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疯狂攫取中国政府政策红利。
全球巨头企业,与其说是善于经营产品和市场,到不如说善于经营政府和政策;与其说是他们理解中国市场,到不如说是理解中国政策。凭借“规模大、品牌高、影响强、员工素质高、社会资源广”的优势,利用“中国政府急于招商引资、培养本地化有影响力的企业、产品质量好和管理规范企业群培养”的政策理念,抓住“土地优惠、税收优惠、双重计算海关量把GDP翻倍”的机会,为政府赚取GDP、为打工者提供工作机会,为自身赚取了消费额和更加优惠的投资环境,庞大的销售额留给地方政府的“面子”但把微薄的税收来“满足”政府。
地方政府也赚足了“品牌效益”,比如苏州位列GDP中国第五大城市,其发展模式就是如此,这也适应全球产业向中国产业梯度转移的趋势,但是现实是什么呢？表面繁荣的地方经济,没有真正财力来满足地方日益高涨的物质文化生活,被迫实施“土地财政”,靠卖子孙生存繁衍和生产生活之本来发展眼前,等待金融危机和房地产调控措施真正实施以后,出现“地方财政破产”的地方债问题？明眼人一想会问“地方经济高速发展,地方税务财政为什么不能满足呢”？原因就是外企的“政策红利”吸干了地方财政。
也有人不同意的,分税制把地方收入转移到中央去了,但真正接触过地方和中央两级财政的人都知道,5%左右的地方税务与地方政府开支及所作所为是能够满足的。更有甚者,出卖环境(对外资企业实施环境保护超国民待遇)、出卖灵魂(最近黑龙江某地甚至为侵华日军树碑立传来招商引资)等方式,这都是政策红利的变种。
2、产品价值分解利截留量给华。
全球巨头企业,企业产品价值链,包括研究开发、生产制造、销售推广、商业服务四大段,其中分别具有研究开发投资所具有的研究开发利润、核心制造利润、组装分装利润、销售推广利润、商业服务利润,换句话,是产品在价值链上层层增值。
研究开发利润包括知识产权费用或产品许可利润,核心制造原材料或核心器部件的高定价、组装分装劳务费用或加工费用、销售推广产品定价权的销售溢价、商业服务的业绩返还或物流费用或销售费用等。其中第一、第二留在国外,高价格到海关,而组装分装而产生费用运作做小投入的工厂,销售溢价负责中国国家公司的运营经费,商业服务费用出了赚取搬运工劳务费用外,负责商业基础设施的投入资金或商务公关高风险费用交给中国本土企业来做(因其资金准时而具有做流量的业绩,专注社会投资主体要做大的心理)。
如果中国还能基础利润空间来,就在中国采购全球出口销售,这样因量大导致采购价格很低,更能赚取出口业绩而增加GDP。等到中国本土这种初级劳动都中国本土社会所掌握后,就设立代工厂,外包该环节,比如“达芬奇家具”、“奢侈品广东制造基地”、“五金件浙江制造基地”等等。关键这种靠内部交易价格所形成转移利润模式,连同政策红利一并转移在国外避税国。
跨国在华企业,销售额很大,但利润很低,价格空间很小,导致增值税、所得税都可以忽略不计,而与销售额相关的营业税因地方政府减免也微薄贡献地方财政。跨国企业成功解决了“中国市场大、税负高”的问题。
3、综合经营把成本压力本地化。
为了继续扩大利润空间,他们实施部分价值链梯度转移模式,把成本压力向更加弱势的商业力量转移,提起分散风险。当产品利润足够高时,本地化商业力量尚未成熟时,以高质量和规范生产名义自行生产制造。
但当本地企业因学习能力而学会时又攫取溢出价值的价值,首先是与其合营延后是合资经营,把这些本地掌握部分产业能力企业作为“奶牛”来挤压,主要两个环节,首先是跨国公司先进制造国家的废旧设备高价转移到中国来生产,因享受新技术引进等海关关税优惠而并没有增加过程成本费用,最后把已经完成折旧的固定资产而二次资产化,占有股权分红,更为可笑的是,因合资企业经营风险低廉,企业运营资金或中方固定资产投资非常容易得到银行贷款,再次利用中国资金来发展其商业;另外,设备零配件、原辅料控制在外方手中,高价进口掏空合资公司的利润和发展基金,或者控制着在中国独资环节的供货价格而压低合资公司的利润所得,最后在自行控制的环节疯狂占有利润。比如曾经电子工业部的深圳赛格系、上广电系、北京电子管系统,如今已经远远落后于华为、海尔、联想、长虹、彩虹等独立发展的企业,为什么呢？包括若干上市公司在内,被三星、日立、ST半导体、朗讯、贝尔、康宁公司等企业掏空,留下躯壳而离去。
