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理直气壮地清算高盛的罪行

中国要理直气壮地清算高盛的罪行

美国投资银行高盛集团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兴风作浪，贻害世界，为美国赚取了巨额利益。但首先清算高盛的却是美国政府。2010年4月16日晚，美国证券行业的最高机构、直属美国联邦政府的独立准司法机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起诉高盛，罪名是欺诈。

在4月16日向联邦法院提起的民事诉讼中，SEC指控高盛集团在金融产品问题上涉嫌欺诈，隐瞒与第三方的关系，放出错误信息，造成投资者损失超过10亿美元。《华尔街日报》指出，这些交易可能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SEC在随后发布的一项声明中指出，高盛设计并销售了一种基于住宅次贷证券(RMBS)表现的抵押债务债券(CDO)，高盛没有向投资者透露该CDO的重要信息，特别是一家大型对冲基金公司——保尔森对冲基金Paulson&C在资产选择中所扮演的角色没有被透露，也没有透露该基金已对这一CDO做空。保尔森公司参与并帮助高盛集团选择了投资组合，并通过对抵押债务债券的卖空交易在房地产市场大幅下跌时期获得了大量的利润。但高盛没有向投资者透露该对冲基金公司参与了该交易，以及其在该交易中扮演的角色。为了这项交易，保尔森对冲基金公司2007年4月向高盛支付了约1500万美元的设计和营销费用，而以ACA资产管理公司和德国IKB银行为代表的投资者，因此蒙受的损失可能会超过10亿美元。随后，希腊、德国、澳大利亚等国也对高盛的欺诈行为提起诉讼。

当涉嫌欺诈遭遇欧美国家政府的围剿时，高盛在中国的丑闻也遮掩不住了。以高盛为代表的这一国际金融市场的幽灵不仅在美国次贷危机、希腊债务危机等金融风暴中时隐时现，而且越来越多出没于新兴市场。高盛在中国市场翻云覆雨，不仅赚取巨额垄断利润、控制主导中国的相关产业，而且误导中国政府与企业的经济决策，涉嫌危害中国经济安全。高盛在中国市场所从事的各种交易勾当给中国企业和投资者造成的损失，对中国经济社会造成的危害要比高盛在美国、欧洲的欺诈行为更加严重。

一、高盛是何方“神圣”

高盛集团成立于1869年，是世界历史最悠久及规模最大的投资银行之一，总部设在纽约，并在东京、伦敦和香港设有分部，在23个国家拥有41个办事处。高盛集团是在J.Aron公司和住友银行（现三井住友银行）加盟之后，得以快速发展的，成为美国华尔街最著名的投资银行。

给中航油放债进行豪赌的三井住友银行与高盛和三井物产的关系如同手足兄弟，这在三井住友银行追讨中航油欠款的起诉书中的一段叙述就已经不打自招了。起诉书中写道：“2004年8月和9月间，中航油向三井住友（银行）贷款1480万美元，用于支付欠（三井物产旗下的）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和（高盛旗下的）J.Aron公司的债款，并在2004年9月将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进出口公司进行的一笔1326万美元燃油交易所得转入公司在三井住友（银行）的户头，以此为抵押取得三井住友（银行）2004年11月发出的1350万美元信托收据。”
高盛本身是一家从事投资银行业务的服务性公司，很多收购行动的背后都是由三井住友银行提供资金支持。2004年夏天，在外国投资者对日本武富士消费信贷公司（简称：武富士）股份的争夺战中，高盛公司从幕后走到台前，一度获得排他性的交涉权并宣称要收购武井家族的58%的全部股份。高盛此次收购项目的负责人是高盛证券（日本）公司总裁持田昌典，他与三井住友银行行长西川善文关系密切，而三井住友银行是高盛收购武富士强有力的后盾。

