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西化”: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 由“500天纲领”引发的思考
何干强
(参加中国社科院苏联解体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20年前,苏联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解体的,究其原因,不能不反思经济学“西化”所起的恶劣作用。经济学“西化”,这不是地域空间概念,而是指经济学的西方资产阶级化。充分认识经济学“西化”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瓦解作用,这是研究苏联解体原因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视角;它对我们吸取教训,在经济学领域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具有不可低估的重大意义。
一、“500天纲领”: 经济学“西化”结出的毒瘤
放任经济学“西化”的严重后果,集中地体现苏联解体前出版的“500天纲领”上。它乃是苏联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与国外敌对势力联手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行动纲领。
“500天纲领”得名于一份叫做《民主俄罗斯》小报上刊载的《国家向市场关系过渡的500天纲领》[①]。这份小报报头下边,写着一行黑色小字“俄罗斯民主力量的报纸”。通栏大标题下方,印有满面春风的叶利钦和他几位幕僚跨步行走的黑白照片。1990年10月间,这张小报在莫斯科大量发行。
其实,这份小报刊登的“纲领”只是名为《向市场过渡 构想与纲领》这部书的浓缩版。该书标明:由时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和自由化势力的代表人物叶利钦共同决定组织撰写。
由于浓缩版是《向市场过渡 构想与纲领》这部书核心内容的摘录,所以,“500天纲领” 也可以作为这本书的简称。从书的大小标题来看,很清楚,“500天纲领”,就要在从1990年10月1日起始的500天之内,通过各种“非常”政策措施,彻底改变苏联国民经济的基础和结构,转向所谓市场经济,实质是转向资本主义经济。
浓缩版的第一句话强调,“迄今人类尚未找到任何比市场经济更有效的经济”。 这表明,它根本否定人类社会已经诞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能超越资本主义制度,根本否定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显示出的社会主义制度推动经济发展的优越性。“500天纲领”行文中,贯穿于始终的有两个关键词,就是“经济非国有化”(разгосударствление экономики)和“私有化”(приватизация)。全书导言毫不掩饰地申明,“人权在所有制上的实现要靠非国有化和私有化,靠国家财富转交给公民”,这集中地体现出其颠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的目的和资产阶级性质。
值得一提的是,“500天纲领”发表前,征求过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的意见。一个关系社会主义国家前途命运的经济改革纲领,竟然要征求美国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意见,足见苏共领导在改革中已经不问“姓社姓资”了,已经迷信于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了,已经完全依靠自由化精英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500天纲领”是苏联经济学“西化”结出的毒瘤。众所周知,它的问世,进一步加速了国家经济、政治的全面危机,出台400天不到,苏联就解体了。事实证明,经济学“西化”会导致亡党亡国,具有极大的危害性。
二、经济学“西化”危害性的主要表现
“500天纲领”渗透着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性质特征,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必然造成严重的危害。这主要表现在:
1.把“非国有化”和“私有化”作为改革的首要方针,把构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作为改革的目的。“500天纲领”通篇不提社会主义公有制,甚至不使用社会主义这个概念。[②]它用“短缺”、“命令经济”、“集权主义”、“专制主义”等贬义词,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辩证地扬弃),把可以通过改革纠正的传统计划体制缺陷,夸张为根本经济制度本身的无可救药,足见其目的根本不是改革管理体制,而是要要彻底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
2.混淆经济形态的一般与特殊,用转向市场经济掩盖转向资本主义经济。 “500天纲领”运用的一个十分隐蔽的手法,就是大讲转向市场经济,而将转向资本主义经济的真实意图掩盖起来。翻开近现代经济思想史,资产阶级经济学有史以来的通病,就是用一般流通关系掩盖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揭示过的。“500天纲领”只使用市场经济范畴而不直接使用资本主义经济范畴,这种掩盖真实意图的手法,恰好表现出了它在经济学上的“西化”性质。
3.借口突出“企业家”的经济地位,实质是要培育资本家阶级。表明“500天纲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是它把企业家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作“有效发挥市场经济作用的”前提条件。要求国家“扶植企业家活动”,原则是“未被禁止的一切都允许”。它在推行“非国有化”的同时,要求国家“对私人雇佣劳动力的规定定出细则”,可见,它指的“企业家”不是企业管理专家,而是资本家的隐蔽用语。用培育私人“企业家”来掩盖培育新资产阶级的意图,这体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虚伪性和欺骗性。
4. 鼓吹抽象的人权和自由,否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劳动者权益的根本决定作用。“500天纲领”全书的导言突出“人、自由、市场”三个关键词,宣扬抽象的人性和人权,抽象的自由和平等。它强调占有私有财产的人权,却绝口不提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维护国家财产的人权;强调“企业家活动的自由”,却绝口不提工人阶级和劳动者通过何种途径实现民主管理国民经济和企业的自由。实际上,它根本否定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赋予劳动者的基本人权和最广泛的自由、民主权益。
5.贯彻新自由主义,实行经济卖国主义。 “500天纲领”竭力鼓吹苏联经济应“与世界经济体系连成一片”,要求在进行私有化时,一开始就特别注意吸收外国资本”;宣扬“外国法人和自然人在平等的条件下同所有生产者一起在国内市场进行活动”;“开放外汇账户”,放任外国资本自由进出本国。按理来说,实行经济的对外开放,应当加强国防和国家安全工作,可是它在第一个100天,就提出“给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拨款缩减到20%”,这就明显地暴露出纲领的炮制者根本无视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他们推行的经济自由主义,实质是一种迎合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卖国主义。
