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自慰区”
二两 201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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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是福特基金会潜伏中国的长线卧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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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秀林按语:
为了让我的学生听见不同意见,我在课堂上大大地讲过沃勒斯坦。为了网友们听见最深刻的不同见解,特转载这篇文章。我知道,太阳不会从西边出来,这篇转载的文章也不会长期挂在我的博客家园,所以请愿意倾听最不相同的见解的朋友们,及时下载或者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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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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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菅直人会利用谢幕前的最后几个台阶,拼命将日债引向中国;并且,日债的落脚点,很可能就是那个闪着美丽泡泡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它正在美元的宏观调控下,准备把人民币拖进万丈深渊。”我这么说,决非危言耸听。
“中日韩自贸区”既缺乏本质上的人民币主导作用,又不存在什么历史性的贸易机遇,倒更像是美元经济全球分工圈内的“中日韩自慰区”。
自慰的关键并不在行为,而在意淫。
中日韩自贸区的推手们吹嘘说,三国将以庞大的自由消费市场引领亚洲和世界经济,并实现从政治到经济,从社会到文化的世纪性对接——其意淫的场景是,美元将友好而文明地让渡利益,并恭祝人民币独立自主东亚的事务。
这岂止是无耻,简直就是无耻!
正因为洲际、区域乃至国家间的贸易从来就不存在无缘无故的自由,人们才心怀美好愿望去构想和建立自由贸易区。然而,现今世界已建成的自贸区,却没有一个不是在强势的洲际货币、区域货币或国家货币的主导之下——实际上,自贸区早就是强势货币主导下的贸易区域——这也是美元势力为何如此喜欢自由贸易的原因。
华尔街鼓吹的“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私有化”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经济三要素。这三者中,私有化容易形成意识形态的对立,故排在最后,若隐若现;市场定价容易扯上垄断嫌疑,也不宜出头;只有自由贸易显得无拘无束,一无国界,二无意识形态,当然要推在首位,反复宣传。
三者缺一不可,同属而异名。其运行逻辑是,一旦在美元的主导下实现自由贸易,华尔街则可轻取对手的市场定价权,白宫则可掌控对手的私有化进程。可以说,用学术理论包装经济规范,再用经济规范掩盖政治目的,已成为美元势力推行全球一体化的重要手段。而中日韩自贸区就是美元全球一体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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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韩自贸区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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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缘起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则缘起于一个“夏天的故事”——1997年,那是一个夏天,有一群白人在亚洲的东南边画了一个圈。
把东盟的小肥鱼赶进伏击圈后,以索罗斯为首的华尔街大白鲨们,展开了金融史上最惨无人道的屠杀——神话般地掠夺座座城,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鲨鱼们一边伴着哀号声饕餮,一边还责骂小肥鱼引诱自己破了肉戒,影响了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后出面一锤定音,说这是不合理金融体系导致的恶果,故称东南亚金融危机。
美元不但一举收获了东盟几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成果和货币资源信用”,顺便还砸断了韩元的脊梁骨,并在日元裆部的老伤口上狠踹了几脚,再次奠定了自己不可动摇的江湖霸主地位。当然,福祸相倚,天道难违,美元也收到了它应有的礼物——仇恨——我称之为“负数的人民信用”。
东盟十国不约而同地将期盼的目光投向中国,无论如何,自郑和下西洋以来的六百余年间,东盟与这个大邻居的经贸关系算是友好稳定的。中国政府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不但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还为一些长期友邻提供了一定的无息或低息贷款,帮助东盟国家共同渡过了艰难时刻。此举为中国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也为今后“人民币与东盟交流”提供了坚实的人民信用基础——1997年底,江泽民主席出席首次东盟-中国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出“建立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原则及政策目标,表明双方正式拉开了合作的大幕。
从2001年底中国和东盟同意建立自贸区并启动谈判,到2002年底双方签署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再到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启动,可以说,这个历时12年商榷,涵盖了11个国家、19亿人口、6万亿美元GDP的巨大经济体的建立已经水到渠成;也可以说,这十多年间,尽管东盟不得不忍受美元的金融盘剥,但他们更愿意选择人民币作为市场主导,作为可依靠的、抗衡美元的中坚力量。
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虽然没有脱离世贸组织的标准格式,也没脱离美元本位的阴影,但它留下了气眼,留下了在未来建立“人民币自由贸易区”的巨大想象空间。虽然1998年发生过令人发指的印尼排华事件,但中国与东盟整体的政经交往一直在稳步拓展,而且,这种稳定性在相当程度上消磨掉美元在东盟的影响力。当2009年7月希拉里在泰国宣布“美国正在重回东南亚”时,多少有些令人啼笑皆非——并没有退出,又何来重回?个中滋味,恐怕只有美国政客才能体会。
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商榷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插曲,即日、韩要求加入。
严格的说,日、韩进入东盟投资经营比中国早得多,也付出了相当大的心血。只是日元、韩元都忘记了自己的美元伪币身份,沉浸在举债投资的狂飙中不能自拔,结果双双被美元打残,退出了东盟舞台——这是何等的痛苦和不甘!