在过去的25年里，华尔街制造了一系列的丑闻，垃圾债券、IPO、次级房贷以及其他曾经盛极一时的金融产品，在公众心目中都成了诈骗的陷阱。信贷市场正陷入危机当中，房地产泡沫经济破灭，逼得华尔街不得不去找一个新的圈套诱人上钩——全球化模式。
为什么全世界都要统一成“全球化模式”呢？1984年即在高盛任职的日本人神谷秀树在他所著《贪婪的资本主义》一书中这样写道：“推进全球化模式的中心人物无疑都是美国巨大投资银行的顶层人物。简单地说，证券世界的销售体系是由不到十家高盛这种巨大投资银行（包括储蓄金融机构的投资银行部门）掌握的。他们为了让自己更方便，要把所有的证券都做成“定性化的商品”。也就是说，他们使交易条件规格化以便于自己更好买卖。不仅仅限于证券，原油、玉米、大豆、咖啡豆等等，他们建立起的商品交易系统中，交易的种类越多，他们的利益和市场支配能力就越强。
高盛等投资银行致力于用微薄的手续费来操作具有统一性（专家称商品化）的大规模商品，只要数量庞大，那么即使很小的价格差也能够带来巨额收益。以高盛为首的投资银行就是“贪婪资本主义”的产物，所以他们无论如何都需要“全球化模式”，推行全球化，就掌握了世界。高盛在保尔森主政期间达到鼎盛。这位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长在执掌高盛的8年时间里，保尔森把中国市场列为高盛全球战略的重点地区。1999年5月8日，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时候，保尔森在获得了高盛老掌柜、财政部长鲁宾的支持下，毅然派员飞抵中国，拿下中国最大的石油石化工业改革项目。
保尔森执政期间，让高盛取得了中国金融市场龙头老大的地位。高盛不仅仅成为政府发行海外债权的主承销商，还私有化大批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在高盛的名单上有中国石油、中国平安、中国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等。高盛也是第一家获得上海证交所B股交易许可权的外资投资银行，以及首批获得QFII资格的外资机构之一。2004年12月2日，高盛高华证券公司成立，使高盛成为第一家通过“买门票”方式直接在中国开办证券公司的外国投行。

二、高盛在中国的斑斑劣迹

高盛1994年分别在北京和上海开设代表处，正式进入中国内地市场。高盛将大量的时间、精力、资金用于在华公关，像在本土一样娴熟玩弄起金钱与权力的“旋转门”，主攻目标就是政府高官与国企高管。2007年，高盛税前收入第一次有超过一半来自美国以外地区，中国是高盛收入增长最快的市场。高盛通过本土化战略，借中国市场的不透明，捞取了更多的“保护色”与“拓展空间”。逐步在中国建立起了强大的国际投资银行业务分支机构，并通过入股中资大型企业、担当承销商等途径向中国市场全面渗透。参股到国内许多大型企业之中是高盛进入中国取得的战略性成果，如出资3500万美元购买了中国平安保险公司6．8％的股份；出资6000万美元收购了中国网通2．4％的股份；出资5000万美元收购了中芯国际4．0％的股份；斥资37.8亿美元认购164.76亿股工行股份等。高盛还是唯一一家作为主承销商全程参与中国政府每次主权美元债务海外发售项目的国际投行。在过去的十年中，由高盛主导的中资公司海外股票发售有中国移动通信、中国石油、中国银行（香港）、平安保险、中兴通讯等。

高盛进入中国瞄准的目标是尽可能地获得中国企业的控制权。为达到破解中国许多行业和企业的股权最高的转让权限，高盛集团与北京高华证券有限公司合资组建高盛高华证券公司，高盛拥有33％的股份，而高华证券则拥有其余的67％。实际上，高华证券6个自然人出资8．04亿元形成的3／4的公司股份均来源于高盛公司的商业贷款。通过如此巧妙的财务安排，高盛绕过“在中外合资金融机构中，外方持股比例上限为33％”的相关规定，成为首家绝对控股中国内地合资证券公司的海外投行，从而拿到了在中国证券市场承销A股股票和从事B股交易的门票。高盛利用中国企业缺乏金融专业知识的弱点，通过信息披露、制造概念、诱人上当等擅长手法，如唱空中国银行业并趁机杀入。在2004年中国国有银行改制的时候，高盛相继发表报告，诋毁中国的国有银行，称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比率接近40％。但结果是高盛以极其便宜的价格收购了中国银行上市的股权，仅在工商银行上市，高盛就通过入股该行四年获利近120亿美元。在资源期货市场精心设局与中国企业对赌，在中国远洋、深南电、南方航空、东方航空、中国国航等海外期货交易所发生的损失中，均离不开高盛这只“黑手”。通过各种灰暗的渠道入股中国企业或者利用上市增发的时机低成本获得投资标的，然后在二级市场寻求最佳时机大量套现。2006年7月，高盛以每股3元的价格从西部矿业前股东东风实业公司受让3205万股，经过了次年的转增和送红股后，高盛持有西部矿业的股权猛增至1．923亿股。2009年3月5日，高盛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系统出售所持西部矿业公司5％的股份，取得了投资回报高达974.3％的惊人暴利。“巧合”的是，高盛大规模减持之时，恰逢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和A股市场雪崩的紧要关头。

