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市场机制和市场重构

     论市场机制和市场重构　　

 清湖渔夫　　

内容提要：本文从行为经济学的视野继续阐述大众行为过程中的市场机制。明确指出所谓的市场“看不见的手”就是资本本身。在大众行为的市场机制当中，存在三个必要的要件：1、主导资本，2、市场价值，3、市场大众。　　

主导资本操纵着市场过程，市场就是主导资本的狩猎场。改革开放过程中金融和资本市场的乱象源于中国资本在市场中迷失和价值观的混乱，在我国的市场机制的运转过程当中，一方面，本国资本的掌管者在对市场运行方面毫无应有的主导和控制意识，在市场的主导权方面严重缺位；另一方面，就是市场中的人们缺乏不同于西方的属于自己独立思考和理解的价值观，对西方的价值观的渗透无法抵御，出现迷信和盲从。在分析中发现了国家行为受到跨国资本的影响和左右的危险倾向。市场主权的实现，依赖于两个基本方面，其一是市场由本国资本主导和控制，其二，通过市场运行，主导资本的利益和意志得以充分体现，也就是在市场价值的形成中，主导资本将自身的理念或者价值观贯彻于市场过程，对市场大众的观念进行塑造和改变。　　

市场重构必须从两个方面展开：中国的主导资本应该重新控制市场运行，为后资本主义时代进行经济理论准备和重塑我们的价值观。　　

正文　　

长期以来，我们对市场本质及其诸要素的理解，都是模糊地和片面的；造成这种模糊和片面的原因，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西方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和市场观的持续灌输，一些所谓被西方经济学系统训练的人们在市场本质的认识上具有盲从和迷信的倾向，主张照搬他们自己都不甚了了的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洋为中用，丢掉了文化观念的传统和自主性，不肯也不敢对西方的舶来品进行批判；另一方面，也是另一些人们，常常痛陈现实市场的种种弊端甚至罪恶，摆出一副慷概激昂的正义人士形象，极力否定市场本身，将自己心中的简单想法和看似科学公平的办法大肆宣扬，和前一种人一样，玩弄眼球效应；在指责、恐吓和辱骂过后，常常是一地鸡毛。这两种倾向，都在思想上钻了牛角尖；使得冷静而又批判地研究问题成为不可能。批评别人误导的同时，如果又产生新的误导，社会思想就会更加混乱，害人误国。我们的社会仍在不断地变革当中，我们的国家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路，仍在探索当中。就我们的经济运行而言，存在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不仅要批判，而且更重要的是为改革开放继续提供有益的思路和设想，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本文试图从社会化的角度，重新概述市场机制构成的诸要素和运行方式，描述市场机制的现实运行状态，提出一些重构市场机制的设想，抛砖引玉。　　

基本的市场机制　　

在以前的论文中，笔者从简单的商品交换开始，对市场过程进行过详细的分析和推导，现将基本观点概述如下（注①）：　　

在货币已经形成的条件下，商品交换中间的价格差异，导致了市场投机行为的产生；投机行为的结果，导致投机者获得价格差或者利润，用来投机的货币，就成为资本最初的形态，也是资本的起源。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商品交换行为的发生，意味着对商品交换价格的看法在市场买方和卖方间交流后达成一致，某个交换行为的达成之前如果在市场中存在不止一个参与者，就会存在竞争，即以更低的价格买进和以更高的价格卖出，询价行为和讨价还价意味着市场参与者之间的看法和观念的传递，一轮又一轮的商品交换，意味着对商品价格的看法和观念在市场里的人群中反复传递和相互影响，从而导致看法和观念越来越接近或者趋同，这就是市场价值的形成过程，市场价值存在于一组存在差异的商品交换价格当中。　　

在商品交换过程中，投机者的市场角色和以满足自身基本生活需要的市场角色是不同的；投机者以低买高卖、谋取价格差异为生，一方面，投机者不仅要找到自己的交易对手，而且要找到愿意低价出卖商品的卖方和愿意高价买进的买方，要克服这些买方和卖方时间和空间上的阻隔，在询价过程中要与更多的市场参与者接触，询价和讨价还价，从而将市场的范围扩展和将更多的人群衔接到市场中；另一方面，在反复的投机中，投机者积累差价利润，这是最初和最简单的资本积累，随着资本积累的进行，投机者也就能与更多的市场参与者交易。这就是商人和商业的起源。市场价值是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形成的，就以商品交换满足自身的生活需要的市场参与者而言，由于他与交易对手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和次数有限的交易行为，其观念和看法的交流传递比较有限。商人（也是资本所有者）由于资本积累的逐步扩大和与更多的市场参与者交易，商人的看法和观念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和交流，商人的这些观念和看法就会对其他市场参与者的看法和观念产生更多更频繁地影响，从对市场价值的形成具有意见领导性。　　

