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入“坏的贸易”陷阱的背景和理论

　　陷入“坏的贸易”陷阱的基本背景和理论根源

　　郑彪

　　在近代西方经济史上，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以后，爱尔兰经济迅速破产，立即表现出对英国的依附性质。曾经为林肯总统制定经济战略的著名美国早期经济学家亨利·凯里对此评论说：“这是在一个不幸的国家里重建奴隶制的条件之一”。(117)(转引自((美)威廉·恩道尔著，赵刚、旷野等译：《石油战争》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注释)爱尔兰不幸，人民生活遭到沉重打击，成为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牺牲品。中国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当时加入世贸体系，虽然急了点，也是顺应潮流，拼死一搏，没有相当的魄力，也做不到。这两件事之间没有联系，也没有可比性，但是毕竟世界经济水深，中国断然加入WTO，国内外多有疑虑，此事引起了巨大反响。这里记述两件笔者亲身经历的小事，一是国际反响，二是国内反响。前者，记得2000年前后，笔者在北京某企业工作，突然有俄罗斯使馆商务处人员找到我，刨根问底追问中国为什么如此急切地加入WTO?表明国际上至少俄罗斯对此很不理解。后者，笔者由于工作关系，与中国银行董事赵孜龙老先生过从较多。赵先生是鲁国人，生性直爽，又有长期革命经历，德高望重，心系国运，也是2000年前后，笔者有幸私下里一起谈论国事。一次他很严肃认真地提出：“依你看，中国加入WTO以后，会是什么形势?”这个问题忒大，忒突然，我心里没把握，又怕挨呲儿，于是不免书生习气，嘴上假谦虚。没想到先生顿然变色：“我这是诚心问你呢!”于是我硬着头皮说：“加入WTO就是取消贸易保护。依我看，与抗战形势差不多，开始阶段，稀里哗啦;以后可望转入战略相持和反攻阶段。”赵先生“唔”了一声，点点头，我算是蒙混过关。用抗战八年的形势来类比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形势，这是笔者的愚见，是否真有可比性?转眼十多年过去了，根据国家发改委数字，中国28个产业，有21个为外资控制。这算不算局部“稀里哗啦”，我不知道。但是2008年10月美国金融海啸发生，应是战略转折的机会来了，我曾提出“从2009年起中美关系应当进入“利益均衡的相互依赖”阶段，“利益均衡的相互依赖”，这是笔者对中美关系实现‘软着陆’的定义。”(118)(郑彪：《中国软实力：决定中国命运的两种思路》，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88页。《中美国(Chimerica)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海派经济学》第31期)实际上，所谓“利益均衡”即使是相对的利益均衡，真正实现，谈何容易?万事开头难，至少应当努力争取，有所作为。

　　2008年美国引发金融海啸导致深刻性前所未有的这场世界经济危机，迅速波及中国的出口行业。随着大批出口企业倒闭和陷入困境，学术界关于外贸的理论和政策争论也进一步激化起来，集中表现为中国外贸发展的两种针锋相对的基本思路的争论。一种是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以自由主义的比较优势原理为依据的国际大循环战略思路，实际上成为长期以来实行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另一种是近年来由贾根良教授提出的以重商主义为依据的“国内经济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前者即国际大循环战略，各方面耳熟能详，对于后者即“国内经济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需要略加介绍。

