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阅读——
清议在《对周小川的公开质疑(四)》,说:
“据日本财务省和央行披露的数据,您领导下的央行使得中国在2010年一跃成为日本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国,至2011年末持有日本国债18万亿日元(折合1.46万亿人民币),按年激增71%,至2012年末再增至20万亿日元(折合1.67万亿人民币),并在时隔一年后再次成为日本国债的最大海外持有国。
然而,按照您领导下的央行外汇管理局的说法,日元占我国外汇储备的比例仅为3%。鉴于2011年和2012年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分别为3.18万亿美元和3.31万亿美元,这两个年度我国的日元储备大致仅为7.9万亿日元(按1美元=83日元全年均价计算)和7.7万亿日元(按1美元=78日元全年均价计算)。
不难发现,日本人披露的上述中国持有日本国债数据是央行披露数据的2.28倍和2.6倍。我并不能确信日本财务省和日本央行的数据是真实的,但我也无从对其加以质疑。作为中国人,我似乎应当首先质疑您和您领导下的央行是否在对日货币问题上说了真话。
很明显,7.7万亿日元的储备充其量只能购入等值的日元国债,那为什么日本人所说我国持有的日本国债余额达到20万亿日元?多出的12.3万亿日元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央行还背着国民暗中持有日元储备?
国人都知道,我国央行持有的美国国债大致是美元储备的55%左右。由此引出的一连串问题是,为什么我国央行持有的日本国债居然是日元储备的260%?真的是央行隐瞒了我国的日元储备?还是央行对日本国债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美国国债?您又是出于何等心理和理由在日本加速军国主义并不断升级对华政治、外交、军事摩擦的过程中把中国人的血汗钱提供给日本呢?您就不担心日本再一次用中国的钱行残害中国的事吗?您难道有证据日本政府没有拿中国央行购买日本国债的钱去壮大其军事机器吗?
不仅如此,大家都知道,受负利率政策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极低,即便是10年期国债票面利率,过去5年平均也不超过1%。您到底有何等理由为了这点蝇头小利去冒两国开战的极端风险呢?
我不说您也应当知道,仅仅过去2年的时间,日元对人民币汇价由12日元=1元人民币贬值到17日元=1元人民币。这意味着我国央行对日本国债的持有孳息远远赶不上日元贬值对我国日元储备造成的巨大损失。在国与国货币之间,一个国家的得就是另一个国家的失,这个道理您不会不明白吧。我宁肯相信您是爱国的,但您又如何解释央行在日元货币上的巨额损失呢?”
现在得到了实际材料的证实,请大家参看《朱长虹离职背后:增持日债冒险演变为政治上冒进》2014年2月11日《华尔街见闻》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jrxw/20140211/133118173564.shtml有详细的数据和分析报道。
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明知中日关系紧张,仍然在增持日元资产,而且在日本不断地促进日元的贬值,通道外汇管理局真的不知道吗?所以,我认为周小川不仅在今年两会上向全体代表说清楚,而且要在适当场合,向全体人民说清楚。下面,我们附上请议的原文和有关资料:
附一:对周小川的公开质疑(四)
2014-01-25 00:43:11.0
小川,安倍将目前的中日关系比作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德关系,并扬言中日开战中国损失最大,这分明是向中国挑战,对此,您怎么看?
我之所以要问您这个问题,少部分原因是想提醒您,一旦中日爆发军事冲突,即便是小规模的,您很有可能因为对日本的某些做法而遭到国人强烈质疑;大部分原因是出于央行公布的日元储备比例与所持有的日本国债余额对不上号,以至于央行很有可能在日元储备问题上没有对国民做出如实报告。
我不会在此质疑您前一个问题,但我必须质疑您后一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您是否在对日货币问题上做到了诚信、爱国?