另外,美元虽教训了日韩,却不愿让人民币来填补真空,它又鼓励日韩来“掺沙子”。因此,本来是东盟与中国商榷的“10+1”机制,演变成“10+3”,多了日、韩。
对东盟来说,美元由于屠杀而完全失去信任,充当美元走狗的日韩元也不值得信任,更何况它们还在接骨疗伤,所以、日韩拼命挤进10+1,就像骈拇枝指,纯属多余。
在此背景下,韩国时任总统金大中退而求其次,在1999年的10+3会议上提出“东北亚经济合作体”设想,试探中日反应;作为回应,2002年朱镕基总理在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晤期间,正式提出了“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构想,并建议开展可行性研究。
明眼人都清楚,中日韩自贸区的提出,根本不具备中国—东盟自贸区那样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倒更像是一个应景之举——韩国生拉硬拽,日本扭扭捏捏,中国随口一说——因为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韩国最惨,日本次之,中国未伤。
2003年10月7日,中国新一届总理温家宝与日、韩签署了《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这表明中国对中日韩自贸区的兴趣不仅仅停留在研讨层面,而是进入了政府推动的实质层面。这期间,除了政府受中国-东盟自贸区推进进度的鼓舞外,中国一批“海归经济学家”的忽悠,和“哈日、哈韩人士”的劝进起了重要作用。
然而实际情况是,从三国开始联合研究到日本地震之前,中日韩自贸区并没取得什么具体进展。尤其是近年来,受美元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日韩经济再受重挫,日本变得消极怠工,韩国则裹足不前,就剩中国热情高涨。三国都觉得自己应该是主导,自己说了算,吵来吵去,自贸区当然无法推进。
到底中、日、韩谁说了算?
都不算。美元说了才算。至少未来10年内,这个格局不会变化。
因为当前的中、日、韩经济,都陷在一个大泥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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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较优势的农业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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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7月17日, [南方周末]刊登了林毅夫的一篇长文《中国还没有达到工业反哺农业阶段》。文章开篇就说,中国不能也不应该增加对农业的补贴,理由有四:
①当前的财政收入无法支持这样大的补贴。
②对农业补贴会导致农产品过剩,产生一系列棘手的问题。
③一旦开始补贴就很难取消,取消往往引发政治问题。
④补贴在执行上非常困难。
仔细看看内容,第一条夸大财政困难,怂恿当局知难而退。第二条担心中国过剩农产品冲击西方市场。第四条说中国农民天性狡猾,多吃多占,补贴费力不讨好。这些还不是重点,重点是第三条。
林毅夫举例说,日本一直对本土农产品进行高额补贴,而加入自贸区将会强烈冲击农业,逼反农民及农协组织,造成日本政治地震;所以日本对东盟10+3反应消极,甚至想放弃这个可使经济复苏的机遇;难道还不算政治问题吗?
