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当如何应对世界经济危机

我们应当如何应对世界经济危机*　　

何干强　　

【内容提要】  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为指导。本文以马克思关于资本流通与商品流通的共性、联系和区别的原理为指导，针对目前我国的经济实践，认为在宏观调控上不应忽视五个方面的问题，即解决金融信贷失衡需要重视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比例失衡，调整产业结构必须与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扩大消费需求必须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扩大就业的关键在于振兴新型公有制经济，必须坚持在对外开放中的独立自主。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  经济危机  宏观调控　　

当前，世界金融危机（本质上是世界经济危机）还在延续，给我国经济运行带来不利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遇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困难。我们应当如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正确应对，标本兼治，搞好宏观调控？本文拟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谈些认识。　　

导言：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　　

1.宏观经济调控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为指导。我国近期的宏观经济调控，采取调整结构、扩大内需、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等一系列对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也仍然存在一些深层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一步总结经验，改进和完善宏观调控的措施。在这方面，借鉴外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实践经验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在政策措施的理论指导方面，却不能拘泥于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而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为指导，紧密结合本国国情，力求建立和完善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来实现与可持续发展紧密结合的科学的宏观经济调控。即使宏观调控在调整结构、扩大内需、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等用语上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似，也要看到我国在这些方面的内容具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所赋予的特有规定性。　　

2. 现代西方宏观调控理论的弊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是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而这个理论从总体上并不科学。在上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经济“滞涨”之后，凯恩斯的理论在西方也受到怀疑和批评，先后出现了“新古典综合”、货币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新凯恩斯主义、后凯恩斯主义和奥地利学派等多个流派，不过，所有关于宏观经济调控的思想流派，在界定自己时，都承认与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的思想有联系，“要么是它的某种思想的发展，要么是某种前凯恩斯古典思想的复活”；他们都站在维护私有制的立场上，同意凯恩斯的主张，认为政府想要有效率，就不应关心“那些已由私有经营者进行的活动”，而应当关注“私有经营者私域之外的那些职能，关注那些政府不做就无人去做的决策”。 [①] 这些流派中，货币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等流派对所谓“前凯恩斯古典思想” 的复活，也就是对历史上萨伊教条（认为市场供求可以自动实现均衡）和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的复活，换句话，也就是在宏观调控理论中融进了主张普遍私有化和贸易、金融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可以说，现代西方宏观调控理论的各种流派不过是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或多或少的结合体。这两种经济思想都属于资产阶级思想范畴，在宏观经济调控的价值观上都以维护“总资本家”利益为目的，在世界观上都带着“自利的”“生意人的眼光”认识经济关系，因而都不可能“公正无私”地理解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他们的不科学处，从学理上看，就是都把资本主义当成永恒合理的经济形态，对待市场经济都不能区分简单流通（也就是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也称一般流通）和资本主义的资本流通（以下简称“资本”流通）。　　

新自由主义迷信简单流通对社会再生产的自动调节，看不到即使是简单流通也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②]认为完善的市场体系（实质指简单流通体系）本身可以解决私有制造成的矛盾，无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商品、货币流通是与生产过程中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无视私有制生产关系决定的分配关系的不平等具有对抗性，它必然导致危机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目前这场世界性经济危机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发端，正是由于美国在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指导下，推行私有化，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然后怂恿金融领域的过度放贷来弥补居民收入过低造成的市场需求不足，与此相联系，又放任金融资本家大搞投机性“金融创新”信贷，导致市场需求“泡沫”泛滥，资源流动错位，致使产业结构比例关系发生重大失衡，进而表现为市场供求关系重大失衡而引起的。[③]而危机之所以蔓延到世界大多数国家，也是正因为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起主导作用的。应当说，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的基本矛盾，产生了社会再生产过程内部的危机，它首先在金融领域表现为货币危机；而金融货币危机又反作用于生产过程，进而又加深和扩展了生产过程内部的经济危机。如果相信新自由主义能起积极作用，那就等于放任市场自发地调整经济结构，放任私有化促成经济危机，然后再通过社会生产力遭到巨大损害来被动地恢复社会再生产平衡。这显然是不科学的。　　

