定了！你说那些外国超市有必要吗？要买就买核潜艇，这个好，但是美国不卖，人家清楚。建一个外国超市，就要倒中国好几十个开小铺的。其实要想救中国农民也很简单，我一篇文章就成了，就说那些麦当劳之类的有转基因，吃了得癌，很快就没人买了。美国70%的农产品全是这些转基因的玩意儿，这样就可以保护农民十年，你可以自由进口啊，我也可以自由损你啊，我也可以自由不吃啊，都是自由。谁说我反美啊，我最崇美了，我是美国人最好的学生，因为我看到了美国能够称霸的最根本的原因。美国打伊拉克，说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吗？！不就是有罪推定吗？英国就跟在屁股后面冲冲冲，凯利不就自杀了吗，不就是因为良心受到了谴责嘛。布莱尔因为这事儿要下台，肯定要弹劾他。我早就知道伊拉克没有，朝鲜就有，为什么？因为美国敢打伊拉克，不敢打朝鲜！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用过原子弹，就是美国，但他不是只为了打日本，日本是必败的，其实它是为了建设国际格局，吓大家一下，但是他得找个最臭的，所以打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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