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彪
一、金融爆炸的原因、表现和资本积累
(一)金融爆炸的基本原因和主要表现
20世纪7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的疯狂扩张和国际巨量热钱流窜，名为金融全球化，实际上为祸甚巨，为世界各国所患。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苦不堪言。与此相联系，近年来国际金融领域流行一个概念，叫作“流动性过剩”。啥叫“流动性过剩”?自由主义的货币主义理论只描述现象，回避本质。表面上是货币政策问题，其本质是世界经济中的资本过剩。一面是资本过度积累，一面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发达国家如此，全球也是如此，还是源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积累趋势：一端是财富的积累，一端是贫困的积累。在全球财富积累的一端，表现为发达国家长期过度的资本积累，在特定条件下导致金融爆炸和疯狂的全球金融投机。
一方面，战后科技革命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利润率，在整个蛋糕做大的条件下和实际工资增长的同时，资本积累更大幅增长，资本需要追逐更高的利润，而投资领域相对狭小;另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对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产生资本挤出效应。在滞涨冲击、“尼克松冲击”和两次石油危机相继发生的背景下，美元霸权初步形成，巨额过剩资本追逐高额利润的冲动和美国的地缘政治需要促成了金融业爆炸性发展。而金融业的爆炸进一步对军工、石油、房地产以外的实体经济产生挤出效应，庞大的过剩资本日益投向军工部门、海外市场和金融领域。
发达国家的滞涨引起平均利润率下降，股票的市场价格也下跌。相对于狭小的有利可图的投资领域来说，过剩资本空前巨大。庞大的垄断资本不满足于低迷的利润率，除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向海外市场转移，只有向虚拟经济发展。在美英垄断资本和强大的政治权力推动下，大规模金融创新应运而生，大批高智商的精英进入金融领域，创造了金融工程，形形色色的金融衍生产品从他们的大脑产生，通过电脑运作，配合以各种学术创新和媒体轰炸，特别是一个时期以来泡沫经济催生巨大的财富效应，在实践中金融创新被人为地演绎得出神入化，各国各界人士大都趋之若鹜，晕头转向，也乐此不疲。曾几何时，这个全球性击鼓传花的游戏实在玩不下去，于是华尔街暗中放水，金融海啸爆发，经济泡沫破裂，所有局外人包括外国政府和银行，更不必说无以计数的个人投资者，在呼啸而来的金融浪潮冲击之下遭到重创。这一切，实际上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停滞趋势的反映。巴兰(Baran)和保罗·斯威齐(Sweezy)早就指出，高资本流出率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形成了巨大压力。垄断资本的本质优势在于封杀新的竞争对手和通过控制价格来确保其市场地位，而不是通过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导致资本停滞趋势。这个观察是深刻的。回过头看，20世纪70-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高度金融化、高度投机化、泡沫化、高度军事化、全球性和私有化进程带来一系列地缘政治灾难，沉重打击了新的竞争对手，但却消化了国际垄断资本过剩的能量，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停滞趋势的表现或结果。
在全球贫困积累的一端，除了南北分裂空前严重和出现不断扩容的“第四世界”以外，在发达国家也出现收入分配发生逆转的社会进程，社会财富加速向社会上层集中，中产阶级大面积沦陷，社会重新向两极分化，其中以美国为最。
在战后发达国家的“黄金时期”，实际工资和社会福利增长较快。由于冷战、苏共蜕变和中苏分裂等原因，20世纪70年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国际阶级斗争形势转入低潮，打破了东西方的政治均势，为美英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战略登台提供了契机。在这个背景下，首先是发达国家的所有制和分配关系发生逆转。就工资分配而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料，发达国家工资占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普遍下降，1980-2006年美国下降了4%，从64%下降到60%;欧盟十五国下降了11%，从74%下降到63%;日本下降了12%，从70%下降到58%。(1)(转引自(德)Christa Luft：《金融市场从真正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剥离》，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5届论坛论文集92)工资收入下降和同期众所周知的社会福利削减，造成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一度被金融和房地产泡沫带来的财富效应所掩盖)，这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等经济政策和疯狂的金融投机造成社会财富占有的再分配，导致财富重新向社会顶层集中的趋势。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原有独立的公共养老金体系逐渐受制于世界银行和经合组织的金融机构，由此带来的金融爆炸的财富效应一度掩盖了社会基本矛盾，随着金融海啸发生，这方面潜在的危机日益凸显，已经造成美国等国家的社会动荡。
当代国际金融领域的问题极其复杂，造成金融爆炸的原因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这个根本原因之外，还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条件下美元霸权和国际金融市场的许多变化有关，例如美国通过不断扩大国际收支逆差向世界经济不断注入大量的过剩美元;新自由主义条件下美国“宽松”的金融市场管理;全球地缘政治问题;等等。这里难以一一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金融市场爆炸性发展，具体表现为四个突出特征：
第一，1980-2007年全球私人金融资产(WFS，包括股本、公司和政府的股票、债券、其它有价债券以及银行储蓄)持有量从12万亿美元增长到196万亿美元，增长了16倍。同期全球GDP从10万亿美元增长到55万亿美元，增长了5.5倍，即全球私人金融资产增长速度为GDP增长速度的近3倍。(2)(同上)换言之，全球劳动人口必须工作三年半才能创造出与私人金融资产等值的产品和服务。
第二，金融资产国际化的速度远远超过全球GDP和全球贸易的增长速度。20世纪70年代国际金融资本投资总量只占全球GDP的50-70%，到21世纪头十年时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总量已经为全球GDP的320%;1970年国际金融资本与国际贸易总额的比率为180：100，到2004年该比率在发达国家达到了700：100，同期发展中国家的比率仅从140：100提高到180：100。(3)(同上)