荀子有曰:“诚信如神,夸诞逐魂”。您应该知道其中的含义。
据日本财务省和央行披露的数据,您领导下的央行使得中国在2010年一跃成为日本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国,至2011年末持有日本国债18万亿日元(折合1.46万亿人民币),按年激增71%,至2012年末再增至20万亿日元(折合1.67万亿人民币),并在时隔一年后再次成为日本国债的最大海外持有国。
然而,按照您领导下的央行外汇管理局的说法,日元占我国外汇储备的比例仅为3%。鉴于2011年和2012年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分别为3.18万亿美元和3.31万亿美元,这两个年度我国的日元储备大致仅为7.9万亿日元(按1美元=83日元全年均价计算)和7.7万亿日元(按1美元=78日元全年均价计算)。
不难发现,日本人披露的上述中国持有日本国债数据是央行披露数据的2.28倍和2.6倍。我并不能确信日本财务省和日本央行的数据是真实的,但我也无从对其加以质疑。作为中国人,我似乎应当首先质疑您和您领导下的央行是否在对日货币问题上说了真话。
很明显,7.7万亿日元的储备充其量只能购入等值的日元国债,那为什么日本人所说我国持有的日本国债余额达到20万亿日元?多出的12.3万亿日元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央行还背着国民暗中持有日元储备?
国人都知道,我国央行持有的美国国债大致是美元储备的55%左右。由此引出的一连串问题是,为什么我国央行持有的日本国债居然是日元储备的260%?真的是央行隐瞒了我国的日元储备?还是央行对日本国债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美国国债?您又是出于何等心理和理由在日本加速军国主义并不断升级对华政治、外交、军事摩擦的过程中把中国人的血汗钱提供给日本呢?您就不担心日本再一次用中国的钱行残害中国的事吗?您难道有证据日本政府没有拿中国央行购买日本国债的钱去壮大其军事机器吗?
不仅如此,大家都知道,受负利率政策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极低,即便是10年期国债票面利率,过去5年平均也不超过1%。您到底有何等理由为了这点蝇头小利去冒两国开战的极端风险呢?
我不说您也应当知道,仅仅过去2年的时间,日元对人民币汇价由12日元=1元人民币贬值到17日元=1元人民币。这意味着我国央行对日本国债的持有孳息远远赶不上日元贬值对我国日元储备造成的巨大损失。在国与国货币之间,一个国家的得就是另一个国家的失,这个道理您不会不明白吧。我宁肯相信您是爱国的,但您又如何解释央行在日元货币上的巨额损失呢?
附二:朱长虹离职背后:增持日债冒险演变为政治上冒进
2014年2月11日 13:31华尔街见闻
日元:最后一根稻草
最杯具的是日元头寸,日本的投资可能是压垮朱长虹的最后一根稻草。
由于日本国债的收益率过低(10年期国债长期低于1%,而欧洲在2%以上,美国在3%以上)、流动性差,国际投资者一般对日本基础资产并不感冒。然而2009年年底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浮出水面以来,日元资产就成为中国投资者无选之选。
我们不难从2005年以来各年中国政府净购买日本国债的数据看出这一点。据日本财务省和央行披露的数据,2007年与2009年,中国投资者净卖出日本国债。2005年、2006年与2008年,中国投资者净买入日本国债,各年净买入规模分别为2538、2091与378亿日元。而仅在朱长虹上任的2010年前5个月,中国投资者就净买入日本国债1.28万亿日元。
中国在2010年一跃成为日本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国,至2011年末持有日本国债18万亿日元(折合1.46万亿人民币),按年激增71%。
