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与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对派怎样惋惜，跨国公司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
在我们睡大觉的时候世界正在发生着惊人的变化。地球是圆的，但世界是平的。世界正在被快速的摊平或铲平，全球化也正在进入继国家全球化、公司全球化之后的全球化时代，即个人全球化时代。全球化将深刻地影响我们的经济、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改变每个人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乃至生存的方式。不论是政府部门、商业部门、社会部门，各行各业的管理者、员工还是自由职业者，概莫能免。新一波的全球化，正在抹平一切疆界，世界变平了，从小缩成了微小。
——（美）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持续大量引进外资、发展外贸，中国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外资企业对中国提高技术与管理水平、培育与锻炼人才、促进市场发育等诸多发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外资给中国带来的并非都是阳光雨露，随着外资在华成长壮大，作为垄断资本的本性开始显露，其积极作用日渐消减，消极影响逐步显现，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危害正日趋严重。
“第五纵队”长驱直入
环顾当今世界，当数美国国家政权与垄断资本交织最为紧密。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列宁提出的垄断资本主义五个特征之一）而生成的金融资本与金融寡头，一直是国家政权的幕后操纵者，有时为了需要甚至直接跳到前台。金融寡头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事实上的主宰者，“金融寡头统治一切，既控制着报刊，又控制着政府”。 “今天是部长，明天是银行家；今天是银行家，明天是部长” 。战后，美国联邦政府国防和外交的权力分配形成了一条规律：由发家最早、实力最强的东部梅隆金融财团和洛克菲勒石油财团瓜分。通常情况下，国防部长来自梅隆财团，国务卿则属于洛克菲勒财团。如今，官商结合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相关形式发生改变而已。单看财政部长多半来自华尔街，而政府部长离职后进入大公司当老总或顾问早已比比皆是，而布什总统父子本身就是石油垄断寡头。日本则是另一个垄断资本登峰造极的国家，著名的“财界四团体”（经团联、日经联、同友会和商工会议所）不仅对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发挥着重大作用，而且还在相当程度上直接影响着政治结构与政府更迭。前首相池田勇人曾经直言不讳：“在日本，政府是船长，财界是罗盘，船长始终按罗盘指引的方向前进的。”
外资在中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早已告别“散兵游勇”的状态。随着外资的强大，早先的一般资本如今已演变为垄断资本，正积极谋求对中国经济、社会乃至政治产生影响，并实现控制与垄断，以获取暴利。为巩固和扩大在华利益，这些垄断资本依靠自身雄厚的经济实力与母国强大的政治后盾，通过各种方式，活跃于中国各级政府部门与重要民间团体之间，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经济与政治力量。
强力公关
跨国垄断资本凭借其雄厚经济实力，巧妙利用各方人脉，进行公关。越来越多的外企总管熟谙中国政治运行之道，想方设法接近与拜会中国政府与国家领导人，一方面私图进行政策游说；另一方面可作炫耀资本，为商业活动铺路。
为击败竞争对手（法国兴业银行）对广东发展银行的并购，花旗银行请出与华关系良好的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给中国××部写信，“以个人名义力谏中国政府支持美国公司对广东发展银行的收购努力”，并称“这将有利于中国及中美关系的全面发展”。该部门如何反应不得而知，但事实是花旗不仅持有广发20%的股份，而且还以20%的股份赢得广发100%的经营管理权。