这不是扯一般的蛋,是扯日本蛋!
我前文谈到,日、韩挤进东盟10+1属于一不甘心,二不得已;既然不能不来,日本政府当然会摆出一副锱铢必较的架势,而显然,日本的农业——人口仅有488万(65岁以上老人占58%),农产品自给率仅为40%,农业GDP仅占日本总量的2%(最低曾降到1.6%)——就是用来与东盟谈判磨牙的小道具。
林毅夫为什么要刻意回避日本这种伎俩,反而去渲染“逼反农民”的政治乱象呢?从1987年起就担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后又升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的他,其实在做一个横向类比——2003年中国农业人口达8.86亿(占人口总数70.3%),农业GDP占全国总量的39%,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数量级!——他清楚,只要“逼反农民”和“退出自贸区”这两颗政治地雷能吓住那些维稳代表,增加农业补贴的议案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了。
林毅夫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身上还挂着“十五”计划起草人、连续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显赫徽章,某种意义上,该文可看成新一届政府的经济政策吹风、及签署《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之前的舆论热身。那么,他如此卖力的否定增加农业补贴,又有什么新的三农问题解决方案吗?
有的。撇开边角余料,有两条重点,一是建立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各地农业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来布局。二是创造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条件。
比较优势,促农转非,多熟悉的词汇。
前者,是林博士奋力鼓吹的“先进经济理论”的核心;后者,则是保障前者能够顺利实施的廉价劳动力基础——它们后来还被包装成“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列入“十一五计划”,也就是说,比较优势从最不起眼的农业环节切入了中国经济。
各个省、地、市之间取长补短,发挥比较优势是应该的,也是平衡发展的必由之路,在相同的法律法规、货币体系和军力保障范围内,即在一国政府框架内协调发展比较优势,更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具体体现。然而,这不是“林毅夫的比较优势”。他总是站在全球经济(也就是美元经济)的角度,先比较美国对中国的优势,再谈论中国内部的分工协调——而绝不会无缘无故的阐述后者。这是人们经常忽略的地方,也是他的阴鹜之处。
林博士从农业到国企、从地方到中央四处奔走,除了宣讲“价格应由市场自己发现、政府调控既无动力也无效率、大企业应参与经济全球化新游戏”等比较优势新概念外,最关键的是,他每次宣讲比较优势之前,必先有一个定论,那就是——中国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发展战略(即新中国领导人选择的赶超战略),违背了(自由)市场经济学的普世原则,人为扭曲了价格要素,因此,在此战略下的工商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及公社化等一系列经济政策,都是错误的!
听懂了吗?在中国推广比较优势的前提是——毛泽东是错误的,社会主义是错误的,乃至中国革命都是错误的!其错误在于,中国没有走西方列强们划定的自由市场路子。原来落脚点在这里!真可谓溜边沉底,轻捞慢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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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共老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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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为林毅夫发明了比较优势论,那真抬举了他,他就读博士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才是“当代比较优势”真正的大本营——没错,这可不是亚当·斯密描述的乌托邦式的古典比较优势,而是专门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定向发明”——发明者就是担任芝大经济系主任长达15年的西奥多·W·舒尔茨,林毅夫的博士生导师。
其实,没有中国革命,就没有舒尔茨这项发明。