2003年以来，国际炒作人民币币值低估，施压人民币升值一浪高过一浪，大量热钱由此纷纷涌向中国，房地产是热钱栖身的重要领域。擅长投机的高盛当然不会坐失良机。2005年底，向21世纪中国不动产公司注资2200万美元，成为该公司的第二大股东。2005年在上海以1.076亿美元的价格买下凯德置地有限公司的百腾大厦（商业写字楼）用于出租，成为当时上海成交价格最高的地产买卖，直接拉抬上海房地产价格。2006年10月，高盛以7000万美元买下了上海虹侨花苑酒店式公寓。同时，通过并购农产品加工企业进入中国农产品市场。高盛拥有双汇和雨润两家巨型肉类加工企业以及成熟的销售渠道和品牌，并向上游养殖进军。高盛斥资数亿美元，在中国生猪养殖的重点地区一口气全资收购了十余家专业养猪厂。以高盛为代表的国际资本渗透的不仅是中国养殖业的整条产业链，更涉及中国农业上下游各个领域。另外，德意志集团已经注资天津宝迪集团，这样中国三大肉类加工企业均被外资染指，业内人士担心，继中国大豆与豆油沦陷后，生猪养殖与猪肉正在成为外资的盘中餐，由此引发的食品与粮食（集中于玉米）安全隐患不容忽视。

在高盛等境外机构的游说下，中国大型骨干企业纷纷于海外上市、引进战略投资或海外并购。而企业海外融资必须请外资中介服务机构（包括投资咨询、审计、评级等）进行全面、彻底的家底盘查。凡是经过外资中介机构“周密服务”的，近乎都无秘密可言。高盛因为在全球金融市场的突出地位，在中国大型骨干企业走出去过程中一直扮演关键角色。石油、电信、金融、汽车、大众传媒、医药等行业高盛都有染指，而且无一例外都是龙头骨干企业。更值碍关注的是．高盛还担任一些省政府的经济顾问，多次在中国政府的大型全球债务发售交易中担任顾问及主承销商。近年来，高盛对中国经济的预测与国家统计局等相关部门事后发表的报告数据，经常出现惊人的一致，有时连小数点后数字都分毫不差。

银行、铁矿石、稀土、石油石化是遭受高盛欺诈重灾区。这主要是通过低价贱买准市场化国家的国有资本来进行，然后通过改名改制重组，乔装打扮，高价回售。就这样，中国石油、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以垃圾的价格抛售给了美国银行、花旗银行、巴菲特，然后再以高于5倍的价格卖给中国百姓。

高盛“杰作”之一：联想失陷IBM。2004年12月9日，通过高盛的穿针引线，联想集团以12.5亿美元收购了其时已经陷入亏损的IBM旗下个人计算机项目，作为顾问的投资银行高盛因此获得了900万美元的顾问费。
如果联想未能成功收购，高盛是拿不到一分顾问费的。为了促成此事，面对联想资金短缺，高盛先是协助联想获得了6亿美元国际银行的贷款，随后高盛又给予联想5亿美元的过桥贷款，并趁机引入了三家美国PE——德克萨斯太平洋集团、GeneralAtlantic及美国新桥投资集团3.5亿美元注入联想。由于信息不对称，联想所有涉及海外业务的重大决策无不依赖于这三家美国公司的安排，三家PE仅仅花了区区3.5亿美元，就控制了30亿市值的公司。