    凯恩斯主义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范围内比它之前的新古典经济学或自由主义经济学有进步，它承认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矛盾。但是，它同样把“资本”流通与简单流通混为一谈。凯恩斯主义那张关于企业和居民之间相互交换的宏观经济循环流程图，描述的正是简单流通关系。那里看不出宏观经济运行客观存在的价值补偿与实物补偿的相互依赖关系；沿袭了斯密教条丢掉了C（不变资本）的错误，缺少了生产资料部门企业与企业内部的交换，也就是丢弃了Ⅰc内部的交换，有明显的片面性；[④]按照这样对宏观经济运动的理解，这就必然不能指导搞好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这也就是说，即使只是在资源配置层面搬用凯恩斯主义，也必然不能进行标本兼治的科学宏观调控。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显然不能靠凯恩斯主义来指导。　　

3.我们应当用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指导宏观经济调控。我们要应对世界经济危机，在宏观调控上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就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贯彻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具有丰富的内容，它除了人们熟悉的社会再生产理论，还应包括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分散在关于商品流通和货币、资本流通和周转、收入分配、信用制度等论述中的一系列原理。从遵循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有关市场经济宏观经济一般运行的规律来看，我们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必须高度重视生产过程对流通过程的决定性作用，在此前提下也要重视流通过程对生产过程的反作用；必须树立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具有二重性的观点，从价值补偿和实物更新两个角度指导调整产业结构，而不能单纯从货币价值运动的角度看投资和需求；必须看到生产资料形态下的不变资本价值C是宏观经济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总产品或全社会的商品价值总量是∑（C+V+M）,而不能像凯恩斯那样只关注新创造的社会价值产品∑（V+M），也就是只看到国内生产总值（GDP）[⑤]；必须高度重视生产领域中的所有制结构和关系，而不能忽视所有制的性质对宏观经济运行的作用；必须从一国的社会总产品出发控制社会再生产，高度重视提高本国的劳动生产率，而不能忽视巩固和壮大民族经济体系。与西方宏观经济学相比，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一个显著的科学特征就是，深刻地阐明了关于资本流通与简单流通之间存在共性、联系和区别的重要原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条件下，运用好这个原理，对于我们实施科学的宏观经济调控格外重要。它要求我们既看到简单流通和“资本”流通具有的共性、联系和区别，又看到简单流通与社会主义公有资本的流通(以下简称“社本”流通)的共性、联系和区别；还必须看到“社本”流通与“资本”流通的根本区别，充分认识必须坚持“社本”流通的主体地位，发挥其在多种流通并存中的决定性作用。　　

4. 在宏观调控中必须坚持关于资本流通与简单流通之间具有共性、联系和区别的原理。简单流通、“资本”流通和“社本”流通具有共性，它们都包括简单流通或商品、货币流通（即W—G—W）；它们之间的联系是，“资本”流通和“社本”流通都以简单流通的实现为前提（这可以从公式W’—G—W…P…W’看出来）。　　

简单流通和“资本”流通的区别是：在流通的目的上，前者是为个人消费，后者是为追求剩余价值；在流通的内容上，前者是使用价值交换，后者是“资本”价值的自行增殖；在流通运动的持续性上，前者是满足个人消费为限，后者为追求剩余价值永无止境；在流通关系的承担者上，前者是小生产则或消费者，后者是资本家。这些区别是由“资本”流通包含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过程决定的。　　

简单流通和“社本”流通的区别是：在流通的目的上，前者是为个人消费，后者是为追求广大人民需要的“必要劳动价值” （包括“必要个人价值”和“必要社会价值” [⑥]）；在流通的内容上，前者是使用价值交换，后者是劳动者自己控制和不断追加劳动使“社本”价值增值[⑦]；在流通运动的持续性上，前者是满足个人消费为限，后者坚持劳动者按劳分配的个人收入与“必要社会价值”相应地共同持续增长；在流通关系的承担者上，前者是小生产则或消费者，后者是自主联合劳动者。这些区别是由“社本”流通包含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过程决定的。　　

 “社本”流通与“资本”流通都包含生产环节，它们的根本区别则在于，生产环节中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有公私之分。显然，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宏观经济运动，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宏观经济运动，两者存在重大区别。　　

笔者用较多笔墨阐述上述基本原理，主要是为了强调，面对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我们要实施科学的宏观经济调控，就必须在理论指导上扬弃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西方宏观经济学，坚持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就有必要对当前调整结构、扩大内需、扩大就业和改善民生等政策措施赋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规定的科学内容。下面，笔者结合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值得重视的五个方面的问题，对宏观调控实践的方法论原则，提出一些看法，向读者们请教。　　

