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彪
金融，原指货币在经济中的运动，包括货币的发行、流通、回笼;贷款的发放和回收;存款的存入和提取以及汇兑的往来等经济活动，等等。历史上金融业是从实体经济中游离出来，而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即使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大部分历史中，也是如此。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自由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日益融合形成金融资本无所不在的统治，虚拟经济也日益膨胀。由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混合生长的金融资本，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以后最高形态的垄断资本。金融资本的统治，是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到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过程中，金融业的爆炸性发展更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而无孔不入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到处泛滥，成为贻害全球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巴菲特语)，成为美国实现其地缘战略目标的工具。在美联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的长期巨大影响下，货币主义俨然成为各国崇拜的“公理”，中央银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的独立王国，这在本质上是新自由主义扩张的表现，却被标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而金融家(实为“达沃斯人”)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凌驾于社会和政治之上的时代的骄子。这是一个新自由主义的货币主义的超级神话。这种虚拟经济凌驾于实体经济、金融和金融家凌驾于一切的现象，在理论上是本末倒置的，是荒谬的，实践上已经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归根结蒂，它不是一种经济现象，而是一种地缘政治现象，是当代美国霸权和美元霸权的一种地缘政治后果。这个超级神话，从华尔街、美联储一直到欧盟乃至许多国家，都为2008年的美国金融海啸所戳破。
金融和贸易具有巨大的地缘政治意义，对此中国古代逐鹿中原时已有深刻的认识。春秋时期齐桓公完成“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就得益于大政治家管仲的“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的地缘政治思想。(31)(《史记·管晏列传》)食、货这两个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学概念，也是中国古代地缘政治学概念。据《汉书》的《食货志》解释说：“食谓农植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二者生民之本。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其中卓越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思想跃然纸上，至今也掩不住其光彩。金刀龟贝者，古之货币也。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广修驰道(古代高速公路)，统一文字度量衡，也统一货币，也就有利于打破封建壁垒，推动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这些都是巩固统一的中华民族国家的重大地缘政治举措。西方基督教、天主教、新教等覆盖下那么多国家，都信奉同一个上帝，却始终不能完成民族统一，除了其它原因以外，不能统一货币，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西欧国家随着近代殖民扩张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崛起，在掠夺和暴富中深谙金融贸易在地缘政治扩张中的意义和作用。近代以来，西方国家靠从美洲白骨堆中攫取的无数金银，经过三百多年的蓄势，到19世纪一举改变了对东亚和中国、印度至少两千年以上(从汉张骞开通丝绸之路算起)的经济依附地位，一举改变了东西方的地缘政治格局，也是一桩以金融贸易改变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壮举。(32)(参见(德)贡德·弗兰克著，刘北城译：《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中国固然从元朝以后走向衰落，但是由于外贸发达，西方白银持续大量流入，直到19世纪初中国仍有世界经济大国地位，而后来遭英人暗算，鸦片“贸易”造成白银持续外流，失去世界大国和富国地位。而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后来是美国，在殖民主义扩张中对贸易和金融的地缘政治作用，由于占尽便宜，更有独到的体会和无耻而高超的伎俩。15-18世纪西方大肆掠夺海外殖民地，流行重商主义，早期重商主义也叫重金主义，流行财富即金银的观念，是攫取美洲和非洲金银即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意识形态;到后来英国工场手工业发达起来，初步建立起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就有亚当·斯密出来抨击重商主义，高唱“自由放任”主义;到19世纪40年代工业革命第一阶段完成，英国有了制造业的绝对优势，就在炮舰政策的配合下来向世界推销斯密和李嘉图的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学说，以扩张全球市场和瓜分世界范围的殖民地了。