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战之天下资本围攻中国局面的形成（中）
清湖渔夫
第二部分：资本的国际循环
对外贸易过程
市场的产生源于社会分工，就单个的商品生产者而言，其生产活动常常是为了满足远方不为他所知的人们的消费；市场将这些生产活动连接起来，从而形成一种社会体系，市场也就逐渐发展成一种人类社会化生存方式，人们彼此为对方生产所需。对外贸易的发生，意味着市场边界超出国界和国际化，使得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人们生存越来越相互依赖；在资本作为财富的一般社会形式的条件下，对外贸易的发生也就意味着资本的循环——从货币到商品再到货币——同时超出国界，这就是资本的国际循环。当然资本的国际循环因为资本本身的投机本性和金融的发展，在当今的世界除了对外贸易之外，更发展成为以国际大资本对其他国家和民族资本国际绞杀和掠夺为特征的的资本全球性集中过程，也就是资本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循环。
我们这里先讨论对外贸易的资本国际循环。对于对外贸易，人们常常注重其产品国际流动的层面，而忽视其资本国际循环的社会内涵。就资本的社会再生产而言，产品的生产是一个自然过程，也就是人的体力和脑力与各种物理、化学或者生物等等自然作用过程的结合，这是产品的生产阶段；此时的产品是自然的物质成果，徒具产品自身的意义，还没有被社会承认其有用性，亦即还没有被他人使用和消费。从生产供给到消费的过程也就是市场过程，这个过程是社会化的。产品在融入市场过程之后才转变为商品，也就是用来市场交换的产品。产品进入市场，被人购买，收回货币，从而完成通常所说“产业资本循环”。但是产品走向消费的过程因为市场购买者的不同未必就到此为止，产业资本循环只是这个过程的一个阶段；如果是购买者将商品直接拿回去使用，这个过程就戛然而止；如果这个购买者也不是最终使用者，而是购买后为了用比购买价更高的价格再转卖出去，经过一次或者多次转卖才到达使用者或者消费者手中，这个商品才能以它特定的使用价值退出市场过程。
我们知道，商业和资本因为投机牟利都产生于商品交换本身，在这个过程中因为资本的自然积累或者原始积累，资本在不断发展的投机活动中与越来越多的商品买卖者发生商品交换行为，低买高卖投机获取差价的行为也就将商品生产者或和消费者分离，从而构成资本主导下的市场过程。这也是市场过程或者说商业体系在人类社会化生存中成为中心的原因和关键。产业资本的循环必须将产品纳入市场过程才会成功，消费者也必须到市场中去寻找自己的需要的商品来维系自己的生存。来源于投机的利润——这个资本对社会财富的无偿占有形式——成为市场社会化过程的必然后果。产业资本循环过程意味着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商业资本在市场的循环，则是将整个人类维系于市场之中，在将商品分配于消费者和使用者的同时完成社会财富的分配。资本的利润来自于这个分配过程，本身构成社会财富的一部分，以资本积累的方式依赖和再作用于市场过程；以资本积累的方式依赖于市场过程，指的是利润在市场社会化过程的意义上存在，离开了市场，资本和利润都失去了本身的社会性意义，不成其为资本和利润；以资本积累方式再作用于市场过程，指的是利润会加入新的资本循环。产业资本循环的完成依赖于市场中的商业资本的低价收购，产业资本的利润的实现依赖于产业资本与商业资本的讨价还价能力，也就是产品的出厂售价与成本的差额，这是产业资本的利润来源；不然资本不会将自己的活动从市场领域向生产领域延伸。产品向市场提供，成为市场运行的必要要素，同时也成为投机的起点。产业资本与商业资本的分工也就是资本内部的分工，利润率的大小有可能推动资本的在产业与商业间转移。如果资本的垄断跨越产业与商业之间的界限，从而将这两者一体化，出现在消费者面前的就是包含所有资本利润的价格，因为资本通过投机将价格尽可能提高，形成垄断高价。
对外贸易是资本的循环在国际范围内进行，依赖于国际市场。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卖出去，收回外国货币，就是出口贸易；他国资本的循环延伸到我国市场，就是进口贸易。在资本的国际循环中，因为以美国资本为首的西方资本在国际市场具有主导地位，西方资本不仅调节和匹配着国际市场的供求关系，而且还操纵着国际贸易的价格。在我国的出口贸易中，出口商品的国际贸易利润是在他国市场完成的；在离岸价格上，国际贸易投机商对我们的出口商品是一种压价收购态势，导致这些商品的最终消费价格的绝大部分构成都留在了投机或者说流通领域；这一点有从美国进口商的进口价到中国产品的最终零售价之间的巨大价差为证，标有“中国制造”的美国苹果公司iPod播放机在发达国家市场零售价为299美元，其中中国出口组装厂只赚取4美元的加工费，而160美元被美国设计、运储、营销等环节的企业获得。因为出口导向，我们的产品的确占据了一部分国际市场，使得资本循环在国际上找到了顺畅循环的途径，但是出口商品的国际市场投机领域的利润，完全被他国资本拿走，尽管这些资本的利润体现为他国资本对最终消费国国民收入的无偿占有。西方资本因为国际贸易市场领域的主导地位，操纵着市场价格，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定价权”，压价收购活动一方面引起了我国生产商和出口商因为本国资本循环的压力的自相竞争和自相杀价，亦即“国际竞争国内化、国内竞争国际化”；而且因为压价收购活动一般而言是从低报价逐渐向高报价收购，也就意味着只有低报价的产品，才被市场的西方主导资本匹配进市场过程，高报价产品就有可能被隔绝于市场过程之外，资本循环无法完成；“商品到货币是惊险的一跳，这一跳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因为产品来源的国别竞争也是同样的情形。商品进入国际市场，被国际进口商从低价向高价收购是市场投机过程开始阶段最一般的形式。在进口贸易中，因为我国市场成为最终消费地，同样因为西方资本的市场主导权和定价权，商品从高报价向低报价渐次销售是投机卖出阶段最一般的形式，从而商品从市场进入消费。我们的资源进口就是由各种所谓“理由”支持的被国际资本投机加码的高价，这一点从我们的石油进口价格可以得到明证；中石油和中石化对进口石油产品的利润加成，其获利程度远不如国内自产。我们的国民收入也就这样被无偿占有。
