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经济学本质上与使用不使用数学没有关系，关键是看是否具备人文关怀，是否关注人类的福祉，而不使用数学的经济学只能被称为文字经济学，而不能被称为人文经济学，比如哈耶克从来不使用数学，甚至他的作品中数据都很少，但从来没有人将哈耶克归为人文经济学家，相反马歇尔、凯恩斯、萨缪尔森等人虽然非常重视数学，也是将数学引入经济学的人，但他们仍然被归为人文经济学家，因为他们符合人文经济学家最最核心的标准——人文关怀。
经济学一直存在回归人文关怀的广泛呼吁。阿马蒂亚·森深刻地指出，一个国家可在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状态的同时仍陷于罪恶的泥潭。杰文斯把经济学贬低成为低等的人类行为，对此，拉斯金斥之为“养猪科学”。 萧伯纳认为经济学应该是一门“使人幸福的科学”，正如美国经济学家C·K·威尔伯和K·P·詹姆森所言：“经济本身不应凌驾于人民的目标之上，而应是达到目标的有用工具。
经济学也确实应把视角重新投向“人”，从而再次关注苏格拉底所提出的“人应该怎样活着”这样的根本问题。将经济问题与人的问题割裂开来是十分愚蠢的，就像不考虑目的而孤立地看手段一样愚蠢。在任何时候，从任何角度探讨任何经济问题，都必须着眼于人生的最终目的。假如一门社会科学不能使我们寻找到更美好的社会，让每个人都过上更美好的生活，那它还有什么用呢，
尽管将使用不使用数学作为划分人文经济学和非人文经济学的标准是错误的，但又不得不承认数学的引入是导致经济学失去人文性的一个重要原因。经常有学生倾叙在经济学学习过程中感受到的困苦：在本科阶段学了四年经济学后似乎对经济理论和经济现象仍然感到茫然无知，不知经济理论有何用途，也不知经济现象如何解释;而且，这种困惑不仅存在本科生中，甚至绝大多数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乃至高校教师都存在这种困惑。经济学本身是一门致用之学，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学生和老师却搞不清楚经济学理论究竟有何用处?就因为数理占用了太大的篇幅，而对理论的介绍太少，而且现代经济学中好像也没有足够的理论供学习。受现代主流观点的影响，无论是教师在经济学的传授过程中还是学生在经济学的学习过程中往往都只是把它视为一门基于数理逻辑推导的“精确”学科，以致经济学教学基本上模仿自然科学的方式。
然而那些包含多个变量的理论来根本解释不了社会生活现象，因为你必须把那么多你根本无从得知的变量填入方程式中。从这个意义而言，我们解释和预测社会现象的可能性要比物理学中有限得多。”正因为经济学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它所研究的经济现象是由错综复杂的众多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而且，这些影响因素还在不断变动，从而不存在自然科学中的那种普适性的抽象规律。
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野心勃勃，试图搞出一门与物理学一样精确而科学的学科，从而抽象掉了经济学的时代性和人文性而日益抽象画和技术化，以致现代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主要是在训练数学的解题能力而不是观察和思考社会问题的能力，形成不了具有问题意识的直觉，从而也就发现不了问题所在、产生原因以及解决的基本思路。
而一些曾经被现代经济学所批判的东西却不一定就是错的，例如，重商主义曾经为欧洲各民族国家的崛起和壮大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指导，但到了18～19世纪却遭到了休谟、魁奈、斯密、李嘉图等人的大力批判;不过，到了20世纪后却又经历了一场复苏，凯恩斯重新称赞重商主义者们论证贸易顺差产生的需求将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而且，促进日本以及东亚四小龙经济增长的政策很大程度上也是重商主义的。为此，布鲁指出，“斯密做出了巨大贡献恰恰是因为他的思想回应了那个时代的要求。……如果凯恩斯是在1926年而不是1936年出版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理论》，相比而言，它所吸引的注意力就会大大减少。”
经济学中的人文性及其现代萎缩
经济学是有关“人”的社会科学之一个分支，它获得的任何洞见都是建立在非常广博的社会科学知识之上，而那些仅仅把经济学当作一门工程学的经济学人必然难以成为杰出的经济学家。事实上，经济思想史表明，真正有影响的经济学大多数都是服务于他那个时代的，并且对社会制度的改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这种现实问题的发现和解决能力显然依赖于他们的渊博知识，斯密、马克思、穆勒、马歇尔等都是如此