第三，金融市场爆炸集中表现为金融投机空前发展，国际金融成为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巧取豪夺世界各国财富的地缘政治工具;而金融创新浪潮中各种层出不穷的金融衍生工具高度发展为其提供了空前未有的理论支撑和操作平台，随着国际金融工程学和各种金融炼金术应运而生，以对冲基金为代表的国际金融大鳄在全球到处兴风作浪，各种金融诈骗横行无忌，最后导致金融海啸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金融作为当代地缘政治工具，集中表现为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创新，被美英等国运用于内外政策，例如：⑴各种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空前活跃，虚拟经济有无限扩大的趋势。随着金融产业的持续扩张，金融风险在全球市场迅速扩散和迅速扩大。⑵房地产金融化。房地产受土地资源限制，具有垄断性，且占财富的比例很大(在美国，个人消费占GDP的65%，其中住房占一半)，将金融与房地产“捆绑”，使得金融业得到爆炸性增长。⑶有意识地通过滥发美元、向各国强行推销美国国债、其它债券和金融衍生产品以及各种方式，掠夺各国财富。
第四，美国政府利用美元霸权为金融爆炸推波助澜，实为美国的一次规模空前的全球金融扩张，竭力使其服务于美国对外贸易金融战的需要，使当代国际金融发展表现出突出的地缘政治特征。据美国一流金融学家迈克尔·赫德森揭露，美国政府控制全球金融、信贷的秘密策略，是以金融外交推动美元霸权，推动国际金融业泡沫，特别在发展中国家导致金融业畸形膨胀，为美国双赤字融资以及间接为美国对外发动的战争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战略性收购融资，并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俄罗斯等国家培育金融代理人，这是全球“达沃斯人”兴起的一个基本背景。通过推行新自由主义、货币主义理论以及各种渗透方式，在发展中国家培育金融领域的达沃斯阶层。在拉美国家，这些人被称为“芝加哥小子”：在印尼，则被称为“伯克利黑帮”。(4)(指印度尼西亚的一批长期执掌国家经济大权的新自由主义精英。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这些人在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下，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培训后回到印尼掌握国家经济重权，而后在长达四十年里积极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些被赫德森统称为货币帝国主义。货币帝国主义岂能放过中国?事实上，中国恰恰是其主要地缘政治目标。这方面，近年来在国际国内许多学者(如迈克尔·赫德森、廖子光、何新、郎咸平、宋鸿兵等)的有关著作中已经有大量惊人的揭露。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天平开始向西方倾斜，而滞涨导致过剩资本在西方国家空前堆积，新自由主义终于得以登上世界政治舞台。在这种政治背景下，过剩的资本积累要走G—G’的捷径，于是理所当然地导致制造业地位下降(制造业的资本运动公式是：G—W—G’，显然太“麻烦”，故对国际垄断资本已经不甚重要)，而要靠金融炒作的捷径赚钱，政府的金融管制在政治上已经过时，无疑需要“宽松化”改革，即为金融投机资本大开绿灯。
这个时期“美国对金融行业减少控制的步骤如下。第一，所有‘利息和金融交易费用’的规章制度至1986年已全部废止。第二，1985年所罗门兄弟公司创造了按揭证券化。第三，从1974年起，禁止银行绕过国家网经营分行的《麦克法登法》就一步步地放松管制，到1994年这一法案终于被取消。第四，其中包括一项禁止持有公司的银行拥有另外金融公司的规定的《高盛公司法》终于在1999年宣布无效。最后，商品期货交易于2000年放松管制，接着一些颇有影响力的条款于2004年予以废止。这些减少控制的预案是在美国政府和华尔街的合作下进行的。高盛公司的前联席总裁罗伯特·鲁宾曾担任克林顿政府财政部秘书。在财政部任职之后，鲁宾成为花旗银行执行官。艾伦·格林斯潘在联邦储备局总裁卸任之后，在太平洋管理公司从事咨询工作。高盛公司前首席执行官亨利·保尔森曾担任布什政府财政部秘书。”(5)((日)Yasuo Fukuda：《世界贸易组织：帝国主义的新阶段》，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5届论坛——资本主义危机与出路：21世纪社会主义论文集，2010年5月29-30日，中国苏州)结果是实体经济被虚拟经济挤出，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衰落，虚拟经济急剧扩张，美国生产的商品愈来愈少，经济泡沫愈来愈多，愈来愈多的资本蜂拥而入金融行业去追逐暴利，产生了庞大的金融产业，刺激金融创新。金融不创造一个价值原子，而金融资本却需要通过“点金术”来赚大钱、快钱，只有走金融操纵和金融欺诈的邪路。于是有诸如长期管理公司、安然公司、世界通讯公司、环球公司等难以数计的金融丑闻和企业破产，有美国“两房”(房利美、房地美)公司问题，终于引发金融海啸。另一方面，如果没有金融创新搞出如此庞大的金融衍生交易来分散、延后和转嫁华尔街的金融风险，这次发生金融海啸，恐怕美国就彻底完蛋了。所以，新自由主义和美国金融海啸纯属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祸。
在世界市场上，以往资本的国际流动往往受限于各国政府的金融管制，如外汇流入流出、证券市场的外国投资，以及发行外资的金融衍生商品等等限制。但是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各国的金融管制措施逐渐被铲除，世界变成“平”的，特别是在互联网条件下，资本国际化更如虎添翼，得以迅速便捷地出入各国金融市场，参与证券投资，买卖金融商品，设立和收购银行等企业，提供资金借贷、消费金融和各种保险服务，等等。在互联网交易和各国取消金融管制条件下，国际金融市场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跨国公司、国际热钱和对冲基金如同洪水猛兽，悄悄而来，呼啸而去，民族国家往往成为西方地缘政治的牺牲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就是一个显例。近来索罗斯等国际金融大鳄又卷土重来，进驻香港，对中国大陆虎视眈眈。
(二)金融爆炸的社会经济后果
1.加速美国衰落。金融业爆炸伴随着制造业衰落，两者交互作用，加速了美国衰落。金融不创造一个价值原子，就连亨廷顿也承认，任何文明和社会，只要将更多的盈余用于消费和非生产方式，换言之，只要对实体经济的投资率下降，该种文明和社会就必然走向衰落。(6)(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刘菲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279页)其实文明衰退与投资率下降是互为因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空心化，正是如此。金融爆炸本身就是西方文明严重衰退和帝国主义腐朽性的表现，它使得美国国际垄断资本集团赚得钵满贯满，但是美国却空前地衰落了。美国衰落以后是否会解体，对此亨廷顿临终前怀着极为忧虑的复杂心态，写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和《我们是谁》两本书，心理相当悲观和灰暗。