6.推行民主社会主义,照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福利制度。“500天纲领”为了赢得人心,不能不宣扬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在具体方式上,却搬用现代西方福利主义经济学,采取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经济措施,也就是“私有制加公共财政再分配”。它强调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新因素,主要是“以最低消费预算为基础的最低生活费”、“失业者补助法”、“最低劳动工资法”、“财产和依财产收入法”等,都来自西方福利主义经济学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的社会保障具体制度。这种再分配关系只能起某种缓和对抗性的劳资矛盾的作用,这是一种维护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治标而不能治本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方法。
三、苏联经济学“西化” 的原因
1.苏共高层领导推行资产阶级虚伪的“普世价值”观。苏联结出“500天纲领”恶果,绝不是偶然的。根本原因在于苏共最高领导抛弃了唯物史观的指导思想,抛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侵蚀敞开了绿灯。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1988年同时在苏联和美国出版《改革与新思维 为了我们的国家和为了全世界》[③],宣扬“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用这种唯心史观的“新思维”看问题,就会盲目崇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它们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先进样板;就会无视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阶级性质,把它视为对人类价值有利的现代经济科学。在这种资产阶级“普世价值”观指导下,他们竟然启用波波夫、盖达尔、亚夫林斯基这样的一批经济学界的“西化精英”对改革出谋划策,放任他们大肆赞美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尤其是美国的所谓现代市场经济制度,诋毁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让雅科夫列夫这样的西化“改革派”进入苏共领导核心,打击、压制站出来与西化“精英”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正义力量。苏共高层对经济学“西化”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最高领导戈尔巴乔夫起了最恶劣的作用。
2.经济学界存在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严重倾向。从经济学界来看,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成为苏联所谓主流经济学,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苏联是1965年决定实行经济改革的。[④]尽管说,探讨经济改革的学术文献中不乏一些从实际出发,主张公有制经济与商品货币关系相结合的科学观点;但是,占主流地位的,先是把社会主义经济与商品货币关系对立起来,后来则转向另一个极端,用市场经济否定公有制经济。这与苏联经济学界存在背离唯物史观指导的不良倾向有重要关联。在戈尔巴乔夫当政之后,经济学不断“西化”,经济学界不再重视所有制这个至关重要的基本问题,而是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各种流派影响下,鼓吹“趋同论”,只研讨国家与市场、集权与分权、资源配置方式等问题;妖魔化“斯大林模式”, 把公有制与“短缺经济”划等号,把公有制本身与旧体制划等号;这些倾向最终导致产生了“500天纲领”。
3.高校淡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和学科建设。高校是经济学学科建设和知识传授的主要阵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经济改革中的指导地位,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指导高校经济学的学科建设。苏联高校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断淡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和学科建设,以引入现代经济学的名义,大量传授现代资产阶级的主流经济学,这就使经济学“西化”在苏联迅速蔓延,滋生出大量反社会主义的自由化“精英”。在改革中提升为苏联副总理、又成为“500天纲领”发起人的亚夫林斯基等人就是高校的教师。
4. 放弃对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经济学“西化”能够在苏联形成气候,是需要一定的社会基础的。由于历史的辩证法造成,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都诞生在社会生产力水平较落后的国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又出现新的发展,这就容易造成普通意识的错觉,认为资本主义优越于社会主义。本来,苏联只要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不难让人民群众认识到,正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才使一个比较落后国家在不长的时间变成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上存在的一些弊病,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完全可以依靠人民群众自身的力量加以纠正。可是,苏共领导却淡化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教育,于是社会上普遍滋生出羡慕西方经济制度,追求资产阶级享乐主义的情绪。应当说,这造成了经济学“西化”的社会思想条件。
5. 放任国际资产阶级经济思潮的传播。上世纪60年代以来,有三股来自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国际思潮,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冲击,一是新自由主义思潮,通过新制度经济学,宣扬私有制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二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通过福利主义经济学,宣扬可以通过公共财政再分配调节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纠正资本主义经济的弊病;三是制度“趋同论”思潮,通过比较经济学,淡化或否定按照生产资料所有制来划分经济制度。尽管新制度经济学、福利主义经济学和比较经济学,都有某种可供借鉴的成分,但是,它们都属于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都混淆经济管理体制与根本经济制度。如果全盘照搬,就会对私有化主张失去警惕,就有可能把改革等同于“改掉”公有制。苏联在戈尔巴乔夫的全人类价值观的怂恿下,对这些资产阶级的国际经济思潮不加分析批判,终于酿成了苦果。
四、深刻的教训
