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干强：论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不搞私有化

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第15次研讨会暨

南京财经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心第2次研讨会论文

论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不搞私有化

何干强

内容提要：经济上不搞私有化，就必须坚持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上着力于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解决收入差距拉大问题，必须着眼于纠正私有化“改制”造成的公有制主体地位受到严重削弱的不良经济态势；科学地调整经济结构，必须把调整产业结构同调整所有制结构、完善公有制实现形式结合起来；遏制通货膨胀，必须重视市场供求关系与所有制关系的内在联系，振兴公有制经济。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公有制  私有化

一、经济上不搞私有化，就必须坚持马克思经济学

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上着力于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

最近，中央领导同志有两个讲话，值得我们高度关注。一是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强调，要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一是吴邦国同志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

笔者认为，这两件事是紧密联系的。为何要强调“五不搞”，尤其是为何经济上不能搞私有化？只有认真领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阐释的科学原理，才能深刻理解。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唯物史观来领会，“五不搞”涉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诸方面，其中的“不搞私有化”是最基本的；“五不搞”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维护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维护国家的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句话，为了维护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只有坚持“五不搞”，发挥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优越性，才能保证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有人民共享”价值目标的真正实现。然而，如果淡化或者不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就不会真懂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看清搞私有化的危害性，也就不会真做到“五不搞”。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面对新形势，要求全党“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我们只有认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努力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才能掌握科学划清的准绳。列宁曾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他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①] 因此，“反马克思主义”是包括“假马克思主义”或者修正主义的。较长时期以来，我国改革实践中的私有化倾向没有得到制止，这与未能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真正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假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是有关的。因此，要在实践上真正做到“不搞私有化”，就必须加强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努力弄懂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不少违背科学发展的、人民很不满意的现象，诸如收入差距拉大、普通老百姓买不起房、物价上涨等。这些现象与私有化倾向是否存在必然联系？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弄清答案并不困难。

马克思在其代表性经典著作《资本论》中指出：“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当时的形式必然总是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关系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发现最隐蔽的秘密，发现隐藏着的基础。不过，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情况，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彩色差异，这些变异和差异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上已存在的情况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②]（注：引文中的黑体为引者所加）这里，“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指的就是物质生产领域中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关系或简称所有制。所有制的状况，决定了收入分配关系的状况、国家的政治状况、社会的思想状况。政治文化社会等层面出现的问题，固然有自身层面的原因需要发现解决，但是要治本，就有必要深入到所有制层面，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好。从我国当前的经济状况看，当前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著作，应当高度重视《资本论》关于所有制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基础这一特别重要的基本原理。

毫无疑问，我们对所有制的理解不能只停留在抽象的理论层面，对现实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认识必须具体化。须知正是在上述这段话中，马克思提醒人们的注意，由于各国具体国情不同，“相同的经济基础”在表现形式上会“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彩色差异”。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关系，就是我国宪法总结历史实践经验规定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我们应当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加深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具体实现形式的认识，寻求发现最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具体组织形式和具体管理体制。

可见，经济上不搞私有化，这意味着，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关于所有制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基础这个基本原理指导下，在实践上着力于巩固和完善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巩固公有制，就是不允许以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削弱公有制；完善公有制，就是要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公有制和市场经济实现高效结合。

二、解决收入差距拉大问题，必须着眼于纠正私有化

“改制”造成的公有制主体地位受到严重削弱的不良经济态势

近些年来，如何扭转我国收入差距拉大的不良态势，已成为各级领导和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

面对我国收入差距越拉越大的趋向，一段时间以来，报刊舆论上，先是有不少人搬用民主社会主义的办法，从运用财政手段等再分配角度，提出各种对策建议。所谓解决收入差距拉大的民主社会主义政策，是西欧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为指导制定的，基本办法可以概括为“在私有制基础上搞公共财政再分配”。 对我国理论界影响颇大的美国学者奥肯提出“效率与公平”的理论与政策，实际上与民主社会主义那一套是一致的。客观地说，那套办法在某些具体操作环节上，例如财政转移支付用于职业培训、对职工实施一定程度的社会保障等，值得我们参考、借鉴。但是，把搞公共财政再分配当做解决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措施，实践表明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不久，人们就不得不承认，靠加大财政投入这种再分配方法，因政府财力限制，并不能扭转收入差距继续拉大的态势。于是，舆论开始转向研究初次分配，这当然是一个进步；然而，人们已经看到，这种要求完善初次分配、提高一般工人收入的对策建议，却不能落实到企业中去。