以收购各国“命脉产业”为宗旨的美国私募基金凯雷投资，一直以强大的政府公关能力著称，为实现对中国工程机械龙头企业徐工的并购，积极游说当地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并取得后者鼎力支持。
利益输送 跨国垄断资本或收买、利用高干子女、亲属朋友，或聘请一些部门领导与职员做咨询师，或将相关课题配以丰厚的课题经费，给予各大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对中国相关部门决策与立法施加影响。
百事可乐等国际大公司曾多次以课题研究的名义，向商务部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与相关个人提供研究经费；投桃报李，该中心长期以来一直为跨国公司的在华利益而奔走呼号。
此外，跨国垄断资本还以安排出国观光、子女国外就读与工作职位安排、协助转移资产与洗钱等条件，或以参加国际学术研讨、邀请做访问学者、收录论文进SCI（科学引文索引）、授予名誉学位职称等为诱饵，吸引一些中国官员、学者为其效力。
为强化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直销市场地位，美国安利公司对中国相关政府部门以及高级官员进行集体公关，通过向清华大学的“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提供巨额赞助，送相关高官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进修。福特基金会每年在华开展数十个资助项目，很多项目是面向官员与学者的。由此不仅能得到相关信息，而且借机可以施加政治影响，推广美国的民主价值观与治国理念。
与国内利益集团结成共同体 在对外开放的进程中，在中国滋生了一大批从事买办活动的掮客，这些掮客一般有着复杂乃至显赫的政治背景，法力极大，影响力无边。他们与涉外利益集团形成日趋紧密的“共生”态势，游走在外资与国内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翻云覆雨，获取巨额收益。与跨国垄断资本结成利益共同体的不仅有个人，还有法人。一些大型中资企业为了自身的短期利益，甘愿充当外资的“铺路石”。
为占领中国寿险市场，外资保险巨头纷纷与中国非保险业的大型企业集团“联姻”。比如，法国安盛保险集团与中国五矿集团合资成立金盛人寿保险，意大利忠利保险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合资成立中意人寿等等。这种有违常理（同行合作）的合资路线，一开始就体现出外资保险公司的独资图谋。在合资寿险公司中，中资企业往往缺乏保险经营经验，因此合资公司实际上是由外资主导。
跨国垄断资本结成联盟 中国第一、世界第五的电池生产商福建南平南孚公司已成为跨国垄断资本结成联盟的经典案例。1999年南平市相关部门为改善治理结构而主导引进外资，但竭力避免被同行产业资本（主要是美国吉列）所并购。然而，以摩根斯坦利为首的国际基金在2002年对南孚实现控股后，2003年就将所持股份全部转售给南孚的直接竞争对手——美国吉列。
2005年1月，54家在华跨国公司联合向国务院上书（《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对新企业所得税法的若干看法》），反对“两税合一”。在《邮政法》重新修订之际，已在中国国际快递市场居于垄断地位（份额达80％）的四大国际快递公司——德国敦豪（DHL）、美国联合包裹（UPS）、美国联邦快递（FEDEX）、荷兰天地快运（TNT），共同派代表会晤商务部等部门高官，通过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中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等组织机构传达意见，并且于2005年7月联合通过亚太国际速递商协会（CAPEC）发表声明，希望中国邮政改革能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和政事分开，在快递领域引入公平竞争机制。
借助与培育政治力量 以政治促进商业利益，是西方社会的“通行规则”，跨国垄断资本自然精于此道。当获悉中国铁路大提速需要数亿美元的设备和技术时，法国阿尔斯通集团董事长兼CEO柏柯龙极力游说法国政府与中国政府沟通，前总统希拉克由此带着“重要的经济使命”访华，阿尔斯通由此与中方签署了总额达15亿欧元的供货协议。当凯雷收购徐工案陷入胶着状态时，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富兰克林•拉文访华，在公开场合呼吁中国政府按照“商业原则”处理凯雷收购徐工的交易。