　　贾根良教授认为，在当代条件下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发展，使得报酬递增和报酬递减的活动不再表现为工业和原材料产业的分野，而是在农业(包括原材料产业)、工业和服务业等所有产业都表现为高端环节(产品)和低端环节(产品)的分野，因此，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时代，发达国家通过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理论诱使发展中国家安心于“进口高端产品并出口低端产品”的国际分工地位，这实质上是全球化时代的殖民主义战略。因此，在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上逐步实现从受剥削和受压迫的“进口高端产品并出口低端产品”转变为“进口低端产品并出口高端产品”就是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而国际大循环理论以比较优势理论为依据，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的结果，导致中国陷入“坏的贸易”的五大陷阱：第一，深陷对外国低端产品市场依赖的陷阱，造成我国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在近十年内出现了急剧严重恶化。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低端产品出口受到外部需求下降的剧烈冲击;低端产品出口的大量过剩遭到了许多国家保护主义措施的任意宰割。第二，深陷低工资国际竞争力的陷阱，其结果是造成内需越来越萎缩，而内需的萎缩又迫使企业不得不依赖国外市场需求，陷入这种恶性循环难以自拔，这是我国消费率持续下降和外贸依存度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第三，深陷出口导向型经济和美元霸权的双重陷阱。第四，深陷外国直接投资依赖的陷阱，这是我国深陷美元陷阱、中美贸易不平衡、国内通货膨胀和人民币汇率被迫升值的基本原因。第四，深陷技术依赖陷阱，使我国日益丧失国际竞争力。第五，深陷对外部资源的严重依和本国资源廉价出口的陷阱。(119)(贾根良：《中国在加入WTO十周年之际应考虑退出WTO》，网2011年3月30日)为此，贾根良提出了在现行WTO体系下避免我国再遭受严重损失的十条政策建议，进而提出应该研究是否退出以及如何退出WTO的战略问题。上述观点无可避免地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争议和反向，见仁见智，不足为奇。重要的是，贾根良教授长期以来研究演化经济学，对西方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发展史有较深入的研究，以史为镜，对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能提出独到见解，能言人之所不能言和不敢言，这一点在当前中央号召改进学风的今天，尤其值得提倡。

　　这里所要研究的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导致中国陷入“坏的贸易”陷阱的基本背景和理论根源是什么?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说，涉及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对此，不能就贸易本身就事论事，有必要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

