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霸权下的中美经济失衡

　　美元霸权下的中美经济失衡

　　邝 梅

　　内容提要：中美经济失衡主要表现为贸易与金融失衡，美元霸权是导致中美经济失衡的主因。作为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经济失衡体现了两国不平等的经济关系。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及2011年美债危机充分显示了这一不平等关系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中国应将被动调整本国经济的压力转化为主动调整的动力，在双边和多边层面致力于纠正中美经济失衡。

　　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具有明显的不平衡发展特点。在美国具有单极金融霸权的美元本位制(Dollar Standard)下，美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了“中心-外围”(Core-Periphery)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导致了全球经济失衡(Global Imbalance)，中美经济失衡就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为纠正中美经济失衡，中国在立足于本国经济调整的同时，不仅要充分利用“中美战略与经济”双边对话机制，而且应更加重视推动多边领域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一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与美国的经济差距不断缩小，双方经济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密切程度，但中美经济关系发展不平衡也日益明显，贸易失衡与金融失衡是中美经济失衡最突出的表现。在贸易领域，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存度远高于美国对中国的依存度。1985-2010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由38.6亿美元增加到3649.4亿美元，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由14%上升至23%;同期，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由38.5亿美元增至918.7亿美元，占美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一直低于7%。1983年，美国在中美贸易中开始出现逆差。2000年以后，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对美贸易顺差最大的国家。虽然在美国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有所下降，但危机后又恢复了增长。2011年以来，中国总体贸易失衡程度呈现下降趋势，甚至出现了对外贸易逆差，但对美贸易顺差仍持续增长。

　　中美贸易失衡与金融失衡紧密相连。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积累的巨额外汇储备，主要用于购买美国国债。2006年2月底，中国外汇储备总额达8537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2010年12月底超过2.8万亿美元，2011年上半年增长约4000亿美元，创历史增速纪录，达3.2万亿美元。在外汇储备迅速增长的同时，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不断增长。2008年9月，中国持有美国国债总额达到5850亿美元，取代日本成为美国国债最大持有国。美国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一直在增持美国国债。2008年5月-2009年5月，增持额超过2900亿美元。虽然在2009年6月中国自危机后首次较大规模减持美国国债，2010年11月-2011年3月又连续5个月减持美国国债，但中国依然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截至2011年5月底，中国持有美国国债总额达11598亿美元，约占中国美元外汇储备的一半。

　　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充分显示了中美经济失衡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由于危机导致美国国内市场严重萎缩，进口需求锐减，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被动减少，实体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美国为摆脱金融危机所采取的非常规扩张性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引发了通货膨胀与美元贬值，导致中国外汇储备中的美元资产遭受重大损失。长期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和积累财富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经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2011年的美债危机，则进一步凸显了中美经济失衡使中国经济面临的巨大风险，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问题再度引起有关方面的严重关注。在8月2日美国政府债务违约期限的当日，奥巴马总统紧急签署了提高债务上限和削减赤字法案，美国将在未来10年削减2.4万亿美元的赤字，持续数月的美国债务违约危机暂时得以平息。然而，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要维持美国中期债务稳定，需要削减4万亿美元的赤字。8月5日，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宣布，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从AAA下调至AA+，评级展望负面。这是自1917年国际评级机构推出主权信用评级制度以来，美国首次失去AAA信用评级。美国国债曾毫无争议地是“最安全国债”，但此次美债危机表明，中国作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已被美元“绑架”。

　　二

　　不少西方学者和政府官员认为，中国的储蓄过剩或低估本币汇率以刺激出口，是导致中美经济失衡的基本原因。事实上，美元霸权下国际货币体系不平等的“中心—外围”关系，才是导致中美经济失衡的主要根源。“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各国对世界经济不平衡的思考和讨论。从根本上讲，世界经济最大的不平衡是南北发展不平衡，世界经济领域最根本的矛盾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不足。”

　　1976年以来形成的牙买加货币体系，即美元本位制，是“无体系的体系”。在该体系中，美元充当最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但无黄金作基础，缺乏相应的国际货币体系规则的约束，美国可以只享有利益而不必承担责任。这是美元本位制不同于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特征。这一特征导致了全球经济失衡，主要表现为新兴市场国家拥有持续性贸易顺差，相应地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而美国则拥有持续性贸易逆差，相应地积累了巨大的债务。金本位制下国际储备货币的增长受到黄金储量的制约。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作为黄金的等价物，充当国际储备货币。而美元本位制实现了黄金非货币化，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居主导地位，所占比重一直保持在60%以上。由于美元是最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其他非储备货币国家只有通过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才能获得美元，积累本国的外汇储备，防范外部金融风险，并承担国际收支调整的主要责任，而美国则具有维持不受限的国际收支逆差的特权。