以非常手段操纵腐败官员 进入中国的许多外企老板，也由最初单纯的贿赂收买官员，逐渐发展为支配这些堕落者。2006年6月，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因生活腐化堕落被免去职务，而直接扳倒刘志华的，就是一盘长达60分钟的性爱录像带，录像带记录了刘在香港进行色情交易的整个过程。一位业内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认为，这盘录像带显然不是偶然拍摄到的，肯定经过周密策划。由于涉入新的权色交易与收受更多贿赂，刘“背信弃义”，将原本给予某个“很有来头”的外资企业、位于北京黄金地段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又授受给另一家房地产开发商，恼羞成怒的外企相关人员便出此下策，使刘身败名裂。坊间认为，像刘这样被涉外利益集团操纵玩弄（始“弄”终弃）的官员绝对不是特例，而对刘的“惩治”对那些正为涉外利益集团服务的官员也具有“杀一儆百”的作用，使他们以后忠心耿耿为其利益服务（我们台湾的阿扁及其家人手下也被美国等西方国家以这种手段来“整治”）。
侵蚀中国经济主权
经济主权是政治主权的基础，也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保持经济主权的独立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提，也是实现经济繁荣、国家富强、民族自决的重要保障。一国的经济主权不仅体现在领海、领土的管辖与治理权，更重要的是集中在经济自主决策权。活跃在中国境内的跨国垄断资本，在中国攻城略地，通过各种方式与各类途径，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地影响中国重大决策乃至立法，中国经济主权正受到越来越严重的侵蚀。
影响立法，损害法律威严
1998年4月14日，中央颁发一个重要文件——《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利用外资水平的若干意见》，文件的基调积极，总体设计科学合理，但是文件当中被塞入某些玄机，例如文件开篇就有“依法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作为中国企业的一部分，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形式之一。这种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实行对外开放，就必须坚持利用外资不动摇”。值得注意的是，该《意见》过去一直是个秘密文件，在2008年总结改革开放30年成绩的时候，才将该文件公开。大众不禁要问：一个关系到中国对外开放方向、大张旗鼓引进外资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为什么是“秘密的”？其实，正是跨国垄断资本的积极活动，使相关部门设定“在中国设立的外资企业是中国企业的一部分”，而后又被悄悄塞进上述重要文件，从而具有法律效力。如此，涉外利益集团、跨国垄断资本便借此“拉大旗做虎皮”，作为“中国企业”横行中国。
2006年8月，中国银监会修订《外资银行管理条例》，要求外资银行在华注册为独立的法人机构。该举措遭到跨国垄断资本的强烈反弹。美国“金融服务论坛”呼吁美国政府抵制中国银监会的新《条例》，敦促美国财政部长、商务部长和贸易代表出面干涉。
跨国公司在中国大举并购，当中不乏涉及谋求或实现市场垄断的情形，我国颁布反垄断法无疑是解决外资并购垄断问题的重要手段。但是，由于跨国公司竭力阻止，致使我国反垄断法迟迟难以出台，被搁置长达十多年之久。
跨国垄断资本甚至直接参与中国的法律起草。商务部在争取到直销法的部门立法权后，曾与安利等外资直销企业多次沟通，甚至还请安利、雅芳等外商草拟直销法。2005年《直销管理条例》颁布，正式开放直销市场后，近千家直销企业只有13家获得直销牌照，其中外资企业就独占了10家（此后国内拿到直销牌照的企业已达19家，其中外企14家）。业内专家认为，《直销管理条例》完全是为外资量身打造的。
2006年3月，全国人大法律工作委员会向全社会征求《劳动合同法（草案）》的修改意见，由于外企违法用工比比皆是，比如肯德基公司不与劳动派遣者签订劳动合同，辞退这些员工时，就不用支付赔偿金。很多日资公司形成一种惯例，解雇员工用“劝退”代替“裁员”，这样就无须支付违约赔偿。针对《劳动合同法（草案）》的修订，一些外企驻华代表机构（如中国欧盟商会、北京和上海的美国商会等）迅速行动，积极进行有组织游说。一些外企甚至以“撤资”相威胁，抵制《劳动合同法》的出台。