这是什么原因？原因并不复杂，因为经过若干年来的私有化“改制”，我国非农产业的大部分企业已经是私有制，其中80%左右的劳动者都已在性质属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中劳动和工作（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的数据明确地显示了这个事实）。马克思主义揭示出，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内部的分配权是资本家老板私人控制的，其分配原则是，雇佣工人创造的新价值中，扣除国家税收，雇佣工人只能按劳动力市场价格得到工资，其余的剩余价值都以利润形式为老板等私人有产者占有。既然大部分企业已经是私有制，又被认为都是合法的（其实从我国宪法的规定看，超出非主体地位边界的私人资本，由于侵犯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应被认为是违反宪法的），而私人老板出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目的，就不会自己来改变初次分配关系的格局，他们对人们提出的要求改变收入差距大大这样的初次分配关系，必然采取抵制的态度。

因此，只要私营经济依然维持现有资本主义性质不变，私企老板和工人的收入两极分化就不可能改变；他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必然随着企业再生产过程的持续进行，遵循私人资本积累的规律，越拉越大；而且，还会不断产生相对过剩人口（顺便指出，把大力发展私营经济作为扩大就业的渠道，这从经济长期发展上看是明显的误区）。同时，只要国有企业不坚持全民所有制的本来性质，而参照私营企业资本家老板的收入制定国企老总的收入激励方式，即让国企老总享有数量很大的股权激励，与工人收入的差距也必然越来越大。这样，全社会的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就根本不可能改变。政府出面，可以制定保证工人最低工资水平的政策强制实施，但是这也无法保证工人能够根据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增加应得的收入。所以，即使人们现在开始提出要重视初次分配，但是，只要不改变私有制生产关系，只要仍然停留在分配领域本身做文章，就根本不能改变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的基本态势！

其实，马克思在《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等经典著作中已深刻揭示出，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的表现和结果。[③]这就告诉我们，只在分配领域兜圈子，是不可能触及分配不公的本质和根本原因的，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民主社会主义的那套办法，是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前提下的改良主义方法，是隔鞋瘙痒的办法。我们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既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纠正现实经济中的私有化“改制”造成的公有制主体地位受到严重削弱的不良经济态势，积极在实践中促进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高效结合，真正实行性质属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样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才能从根本上扭转收入差距拉大的危险倾向。

现在，有些主管经济体制改革的党员干部，在研究解决收入不公的对策时，回避或谈化振兴公有制经济，表现在只讲发展私营经济或民营经济，不讲发展集体经济；只讲做大私营企业，不讲发展大中型国有企业，只讲用法制维护私营经济，不讲用法制维护国有经济。恐怕多数人的原因，是不懂或不敢坚持马克思主义，一是把公有制等同于计划产品经济时期的旧体制，认为谁提出振兴公有制经济谁就是要回到旧体制；二是把私有化“改制”导致的公有制被削弱的状况，当成了改革的成绩，认为谁要纠正这样的“改制”谁就会否定改革的成绩。如果在坚持这样的认识误区，就必定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反面，势必站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去。是走出误区的时候了！

三、科学地调整经济结构，必须把调整产业结构

同调整所有制结构、完善公有制实现形式结合起来

调整经济结构是当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课题，当前确实必须高度重视经济结构出现的不均衡状态，并且必须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扭转这种不良状态。但是，对于如何科学地理解国民经济结构或社会经济结构，怎样才能真正实现科学的调整，目前的认识并不一致，值得关注。