这就是所谓“自由放任”，英文叫“lais·sez-faire,据香港学者考证，来源于老子“无为而治”的中文西译，亚当·斯密生活的时代正处于西方启蒙运动中“中国热”的后期。廖子光先生说：“因为英国无法接受这种异端思想，所以拒绝以英文命名。”(33)(同上，第7页)可能正是这个原因，这个译名有点怪怪的。“虽然字面意思是‘放任不管’，但自由放任的实质意思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它意味着政府要采取积极的政策来抵制重商主义，要害恰恰在政府干预。推崇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学家在宣传‘自由放任’就是政府不干涉贸易实务时，都暴露了其根本性缺陷之一：他们是完全不合格的历史学者。”(34)(同上，第7-8页)“无为而治”是东方智慧，“英国无法接受这种异端思想，所以拒绝以英文命名”，但是丝毫不影响其推行“自由放任”政策，就是放任英国的廉价工业品和英镑在全球自由地进行地缘政治扩张。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鸦片金融”成为英国扭转中英贸易逆差的地缘政治武器，引发了鸦片战争。这些近代西方争霸扩张的历史经验后来被上升为理论，英国人特重视学术，德国人亦然，还善于独立思考，所以有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来抵御英国的自由贸易，更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革命。也正是在19世纪下半叶社会科学在西方国家纷纷兴起，包括建立地缘政治学，并以理论指导实践，作为进一步瓜分世界的地缘政治工具，其中金融被赋予愈来愈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这方面的主要贡献是犹太-盎格鲁-撒克逊人，19世纪以来两百多年英美师徒传承，两国尤其善于搞金融霸权，19世纪有英镑霸权，20世纪又共同搞美元霸权，特别是后者，将金融的巨大地缘政治作用发挥到全球，到出神入化的极致。进入20世纪以后，金融资本的垄断作为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在美国得到了最典型的发展，到1913年以摩根财团和洛克菲勒财团为首的六家私人金融资本联合垄断了美联储，掏空了国家储备，凌驾于美国政府并控制了美国社会经济生活。(35)(参见威廉·恩道尔：《金融海啸》，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57页)而据披露，“美联储是阴谋操作的产物”，“美国中央银行美联储(FRB)是一家注册在特拉华州(Delaware)的私人企业(Private Company)，它并不是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美联储实质是一家全球最高金融寡头的行业协会，它的背后之手是共济会。关于金融事务的最高决定权并不掌握在美国总统、美国国会和领导美联储的7人委员会的手中，而操纵在控制共济会的金融寡头们的手中。所有的信息和形成决策的基础都掌控在共济会国际银行家的一个神秘而且封闭的圈子里。”(36)(何新：《统治世界神秘共济会揭秘》，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49页)愈来愈多的资料和事实证明，共济会是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西方和世界地缘政治进程的幕后推手;有理由认为，美英之间的霸权争夺，是共济会一手托两家。
美英为首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的争夺，对于促成两次世界大战发生了重大影响。到20世纪下半叶，全球生产力高速发展条件下资本过度积累，导致过剩资本迅速增长，在美英推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得到爆炸性发展，导致世界经济的高度泡沫化。金融历来被世界各国视为不可侵犯的国家主权，但是在美元霸权条件下，竟然演变成为凌驾于国家权力之上的一种地缘政治的巨大破坏性力量，一些国家的央行和财政部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美国的分支机构(如日本)，这是前所未有的。众所周知，20世纪70-80年代美国对苏联发动金融战包括操纵世界油价，对于在冷战中击败对手发挥了重要作用。2008年由美国导演的次贷危机引发金融海啸和百年以来最深刻的一次世界经济危机，重创世界各国经济，其后果和造成的损失无异于一场世界战争。
一个时期以来，大英帝国将贸易金融用于地缘政治的这一套衣钵传到美国手上，被玩得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终于建立起美元霸权这种历史上最复杂也最微妙的国际金融体系，实在是世界地缘政治的一桩今古奇观。19世纪上半叶是巨额中英贸易顺差问题引发“鸦片战争”，到百多年后的21世纪又轮到中美贸易顺差了。然而历史背景有所不同：19世纪是英国进入鼎盛时期而中国衰落到极点，这次是西方和美国衰落而中国扑而复起。于是美国一面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精神鸦片误导和毒害中国，一面利用美元-军事霸权的地缘政治实力，对中国威胁利诱，软硬兼施，包抄围堵打压恐吓，分化、西化，无所不用其极，海内外人士称之为一场“新的鸦片战争”。