中国《工会法》规定，在中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中的劳动者，都有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阻挠限制。但是，许多外资企业以“建立工会组织不符国际惯例”等理由拒绝参加和组织工会。在华外企近50万家，雇佣职工2000多万人，但组建工会的外企长期不到20万家。
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与法人的义务，依法征税是每个国家的税收主权。众多在华外企长期存在“长亏不倒”和“越亏损越投资”的怪象，2005年账面亏损的外企占总数60％以上。其实质就是通过各种避税手段转移利润，并通过各种公关活动持续避税获利。国家税务总局的不完全统计资料显示，一些跨国公司利用非法手段避税，每年给中国造成的税收收入损失保守估计达300亿元以上。在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约10%、税收平均增长高达20%~30%的态势下，2004年外资百强纳税增长率为零！
影响重大决策，损害政府威信
跨国垄断资本利用在华获得的丰厚利润，自己培育分析师，或高薪聘请优秀华人学者当顾问或董事，通过境内外媒体刻意包装、打造，提供各类交流平台与活动舞台，提高这些学者的知名度、美誉度，使其成为中国国内行业“精英”，拥有越来越大的话语权，影响中国行业乃至宏观经济决策。如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股权分置、产权明晰、引进战略投资者，都有相关经济学者摇唇鼓舌的影响。这种市场化、国际化倾向，使得一些国有企业逐步沦为外资企业并购的对象。在“产权明晰”的招牌下，肢解公有制，瓦解国企，消除与跨国垄断资本相抗衡的市场力量；或将一时不能瓦解的国企改造成为中国老百姓日趋厌恶唾弃的垄断力量。
多年来，跨国垄断资本还不遗余力地鼓捣中资优质大型企业或国有垄断企业境外上市。这不仅为外国金融服务机构提供巨额咨询、审计、评级、承销费用，而且将中国财富源源不断输送到境外！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动、中国联通等四家公司当初海外上市融资不过百亿美元，但随后四年海外分红就超过千亿美元，这种“分红”的实质就是将通过垄断盘剥国内消费者获得的财富转手奉送给外国投资者。
许多在华跨国垄断资本的行为还损害中国政府的威信。中国政府明文规定，中国金融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但是习惯“全能运作”的外资机构，利用中国混业监管上的缺失，加速在中国金融业的网状布局，德国安联集团与德意志银行、美国AIG集团与保德信集团、英国汇丰集团与保诚集团、荷兰国际集团（ING）等外资金融机构都拥有银行、证券、保险等多种分支机构，“明目张胆”地实施混业经营。
为抑制房地产市场泡沫膨胀，自2004年开始，中央政府实施以“紧缩银根与地根”为主的宏观调控。但是，外资机构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独特与优越的法人地位，向中国本土房地产公司提供包括融资在内的各类金融服务。高盛、摩根斯坦利、花旗、瑞银、华平投资、凯德置地等国际顶级公司，直接或间接进入内地的房地产市场，中国房地产价格由此居高不下且不断上涨，宏观调控政策因此大打折扣，损害了政府的威信。
谋取垄断优势，扰乱市场秩序
没有一个美国大公司不是通过某种程度、某种方式的兼并而成长起来的，几乎没有一家大公司主要是靠内部扩张而成长起来的。对外扩张与兼并是西方企业发展的常态。
通过多种途径，谋取垄断优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技术密集等高附加值产业越来越多地为跨国公司所控制：跨国公司已在中国的网络设备（路由器，交换机）、计算机处理器与服务器等行业占有绝对垄断地位；外国汽车品牌占销售额的90％；最大的5家电梯企业均为外商控股，占全国产量的80％以上；彩色显像管占65％，程控交换机占90％，移动通讯电话行业占95％。
美国沃尔玛公司实施“亏损战略”，以其本土市场对海外市场补贴的方式，扩张中国市场份额。麦肯锡报告称，外资零售企业可能在WTO开放5年后占据80%的中国零售业市场份额，届时中资零售企业将面临严峻的生存竞争考验。