　　1998-2008年，全球外汇储备增长了3.2倍，其中发达国家外汇储备增长了1.5倍，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增长了6倍。这些国家积累的大量外汇储备，主要来自于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资料，自美元本位制形成以来，美国持续性地出现经常项目逆差，在20世纪90年代初下降后又迅速增大，2006年达到创纪录的8026亿美元，占GDP比重接近6%。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市场难以发展为成熟市场，而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金融市场，因而美国一方面通过贸易失衡向新兴市场国家提供大量美元，另一方面又通过出售债券等以美元计价的资产，使得新兴市场国家积累的外汇储备以购买美国金融资产的形式，源源不断地回流到美国，以弥补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维持美国负债经济的发展。1996-2007年，在美国的海外金融资产增长了近3倍，从5567亿美元上升到15838亿美元。贸易失衡与金融失衡相互影响，共同组成了美元本位制下的美元流通循环。

　　一种观点认为，美元流通循环是新兴市场国家与美国之间有意识的、稳定的安排。成功的经济发展即是由资金从顺差国向逆差国的流动所推动的，双方都从这一安排中获利。美国金融危机甚至可能强化这一体系，因而全球经济失衡可以长期维持。然而，美元流通循环能否持续，取决于各国投资者对美元币值的稳定是否具有信心，即美国的中央银行——美联储反通货膨胀的可信性如何。在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具有强制性约束，必须以该国货币当局拥有的黄金储量为基础。而在美元本位制下，美元作为主权货币充当国际储备货币，不再与任何贵金属或实体篮子挂钩，美元的发行无任何约束。美联储相当于“世界中央银行”，能够独立制定“全球货币政策”，在调节美国经济内外平衡时，可以无限制地印钞，而不必顾及对他国的影响。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为重振美国经济，美国政府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财政赤字由2007财年的1607亿美元上升到2008财年的4585.5亿美元，2009财年更飚升至1.4万亿美元。2010财年，美国财政赤字略有下降，但仍高达1.29万亿美元。财政赤字占美国GDP的比重由2007财年的1.2%上升到2009财年的12.9%，2010财年仍为8.9%。为维持美国财政赤字政策的可持续性，美联储采取了扩张性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密切配合。在2009年3月和2010年11月，美联储启动了两轮“量化宽松”政策，分别购买了3000亿美元和6000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量化宽松”政策导致通货膨胀风险上升，对其他国家产生了明显的消极影响。显然，“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而言，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经常产生矛盾。货币当局既不能忽视本国货币的国际职能而单纯考虑国内目标，又无法同时兼顾国内外的不同目标;既可能因抑制本国通胀的需要而无法充分满足全球经济不断增长的需求，也可能因过分刺激国内需求而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因此，在美元本位制下，美联储反通货膨胀的可信性大大低于历史上的国际货币体系。一旦新兴市场国家对美元的币值稳定失去信心，对美国的偿债能力感到怀疑，将抛售美元资产，减少通过购买美国金融资产的方式为美国国际收支融资，全球经济失衡将不可持续，美元本位制也将难以维系。

　　全球经济失衡表明，在美元本位制下，只存在一个“中心”国家——美国，一种“中心”货币——美元。作为非储备货币国的“外围”国家，为获得国际储备货币，不仅将本国商品廉价地提供给美国，而且不得不将“被增加”的储备货币以购买美国金融资产的形式借给美国。这意味着，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通过创造国际储备货币，从穷国获得融资并迫使其承担风险，而自身则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扩大国际收支逆差，毫无限制地增加货币供给。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曾表示，新兴市场国家和美国之间存在着“金融恐怖平衡”。事实上，它们之间是十分不平衡的，美国完全处于支配地位，它在为自己赢得巨大经济收益的同时，却让“外围”国家陷入了对美国经济的依赖，使其经济发展必须适应“中心”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旦这种适应出现障碍，“外围”国家就必须做出相应调整，以重新适应。中美经济失衡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虽然已成长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但由于美国仍具有单极金融霸权，在美元本位制下“中心—外围”不平等的经济关系中，中国成为最主要的受害者，深陷“美元陷阱”(Dollar Trap)。