一、解决金融信贷失衡需要解决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比例失衡问题　　

1.区分金融危机和特种货币危机。如上所述，“资本”或“社本”流通都包括生产过程，作为简单流通的货币流通则不包括生产过程。懂得这种区分，就不应当孤立地仅从货币金融领域本身来看待金融危机。马克思指出，“货币危机是任何普遍的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的一个特殊阶段，应同那种也称为货币危机的特种危机区分开来。后一种货币危机可以单独产生，只是对工业和商业发生反作用。这种危机的运动中心是货币资本，因此它的直接范围是银行、交易所和金融。”[⑧] 现代的金融危机一般是在金融资本运动的过程中发生的、在货币流通领域表现为信贷危机的经济危机，性质上属于马克思讲的前一种货币危机，也就是与生产领域、商业领域的资本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货币危机或金融危机、而不是那种单独发生在货币流通领域的特种货币危机或在单独的资金融通领域发生的金融危机。在马克思的时代，现代意义上的金融资本尚未真正形成，那时使用“金融危机”这个概念，在学术上讲也就是指“货币危机”，也应当把作为“普遍的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的一个特殊阶段”的金融危机和作为“直接范围是银行、交易所和金融”领域的特种金融危机，作出区分。金融资本是在垄断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出现的，根据列宁的论述，“金融资本就是和工业家垄断同盟的资本融合起来的少数垄断性的最大银行的银行资本”[⑨]。可见，现代金融资本不等于单纯的货币资本。后者是表现为货币形态的资本，如存在于银行、交易所、财政领域的货币形态的资本，并不包括生产领域的产业资本和商业领域的商业资本，而现代金融资本则是“少数垄断性的最大银行”的银行资本同作为“垄断同盟”的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包括今天在服务领域的服务资本的融合。今天的世界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并不是单独发生在货币和货币资本的流通领域的危机，而是与工商业危机结合在一起的、在金融信贷环节上表现出来的世界经济危机。金融货币领域的借贷关系的断裂，不过是工商业产业部门之间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衡形成的生产总过程的危机在货币流通领域的表现形态。　　

2. 金融货币领域的问题是现象，社会再生产中的问题是本质。从“资本”或“社本”流通与简单流通的区别来看，我国要治理金融领域中出现的“三角债”、“呆账”等信贷失衡问题，就不能只把目光停留在金融领域或资金融通领域本身，而必须充分认识重视生产与流通的内在联系。作为简单流通的货币流通，一旦发生渠道堵塞的故障，不能只关注货币流通本身，而必须重视“资本”或“社本”流通过程中包括的生产环节（因两者都包括生产过程，以下用“资本一般流通”来概括两者的共性）。须知资本一般流通以简单货币流通为中介。在社会总资本（在中国的条件下包括“资本”或“社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中，货币流回规律正是这种中介作用的表现；它是指，在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中，各生产部门是互为条件、互为前提的，它们通过相互交换产品，来实现价值补偿和实物更新；如果交换正常，作为交换主体的生产者预付到流通中用作媒介商品交换的货币，将按照他们投入的数额，流回到自己的手中。[⑩]货币流回规律显示出，在宏观经济运行比较稳定，全社会商品流通正常进行的情况下，企业在资本一般循环中，投入流通的货币（货币形式的资本价值）就能够比较及时地回到企业；如果企业的货币来自银行贷款，那末货币就会流回银行。在现代银行信用制度已经建立起来的条件下，全社会企业的货币投入与中央银行是紧密联系的，如果宏观经济运行比较正常，中央银行投放的货币就能比较及时地回流。因此，货币流回规律其实是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表现形态。社会再生产过程是否正常与货币能否流回，是本质与现象的关系，也是原因与结果的关系。　　

