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高度重视七个基础性资源可能相对萎缩的挑战

高度重视七个基础性资源可能相对萎缩挑战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节收入分配方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李慎明[1]

我国正在编制“十二五”规划。编制好一个科学﹑合理的规划﹐对于我们抓住国内外前所未有的机遇与应对国内外世所罕见的挑战十分重要。

国际国内﹐国内工作是基础﹔经济政治文化﹐经济工作是基础。正确认识国内经济形势﹐是科学判断我们所处历史方位﹑科学规划未来的重要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不容置疑的巨大成就。同时﹐30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也出现一些新的情况。我们一是决不能把新出现的相关情况看得过于严重﹐对前途丧失信心﹐甚至否定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必须坚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任何倒退都是没有出路的。二是一定要居安思危﹐决不能看不到存在的问题﹐盲目乐观﹐拒绝与时俱进。胡锦涛同志曾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宁可把风险﹑困难估计得足一些﹐也千万不要因为估计不足而在风险发生时手足无措﹐陷于被动”。

我个人认为﹐在未来一些年内﹐我国所面临的所有新情况﹑新困难中﹐可持续发展的七个资源可能出现相对匮乏的情况是最重要最基础性的。

第一是土地资源。国土资源部公布的2006年度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报告显示﹐我国耕地只占国土面积的13％﹐占世界总量的8.4％﹐人均仅有1.4亩左右。但改革开放30年来﹐全国耕地净减少了两亿亩左右。两亿亩左右耕地进入房地产商品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对拉动全国GDP的增长﹐增加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收入﹐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改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但如果今后农业科技上没有较为重大的进步的话﹐就不可能再有较多的耕地资源进入商品领域﹐否则就会与确保粮食这一战略性资源的安全发生根本性矛盾。2007年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代表政府宣布要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而且这一指标要坚持到2020年。截止2008年﹐我国共有耕地为18.2574亿亩﹐守住红线本身的任务相当艰巨。2007年我国的粮食总产量只是恢复到1996年的水平﹐但人口却增加了一个亿。2020~2030年﹐我国人口可能达到15~16亿﹐每年需要粮食5.6~6亿吨﹐但若无大的科技进步﹐每年我们仅能生产五亿吨左右﹐而现在国际上每年商品贸易粮不过是两亿吨。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粮食是比黄金还要珍贵的物品。我国这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其粮食的生产与供应必须立足自力更生。

第二是政府性投入资源。截止2009年10月底﹐我国城乡居民存款共有25万多亿。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发行长期国债﹑银行直接贷款﹐绝大部分已经投贷出﹐并且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有的项目回收投资可能需要二三十年时间。政府对经济建设的投资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一资源在今后也是明显减少或受到限制。

第三是物质资源。过去是肥水快流﹐个人﹑集体﹑国营一起上﹐对开发资源﹑推动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也有一些是掠夺性开采。今后﹐粮食﹑石油﹑水﹑矿产等各种战略性资源都将受到很大制约。我国经济主要是粗放型的增长。据国家发改委统计﹐2006年﹐我国GDP总量只占世界GDP总量的5.5％﹐但消耗的能源占全世界的15％﹐消耗的钢材占了30％﹐消耗的水泥占了54％﹐我国单位产值能耗是发达国家的3~4倍﹔我国主要产品单位用水量比发达国家高出五百多倍﹔我国木材综合利用率只有40％﹐而林业发达国家的木材综合利用率已达80％。水环境状况严峻。我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全国六百多个城市有三分之二供水不足﹐其中六分之一的城市严重缺水。很多河流开发利用率超过国际警戒线的30％。矿产资源短缺。目前﹐我国除煤炭和建材非金属矿产外﹐其它矿产已有三分之二的国有骨干矿山进入中后期。我国人均能源可采储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0年人均石油可采储量只有2.6吨﹐人均天然气可采储量为1074立方米﹐分别为世界平均值的11.1％和4.3％。2003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第七大石油进口国。现在国内石油资源对需求的保证程度仅在50％左右﹐到2020年﹐可能只有42％﹐对外依存度将逐年提高。在已探明的45种主要矿产资源中﹐可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仅有21种。