上述分析表明,唯物史观揭示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作用与反作用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客观存在的。当资产阶级经济学像苏联那样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指导之后,它作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就必然要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起疯狂的瓦解作用,导致社会主义国家亡党亡国。中国人民,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很有必要吸取苏联经济学“西化”的这种深刻教训。因此,我们必须遵循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坚决纠正目前存在的一些严重认识误区:
——绝不能认为西方经济学是搞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就要依靠西方经济学。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是以私有者眼光分析市场经济的,是一种停留在经济表面的、片面的、具有主观性的经济学;从根本上说是不科学的理论。它不但不能科学地指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且也不能指导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摆脱危机。苏联自由化势力是以“现代经济学”的名义来掩盖他们推行经济学“西化”的。须知,一般来说现代的自然学科确实比近代的科学;但是,由于经济学固有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现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在揭示经济规律的深刻程度上,还不如古典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即便它用足了数理模型,也不能解决其经济分析逻辑的不科学性。我们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才能保证中国经济沿着科学的、有利于最广大人民利益的轨道,实现科学的发展,才能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
——绝不能认为世界上存在什么脱离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现代市场经济。中国要创建的是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那种实行国有、集体企业私有化的“改制”,绝不属于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而是对企业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本消灭。量变产生质变,企业私有化扩大到一定程度,就会动摇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造成像苏联亡党亡国那样的严重灾难。事实上,在国外敌对势力的支持下,一些推行经济学“西化” 的人,把需要改革的计划产品经济体制与生产资料公有制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混为一谈,目的就是要接过改革的旗帜,推行私有化,妄图改掉公有制这个广大劳动人民的“命根子”,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此,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 绝不能迷信抽象的公平正义观或普世价值观。戈尔巴乔夫宣扬“全人类的价值”,其实是用超阶级的人和人类,来掩盖现实社会的阶级、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用当代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来冒充人类的利益;用抽象的自由、公平和正义来掩盖现实社会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的对于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不自由、不公平和不正义,用资产阶级自身的自由、公平和正义来冒充所谓社会的自由公平正义;用一般的市场关系或商品货币关系来掩盖包括生产过程和所有制关系在内的资本主义市场关系,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来冒充一般的市场经济。宣扬抽象的公平正义或“普世价值观”,只会模糊人们的视线,让资产阶级的经济观、价值观侵蚀人们的思想。马克思曾批判过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流行的用抽象的公平正义替代唯物史观的腐败风气,他指出“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这种基础要求人们在运用它以前进行认真的、客观的研究)。”[⑤]马克思的教诲值得我们深思。
——绝不能在经济学领域只反“马教条”,不反“西教条”。须知这样做的后果,实际起了压制、淡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扶植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助长经济学“西化”的作用。各级领导尤其是主管学术领域的领导,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认真贯彻“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支持马克思主义学者站出来讲话,批判经济学“西化”的不良倾向。
——绝不能认为高校淡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是学科内容的一般变更。放任经济学“西化”的实质,就是怂恿资产阶级阶级经济学取代无产阶级经济学,就是怂恿不科学的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经济学,就是让资产阶级来夺取经济体制改革的领导权,这绝不是学科内容的一般变更。高校的经济学学科建设一旦出现“西化”倾向,后果极其危险。中国应当吸取苏联高校培养出了“500天纲领”炮制者的深刻教训。
2011.4.28
[①] 《Программа 500 дней。Переход страны к рыночным отношениям》,《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россия》,октябрь 1990.
[②] 笔者注意到,“500天纲领”浓缩版与“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有点沾边的只有一处,即在讲构建社会保障制度时说,要在新的条件下保证“居民最低消费预算水平”,“……这意味着经济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化(социализация)”。然而,它只从再分配角度讲社会保障,所讲的“社会主义”显然指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的福利制度体现的所谓“民主社会主义”。
[③]М.С.горбачева:《Перестройка и 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е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для всего мира》,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88。
[④] 参见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国外经济学讲座》第四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38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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