2012年开始,中国连续7个月增持日本国债,日本财务省公布的国际收支报告统计显示,在此期间中国累计增持额达到2.31万亿日元。但在8、9两月期间,中国开始抛售日本国债,减持量接近2.8万亿日元,此时正是日元的升值高点。这一个波段的操作被广泛树立为朱长虹投资精准的典型。并有专业人士估算,中国外管局在日本国债这宗交易上,收益率约在9%至10%。
但事实是,央行抛出的2.8万亿主要是长期国债,但很快又反手增持了更多的短期国债。这导致2012年末,中国持有的日债再增至20万亿日元(折合1.67万亿人民币),时隔一年后再次成为日本国债的最大海外持有国。约占外汇储备总额的7.5%,而2009年之前,这一比例一直在3%以下。
中国突然冲击日债,带来的后果完全超越了朱长虹在华尔街的想象。
2010年年底,中国央行持债18万亿,而当时日本央行受制于上限约定(日本央行一直墨守资产不超过货币的规矩),也只持有了55万亿左右。向来对外国投资者掌握债权十分警惕的日本朝野感到震惊和恐慌。该年9月,钓鱼岛风波骤起,中日关系迅速恶化。
2011年年初,日本财务大臣野田佳彦称,“中国能够购买日本国债,而日本无法(购买中国债券),这种局面有点不正常。”中日磨合了一年之后达成妥协。
2011年对中日两国来说是关键的一年,两国关系从2010年的钓鱼岛风波后逐渐得到恢复并有所发展,双方高层互访频繁并达成共识;两国在经贸领域交流频繁,日本加大了对华投资力度;野田佳彦担任首相后,日方还采取新政策推进中日关系。为了交换利益,2011年年底,中国放开日本认购100亿美元中国国债。这一事件当时显得非常突兀。当年,日中着手谈判人民币直接交易。对都迫切想解开美元陷阱的中日两国来说,是突破性的进展。
但中日“患难见真情”招致了美国的强烈不满。2012年,菲律宾挑起南海事端,美国突然启动TPP,随之东亚地缘政治大乱,日本右翼迅速崛起,野田政权的对华政策很快变向,并最终被更右的安倍政权取代。动荡的局势让投机资本快速离开日本。2012年末开始,日元迅速贬值。
但是日元贬值更主要的原因是,自2007年6月到2012年年初,日元兑美元累计贬值40%,灾难性的升值效应令日本跨国企业的盈利濒于耗光,2011年日本出现了31年来的高达2.49万亿日元的贸易逆差。2012年进一步恶化,从美国向日本汇回的美元资金流大幅萎缩,从而减少了日元需求。
因此,在全球资金撤出日本的时候,中国央行更像是“死多头”。中国央行在此笔投资上的意图显然已经脱离了2010年之前保值增值的轨道。作为战略储备合作,也因局势变化和安倍晋三上台后被单方面撕毁。商务部门也试图通过购买日本资产推高日元汇率,适当缓解人民币压力,但现在也破产了。
中国有关部门甚至还设想过类似针对美国的“债券战争”战略。2012年年中钓鱼岛问题重新燃烧时,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金柏松通过对外的《中国日报》提出的有关解决钓鱼岛争端的建议:中国可以通过大规模卖出日本国债,引爆日本财政危机,以达到最有效地打击日本的目的。
但中国甚至还来不及把这个木马程序写完,就已被玩弄。中国的持有量占比方才1.8%,而90%以上的日债为日本国内持有,这场债券战争是无法打下去的。而且,黑田东彦取代白川方明之后,日本央行迅速启动超级QE,自行解除了上限契约和购买债券的利率底线,这样中国央行抛售日债不仅泥牛入海,反而符合日元追求贬值的利益,且2012年底以来,日元已经累计贬值30%,抛售就将形成央行的实际亏损,除非一开始我们就将头寸抛售一空。
但这显然不可能。可以佐证的是,2013年,无论是中投的高西庆还是外管局的易纲,都不止一次的出面严厉谴责日本的QE,斥之为“把邻国当垃圾桶”。可见,风险敞口仍然巨大。中投虽然有5000亿规模,但核心业务在战略投资和另类投资,债券头寸总量不大,主要风险仍然在外管局一头。
这样,中国外汇储备在日元问题上陷入了一个死局,解套将极其困难。两年间,中日关系翻覆背叛,冲突难以收拾。
增持日债是朱长虹时代对日投资的主要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外管局还在2012年下半年开始大幅增持日本股票,并获利丰厚。我们很难知道其规模。