3.弄清解决金融货币领域存在问题的科学路径。有必要指出，一些人并不明白上述原理，实际上是把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当成了“可以单独产生”的特种货币危机，或者把我国金融领域出现的“三角债”、“呆账”也看做是该领域本身的问题。这表现在，有人以为向金融市场注入资金“救市”，或者向流通领域投入货币来扩大购买力、扩大需求，或者改善金融货币领域本身的“监管”，就可以阻止金融危机。显然，这是只把目光停留在经济的表层现象上想出的“治标”办法，是解决不了实质问题的，是不能“治本”的。解决金融货币领域的问题，必须弄清上述本质与现象的关系、原因与结果的关系，因而必须重视生产领域产业部门相互之间的比例失衡问题；从解决生产领域产业结构失衡做起，才能找到解决金融货币问题的科学路径。这当然不是说金融货币领域就没有自身的诸如监管不严、借贷不当等问题；而是说，宏观经济调控绝不能采取孤立、片面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而必须充分理解马克思已经科学地揭示出的国民经济运行总过程各个层面的内在联系，遵循商品流通决定货币流通、产业结构的平衡决定预付货币的流回这些规律；这样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措施，才能真正实现科学的标本兼治。　　

二、调整产业结构必须与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　　

1.调整产业结构必须结合现实生产关系的作用来进行。从生产决定流通的唯物史观基本观点来看，解决金融货币领域流通不畅的问题，要从促进产业结构形成均衡比例做起。但是，调整产业结构不能凭主观设计，不能照搬外国的经验。产业结构属于社会生产力范畴，而社会生产力总是一定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力。当我们对社会生产力本身做抽象的理论分析时，可以暂时舍象生产关系，但是，如果解决现实经济中的社会生产力问题，就必须结合实际生产关系的作用来进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社会生产力的历史发展水平决定一定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社会生产力有反作用；而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是与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结合在一起的。在已经建立起生产关系与社会生产力基本适应的经济形态的历史条件下，从生产力起决定性作用的角度来看，如果人们能遵守客观经济规律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就能形成与生产关系相辅相成的合理产业结构和增长速度，并推进生产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走向完善，而一旦人为因素导致生产力背离客观规律盲目发展，社会生产力自身的发展必定出现产业结构失衡的问题，也会对生产关系产生破坏作用；从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角度看，如果人们能够从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巩固和完善一定历史形式的生产关系，就能促进社会生产力更好更快的发展，而一旦这样的生产关系遭到人为破坏，则会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种破坏也会体现在产业结构的失衡上。　　

所以，调整产业结构，既要遵循生产力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又要注意与历史形成的生产关系形成相辅相成的适应关系。实践证明，中国现阶段与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调整产业结构，应当与促进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结合起来进行。　　

2.产业结构必须有利于大多数人民群众的需求才是合理的。在中国现阶段的生产力水平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关系和结构最能促进社会生产力持续稳定发展。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中，自主联合劳动者成为生产力的主人翁，自主决定（在途径上通过代表自身利益的国家或集体机构）分配关系，因此，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对劳动者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最为有利。根据马克思揭示的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的结果和表现这个基本原理，[11]这样的所有制关系和结构，必然产生现阶段的对人民群众有利的分配关系及其结构，从而形成现阶段的市场有购买力的需求及其结构。从市场供给的角度来看，产业结构就需要与这样的市场需求及其结构相对应。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现阶段有利于社会生产力自身发展的产业结构，必定是有利于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市场需求的结构；产业结构只有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决定的市场需求结构相对应，也就是与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的有购买力的需求向对应，才能有利于市场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也才会遵循货币流回规律的要求，实现金融信贷的平衡。如果现实的产业结构出现背离大多数人民群众有购买力需求的情况，就必定违反客观经济规律，阻碍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我们看到，在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背离大多数的市场需求而导致产业结构不均衡的倾向。试举两例：　　

——盲目发展小汽车产业拉动宏观经济。这就等于把与小汽车产业相联系的一系列配套产业所耗费的资源和劳动力，都用于为目前能够买得起小汽车的阶级和阶层服务了。须知目前小汽车在我国还属于高档消费品范畴，大多数劳动者目前还买不起；这就决定了小汽车产业的发展一旦超出其狭小的有购买力需求的限度，就会因供过于求而影响一大批相关制造业的商品流通遇到困难，这就必然反映到货币流通上，酿成信贷失衡的金融问题；这里还不谈由于中国人均土地少，在地铁尚未普遍发展起来的情况下，私人小汽车过多，在交通、占用土地、污染方面带来的后果。　　