2.加剧人类社会的分裂和危机，深化世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美国与世界各国的对立，世界动荡和人类危机空前加剧。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引领全球金融扩张，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金融爆炸导致世界经济泡沫不断堆积，其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后果就是导致世界财富日益从穷国向富国集中，也是从有色人种向白人“黄金十亿”集中，从公共部门向私有部门集中，从社会底层向社会上层集中，向极少数人集中，最终是向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集团集中。当泡沫破裂时，其社会经济成本则由世界各国的劳动人民、工薪阶层和公共部门承担。正如克瑞斯塔·鲁夫特所指出的，“因此，金融主导的资本主义面临社会再生产、社会整合、民主认同和安全等方面的危机。气候变化、能源战争、恐怖主义、从民主向寡头的转型、阶级分化、新的种族主义等将不可避免。因此最终将导致一场文明危机，并形成更为严重的野蛮文明和权势阶层，解决这些问题将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7)((德)克瑞斯塔·鲁夫特Christa Luft：《将金融市场从真正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剥离》，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5届论坛——资本主义危机与出路：21世纪社会主义论文集)“更大的代价”指什么?国际上许多有识之士早已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特别是新式的世界大战、决定性的全球地缘政治大战，早已经开始。
3.扭曲了国际分工和世界经济结构，形成金融洗劫的社会财富转移机制。首先，金融爆炸改变了国际分工和世界经济结构，将利润小、污染大的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美国专事印刷、发行美元和操纵世界金融业，成为世界经济的太上皇和独一无二的庄家。其次，造成全球性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失衡。虚拟经济原是实体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早已经不是马克思时代的两大部类，金融主导的资本主义已经演变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两大部类”，严重浪费资源，破坏了社会再生产条件，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这原是帝国主义腐朽性的表现。虚拟经济在马克思时代已经得到迅速发展，现实中虚拟经济也具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某些积极意义，虚拟资本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决定两者之间需要维持必要的比例。现实中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而自我膨胀，必然导致经济危机，反过来重创实体经济。
金融爆炸堆积经济泡沫，形成新的金融洗劫的社会财富转移机制，金融和房地产泡沫在分配上的作用是合法地转移(掠夺的别名)财富，金融诈骗就更是巧取豪夺。房地产泡沫是当代“羊吃人”。股票和房子在媒体和无良学者、官员的共同拉抬下在高位大规模套现，是国内外投机资本将社会实体经济创造的财富，真金白银装进自己的口袋。
当代世界经济是金融主导的，主要由美国和英国主导。结果怎样?对谁有利?钱被谁“赚“去了?人们终于看清楚了，当代全球金融创新演变成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巧取豪夺。正如克瑞斯塔·鲁夫特所揭示的：“华尔街银行从减少控制的政策中获利最丰厚。他们创办了最新金融企业，填满现金以吸引家庭储蓄、养老基金和储蓄贷款机构中存储的剩余资本，并将这部分基金投放到证券市场。随后的基金涌入便推动股票价格上涨。随着20世纪70年代晚期开始，持续到80年代的(银行)‘混业经营’的繁荣，华尔街银行发展成兼并收购公司(投资银行——引者)，包括进行‘恶意收购’。对于非金融公司而言，由于股票价格上涨，直接融资就显得更有吸引力。因此，从80年代中期起，家庭储蓄和养老基金就已流入证券市场，尤其是通过机构投资者(如共同基金)，因而绕过银行储蓄。简言之，金融化和证券化已携手并进。2000年信息科技泡沫崩溃后，剩余资本便投入不动产市场，导致了房地产泡沫。此刻，华尔街银行的行动再次在泡沫膨胀中起着关键作用。从90年代开始，他们就发明了新的证券化商品，如按揭证券(MBS)、担保责任凭证(CDO)、和信用违约互换(CDS)，并将从世界各国吸引的剩余资本用于投机，最终吹破房地产泡沫。”(8)(同上)发达国家的这场击鼓传花游戏终于将中国卷了进去，多年以来中国股票市场的风云激荡，其中外资的作用几何?外资属于一种“候鸟”，中国又是季风气候，特爱“刮风”。“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候鸟”就飞来了;待到赚得钵满贯满之后，山雨欲来之前，早就离场了。至于房地产市场的泡沫，道理大同小异，中国差不多是国际投机资本最后的晚餐，“候鸟”似乎已经吃了几个来回，既然有那么多的资金(包括银行释放的那么多贷款)高位接盘，牠们怕是早就打道回府，等着崩盘呢。
美元霸权、美元回流为美国赤字融资，操纵衍生品市场获得巨大利润，通过金融操纵转移、洗劫各国财富，并通过将发展中国家经济私有化和金融化，包括上市、收购、重组，廉价收购其战略产业、优质地产和其它资源以及收购其公共设施如水电、交通，进而实现对其进行地缘政治控制，直至“减少”其人口，灭绝其种族，这都是美国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其中国民经济大规模私有化最有利于削弱民族国家，也最有利于国际垄断资本收购：垄断资本对发展中国家国有资产的收购有双重目的，经济上这些优质资产一般具有垄断性，能带来垄断租金收益;政治上控制了这些国有资产和产业，也就实现了对该国家的地缘经济控制，进而有利于对其实现地缘政治控制。在意识形态上，最容易迷惑人的就是所谓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和腐败这一蛊惑人心的指控，所以私有化理论风靡一时，一度竟能摧枯拉朽。对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私有化浪潮，赫德森称之为“近些年来这些资产(指公有的垄断部门的资产)转为私人所有是五百年前欧洲占领美洲新大陆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财产转移”。(9)((美)迈克尔·赫德森著，嵇飞、林小芳等译《《金融帝国》译序，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在苏联东欧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剧变不仅伴随着半个多世纪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财产转移”，而且这种财产转移(掠夺的别名)由于俄罗斯形成寡头所有制而一举超过了沙皇俄国时代。20世纪90年代私有化浪潮在全世界席卷而来，在世界各国“发展不平衡”，前苏联东欧国家是重灾区，而在发达国家则表现为战后的国有化出现逆转。如英国1994-1997年实行铁路私有化，国家财政对铁路的补贴在私有化后不降反涨(从私有化前的每年20亿英镑涨到私有化以后的每年29亿英镑)，而铁路安全状况却急剧恶化，在私有化浪潮之后的短短五年中(1997-2002年)接连发生13起严重事故，包括7起重大伤亡事故，于是英国人纷纷放弃乘火车出行。终于英国政府在巨大的社会政治压力下，于2003年10月23日由有政府背景的“铁路网”(Network Rail)公司从私营承包商手中收回铁路维护权。(10)(同上)