受中国革命成功的启迪及抗美援朝胜利的鼓舞,从50年代起,拉丁美洲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左翼运动。以劳尔·普雷维什为代表的拉美经济学家提出了“发展主义”的经济口号,推行在国家保护下的内向型工业化战略,希望以政策补贴加强成品出口、扩大周边贸易和限制外资等举措,摆脱向欧美出口原材料的经济死路。
虽然发展主义比社会主义柔和得多,但仍严重影响了西方资本在拉美的利益,威胁到美元全球扩张战略。时任美国国务卿约翰·杜勒斯、他弟弟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迅速与华尔街财团及其经济智囊构建了一个联合体,旨在从军事、外交、资本和思想领域对拉美的发展主义或社会主义予以彻底的颠覆和清洗。
清洗思想领域的重任当仁不让的落在了华尔街的天然盟友——以自由市场主义著称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肩上。其中,弗里德曼充当自由货币论的精神教父,舒尔茨以系主任的身份组织有针对性的比较研讨——在他看来,美国掌握着世界最先进的生产要素和经济发展钥匙,只有将经济项目大量输出到国外,让穷国做下游的产生配套,穷国的经济才能被美国“拯救”——这就是“定向比较优势论”的前身。
最终,他们选择了发展主义的骨干国家智利作为洗脑突破口。从1957年到1970年,一百多名经过精心挑选的智利学生(后来扩展到全拉美)先后被推荐到芝加哥大学进行高级研修,福特基金会等财团除了赞助他们学费和生活费,还赞助了一个拉丁美洲经济研究中心(该基金会还在1995年赞助了林毅夫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学生们除了不断“反思”自己国家现有的发展主义“弊端”,还要反复“肯定”自由市场经济的“好处”。舒尔茨们宣称,经济没有意识形态,只有数学和逻辑才能发掘它的理性光辉;任何试图超越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努力——包括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全面的社会福利、正常的贸易壁垒、对价格的干预等等,都是荒唐而缺乏理性的;尤其是对工农业的财政补贴,简直就是罪恶!(知道林毅夫为何那样卖力了吧)
经过日复一日的比较,学生们终于找到了自己国家的比较优势——即忘掉追赶和超越,利用劳动力密集的社会现实,积极主动地为西方跨国公司提供产业配套,用理性打开自由市场的大门。这些被称为“芝加哥男孩”的高级学位毕业生们发誓,要创造一切机遇,“科学地”改变祖国的命运。
机会来了。1973年9月11日——美国人偏好的911——在中情局的策应和华尔街的支持下,智利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发动政变推翻了阿连德的亲社会主义政权,建立独裁军政府,他一面对左翼人士展开血腥屠杀,一面认命了一个由 “芝加哥男孩”领衔的百人经济顾问团,迅速完成了与美元经济的强行对接——废除最低工资,取缔工会,取缔反对党,使智利的国有银行、工业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统统落入华尔街及其代理人的私人腰包,社会贫富分化一度创造出世界纪录。
受美国唆使,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巴拉圭和乌拉圭相继发生军事独裁,他们还统一步调对左翼人士进行灭绝人性的清洗,并效仿智利建立起“芝加哥自由经济连锁店”,把国家的命运拴在美元的裤腰带上。可以说,每一个芝加哥男孩的“理性经济公式”里面,都浸透了数十万左翼人士的鲜血和亿万劳动者的苦涩泪水!
而芝加哥男孩的重要导师,反共老传教士舒尔茨,尽管1972年就已退休,但仍在1979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对华尔街的巨大贡献。媒体还盛赞他把农业问题从农业范筹解脱出来,发展出“人力资本”理论(其实就是比较优势论的不同版本),使之成为现代经济学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西方的赞赏也是林毅夫的动力所在。
他的眼界并不在农业经济,他抛出那篇反对农业的补贴、鼓吹“比较优势”和“促农转非”文章,就是要以导师为榜样,以农业为突破口,将自由市场理论推向整个中国经济界——屏蔽自主创新,将中国经济完整地捆绑在美元战车上——以完成他人生最为华丽的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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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拐大弯的国军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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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如果把林毅夫的经历拍成电影,可以拿下任何一届奥斯卡悬疑片大奖——从台大投笔从戎到陆军军官学校,从公费就读台政大MBA到金门前线担任连长,从金门游回大陆到北大读政治经济,从北大“巧遇”舒尔茨到被80高龄的他收为关门弟子,从芝加哥大学获经济博士到进入国务院参政议政,从比较优势经济学家到世界银行副行长——总有一只神奇的手牵引他全面跨越政治雷区,如入无人之境。