很显然，因为既有的西方资本主导的全球市场体系，我国对外贸易处于低卖贵买、两头受压的窘境，对外贸易的实际利益绝大部分落入了境外资本手中，说我们供养着西方资本是毫不为过。或许会有人认为西方国家的舶来品因为科学技术和管理的原因表现为高附加值，这种广泛流行的胡说之所以流行了很久，是因为人们忘了科学技术与管理大规模地引进社会化生产，只会给人们提供越来越质优价廉的产品，如果这些科学技术与管理是为了造福人类的话；社会生产组织更有效率，应该带来单位产品的成本下降与质量的改进，而不是消费价格反而越来越高；高附加值不管披上什么外衣，都是资本投机与垄断的结果；其原因在于市场体制，在于资本牟取暴利的投机性加价。
金融化和金融市场的资本循环
资本在市场中产生，也在市场中存在。如果说以前的资本再生产过程依赖于产业循环，以物质财富的生产与分配为内容，那么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至少因为资本分工的原因，美国利用自己的全球体制，走向了日渐脱离实物财富生产、转向全球财富分配的方向，以专门掠夺他国资本为美国资本的增值来源。这也就是美国经济的金融化或虚拟化。由此出发，在利益流转和分配的市场体系中，美国经济或者市场成了这个体系的高端，成为全球资本再分配的场所。全球外汇平均日交易量，1973年为150亿美元，1983年600亿美元，1992年1万亿美元，2001年每天3万亿美元，而2001年国际贸易额仅仅每天平均350亿美元，炒汇量是产品和服务交易量的85倍。到上世纪末，世界物质贸易总额为6万亿美元，而金融产品交易为600万亿美元，世界真正的“贸易”不足金融活动量的1%！到现在，股票交易额与上市公司增加值，汇市交易额与世界进出口总额，期货交易额与期货交割的比例都接近100比1。
金融化是全球资本过剩的必然结果，由于全球性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资本循环赖以进行的最广大劳动者的最终消费相对萎缩，资本循环的最后阶段面临瓶颈，资本过剩就产生了。牟利是资本的本性，越来越多的资本脱离物质财富的生产过程，只能寻找新的资本增值场所，从而社会财富的分配继续。以全球化为依托，全球各国市场在不同程度上与美国资本制定的全球惯例和规则接轨，美国资本在这些市场获得定价权和话语权，他国资本在市场处于从属地位，也成为美国资本的市场投机对手，美国资本在这些市场投机操纵以获取利润。全球资本源源流向美国市场或者美国资本主导的国际金融市场，供美式金融绞肉机宰杀。这是当今美国资本的基本生存方式，也是资本循环的时代新特征。没有投机就没有利润，资本的投机本性的面目在美国资本全球市场运行中更加显露无疑。资本循环从货币-商品-更多的货币的循环方式转换为货币-金融或者其他标的-更多的货币的循环方式，其中获取差价利润的本质仍然一如既往；资本循环脱离了物质生产过程，在金融市场中主导资本的利润来自于其他资本的损失，资本在金融市场零和博弈。因为全球市场体系被美国资本主导，全球资本在这个体系内进行跨国界流动和市场转移，开始寻求增值的冒险之旅。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处于资本食物链的最高端。
人民币升值条件下之对外贸易
对外贸易的资本循环依赖于国际市场，而国际市场的被西方资本主导和操纵，因此我国资本的国际循环处于高价进口和低价出口的局面。人民币兑美元和其他货币升值对进口资源价格的的积极影响，因为西方资本操纵国际资源价格而被迅速抵消；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我国进口最大宗的原油进口价格得到说明，就去年而言区区几个点的人民币升值远远赶不上石油从近80美元/桶上涨到近100美元/桶，所谓的人民币升值对抗“国际输入型通货膨胀”仅仅具有自我安慰和聊为说辞的性质。
在我国对外贸易处于低价出口高价进口的格局下，人民币升值却会严重影响我国资本在出口贸易上的国际循环。随着人民币不断升值，中国出口商品的美元报价上涨，美国进口商的海外采购在低报价优先选择的市场匹配顺序下，同样的商品因为其他国家的报价会变得相对较低而转向其他国家采购，因此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的出口贸易的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打击是整体性的，引起的是我国出口产品相对于其他国家出口的竞争力下降，从而被国际资本在市场匹配中淘汰，从而我国资本循环要么以亏损状态不断重复，要么停止循环。据中国机电、轻工、纺织品进出口商会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测试结果显示，人民币升值过快将会给众多行业带来巨大冲击，许多行业的出口企业利润将大幅下降甚至面临亏损。据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测算，如人民币在短期内升值3%，家电、汽车、手机等生产企业利润将下降30%至50%，许多议价能力低的中小企业将面临亏损。机电是我国出口产品中的大户，约占到出口总额的六成。中国许多机电产品虽占有较大的国际市场份额，但因缺少自主创新的核心技术，市场定价权较弱，较高市场份额并未带来相应经济效益，因此在相当长时间内企业难以适应人民币升值冲击。很显然，人民币升值打击的是我国依赖于国际市场的资本循环；一旦资本循环停滞，出口市场被他国资本或竞争者挤占，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也就只有倒闭之一途。对于产业转型升级而言，资本向有待升级的产业转移需要许多条件，面临一个转型期，不可能一蹴而就；据企业家反映，人民币汇率升值将有助于优化经济结构的理论脱离实际，其错误在于认为结构调整可随着汇率升值迅速实现，而实际情况则是经济结构改善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完成，人民币过快过度升值不仅难以优化经济结构，反而可能削弱企业生存能力导致问题积重难返。而且因为我国劳动力人口的庞大基数，即使是产业升级转型，也只能是局部或者有重点的，不可能在所有行业都开始机器排挤人的过程，必须保持相当规模的资本投入劳动密集型产业以维持大量的劳动人口就业与生存。即使是在人民币迅速升值前我国的就业状况也不是很充分的。这是我国最大的基本国情。为了美国人虚伪的政治要求砸掉的是上亿人的饭碗的实际后果令人担忧！