　　三

　　美国金融危机和美债危机，使中国经济完全暴露于美元本位制的风险之下。中国在中美经济失衡中处于弱势地位，承担着被动调整的巨大压力。2008年夏天以后，中国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经济措施进行经济转型，以应对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维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目前看来，美国经济复苏的基础尚不稳固，经济发展前景仍不明朗;金融危机的影响更加深远而复杂，美债危机的根本问题并未解决，其对中国经济的稳健发展尤其是出口增长和外汇储备管理仍具有明显的负面效应。从中国自身情况看，在目前经济发展阶段，已产生了强大的经济转型的内部需要。因此，中国应变被动接受经济转型为主动调整，坚持不懈地扩大内部需求特别是最终消费，减少出口依赖，尤其是对美国市场的依赖，避免中美贸易失衡随着美国经济复苏而出现扩大的现象。与此同时，由于中国经济的风险突出表现为巨额外汇储备所蕴含的巨大风险，因而应积极采取各种措施，进一步完善外汇储备管理。通过增加高科技产品进口、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等途径，拓宽外汇储备使用渠道;最大限度地减少已有外汇储备存量可能发生的损失，在持有的美国国债中进行长短期的调整;加快外汇储备投资的多元化，停止大规模增持美国国债，适当增持其他货币资产。

　　在立足于国内经济调整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加强中美双边经济合作。迄今为止，中美之间已进行了三次“战略与经济对话”。今后，要继续充分利用这一双边合作机制，为调整中美经济失衡指明正确的政策方向，并制订具体的行动时间表，要求美国更多地承担调整中美经济失衡的责任。首先，要求美方在中方高度关切的放宽美国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对中国在美国投资提供公平环境等问题上早日采取切实行动。美国一直坚持严格限制向中国出口高技术产品。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也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投资企业规模普遍较小。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因美方“威胁国家安全”的理由而多次受阻，如2008年竞购3Com公司、2010年竞购摩托罗拉公司移动网络业务、2011年被迫退出收购美国服务器技术公司三叶系统公司部分资产，等等。中美应在《中国-美国高技术与战略贸易发展指导原则》下，通过中美高技术与战略贸易工作组，积极落实《中美高技术贸易重点领域合作行动计划》。美方应按照经合组织2008年6月公布的《主权财富基金与投资接受国政策宣言》，对包括主权财富基金在内的外国投资者坚持开放和非歧视性原则。美国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CFIUS)的程序应确保为所有外国投资提供一致和公平的待遇。双方应继续致力于推进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

　　其次，进一步加强在这一双边机制下两国之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对话。2011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的债务上限和削减赤字法案，只能将美国的债务危机向后拖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国财政赤字问题、改变美国债务增长水平快于其整体经济和财政收入增长的事实。2013年初，美国将再次面临提高债务上限的难题。由于美国经济复苏势头减弱，2011年4月以后，失业率重回9%高位，而美国财政赤字的高企限制了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空间，美联储继续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期望以此进一步刺激经济和降低失业率。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持续，导致通货膨胀等负面效应凸显。中方应要求美方加强财政自律，实现财政的长期可持续性，认真落实在双方对话中关于“美联储将根据国内经济的复苏情况，继续适时调整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和价格稳定”的承诺。中国作为最大的美债持有国，应要求美国政府发行收益率随通货膨胀率增长的债券，以减轻通货膨胀对美债真实购买力的影响。由于中美经济失衡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政策调整不应仅限于中美之间，需要在多边领域加强磋商与协调。只有通过多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加强对美元的约束和监督，才能全面实现中国经济的自主性发展，逐步摆脱“美元陷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作为维护美元本位制的最主要国际金融机构，主要反映了美国的经济诉求。长期以来，IMF极力维护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霸权地位，忽视超主权储备货币的作用或阻止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能力不足，缺乏对储备货币发行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监督。IMF于2008年开始启动了相关改革。2010年12月，IMF理事会完成了第14次份额总检查，对成员国的份额比重进行重大调整，超过6%的份额被转移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其中，中国的份额升至6.39%，投票权也升至6.07%，超越德国、法国和英国，位于美国和日本之后，话语权有所上升。然而，改革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IMF仍将在较长时期内保持美国的一票否决权，美国继续拥有对IMF重大决策的主导权。因此，中国应主要借助G20，继续保持G20在危机阶段彰显出来的合作效力，推动G20从短期应对危机的机制向长效经济与金融治理机制转化，并以此为平台引导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更多地维护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制约美国的单极金融霸权。