常识告诉我们,一件事要是过于神奇,那就没有神奇,只有谋奇。
与张维迎、茅于轼等赤裸裸地鼓吹私有化、叫嚣将公有经济“原地掉头”不同,林毅夫表现出的沉着与果敢让他更像一个忍者。他是善于“拐大弯”的人——锁定目标,一点点打方向盘,让车在不知不觉中舒舒服服的掉了头。
回头看看他说的那些比较优势、促农转非、新农村建设、人力资本开发等等,其实说的都是一件事——建立自由市场经济,消除原来的国有经济影响。
再看看他幕后推手们的所作所为——福特基金会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慷慨赞助,胡舒立的[北方财经系]与[南方系]媒体的摇旗呐喊,体制内[改革原教旨主义分子]对毛泽东时代的全面攻击——由学术到政坛、由地方到中央刮起一股“比较优势论”的妖风,顺着“专家治国”的门缝吹进了庙堂,如如不动的菩萨们其实,大都偏瘫了。
这样,经过比较的中国经济几乎就剩一条路,那就是为美元全面配套。
这与“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历史口号,与“造飞机不如买飞机”的解体过中国大飞机工业的肮脏政策,都是一脉相承的。
很多人以为,为美元全面配套就是为美国打工,多生产些袜子内裤煤炭钢铁,虽然辛苦,但也能攒下些家底不是?NO!不是!
林毅夫的大弯不但没有拐完,甚至才刚刚开始。“比较优势”,“全面配套”的下一个节目,紧接着就是“中日韩自贸区”——实现三国经济的全球分工,直到完全进入华尔街的“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循环,才告一段落。
也就是说,美元要在东亚建立能够小范围自我循环的经济圈,光有日韩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将中国拖入泥潭,形成日本占据高端、韩国占据中端、中国占据中低端产业的经济格局。这样,人民币除了要养美元,还要额外担负两个亚美混血孤儿,日元与韩元。
我以前谈到,日、韩之所以选择外向型出口经济,是因为资源和军力都掌控在美元手里,只能被迫给美元做配套。他们早就被美元强行按在“比较优势万人坑”里劳作,如果没有外力的解救,将永世不得翻身。
现在,同样的泥坑里又骗进来一位手握核武的瓷器巨人,初来乍到的这位不但出手阔绰,还要和前两位玩自贸游戏并主持泥坑大局。
这不是意淫,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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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别了,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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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踩着世界银行的高枝一跃回到了芝加哥圈子里,像个过路人一样看着身后的中国滑向华尔街主导的深渊。“我只是个经济学家”,他满脸无辜。
确实,他是个过路人。没有主人向美元暗递投名状,他如何登堂入室?没有主人的比较定调,他从何方比较?他不知道中国近代史上的卖国贼都是“比较劣势大家”吗?
李鸿章拿中国的劣势比较了西方列强的优势,得出了举国议和的谬论;
张学良拿东北军的劣势比较了关东军的优势,四十万大军一枪不发退出了东北;
汪精卫拿国民党政府的劣势比较了“大日本帝国”的优势,发出了投敌的“艳电”,号召四万万国民当奴才以实现曲线救国。
拿自己的劣势去比较,百分之一百能找到别人的“比较优势”。还用得着林毅夫从金门到北京到芝加哥这样拐大弯?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历来都是弱的服从强的,没有上帝主持公道。弱的要不服,那就打。打赢了,变强者;打平手,和平共处;打输了,认怂。建国30年,中美两次军事交手,打平,所以和平共处。尽管美元势力不认同这一点,总想扮演一个永远正确的王者,让别人扮演荒唐的臣民,以便假作真来真亦假,但这是徒劳的。
因为,毛泽东时代的重工业仍在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深藏在中国战略腹地的“三线”企业仍为中国镇守着国门,无数爱国的仁人志士还在坚守着自己的底线。情况还没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虽然丢了袜子和内裤,虽然丢了生猪和饲料,虽然丢了果汁和牛奶,但打狗棍还在手中握,就不算丢人。
真要把打狗棍丢了,更没什么可怕,丢了,革命就来了。
中国近代光荣的革命传统,林毅夫与其导师舒尔茨恐怕没想过吧?那些早就想拐大弯的人,恐怕也忘了吧?
