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农业化与“三农”组织化——再论美元霸权与我国粮食安全

       美元正史无前例地由“石油美元”向“石油-农业美元”转换，即美元农业化，这一转换顺应了全球经济结构转型的内在要求，并将对全球政治经济结构产生巨大影响。对人地资源高度紧张的中国来说，强制组织化“三农” 或许将是中国应对以货币权力“石油-农业化”为主要内容的币缘政治竞争的唯一选择。

    一、“石油美元”向“石油—农业美元”的世纪转换

    过去三十年的全球化，基本是以中国加入全球工业化和制造业分工体系为主的全球化。这一过程中，中国有超过2亿的农民进城，成为半工半农的生产者，结果是全球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过剩了，并成为全球大宗商品暴涨的主要因素之一。
    然而，全球经济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繁荣，无法掩盖世界经济结构变老的趋势：在新古典有效需求的层面讲，世界已经不可避免地老龄化了！同时，世界粮食与农业市场已经是由美元资本所主导的垄断市场。
    如果以通常的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超过7%作为一国进入社会老龄化的指标，那么显然，世界正空前加速老化！
    1950年，由于二战年青人口大量战死，欧美发达国家已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但是由于高出生率和吸纳移民政策，2000年欧盟15国老龄化约16%；2004年美国老龄化约12%。2010年，历经多次向年轻国家的扩张和放宽移民政策，欧盟27国老龄化指数仍增长到近17.5%。而且随着战后“婴儿潮”退休的到来，这一进程正空前加速。欧盟官方的报告指出，2015年，欧盟人口将停止增长。从2011年开始，占美国人口总比26%的婴儿潮一代开始退休。
    日本在1970年代初进入老龄化社会，不过日本人强大的团队协作精神和美苏冷战的地缘政治溢价抵消了老龄化的影响，日本经济奇迹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末。1994年，日本老龄化指标开始超过14%，到2013年和2035年，这一数字将分别达到25.2%和33.7%，即每4个人和3个人中就有1名老人。
    进入2010年代，主要发达国家老龄化指数已经超过10%以上。但是，近三十年来，由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加入全球化过程，美元和欧元国在全球的产业链分工中以货币权力获取了这些国家的人口红利，从而使问题没有以更加剧烈的程度表现出来。另一个因素是，战后“婴儿潮”一代延缓了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进程。当然，以美元为核心的全球政治经济不平等的分工和分配格局发展的结果，是2008年以来前所未有的仍在延伸的世界经济危机。
    然而，从2011年，包括美国、西欧和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将随着“婴儿潮”一代的退休，把世界不可避免地带向老龄化社会。一个老龄化的世界需要的是蓝天、白云、青草、绿水，良好的医疗和质优价廉的日常生活品。
    因此，只有占主导地位的美元金融资本，持续推动发展中国家进入工业化进程，西方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才能在不平等的分工与分配结构中得以维持。而且，只只有让发展中国家进入压低要素租金价格的全球性竞赛中（在中国即县域竞争体制），才能削弱这些国家农业赖以生存的水、耕地等自然资源，从而使得长期巨额补贴的美国农业不仅能获得世界农业市场的垄断收益，更能获得掌控一国社会稳定的地缘政治收益。这才是美元金融资本集团推动以农业自由贸易和金融自由化为主要目的“东京回合”（1973-1979）和“乌拉圭回合”（1986-1993）谈判的真正战略意图。
    2005年布什政府签署《2005年国家能源政策法》，2007年12月美国众议院通过《能源独立和安全法案》。这标志着，美国的粮食战略与石油战略正式合流。笔者曾撰文指出，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战略规划与布局，世界粮食与农业市场早已是美联储、美国财政部联合美国农业产业化集团、军工集团和华尔街金融集团的美元金融资本的寡头垄断市场，美元资本正拥有着世界粮食市场的绝对权力。
    因此，只要数亿人口规模的发展中国家（仅巴西、印度与东盟有约25亿人口）利用美元金融资本来继续追求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进程，那么，就必然会产生“三个巨额需求”， 即对美元定价的以石油为主的大宗商品的巨额需求，在严重削弱国内水、耕地等农业基础性资源时对美国资本占垄断优势的农产品的巨额需求，和对发达国家出口工业品形成的巨额外汇顺差需求。“三大巨额需求”的必然逻辑结果，是以石油能源为主的世界大宗商品市场和长期紧平衡的世界粮食市场将不断地、周期性地在美国新能源战略的魔咒助力下上演暴涨暴跌和“双冲击”，并且，也将内生性地导致发展中国家在不平等的产业链分工和价值分配体系中演绎美元金融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汇率与货币战争，以形成美元金融资本扩张的对外成本和危机转嫁。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近二年来的欧元危机，和2005-2008年及之后的石油-粮食价格“双冲击”，只是美国全球战略刚拉起的序幕。而其结果，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最主要的工业化国家东南亚各国、中国先后陷入中期经济危机。所以，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地或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已经不可能在当前的美元体系下顺利实现以工业化和城镇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了。这是中国2008年国内经济危机的基本教训，谓之“李昌平拐点”。
    也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在全球老龄化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趋势中，金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枢纽——美元，已经不可避免地开始由“石油美元”向“石油—农业美元”转换，进而，使农业能力竞争是上升为国家间竞争的核心内容。