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商人们会将他们的意见领导性或者说这种市场优势又反过来用于他们的投机事业，面对商品的买方，尽力抬高交易价格，面对他们的卖方，尽力压低交易价格，扩大投机利润，并且运用他们的意见领导性证明这些价格的合理性。同时因为时间、空间和等待或者寻找的费用限制，商人们既是商品生产者的最便捷的买方和商品消费者最便捷的卖方，从而成为他们之间的中介，这样商人们将商品生产者和商品消费者分离，既控制了商品生产者，也控制了商品消费者。在完成必要的商品低价收购或者对商品来源获得足够的控制后，为了获得更多利润，商人资本会提高卖出报价；为了在更高的价格上将商品卖出去，就必须给予人们涨价的理由，在讨价还价中使更高的交易价格为消费者所接受。在商品涨价过程之初，商人资本会根据市场里历史经验和已经塑造完成的市场理念或者市场价值，释放相关信息或者理由，这些信息和理由如果在市场参与者人群中已经熟识，那么随着消息和理由的发布，涨价就会被市场再次证明“合理”而自然而然。这种市场的既有理念，是一个奇怪的复合体，这个复合体中，可能包括各种观念和想法，甚至还有某些复杂逻辑的理论体系，但是这些想法、观念和理论的合理性，不是由所谓的经济或者市场科学来证明的，而是由市场本身的历史经验来反复“证明”和足够多的市场参与者的行动来支持的。价格上涨的消息和理由，可以来自于既有的市场观念体系之中，也可以是新的市场理念（理念实际上是一种观念体系）。新的市场理念能否建立，并且被广大消费者认可，同样要通过涨价过程来证明，如果发布一次有关新理念的消息和理由并且价格随之上涨还不够，那么多发布几次消息或者理由，通过商人资本的主动买入提价以及有其他市场参与者追随成交，反复来几次就“证明”了。商人们的理念和价格及其变动的社会联系就这样建立起来，久而久之就有了“理论”的外壳包裹，而且因为理论多多，这种外壳就花样翻新；反复宣扬和反复的市场证明，人们就可能接受所谓的种种“科学”解释。　　

随着一次次导致价格上涨的消息的发布，交易价格的反复上扬，价格上涨的趋势在越来越多的市场参与者当中确立，消费者的趁“低价”买入和价格的上涨将反复自我推动和自我强化，商品交易量不断增加，一方面，交易价格不断攀登新高，另一方面消费者人群不断入市和扩大，在价格的高位形成消费者的买方市场。在价格高峰附近，因为涨价的乐观预期，至于涨价理由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向市场参与者们提示过了，在提示过程中的价格屡创新高也反复证明了这些涨价理由的“正确”。于是由消费者们自发集合而形成的买方市场就形成了，这也是商人们或者商人资本所需要的：消费者蜂拥而入，形成消费热潮和市场高潮，商人资本原先在相对低价收购的的商品则源源而出，市场的交易量更是骤增。随着商人资本的投机性卖出逐步走向尾声，商品高价套现活动结束，商人资本实现了商品到货币的转变，继续推高价格已经没有意义；同时由于“导致”价格下降的消息或者理由的露面或者不再被商人们掩盖，市场会转向下降。同样，因为“导致降价消息和理由”与价格的“联系”或者关联，市场的价格下降过程会自我强化，直到价格跌到商人资本认可的低价为止。商人资本在自身认可的低价区域，又开始缓慢的收购活动。在完成必要的商品低价收购或者对相对低价商品来源获得足够的控制后，新的涨价过程又重新开始。如此反复不已。　　

在大众行为的市场机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存在三个必要的要件：1、起主导作用的资本，我们这里称为主导资本。在相对简单或者初级的市场阶段，就是商人资本，商人资本在这里有两个特征：一是因为投机的需要和以资本作为基础，成为大量的市场参与者的交易对手；二是将自己的价值观念或者与私欲有关的林林种种的想法和构思，利用自己在市场的交易中建立的联系，向广大的市场参与者传递或者灌输。在其它种类或者历史阶段的市场上，只要具备这两个条件，我们都界定为主导资本。2、市场价值，这是一种趋同的理念或者观念体系，形成于商品交换或者交易过程之中并且存在于一组价格当中。它是在主导资本和市场大众的互动或者博弈中形成的。市场价值是市场中的资本和人群的社会联系的基础。3、市场大众，也就是在交换中形成和与主导资本相对的大量的市场参与者。他们虽然人数众多，但是在市场中居于被动地位，因为时间、空间和信息限制，在交换过程中只能接受被市场中主导资本和市场大众自身互动或者博弈所“证明”的市场理念和价值，因为自利和自我保护的动机，构成市场中追涨杀跌的群体行为或者大众行为，这也是羊群行为或者羊群现象在市场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　　