第四是环境资源。全国七大水系竟有一半河段存在严重污染问题。污染物排放量大﹐江河湖海污染严重。全国75％的湖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截止2009年﹐全国尚有三亿左右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前几年﹐我国污水排放量居世界第一﹐超过环保标准允许量的68％﹔二氧化硫排放量也居世界第一﹐超过环保标准允许量的77％。全国90％以上的天然草原不同程度的退化﹐草原退化﹑沙化和碱化的面积达1.35亿公顷﹐占草原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并仍以每年两百万公顷的速度增加。大气环境处于严重污染水平。在2003年监测的340个城市中﹐轻微污染﹑严重污染的分别占32％和27％。过去不少地方可以先污染﹑后治理﹐现在不仅不能这样做﹐而且对过去污染的治理需要大量的投入。从1993年起﹐淮河水污染治理已经进行了16年﹐各级政府已投入七百多亿人民币﹐但也仅是维持原来污染的程度﹐没有继续加剧恶化而已。据环保部《2006年中国环保状况报告》披露﹐淮河两千公里的河段中﹐78.7％的河段不符合饮用水的标准﹐79.7％的河段不符合鱼类用水﹐32％的河段不符合灌溉的标准﹐十年前淮河还生长60多种鱼类﹐现在几乎绝迹。如果现在不抓紧防治﹐十多年后的长江将是今天的又一个淮河。

第五是国际国内市场资源。我国的GDP无非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国际市场﹐亦即外贸﹕前些年中国进出口增长幅度每年都达30％以上﹐可以说已充分享受入世好处。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我国进出口在2004年就已超过1.15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高达70％（世界各主要大国一般在20％左右）﹐国外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中国可以占领的已经基本占领﹐所以今后中国进出口再继续高速增长的潜力有限。2008年10月﹐中国的进出口同比增长17.6％﹐但到了11月便急速下降9％﹐12月份总值下降11.1％。2009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23.5％﹐其中出口下降21.8％﹔进口下降25.4％。二是国内市场中基础设施投资。2007年投资率仍高达42％以上﹐消费率降至48％。2009年上半年﹐我国的投资又为33.5％﹐如果扣除资源价格下降因素﹐则为41.2％。这样较高的投资率很难维持。三是国内市场中城乡居民消费。这些年来﹐我国经济上最大的隐忧就是城乡居民内需相对不足。在初次分配中﹐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1990年占53.4％﹐2005年下降到41.4％﹐15年间﹐下降12％﹔近几年还在下降。但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劳动报酬都要占GDP的60％以上。在我国大陆居民所拥有的金融产品中﹐20％的富人占有66％﹐而20％的低收入者只占有1.3％。要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城乡居民的购买力是基础。这些年来﹐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各项大的改革都已基本到位﹐老百姓口袋里有点钱也大都不敢花。尤其有着八亿人口的农村收入明显增长乏力。2009年上半年国内个人消费仅占GDP的15.5％。现在全国有四万亿左右的库存积压。2009年粗钢产量可能要超过七亿吨﹐但市场需求仅为五亿吨左右。供过于求的商品占全部调查商品的比例可能要达到70~80％。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是消费最终决定生产﹐决定GDP。东西卖不出去﹐谁还敢投资﹖投资得少﹐较高的GDP的增长率就很难较长久的维持。

第六是劳动力资源。改革开放30年来﹐沿海发达地区绝大多数农民工工资基本上维持在800~1000元左右。丰裕廉价的劳动力支撑了我国商品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但我国目前未富却已进入准老龄社会。到2015年生产年龄（15~64岁）人员将明显减少。等到“80后”﹑“90后”进入生产年龄﹐有的可能要两个人抚养两个孩子﹑四个老人。此时﹐我国的廉价劳动力将不复存在。按照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届时我国商品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将明显下降。

第七是外资资源。由于以上六个资源充裕﹐加上我国各项政策到位﹐外资进入我国后其利益能够得到保证﹐中国吸引外资水平继续提升﹐连续17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我国外资企业的出口与进口均占全国总量的50％以上。外资带来了经济繁荣﹐使得中国GDP迅速增加。目前﹐外资进入我国仍会保持一定的额度（仅2009年4~6月﹐国外“异常资金”进来共有880亿美元）﹐主要一是看准人民币在最近几年内是升值的趋势﹐这些“异常资金”进来是为了赚取人民币升值的汇差﹔二是投入和推高我们的房市﹑股市﹐“吹大”房市﹑股市“泡沫”企图赚取暴利﹔三是收购我们的关键行业的国有和民营企业﹐再包装上市赚钱或直接“做黄”以实现其对我国内消费市场的垄断﹔四是想占领我们的服务行业﹐特别是金融﹑保险﹑文化产业等领域。但是﹐我们应注意外资进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赚钱﹐如果3~5年﹑十年八年之后﹐上述六个资源都有明显萎缩或受到限制﹐赚钱难度加大﹐外资这第七个资源也就可能逐渐乃至大量减少。因此﹐在近些年内﹐我们要高度重视防范和化解在特定的条件下外资大规模撤离时﹐给我们带来的极大的金融及社会等风险。