全球最大的工程机械制造商美国卡特彼勒公司从1995年开始，就着手对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实行整体性、规模化并购，如今已在华建立了11个生产基地，两个研发中心，一个培训中心，2003年正式提出100亿美元的收购计划，旨在占领整个中国工程机械市场。依照国际经验，工程机械制造业，平时制造推土机、挖掘机等工程用机械，战时则可转产坦克、装甲车等战争机器。一旦中国工程机械制造业由外资垄断或控制，则中国的国防军工业与国家安全必然受到损害。
根据国家发改委国有资产研究中心课题组调查发现，跨国公司已将并购目标集中在我国能源生产和供应领域、基础材料工业领域、具有巨大市场规模和长期增长潜力的消费品生产领域、新技术服务和正在逐步走向开放的商业、金融服务业领域。
利用垄断优势，获取垄断利益
随着市场份额的增加，跨国垄断资本对相关商品价格的影响越来越大。无锡威孚有限公司自主拥有轿车用柴油的电喷射系统技术，生产的喷油泵价廉物美，但是德国博世并购威孚后，威孚品牌没了、相关研究团队被剃光了，博世垄断了这一技术与产品生产，而产品售价翻了一番。
滥用知识产权。国家工商总局和科技部先后发布在华跨国公司“限制竞争报告”和“知识产权滥用报告”，指出包括柯达、利乐、微软、思科、通用电器、飞利浦等在内的跨国企业滥用知识产权。部分跨国公司作为一些产品、技术的标准制定者，把专利嵌入各种国际标准中，让中资企业在遵循、使用标准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发生侵权行为，然后通过诉讼维权，坐收渔利。如跨国公司利用“DVD专利使用联盟”，迫使中国的DVD碟机生产企业每年交近百亿元的专利费。这迫使相关中资企业退出生产领域，或沦为跨国垄断资本的贴牌生产企业。
不当利用话语权。跨国垄断资本及其代言人在相关市场拥有越来越大的话语权，利用话语权谋取不当利益，进行市场投机。股票与房地产市场易于掀起泡沫，是跨国垄断资本投机的理想场所。跨国垄断资本及其代言人利用其丰富的国际经验，利用大陆A股与香港H股之间的联动以人民币升值、宏观调控、市盈率高低等名义误导民众的预期，导致股市与楼市剧升剧降，从中赚取巨额利润。
使中国企业家“英雄气短”，中国企业落入“引进，落伍；再引进，再落伍”的恶性循环
企业家精神是企业与产业成长壮大的关键因素，也是国家实现自主创新战略的重要源泉。但是，跨国垄断资本实现与谋求垄断，严重抑制了本土企业家精神。
实施并购 乔治•J•斯蒂格勒在《通向垄断和寡占之路——兼并》一文中认为“一个企业通过兼并其竞争对手的途径发展成巨型企业，是现代经济史上一个突出的现象”。 在华跨国公司需要能够执行其全球战略的经理人，而不是有独立意志的企业家。本土优势企业被收购后，虽然“本土品牌可能保持”，“团队可以继续经营”，但事实是本土企业成了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棋子”，不少企业家变成了职业经理人，本土品牌与企业家的命运完全落在跨国公司董事会的手中，一些曾满怀豪情的企业家因此而悔恨不已。前文提到，在美国吉列对中国第一、世界第五的电池生产商福建南平南孚公司实现控股后，南孚品牌虽然保留，但是南孚人昔日征战全球的雄心壮志已不复存在。
重金收买 外资一方面大肆偷税漏税，另一方面在吸引中国企业家、科研人员等方面则不惜重金。乐百事、双汇、徐工等知名本土企业的优秀管理团队以及企业家都是因为跨国垄断资本许诺并购后给予丰厚待遇而纷纷倒向外资的。当荷兰天地快运（TNT）与联邦快递（FedEx）以远远超出预期的价格分别收购华宇和大田两家中资物流企业后，众多曾誓言与外资物流公司一决高下的本土民营物流企业，便不约而同地集体投奔外资。跨国垄断资本凭着优厚的薪水和待遇，持续挖掘中国本土企业、机构的优秀科研人才。统计表明，中国最优秀人才的40%、优秀人才的都流向了外企或其在华设立的研发机构。
严密设防 中国制造业在做大、做强或国际化的征程中，普遍遭遇跨国公司在知识产权和专利、产业和技术标准方面设置的壁垒与陷阱，使中国企业家“英雄气短”。在强大的外资企业面前，一些本土企业陷入了“不搞研发等死、搞研发找死”的两难境地。“中外合资”一度是中国试图获得国外技术的理想方式。但是，一些外资通过多种手段遏制合资企业开发新产品或新技术。如在合资条款中，外方一般都要求中方，只有生产许可权而没有产品设计确认权，不能对外方的产品技术进行任何修改和创新。不少国企在与外商合资的过程中，原有的研发机构被分拆，技术力量流失。