市场中“看不见的手”究竟是什么？　　

“看不见的手”这个概念的提出，最早起于西方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斯密认为，每个人都应利用好自己的资本，使之产生最大的价值。从主观上讲，一个人无意去增进公共福利或者利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个人利益所得的增加。当每个人都如此行动的时候，就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们去帮助实现增进社会福利的目标。通过追求个人利益，却无意识地增进了社会福利，其效果比自觉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要好。斯密认为人们的“利己心”驱使着人们去获得最大利益，每个人都得到了利益，那么社会也就得到了，因为财富是所有国民对必需品和享用品的消费。“看不见的手”的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究竟是什么，在后世引起诸多争论，对西方经济思想和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亚当·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表述，与他的传世“名作”《国富论》是分不开的。据一些经济史家考证，1766年至1776年间《国富论》的写作，得到了著名的犹太财团——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资助。当时正值罗斯柴尔德家族试图夺取大英帝国的货币发行权、与英国传统的银行家集团的争斗进入白热化的时期，罗斯柴尔德家族基于自身利益需要，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英国经济政策的想法和要点，只是需要一个人或者枪手加以“理论”包装，找到了亚当·斯密。经过亚当·斯密的努力，罗斯柴尔德家族需要的经济政策，被包装成普遍性的“经济原理”，都写进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后来简称“国富论”）。亚当·斯密是一个共济会成员，也是一个爱国者。此后他感觉出如果否定政府管理，英国经济会大乱，最终将使罗斯柴尔德家族一切说了算。作为金融僭主罗斯柴尔德的代言人，使他良心不安。他提出有一只“看不见的那只手”在主导市场，还提出要防止“大资本的垄断”。实际就是在影射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英国经济的幕后主导。亚当·斯密67岁突然暴毙，死因不明。亚当·斯密死前在忏悔中留下了一个遗嘱：烧毁所有手稿（包括出版和未出版的）。斯密死后，罗斯柴尔德家族把亚当·斯密塑造成了“圣人”，《国富论》被奉为“西方经济学的《圣经》”，“看不见的手”被解释为“充满了神秘主义色彩的市场经济原则”。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正值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社会分工广泛发展，社会化大生产以及市场正在向社会的方方面面渗透，人类满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依赖于以市场为中心的社会联系，因此，亚当·斯密能够看见市场，也能够看见大资本的用心，但是对社会化的市场过程和机制的理解只能停留在传统的静态的逻辑体系中，因而不可能对市场过程和机制进行清晰的描述，比如市场机制出现的经济理由是什么，市场机制为之服务的未被觉察的目的又是什么。这些也可以在诸多的亚当·斯密的后继者们的著作中能够看到，比如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实际上，罗斯柴尔德家族通过《国富论》，要掩盖的是自己的利益企图或者说资本企图，那只所谓的“市场看不见的手”——大资本，或者说即将成为英国市场主导的资本，从西方经济学诞生之日起，就因此被掩盖了；西方经济学因为有了市场的主导资本的支持，发展成了洋洋大观的体系。　　

在资本时代，在市场中，利润是资本天然的报酬，投机也就成了资本最原始和最自然的行为方式；在市场中，资本通过投机主导大众行为过程，从而实现大众的社会财富向资本的流动和积累；资本主导的市场机制，反复地在市场中说明，资本才是一个市场的主人。　　

资本操纵的价值观传播　　

资本以市场作为生存和活动的基本土壤，离开了市场，资本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资本在主导市场的同时，也在对市场进行符合自身利益的改造和控制。市场是一个财富的分配场所，参与市场的人群及其手中的财富，就是资本的利润源泉；要保障资本获取利润，就有必要塑造和稳定这些市场参与者在市场的行为方式，从而让这些市场参与者长期稳定地为资本“奉献”自己的财富。而有意识地改变和控制市场中人群的行为方式，就只能对市场中人群的观念或者理念进行塑造，改变人们的价值观。所有市场参与者通过自身的行为而形成的市场价值，都是基于这些市场参与者个人的基本价值观。经济价值观是指人们对经济价值及创造经济价值的过程的认识和评价，即对经济行为和经济意识相联系的价值判断。经济价值观是价值观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思想决定行为，观念决定行为方式。资本对市场的主导以及有利于资本的市场价值观，在一个市场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成为一个市场运行的必要基石。　　