比合资合营还更加成熟的模式是,价值链外包,尤其是加工制造外包,充分利用“中国原材料优势、中国劳动力或企业家资源便宜优势、中国企业先活着后发财的经营理念”三点,继续向中国制造要利润,通过高价提供原材料、低价采购成品的模式,挤压中国制造“奶牛”等,如何控制质量呢,通过向中国合作企业或上下游强制灌输脱离中国实际的各类管理体系或标准等的,来控制中国企业的独特管理体系形成或管理体系原创能力,使这些企业管理者也成为纯体力作业。
也有培育中国产业掘金同盟者的,比如新加坡、港澳台等早年合作企业,协同进入中国,代表他们管理并控制产业链。比如台湾的宏基电脑、富士康制造等都是典型模式。
4、以现代化架构模式控制利润和独立能力。
跨国巨头以“现代经营管理文明传播、产业责任全面履行、培养现代职业经理人模式、GR/PR等现代模型”,全面控制中国社会商业机会、利用产业链能力和资源、利用中国营销和管理人才和政府更大支持等。
抓住中国管理人才急需了解全球管理模式和管理实践机会,拼命出版企业家自传、管理思想和技术工具、管理案例等,更为主要在控制主流管理经验和奥妙,树立其管理品牌和企业品牌外,客观为其管理方式毫无障碍地推广铺平了道路,减少了阻力,树立了标杆,使本土人才和企业成为其经营管理文明的努力等等;甚至与跨国管理咨询公司、IT解决方案公司等联手,向政策层、产业层全面灌输其理念和模式,控制中国本土企业的行为标准,比如ISO9000、卓越绩效奖、TL9000、QS9000等等,ERP/CRM/SCM等,都是其在行为层面全面控制经济文明的手段。另外,与国家机关合作,从事公益性产业发展项目,一是更加全面了解中国产业真实状况,二是为以更加主动价格和策略控制产业资源和能力提供信息基础,三是树立产业领导人的形象,进而控制了标杆。
更为可怕的是,在医疗、电力、装备、计算机及软件等领域全面控制了医生、电力运营者、设备维修维护工程师等思维模式和使用习惯,比如PLC设备等的,都是这种命运。
因其需要控制产品全面利润,采取固定薪酬模式,避免采取利润分成的激励机制,使高素质、惧怕风险等年轻人成为企业“职业经理人”等,确保经营和管理全部链条的人们成为其利润实现的工具,高于社会平均收入但决不能分享其利润和增长业绩等等,培养这些人才的执行能力而不是开创能力,避免毁坏企业业务稳定性,采取“主管、经理、总监、总经理、VP、总裁、CEO、董事长”等职位阶梯,利用中国职业人才的个人上升欲望来利用他们个人成长推动企业的综合成长和业务发展。比如李开复等一批跨国公司高管纷纷离职创业或加盟民企,主要是这些人永远无法分享企业未来贡献。
跨国公司在华以CEO为核心的政府关系和公共关系体系,参与到政府决策环节和社会主流舆论领域,收集和整合社会商业机会,全面渗透到中国社会发展中去......比如最近两年出现的西门子、朗讯、强生的贿赂门事件,都是其过渡而导致恶果。
我们首先要感谢他们为中国微观经济社会的发展所做贡献,也要看到企业任何行为背后的商业利益动机。本文既要写给本土的各级各类决策者避免成为帮凶甚至卖国贼,更要写给走向全球化过程中中国企业家和企业们“师夷长技以制夷”地走向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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