马歇尔计划是一个金融信贷计划，促进了战后欧洲国家经济复兴，但是该计划并不是一个无私的援助，更不是一个圣诞老人的礼物，而是一个地缘政治工具，“它更像是一匹进行货币征服的特洛伊木马。它将德国经济打入美国经济的附属卫星国地位，迄今德国还有待完全实现其经济自由。”(37)((美)廖子光著，林小芳、查君红等译：《金融战争中国如何突破美元霸权》，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91页)日本也是一样。1947年美国用于马歇尔计划总计130亿美元，以2004年的美元计算这笔钱为6320亿美元，而“2004年日本给美国的贷款比美国1947年通过马歇尔计划给欧洲的还多”，(38)(同上)日本终于仍是美国的附属国(大前研一语)。最重要的是，这笔贷款是以美元计算的，而美国可以随意印发美元，所以这笔贷款本质上接近于经济援助。总之美元霸权“造就了一个由众多奴隶组成的世界，他们处于若没有强势的美元，就无法觅得明天的食物这一恐惧而捍卫美元。”(39)(同上)这就是笔者说的“另一种‘依附’”。打到阎王，才能解放小鬼。摆脱这种依附，根本出路是世界各国共同埋葬美元霸权。这是一场全球性地缘政治的解放战争，正在加速全球地缘政治洗牌。
虚拟经济不创造财富，却可以用于洗劫财富，因而被赋予当代地缘政治意义。国际金融作为地缘政治工具，或者说具有地缘政治性质，不独西方国家如此。在前苏联，西方地缘政治学长期被否定，被视为资产阶级伪科学，但是斯大林却是地缘政治大师，所谓“世界革命”，是以社会主义全球化对抗资本主义全球化，也是苏联式全球地缘政治范式与美国式全球地缘政治范式的对抗。早在20世纪上半叶，苏联就在中国围绕国共两党两面下注，给予财政和物质支援，与美英等西方国家斗法，也是一场在意识形态掩盖下的东西方地缘政治斗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和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就苏联与美国在华的地缘政治博弈来说，苏联胜出了。中国共产党在美苏国共四方中是最穷最弱的一方，却善于利用这场全球地缘政治斗争带来的战略机遇，包括二战期间的国际形势演变，以道义赢得人心，以智慧和斗争转变形势，以斗争乘势而起，以时间换空间，表现出远远超越国民党政府的地缘政治能力。蒋介石政府从大陆撤退前，将搜刮到的大批黄金全数运抵台湾，作为地缘政治资本，不算本事;而共产党接手的大陆，满目疮痍，一穷二白，人民嗷嗷待哺，就是这么个底子，硬是在短短的二十多年中建设起一个拥有完整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才叫本事，还有自力更生制造的“两弹一星”，蒋介石政府依附美国，想都不敢想。20世纪50年代苏联对华贷款的“156项”，既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兄弟般的友谊”，也具有不难理解的地缘政治性质。否则，苏联对华援助项目，也不会一直到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之后，如毛泽东所说，“才完全定下来”。(40)(参见《毛泽东与苏共中央代表团谈话纪要》(1956年9月23日)，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8页)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在推行经济全球化战略背景下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所谓“休克疗法”也包括“金融休克”，在拉美、前苏联东欧地区和东亚造成的地缘政治后果，创巨痛深，至今也未平复。“休克疗法”的本质被俄罗斯学者称之为“种族灭绝”，对此中国自由主义学者至今恐怕也不能理解，也不愿意相信。亨廷顿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上愈来愈频繁地听到“种族灭绝”的声音，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一些学者和媒体可以装聋作哑，但是做鸵鸟状，中国人能独善其身吗?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发生以来，世界各政治主体之间实际上都在或明或暗地联手肢解美元霸权，也是反对美国霸权，推动世界格局演变，都是民族自救的地缘政治行为。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搞金融-政治方面，曾经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如解放区的金融，更有光辉的案例，如解放初期陈云同志直接领导的反通胀和整顿市场秩序的成功斗争，又如20世纪70年代利用西方国家的滞涨，买进了几百吨黄金，这可是大手笔。事实反复教育了人们：金银才是货币，美元只是花纸头。陈云同志小学文化，土八路一个，可是胜过多少海龟，不服气行吗?中共领袖对国际政治也有深刻的洞察力，周恩来早在1964年就从政治-金融角度分析了美苏之间的地缘政治角逐，科学地预见了苏联“最终是要出大乱子”。他说：“苏联讲和平竞赛，其实是使美国和平垄断。他们伸手向美国要贷款，美国想从中控制，就要看苏联投降不投降。美国人手里拿着钱谈条件，引诱你一步一步照他说的办，可是苏联还答应可以试一试......(苏联)先露骨地出卖联邦德国，能出卖联邦德国就可以出卖民主德国，进而出卖整个东欧，最终必然是出卖苏联的所有革命成果......一切谈判，无条件都是鬼话，谈来谈去就是出卖，最多谈出个出卖条件”。(41)(权延赤：《走近周恩来》，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36页)现在回过头去看苏联演变，大体脉络仍不出周恩来的科学分析和预见，令人惊叹。周恩来何以有如此目光如炬的历史分析和判断力?原因很多，最重要和突出的，一是真正的马列主义政治领袖的立场和方法，而不是偏离这个立场和方法;二是极其丰富的国际政治实践经验。中共既有毛又有周，其身后还有邓小平和陈云等一批老一代革命家，而苏联领导人在斯大林身后，只有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以及后来的戈尔巴乔夫了。这是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在苏联得手的重要条件，美国由此获得的地缘政治暴利也难以数计。所以后来美国又如法炮制，同中国做一笔跨世纪的地缘政治交易，“引诱你一步一步照他说的办”，中国许多领域包括金融领域似乎也不乏其人认为“可以试一试”，而且挺勇敢，也挺固执，真是危险的地缘政治游戏。
(本文系拙著《世界变局与中国前沿》第四章“当代国际金融、资本积累的若干理论和实践分析”的一个目，标题有变动。该书已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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