如果外管局的日股头寸一直没有了结,则2013年获利应相当不错。但是日股上涨是以日元贬值作为主要逻辑支撑,因此2013年国际投资界盛行的策略是“做多日经指数期货,做空日元”。但是从外管局2012年年中的建仓时机看,似乎并不是建立在这个预期之上。我们并不清楚中国央行是否同时做空了日元,但从高西庆和易纲愤怒的立场看,中国非常被动,我们怀疑央行本无意于此也没有对日本的背叛做准备。以中日2012年达成货币互换的角度,似乎也没有理由做空日元。
今日局面,看上去是外汇投资多元化结出的恶果,实则外储黑洞的一个变种,美元陷阱是无法避免的。对此,我们之前的报告《独木难支的央行的自赎》中做了全面分析。实践证明,多元化投资在初期的确分散了储备风险,但最终反而顾此失彼,引火烧身。朱长虹的离去,意味着这个计划无法继续。
日债问题又远非理论如此简单。它最初只是央行的投资策略问题,后来逐渐演变成中日之间的金融安全协定,但是因为缺乏各条线的统一协调性和卷入越来越多的政治利益,这个君子协定后来破产了。
这个过程中,朱长虹的冒险演变为政治上的冒进,让央行不堪重负。由于对日元的判断被政治所严重干扰,日元资产上的收益可能并没有保住。
新近组建的国安委很快将成立金融委员会,显然有针对性。这可能显示高层对过去3年间金融部门所发生的单边外交有所不满。既然主权财富基金纳入国家安全管理序列,则国储的投资哲学更非朱长虹所能驾驭。因此,寻找牺牲品又是必然的。
泥潭中的央行和悬崖边的日本
反过来讲,日本在将中国央行推入泥潭的同时,也将自己推到了债务违约的悬崖边;在黑田东彦出任日本央行行长的首个货币政策会议上,宣布到2014年将把所持国债总量增加一倍以上,也就是说将再发行100万亿日元。
2013,日本的债务/GDP占比已达260%,则2014年将接近300%。显然,中国的金融部门并未预料到日本敢于如此铤而走险,将主权债务置于如此一场浩大的赌博之中。日本人的大胆干法让中国人的“债券战争”显得小儿科。
日本国债市场看似铁桶一个,但桶内装的是炸药,来不得半点星火。一旦日本追求通胀失败,真实利率飙升,皇帝的新衣将被扯下。日本的QE政策将国内的投资者强制锁定在一个极小区间的价格天花板上,一旦波动率失控,收益率击穿某个集体止损位,抛售将滚滚而至,继而迅速引爆银行间的高杠杆地雷。由于日本央行过度介入市场,高度坐庄,流动性非常脆弱。如此可怕的事情,实际上2003年已经预演过一次了。
通胀失败是完全可能的。日本的通胀建立在日元的对外投资扩张之上,如果地缘政治和外交分歧导致广泛的投资壁垒和投资紧缩,则日本几乎无路可退。这样,我们就需要密切跟踪TPP与RCEP的动态。
中日之间的冲突演化,将真正考验中国外汇储备的厚度与经济质量。这并非是简单的账面损失问题。美国次贷危机所影响的资产比例高达70%,而日本所影响的外汇资产占比仅7.5%。但是日本发生危机带来的外汇冲击很可能比美国次贷危机更大,因为日本是实际上对华投资最大来源地(港、台除外),累计达到1000亿美元左右,在中国的FDI留存利润也最高,留存利润和投资汇总保守估计应有5000亿美元,日本一些大型企业一半的利润均靠中国。因为产业结构互补,对中国制造业的介入程度最深,这些留存利润是中国最重要的长期产业资本之一。而美国对华投资相当大部分为金融资本。显然,长期产业资本的抽离,与2008年比更伤筋动骨。
2010年来越来越明显的是,日本开始较大规模转移对华投资,2013年上半年日本对东盟投资达到对华投资2倍以上。这不仅是政治壁垒导致,也肇因于国内趋高的刚性成本。我们规避这一风险的途径是尽快谈下中日韩自贸区协定(FTA),当然在目前局势下并不轻松。最坏的打算,如果中日之间局势失控,则成规模的资本流出、投资紧缩、供给缺口、产业衰退、杠杆压缩就可能相继发生。
倘若熬过此关,则证明中国的制造业内生竞争力和货币内生能力已通过2007年来美、欧、日三轮衰退严酷的冲撞测试。在此基础上,改变货币发行机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外汇储备的悖论迎刃而解。
我们已闯过了第二轮,第三关难度系数大一点,值得欣慰的是,我们已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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