联想创业元老、联想集团原总工程师倪光南的一番话，或许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答案。他说：“联想并购IBM，17.5亿的代价，没有买到什么高技术，更不用说核心技术。IBM原来和长城合资生产PC，在合资之前，却把技术含量比较高的服务器拿出来，和长城专门成立一个服务器的工厂，卖给联想的工厂只剩下PC，只剩下一半的技术。而实际上IBM的狡猾不仅仅在于将服务器拿出来卖给了长城，在将PC部门交给联想之前他把很多相关高技术含量的产业分拆卖出。”2009年4月，一位网友在联想集团网站上的“问吧”里，写下了题为“‘强盗’走了，联想还剩下什么？”的帖子，文章细数联想收购IBM个人业务中的赢输家，赢家包括甩掉亏损包袱的IBM、三家赚得盆盈钵满的PE，自然也包括拿到并购佣金、提供过桥贷款的高盛。

高盛“杰作”之二：TCL折戟汤姆逊。2003年11月4日，TCL集团在广州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与法国汤姆逊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成立一家名为TCL-汤姆逊的合资公司，共同开发、生产及销售彩电及其相关产品和服务。在合资公司里，TCL国际和汤姆逊分别拥有67％和33％的股权。新公司的收入将并入TCL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的报表。汤姆逊在合资公司成立后的18个月内，可以用合资公司股权置换TCL国际的股权。
合资以前，TCL的彩电销售量为1000多万台，汤姆逊约为800万台。这也意味着，一夜之间，TCL变成了跨国企业、而且是全球最大的彩电生产企业的控股股东。李东生的动作一向很快。尽管汤姆逊在今年（2003年，编者注）上半年就开始了在中国寻找彩电业合作伙伴的旅程，但正式与TCL接触却是7月份之后的事。汤姆逊公司的一位投资顾问介绍说，汤姆逊几乎谈遍了国内主要的彩电生产企业。包括康佳、创维乃至长虹。“开始的时候高盛向汤姆逊推荐的第一个合作对象就是TCL。”
从当年7月开始，双方投入了很多精力进入了实质性谈判，并经过4个月左右的时间达成了合资的意向。就如此规模的合作而言，谈判所用时间之短，表明了双方达成合作的迫切，而双方的财务顾问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举足轻重——为汤姆逊服务的是高盛，站在TCL身后的则是摩根士丹利。资料显示，号称全球第四大的彩电生产厂商汤姆逊公司在2001年消费电子(家电)领域的销售额为65.41亿欧元，2002年下降为54.44亿欧元，2003年上半年则跌破盈利线，亏损达8000万欧元。也就是说，汤姆逊置入合资公司的是一个当年上半年就亏损8000万欧元的业务，是汤姆逊急于摆脱的一个财务包袱。
在专利技术的使用方面，新旧公司有别。合资公司产生的新电视技术，将由新公司拥有；而汤姆逊原来的专利，TCL将按市场规则支付相关费用。也就是说，如果有一项专利技术要用到合资公司所生产的产品上去，仍需像两个企业一样结算。但同时，汤姆逊却把它从事彩电、DVD业务的8500名员工放到了合资公司，这相当于汤姆逊把庞大的员工成本，转移到了TCL头上。据2006年三季报显示，TCL集团亏损7.06亿元。

三、对中国国有企业疯狂的欺诈与掠夺

中国行业龙头企业接连沦陷于外国投行之手，在高盛、大摩、美林，在华尔街曾流行这样一句话：你设计出一个复杂的金融产品，在欧美卖不出去，一定能卖给中国。华尔街还流行过这样一句话：他们卖给我们有毒的牛奶，我们卖给他们有毒的金融产品。
2009年底，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李伟在党报上发表措辞尖锐的长文，直点高盛、摩根士丹利等投行。他指出：“中国国有企业所遭受的巨额亏损与国际投行恶意兜售带有欺诈性的、设计复杂的高杠杆产品有很大的关系。”
据统计，截至2008年10月底，共有68家央企涉足金融衍生产品业务，浮亏114亿元。其中有26家央企是自行在境外从事场外金融衍生产品业务(OTC)，且大都与交易对手私下签订的是“一对一”的非标准化合约。而这种所谓的一对一的选择交易，一方亏损才有一方赚钱，交易风险大，透明度不够。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缺乏实战经验的中国央企“内战外行，外战内行”，哪里算计得过“久经考验”、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资深外国投行。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一味对资深投行抱着“莫名其妙的好感”，“站着出去，躺着回来”的概率必然大大增加。除此之外，中国央企通过大型商业银行，还大批购买了摩根士丹利、美林等国外投行设计的相关金融衍生产品。