4.全球性金融爆炸进一步摧毁了全球社会生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极世界格局倾覆，国际垄断资本集团顿时得到解放而肆无忌惮，单边主义飞扬跋扈，由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和百多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确立的人类价值遭到空前践踏和毁灭性冲击;金融爆炸更使得投机取巧、不劳而获和一夜暴富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劳动价值论在理论上被颠覆之后，进而在政治上被颠覆，终于将工农大众和普通劳动者打入社会分工、财富分配的社会底层。年轻人，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的年轻人，稍有能力者都想奔个“‘钱’途”，而视当工人农民为畏途，这是金融爆炸导致泡沫经济泛滥而实体经济的地位空前降低和社会价值颠倒的社会心理后果。人类社会的生存危机和社会危机更加深重，道德崩溃的社会后果随处可见，触目惊心。
以往金融市场的功能主要是为实体经济融资，为实体经济服务，参与实体经济创造的剩余价值分割，金融市场是由需要融资的实体经济资本家驱动;现在是金融资本和金融市场自我服务，自我“增值”，却不创造财富。金融资本的流通公式是G-G’，离开产业资本的流通过程所创造的剩余价值，G’根本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谓金融炼金术就沦为骗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过度积累的剩余资本为了从滞涨中寻找出路，大搞金融市场投机、私有化和兼并收购。当代金融资本主义高度发达，扭曲了经济结构，也破坏了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金融资本到处横行，坐享其成，投机盈利(暴利)，食利者阶层扩大，有时中产阶级甚至中下层也能获利，造成金融炼金的社会假象，导致腐朽思想泛滥，到处败坏社会风气，酿成社会人文危机和社会分裂。“这主要是由于投资只有少数人有能力购买的拥有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商品和服务)，比投资于人们拥有平均购买力的产品或者没有市场收益的产品的利润要高得多。”(11)((德)克瑞斯塔·鲁夫特Christa Luft：《将金融市场从真正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剥离》，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5届论坛——资本主义危机与出路：21世纪社会主义论文集)在这种思潮影响下，多年来中国许多城市争相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在理论上是本末倒置，舍本逐末，按此思路制定城市和区域发展战略，盖了很多大楼，名为按照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是否成为巨大的浪费?刘军洛揭露说，在当前国际贸易金融战的背景下，“中国与美日欧等经济强权的对垒已经进入白热化，市场的残酷性、持续性将让每一个中国家庭明白美元全球化的游戏规则，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财富再分配的过程，是一场严酷的失业、贸易战、死亡、破产以及地区性军事冲突的过程，会让99.999%的中国人、美国人，甚至欧洲人不知所措。”(12)(刘军洛：《被绑架的中国经济多角世界的金融战》第一章导读，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这些现象令人深思。
(三)当代世界资本积累的几种类型
1971年以后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霸权初步形成;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元的世界霸权得以最终形成。随着美元霸权统治建立，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资本积累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类型。
1.“超级”资本积累
“超级”资本积累，是指美国依靠美元霸权盘剥世界各国的资本积累。它既不同于传统的殖民地资本积累，也不同于殖民体系瓦解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般资本积累，而是美国利用在特殊地缘政治优势下形成的美元霸权，进行全球性的“超级”资本积累。这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上前所未有。“超级”资本积累的含义，是指除了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通过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和剥削掠夺等传统的资本积累方式以外，还包括通过美元霸权剥削世界各国，即“通过使欧洲和亚洲的中央银行接受不限量的美元储备而向他们征税”，美国向世界经济体系无限制地输出美元纸币，并吸收世界各国的商品出口，以此维持国内的高消费水平和对外国资产的所有权。而美国持有的“这些国外资产都是外国经济的制高点，他们以私有化的国有企业、石油与矿产、公共设施和主要制造业公司为代表。”(14)((美)迈克尔·赫德森著，嵇飞、林小芳等译：《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译序，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通过这些方式，美国既盘剥又控制这些国家，不仅如此，美国还“创造了一种使世界其他国家为其进口埋单，实际上也为其收购外国公司埋单，乃至为即将来临的一系列中东战争埋单的办法。”(15)(同上)美元作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霸权地位决定了美国的海外支出大于海外收入，消费大于生产，而不需要出口创汇，只需要印刷美元。不仅如此，美国也不在乎财政赤字和国际收支逆差，因为外国会不断地购买美元和美元资产，所以美国的财政部长比较舒服，不必忙于平衡本国的收支，主要是在国际上“调度”美元，包括通过国会施压强迫外国政府购买美国国债，积极倡导贸易战汇率战，以及进行半年一次(现已改为一年一次)、不胜其烦的美中经济战略对话，等等。所以，美国财政部长在国际上权力和影响很大，特别是对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等机构以及七国集团和其它国家政府的影响很大，甚至有美国舆论认为前财政部长保尔森实际上兼任中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实为一种不无根据的侮辱性言论。
2.压迫性积累