人民币升值的另一个原因，在于避免所谓的关税战和贸易战。关税措施一般而言影响的是个别产品或者行业产品的出口，人民币升值则是影响的全部出口行业，以人民币升值导致所有出口行业的受损来交换因为某个国家对某些产品和某些行业加征关税的导致的受损，永远不会是一个“获益”的交换。汇率战比关税战更具有全局性。其实无论汇率战和关税战，美国打下去的本钱未必比我们雄厚。因为美国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全球已经没有尚待开发的大市场，美国资本主导的全球体系已经扩张到了尽头，次贷危机的爆发本身就是这种体系性扩张难以为继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与此相应的是美国产业空心化和以消费信用膨胀支撑的美国消费市场因为失业大增而转向萎缩，美国市场对全球产业资本循环的牵引力早就今不如昔，已经比不上我国增长中的市场，美国市场的全球重要性大大下降。就中美贸易而言，因为美国的产业有相当部分向中国转移，这些美资企业在中国就地生产本身就是为了向美国出口初级工业品、零部件和消费品，这是中国产品输美的主要来源之一；因为产业高低端的不同，形成目前的互补贸易格局。美国初级工业品和零部件的海外进口想轻易地撇开中国而另起炉灶，也必须考虑候选国家的基础设施条件和工业配套能力，中国完整的工业体系条件不是其它国家短期能够具备的。中国是美国的主要消费品来源地之一，一旦征收关税导致全面物价上涨，将会沉重打击美国目前本已脆弱的消费信用链，不仅引起美国民众不满，而且因为消费金融问题会引发美国金融系统的新动荡，成为新的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在中国出口逐步转向世界其他地区的条件下，相反我们应该越来越具备打贸易战的底气。贸易战和汇率战我们可能受害，但是美国或许受害更大。美国国内的政治因素说白了就是美国垄断资本贪得无厌的利益诉求和耍无赖，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不能受到这些利益诉求的左右。美国对中国太阳能企业输美太阳能电池板的贸易行为发起反倾销调查，中国则对从美国进口的大排量汽车提高关税。这种对等报复值得鼓励，关税武器本来不该只是美国会用！在斗争基础上合作才能让美国人清醒克制和行为收敛，才能改变我们单边受损的局面，才能避免正常贸易受不必要的干扰！
美国力压人民币升值的另一个意图在于，不仅要窒息中国资本国际循环的活力，也要窒息美国在华投资的营利环境，让西方产业资本在华生产变得无利可图。这一方面可以驱使这些资本撤出，一部分回流美国市场，这是符合美国总统奥巴马所谓“重振美国制造业”的企图的，尽管这个企图对照美国资本推动经济金融化的战略而言很值得怀疑是不是真心的；另一部分转向其他国家，从而抽空中国产业基础，使中国经济陷于紊乱。
去年以来，南非兰特贬值超过30%，印度卢比贬值达17%；巴西的雷亚尔自5月以来贬值超14%，俄罗斯卢布也自七八月起开始对美元贬值。在人民币持续升值的条件下，这些国家的货币贬值的意图也就昭然若揭！去年11月巴西跟随美国炒作人民币升值同样是因为自身利益需要，巴西主要是向中国出口铁矿石，因为中国钢铁行业的重组和削减产能，巴西铁矿石出口量和价格都出现了下降趋势。如果中国人民币汇率上涨，以美元结算的巴西铁矿石对华出口就有利得多。对外经济政策的酝酿和出台就各国而言都是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和国民福祉，而我们的汇率政策却在给最广大的百姓找麻烦。美国人喊着要保护自己的工业和就业，难道我们的工业和就业就不该受到保护？事实上，美国全国制造业人口仅仅占美国全国就业人口的9%，而美国制造业的失业率是低于美国平均失业率的，为8%左右。我国的劳动密集型工业中的就业人口，比美国要高出许多倍。
人民币升值条件下的汇率投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加快了人民币“走出去”的步伐。随着2009年7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开启到今年开始在全国推开，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金额显著增加。目前与境内发生跨境人民币实际收付业务的境外国家和地区已达181个，各项业务规模稳步扩大。至2011年末，银行累计办理经常项目下人民币业务结算金额2.58万亿元；资本项下人民币结算量稳步增长，2011年全年，银行累计办理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结算金额201.5亿元，外商直接投资结算金额907.2亿元。较开展跨境贸易结算之初的数额更是翻了数倍。随着去年10月份商务部《关于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有关问题的通知》和中国人民银行也发布了《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管理办法》出台。自2009年7月后发展起来的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正在实现对国际收支中外币主导格局的逐步替代过程，目前已经形成了贸易结算、实业投资、跨境融资以及证券投资四个渠道的人民币跨境循环格局。
香港是主要的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截至2011年9月底，在港的人民币存款总额达6222亿元，发行的人民币债券总额超过1663亿元。今年前9个月，经香港银行处理的人民币贸易结算交易额约为13294亿元，相当于内地对外贸易人民币结算额的80%以上。在此期间，香港人民币业务发展迅猛，截至2011年11月底，香港经营人民币业务的机构数已超过132家，发放人民币贷款256亿元，人民币存款余额6273亿元，占香港全部银行存款的10%左右，人民币已成为除港币和美元之外的第三大货币。