中国远洋（601919，SH）在2008年年报中披露，截至2008年12月31日，中国远洋所持有的FFA(远期运费协议)产生浮亏41.21亿元。从2007年初，中国远洋开始陆续签订FFA协议。随着中远在FFA上持仓的扩大，公司作为中国最大的FFA市场参与者，也开始引起西方投行的注意。据中国远洋内部人士透露，起初中国远洋的交易对手主要是船东和货主，但是到了2008年，高盛等金融机构也参与进来，高盛等投行取代传统的船东和货主成为中远的主要交易对手，是导致中远现在巨额亏损的原因。中远的主要交易对手变成金融机构后，后者贪婪追求暴利的本性，驱使他们利用自身技术优势、资金优势和销售优势，借助复杂的产品，将中远的正常套期保值活动沦为他们欺诈、鱼肉的猎物，他们与中远签订了大量名为套期保值、实为高风险的欺诈性合约。

2008年3月12日，深南电（000037，SZ）某高管与高盛的全资子公司杰润公司签署了两份未经授权的对冲合约。专业人士分析称，对高盛来说，这两笔合约交易最多亏300万美元，最多可以赚几亿美元，对风险有完全的控制；对深南电来说，最多盈利300万美元，最大亏损几亿美元，对风险没有任何的控制。因此，深南电与高盛的协议不是一个对赌协议。如果非要说成赌博，也是一个深南电失败的概率是100%的赌博协议。

中国国航（601111，SH）公告显示，国航持有的套期保值合约订立于2008年7月间，当时，国际油价正站在140美元/桶以上的历史最高位。2008年10月中国国航首发公告称，由于近期国际原油价格急剧下跌，其持有燃油套期保值合约的公允价值出现负值。11月22日公告显示，截至10月31日，公司在燃油套期保值的合约公允价值损失约为人民币31亿元。

以上为2008年时中国企业海外衍生品投资上出现巨额亏损或潜在亏损的部分事件。中国期货业协会一名李姓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到，2008年ST东航、中国国航、中国远洋等企业，在投资金融衍生品时，有上百亿元的黑洞，其中，仅东航一家，衍生品亏损就高达62亿元，而包括上述3家企业在内的23家央企，亏损高达数百亿元，如果将央企和地方国企加起来算，衍生品总亏损额不下1000亿元。

2003年，《求是》杂志曾发表调查报告，盛赞中航油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棋盘上的过河尖兵”。同时，国资委也表示，中航油是“国有企业走出国门、实施跨国经营的一个成功典范”。孰料，仅仅一年多过后，2004年11月30日，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航油）发布了一个令世界震惊的消息：这家新加坡上市公司因石油衍生产品交易（做空石油期货），总计亏损5.5亿美元。
从2003年12月31日到2004年1月31日，中航油已亏损1100万美元，主要就来源于在石油期权交易中输给了交易对手高盛的J.Aron公司。由于不希望让“账面亏损变成实际亏损”，中航油总裁陈久霖决定将盘位“后挪”。据普华永道2005年3月30日公布的“中航油事件”调查报告显示，中航油在2003年四季度对国际油价作出下跌的预期，因此改变交易战略，从“做多”转入“做空”，开始卖出买权并买入卖权。高盛的“挪盘”暗藏杀机。2004年1月26日，中航油与交易对手高盛的J.Aron公司签署了第一份重组协议，双方同意结束前面的期权交易而重签一份更大的合约。根据协议，中航油在平仓后，买进了更大的卖出期权。但自2004年1月签署重组协议至当年6月，油价并未如中航油预期的下跌，反而一涨再涨。到二季度，因期货产生的亏损已高达3000万美元。中航油再次选择“后挪”，在6月28日同交易对手J.Aron公司签订第二份重组协议，风险成倍扩大。
当2004年6月陈久霖再次同意把所购期权的到期时间全部后挪至2005年和2006年的时候，这一做法已远远超过了国有企业境外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办法中只允许超过12个月的上限。有业内人士认为，J.Aron公司应该向交易对家分析市场、陈述交易风险，还要判断交易对方内部操作的程序以及是否具有相应的财务能力。这些义务，J.Aron公司均未履行，甚至明知中航油贸易一部的交易员GerardRigby越权做投机交易，也没有阻止。
在2005年2月期的《中国企业家》封面文章《谁搞垮了中国航油》中，当事人陈久霖回答记者提问时谈到：“近年来，国际资本长期觊觎我国企业，尤其是能源企业和海外中资企业；国际竞争对手一直有意挤压中资企业。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日本三井、美国高盛公司等先是给中航油‘放账’操作期权，即在一定金额范围内不用收取保证金；后又允许挪移盘位，对挪移盘位的风险也没有说明。后来等到油价冲到历史高点时，突然取消放账、提高保证金比例，逼迫中航油斩仓。”