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访问美国,许多媒体将此行描述为中美关系新十年的“定调之旅”,即为新形势下中美关系发展定位、定向、定议程。一些汉奸还鼓噪说,这充分表明中美两国只能做全面合作伙伴,而不能成为战略竞争对手。
提醒一下,胡主席的访美之旅共两站,始于华盛顿,别于芝加哥。
别了,芝加哥!这是胡主席定的调吗?
无论如何,中国都该唾弃这个该死的自由主义大本营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9106475010180j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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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局与破局 (接上篇)
——中日韩“自慰区”(三)
二两 201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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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压力与出口
近日,美国又高调宣布要从阿富汗撤军3万余人,熟悉美军套路的人都知道这不过是“换防”的老把戏而已。想想看,北非的卡扎菲拒不缴枪,一心修炼忍者神功,握着核钥匙的伊朗毛拉们强硬如常,巴基斯坦又在与中国商榷瓜达尔港的“共同开发”,如此背景下,美元势力怎么可能脱身阿富汗,留下军力真空呢?无论如何,阿富汗原有的7万多美军都将继续驻留,以保持对中国西部地区的常态高压。
不过,美军西边的 “口头撤军”却可以换来东部、南部的 “实际增兵”——俄罗斯的“圆棰”上个月已从白令海射向了太平洋的堪察加半岛,朝鲜东仓里导弹基地已新近竣工,中国的瓦良格航母临近试航——这都是美军堂而皇之的增兵理由。除了美军航母群重新集结东亚外,日、韩、东南亚的海基及陆基力量也将得到军力输送。
那么,美元势力加剧中国东部、南部的压力,是要制造摩擦挑起战争吗?
绝对不是。
撇开中国的军事实力不谈,美元当前若挑起战争,中国将进入全面备战状态。那样,首先在政治上国内的买办势力将无所遁形并遭肃清,进而在经济上中国将进行真正的转型,彻底摒弃奴才经济道路。这两条都是美元势力无法接受的——战争时机不对!
美元加强对中国的军事高压,摆出要与人民币决战的架势,其实早就留下了一个缓解压力的出口。美元希望中国领导人维稳当先,息事宁人,用经济收益来“置换”政治、军事上的失意;即希望中国经济买办阶层继续快速膨胀,进一步边缘化国内的政治和军事要素,最终达到温水煮青蛙的目的。因此,美元留的出口既非政治,也非军事——这两个方向都被封锁——而是经济。
经济出口的路牌上写着“大东亚和谐共荣”,翻译过来就是,中日韩自贸区。
美元买办阶层对此心领神会,言改革开放之名而行卖国求荣之实,是他们30年来一贯的伎俩,并且花样翻新。这不,在推动中日韩自贸区的过程中,他们一直躲在地方政府的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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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方发烧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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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有“比较优势”的理论指路,中有“促农转非”的政策托底,后有“GDP考核”的指标鞭策,地方政府对中日韩自贸区的热情远远超过了中央政府,高烧不退。
比较来比较去,地方政府发现自主创新做上游产业劳神费力,还是做下游配套舒服得多;再说促农转非了,劳动力源源不断,大把农田摇身一变就成了开发区,这些资源不拿来贴现,不去承接日、韩的产业转移,难道要闲置发霉吗?