因为人民币升值和中国央行加息后人民币存款利率与美元和港元存款的低利率之间的利差，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并不平衡。人民币单向流出现象明显。据央行数据，2010年度5063亿元人民币结算量里，进口付款比例大约为85％-90％，出口付款人民币结算比例在10％-15％。而2011年前三季度进出口付款比例也大致与此相同。在境外增持人民币再利用离岸存款调入境内，可获得人民币一年期基准利率3.5％，而在许多金融机构发售的理财产品中，其（保本）收益率甚至能达到了5％以上；另一方面，持续升值的汇差也相当诱人，例如，2004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港元）升值37％，而2011年汇率升值了3.7％。境外机构与个人都有意在资产配置中保留一定比重的人民币资产而不愿卖出，持币待涨使得人民币单向流出特征相当明显。
推动人民币回流内地主要因素则是套利投机。2010年7月央行与香港金融管理局签订了《补充合作备忘录》（四），作出了更多关于人民币交易的安排。央行还与中银香港签署了新修订的《香港银行人民币业务的清算协议》，中银香港由是成为香港人民币业务清算行。通常认为人民币的更广泛使用有利于增强香港银行业的盈利能力，由于人民币贷款可发放范围的扩大，银行可以从贷款中获取更多利润。但事与愿违，香港的人民币贷款市场因为央行加息和人民币升值而十分狭小，贷款人借入人民币用于投资或消费后，偿还时将承受相应的利差与汇兑损失，香港的企业与个人不愿借贷人民币；银行吸收了大量人民币存款，却找不到受贷人，只能以0.79％的年利率存放于人民币的清算行中银香港。因此，香港银行业经营人民币业务多是薄利甚至亏损的。香港金融管理局数据显示，2010年底香港银行业对中国内地非银行客户的贷款总额达1.62万亿港元；2011年6月底这一金额达到2.03万亿港元。短短半年间增幅达25％以上。因为人民币升值导致香港本地企业和个人不愿使用人民币贷款，香港银行业的人民币贷款对象以内地企业为主，因为内地实施银根紧缩政策，内地银行的贷款利率比香港高很多。除内地企业直接来香港做人民币抵押贷款业务外，还有些资质较好企业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筹到资金后也是再贷给其他国内企业。香港银行业也因此热衷于接受内地银行开出的备付信用证担保并向内地在港关联企业发放外币贷款。据香港金融管理局统计，截至2011年8月底，香港银行对内地银行持有的债权（包括信用证）总计2220亿美元，较2009年6月人民币贸易结算试点刚开始启动时的320亿美元增长了6倍。香港银行人民币贷款总额由2011年初的20亿元上升至190亿元。香港金融管理局预测，在人民币FDI开启等因素的推动下，银行业向内地贷款还会继续增长。由于人民币国际化一开始在香港主要以人民币套利投机为目的，香港的企业与居民大多是屯币套利，用于市场结算较少，流通量更少。2011年11月，香港金融管理局向各银行发出《人民币业务与清算行平仓的规定》，要求银行在向香港的人民币清算行平仓时，要严格执行在真实贸易背景下的相关规定，并明确指出：“若银行有不符合资格的人民币持仓，除会被要求拆仓还原外，若屡次违规的则可能会被暂停与人民币清算行的平仓活动。”这都表明人民币在香港被主要是套利投机，而非大量流入实体经济领域。
人民币跨境流动在我国国际收支中的比重逐步提升，意味着部分的资本项目交易可以在无兑换环节的情况下发生。只要本币结算的资本项目交易越来越多，就意味着本币无兑换跨境流动覆盖的领域越来越大，我国将出现稳步增长的跨境人民币债权和负债，这些本币债权与负债可以形成对当前外币债权与负债的有效替代。这种替代过程，是人民币资本走出国门后的自然现象，但是由于经济的金融化和资本的投机逐利本性。大量的投机活动也随之产生。有分析人士估计，目前在国际货币离岸市场上，人民币年交易额已超过7300亿美元（约48000亿人民币），约相当于中国2010年GDP近40万亿人民币的10%。仅按照目前的交易额度：由于近年人民币升值率约为6%到8%，相当于境外持有人民币兑换美元者，每年至少可在汇兑交易中稳定赚取美元500亿美元（超过3000亿人民币）以上。这种汇兑损失只能是与人民币交易有关的持有外汇的中国政府或者企业承担。外币贬值是计价的结果，而实际的投机利润兑现和财富转移需通过对冲交易来实现。
人民币国际结算并没有促进贸易增长，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套利的平台。人民币升值不仅未能促进人民币的境外大量使用，而且因为汇率投机使得人民币被国际资本堵住回流。这还是目前人民币汇率定价被中国政府掌控下、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管道有限时的市场情形；一旦大规模人民币自由交易市场开辟，伴随着相应的衍生品市场的发展，人民币就会面临2011年日元的情形，人民币汇率市场波动幅度和投机规模会远远超过目前的情形。日元目前还在为资本项目自由汇兑支付巨额代价，深陷泥潭而不知何时才是尽头。
热钱流入与物价上涨
随着近年来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引发了境外资本对人民币的汇率投机活动，并且通过各种途径向境内流入。2010年我国经常项目顺差3054亿美元，资本项目顺差2260亿美元。2011年前三季度我国经常项目顺差1412亿美元，资本项目2501亿亿美元，资本流入16862亿美元，资本流出8361亿美元。加上去年以来境外资本在香港换成人民币以贷款形式的向内地流动，实际上境外资本流入要高于官方数字。国际热钱也就是短期投机资本，虽然我们无法准确界定其期限和数目，但是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资本出入境大幅增长，我国外汇储备实现了从2万亿美元向3万亿美元的“跨越”。 据央行数据还显示，去年四季度末中国外汇占款余额为253587.01亿元，外汇占款实际上反映的是境外资本的净流入，只不过换上了人民币的外衣。因为人民币升值和国内一些因素的影响，我国中小制造企业的盈利水平严重下降，以及通过投机在市场赚钱要快得多，利润也丰厚得多，这些资本中长期投资我国制造业的比例将会十分有限。而短期投机资本在进入我国市场后因为资本的牟利本性，绝不仅仅满足于在央行的外储“池子”中安度时光，满足于人民币升值和存贷款利息的套利。热钱的流入，不会是为了我们的生产建设而来，只能是短期投机谋取差价利润。这些热钱也就循着跨国资本对我国产业的控制领域涌入市场，在商品流通领域大肆投机炒作；同时因为央行为了给外储池子扩容而不断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导致中小企业的金融环境愈发恶劣，引起中小制造企业资本从生产领域退出，也转向流通市场。两股资本力量的合流也就使商品流通市场和信贷市场的炒作愈演愈烈，民间借贷利率高企，房价和消费物价上腾和部分工业原材料价格上涨。因此，境外资本的投机活动，不仅利用了我们政策和体制的汇率和利率差别，而且在此基础之上将投机活动向其它市场领域蔓延。