美元霸权形成，标志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分化，美国以外的发达国家沦为二流发达国家，其对美国的关系，实为某种意义上的附属国、卫星国对霸主国的“依附”关系。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核心地区范围内的一种“依附”关系，与传统依附理论所说的外围和边缘地区对核心地区的“依附”，具有不同的性质。历史上也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依附关系，如沙俄帝国对英法帝国资本的依附，但是与当代美元霸权条件下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和德国之间“依附”关系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这是当代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的一种新现象。压迫性积累，是指美国以外的发达国家，虽然已经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核心中的二流国家，他们依靠占据着世界经济的核心和国际分工的高端优势地位，仍然可以通过对处于半外围、外围和边缘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压迫和剥削，进行资本积累。这种压迫性资本积累，实为传统的资本积累，但又有不同的压迫形式。除了对外压迫发展中国家以外，在经济结构上主要表现为金融业压迫实体经济。当代金融主导的资本积累模式的背景，是实体经济如制造业大规模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直接原因是实体经济资本追逐海外投资场所的低成本带来的高利润率，但背后有金融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和地缘经济和政治意图。因为只有通过经济全球化推动发展中国家市场和经济的适度发展，那里的经济基础和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股票市场、期货市场、房地产市场才能够得到必要的发育，资本和财富才能得以积累和再分配，特别是才能产生当地暴富起来的“铁三角”既得利益集团，在这种条件下才能形成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兴风作浪、浑水摸鱼的土壤和气候。但是，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大规模转移，也造成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空心化，导致其国内中产阶级地位下降乃至塌陷。从中短期看，垄断资本在国内的损失可以通过控制国际市场的利润得到补偿。从长期看，如果最终金融霸权维持不了，就可能带来致命的危机。近年来冰岛、希腊和其它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就是明证。所以美国金融海啸发生以后，西方国家转向贸易保护主义，这是必然趋势。此外，金融领域的暴利，也吸引许多资本从实体经济中游离出来，加入金融投机资本的行列;特别是金融本身不创造价值，却制造泡沫，而实体经济创造的利润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支付股息，而不是用于实体经济的投资，这些都严重影响实体经济发展，本质上是帝国主义腐朽性的表现。
二是资本通过压迫和压榨普通劳动者而进行积累。这也是传统积累方式，而有新的表现。
从发达国家内部个别资本积累和社会资本积累模式看，19世纪到20世纪30年代是泰勒主义模式：大规模生产-高生产力-低工资-高剥削率-高积累-低消费，导致阶级矛盾激化;继而有缓和阶级矛盾的福特主义模式：规模生产-高生产力-较高工资-适度剥削-适度积累-大众消费，其结果是缓和阶级斗争，但是市场迅速扩大，福特成为世界汽车大王，名利双收。其中，扩大市场的关键在于员工有较高收入和充分就业，使得个别资本和社会资本都维持良性循环。大环境是资本主义长周期，这是阶级斗争激化条件下，东西方政治对抗、军事战略均势条件下，垄断资本积累方式的调整，也是生产关系调整。20世纪70-8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条件改变，资本主义长周期结束，进入滞涨。为了刺激经济，也为了追逐利润，更为了政治需要，开始进入金融爆炸和消费社会阶段。在这种背景下，社会积累模式转变为：规模生产-高生产力-(停滞工资+金融性收入)-(剥削+金融掠夺)-超过度积累-泡沫消费，其中的自变量是金融产品的一系列价格因素，如股票价格、利率、汇率等，收入泡沫化，劳动者的收入变得很不稳定，消费也泡沫化。泡沫破裂以后，中产阶级以下劳动人民的资产和收入遭到重创，信用危机，公司破产，失业激增。资料显示，从1979年到2007年的28年中，“每小时劳动产量增加了69.8%，非管理人员每小时平均工资却降低了1.1%，这表明所有的劳动生产所得都流向了资本积累。2005年左右，社会成员间的不平等程度达到了1929年以来的最高峰。”(16)((美)大卫·科茨：《马克思危机论与当前经济危机：大萧条或严重积累型结构危机?》，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5届论坛——资本主义危机与出路：21世纪社会主义论文集，2010年5月29-30日，中国苏州)这里说的是美国，在发达国家有代表性。
在金融爆炸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中，资本是超过度积累，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开始塌陷，而美国的两极分化更趋严重。所以，金融主导的资本积累模式相对于福特主义的资本积累模式，是一种经济上的倒退和政治上的反动，最终导致发生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如美国，政权在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易手。美国政权在两党间易手不能解决危机，因为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实为垄断资本集团的左右手，只能深化其政治危机。奥巴马政府试图以加强垄断资本对金融的调控来避免金融危机的改革思路，根本是饮鸩止渴，缘木求鱼。金融调控必须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国际金融体制改革而实现。经济体制中采用何种资本积累模式，本质上取决于国际和国内的社会政治条件。在当前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实际上仍然坚持新自由主义方向的条件下，改变资本积累模式取决于政治形势如何演进。
3.掠夺性积累