——把高档商品房作为发展房地产业的支柱。由于过多地发展脱离一般老百姓购买力的高档商品房，不言而喻，这必定造成高档房空置，这同样会产生由商品房流通不畅引起货币流通不畅的问题，再加上房地产的炒作引起泡沫，就更加变成金融问题；这里还不谈由追求私利导致的不法官商勾结，腐败屡禁不止的问题。　　

这两个例子反映出，产业结构出现了不利于大多数人的因素，就会引发金融问题。一般地说，引起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显然与市场社会分工制度具有自发性的短处有关，而私有制比重越大，这种自发性就越大。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导向，可以减少这种自发性,利用好市场社会分工制度的长处，促进生产力发展；但是，如果公有制基础被削弱，计划导向就难以实现了。由此又可以看出，我国产业结构出现的问题，并不单纯是生产力领域的问题，它与私有制比重的扩张和公有制的削弱，也就是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削弱是联系在一起的。　　

3. 只有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才能形成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的产业结构。现阶段我国的产业结构要形成合理的比例关系，就必须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惟有如此，才能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保证市场供求的平衡。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同志在领导我国财经工作时，一再强调要建设“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12]，并明确指出，“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13] 这个思想在今天看来，就是要求形成一个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有购买力需求的产业结构，来促进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目前我国不少行业产能过剩，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不足，这是与所有制结构存在的问题相联系的。近些年来，不少地方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搞私有化“改制”，导这致公有制经济比例严重下降，收入差距明显拉大，而高收入者人数少，消费总量少；中低收入者是大量的，却缺钱，这怎么能不造成有购买力的市场需求不足呢，又怎么能不引起商品流通不畅，从而导致银行借贷不平衡呢？因此，调整产业结构是不能回避所有制方面存在的问题的。真正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要重视生产关系方面的科学发展，维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三、扩大消费需求必须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1.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深层原因在于私有制，而不是消费需求不足。必须充分认识，目前表现为金融危机的世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危机。不把这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私有制的根源，而把它归结为消费不足，这种认识是肤浅的。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认为危机是由于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或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引起的，这纯粹是同义反复。”[14]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消费只能是有支付能力的消费，产能过剩、商品卖不出去而形成的危机，与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买者，找不到消费者完全是一回事。这就是说，用消费不足来解释危机的原因等于什么也没有解释。原因要到资本流通的生产环节中来寻找，这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的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收入的两极分化。　　

不深入到资本流通过程中的生产环节，而只从简单流通领域去寻找危机的原因，很可能被流通中的假象所迷惑。资产阶级学者认为，既然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不足，那么，在现有制度下提高工人的工资就可以解决问题。针对这种观点，马克思深刻地指出，“我们只须指出，危机每一次都恰好有这样一个时期做准备，在这个时期，工资会普遍提高，工人阶级实际上也会从供消费用的那部分年产品中得到较大的一份。按照这些具有健全而‘简单’(!)的人类常识的骑士们的观点，这个时期反而把危机消除了。因此，看起来，资本主义生产包含着各种和善意或恶意无关的条件，这些条件只不过让工人阶级暂时享受一下相对的繁荣，而这种繁荣往往只是危机风暴的预兆。”[15]可见，由于资本主义经济以私有制为基础，即使出现一定时期的经济繁荣，工人收入可以得到一定提高，也不能改变危机的必然性，那不过是预示着工人接下来就要受到危机的煎熬。　　

2. 我国目前出现的消费不足，原因在于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受到削弱。我国目前也出现消费需求不足的现象。这给我们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搞好宏观调控带来很大的不利。为此，有必要弄清产生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由于此前搞“大跃进”，结果出现了消费不足的“困难时期”，那是与违背生产力本身的规律，以致人为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相联系的。现在的消费不足，则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起来，生产力得到相当大发展之后形成的。生产力发展了，为何出现消费需求不足？据资料，2001年以来，我国投资率不断上升，2007年达到了43％，超过了在我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38％的平均水平；但是消费率则从1997的59％下降到了2007年的48．8％。更值得关注的是，1997年到2007年，中国劳动者的报酬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从53．4％下降到39．74％。而同期资本收入所占比重却在持续上升，企业盈余占GDP比重从21．23％上升到31．29％，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10．95％上升到20．57％。[16]这种消费需求下降的状况与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下降是成正相关的。有统计学专家测算，从1995年到2006年，我国的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比重，从分别为73%与27%，演变到48%与52%。[17] 这验证了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的结果和表现这个基本原理。因此看来，要解决消费需求下降的问题，必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振兴新型的公有制经济，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是宏观经济调控要达到改善民生的治本之策。　　