　　中国道路实为中国共产党发明创造的专利，所以中国道路今年九十岁而不是三十岁。九十岁又分为三个三十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因为共产党成功地开辟了中国革命道路，这是指前二十八年，大数三十年，是革命道路;中国革命道路的基本经验是暴力革命，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没有这条道路，中国至今还是半殖民地。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中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国际分工和世界经济体系，政治上沦为半殖民地，经济上走上封建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和半殖民地道路，沦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料产地、投资场所和商品市场。这是中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和国际分工的必然后果。为了摆脱半殖民地地位，中国人民进行了一百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但是蒋介石政府是美英垄断资本的附庸，只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暴力革命、武装斗争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个目标才得以实现，国家主权包括长期由英人把持的海关才重新回到中国手中。所以，中国人民不仅认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而且将独立自主视为生命线，建国以后既不依附于西方，也不依附于苏联，靠走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道路，独立自主地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还搞出了“两弹一星”，才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赢得了“大三角”之一角的前所未有的国际地位。而计划经济的最大优势在于迅速地(不通过市场机制)将社会剩余产品转化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由于中国没有外部积累来源，在一个时期内难免会侵蚀一部分必要产品，比如‘挖农民’和长期实行低工资，甚至长期冻结工资。迅速积累的含义至少包括：第一，用行政手段配给剩余，不通过市场机制;第二，政治独立，消灭官僚买办资本，合营了工商业，剩余不流失于个人(官僚买办和私人资本)，更不流失于国外，而留在国内，在国家手里转化为积累。正是在这里，没有殖民地的“后发国家”产生了赶超发达国家的可能性，经过1949-1978年三十年的艰苦奋斗，为‘一穷二白’的中国奠定了初级工业化的基础，为今日的崛起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否则，改革开放既没有较高的历史起点，也没有必要的政治条件、制度基础，更没有家底，即必要的物质基础。著名俄罗斯经济学家波波夫教授说得形象有趣：把邓小平放到非洲，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成就。要是没有初级工业化包括“两弹一星”在内的这点家底，在美苏既勾结又争霸的国际环境中，不要说改革开放，怕是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在不在，都很难说。印度和巴基斯坦被肢解就是中国周边的例子。1979年以来的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不容否定，也否定不了，但是由于复杂的原因，中国加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后，特别是加入WTO以后，片面强调“与国际接轨”，独立自主遭到严重削弱，一些人甚至放弃了这个意识，卷入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许多领域造成了消极后果。这三十二年分三段，1979-1992年的经济改革总体上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路子，城乡居民普遍受惠，无意中与帕累托改进相契合。计划总体上体现国家意志，市场机制具有二重性，就其体现的生产关系来说，自发地有利于资本而不是劳动的利益，特别是有利于在市场上占垄断地位的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系也是如此。就中国经济改革来说，这个时期成就最大，也最突出。这个时期的基本经验是发展和改革的政治方向正确，坚持了公有制主体基础上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基本思路，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经济思潮的影响愈来愈大，主导了“七五计划”时期的政府经济改革思路，表现在对外贸易理论上比较优势理论逐渐占了上风，国际大循环理论对开放政策影响很大，出口导向开始形成。但是总起来说，这一时期自由贸易理论的积极作用还是主要的，国民经济尚有“鸟笼”控制，还讲究综合平衡，弊端尚不明显，但是隐患较大。在经济改革总体思路上，1989年北京风波后邓小平在若干场合多次肯定了陈云主张的这条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路子。1992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南方讲话》表明他的思想发生变化，主观上思想解放，魄力很大，与时俱进，理论上也有突破，但是争议很大。由于采取了“不争论”政策，在“保驾护航”的条件下，重新启动了经济改革进程，同时也造成了后遗症，主要是被新自由主义钻了空子。1993-2002年这十年是经济改革的第二阶段，这十年经济改革步子很大，成就不小，但问题也最多最大，主要原因在于新自由主义思潮泛滥成灾，模糊了经济改革的方向，在某些领域甚至以美国模式为改革目标，方向错误造成失败，如卫生部公开承认医改照搬美国模式失败。其国际背景是新自由主义在前苏联东欧地区和拉美等地造成巨大地缘政治灾难之后，1993年米尔顿•弗里德曼第三次来华推动新自由主义，此后正如海外学者郑永年所说，“中国成了新自由主义最大的试验场”，“最大”，就是世界之最，比美国和拉美还大。这也是一个国内外目睹而难以否认的事实。新自由主义思潮对发展和改革政策的影响较大，特别表现在所有制改革领域的私有化倾向、宏观调控领域和分配领域的自由放任倾向以及在教育、医疗和住房等领域不同程度地照搬美国模式的倾向。与此同时，我国在这十年保持了GDP的高速增长，外贸更得到飞速发展，经济结构更加扭曲，为数众多的出口加工企业不仅纳入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系，而且被普遍锁定在低端，在资源加速被掠夺、生态环境大面积迅速恶化和财富加速外流的背景下，出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与工资缓慢增长或趋于停滞同时并存的趋势。在这种条件下，经济的外贸依存度高达70%左右，导致中国陷入“坏的贸易”的五大陷阱，许多领域出现对西方技术和资本的依附倾向。

　　2004年“郎咸平旋风”引发了第三次改革争论，大大超出理论界范围，实际上具有政潮性质，2005年“刘国光旋风”更将其推向一个高潮，也将对长期以来外贸战略和政策的反思引向深入。2011年5月刘国光同志在美国荣获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表明其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贡献，也包括近年来“刘国光旋风”的重要贡献得到国际学术界认可。刘国光将这场反思上升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高度，所以他的文章和观点能高屋建瓴，引领方向。作为锦上添花，这里从地缘政治学角度做一点补充分析。

