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将走向何方？

中华民族将走向何方？

      鸦片战争以来，路线问题始终是中华民族的首要问题，至今仍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在此以前，中华民族的路线问题始终是很清晰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超稳定价值体系扮演者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始终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共识，社会成员的每个人既依赖于这一超稳定结构，又能在这一超稳定结构中有所贡献，超稳定结构中的每个人都在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这一超稳定价值体系，同时也在维护者这一超稳定社会结构。谁破坏这一超稳定价值体系，谁破坏这一超稳定结构，谁就会受到全民族的反对和制裁，社会动荡、改朝换代无一不是这一超稳定结构在自我恢复、自我愈合，接下来的便是社会生产力的极大飞跃和人民创造力的不断提升，这一超稳定结构一直保持到鸦片战争前夕。在此以前，中华民族独领风骚五千年，也许这正是中华民族辉煌的秘诀所在吧。

      鸦片战争以来，超稳定社会结构以及与其相适应的超稳定价值体系在外来列强的侵略下土崩瓦解，新的超稳定结构和价值体系迟迟没有形成，每一次路线的形成都无法形成独特的超稳定社会结构，超稳定的社会价值体系自然无从谈起，民族共识和民族动力自然也就成为中华民族发展的软肋。如何建立超稳定社会价值体系和超稳定社会结构，将成为中华民族崛起的关键。

      尽管如此，鸦片战争以来的不断摸索中，新的超稳定社会价值体系始终在努力中徘徊，最大的干扰还是西方列强的虎视眈眈，当然这并不能从根本上妨碍新的超稳定社会价值体系的形成，我们可以称之为新的超稳定社会价值体系的萌芽。在这个体系中，抵抗侵略，谋求独立始终是一条最鲜明的线索，西方列强的虎视眈眈始终是中华民族发展最严重的挑战。发展路线的不稳定性和社会价值体系的飘摇不定增加了民族矛盾和转型成本，也正是中华民族崛起的最大挑战和负担。

      可以说，民族独立是中华民族近代史的最大共识，真正能凝聚中华民族共识的也在于此，这一共识将成为新的超稳定结构的重要支柱，并且其作用和地位不次于旧的超稳定结构中的儒家思想。但仅有民族独立的共识还远远不够，必须有足够能以保证实现这一共识的步骤和措施，以及在此基础上构筑新的超稳定价值体系和超稳定社会结构，并且能够保证这一超稳定社会结构能够有效地应对外来干扰。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仅次于民族独立的两大民族共识，这一共识的最高峰值出现在十二大前后，十三大以后这一共识逐步下滑，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这两大共识甚至面临着对抗的危险，这一危险性已成为新的超稳定价值体系和超稳定社会结构的最大内部挑战，并可能在外来干扰的影响下裂痕进一步增加，解决不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关系，中华民族的前途问题将变得更加渺茫。

      市场经济的引入从某种意义上暂时缓和了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两者之间的矛盾，但与此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两者之间的裂痕。引入共同富裕这一概念，市场经济完全能充当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之间的润滑剂，完全能成为排除外来干扰的有力武器。

      民族独立、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共同富裕构成了中华民族新的超稳定结构的外壳，而超稳定结构的构建还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内核，这个内核便是毛泽东思想和儒家思想，两者缺一不可。可以想象，没有毛泽东思想和儒家思想的中华民族只会是一盘散沙、道德沦丧的民族，只会是一个在世界上无足轻重、饱受欺凌的民族，只会是一个没有前途和被遗弃的民族。

      鸦片战争以来，儒家思想在全民共识的形成方面依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对有效排除外来干扰发挥着独一无二的作用。毛泽东思想是民族独立的灵魂，儒家思想在新的超稳定结构中扮演的润滑剂作用将会更加明显。谁否定儒家思想和毛泽东思想，谁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大敌人。

      这样一来，中华民族新的超稳定结构的要素也就基本全备了，民族独立、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共同富裕加上毛泽东思想和儒家思想，这一超稳定结构一旦形成，便也具备了旧的超稳定结构的自我恢复、自我愈合能力，而且还具备了有效抵御外来干扰的能力，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得以有效恢复，民族共识和民族动力问题也就从根本上解决了。

      在新的超稳定社会价值体系和超稳定社会结构下，如果经济发展不足，就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中去寻求答案；如果社会分配不公，就从社会主义和共同富裕中去寻求答案；如果出现官僚主义、贪污腐败和修正主义，就从社会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中去寻求答案；如果受到外来干扰，就要从民族独立和毛泽东思想中去寻求答案；如果出现道德沦丧，内部和谐出现问题，就要从儒家思想和社会主义中去寻求答案；谁要是反对和破坏这一超稳定社会价值体系和社会结构，谁就要受到全民族的反对和制裁，随之而来的必将是社会生产力和精神财富的极大飞跃，因为超稳定结构的每次自我修复都是马克思所说的螺旋式上升。

      总之，有了这么一个新的超稳定社会价值体系和超稳定社会结构，在遇到新挑战时也就有了一个大的解决问题的宏观把握，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也就有了一个总的价值共识，在心理上也就有了一个归宿感，在前进道路上就不会迷途了，中华民族的路线问题也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