3.私有化加公共财政再分配之路走不通。近年来，有一种倾向在蔓延。我们遵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振兴公有制经济，有人却认为私有化形成的格局已不宜改变，主张通过政府的公共财政来解决收入差距拉大问题。这种“私有制加公共财政再分配”的办法并不是什么创新，而是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搞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办法。事实上，这种办法在那些国家行过一时，也逐步走不通了。它们能够一时推行，也是因为它们作为“中心国家”掌握先进生产率，可以通过“中心—外围”的国际经济关系格局，在国际经贸关系中攫取高额垄断利润和超额利润，能从中分出一部分给本国老百姓搞公共福利，从而缓和阶级矛盾。但是，我国没有这种条件。这只要看一下近年来我国财政出现的困境就可以明白。2009年，中国财政赤字已扩增至9500亿元，已经逼近了国际上一般认为的财政赤字占GDP规模应在3%以内这一警戒线。有关专家说，这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最高额度的财政赤字，与2003年历史最大规模赤字3198亿元相比，在绝对量上增加近200％。[18]值得关注的是，五年以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地方债务课题组的一次摸底统计，地方政府债务在1万亿元以内；[19]而据财政部财科所统计，到2008年底，以直接债务、担保债务和政策性挂账构成的地方政府总债务，已达到4万亿元以上，相当于GDP的16.5%。[20] 这种状况充分表明，把希望寄托在“私有制加公共财政再分配”的“模式”上，这是根本行不通的。也从反面证明，要解决扩大内需，主要是扩大个人消费需求的问题，根本的办法还是振兴新型的公有制经济，坚决纠正私有化造成的收入差距拉大的倾向，通过落实宪法规定的按劳分配为主，来提高大多数人的收入。　　

四、扩大就业的关键在于振兴新型公有制经济　　

1.发展私有制经济的经济增长不能持续扩大就业。宏观调控要求改善民生，改善民生就必须扩大就业。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必须通过追加投资，使经济年增长率达到一定高度才能保就业，这初看起来有一定道理，但是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分析，就可以发现，这种看法未免笼统。因为这种讲法撇开了“资本” 流通和“社本”流通在性质上的根本区别，如果引入了它们在流通过程中生产环节的所有制具有不同性质这个因素，就可以看出，其一，如果用财政手段追加投资或通过银行扩大货币资本信贷等政策措施，扶植私营企业的发展，那么，这将不可能有效地实现保就业的目标，尤其不能保证就业的长期稳步扩大。即使刺激私人资本积累增长，在一定时期可以增加某种程度的就业，但是，却无法改变私人资本积累规律的作用。《资本论》早已揭示也被实践证明的事实是，私人资本积累将不断地再生产出相对过剩人口，即仍然会造成新的失业。其实，私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本身就是以失业率的存在为前提的。其二，通过财政手段追加投资，如果不是着眼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而只是着眼于扩大基础设施的投资拉动需求，从而扩大就业，那么，在本来的结构不合理或者说产能过剩的情况下，这些问题就会被暂时掩盖起来，结果只会使矛盾积累起来拖到今后爆发；如果财政投资是靠寅吃卯粮，靠赤字财政，情况将更加糟糕，不就势必发生通货膨胀。如上所述，产业结构必须与所有制结构相对应。在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并存的条件下，只有坚持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并逐步扩大公有制的比重，失业率才有可能逐步趋于减少。在促进经济逐年增长的过程中，逐步减少失业率，乃至最终消除失业率，这是我们在宏观调控目标上与凯恩斯主义不同的地方，这也是科学发展观“发展为了人民”这个目的的要求。必须看到，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经济，一般来说总有一定的发展速度的，因为其再生产的特征就是扩大再生产，但是，那终究是伴随失业、两极分化的带病发展；在现代它通过宏观调控减少失业率和增加就业，终究为的是增加私人资本和总资本家的资本，其经济总量的年增长，或许可以暂时给戴在雇佣劳动者身上无形的锁链宽松一下，但是，决不可能真正解决劳动者的失业和社会收入两极分化现象的。　　