所谓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原因绝不是什么货币原因，而是资本的投机活动所导致。物价的上扬也就造成了人民币在对外升值过程中，对内在同时贬值。美国力压人民币升值的一个目的也就是为境外资本的对人民币汇率投机开辟道路，并且强化这种升值预期，从而引发国际资本以不断地向我国境内流动来推高人民币升值压力，同时为以美国资本为首的国际热钱投机保驾护航；而央行的外储“池子”恰好因应了这种企图，开门揖盗，于是物价上涨也就难以遏止了；这也是2011年央行货币政策越紧缩、消费物价越上涨的根本原因。“人民币升值遏制通胀”的高论在境外资本的作弄下让人啼笑皆非。
去年中国政府部门的有关人士透露，为了平抑物价曾下发170多个文件，但是物价没有出现在这些文件过去下发时屡屡出现的应声下降；过去红头文件之所以能管住物价，是因为国有企业对市场的掌控，定价权在国有资本手中；红头文件失灵只能反映一个事实：所谓的市场化改革使得市场运行的主导权与价格的控制权已经转到了境外资本手中；国际资本才不理会这些文件，它们关心的是投机能否带来利润。跨国资本不仅控股了我们绝大部分支柱产业，而且连对民生至关重要的农业也逐渐落入跨国资本之手；对这些行业的所谓市场化改革，带给我们不仅是本国资本被外资绞杀的命运，而且还威胁到百姓的基本生存。这里我们以生猪行业举例说明。
因为生猪行业对外资开放和市场化，也就被外资大规模进驻。生猪行业生产从低谷到高峰一般需要三到四年时间，从2007年跨国投行高盛介入养猪行业开始计算，目前正是生猪出栏的高峰期。就我们13亿人民的主要肉食消费而言，消费习惯和传统不会发生太大变化，也就是说猪肉消费量会有一个大致的常量；但是我们观察到的是，随着生猪出栏数的逐年迅速增长，价格也在随之上升，在猪肉价格的高峰同时出现的是最大批量的猪肉销售，因为这些跨国资本的循环需要，供给量大增的同时价格也被操纵走高。跨国资本对生猪行业的渗透和控制涉及这个产业链的所有环节，也就能够对所有的市场供给与需求进行调节和匹配；这种量价齐升也是对所谓市场供求机制的最好反驳。跨国资本的确带来了先进的养猪技术和工业化管理方式，但是我们吃上质优价廉的猪肉的念想同时也就成了泡影，老百姓吃的猪肉也比几年前贵了一倍多甚至两倍。去年猪肉价格的飙涨有跨国资本垄断的原因，但是国际热钱沿着跨国资本对市场的掌控路径与渠道参与炒作也“功不可没”，竟然出现了向欧洲和其它国家大批进口猪肉的现象。高价套现猪肉牟取投机利润才是这些资本的真正追求。如果猪肉价格在未来一两年中一直维持目前的高位或者下跌有限，那就只能意味着这个行业已经被跨国资本垄断。如果今后价格发生猛烈下降，致使行业出现一个低谷期，这种情形说明的是目前在养猪行业还有农户和小企业存在，降价的目的也就是将这些中国民间资本和农户赶出这个行业；但是这个价格低谷期即使出现也不会太长，行业最终会重归外资垄断并长期维持垄断高价。
与生猪行业类似的包括粮食、蔬菜和其他食品行业。消费物价的普涨意味着我国老百姓的收入缩水，手中的钞票越来越毛；老百姓收入损失的部分自然转化成资本的投机利润，这是资本进行财富掠夺的过程。这种资本投机过程会带来两个方面的危害：一方面，作为最广大消费者的收入缩水，在社会分配中的占比下降，会影响我国市场的最终消费能力，从而导致产业资本循环规模的萎缩和经济增长与循环的动力衰减；另一方面，由于投机资本在一个个商品流通市场轮回炒作，导致这些行业生产的大起大落，从而影响产业资本循环和我国就业的稳定性；这一点在农业上最为严重，2010年以来，农产品被轮流炒了个遍，价格被操纵大涨的利润落入国内外投机资本手中，而价格大跌后对相关农户的生产投入则形成毁灭性打击，农民的收入来源越来越少，推动了部分农户的贫困甚至破产进程；在我国工业领域的就业形势因为中小企业停产倒闭潮本来就已经非常严峻的情况下，逼迫农民将土地抛荒流向城市，后果难以逆料。因为外资对农业的逐行业进驻和掌控，意味着外资对土地的偏爱也就上升了，近来有关土地市场化改革的主流媒体声音也增加了不少，关于农村土地的冲突与纠纷时常见诸报端。
外汇储备与资本输出
外汇储备问题是去年最引人瞩目的话题之一。和外汇占款一样，外汇储备不过是资本国际循环中的一个现象形态。在资本输出方面，与人民币走向境外同时发生的是中国外汇储备的对外投资以及国有企业走向海外，这同样是中国资本国际循环的一部分。我们知道，目前的全球市场体系是由美国资本主导的，随着美国经济的金融化，美国资本利用金融市场对他国资本进行绞杀，成为美国资本获得利润的基本来源，因此美国资本主导的全球金融市场体系也就演变为美式金融绞肉机或者资本绞肉机。在大众行为的市场机制当中，美式金融绞肉机基于三个市场条件：美国金融资本在市场的资本优势、主导地位和控制力，符合美国金融资本利益的市场规则，美式市场价值观念的传播和成为市场主流。以美式经济金融理论为代表的金融价值观的传播，是为了美国金融资本培养听话的、基于“市场公平”飞蛾扑火般涌进资本绞肉机的猎物群或者说交易对手的人群（羊群），这个市场人群手中掌握的是代表一国社会财富的资本。这些羊群和资本涌向美国市场，美式金融绞肉机才能够起劲地运转。这是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循环的新方式和新特征。我们的国有资本与外汇储备的海外投资进入的就是这样一个金融市场。从“两房债券”的巨亏到一系列中国国企陷入高盛公司的衍生品陷阱，从中投公司的美国市场折戟到我国外汇储备被美国国债绑架，都是中国国有资本国际循环和国民财富外流血淋淋的例子。在民间资本方面，我国主流媒体无中生有地炒作“富人移民潮”，就是为了将中国民间资本羊群赶入美国市场送宰；2008年到2010年间曾出现过民间和国企的赴美收购地产潮，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下滑，这些赴美投资和“两房债券”一样，永无翻本回头之日。