以上七个资源带动了房地产﹑高速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汽车工业和外贸出口四个产业的高速增长﹐由此带动了钢铁﹑水泥﹑化工﹑电力﹑建材等30多个行业的超常规发展。由于以上七个资源的限制﹐从一定意义上讲﹐这四个产业正在变为“夕阳产业”。我们亟需寻求和培养新的经济增长产业。我们要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就不能仅从技术经济学﹑经济运营学的角度考虑问题﹔预测经济﹑规划发展也不能仅仅只是关心今年﹑明年﹑后年﹐而应是五年﹑十年甚至20年﹐应该有中长期的战略考虑﹐从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上去考虑。

如何解决未来一些年内以上七个战略性资源可能相对萎缩的问题呢﹖我个人认为﹐必须在“十二五”规划中﹐高度重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节“收入分配方式”。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必须贯彻科学发展观中的建设创新型国家。据2005年国家统计局经济普查数据第二号公报中披露﹐我国工业企业投入的研发费用平均仅占销售收入的0.61％﹐即使是大中型企业﹐技术开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也只有1.7％。国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仅为万分之三﹐98.6％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我国科研投入占GDP的比重仅有1.3％﹐而以色列为4.9％﹐瑞典是4％﹐芬兰达到3.9％。以我国企业生产的耐克鞋为例﹐价格为200美元﹐外国设计者可得到100美元﹐品牌商可得90美元﹐我们的企业所得仅是十美元﹐工人工资则更是低微。我国生产一台DVD交给外国的专利费是18美元﹐企业只赚一美元。我国生产的一些产品往往只有2~3％的利润。中国的崛起不能仅靠“汗水工业”﹑环境污染和资源的过度消耗。因此﹐在制定“十二五”规划中﹐要高度重视把科学发展观中的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贯穿其中﹐切实加大对教育﹑科研和新技术﹑新产业﹑新产品开发等支持力度。对核心技术我们决不排除并要大力引进﹐但一定要立足自力更生﹑自主自创﹔在核心技术这一关键性问题上﹐越是立足自力更生﹐便越容易引进先进技术。我们与前些年有了根本变化﹐我们现在并不缺乏外汇储备。现在利用外资时﹐一定要“抬高门坎”﹐高度重视对新技术等的引进。

调节“收入分配方式”就必须从统筹全国的分配入手﹐让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明显增加。从中长期来说﹐我们要确保小康社会的实现﹐就必须培育消费市场。培育消费市场﹐最根本的是收入的差距不能太大。而目前收入差距还在增大﹐而不是缩小。从中长期看﹐这必然会制约经济发展﹐其中包括影响社会稳定。分配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是﹐我们也应记住第二句话﹐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分配搞不好﹐最终要制约生产力的发展。所以研究经济学﹑指导经济工作﹐不仅要从生产力的角度﹐同时更要注重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研究和指导。要注重用党的基本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我们的经济工作。邓小平同志在晚年数次提到分配问题。1992年12月18日﹐邓小平同志说﹕“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仗’”。[2] 如何理解“内仗”﹖很值得我们深思。1993年9月16日﹐他与弟弟邓垦谈话时又说﹕“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3] 江泽民同志也多次强调解决分配不公问题。早在1996年他就明确指出﹕“理顺分配关系﹐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目前分配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直接关系国家宏观调控的能力﹐关系企业发展的后劲﹐关系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把解决分配领域的问题提到重要日程。”[4]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有很长一段专门讲了解决分配问题并指出﹕“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收入分配问题﹐并进一步加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以更好地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5] 前不久召开的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又明确指出“增加城乡劳动者劳动报酬”﹐“加大国民分配调整力度”。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多次强调要高度重视解决分配问题﹐有着十分深刻的意义所在。现在的关键是如何在具体工作部署中扎扎实实﹑有效地解决分配问题。如果这一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不仅会严重影响社会稳定﹐还会影响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当然﹐我们也不能一下子把人们的胃口吊得太高﹐或重走平均主义的老路。但现在的主要倾向并不是胃口吊得太高或重走老路的问题。我们应该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能有任何教条主义﹐而应真正从我国国情出发﹐从当今时代的特点和当今世界发展的大势出发﹐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这个根本利益应该是个人和集体﹑局部和全局﹑眼前和长远利益的有机统一）。要坚定不移地贯彻科学发展观﹐从统筹中国整个的﹑根本长远的发展的高度﹐来调整我们目前的分配政策。

从一定意义上讲﹐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节“收入分配方式”刻不容缓。这“一个转变”和“一个调节”是当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牛鼻孔”。抓住了这两个“牛鼻孔”﹐就牵住了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牛鼻子”﹐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可能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1] 本文完稿于2010年1月8日﹐印《香港传真》时﹐再做少量修改。

[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56~1357页。

[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64页。

[4]《江泽民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7页。

[5]《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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