在这些自贸区发烧友当中,以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的体温最高。
今年1月,在辽宁省政府工作报告和辽宁省“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写进了“积极推进[长兴岛自由贸易试验区]申报工作,推进长兴岛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等内容,作为中日韩自贸区的重要节点,大连长兴岛的操作正式浮出水面。
长兴岛既是环渤海经济圈的优良出海口,也是通往东北地区最便捷的要道。大连市可利用试验区一举占据省内GDP的绝对制高点,而辽宁省则可借力该区推动“大连渤海新区”建设,以期获得与上海浦东、天津滨海和重庆两江新区同等的政策待遇,包括土地、金融、财税、投资等方面的先行先试权和一些重要政策突破。可以说,省里与市里的算盘打得都很精。
相比辽宁,山东省的胃口更大。
中韩建交以来,中国已成为韩国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进口来源国,韩国则是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韩国企业在中国的实际投资近50%落户山东。青岛与烟台已分别在08、09年建成保税港区,成为日韩企业登陆中国的桥头堡,离韩国最近的威海也喊着“借韩兴威”的口号,吸引了大量韩资。
今年1月,国务院正式批复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有了这一基础,山东准备以青岛、烟台、威海为辐射点,逐步在海洋产业合作、投资贸易便利化、跨国交通物流、电子口岸互联互通等方面先行先试,最终把整个山东半岛纳入中日韩自贸试验区的范畴——可谓沿海地区少有的大手笔。
单纯从贸易交流的角度看,山东与辽宁的开放举措无可厚非。
单纯从资本流动的角度看,日、韩中低端产业向中国转移也合乎情理。
事实上,除了地方政府打的小算盘外,日企及韩企浓厚的投资兴趣,也是推动中日韩自贸试验区快速推进的重要力量。尤其在大地震后,日本东部经济带的“核溃烂”以及菅直人谢幕前的发债政策闯关,都预示着日资的“投资兴趣”将成倍放大。
但是,从国家战略的层面看,日韩承接美国中低端产业,中国承接日韩中低端产业,将形成一个定型的产业格局;在这一资本循环过程中,美国为中国设置了日韩两道障碍,将中国通过积累低端加工技术而突破核心知识产权的企图,化于无形。
另外,中国承接日韩中低端产业,依旧承袭了“内裤换美元,美元买美债”的卖国思路,人民币的发行机制将进一步绑定美元,进一步向美元伪币靠近,直至与日元、韩元同路为伍。
本质上,[中日韩自贸区]在国家战略层面限制了中国的产业升级和货币自主。
对于美元势力来说,只要助推上述格局早日定型,则中国管理层呼吁的“战略转型”和金融权贵们奢谈的“人民币国际化”,都无异于痴人说梦。
显然,中日韩自贸区的第一获益人是善于宏观调控的美元,第二获益人是急于摆脱“核困境”的日元,第三获益人是承上启下的韩元,最后的获益人才是人民币。
不过,对中日韩自贸区兴趣盎然的第一人却是中国地方政府,其次是日资企业,最后才是韩资企业,美元倒更像一个旁观者。至于中央政府,他们丧失了视力和听力,更失去了定力;他们漠视美元调控这一前提,却把自由贸易区当作比多边贸易更高级的形式,和对过去30年改革开放政策的路径依赖。
在“既得利益优先”的维稳政策下,我们又怎能去责怪地方政府目光短浅呢?难道让他们去检查每个日、韩投资背后的“美元动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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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做局与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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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本届政府提速中日韩自贸区进程,未必没有一点儿胜算吧?要知道,日韩都是美国的铁杆盟友,是美元东亚战略的邪恶轴心,难道中国就不能做局自贸区来离间美、日、韩吗?
这让我想起一件事。
有次去看一个朋友钓鱼,他找到河边一处水涡回旋之地,就用工具往水中投食,不断投,投到这群鱼儿吃顺了嘴,然后直接把三叉型锚钩甩进水中,迅速收线,没有一丝停顿,一般反复几次就能锚上来一条鱼。奇怪的是,一条条的鱼就这样被锚上岸,鱼群却并不离开;更奇怪的是,被锚上来的鱼往往只被鱼钩挂住身体一丁点肉。我忍不住问,难道就没有鱼奋力一挣摆脱厄运吗?朋友说,没有,鱼都贪嘴,又怕疼,掌握好线的松紧就跑不了。
当前的美元就好比投食的钓客,中国经济体就像吃顺了嘴的鱼,虽然看见别的鱼被锚走,心里却惦记着那点儿食,全然不顾被清蒸或红烧的危险,仍在水涡里期待好运。鱼做局?把人拖下水?它梦见查理二世国王了吗?