战略误导 在跨国垄断资本代言人的鼓捣下，中国长期推行“以市场换技术”而忽视“自主创新”战略，由此陷入了“引进，落伍；再引进，再落伍”的恶性循环。这不仅严重扼制了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而且还贻误了中国产业发展的最佳时机。目前，中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以上，产业发展的主导技术基本上依靠国外。制造光纤、集成电路、石油化工、轿车和数控机床的装备，依赖进口的比率分别达到100％、85％、80％、70％和70%。
“围剿”中国海外利益，欲使中国成为跨国垄断资本的“超级提款机”
战后，日本用了18年时间（1956~1973年），经济发达程度就曾经赶上了美国并使人均财富世界第一。中国改革开放3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与当年日本相当，但是国家人均财富不及美国的一个零头。中国的财富哪里去了？被跨国垄断资本卷走了！中国股市从6124高点，一度跌穿1700点，数以十万亿计的财富被“蒸发”，跨国垄断资本“功不可没”。
价格讹诈 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导致对国际铁矿石的需求急剧增加，进口占世界需求量的13以上。按常理，中国具有战略买家优势，不仅拥有一般的定价“话语权”，甚至可以说具有定价“垄断权”。但在2006年进口价格谈判期间，跨国垄断资本与国内买办等联手大肆炒高铁矿石价格，导致铁矿石价格居高不下，如此原本合同压价17%的期望非但没有实现，反而涨价19%。铁矿石定价只是个代表，“中国买什么，什么就贵；卖什么，什么就便宜”说法的背后或多或少都隐藏着类似玄机。如今，被媒体近乎铺天盖地、热炒的“力拓案”只是揭示巨大玄机之冰山一角。
借机敲诈 由于国家严格限制外盘代理，中国期货经纪公司只能长期局限在国内市场。中资企业要参与国际套期保值一般需借助外资投行渠道，因此相关商业活动丝毫无机密可保，交易过程中很容易陷入被动。如中航油进行期权交易的渠道，是包括日本三井、法国兴业、英国巴克莱等在内的国际知名投资银行，与此同时这些投资银行也是中航油的交易对手，因此当中航油新加坡公司于2004年进行5200万桶原油的投机交易时，对各大投资银行而言则是公开的秘密。有诸多报道显示，猎杀中航油、导致亿美元巨亏的元凶正是这些投资银行，2005年国储铜巨亏6亿美元以及2008年东航巨亏7亿美元，近乎都是同样的问题。
将中国企业变成“圈钱道具” 伴随中国“入世”过渡期结束，摩根斯坦利、高盛等投资银行以及凯雷、华平等私人股本公司对中资企业的并购异常活跃，这是因为这些国际金融机构有很好的海外退出渠道，将中国企业适度包装后于境外上市融资，一般三年左右就可以实现上市股权退出，赚取丰厚利润。因此，相关国际金融机构通常只关心企业的短期业绩，并不在意发展中存在的基础性问题。这使得中资企业成为国际资本到股市圈钱的“道具”，伤害中资企业的后续发展能力，破坏中资企业的长久声誉。
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在部门与地方政府的庇护下，一些跨国公司长期漠视中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以至于相关劳动纠纷愈演愈烈。恶劣的工作条件、低廉的工资水平、缺乏各类劳动保障等因素，使各地职工群体性事件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引发社会动荡，威胁经济安全。2005年10月，因严重不满资方加班超时、加大劳动强度等举措，大连一家日资公司员工发起罢工，由此引爆长期潜伏在外企的劳资矛盾，一场原本一家企业五六百人的罢工迅速蔓延成当地20多家日资企业3万多名员工。
此外，跨国企业在华行贿事件近十年来一直呈上升趋势，在中国调查的50万件腐败案件中，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国外中国问题专家警告，中国产业正日趋“边缘化”、“外围化”，“进步中的贫困”正加速生成。在跨国垄断资本的催化下，中国两极分化加剧，社会冲突日趋尖锐，资源急剧耗尽、生态严重破坏，民族工业加速解体，科技创新不断滞后，社会经济愈发呈现出某些“增长而不发展”的迹象，这是否表明中国正步入“拉美化”境地？
“家贼”与“内鬼”值得关注
跨国垄断资本之所以能对中国经济安全实施越来越大的危害，主要在于某些学者的误导、舆论的追捧、买办的帮忙；在于政府的错误决策、监管能力不足、监管行为滞后；在于某些中央政府部门利益膨胀、部分地方政府急功近利。
学者的误导、舆论的追捧、买办的帮忙
跨国垄断资本在华网罗了一大批依附力量，形成了以跨国垄断资本为核心的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