2. 只有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经济增长才能真正扩大就业。要真正地扩大就业，必须坚持“发展依靠人民”，也就是通过宏观调控的计划调节，服从结构调整，引导人民群众自己组织起来，振兴与市场经济高效结合的、把收入差距限制在按劳分配范围内的新型公有制经济。如果能够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利用目前大批私营企业不敌世界经济危机的外部冲击，实现新的由私向公的“转制”，增加就业，在实践上振兴新型公有制经济，实现公有制经济真正占主体地位，那么，即使暂时经济的年增长率没有达到8%，由于民生得到保障和改善，社会就会稳定，科学发展就有希望。我们在公有制前面加了新型两字，这是因为，目前我们提高要振兴公有制经济，有人就说，“你又在主张回到旧体制了”。他们把公有制与旧体制看成一回事，实际上是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对立的。我们则认为，现在要振兴的是突破计划产品经济体制之后，与市场经济实现高效结合的公有制经济。新型公有制经济的生命力，已经体现在改革后已经焕发活力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中，问题是要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惟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扩大就业，逐步消灭失业，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五、必须坚持在对外开放中的独立自主　　

1. 坚持从国力出发，弄清外资不是本国国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全球化条件下，世界经济危机必定会周期性的发生。问题在于，世界经济危机一旦发生，我国经济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能否洁身自好，不被卷入？如果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是可以统一的，我们就有充分理由回答，只要我们能动地发挥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是可以做到不卷入世界经济危机的。这是一个需要展开论证的大问题，本文对此不能展开。这里只是从宏观调控应当对坚持民族经济独立自主有所作为的角度对此进行一些必要的论述。　　

从这个角度来看，十分重要的是，宏观经济调控必须区分国力与外力。我们知道，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我国的公有资本和合法私人资本构成了民族总资本。在对外开放条件下，虽然我国民族资本的流通与外国资本的流通是交织在一起的，但是，从资本价值所有权的归属和资本取得利润的归属来看，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的界限又是十分清晰的。应当说，民族总资本才属于本国国力；引进的外资只是外力，并不是本国国力。陈云同志运用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的基本理论，强调“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21]，也就是要从国家的财力物力出发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在对外开放条件下，这个基本观点仍然是正确而必须遵守的。我国要避免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损害，在宏观经济调控上就必须从国力出发，必须维护和发展本国国力，控制外资。这是因为，外资尤其是生产力高的外资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越大，对民族经济发展的阻力就越大，外国资本主义经济运动我国经济的影响也就越大，从而世界经济一旦发生危机，我国经济的风险也就越大。所以，宏观调控不能不对引进外资及其流通进行控制。但是在现实经济工作中，忽视从国力出发的倾向却严重存在。本来，合理利用外资是为了学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曾几何时，不少地方干部却把外资当成自己的国力，出现了盲目引进外资的倾向；加上把改革开放与建立独立自主国民经济体系对立起来，盲目发展外向型经济，这就加大了人民币经常项目的顺差，加大了制造业对发达国家的依赖性，加大了超过合理限度的外汇储备，从而加大了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对我国经济的制约。这种制约性越大，国际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对我国的不利影响就越大。所以，必须在宏观上把进入我国的外资控制在一定的限度。　　

2. 维护民族经济的独立自主就不能允许国际资本自由出入中国。如前所述，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是既有共性、联系，又有区别的。用这个经济学原理指导处理国际经济关系的宏观调控，就必须区分国际货币流通和国际资本流动[22]。充分认识，前者与外汇经常项目的兑换相联系，涉及的主要是用于国际贸易等价（国际价值）交换关系中的国别货币的兑换；而后者与外汇资本项目的兑换相联系，不仅涉及国别货币形式的兑换，而且涉及国别资本内容的关系，也就是涉及不同国家的资本主体的相互利益关系，它们是一种国家之间的民族利益关系，也是不同国家的资本主体掌握的不同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因此，国际资本的流动，关系到国家的经济主权。这与国际货币流通有本质区别。这就告诉我们，宏观经济调控必须把握人民币经常项目的自由兑换，与人民币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两者的本质区别。　　

值得提出的是，即使是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第八条款明确规定了外汇经常项目的自由兑换，却没有明确规定外汇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有专家指出，“关于资本项目可兑换，尚没有一个国际组织对其有统一的管辖权，也没有统一和规范的定义。”“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资本管制。”[23] 这反映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对自己的民族利益和经济主权，都是抱维护的慎重态度的。因此，客观地说，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并不是判断金融业是否对外开放的标志。毫无疑义，我国的金融业必须对外开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不分不同国家之间民族经济利益的界限。只要有损于本国民族经济利益，就不能随意开放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　　