中国倒是在利比亚做了十来年的局,与资本家挤眉眼,玩暧昧,结果呢?
大炮一响,撤侨了事。打狗棍都忘了带,还想做局?
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
看看地图上的辽东半岛与胶东半岛,像两把大钳守护着中国东海的大门;如果它们成为中日韩自贸区的试验区,这两把大钳就失去了应有的作用,反而变成两把大锁,锁住了中国出海下洋的门户——既然东海成为大东亚和谐共荣的典范,既然中日韩经济亲如一家人,那么瓦良格航母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茅于轼们会不会建议改成六万吨的私人游艇,在渤海湾里接待主子呢?
美舰护着美元,美元顶着日债,日债推动中低端产业大举移师中国、落足中日韩自贸区,已成为当今和未来的日本政府开展灾后重建的重要内容。我不能肯定,中国会不会给菅直人这个台阶;我可以肯定的是,一旦中国为救条狗而导致心力憔悴的时候,美元一定会及时控诉中国破坏市场游戏准则,进而牵着狗们上来讨伐。
此时做多日元,彼时做空人民币,恐怕也是美元大局中的一个分镜头吧。
人民币须从东亚破局!
破局的要义,在破。不破不立。
破局的主体,是人民币。是人民。
破局的客体,是美元。是美元伪币。
美元转移了中低端产业,意味着它失去了中低端产业;日韩想转移中低端产业,意味着它们养不起中低端产业。这既是人民币破局的客观条件,也是破局的解决之道。问题往往就是答案。
忘掉中日韩自贸区,忘掉自慰的短暂快感!破执去妄,才能立本存真。
也许要10年,也许要15年,人民币的东亚破局之路必将艰难而曲折。
不要奢望美元走狗们会自动放弃主子,恶狗从来服粗棍。东北亚的,东南亚的,全世界的,都是如此。
资源、军力和人民信用,就是人民币的粗棍。
别光盯着中国这点儿有限的资源,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资源都在期待人民力量而不是资本家去发掘、重组;
别瞧不起中国这点儿有限的的军力,废掉一个敌手就增长一份精神,打残几条拦路狗,出行便无寻衅人;
至于人民信用,能量本就无可限量,只是这些年被美元裹脚布缠住迈不开腿,几被遗忘;剪断裹脚布,回归人民本体,人民信用就能重新健步如飞,并为军力和资源开拓更广阔的空间和时间。
当美国失去了世界中低端产品也失去了国内中产阶级之时,当日韩失去了主子援手也失去了经济空间之时,当中国海陆空军敢于横扫一切拦路敌之时,当中国跨国企业逐渐变成鳄鱼之时,就是人民币拨云见日之时。
那时候去创立“人民币自由贸易区”,才算恰逢其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60余载,根基于人民信用;中国未来的发展,必然依靠人民信用;强化人民信用,应贯穿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始终。
人民币的东亚破局之路,就是重建人民信用之路,也是重拾人民币信心之路。
从这个意义上说,停滞没有出路,倒退更没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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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资料:什么是转基因食品?】转基因,就是把A生物比如昆虫、动物、细菌的一部分基因,转移到B生物比如蔬菜、水果、粮食中去,改变B生物的自然特性,达到人的要求。例如,科学家将北极鱼体内某个有防冻作用的基因抽出来植入西红柿里,制造出耐寒西红柿,就是一种“转基因食品”。例如,把细菌中的有毒基因植入水稻中,水稻就能产生抗虫毒素,杀死水稻害虫。对人有剧毒的转基因食品三大危害:一代致病,二代致傻,三代绝育。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928ef80100jk9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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