在国家外汇储备海外投资上，两房债券、美国国债和欧洲国债是主要的所谓“资产摆布”。这些债券的投资目前也就是一个账上有账下无的局面。美国“两房”已经退市，从目前的财务状况来看实际上已经破产，只不过因为美国政府为了安抚我们和对这些债券提供担保才勉强维持着这些债券的付息和让这两个烂透了的机构苟活世间。作为一个黩武性的国家，美国打伊拉克阿富汗战争花费了1万多亿美元的战费，与我们购买美国国债借给它钱大体相当，说我们为战争提供资助不无原因；结果美国发动这两场在经济上所获甚少，严重入不敷出，尽管钱是借来的；美国也就被迫全球军事收缩。在美国产业空心化和金融利润作为财富主要来源的情况下，只要全球清醒的国家越多，对资本进入海外金融市场的控制越严，美国金融绞肉机就会陷入空转；这也是美国金融资本对我国、欧洲和日本拼命发动金融攻击的原因之一，力图利用既有的全球体制在全球轮回剪羊毛。为了维持下去，也就出现了全年上半年美国政界要人全球推销美国国债的场景，希望海外大债主们继续借钱给这个本身就负债累累的国家。美国政府靠借来的钱度日，而且这些钱还不够花；支付债券利息和关于美国政府和美国国债的信誉的信誓旦旦不过是想将借新债换旧债的“庞氏骗局”继续下去，政府债务还会如雪球般越滚越大。美联储在2011年9月实施的“扭转操作”——将4000亿美元即将到期的短期国债转为长期国债，这表面上避免了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3.0。扭转操作不是美联储自己可以单边实施的，它必须得到4000亿短期债券持有人的同意和配合。鉴于美国社保养老基金等决策程序复杂，而不太可能配合美联储；其它国家持有的美国国债量少于中国；更重要的是，外管局有两次暗度陈仓——秘密配合美国财政部购买了4074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先例，而且为美国国债展期可以避免美国新的国债危机爆发，从而将账上有账下无的假象继续下去；人们因此有理由怀疑这4000亿短期美国国债来源的大部分甚至全部都来自于中国外储。如果这是事实，也就是中国单独付出代价阻止了明面上的量化宽松3.0。美国人对全世界赖账的劣迹本身就有上世纪70年代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的历史先例！从近些年美国全球耍无赖的行径来看，美国政府的信誉在利益面前连搽手纸都不如，想美国政府还债无异于与虎谋皮。耐人寻味的是，我们借给美国政府的钱被美国政府转手提供给了华尔街机构，这些美国金融机构反过来将这些钱投资新兴经济体（包括我国），每年的平均获利达到13%-15%；也就是美国资本利用我们的钱来对我们发动金融战和货币战。在全球经济危机情况下，近些年出现的救美国救欧洲和救日本的论调，不过是西方资本操纵主流媒体和喉舌对我们的忽悠，因此在舆论造势的推动下也就有了我国大买美国国债和希腊债券的大手笔。从希腊国债被欧元区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接管、欧元区银行减记持有希腊国债资产、最后欧洲央行于去年12月给减记欧猪五国国债的银行大幅注资4890亿欧元的情况来看，欧洲根本不需要我们救济，不过是想跟美国有样学样地打我们外汇储备的主意。毕竟中国在美国国债上投资惊人，即使中国人追债，首当其冲的也是美国，在如何处理债务上欧洲必定也向美国有样学样。因为西方资本主导的全球体系，我国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在海外投资上也就缺乏有效的反制措施和安全保障；盲目迷信西方的经济金融逻辑，自然无法看清当今国际金融和资本国际循环的实质，也就造成了海外投资的幼稚鲁莽，国民财富白送式地外流。
外汇储备管理民间化和“藏汇于民”的主张在去年一度比较流行。这种主张的出笼，有推进外汇交易市场化和完善所谓外汇市场机制的意图，希望外汇交易民间化。诚然，外汇储备是我们国民财富的一部分，其权益归于人民。但是我们有必要清楚的是，在国家层面和技术层面都没有能力管好的外汇储备，一旦藏汇民间化，让众多对外汇金融交易是门外汉的人们直接面对国际外汇市场，无非是为国际资本培养一大群市场羊群，从中国富人们的赴美收购潮最终黯然收场和偃旗息鼓来看，不会有好结果；实质是国家损失转由民间负担的一种托辞。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性地改革市场体制与机制和我们的民族资本在市场中获得主导权是先决条件，目前将市场主导权拱手让与外资的市场化改革，只会将外汇储备管理推入更加凶险的处境。
热钱的大规模流入和可以预计到的未来流出，也引发了我们对将来是否会发生外债集中到期支付出现危机的担忧。外汇储备常常被认为是外债支付的安全保障，但是笔者认为这种安全保障的可靠性待商榷。据国家外汇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我国外汇储备2009年底为23991亿美元，2010年为28473亿美元，2011年31811亿美元。张庭宾先生曾在《反热钱战争》一书中，对截止2008年4月热钱总量做过评估：2003年以前国际热钱基本没有潜入中国，按照此前（1995-2002年）外汇储备年平均增长率29.55%，推算出2003-2008年4月止的正常外汇储备总额为1.15万亿美元，而当时实际外汇储备量已经达到了2.1144万亿美元，两者差额为9600亿美元。鉴于外商投资中国实业的高峰是在1990年代中后期，外商投资中国服务业的高峰在2005年之前，这个9600亿美元的数字属于中性偏低的估值。除了2005年7月至2008年7月的第一轮人民币升值21.7%外，2010年6月-2011年10月人民币又第二轮升值7.7%，保守估计，在2008年4月后，国际热钱新增潜入3000亿美元。即国际热钱潜伏中国总量约在1.26万亿美元。国际热钱从2003年开始潜伏中国以来，适逢中国股市和楼市大牛市，按照30%的保守平均收益测算，它们在中国的盈利达3780亿美元。本金和盈利合计达1.638万亿美元。
