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下文给6月期的《国企》杂志的供稿，发表时做了不少改动，题目也改为《一辈子没长大的自由派经济学家》
一辈子没长大的茅于轼
韩德强
2012-5-21
最近，中美第四轮战略与经济对话结束，中方承诺国企将提高上缴红利比率。
本来，国有企业提高上激红利比率是中国自己的事情，轮不上美国来教训。为什么美国急着要中国国企提高红利上缴比率呢?是为中国好吗?是替中国百姓的养老金着想吗?美国政府比中国政府更替中国百姓考虑吗?用脚趾头想就可以知道，不是。美国是看着中国这几年国有企业发展势头迅猛，感到不安了。短短几年时间，世界500强的榜单上出现了38家中国企业，主要是中国国有企业。2011年全年，国有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总收入367855亿元，同比增长21.5%;累计实现利润总额22556.8亿元，同比增长12.8%;上交税费29934亿元，同比增长17.9%。业绩如此多骄，引欧美同行竞折腰。怎样阻止中国国企的发展势头呢?迫使中国国企提高利润上缴比率，减少企业用于投资扩产的资本!这就是美国阻遏中国成长的大战略。
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中国的承诺将落入美国的圈套呢?那倒也不一定。提高利润上缴比率，但是可以下调国有企业的税费担负，一样可以保障国有企业的发展资金。如此，则国有企业不但可以继续快速扩张，而且能够赢得更多国人理解和支持，坏事就可能转变成好事。只要有心搞好国企，我们有的是办法，美国那点小九九还真不算什么。
但是，皇帝不急太监急。美国要阻击中国国有企业，中国内部有人比美国还讨厌国企。谁?比如，茅于轼先生。因为，按照他的推理，国有企业人人所有，即人人皆无，产权不明，动力不足，不可能有竞争力。所以，国企越有生命力，茅于轼们就越着急。为了自圆其说，他们只好强调，国有企业赚钱靠的是垄断资源和权利，中石化、中石油靠的是垄断资源，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等靠的是垄断权利，即使做得再大，利润再多，也不算好汉。问题是，照此推理，伊朗、伊拉克、利比亚、委内瑞拉、俄罗斯都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都有国有企业在经营，为什么中石化、中石油能够做得更好，拥有越来越多的石油开采和提炼技术，产生丰厚的利润?为什么在上个世纪50年代，同样垄断中国石油资源的中石化还在刚刚起步阶段，为打出一口高产井而全国欢呼?照此推理，印度、巴基斯坦、埃及的国有电信企业也应该飞速发展，财源滚滚?可见，垄断资源和权利仅仅是发展的前提，国有企业广大职工和干部的辛勤工作、持久努力、不断积累才是国企做大做强的根本原因。连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都不敢面对，都解释不了，这不是茅于轼一辈子没长大吗?
不错，按照严格的经济人假设，国有企业产权模糊，不可能搞好。问题在于，严格的经济人只是一个假设，现实生活中的人固然有利益心，但也同样有爱国心、有责任感、有敬业精神，只要收入分配相对合理，用人机制相对健全，国有企业就可以搞好。甚至更进一步，可以搞得远超私企。为什么?因为私有企业只有企业主的积极性，而国有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性。私有企业就像传统的列车，只靠企业主的车头带，被雇佣的经理和工人都想方设法在投机取巧磨洋工。国有企业就像动车，每节车厢都自带动力。虽然单节车厢的动力不如传统的火车头那么大，但合起来的动力却更强，跑得更快。
为什么茅于轼会不断地犯同样的低级错误呢?因为他所理解、所批判的国有企业是“肉烂在锅里”的纯而又纯的公有制。他说：“在国有经济的条件下，非但交税没有意义，连企业要不要赚钱也是没有意义的。企业要赚钱只要把产品的价格提高一点，很容易就赚钱了。百姓作为消费者买了高价的商品也并不吃亏，因为企业赚的钱最后也上交给国家了。国家会把这笔企业上交的利润用于百姓的福利，所以百姓并不吃亏。反过来看，企业赔钱也不见得不好。企业赔钱是因为产品的价格太低。百姓享受了低价的产品，使企业赔钱。享受低价是好事，企业赔钱是坏事，一正一负互相抵消，所以企业赔钱也无所谓。”照他的逻辑，这种纯而又纯的公有制恐怕连会计、统计都不需要，只要“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就是了。但是，这是现实生活中的国有企业吗?根本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国有企业实际上是“混合经济体制”，产权是国有的，经营权是部门的、企业的，收益权是国家、企业和职工分享的，基层分配是按劳分配，计时、计件或计危险程度的。这样的国有企业调动了各方面、各层次的积极性，又多多少少继承了一点铁人王进喜的传统，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也就是说，茅于轼一直停留在他自己的想象中，在批判他所虚构的纯公有制企业，就像唐吉诃德一样一直在大战风车。这不是一辈子没长大吗?
茅于轼还进一步想象：“判断一个企业(国有企业)的好坏不能用利润指标，只能看企业的员工努力不努力，勤奋不勤奋。且不说是否努力和勤奋并没有一个客观的度量方法，就算能够度量也完全不能说明企业是否为社会创造了财富。如果方向搞错了越努力危害性越大。大炼钢铁不能说不努力，可是不但没有创造财富，反而还破坏了财富。由此可见，计划经济的根本问题是无法判断经济行为的对与错，大家努力的方向不明，形成一片混乱，这是计划经济最根本的问题。”
实际上，计划经济的最根本问题并不是方向的对与错问题，因为市场经济同样有方向的对与错问题：两极分化意味着资源错配给了极少数富人，资源枯竭意味着资源错配给了当代人而不顾下一代，环境污染意味着人类面临毁灭性的灾难。计划经济的最关键问题是在动力机制上。如果从最高层到最基层的决策委员会和执行者都认真负责地收集并反馈信息，形成各层次的综合动态判断，形成综合滚动计划，则计划经济完全可行。当私有意识还比较普遍时，计划经济就会有种种问题，就只能实行有限度的、局部的计划。茅于轼所经历的计划经济时代就是如此。客观上私有意识还比较普遍，但实行了较大范围、较高程度的计划，结果至少在茅于轼那里败坏了计划经济的声誉，以至他一辈子停留在对计划经济的诅咒中。这正如一个青春少女，怀着对异性的美好幻想，却被一个坏男人给强暴了，从此这位少女就有了理论：“天下所有的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不找男人找谁呢?只好找女人，搞同性恋，一辈子搞同性恋。从此，茅于轼就开始了对市场经济的无限美化中：“价格是供需双方在利益对立的情况下讨价还价的结果。在供不应求时商品会涨价;供过于求时商品会落价。所以价格能够指明这种商品是多是少。企业根据价格决定生产什么，不生产什么。社会的各种商品都处于供需均衡的状态中。”经历过大萧条的美国人不会如此赞美市场，在股市暴跌中被深深套牢的股民不会如此赞美市场，富士康13连跳的工人不会如此赞美市场，被房地产价格偏离均衡一路暴涨抛弃的白领们不会如此赞美市场，被“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搞蒙了的消费者不会如此赞美市场。但是，茅于轼会，因为他完全脱离实际，停留在他青春期被“强暴”的经历中，没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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