四、培植买办代理人，威胁中国经济安全和政权稳定

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2005年8月－2009年底，全国查处商业贿赂涉案金额165.9亿元，其中涉及国家公务员13914人，县处级官员4442人，厅局级官员345人，官员疯狂“卖国求荣”已严重威胁了“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危及国家安全。

跨国公司施行商业贿赂愈来愈甚：今年3月，上海市第一中院对力拓胡士泰案等人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到七年不等。2003年－2007年，西门子向5家中国医院行贿2340万美元，其贿赂中国部分官员，获得了价值10亿美元地铁工程和华南地区两个总价值约为8.38亿美元电力高压传输线项目。2005年6、7月，天津德普公司在中国行贿国有医院医生在美国受罚。在过去几年中，包括高盛、沃尔玛、朗讯、百事可乐、西门子、德普等知名跨国企业均在中国染指商业贿赂。目前，几十万家外国公司在中国经营企业，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也到国外经商。跨国企业在华商业贿赂屡屡得手，严重影响国家利益安全，国家还得为官员腐败埋单。

目前，我国各领域“逆淘汰”与“潜规则”盛行，致使社会风气浮躁、思想道德滑坡、以权谋私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前“腐”后继越来越“触目惊心”。在中纪委监察部查处包括省部级、厅局级高官中，有相当一部分跨国性质商业贿赂腐败案件，往往是美国、欧洲当地政府发现端倪调查，然后我国才被动引起重视。跨国商业贿赂成为了贪腐的重灾区。中国经济面临“八国联军”新的入侵。

世界“500强”几乎每家都设“情报”部门；美女、美男间谍正迎合高官、高管“低级趣味”。钱、色公关所向披靡；境外集团常聘请一些部门官员、管理层、科研人员做咨询师，有的以安排出国观光、子女境外就读、协助转移资产等为诱饵，许多学者主动笑纳“糖衣炮弹”，这彻头彻尾的“卖国”行径大行其道，不能不说是我们的国家安全部门失职失责。冷战后，西方庞大情报机构触角地转向经济领域，跨国公司将商业贿赂主战场也随即转移中国，进而控制新兴的经济体。跨国公司的兴风作浪在中国官员偏爱“贿赂”面前如鱼得水。有些案件“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很大，许多地方为维护虚假政治形象，选择的习惯性“沉默”，客观上纵容了在华跨国公司的猖狂贿赂的行为。

当下，“卖国求荣”成为部分官员、精英追求“个人利润最大化”最便捷的交易，只要能象苍蝇追逐利，哪怕将给国家造成多大的灾难，这些“败家子”也不会心痛？吏治不严，“先进性教育”走过场，反腐败制度“好看不管用”形同虚设。这一切已让中国的铁矿石、稀土、银行、石油石化等相关产业付出惨痛代价。在未来的国际商战中，我国在国际上能否复兴“大国和平崛起”，胜败就取决于国内反腐战场上的较量。对那些收受跨国企业商业贿赂，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高官、高管、精英们，依靠所谓的专门整治和法律重典奏效希望渺茫，如今贪腐利益链已结成了“统一战线”，并在党和政府中培植了代理人。