其实，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刻意地将经济学与伦理学相隔离，但伦理与经济却是共生的，因此，不仅早期经济学本身就从属于政治学或伦理学，而且，经济学根本上要探究提高人类福利之途径也必然包含了工程学和伦理学这两方面的内容。事实上，尽管斯密阐发了自利人的概念，但这个自利人却不是如现代经济人概念所宣扬的那种冷淡的自私者，而是充满同情心的并且是能够自制的人;也就是说，斯密的自利人的偏好实质上内含了他那个时代的社会伦理，古典主义时期，由于社会制度和市场机制还很不健全，人类的最大化行为主要受社会制度的限制;因此，以斯密、穆勒和马克思等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主要探究公共领域的问题，关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把经济学当作一门具有强烈人文关怀特性的社会科学。正因如此，古典经济学着力探究事物表象背后所隐藏的本质以及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由于早期经济学关注的是国民财富和社会利益等公共领域的问题，因而经济学往往被恰当地称为政治经济学，因此古典经济学也是宏观的。
然而，本来统一的经济学在古典经济学末期以降就逐渐分离了，以致后来形成了两个似乎对立的学科，并产生了两种相对独立的分析方法体系。一者，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承袭古典经济学探究事物本质的研究路径，逐步把经济学构建成一个具有强烈意识形态的规范学科;二者，新古典经济学将重点转到私人领域并集中于个人最大化个体效用的研究，并把事物的存在视为合理，专注于事物表象之间的功能性分析，从而越来越偏向于数理建模和实证分析。结果，在特定的引导假定之下，两大经济学分支也越来越偏于一隅，而新古典主义从本质上属于微观经济学，属于个体经济学，其实从新古典经济学提出效用价值论后，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就从宏观转到微观了，这才是让经济学失去人文性的根本原因。
自边际革命后，那些崇尚自由竞争体制的主流学者就逐渐接受既定制度下的分配格局，逐渐把个体从其社会环境中割裂开来，日益演变为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的学问，基于对稀缺性资源配置的研究，从西尼尔开始经过几代人不断努力，经济学最终成为专注于实现最大化的微观技术;另一方面，基于理性最大化的框架，逻辑实证主义的引入使得主流经济学快步踏入了“科学”的和“实证”的道路，将分析停留在事物的表面和功能联系上，并试图掩盖自身的一切分析方法、基本假设以及相应定理中的规范性质。事实上，自罗宾斯1932年把研究稀缺性资源的配置界定为经济学的标准定义以来，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就内缩为在既定的研究环境和目标下的行为选择;也即，在逻辑上，所有经济人的行为都纳入了一个狭隘的“在一定约束条件下求效用函数或所选择的目标函数的最大值”的目的论模式。于是，现代经济学就逐渐蜕变成了一门视野日益受到限制和缩小的技术经济学，其研究对象主要局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而逐渐失去了对真实世界的理解和关怀。正如布坎南指出的：一旦我们在方法论上陷入求最大值的范式的约束，经济学就变成了应用数学或者说工程学，此时选择成了单纯的数学计算而不再需要“决策”。
现代西方经济学把研究对象限于稀缺性资源的配置，而缺乏对社会行为主体之间真实互动关系的互动，它可以解决物质资本的配置问题，但对人力资本或社会资本等新兴资本的研究却相对无助;同样，政治经济学往往过于强调人的主动性，而对经济运行中的自然规律相对认知不足。即使在当代经济学流派中，政治经济学在西方学术界也不是已经成为历史的名词，相反，它仍是一个重要的思潮或流派;而且，随着经济学研究内容的拓展，经济学有重返政治经济学的趋势。
正因为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脱离了人的社会性，因此，尽管目前有关经济研究的论文犹如汗牛充栋，但似乎就是不能真正解决思维和实践问题：不仅那种纯粹看似漂亮、优美的数理模型因远离社会实际而变得无用，而且那些看是注重现实的实证、调查文章因缺乏本质探究而也是无用的。特别是，正是基于经济人行为的鼓吹，应用到实践后就导致无论在生意场上还是在国家治理上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帕森斯在《社会活动的结构》一书中就强调，关于行为的实证主义-功利主义理论会把社会学理论引向歧途。事实上，由于受经济学理性分析的影响，社会学等学科也正在加速转向实证和理性的分析;塞德曼就写道：“特别是在最近20年里，社会学理论过多地远离了公众生活，过多地把自然科学当作偶像一样追随，已经到了迷失自我的程度。许多社会学理论已经抛弃了自身作为社会批判和社会变革的工具来参与世界的道德和政治意图。”前言社会学如此，经济学就更是如此了，以致经济学发展日益陷入深刻的理论危机之中。