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资本极力推广有利于自身的价值观的传播。通过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凯恩斯以及萨缪尔森等一大批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的著作以教科书的方式从欧美推向世界，从而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价值观横行于世。不仅如此，在竭力向人们灌输这些理论与伦理和控制人们思想的基础上，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组织方式进行改造，不断纳入以市场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体系，诸如“华盛顿共识”、美国资本推行的以美国经济和金融霸权为主的全球化和我国近三十年来开辟的一个“进口西方经济学”的时代，都是这个过程的最新发展。资本通过市场对一国的经济命脉的掌握，首先实现了对国家政权的控制，使国家机构的运行从满足这个国家所属人群的公益转向为资本获取利润服务，并且按照资本的设想或者说西方经济学的思路，建立国家经济管理部门，操纵国家经济管理政策，逐步改换经济统计体系和信息收集制度。其次，随着资本走出国界，二战后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全球泛滥，在西方垄断资本的意志和利益基础上的世界贸易组织的不断扩大，贯彻西方价值观的附带政治条件的经济援助和干涉，西方资本主导的市场向全球扩展。因此，在经济和市场领域，从理论到具体实务，出现在市场大众面前的都是渗透了资本意图的现象、言论和舆论，资本也就操纵了人们的经济价值观的状态和发展，以资本为主导的市场在越来越深广的范围内渗透和控制了社会经济生活，市场大众的行为也就被置入了一个大玻璃瓶，以资本可预见和可操控的方式发生。　　

这方面的例子不计其数，我们就以人们最熟悉的信用评级举例说明（注②）。近两年来，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在国际金融市场为所欲为和翻云覆雨，不是因为这些信用评级机构的所谓“科学、客观和公正”的威力，而是因为整个的信用评级理论，都是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的，仅有一个“科学”的外壳；而且这个科学的外壳，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反复思想灌输和价值塑造，已经在市场大众当中留下了深刻印记或者说人们在别无选择的条件下笃信或者迷信信用评级，从而在无形当中人们被主导和影响了在市场中的行为方式。如果没有信用评级调整前后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可预见的市场大众的行为方式，没有人们的大众行为的及时有效配合，美国金融垄断资本需要的市场变局就不会出现！如果信用评级调整不能为美国金融垄断资本谋取利益，比如通过调低甚至连续下调欧盟有关国家的主权信用级别，达到攻击欧元、巩固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和驱赶欧洲资本进入美国的实质是资本绞肉机的金融市场以供屠宰，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就不会选择三大评级机构作为金融战的工具；如果没有市场大众对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的“科学、客观和公正”的迷信，没有相应的群体行为或者大众行为发生，市场也就不会出现对欧元不利的变局，信用评级机构作为美国金融垄断资本的工具，也就失去了价值和意义。信用评级仅仅是个典型例子，其它诸如推行所谓的国际惯例、资本通过控股和培植的世界知名媒体控制和操纵全球舆论、通过控制国家机构操纵所谓的经济政策等等，一方面进一步塑造和巩固资本所要求的大众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在这些价值观的基础上，对市场价值的形成或者说价格波动进行操纵。　　

市场与狩猎场　　

资本主导的市场范围是逐步扩展的，首先是主导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市场，继而市场的边界超越国界，从而将越来越多的民族和国家卷入市场体系。在自然界，一群狼，或者某一只狼，会形成它们自己的领地，也就是它们的势力范围，无论是外界的狼或者羊，闯入这个领地，都会受到攻击，它们的势力范围，他们自己保护；外来者要么被攻击得伤痕累累并赶出去，要么就是横尸当地被吃！与自然界法则相似，一个国家的市场，一定是由该国的的资本势力主导，即使是开放的市场，也应该是该国资本的势力范围，也是它们的狩猎场，这个市场的规则，由它们制定，也因它们的利益需要而改变，市场的操控，随他们的意志而定。美国市场，号称是最“自由”的市场和全世界的市场，而实际上这个市场是被华尔街的财团所控制；这些华尔街财团掌控美国政治，推销和贩卖所谓的经济科学“真理”，控制美国舆论，玩弄市场监管规则，操纵市场情势，对外来资本进行打击和掠夺；两房“债券”的无赖行径是针对中国资本，美国国债的价值缩水针对中国资本、日本资本和英国资本，雷曼兄弟的破产则是针对欧洲资本。其他市场国别市场也上演着同样的故事！上世纪九十年代，英国人做多日经指数期货，被日本财团狙击，享誉几百年的巴林银行轰然倒塌，是日资对英资的狩猎！　　