五、中国要坚决彻底地清算高盛的罪行

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高盛一度作为“金融黑手”推向舆论的前台，但也有相当多的人士认为，这只是“阴谋论”的一家之言。
一年多后，SEC的起诉，为当初舆论对高盛的鞭挞落下了坚实的注脚。正在国会推进的金融监管改革计划将终结对金融机构的救助，转而向华尔街问责，以保护消费者和纳税人的利益，避免各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再次引发危机、危害经济。

当4月16日高盛被SEC起诉的消息传出后，有外国媒体称，这是奥巴马对高盛的秋后算账。中国原国资委副主任李伟指出，在中国“恶意兜售”、带有“欺诈”性质金融产品的高盛、大摩等美国投行，中国人民也该对他们进行清算。
2005年12月15日，时任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的胡祖六在上海中国国际金融论坛上做了“外资对中国金融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影响”的演讲，核心观点是只有中资银行全部卖给外资银行，或者让外资控股70%以上，那样中国金融体系抗风险的能力才最强。针对胡祖六的观点，人大国际贸易和经济学博士刘崇献于次日发表了《胡六祖的全盘西化论可行否》评论文章，文章指出：在金融危机中接受IMF救济的国家一般都要接受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一揽子开放国内金融体系的改革措施，否则IMF不会轻易施救。而“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金融改革方案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来说几乎是新的“二十一条”，当年韩国面对IMF开出的条件，也是犹豫斗争了很久，甚至到了号召全国妇女捐献首饰来帮助国家度过难关的地步，但最终还是没有顶住外部压力，接受了IMF的救助，同时也意味着接受了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的要求。所以韩国现在前七大银行几乎都被外资持股了70%以上，是韩国在那次金融危机中被强奸的直接后果，而不是什么惊醒！
入股中资银行的战略投资者所负担的权利和义务是不对称的，运用相对很少的投资支配调用银行全部存款资产投资高风险高回报的诱惑是巨大的，成功了获益巨大，失败了损失有限。而中国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提供了几乎无限的国家信用，否则以这些银行的经营水平，遇到风吹草动，如果国家不管，肯定是全行业性的破产。
与此同时，美国企业文化中的“个人主义”、“短期利益最大化”强烈地冲击了中国。以高盛、摩根士丹利为首的美国投行也将“贪婪”的“鸦片”带到了中国，严重地冲击了中国固有的企业文化，促使中国企业、中国人放弃了责任、执着与勤勤恳恳，作为国家经济命脉的国有企业本应该立足长远做好主业，为职工为国家服务。但当下的现实是，国有企业投机性变强，国家主人翁意识丧失甚至不务正业。国企在金融危机中不仅涉足与主业不相关的金融衍生品市场，损失百亿美元；还涉嫌抬高房价，涉足房地产。人民网文章指出128家央企有七成涉足地产；其次是百余家央企旗下竟存在2000多家酒店。央企尚且如此，省级国企、市级国企将作如是观？连央企都一心发展暴利的、来钱快的金融衍生品、房地产、酒店业，那中国的企业何以强？何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中国装备制造业如何走出去？何来技术积累？何来科学研发？员工何以安心工作？华尔街的贪婪、拜金文化已经深深地侵蚀了中国。
美国制造业从巅峰开始走下坡路是在上世纪80年代，那个时期短期利益主义开始腐蚀美国，当大型企业涉足金融业、房地产时，美国制造业便开始走下坡路。美国底特律三大汽车公司之所以最终走向没落、破产，就是因为汽车已经不是他们的主业，在追逐“金融鸦片”的大潮中迷失了责任和本质，金融部门成为了整个公司效益的惟一部门，汽车成了他们造概念的工具。反观许多中国企业，走的正是许多美国制造企业曾经走过的路。当圈钱上市一夜暴富抵得过十年辛苦劳作时，当大把圈来的资金投向完全不符合招股说明书的募资投向时，当炒股、炒房甚至假借套期保值的名义、涉足风险巨大的金融衍生品投资成为他们的主业时，中国企业的产业转型、技术升级前景何在？

在美国，高盛32000名员工被看作商业恶魔军团，制造住宅泡沫的贪婪操纵者，以及致使其商业伙伴美国国际集团（AIG）高额负债近乎崩溃的机会主义者。在2010年4月5日由国际知名调研机构HarrisInteractive发布的2010美国最受尊重企业排行榜，高盛集团被评为信誉最差的5家美国公司之一。4月9日以高盛为首的美18家银行被曝虚报债务数据。4月12日出版的美国《商业周刊》杂志指出，现在的高盛在华盛顿几乎没有朋友。败絮其外——在美国公众眼里，高盛就是华尔街罪恶的渊薮。