理性是空洞的。任何真正的理性都是批判性的。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抛弃了理性主义的批判精神，将制度视为合理的存在，基于短期功利的实证分析来理解理性主义;
受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维影响，当前国内大部分经济学学者很少把时间花在对问题的深层次思索上，而往往只是在面临交差时才找几个学生基于一些数据处理而“得出”一些所谓的“客观”看法以及相应的政策建议，一份研究报告或课题就这样诞生了。其实，这些学人即使在学习和使用“西方”的经济理论时也不喜欢追问理论所提出的时代背景和适用条件，而是往往只是在搬用一些非常浅显而片面的“前沿”理论;特别是，他们根本不对这些“前沿”理论作认真的适用性反思，却敢于用这些“国外”理论来解释中国现实社会经济现象，更不用说花些时间和精力去看看其他领域学者是如何分析和思考的。显然，这完全是“坐井观天”的思维和心态，但他们自己却毫不自知，也不愿知道。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已经大大扩展了：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自然资源，而是包括了知识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各种资源。不幸的是，尽管制度、文化等社会性因素都逐渐被经济学所认知和引入，但是，由于受研究路径锁定效应的影响，经济学的基本研究范式和分析框架却基本上没有发生相应转变;人文经济学试图以道德人或者说是人文理性取代经济人或者经济理性，人文经济学从本质上是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
在当代主流经济学家中，关注人文经济学的并不多，人文经济学由于未能获得主流地位而为他们所忽略。对人文经济学的复兴或回归做出杰出贡献的一位当代经济学家就是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马蒂亚·森，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在公布阿马蒂亚·森获奖原因时指出，阿马蒂亚·森“在重大经济问题的讨论中，再度注入了伦理层面的思考”。
阿马蒂亚·森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的增长与人民的福祉没有必然的关系，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阿马蒂亚·森曾说，他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力图恢复经济学诞生之初所包含的人文传统，而这种人文传统却被后来的正统经济理论所埋没”。
然而近年随着宏观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人们已经慢慢引入了文化、制度等社会性因素，宏观经济学的人文性逐渐明显。另外宏观经济学本身具有强烈的人文性，宏观经济学的科学性也体现在如何理解真实而具体的社会关系下人的理性内涵问题;宏观经济学根本目的是要通过分析人们的行为机理寻找提高人们的福利的途径，因而宏观经济学不仅要研究物，更重要的是要研究人，即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就必须包含了人面对着自然物时如何行为和人对着他人或社会时如何行为两方面的内容。前一个内容是寻找人类如何最大化地使用自然物的途径，主要是借鉴自然科学所积累的知识;而后一个内容是要探究如何充分运用人的理性以实现社会需求的最大化，根本上关乎心理学和文化学的知识，需要分析具体环境下人的行为方式和偏好。
总起说说，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三大阶段，分别是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当经济学研究主流从政治经济学转向微观经济学时，人文精神衰落了，而当经济学主流研究从微观经济学研究转向宏观经济学研究时，人文精神又复兴了，因此从根本上还是观察视角的问题，而非数学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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