所谓掠夺性积累，原来主要指资本主义宗主国对于殖民地的不等价交换和掠夺。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资本积累，如泰勒制，是资本最大限度地压榨劳动，也具有掠夺性，是血汗工资制的代表。战后泰勒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基本上消失，但是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迄今仍普遍存在，只不过不再叫这个名字，以免联想到剥削。二战以后，随着殖民体系瓦解，传统的殖民地掠夺一般来说不再行得通。美国战后实行配合冷战的“第四点计划”，对发展中国家还出于地缘政治目的实行“经援”和“军援”。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对发展中国家一般不再提供经济援助，而且随着推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美元霸权条件下，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掠夺卷土重来。其中除了靠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以掠夺资源、劳动、财富的传统方式以外，还表现出一些新的方式。其中主要有：(1)跨国公司的掠夺。战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跨国银行的长足发展，已经成为经济恐龙，进而滋生了成为某种新兴国际政治主体的野心，对民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造成巨大的冲击和损害。世界超级跨国公司，俨然有大国派头，到处受到礼遇，这种情况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既有需要，又有难言之隐。(2)贸易金融冲击。如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下的贸易战、金融战、汇率战、热钱的国际流动、对冲基金的金融袭击，等等，后者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一场金融危机下来，席卷的财富和对有关国家造成的冲击和损失不亚于一场战争。(3)“债务陷阱”、“华盛顿共识”、“休克疗法”等“改革”名义下的掠夺和灾难。如拉美国家、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发生的地缘政治灾难，南斯拉夫解体也属此类。(4)战争。最典型的如伊拉克、阿富汗战争，2011年美国和北约轰炸利比亚也是。(5)强制性发行美元和“绑架式”地推销美国债券(借款)。(6)全球性的对农民的剥夺。对农民剥夺土地，原本是资本原始积累的方式。萨米尔·阿明指出：“在最近的当代寡头垄断的现代资本主义中，我们仍在见证剥夺式积累。在核心地区，垄断租金——其受益者是寡头垄断的财阀集团——是剥夺全部社会生产基础的代名词。在边缘地区，这种造成贫困的剥夺的表现是剥夺农民和掠夺当地的自然资源。这些实践构成了最近的寡头垄断资本主义扩张的必要基础。本着这种精神，我把‘新农民问题’置于21世纪挑战的核心。(在亚非拉)剥夺农民是与积累联系在一起的贫穷化趋势在当代的主要表现形式。剥夺农民与寡头实行的寻租和攫租的帝国主义策略是分不开的。我根据这一点推出，历史的主要结果将会是这些关于南方世界农民社会(几乎占人类的半数)未来的斗争的产物。它们将基本决定工人和民族在真正文明的建设之路上能走多远，这种真正文明摆脱了资本的统治，我认为，这种真正文明的名字只能是社会主义。”(17)(萨米尔·阿明：《理解世界金融危机的本质》，网2010年3月18日)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始终难于破题，是否有必要在这方面着眼研究，值得深思。诸如此类的掠夺性积累形式，不胜枚举。
金融垄断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掠夺，是当代资本积累的主要形式，也是当代资本积累的极端形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丁美洲国家的金融危机造成严重后果，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一些国家在战后几十年里积累的财富，转瞬之间被国际游资席卷而去，创巨痛深。对此，人们多少都有所了解。但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导致颜色革命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些什么，社会财富包括普通人的储蓄，是怎样的悲惨遭遇，却很少有人知道。所以不妨看看俄罗斯的真实情况。
“休克疗法”和叶利钦的私有化改革政策导致俄罗斯国民经济崩溃。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减少了一半，经济总量仅为美国的十分之一。在1992-1993年的恶性通胀中，许多普通家庭毕生的储蓄被席卷一空。大规模私有化使前苏联大约70%的社会财富转移到十几个寡头手中，数千亿美元流向国外，并导致几百万工作岗位消失。例如1995年霍多尔科夫斯基以3亿美元收购了俄罗斯国有石油公司尤科斯，后者当时的市场价值为300亿美元，换言之，成交的收购价仅为市场价的1%，霍氏再现了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积累速度，一举进入全球超级富豪的行列。俄罗斯政府估计，经济所有权集中在少数寡头手中的社会后果之一，是3100万人口(超过20%)在叶利钦时期依靠每月不到50美元的生活费挣扎。联合国的一项研究表明，俄罗斯有一半人口生活在贫困中;根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数据，2002年有40多万俄罗斯人营养不良;国家卫生系统遭到破坏和生活质量下降，男性平均寿命已经从苏联时期的70岁直线下降到57岁，俄罗斯在整体上遭到相当于战争和大规模瘟疫、饥荒时期的人口损失;社会两极分化已经达到当下拉美国家的水平。所以，叶利钦执政的八年被国际和近年来俄罗斯国内称之为“俄罗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这个论断意味着将其与沙皇时期黑暗统治相提并论，“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反国家、与外国列强的利益勾结最紧密的时期。”“叶利钦政府孤注一掷，要把俄罗斯转变成一个现代化国家，这在当时是一种‘文明’标志。这种想法是对苏联此前在国际国内所取得成就的一种侮辱。叶利钦为实现这种转变下了大赌注：以执行所谓‘西方民主’和市场框架的相关手段为代价，换得西方的外资和国际金融组织的大量贷款。但是，事实上两种东西都没有换到。”(18)((墨)Ana Teresa Gutierrez del Cid：《俄罗斯地缘政治的重新定位与上海合作组织》，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5届论坛——资本主义危机与出路：21世纪社会主义论文集，2010年5月29-30日，中国苏州)
4.依附性积累
依附性积累，是指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包括私人资本积累和国家积累。需要指出，20世纪60-70年代以后，世界发展中国家经历了迅速分化。“第三世界”分化出石油输出国，一跃而成为“富裕的‘穷’国”。一小部分如东亚国家经济得到较快发展，有的甚至升入“第二世界”，如韩国、新加坡、中国的台湾和香港，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主要是撒哈拉以南的国家(大约有四十个左右)，被西方称为“第四世界”，那里极度贫困，投资环境恶劣，民族资本难以积累，甚至连发达国家也长期“忘”了向那里投资。直到近年来中国深入非洲投资，发达国家才想起这些国家，并对中国横加恶名。总的说来，战后一个时期以来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有低度发展，少部分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东亚国家的发展速度较快，无论私人资本还是国家资本，都有较快积累。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制约，发展中国家大都处于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系的半外围、外围和边缘地带，这里基本上属于依附性积累。