不难看出，目前许多舆论并不坚持马克思主义，自觉以唯物史观作为指导思想，而是照搬西方经济学，只从调整三次产业结构，调整劳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等角度来谈调结构。西方经济学的经济结构概念，是撇开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这具有极大的片面性。认真地读一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资本论》，就会对社会经济结构形成全面、深刻的认识。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社会生产过程一般的一个历史地规定的形式。而社会生产过程既是人类生活的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又是一个在独特的、历史的和经济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过程，是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些生产关系本身，因而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个过程的承担者、他们的物质生存条件和他们的互相关系即他们的一定的经济的社会形式的过程。因为，这种生产的承担者对自然的关系以及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他们借以进行生产的各种关系的总体，就是从社会经济结构方面来看的社会。”[④]可见，马克思主义依据唯物史观，是从“社会生产过程一般”和“历史地规定的形式”相结合角度、从“生产和再生产”的角度来理解社会经济结构的，它包括：（1）生产承担者与自然的关系，（2）一定历史形式的所有制、分配关系意义上人们相互之间的生产关系，（3）在社会生产中的各部门、行业之间、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分工协作关系等；这些关系的“总体”或者总和构成了社会经济结构。如果用西方经济学的经济结构概念来指导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就会撇开生产关系这个重要层面，就会看不到社会生产力（包括不同部门、行业结构）与生产关系（包括不同性质的所有制的相互结构）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关系；由此提出的调整对策，就只能治标，而不治本。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已经出现小汽车生产过剩，高档房空置，初看起来是生产力结构或产业结构自身存在的问题，其实这与生产关系层面的不良状况，即与公有制主体地位削弱、所有制结构背离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具有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众所周知，势头未减的私有化倾向和收入分配领域长期存在的诸如事业单位自我创收、滥发津贴等无序状态，造成了两极分化的趋势，这种生产关系的不良态势决定了，中国社会现阶段还只有少数人买得起小汽车、高档住房这样的消费品，而多数人则买不起。这样，生产关系领域的问题，就势必对生产领域的产业结构发生反作用。按照一些人的主张，照搬西方经济学，大力发展起这类高档消费品，短期内似乎促成了经济发展；然而事实却是无情的，少数富裕者对这类消费品的需求毕竟有限，而多数人的有购买力的需求根本不能适应此类高档消费品的供给，这就势必造成小汽车、高档房的过剩，进而轿车产业、房地产业这些所谓“龙头”产业的过剩，由此又引起一系列与它们关联、被它们拉动起来的产业链上的许多产业和配套产业出现生产过剩。

所以，关于产业结构的合不合理，决不能只停留在生产力层面来解释。我们只有坚持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经济结构的科学思想，把调整生产力结构与调整好所有制结构、完善公有制实现形式，并与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坚持可持续发展）有效的结合起来，才可以少走弯路，使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达到应有的效果。

四、遏制通货膨胀，必须重视市场供求关系

与所有制关系的内在联系，振兴公有制经济

目前，我国已经出现通货膨胀，必须设法坚决遏制。用何种经济理论指导实践？这关系到在经济领域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从而能否有效地遏制通货膨胀。

现在一些学者谈治理通货膨胀、抑制物价上涨，往往搬用西方经济学。由于资本主义经济以私有制为基础，市场经济的自发性难免导致通货膨胀，这迫使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不能不较多地研究治理通胀问题。不过，尽管西方经济学此类著述颇多，对通胀的类型在现象形态上做了多种划分，有某种借鉴价值；但是，这些理论缺乏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并不能区分物价关系和通胀关系，也不能真正弄清发生通胀的因果关系，因此，其经济理论并不是科学的。例如，所谓“成本推动型”通胀，认为工资上涨，会推动物价上涨，初看起来似乎有道理，其实稍加分析，可以看出这是以保证资本家利润不降低为前提的。按照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一定时期创造出的全社会生产的新价值总量∑（V+M）（工资+利润）是一个定量，如果∑V增加，只要∑M减少，那么∑（V+M）就不会增加，价格也就不会必然上涨；如果要保证资本家的利润∑M不减少甚至增加，那么，如果∑V增加了，那就只能增发纸币，所以才会出现所谓成本推动型通胀。可见，这种通胀理论具有维护资本家阶级利益的辩护性。在实践上还要看到，尽管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建立起宏观经济的调控机构，但是，国家的宏观调控指令，对于私人垄断资产阶级财团并不具有严格的约束力；更重要的是，发达的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本身就代表金融垄断资本财团的利益，从这种利益出发，是不可能真正从全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来调整国民经济的。可以说，西方经济学治理通胀的方法，是治表的方法而不治本的方法，可以暂时缓和经济矛盾，却会将深层矛盾积压起来，导致今后矛盾的总爆发，即经济危机。历史证明了这是事实。