1998年金融危机，香港特区政府在中国中央政府的支持下，不惜改变市场规则和动用政府基金狙击索罗斯量子基金，是中资对美资的狩猎，是捍卫自己的领地！可惜的是，当年狙击索罗斯的金融战，是因为保证香港平稳过渡的政治需要而进行的，很少有人就这件事的经济和价值观上的意义作进一步剖析。索罗斯败走香港之际，也是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出场护犊子、指责中国市场不自由之时，随后而至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因为运用证券组合的“科学”理论在俄罗斯市场失败而引发金融地震，格林斯棒的口水也就嘎然而止，急忙转身去干“金融消防业务”。中资机构和香港本地资本坚决的市场行动，以操纵对操纵，说明了市场主导权掌握在本国资本手里的极端重要性。不惜改变市场规则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说明了市场主导权观念以及以自己的思维来主导市场的必要性。格林斯潘利用“自由市场准则”来指责中国政府，同时又去救助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说明了美国资本价值观和自由平等原则的虚伪性，利益才是实质，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整个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二战以来，跨国资本利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美元本位制等等符合他们利益需要的国际经济秩序和规则，压迫其它国家开放其国内市场，以与所谓“国际惯例”接轨名义不断将它们控制的市场边界线向其它国家国土内部扩展。以华盛顿共识和所谓的普世价值观的推行，改变其他国家人民的价值观念，建立起与宗主国相同或者相似的市场体系和机制，将自己的狩猎场扩大，将其他国家的资本和财富作为自己的猎物。那些市场被跨国资本主导和掌控的国家的结果不言而喻。墨西哥、东南亚国家被国际资本大鳄洗劫，多少年的财富积累被大量掠夺，经济成就毁于一旦，而离我们最为切近的则是中国资本市场上的跨国投行的暴利奇迹！　　

中国在市场的迷失　　

中国资本，包括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在国内市场的主导权方面毫无主人意识，在实行市场经济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历史责任，用市场机制和市场法则来捍卫自己的利益和国民财富。在强调国有资本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的时候，27个经济支柱产业被跨国资本参股和控股。银监会2008年发布的《银行控股股东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取消了对外资控股中国银行的比例限制（此前规定，外资单独控股中国银行不能超过20%，联合控股中国银行不能超过25%），中国将有可能成为有史以来国有银行任凭外资控股的唯一国家，成为世界一体化过程中国民丧失经济和金融控制权的第一个国家。虽然对市场主体或者说市场参与者实施了形式上的资本限制，似乎掌握了控股权和做大股东就能万事大吉，但是中国资本对市场运行的主导和掌控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却在政府和资本机构的思考之外。本来，在我们自己的市场上，境外资本的的行为应该受到一定限制，对市场的恶意进入和预谋洗劫国内财富的境外资本，应该受到本国资本阻击和狙击，让他们伤痕累累、留下钱走人是应有之义！而迄今让人吃惊不止的奇怪的结果是，我们的资本机构和市场人群在自己的国土上被境外资本肆意洗劫了，跨国资本在楼市、股市和期市肆意妄为，高盛、摩根、瑞银的暴利耸人听闻。而诸多中央企业还傻乎乎地进军海外资本市场，纷纷折戟沉沙，鲜有胜绩；败不怕的中投公司本钱亏空严重，最近又不得不被政府注资上万亿人民币，只不过是一个缩影。以中投公司进军的美国金融市场而言，美国垄断资本利用二战后的全球金融霸权，将本土市场打造得如同铁桶一般，金融产业成为美国的生存支柱之一，数百万亿的美国金融市场已经成为了全球资本的绞肉机，以绞杀外国资本和本土中小资本作为资本循环和获取利润的方式。从科索沃战争以来，美国垄断资本利用战争威胁、舆论轰炸和信用评级等等手段将全球资本赶向美国或者引诱到美国，供美国垄断资本在市场中绞杀；中国购买的美国巨量国债、两房债券已经被绑上了绞架，中投公司在美国市场折戟以及众多中资机构被高盛设局，就成为必然。从来就没有让美国市场给中国资本也洗劫一把、获取暴利这么便宜的事情！天真地轻信美国人的大大咧咧和孩童般的笑容，还傻乎乎地对着美国人晃悠的“自由平等”的万花筒的顶礼膜拜！结局也就是反复演绎古典的不能再古典的“小白兔和狼外婆”的童话故事。　　