　　首先，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复兴伟业的必由之路，美国则要将其纳入自己的全球战略轨道，最终是将中国作为地缘政治对手(也是“文明冲突”的对手)，这是当代全球地缘政治的一个无可调和的根本矛盾。无论从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角理论分析，还是从“文明冲突”的地缘政治理论分析，都是如此。从地缘政治看，中华复兴是中华民族唯一的地缘政治出路，否则就是灭亡，而中华复兴必然引起全球地缘政治变局，与美国和整个西方的利益相冲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实现地缘政治平衡，否则无解。毛泽东一生坚持“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而政治不排除必要的妥协，但是绝不拿原则做交易，所以尼克松1971年在会谈中几次向他兜售“中美联合改变世界”的意图，毛泽东都不予理睬，根本不搭这个茬(参见毛泽东主席与尼克松总统的会谈记录)。20世纪50年代赫鲁晓夫和苏共则不仅热衷于“美苏共治”，而且拿原则作交易，最后把自己输了进去。1979年中美建交，是一件好事，但是在中国催生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阶级斗争熄灭论”死灰复燃，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小的幻想。美国则在1979年邓小平访美之前，就已经为中国设局，预设各种陷阱，从意识形态到政治军事外交，从经济外贸到社会文化，全方位战略性，步步为营，诱导中国。对此，中国不是完全没有警惕，也懂得“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仍然存在，有时甚至还很激烈”的道理，而美国又善于花言巧语，将自己的战略意图掩饰得很好，其政治意图客观上也有一个暴露过程。对此中国也有一个认识过程，例如1986年邓小平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到1987年说还要搞五十年，经过北京风波之后，到1992年说要搞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美国在1989年北京风波台前幕后起的作用，擦亮了中国人的眼睛，1989年陈云几次讲“帝国主义本性没有变”，邓小平说“四项基本原则我说的最多”，又说“新的冷战已经开始”。1989-1991年中国也搞过反“和平演变”，实际上争论激烈，后来终于转向“不争论”，其实是搁置政治争论，有利有弊，好处是能够迅速重启经济改革，代价是反“和平演变”搁起不谈。至于如何改革，在实际工作中导致“不问姓社姓资”的思潮泛滥，结果被另一种政治即新自由主义乘虚而入，一时间纷至沓来的各种方向模糊的经济改革措施导致一些人“闷声发大财”的私有化浪潮，而“以市场换技术”实际上导致放弃技术上独立自主的努力，“国际经济大循环”更一发不可收拾，在这一背景下，基尼系数不断攀升，超过警戒线，出现各种社会预警信号，包括国家安全。换言之，经济改革伴随着“去政治化”倾向，在实践中经济改革却成为最大的政治，而且某种地缘政治实力愈来愈得陇望蜀，实际上发动了以共产党执政地位为目标的“政治改革”的倒共沉船运动，也是中美之间地缘政治博弈的一部分。近年来特别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出现的危及国家安全问题，愈来愈暴露出长期以来美国乘中国改革开放之机对华发动地缘政治战争(邓小平称之为冷战开始)的真相，终于引发近年来国内国际普遍关注的持续不断的社会争论和与之相联系的社会震荡。