学者误导 ：长期以来，新自由主义者主导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话语权，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中国的重大决策。这些学者或学者型官员食洋不化，对外国的资本、技术、管理以及生活习俗等迷信备至，崇拜有加，在平时的思考与决策中，自觉与不自觉地站在跨国垄断资本的立场，有些甚至为跨国垄断资本代言。例如，陷入“GDP增长”迷思，鼓吹跨国垄断资本已是中国经济的一部分，且是最重要、最有活力的组成部分；陷入“经济效益”迷思，鼓吹“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执迷“以市场换技术”；陷入“私有产权”迷思，鼓吹以西方的产权制度、经济运行机制来全面置换中国现有的经济体制；等等。
舆论追捧 ：伴随地方政府的红地毯，面对新闻媒体记者的闪光灯，在各地方，跨国公司CEO往往被大群记者众星拱月般簇拥，其音容笑貌总能进入电视的黄金时段、报纸的头版头条。舆论这种对跨国垄断资本的极力跟从、无限追捧，客观上赋予了跨国垄断资本越来越显赫的地位，以及越来越大的话语权。
买办汉奸的帮忙： 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一大批依附于跨国垄断资本的、为其鞍前马后效力的买办阶层。其中一些买办有着复杂乃至显赫的背景，法力极大，影响力无边，与跨国垄断资本形成日趋紧密的“共生”态势，为跨国垄断资本在中国的发展壮大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商务部的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不仅随意接受，而且还主动寻求跨国公司的资助，名为专事跨国公司研究和咨询的机构，但众多业内人士与广大网民早就“认定”其为跨国公司在华的“话语中心”、“政策公关中心”。每年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对跨国公司近乎充满了肯定和赞誉。
跨国垄断资本在华的每一次扩张，都能找到政府“不当决策”的影子。
由于政府职能僵化、一些部门衙门化与领导官僚化，民主决策难以落实，决策科学性每每出现问题，导致在资金、技术、管理、营销等方面形成对跨国垄断资本的全方位依赖。
资金方面 中国储蓄率居世界前列，中资银行虽然存差高达数万亿元，但仍迷信外资为所谓“高功能货币”（可带来先进的技术与管理，增加本土市场的竞争活力）给予各种优惠（包括税收减免、优惠的融资条件及用地用水用电、降低环保与劳工标准）吸引外资。由此，导致外资对内资日益严重的替代与排挤，金融市场发育严重滞后。
技术方面 迷信盲从新自由主义者鼓吹的“以市场换技术”的偏方，满足于引进“适用”技术，放弃自主研发，最终“赔了夫人又折兵”，关键技术、高新技术没换来，反而令诸多重要的国内市场纷纷被外资抢占，原有技术与研究团队被肢解，自主创新之梦逐一被粉碎，类似“运十”飞机、高温气冷反应堆，汽车行业等悲剧一再发生。
管理方面 自轻、自暴、自弃，迷信“外来和尚念好经”，会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相关监管部门颁布一纸文书，要求上市公司融资时，财务报告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补充审计”，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由此迅速占领并垄断中国审计市场。实际表明，这些国际事务所在“道德风险”上丝毫不逊色于国内同行。
市场方面 迷信“GDP增长”，迷信外汇储备（无论美元或者欧元、日元、英镑还是其他的国际货币实际就是国外印刷的纸张）的“战略价值”，不惜资源、环境与劳动者的生命健康等进行出口与创汇，导致对国际市场的严重依赖，与主要贸易伙伴的摩擦日益激烈，外经外贸乃至部分外交受制于人。
宏观调控方面 在缺乏科学论证的情形下，没有因时、因地制宜，仓促出台措施，而且“一刀切”，使得国民经济与关键行业大起大落，导致外资乘虚而入，迅速占领中国市场。如1992年银根松弛，银行对企业大规模放款。1993~1994年银根紧缩，清理“三角债”，融资渠道堵塞，本土企业举步维艰，纷纷转向与外资合作，导致外资大规模扩张。新一轮外资在华并购扩张，则与2004年开始的紧缩银根，抑制部分行业过热紧密相关。
日益膨胀的部门利益与地方利益“助纣为虐”