高盛还涉嫌助希腊瞒赤字，并试图嫁祸中国。希腊为了能够加入欧洲货币联盟，寻求高盛等投行帮助降低财政赤字。因此，高盛帮希腊政府悄悄贷进了数十亿美元。因为被视为货币交易而非贷款，而没有对外发布。这笔交易帮助希腊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不仅达到欧洲赤字的规定获得加入欧元集团资格，还得以继续挥霍，但也埋下了隐患。2009年，希腊国家负债高达3000亿欧元，创下历史新高。2009年12月，国际评级机构连续下调希腊主权信贷评级，引爆希腊政府债务危机。
多项记录显示，在华尔街的协助下，希腊过去10年来一直努力躲避欧洲负债的限制。由高盛制造的一笔交易，让希腊数十亿美元的债务，得以躲过布鲁塞尔预算监督人员的审查。希腊为此支付了高盛大约3亿美元的费用。

掌握了高盛及一些华尔街交易文件的雅典经济学家Gikas Hardouvelis表示：“这类交易因为没有以贷款的方式记录，常会误导投资者以及金融监管人员对一国负债深度的了解。”此外，这些“秘密”交易，除了通过欺骗投资者，更诱导政府采取错误的政策，以避免采取严格措施，来控制他们的财政赤字和债务。比如，高盛曾一度要向中国推销250亿欧元希腊债券，想假借中国之助，进一步帮希腊来掩饰现在的债务。高盛此举有转移危机，嫁祸中国之嫌。法国分析家认为，透露出中国拒购希腊国债是令人吃惊的。这种消息按惯例是绝对处于保密状态的。对投资者或推销者来说，这种消息的泄露对两者都是不利的。然而《金融时报》却发现，消息透露者居然是高盛投行的第二把手凯利·科恩。他于去年11月和今年1月两次前往雅典，试图游说希腊当局让高盛将高达250亿欧元的国债推销给中国，但遭到希腊的拒绝。

高盛以“金砖四国”、“北京共识”等炒作中国概念，目的就是让中国举国上下处于一种赶超美国的狂躁心态。“高盛很早就认为中国将成为全球经济的引擎，过去几年中国业务已成为高盛的核心业务。”高盛现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劳埃德·布兰克芬日前直言中国市场已成为高盛支柱。高盛进入中国几年之后，中国国有资产大量流失，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人们开始质疑利润高涨的高盛“伪善”。高盛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涉嫌欺诈投资者之后，中国媒体加入到欧洲、澳大利亚等地的媒体行列，集体讨伐高盛这个“金融教父”。

彻底清算高盛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时机已经成熟。现在中国政府可以理直气壮地高调清算高盛在中国的欺诈和巧取豪夺行为。从国际上讲，在清算高盛的问题上，中美两国可谓高度一致：高盛利用人们的信任，大肆宣扬的价值观，贪婪和拜金文化，使越来越多的中国、美国的企业和人民放弃了责任、执着与勤勤恳恳，利益主义开始腐蚀中国和美国，大型企业疯狂涉足金融业、房地产，使经济泡沫越吹越大。人们不顾一切地炒股、炒房，甚至以假借套期保值的名义、涉足风险巨大的金融衍生品投资，根本无心做实业，再也不相信靠勤劳致富。中国政府此时彻底清算高盛正是配合与帮助战略合作伙伴切除掉高盛这个在世界金融危机中兴风作浪，吸附在世界经济体上的“毒瘤”。从国内情况上说，反腐肃奸的民众呼声越来越高涨，中国政府必须从高盛开始彻底清算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商业贿赂行为，对那些危害中国经济安全，危害中国政权稳定的企业和人员追究法律责任；对那些不顾民族大义，损害国家利益，坑害自己的父母兄弟的民族败类、“汉奸”，不论其“精英头衔”有多高，学术成就有多大，都要绳之以法。还中国一个朗朗青天和充分体现公平正义的经济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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