中国资本的迷失，主要原因还是对资本的本性和市场的本质的认识，停留在西方资本让我们能够认识到的水平上，也就是我们还在相信跨国资本来我国投资是秉持他们交给我们的“理论”和和“科学”宣扬的自由、公平和合理的原则。资本迷失的背后，是我们国民的价值观的迷失；伪科学的为西方资本服务的西方经济学在我国学界大行其道，虚伪的资本理念和市场观念在我国社会泛滥成灾。普世价值的人们，配合美国人迄今仍未放弃的遏制和超越遏制战略、配合华盛顿共识的推行，在我国大肆灌输和宣扬西方的人们自己都怀疑的经济教条和市场教条，冲击和改造我国国民的思想价值观，进而影响和主导我国的经济战略和经济哲学，实现思想控制和挑动我们既有价值观的混乱。主张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人们，则利用所谓的美国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和西方成功制度与经验，改变国家经济管理部门的设置，将经济和市场的法则规条向西方靠拢，实际上是在为西方资本扩展市场边界和请西方资本来主导我们的市场。进而试图将国家政权变成西方资本利益的工具。于是跨国资本主导了我们的市场运行，同时通过观念的灌输，又让我们的市场大众行为方式和过程成为跨国资本可预见和有办法控制的方式和过程。中国市场的现实，也就向普世价值的人们和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人们的理想靠拢，向西方资本希望的方向前进——我们的市场就成了跨国资本的狩猎场，我们的资本和国民财富就成为跨国资本的猎物。据统计，仅2006年境外投资者在工、建、中、交等银行身上就狂赚了7500亿元，加上从其他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享受到的利润，保守的估计，境外投资者该年从我国的银行身上赚取暴利超过1万亿元。跨国资本的这些利润，都是在证券市场兑现的。中美之间完全相反的金融开放政策也是是典型例证：美国自1991年通过专门法案，到2007年11月8日招商银行获准在美国纽约设立分行，期间整整16年中资银行无一家能够进入美国市场；而与此同时，有20多个国家近80家外资银行在我国30多个城市建立了数百家分行和法人机构，参股控股中国银行的外资金融机构30多家，同时还有约150家外资证券、基金等金融机构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在上述所有这些金融机构中，有三分之一是美国银行和金融机构。美国是世界上经济上最强大的国家，所有的经济规则都由美国制定，有着全球最庞大的金融市场，可美国金融市场却是壁垒森严，外人免进；中国则是市场最脆弱的国家之一，却是国门逐步洞开，允许甚至邀请美国资本狼群前来围猎。伴随着美国垄断资本主导的所谓全球市场的边界线在深度和广度上向中国扩展的同时，我们悲哀地发现：大量中国廉价商品流向美国，推动美国物价越来越便宜，美国人生活水平越来越高；而中国得到的只是一大堆美国印制的绿纸美元，即便这些白条也没有真正到手，而是用来购买美国国债和美国金融市场的垃圾工具，祭祀牺牲般地送回了美国的资本绞肉机或者金融绞肉机。看清楚这些的人们不禁要问：这就是我们追求的开放成果或者全球化成果吗？　　

近年来，经济和金融主权成为国内有识之士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其主要的思路，是通过政策和法律的层面，对境外资本的行动进行限制和打击。这些思想，首先，值得肯定的是它们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国家应该对资本进行控制！而不是资本对国家进行控制，不能让国家政权成为资本谋利的工具。其次，国家层面的对跨国资本的政策和法律反击，虽有必要，也能够在阻止国民财富外流方面发挥一定作用，但是不能改变在市场经济体制存在仍有必要的情况下的经济乱象。前不久，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财政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等几家权威部门组织的课题组发布了《美国渗控我国信用评级业严重威胁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的研究报告》，以翔实的资料揭露了美国穆迪、标准普尔、惠誉等利用我国在信用评级管理方面的薄弱环节，在几乎没有任何障碍情况下，长驱直入掌握了我国信用评级市场，已严重威胁我国金融主权和经济安全。我国信用评级业的问题也因此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而在解决问题的对策上，也拿出了长长的措施清单，但是清单内容背后的思想，仍然在沿袭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理论逻辑，很难找到我们自己的对于市场和信用评级的理解和理论思维。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及其理论和方法，不过是美国垄断资本在全球推行其经济价值观的产物，也是美国资本操纵市场的核武器和工具。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之所以能够独霸金融市场的话语权，是因为它存在和依赖于美国资本主导和控制的市场，以这个市场中的人群的价值观为前提。而我国的信用评级业的发展，迄今为止是依据什么样的价值观？我国的资本对市场的主导、控制和操纵尚处于无为状态，对信用评级业的发展缺乏理论和实践的支持，我国的信用评级又能够走多远？如果我们以西方经济理论作为信用评级业的理论基础，在全球市场的人们对三大评级机构的逻辑和做法普遍质疑的情况下，一旦西方资本价值观被摒弃，我们怎样才能占据市场话语权和道德的制高点？　　