依附性积累，从全球范围看，最典型的表现为欧佩克组织积累的巨量石油美元。20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中，石油价格由每桶的2.18元在短短的两年内上涨到11.95元，由此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石油收人从330亿美元增加三倍，达到1008亿美元!一跃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暴发户。这些石油输出国表面上看可以自由操控石油这种具有巨大地缘政治意义的特殊商品的市场价格，但是出售这种商品所带来的巨额利润，却必须借给美国和存在西方国家的银行，所以美国乐见其成。石油美元数额庞大，发达国家经济普遍陷于停滞，难以吸收这些资本，于是就以看起来非常“宽松”的条件，大量借贷给新兴国家，如20世纪80年代的拉丁美洲国家、东南亚国家等等，造成世界经济中的“外债陷阱”。这种情况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双输”：对于石油输出国来说，石油美元并未转化为本国真正的资本积累，因为它既未投入本国的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过程，无从进行资本积累，也不能更多地用于实现本国的国家工业化和改造经济结构以及提升本国的社会生产力。其本质上相当于世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早期的西班牙和葡萄牙那些过路财神，那些从海外殖民地掠夺来的金银财富，除了用于自身挥霍和发动战争以外，没有用于本土投资和资本积累，而英国则恰恰相反。所以，西、葡两“牙”，最后千金散尽，不断衰落，现在只比第三世界强些有限。荷兰则好些，而英国则靠发展制造业崛起为19世纪的世界霸主。所以石油输出国没有近忧，却有远虑，看起来好日子还能维持几十年，待到油尽灯枯，如同人老珠黄，情何以堪?在西方发动的21世纪“文明冲突”的历史性博弈中，将会是如何前景?
5.半依附性积累
这里专指俄罗斯和中国等国的资本积累。俄罗斯在前苏联时期，新中国在建国以后的前三十年，主要靠国内市场解决资本原始积累，靠自身积累解决工业化资金，是以自身的社会主义积累实现工业化。苏联解体，俄罗斯遭受地缘政治灾难，大量财富被西方掠夺，工业化大幅度倒退。近20年来其国民经济对国际市场严重依赖，基本上靠卖资源维持，资本积累明显具有依附性。从2011年开始，俄罗斯加入WTO，也就是加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俄罗斯经济在资本和技术方面，仍然难以摆脱对资源输出和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但是，俄罗斯由于资源极其丰富，74年社会主义建设的老底子还在，特别是俄罗斯至今仍是一个主权国家，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非常清楚亏吃在那里，其治国方略包括近年来接受了美国金融学家赫德森的建议，在金融领域实行一系列以主权信贷为核心思想的反新自由主义的重大金融举措。所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经济的这种依附性，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依附经济，无论性质和程度都轻得多，行使主权的空间也大得多。
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国民经济日益深刻地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这主要是由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国际分工决定的，中国除了在航天工业为代表的少数领域处于世界经济的核心地位，国民经济总体上处于世界经济体系中半外围和外围地位，这基本上是一个客观事实。近年来中国的资本存量和GDP总量中，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占一半以上，其中占大头的出口，大部分产生于外资企业。一方面，由于复杂的原因，中国经济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以后，对世界市场、西方国家的资本和技术，产生了程度不小的依赖，从而中国的资本积累，主要是私人资本积累，总体上明显地对国际市场、外国资本和技术存在依附性，而外国资本特别是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资本积累，同样具有掠夺性。另一方面，中国与日本不同，是主权国家，由于近现代史的原因，中国特别珍视主权，而且人民对主权也特别敏感。大前研一承认，日本实际上是美国的附属国。战后日本主权不完整，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国改革开放，是为了中华复兴。中国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包括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是自主选择。中国实行自主创新战略，不仅是技术发展战略，也是国民经济发展战略。随着中国建成创新型国家，中国的发展和改革走出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会达到一个合理的水平，中国的私人资本积累也应当逐渐减少对外资的依附性。至于中国国有资本在国际市场上的投资运作，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失败的教训，需要改进。但是从根本上说，国有资本及其积累，性质是独立的，属于社会主义国家所有，不存在依附性。但是中国的储蓄和外汇积累，由于复杂的原因，以巨额美国国债形式存在，而且在2008年国际国内金融风险充分暴露之后，仍然增持美国国债，至今中国仍是持有美国国债最多的国家。此外，中国多年来持有大量高风险的美国“两房”债券，已经面临灭顶之灾。这些做法无论如何解释，正如《环球时报》转载香港文章所批评的，“将中国的所有鸡蛋放入同一个篮子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并惊呼“中国人怎么会酿下如此大错”!(19)(《港媒：美蓄意对华发动“新鸦片战争”》，《环球时报》2011年2月10日转载香港亚洲时报在线2月9日文章：《中国谜题》)这反映出中国金融和资本积累中存在不小的问题。国内外普遍认为，多年来的中美关系处于一种“利益不平衡的相互依赖关系”，但是美国依赖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蓄意“吃定中国”，是一种国际强权的表现;中国依赖美国，既有国际分工和地缘政治等方面的客观原因，有诸多难以完全避免的因素，但就资本积累的存在形式而言，难以否认是一种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经济“依附”关系的表现。从总体上说，中国资本积累囿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现状，处于某种正在努力克服改变的“半依附“状态，国内外也看到，近年来“中国人已开始通过多样化手段竭力纠正错误”。