他的这个估计和分析还有待扩展。首先在人民币保持升值的情形下，由于中国市场的经营环境对外国长期产业投资恶化，有可能会引发部分长期投资加速到期和原本计划来华的长期投资转向其他国家，也就是说热钱总量上升可能会来自这一部分加速到期的资本，美国政府竭力压迫人民币升值，本身就是为这些长期投资获得暴利后回流美国保驾护航。其次，一旦发生热钱集中流出，而且这种挤兑性质的热钱流出也就必然是美国资本通过它的全球体系实施的一个步骤，用以抽空中国经济，为达到目标也就会阻遏和掐断中国的支付来源。因为华尔街资本对美国国债市场的控制，所谓的美国国债市场流动性好也就是一个幻影；届时华尔街资本在自身撤走在美国国债市场的买盘的同时，很容易通过大肆渲染中国卖出而将其他市场买盘驱离，就如同去年在希腊国债上的做法一样，希腊国债出现了价格被腰斩也没有买主的局面，国家债务在市场新旧转换不成就被“危机”；届时我们可能面临一个手中的美国国债即使大跌也可能找不到买主，或者不得不在华尔街资本指定的极低价位抛给华尔街机构和直接用大幅贬值的这些债券抵付热钱流出。我国外汇储备的其他海外投资届时也可能面临同样的窘境。不仅如此，而且引发金融危机的屎盆子注定还会被美国和欧洲扣在中国政府头上。中国的“危机“过后意味着对中国财富的洗劫也就能够成功，华尔街资本仍然能够将美国国债价格重新做上去。
现行市场机制的这种卑劣的层面与特性因为市场所谓平稳运行的长期假象而不会被人们注意到，这也是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新认识市场机制的原因之一，因为外汇储备全球最雄厚而对外债问题高枕无忧有点自欺欺人，因为我们面临的是一个针对我们和对我们持续不利的全球市场体系。如果出现此种危局，应对上也只有恢复严厉外汇管制并且主动一次性地将人民币大幅贬值之一途，也就是将这些热钱憋死在中国；中国经济要么被外资抢光而殖民化，要么重新封闭运行；这会引发国际政治与军事的大变局。从这个角度也就更容易理解一方面美国力压人民币升值和要求中国放松外汇管制、另一方面又唱空中国的用意。
三种均衡论的简略考察
汇率均衡论
2011年前三季度我国经常项目顺差1412亿美元，资本项目2501亿亿美元，资本流入16862亿美元，资本流出8361亿美元。因为预计我国2011年经常项目的顺差下降到所谓GDP的2%以下，于是我们政学两界的一些人就开始为人民币汇率达到所谓“均衡”而庆幸。其中主要的依据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经济学界以及政界对均衡汇率的新 “认识”。这种新“认识“认为，判断一国汇率是否均衡最核心的指标是该国经常账户是否平衡，而不包括资本账户的平衡，因为资本账户的余额往往极大地受到国际金融市场以及其他大国的货币政策的影响，如欧债危机以及美国量化宽松政策。换言之，当今时代，不能要求汇率的上下浮动(从而达到“均衡”)去烫平资本账户大幅波动。按照这一新的标准，人民币汇率已经接近均衡。这种论调首先就有用西方观念和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倾向，即使拉所谓的国际上公认的宏观经济学权威、国际货币基金前副总裁斯坦利费舍尔的大旗作虎皮，也无法说明这种观点的所谓权威性就是科学性。其次，将资本项目置于宏观经济考察之外，本身就是对现实资本世界的割裂，而资本循环与流动就整个市场而言是一个相互影响和相互促动的整体或者系统，仅仅考察经常项目的所谓均衡与否，无论得出什么结论都脱离不了片面性。再次，在当前国际资本流动对国际收支影响越来越举足轻重的情况下，脱离资本流动来考察汇率均衡，离现实相距太远；按照西方经济学的均衡依赖所谓的供求-汇率决定机制的逻辑，外汇供求只包括经常项目的外汇收入与支付，当前更大量的资本项目的外汇收入与支付反而不在外汇供求之中，那么资本项目的外汇供求又该去“调节”什么呢？而在现实经济运行中市场主导资本对这两个方面的供求都在进行调节与匹配并统一于市场运行之中。比如社会各界就2004年以来因为人民币升值而流入相当规模短期资金的事实基本达成共识，但也没有有效的监控措施；2004年以来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差额的大幅波动能说明这期间的资本流动是十分异常。按照对汇率均衡的所谓“新认识”，是不是因为找不到有效应对措施就可以将这个事实放在政策的考虑之外？是不是这种短期而大量的国际资本流动对汇率的影响就自然消失了？又次，外贸平衡是资本国际运动与循环的一个暂时性现象或者说是一种短期状态，资本的国际循环具有逐利性，因为利润的形成和差异常常改变循环的方向和目标市场，因此外贸不平衡具有经常性；即使是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总体出现平衡，因为资本投机性的市场机制，也不会出现所谓的均衡汇率，浮动的汇率体制是美国资本选择的，资本的国际循环与运动必然推动汇率不断变动。综上所述，从一个片面的脱离现实的基础出发的所谓“科学”结论，在对经济政策指导上也就不值一文。无厘头的说法流传亵渎了经济研究的严肃性，也侮辱了这方面的科学探索。非要用这种类似瞎子摸象的所谓结论来制定政策并滥用硬施，只会将经济运行推向不可预料的更加混乱境地，误国害民。以人民币升值去推动贸易平衡，并在贸易平衡时去寻找所谓的“均衡汇率”，利用所谓的“均衡汇率”来巩固人民币大幅升值的“政策成果”，将境内外资本循环既有的危害中国经济的格局保持下去；中国经济通向地狱的道路也就是由太多这种美好的愿望铺成的！
货币均衡论
去年关于货币政策的“池子论”和人民币升值“反国际输入型通胀”逻辑的的践行，对于国人而言耳熟能详。“池子论”是一种货币均衡论，意在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抽紧银根，为国际资本流入腾地方，也就是建立热钱流入的“外储池子”，用池子将这些热钱圈起来，从而在货币供应总量上达到稳定和均衡，从而以此实现经济运行稳定和物价稳定。作为“池子论”的政策组合之一，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抽紧银根与发行央票是为了“反通货膨胀”，但是我们观察到的是，随着存款准备金率去年内连续十次一路上调到到21.5%的创纪录的水平，辅之以提高银行存贷款利率，政策决心不可谓不大，手段不可谓不重，与此同时消费物价也是一路上扬，颇有“反通胀”越反越高的态势；由此也产生另一个重大的负面效果，就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加息与人民币升值一起，将我国中小企业推入倒闭破产的境地，打击我国的产业基础和就业。作为“池子论”的政策组合之二，就是将人民币升值直接纳入货币政策组合，理由之一也是反“国际输入型通货膨胀”，的确去年的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进口资源的价格上涨有些微的缓和，但是杯水车薪，几个百分点的人民币升值顶不住进口资源价格的大涨；2010年年中至去年底，布伦特原油现货价格涨幅近50％，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大豆与玉米1个月期货涨幅分别为40％与75％，伦敦金属交易所的铜价涨幅为51％。