由于我们在市场主权问题和资本本质上的认识误区，我们的经济和国家还存在一个更加危险的倾向：国家行为受到跨国资本的影响和左右。撇开按照西方经济理论设置国家经济行政管理的架构不提，我们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应该由国家来控制资本，还是由资本来控制国家？西方的所谓财政和货币政策，本质上是资本将国家机构纳入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利用国家政权为资本牟利而损害该国全体国民公益的产物，资本通过对国家信用掺水，从信用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导致了不可遏止的国债膨胀和货币膨胀，国家政权在国民中信用会因此逐步丧失。由此而产生的货币崩溃、市场崩溃和国家体制崩溃都不乏先例。改革开放以来，跨国资本通过经济学教育，对我们的经济学者和官员进行洗脑，然后派遣返回我国作为新时代的“特洛伊木马”，帮助进入我国的政商要职，通过种种形式的收买和贿赂加以控制，创立了一个“权力寻租”市场，形成腐败逐波扩大的恶性循环：外资收买控制的腐败官员越多，廉价获得的中国资产就越多；廉价获得的中国资产越多，又会控制更多的腐败官员；最终把中国各级腐败官员变成西方国家控制并为西方国家服务的“海外公务员”。普世价值派和国际接轨派人士身居要职，看跨国资本眼色行事，和大洋彼岸遥相应和，出卖国家政治和经济情报，推行跨国资本希望的经济法律改革和政策，国家行为已经实际上被跨国资本影响和左右；邯郸学步，盲目模仿西方所谓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将本来缺乏科学性的东西借国家权威和信用滥用硬施，乱象已然频生，后果难以逆料。　　

市场主权问题　　

笔者已经不是第一次提出市场主权问题。所谓市场主权，就是一国国民在本国市场上的主人权利。市场主权，简而言之，有三个方面的含义：本国市场由本国国民掌握和守卫，在本国市场的利益流动和分配由本国国民享有，外来的市场参与者的侵略和掠夺行为必然被打击和驱逐。市场主权的实现，通过市场机制，而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是市场主权完备的根本保障。市场主权同时也是经济和金融主权的具体体现，经济和金融主权的完整性，是靠市场主权的实现来保障的。市场主权的实现，依赖于两个基本方面，其一是市场由本国资本主导和控制，其二，通过市场运行，主导资本的利益和意志得以充分体现，也就是在市场价值的形成中，主导资本将自身的理念或者价值观贯彻于市场过程，对市场大众的观念进行塑造和改变。从前述的情况来看，在我国的市场机制的运转过程当中，一方面，本国资本的掌管者在对市场运行方面毫无应有的主导和控制意识，在市场的主导权方面严重缺位；另一方面，就是市场中的人们缺乏不同于西方资本主导的属于自己独立思考和理解的价值观，对西方的价值观的渗透无法抵御，出现迷信和盲从。如果我们在这两个方面发生改变，或者根本扭转，跨国资本在我国将无所逞其伎，他们也就由此失去了为所欲为的土壤和空间。即使我们需要这些外国投资，也可以让他们谋取利益；但是利益的给与只能限于足够吸引和利用，外国投资就再也没有了我们见过的惊人的暴利。　　

在一个国家的市场上，市场的组织和运行，必须由资本基于其利益动机来推动。一国的社会财富总量，以该国国民对财富的具体占有为限，其基本来源，是该国全体国民的劳动创造；而财富的分配和流通，则是在资本主导的市场中进行的；资本和财富因为市场的边界和国界的不一致，能够跨越国界，但是资本家，却是属于自己的祖国。因此在一个国家的市场上，本国资本或者资本家对本国市场的主导，是市场主权的标志；通过市场机制，本国资本对进入市场的财富进行分配和再分配。就市场机制而言，财富分配本身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改变财富分配结果的不平衡和不公正的状况，可以考虑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必须警惕资本对国家政权的渗透、影响和操纵，将资本的活动和利益诉求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而不是由资本来控制国家；国家始终保持其公益特征，经济管理着眼于全体国民福利的增进，而不是为资本服务；国家建立针对资本暴利的税收体系，所得收入转向各种社会保障；税收与工资挂钩；促进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结构。二是逐步培育和推崇推广新兴的社会化的经济价值观，在新的市场土壤上推动资本行为方式的转变，让资本负更多的社会责任；摒弃因资本逐利本性而发展起来的欺骗欺诈的价值倾向。　　