3.劳动生产率平均水平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当是人民币资本账户自由兑换的基本条件。在对外开放中，何时才能开放人民币资本账户的自由兑换？这是宏观经济调控必须回答的问题。新自由主义的金融理论主张发展中国家都放开外汇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其主要论据是，让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实现国际经贸的自由竞争，可以提高效率，使商品价值降低，这对广大消费者有利。这是似是而非的。其实，市场竞争并不是只有商品流通领域的竞争，更重要的是资本流通领域的竞争；市场竞争的结果，影响的不仅是商品流通领域的卖者和买者，而且是资本生产过程中的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的关系。国际市场竞争是以马克思揭示的国际价值规律为基础的，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生产同种商品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国家，商品的国际价值较低，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可以用较低的价格占领国际市场。这样，在国家经济实力不对等的情况下，如果生产力高的国际资本自由进入发展中国家，必然使这些国家的民族企业因生产率不敌发达国家的企业，而处于劣势地位，这将压迫民族企业降低成本以求生存，这其中就包括降低劳动力成本，也就是淘汰工人，或者降低工资。如果不加限制地让大量外国企业进入国内，固然在某种程度上会暂时扩大就业，但是，因为其资本有机构成高，吸纳劳动者人数会明显少于有机构成低的民族企业，而且因生产力低的民族企业被削弱、兼并、破产，又会淘汰大量劳动者。结果，发展中国家民族经济实力受到严重削弱，广大劳动者收入降低，有更多地失业。这样一来，即使外国企业的产品物价较低，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劳动者作为消费者仍然会买不起，也就谈不上得到什么益处。金融自由化理论只分析一般流通中的竞争，不分析资本流通中的竞争，这显然是片面的。这里又可以看出，金融自由化理论是一种对发达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有利的理论。　　

根据马克思揭示的国际市场竞争以国际价值规律为基础的基本原理，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在国家之间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相当的条件下，才能真正实现平等的国际自由竞争，也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开放外汇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促进资本的国际自由流动，才会使国家的民族经济在国际市场中获取长远的与竞争国对等的比较利益。因此，同等经济实力，是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必要条件。在这种条件尚不具备的条件下，应当遵循国际价值规律，以增强民族经济国际竞争力为价值目标，有控制、有选择地把国际资本“引进来”，促进本国资本“走出去”。　　

可见，说开放人民币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是大趋势，这在中国的国力总有一天要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个意义上，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按照金融自由化理论，撇开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差距，认为目前必须立即选择时机，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笔者是不能苟同的。我们在宏观调控中，应当把好人民币资本项目这个关，只有当我国社会平均生产力达到了可以和发达国家真正展开资本之间的平等竞争的程度，才能实行自由兑换的开放，否则就只能实行有限度的开放。　　

结束语　　

根据上述分析，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必须采取标本兼治的办法。治本之策是，根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调整所有制结构，下定决心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振兴新型公有制经济；同时从有利于人民出发，调整产业结构，构建既开放又独立自主的现代国民经济体系，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经济结构合理化，促进市场供求的可持续均衡，才能最大限度的扩大就业，促进人民走向共同富裕，实现经济的科学发展。当然，针对眼下急于解决的一些问题，也不能忽视治标之策，也需要用财政手段追加经济结构中的短线投资、加强银行监管，用政治手段制止金融投机、腐败等等。目前，我国资本项目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并没有开放，因而把我国经济方面的问题，主要归结为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是根据不足的。面对宏观经济出现的问题，我们应当着眼于分析内因。没有必要担心，如果国际经济危机不能缓过气来，我国一定会跟着倒霉。只要我们坚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世界经济危机再严重，我国经济也可以做到“我自巍然不动”。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的基本规律，充分认识并自觉遵循这个客观规律，这是我们对国内经济实现科学发展具有信心的底气所在；而忽视遵循这个基本规律，盲目地搬用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教条，就只能治标而不治本，还有可能掩盖矛盾、深化矛盾，这是广大人民群众不愿意看到的。　　

（：南京财经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2009.3.31初稿，2009.8.5 修改稿　　

2009年11月23日再次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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