货币政策“失灵”在我国早就不是第一次了，用货币政策来反“通货膨胀”，其理论基础就是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西方货币数量论和利率的市场供求理论，这两种理论都是将资本循环从市场运行中抽离出来，市场运行的社会行为与利益基础也就被抽空，从而货币也就成了中性物，货币政策也就成了空对空的空想与空谈。在纸币流通条件下，当纸币处于印钞机生产的产品状态，也就是一个自然物；只有纸币进入市场过程，这种印刷机生产的产品才能与人们的价值观念相联系而社会化，从而成为货币；进入市场的纸币成为货币，同时因为其逐利动机，比如央行的基准利率，货币同时资本化。货币资本化，意味着市场中的资本的名义总量扩张，以更大的货币额或者资本额参与资本循环，不仅强化资本对劳动的绝对控制，因为央行贷款是有选择的，垄断资本因为实力和信誉而具有优先权，也扩大了获得央行授信的资本对市场其他资本的优势。在这里，央行的授信或者贷款，实际上提供了一批资本，这批相对较低利率的资本会在资本循环过程中排挤社会资本总量中利率要求较高的资本；因为利率较低的资本在资本运用中会得到优先使用。因此，货币政策的实质是资本政策。
从去年的情形看，因为加息和人民币升值，引起了境外热钱向境内流动，与境内从产业中游离出来的资本一起，涌入房地产、原材料以及消费品流通市场而大肆炒作，大规模资本的投机性炒作也就导致了物价上涨。去年央行的“池子论”的践行，实际上是定向宽松和定向紧缩政策。对国际热钱或者说境外资本实行的是宽松政策，因此外资手中的人民币“通货”也就“膨胀”了，而中国中小企业手中的“通货”自然也就“紧缩”了。事情当然不会按照央行高管们的那种“货币均衡”的算盘发展，资本是人格化和要牟利的，绝不会安分地躺在“池子”里享受阳光和度假，而是哪里投机风行就会向哪里扎堆，于是也就出现了“反通胀与通胀”并行的局面。
去年的国内经济怪像给我们的央行高官们结结实实地上了一堂大课，不过这个大课的开讲过程过于奢华，代价巨大，是全体内资企业和13亿人民给他们支付的天价“上课费”，他们的海外留学费用与这笔上课费相比可是九牛一毛；问题是他们似乎在这个大课中还没听懂，或者根本就没心思听。西方的学者、媒体和官员，至今仍然在纷纷“理直气壮“地以货币升值可用来抑制通胀为由，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这种呼声，当然是国际资本的要求，同时也是威胁；近年来国际资本在中国将通货膨胀玩得越来越得心应手，人民币不升值，就“通胀”给中国货币当局看！他们这也是在给央行高官们上课！于是国内关于人民币2012年还要继续升值3%到4%的“预测”也就流行起来；如果这是政策暗示，结合外汇管制开闸，为了“货币均衡”的缘故估计“外储池子”还得深挖扩容，将近三十年来在全球泛滥的几十万亿美元最好都装进去。
全球经济再平衡论
“全球经济再平衡”同样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在这里笔者还是要再翻炒一下这锅夹生饭。几年来关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呼吁也是不时听闻。既然需要“再平衡”，那么全球经济的现状就是失衡状态，关于经济失衡的研究著述，可谓浩如烟海；诸如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与美国产业的空心化及美元本位制有关，人民币汇率与美国贸易赤字无关等等，这里难以逐一述及。失衡必有其始作俑者，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资本主导的全球体制。因为美国资本的全球市场扩张与控制，目前的全球财富分配是一个从绝大多数人向少数人集中的过程，也是全球资本和财富向美国长期净流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也就发生了形形色色的“失衡现象”；换言之，这些所谓的失衡是既有的的全球经济不平衡体制创造出来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国民财富虽然在持续增长，但是财富的持续外流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些外流的财富自然成为国际资本的利润。西方国家在得了便宜之后，反而将全球经济失衡的责任嫁祸于我们头上，本身是颠倒是非和混淆黑白的，白拿习惯了也就恬不知耻！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呼吁和施压中国，要求中国为全球经济失衡进行政策和体制调整，实际上是要中国为它们制造的“失衡“麻烦买单，同时通过市场化及与国际惯例接轨，维持西方资本继续从我国掠夺财富的机制和体制。这些国家在呼吁再平衡的同时，也在继续制造着下一阶段更大的不平衡，因此不平衡也就成为目前世界经济的常态和固有结构。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经济体制与政策调整，如果随着西方的指挥棒转动，将会无止无休，支付调整的代价也就无穷无尽！（待续）
参考文献：
《美式金融绞肉机》，清湖渔夫。
《货币战之日元升值的生死劫争》，清湖渔夫，
《论外汇的市场机制》，清湖渔夫，
《欧元的危机与转机》，清湖渔夫
《祸水的“池子”和当前经济运行的险象》，清湖渔夫，
《从猪价轮回看牲猪产业的沦陷》，清湖渔夫，
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2198004952_0_1.html
http://blog.people.com.cn/home.do?uid=1234307
http://www.caogen.com/blog/index.aspx?id=424&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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