当前也明显存在全盘否定资本和市场的走极端的言论倾向。这些言论，仅仅关注的是资本和现行市场的种种弊端，而忽视了资本和市场的产生和存在，是人类自身发展起来的经济运行机制。西方“原始资本积累”诚然是一个是个历史性的、充满罪恶的观念，它代表的是从地理大发现到金本位结束这段时间的西方资本观念。因为资本无止境的欲望得不到从人类内心到资本之外的限制，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对人类的奴役和控制，体现出反人类的一面，这一点也可以从作为现代资本主义标志和巅峰的美国垄断资本身上找到证据，美国垄断资本在推行全球化的同时，也发展了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制造了世界最多最先进的杀人武器，反过来用于对付人类自身，为了资本的利润频频动用这些杀人武器去夺走世界其它国家人民的鲜血和生命。同时，资本和市场也开辟了一个资本主义时代，人类生存从自然生存第一次过渡到社会化生存。只不过人类的生存方式被资本在市场中运行的这个模式包裹。我们知道，商品交换和市场起源于社会分工和私有制，人类的生存竞争及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料也就表现为无遏制的私利冲动。以追逐私利为主导的商品交换，推动了市场的形成，市场的发展又催生了资本，资本主导着市场的运行，将越来越多的民族和国家卷入市场，导致了人类生存的第一次社会化。实际上，只要有私利，只要人类仍存在对生存资料的争夺，市场就会存在，资本也就会在市场中开始积累和运行。在当前的历史阶段，我们还离不开市场。不过也应该看到，资本只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产物，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化生存，只是人类的第一个社会化生存方式，而不是最后一个！人类自身对这个资本主导的社会化生存方式应该而且也必然会进行改造，克服资本逐利本性无限扩张而带来的反人类的一面，将资本和市场作为社会化生存的工具，而不是人类被资本持续控制下去。　　

价值观的重塑　　

我们要想获得经济和市场的主权，必须正视我们社会的价值观的混乱和危机。因为猪肉涨价，猪竟然堂而皇之地被统计部门当成了领涨CPI的通货膨胀的替罪羊，这也成为了官方经济思想界的一大奇观。闹闹穰穰的关于“共和国脊梁”和“中华脊梁”的买票评选，堪称庸俗无聊之极。价值观混乱的原因可以归结出很多，但是主要在于一是放弃了对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的合理继承，二是对舶来品缺乏批判态度，照单全收。这两个方面，是我们在思想上突破、提出自己能够被世界广泛接受的理念、范式和规则，继续走向世界并弘扬中华文化于世界的根本性障碍，也使我们重构市场机制失去了基本依托。每当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新的经济体制产生以后,与其相应的利益群体都会极力的去保护它的成长,并且不断的完善和宣传它,不断的向别的民族和国家灌输和推荐它,使它逐渐的成为一种普遍的价值观而被广泛的接受、认可和使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通过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凯恩斯以及萨缪尔森等一大批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的著作以教科书的方式推向世界的，从而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价值观全球流行；但是这些只是一个时代的思想和文化片段，而不是一种永恒观念承载和历史沿革。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开始找回我们的自信，开始我们的哲学思维，开始后资本主义时代的中国的经济理论准备，创新性地继承和发展我们的传统价值观，创新性地提出我们对经济和市场的理解。中国人过去不缺、现在不缺，将来也不会缺少高超的对抗谋略、韬晦权谋、博弈技巧型智慧。在面对外来的经济思想时，我们必须有与之相抗衡的一套价值体系，维系我们思想的独立性、民族团结和凝聚力。惟其如此，才能将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惟其如此，才不会坠入西方为我们设计的“自由化和全球化”的泥坑。在此方面，我们首先要启发民间智慧，开放言路，掀起讨论热潮，全民性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得失；其次要整顿和重新控制国内的思想文化传播渠道，改变西方资本对媒体、出版和互联网的舆论控制和操纵。再三，有必要在全体国民中补上资本、市场和资本主义的课程，让人们了解市场机制的真相，以此为契机，转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在价值观念变化的基础上，人们在市场的行为方式会自发地发生变化，市场机制的内涵也就会发生变化。　　

参考文献：　　

注①：清湖渔夫，《论金融市场中的题材-价格模式》，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8302e4d80100t0s1.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finance/201105/232992.html。　　

注②：清湖渔夫，《信用评级在市场中的一般过程和特征》，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8302e4d80100t8k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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