(20)(同上)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家积累和私人积累是一对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条件下，私人资本积累是国家积累的基础之一，可以促进国家积累。反过来，国家实力强大，作为后盾，有利于私人资本发展和“走出去”，加速发展和扩大积累。这是私人资本积累与国家资本积累相统一的一面。但是，如果国家对内外资管理不善，改革不力，或者在某种地缘政治条件下，私人资本积累也可以侵蚀国家积累。特别是大规模的私有化，如果不加以正确的引导、规范和整合，必然侵蚀和危及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是私人资本积累与国家资本积累相矛盾的一面。在社会主义国家，私人资本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协调发展和良性循环，需要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中保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离开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由于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就必然发生私人资本侵蚀国有资本，甚至发生掠夺性资本积累的情况。而所有制结构的根本改变必然引起经济基础的根本改变以及上层建筑的相应改变，和平演变就可能水到渠成了。前苏联则是由上层建筑改变导致大规模私有化引起经济基础剧烈改变，从而实现和平演变的例子。
(四)国际利益输送和资本积累
美国推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战略，取得了不俗的成果，表现在世界经济领域，就是出现了美元霸权条件下世界各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国际利益输送，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这种国际利益输送，形式很多，其中跨国公司的作用很大，做法很多，也较隐蔽。
一种通常的做法是，跨国公司通过内部母子公司之间的贸易，而进行所谓“双重会计价格转移”。台湾学者姚欣进先生对这种价格转移过程是这样描述的：由发展中国家当地的子公司(往往与所在国家当地政府或私人资本合资成立)进口母公司或同集团内其他关联企业的生产设备、半成品和关键零件，再将半成品加工后出口返销回母公司或关联企业。这种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价格与国际市场上的一般交易价格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通常是贵买而贱卖其进出口商品，这种“赔本”的买卖结果，就将子公司创造的部分利润被转移输送回发达国家的母公司。透过这种价格转移的双重会计操作，跨国公司规避了全球各地区的汇率波动、进出口税率等等风险。(21)(参见(台)姚欣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当代资本主义》，台湾巨流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3页)众所周知，跨国公司一般在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享受到很多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如税收、土地价格优惠包括“三通一平”等，加以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采购等有利条件，其利润不俗，故转移的利润应是相当可观而且隐蔽。其所在国家的合作方往往懵然不知或知情不举、长期隐忍不发，或者干脆沆瀣一气。这种在发展中国家通行的有利可图的做法，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贸易量迅猛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资料显示，70年代初，在美国出口商品中的四分之一是销售给海外子公司的，1997年美国进口商品的48 .4%是由与海外出口公司有密切股份关系的公司购买的。到80年代初，世界贸易有40%是在跨国公司(集团)内部进行的。(22)(同上，第347页)
这种跨国公司内部交易的“双重会计价格转移”，实际上是一种暗中盘剥发展中国家的不等价交换。即使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所进行的一般正常贸易，如同本书第三章第三节所论证的，世界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贸易，由于各自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在国际生产价格形成和剩余价值实现过程中会发生不等价交换。换言之，“即使以最公平的国际贸易条件来运作，后进国由先进国进口精密机器、关键零件，经过简单加工出口工业成品，或是更等而次之的出口农工原料、经济作物到先进国，但在国际市场这种等价交换形式里实质上却是后进国必须付出更多、不等量的价值，来换取先进国高生产力所制造出来的商品。在这公平形式的国际贸易过程里，后进国的剩余价值是不断地被转移至先进国资本家手中。”
当代国际利益输送最惊心动魄的例子，还是发生在国际金融领域，例如美国以发行国债等形式进行的国际借贷。斯蒂格利茨指出：“在发展中国家自己也非常需要(钱)的时候，几乎以零利率借给美国数万亿美圆。这反映了问题的实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美国的净转移，是外援的一种形式。”(23)(法新社联合国2009年3月26日电)问题还在于，这种外债的巨大规模早已经远远超出了美国的偿债能力，实际上变成了白条，极大地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极大地削弱了其资本积累。
此外，由于经验不足等各种原因，发展中国家的某些贸易金融税收等政策不当也造成国家利益和国民福利流失，客观上也不利于本国资本积累。沃勒斯坦指出，一旦不平等交换开始，其后果就是积累性的：它将可投资的剩余从穷人(国)手中转移出来，因为他们不能投资，而转移到能投资的富人(国)手中。这就扩大了工资差距，更加剧了不平等交换，而且它影响了不发达国家的生产结构和生产方式。(24)(转引自(德)安德烈·冈德·弗兰克著，高铦、高戈译：《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页)这种情况无疑严重地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许多发展中国家就是这样导致在国际分工和贸易中地位日益恶化，最终被挤出国际市场而陷入绝境的。所以说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盘剥，虽说是参与经济全球化必须付出的成本，只是这种成本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且这方面的信息往往不被披露或披露不足，甚至被刻意掩盖，也就容易为社会所忽视。久而久之，甚至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本文为拙著《世界变局与中国前沿》第四章“当代资本积累、国际金融的若干理论和实践分析”的第一节，该书已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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