部门挟洋以自重 随着开放日渐扩大，越来越多的机构打着“国际化”、“全球化”、“与国际接轨”的旗号，利用增进对外交往、开展对外谈判、加强对外合作等时机，以“接受国际惯例”、“增强国际竞争力”、“提高国际资源控制力”等为借口，挟洋以自重，巩固、谋取部门利益，一些机构已经将部门利益与境外利益集团利益紧密交织在一起，甚至形成俱荣俱损的“共生”态势，部门政策制定乃至部门立法都向跨国垄断资本敞开，这是跨国垄断资本在华活动日益猖獗的重要原因，如金融业只对西方而不对内的“定向开放”，长期给外企“超国民待遇”等等。
地方外资崇拜 在以GDP增长作为主要考核政绩的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普遍争相招揽外资，大搞优惠政策攀比，甚至不惜动用行政资源为外资进入“保驾护航”，导致日趋严重的“外资崇拜”。在珠江三角洲，当出现劳工与外资纠纷时，一些地方政府总是站在外资立场，包庇、袒护、纵容外资，想方设法隐瞒、推延甚至打压劳工为合法权益进行的行政与司法抗争。相比沿海，一些内陆地方政府给予外资的优惠有过之而无不及，早已超出经济领域，甚至把过去帝国主义在华租界的政治法律特权都搬了出来。河南省沁阳市明文规定，外资享有各种政治法律特权，包括不受交通法规的制约、医院看病享受半价、出入娱乐场所不受公安机关检查等；此外还规定，每月1~25日为企业“安静日”，包括司法机关，税务机关在内的全市任何部门不得进入外企，违者立刻开除。很多地方政府既不相信国企能搞好，也不信任民企能做大，因此铁了心思要把地方企业卖给国外资本。2004年年中，徐州市在筛选徐工的战略投资者时，首先排除的就是国企与民企，使竞争者为“清一色”的国际资本。2005年4月5日《珠江时报》自豪地宣称，外资并购民企在佛山已成“流行色”；同年10月24日《新华日报》报道南京市的自豪：南京民企成为外资并购的“香饽饽”。
监管能力不足，监管行为滞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政府充分发挥“守夜人”的功能，强化对市场主体的监管。但是，快速市场化、国际化以及管理体制僵化，使相关监管部门难以很好适应对跨国垄断资本的有效监管。
监管能力存在问题 ，虽然外资创造了中国约33%的GDP，却只缴纳了约20%的税收。众多在华外企长期存在“长亏不倒”和“越亏损越投资”的怪象，就是利用中国的管理与政策漏洞进行利润转移以逃避税收的结果。外资之所以能长期成功避税，且不论在某些地方是否存在具体税务人员与外企的合谋，但可以推定中国税务部门的监管、审计能力存在问题与漏洞，即地方税收部门的能力难以应对外企在财务管理体系上的繁杂性。
监管机构设置存在问题 ，中国行政机构设置及其职能配备至今尚缺乏严密的科学性与法定程序，很多是部门利益博弈的结果。例如，针对外资银行理财产品，风险控制由银监会监管，所涉及的外汇管制规则由外管局制定，反洗钱问题则由央行反洗钱局来管理。注册会计师行业所涉及的监管“婆婆”就有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等多家机构。多头监管难免会出现“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国家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有23个成员单位，也就是说至少有23个机构与这项监管有关，各机构分工配合的效率可想而知。
监管行为滞后， 由于监管水平不高，专业能力有限，加上监管机构设置欠缺，从而使监管滞后，有时相当严重，由此造成重大甚至无法挽回的损失。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就是在监管部门的“帮助”下，迅速占领并垄断中国审计市场的。凡是要融资尤其是在境外融资的企业与机构，都要接受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法眼”的检验，如此，企业的商业机密乃至国家机密（很多企业属于战略行业或敏感行业）何以得到有效保障？中国金融业实行分业监管，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部门分工协作，理论上周密有效，但实际上，外资金融机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实行混业经营。中国“入世”协议明确规定中国各类金融市场及其业务的开放时间表，然而外资金融机构利用其混业经营及技术管理等优势，早就积极从事跨地域、跨期限展业活动，使我国很多规定形同虚设。
（《环球视野》第316期，网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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