    二、“三农”组织化：应对世界货币权力农业化的唯一选择？

    世界资本主义历史演变的结果，是二战以来，以美元为核心的金融体系成为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分工和分配的枢纽，其实质是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金融化背景下大国间对货币金融权力的争夺，即开启币缘政治竞争的新时代。
    而如今，美国的全球战略设计使美元日益“石油—农业化”，因此，石油和农业资源的占有能力也日益成为国家间竞争的主要内容，并成为推动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和享受铸币权力税收的主要物质基础。
    币缘政治的农业竞争和“李昌平拐点”表明，我国必须进行以资源重商主义和新重农主义核心的国内外战略调整，而新重农主义的主要内容即强调农业资源占有和生产能力建设，即基础性制度前提正是国家承担成本组织化“三农”。
    第一，在国内农业制度方面，应以小农村社体制为核心对“三农”强制组织化。我国是以小农村社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即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形成的家庭内部的代际分工和村社内部的互助合作体系，来实现低成本的劳动和管理协调替代资本投入，以有效化解小农生产和国家非均衡发展的外部效应。这是我国农业相较于美国农业比较优势的根本所在，也是我国经济奇迹的微观制度基础。
    然而，1980年代末以来的发展战略和农业政策正在日益瓦解小农村社的制度优势，并“三农”问题向“三治”危机的恶性转化，我国粮食安全的基石瓦解，粮食主权加速美国化！应充分认识以村社为核心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瓦解带来的一系列严重后果：不仅为流民四起准备了除土地私有化以来的各种条件，而且粮食主权的美国化无疑使人民币国际化面临天然缺陷，从而可能将使中国经济成为美元的附庸，而国内也将陷入自我殖民的危险境地！
    国内各方应充分认识到，在当前美国垄断全球农业市场和世界货币权力农业化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出面强制组织化“三农”，已经成为中国避免被美元殖民化，进而人民币参与全球货币权力争夺、获得主权货币资本化收益的必由之路。
    质言之，“三农”组织化，于国内而言，将直接增强我国农产品生产的制度优势和进出口谈判优势，是我国粮食战略由消极防御向积极防御，进而向积极进攻型农业转换的微观基础；对国家间竞争来讲，则是我国应对美国粮食霸权和促进工业化发展中国家地缘政治整合的战略手段，尤其是对严重依赖我国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其实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同样如此）的日本和韩国形成战略牵制，从而有力地促进东亚的地缘政治整合，为人民币国际化打好前站。
    第二，在国际农业资源和贸易战略上，应鼓励国内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对外投资农场、购买耕地及钾肥等资源。尤其应以财税、金融政策对国外农业资源投资和收购提供融资支持，并优先进口国外中资和中资参股企业的资源与产品。农业资源与贸易战略的具体途径，应学习日韩商社模式，即追求信息优势前提下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复合收益。
    第三，在组织化“三农”的前提下，依币缘和地缘关系，将中东产油国、非洲产油国和东亚等纳入我国的全球粮食安全战略体系，形成对人民币币缘圈和地缘圈整合的战略支点。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4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