　　其次，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争夺，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的分化和西方对中国的渗透，部分地演变为国内两种不同地缘政治主体的斗争和争夺，而且几近白热化。2011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说：“美中博弈已短兵相接。”(120)((港)吴康民：《两岸军事合作可自保卫海疆始》，《东方日报》2011年6月16日)短兵相接，不仅表现在国际，也表现在国内经济基础和政治、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领域，后者如2011年5月前后全国各地五万多人民群众自发地掀起对某两个知识界反共名人的全民公诉活动。在后殖民主义时代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西方国家实施的地缘政治控制是通过在该国扶持统治阶级和特殊利益集团进行的，而使该集团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滋生的代表西方利益的地缘政治主体。在前苏联，根据俄罗斯地缘政治学家瓦·列·彼得罗夫的分析：“1990年盖达尔-丘拜斯-别列佐夫斯基是叶利钦总统时期的地缘政治主体，他们在国家权力最高层进行着一个民族两种地缘政治主体残酷无情的斗争，最大最好的一份国家财富落到了他们手中。”(121)((俄)瓦·列·彼得罗夫著，于宝林等译：《俄罗斯地缘政治——复兴还是灭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页)随着中国不断深入地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正如刘国光同志判断的那样，中国的阶级分化已经是一个事实，这种情况是必然有利于国际垄断资本对国内进行政治渗透，并形成与西方利益一致的特殊利益集团，这是一种代表西方利益的地缘政治势力，是否已经形成了彼得罗夫所说的俄罗斯改革中“盖达尔-丘拜斯-别列佐夫斯基”集团那样一种地缘政治主体，还不能那样断言，中国毕竟不是俄罗斯。但是是否有这样的苗头和趋势?值得重视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将其表述为阶级，地缘政治学表述为地缘政治主体，都是指“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个集团，由于他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122)(《列宁选集》第4卷，第10页)不同的利益集团，或称阶级，或称地缘政治主体，在当代全球化条件下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和地缘政治斗争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受其影响，中国的思想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也必然激化起来，而改革以来两条发展思路和改革思路的斗争所演变成的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关系到中华复兴的成败乃至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两种地缘政治力量斗争的性质。中国陷入“坏的贸易”的五大陷阱，在当代“文明冲突”中最终将导致何种悲惨的地缘政治后果，不言而喻。

　　再次，近三十年来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博弈，在政治-文化层面集中表现为美国力图将中国的发展和改革引向西化进而分化、分裂的道路，在意识形态和政策层面集中表现为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这种西化思潮的政治实质在于颠覆共产党的政权和解体人民共和国，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共产党内健康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坚决反对和抵制，在20世纪80年代表现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但是经济领域不反自由化，有利有弊，弊在为90年代中期以后新自由主义思潮泛滥与经济发展和改革形势急遽复杂化留下了隐患。所谓新自由主义影响导致经济发展和改革形势复杂化，表现在外贸金融方面，就是落入“坏的贸易”陷阱。1996年江泽民同志提出“讲政治”，2000年时任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在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反对国际势力对我国‘分化’、‘西化’的政治图谋”和“反对新自由主义”问题。正因为中央领导政治上清醒，党内有健康力量做中流砥柱，所以尽管中国“试验场”虽大，新自由主义终于不能像在苏联那样，成了气候，而且有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来“不平凡的五年”和2007年党的十七大以来，特别是这次我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以来走过的同样不平凡的道路。历史证明，改革开放不能一帆风顺，走过了不平凡的道路。不平凡的道路，包括走弯路，出风波，栽筋斗。毛泽东称大跃进是栽筋斗，改革开放就不栽筋斗?落入“坏的贸易”陷阱，还不是栽筋斗?所以，无论革命还是建设，栽筋斗是正常的，不栽筋斗，一帆风顺，反倒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可能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栽筋斗要及时总结，善于总结和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以避免载苏联那样的大筋斗。这就需要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包括科学的改革观、开放观。这方面，有关的讨论已经很多，也很深入，笔者在其它地方也多有论述，此处不赘。

　　最后，“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中美之间的这场地缘政治博弈，其基本态势已经发生并将继续发生有利于中国人民的变化，中华复兴的伟大历史潮流也是东方文化复兴的地缘政治潮流不可阻挡。就改革开放最近的一段时期而言，2007年党的十七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彻底将西化之路在政治上封死，具有特殊重大的意义。在同一背景下，2006年中央制定的自主创新战略和近年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转向扩大内需为主的方针虽然实施起来并非易事，但是都在加紧实施并不断取得成就，这一切表明中国经济对外资外技的依赖程度已经开始扭转，必将继续扭转，包括开始摆脱“坏的贸易”陷阱。

　　(本文系拙著《世界变局与中国前沿》第三章“当代国际分工、国际贸易的若干理论和实践分析”中第三节“当代国际贸易的依附经济学分析”的一个目，该书日前已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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