　　胡锦涛主席在G20华盛顿峰会上提出的“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是中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战略目标。在此目标下，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G20伦敦峰会前夕提出了将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DR)作为超主权储备货币的主张。超主权储备货币能够克服美元本位制下美元作为主权货币和国际储备货币双重身份的局限性，从根本上解决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国内政策与全球范围对储备货币需求之间的矛盾。一些学者也提出，可考虑发行联合国债券，将美元储备转化为“特别提款权”(SDR)。或者创立一个“全球储备基金”(GRF)，各国按规定每年向GRF提供一定数量的本国货币，GRF则向各成员国发放等值的全球货币作为各成员国的储备货币。由于作为超主权储备货币的SDR在发行、使用范围等方面仍存在诸多缺陷，其作用至今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中国应大力倡导定期扩大SDR的发行，在不需要储备货币国国际收支逆差的情况下，满足各国对储备货币的需求，并扩大其使用范围，允许私人部门持有SDR，为SDR过渡为真正意义上的超主权储备货币创造条件。

　　建立取代美元霸权地位的超主权储备货币是一个长期才能实现的目标，中期内中国支持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向，应是实现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与美元本位制相比，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条件下，没有一个储备货币国能够如同美国一样，拥有自由高。

　　“普梅组合”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过渡性政治安排，也是客观进程使然。至于其未来如何发展，会否出现新的“组合”，目前难以断言。根据俄罗斯宪法规定，总统由全民选举产生，而总理由总统提名、议会通过任命，因此被外界称之为“技术性职务”，主要负责经济等内政事务性管理工作。一旦出现问题或因政治斗争需要，总统可解除总理职务，议会也可提议罢免总理。可见，按俄现行宪法规定，总理一职的“失业风险”很高。在叶利钦当政8年中，曾更换6任总理。普京总统8年任内也换了卡西亚诺夫、弗拉德科夫和祖布科夫等3位总理。普京在“梅普组合”的特殊情况下担任总理，其地位之稳固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位总理，他作为议会最大党的主席，实际上已不仅是一位“技术性”更是一位“政治性”总理。未来梅德韦杰夫能否成为类似普京这样兼及“技术性”和“政治性”的总理，目前尚难断言。不能排除未来普京担任总统的6-12年内，因某一因素变更政府总理的可能性。

　　现在普京实际已开始着手未来担任总统职务的相关准备工作，譬如组织班子对其2008年主持制定的《俄罗斯2020年前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修订。2012年当选总统后，“普京执政团队”可能会发生新的改组，一大批统俄党的新生代将进入其执政团队，普京、“普梅组合”、“普京团队”及统俄党都将以新的面貌出现。普京近日讲话，强调俄将奉行“独立、务实、负责任的政策”，以此“加强俄作为可靠和认真伙伴的国际威望”。人们有理由相信，在普京领导下，俄罗斯未来不仅会在必要时展示“肌肉”，更会释放独特的“魅力”地为其国际收支逆差进行融资的能力。而且，由于存在不同货币之间的竞争，一种货币相对于另一种货币的超发，将导致本币贬值、通货膨胀上升以及本国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下降，从而将能够约束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货币政策，尤其是制衡美国滥用货币权力，逐步降低全球经济对美元的依赖程度。

　　在近期，中国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点，是进一步落实G20提出的各项纠正全球经济失衡指标。2011年4月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首次就调整全球经济失衡的一揽子指标达成一致意见。这些指标包括: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私人储蓄率和私人负债、贸易账户和净投资收益以及转移账户。各国同意在评估这6项指标的同时，将充分考虑汇率以及财政和货币政策。虽然这一共识突破了以往将全球经济失衡的责任片面归咎于顺差国和忽视逆差国国内政策监督的状况，但仍无硬约束力。目前，随着美国经济复苏，美国的贸易失衡也有所恢复，其贸易逆差在2009年5月缩小到255亿美元，而2011年4月扩大为581亿美元，两年间翻了一倍以上。因而，需要进一步改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对顺差国和逆差国的国际收支调节坚持对等原则，保障收益在双方公平分配、风险公平分担。更为重要的是，应切实加强对储备货币发行国宏观经济政策监督，控制美元的无节制扩张。中国应积极倡导加强对美国货币发行政策的监督，健全储备货币发行调控机制，并对美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有所约束;密切关注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加强政策的前瞻性和可持续性，确保美国宽松政策能及时有序地退出。鉴于短期内无法改变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对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监督，就更具有重要意义。毋庸置疑，中美经济失衡的调整，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促使双方建立互利共赢的新型经济伙伴关系，避免重蹈历史上新兴国家与霸权国家之间对立冲突的覆辙，而且对于纠正全球经济失衡，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发展，具有十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65期，摘自2011年第10期《现代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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