马克思主义则为我们治理通货膨胀提供了科学方法。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运用唯物史观，深刻揭示了与发生通胀有关的一系列经济联系，深刻地揭示出：

——价格现象与通胀现象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通胀则是纸币发行量超出流通中需要的有真实价值的货币量而发生的现象。因此，这启发我们考虑，应当把价格上涨的分析与纸币超量发行的分析区分开来，弄清纸币超量发行的真正原因和背后涉及的利益关系。

——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动阻碍了货币流回规律的实现，为了维持社会在生产，中央机构就不得不多发行纸币来“救市”。货币流回规律是马克思揭示的商品经济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十分重要的客观规律。意思是，如果两大部类比例关系平衡，商品生产者投入流通的货币，就会流回到生产者的手中；反之，则不能流回。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货币是中央银行发行的，所以，如果中央银行投入流通的货币在一定期限能够流回，那么，就说明社会再生产和商品流通渠道普遍是顺畅的，反之，就存在社会再生产比例关系不平衡的矛盾；此时如果过量发行纸币来缓和矛盾，也许可以维持社会再生产，但是难免把矛盾拖延到今后爆发。

——影响市场供求关系不平衡的因素，应从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去发现。一是社会生产力内部结构的因素，诸如社会再生产各部门行业之间比例关系的不平衡，全社会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之间的不平衡、生产周期长的资本（如基本建设项目）与生产周期短的资本之间的不平衡、全社会固定资本的折旧基金积累与当年实物更新之间的不平衡等等；显然，私有制社会，即使有政府的宏观调控，但是对私人企业缺乏约束力，市场关系的自发性不能得到有效控制，这就必定造成社会生产力内部结构的不平衡。二是生产关系的因素，市场供求关系分为生产资料商品供求关系和个人消费资料商品供求关系，后者的平衡与否，关系到前者的平衡与否；而消费品的供求关系本质上是由消费品的生产供给和人们有购买力的需求之间的关系，而消费品的供求关系是由收入分配关系决定的；如果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就会首先造成某些产业消费品的过剩，进而影响与之有关联的产业生产过剩，就会发生产业结构的不平衡，阻碍货币流回规律的实现，引致纸币过量发行。

可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了纸币发行、市场供求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必须深入认识，在依然存在私有制的社会中，收入分配关系的本质就是阶级关系；收入分配关系又分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初次分配是决定性的，再分配可以缓和初次分配不合理形成的矛盾，但是不可能改变初次分配的既定格局；而初次分配其实就是所有制关系的另一面或者表现形态，因为生产资料所有者是掌握生产控制权和收入支配权的。这样看来，要真正从根本上治理通货膨胀，必须着眼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实现形式的完善，绝不能搞私有化。当然，还取决于国民经济管理部门和中央调控部门能否真正按经济规律办事，也就是能否真正遵循上述一系列内在联系来进行宏观管理的实践操作。

尽管这里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比较抽象，但她是科学的，为我们指出了从根本上遏制通货膨胀的基本路径，这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由此出发理顺初次分配关系和再分配关系，相应地调整好产业结构，促进国民经济各部门再生产比例关系的平衡，从而促进货币流回规律的实现，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发生过量发行纸币。

上面谈到的几个问题表明，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做到不搞私有化，从而才能为“五不搞”创造经济基础。只有学好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我们才能真正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深刻认识不搞私有化、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深刻含义，才能弄清科学发展观关于统筹兼顾这个根本方法的丰富内涵，才能高度重视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与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结合起来，解决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前无古人的崭新经济形态在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地发展。

（单位：南京财经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心 教授）

2011. 6.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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