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是维持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所必须的代价。忽悠减税的民粹主张历来受到人们的欢迎，但其本质是害人的，是反文明的，是违反公众利益的。
人们一直认为高税收会增加人们的痛苦感，其实而那些税收最高的国家反而幸福感最高，这是因为高税收可以带来高保障，这样人们可以用更多的时间用于休闲，娱乐和社交，大家也会互相信任、互相照顾，当然幸福度更高，只有高税收和高福利的国家，人们才会轻松拥有以上这些，盖洛普健康组织曾对人们的生活满意度进行了定期调查：根据各国的年度调查报告显示：税率最高的北欧国家的居民是地球上最快乐的人，丹麦一如既往地名列第一，随后是芬兰、荷兰和瑞典，而在低税率的美国，人民反而不快乐，调查显示，大约25%，也就是四分之一的美国人患有心理疾病，大约16%，差不多接近五分之一的美国人将终生遭受抑郁症的痛苦。跟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这些数字几乎是最高的，是欧洲的两倍，美国人每年花费大约800亿美元治疗抑郁症，可见，高税率高保障给人带来的是快乐，而低税收低保障带来的只是人们的痛苦。
近年又开始流行一个说法，那就是福利国家让政府欠债，这也不符合现实，福利国家不仅没有欠债，反而是债务水平最低的，高福利国家的债务水平不仅远低于美国，日本，甚至比中国更低，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低的，比如瑞典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约为30%左右，财政赤字不超过1%，而挪威不仅没有赤字，反而用大量的盈余，新加坡也是这样，不仅没有一点的债务，而且每年还向民众分红。
这背后的原因是因为高福利国家一般都经济非常繁荣，而且非常的稳定，国内需求旺盛而稳定，经济危机对其基本没有冲击作用，因此政府也没理由欠债，而大家所熟悉的南欧四国，其实他们都不是高福利国家，比如希腊的福利支出水平都不及欧盟的平均水平，更是远低于高福利的北欧。
总之，经过我们的考察和研究之后，认为社会对福利的投资不仅不会成为经济的负担，反而成为经济繁荣的基础，福利社会不仅不会让人变的懒惰，反而会让人变得勤快，福利社会不仅不是经济发达的产物，相反却是最先在落后国家兴起，福利社会不仅不会让政府欠债，反而因为经济的稳定繁荣让政府出现财政盈余，福利国家不仅不会限制自由，反而创造了积极的自由，不仅不会有痛苦感，反而更轻松和幸福。
现代社会实行所谓的“小政府”根本就不可能，因为社会越发展，文明程度越高，需要的公共服务就越多，而这些问题其实就从来没有逃脱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在制度经济学中，这属于私人财富暴增导致的“公共贫困”问题，早就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现代化导致公共服务需求在增加，汽车在增加，公路就需要增加，垃圾越来越多，清洁工就需要增加，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保障防范社会风险的机制就必须越来越完善。如果前者增加，后者而不成比例的增加，就必然会造成社会的紊乱，新制度经济学将这种矛盾总结为：“私人富足和公共污秽”。
也就是私人财富的迅速增长本身就对公共服务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没有汽车的年代，我们也没必要修那么多的公路，农业为主的国家，显然也不需要城市清洁工，现在人们只想购买私人汽车，却不想为公路建设支付税收，我们只想享受干净的街道，清新的空气却不想为此支付税收，这是不可能的。
GDP高速增长、私人财富剧烈膨胀的年代，本应该公共服务也成比例增长，但在减税的民粹思潮影响下，教育、环境、交通等公共福利被关注的程度却越来越少。现代人类远没有从公共服务的应用中获得愉快，甚至所提供的服务远没有使我们免于烦恼。“我们拥有昂贵的电视机，但学校却破败不堪;我们拥有清洁的私人住房，但街道却肮脏混论。”精力集中于汽车，却忽略了学校和公园，对私人货物毫不吝啬，而对公共货物的生产却极度克制，这不是通情达理的做法。
由于没有很好的扩充公共服务，我们失去了本该享有的机会，我们必须在私人世界和公共世界之间建立一座桥梁。必须通过有效的政府手段使人们尽量避免个人的过度奢侈消费，而在公共服务上增加合理开支，让社会财富的产生从私人生产转向公共生产，这样人民的生活就会更有意义。并且这是很长一段时期内的主导任务。
而这就涉及到观念的转变，必须在民众中树立“公共产品”的概念。并且愿意将自己的一部分财富拥有公共产品生产，因为除了邮政等少数几个例外，大部分公共服务是不适合收费的，他们是公共产品，必须给一切人使用，这些必须用税收支付，虽然增税一直是一个禁忌的话题，但却是不得不做出的一个决定。社会越发展，需要的公共服务就越多，这是无法逃避的选择。
政府支出不是为公务员开工资，尽管很多人将大政府形容为雇佣更多的公务员，这种说法是与事实严重不符的，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公共开支养活的最大的两个群体恐怕就是“教师”和“清洁工”了，现代民众接受教育越来越高，教师就得增加，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清洁工就得越来越多，而这两个财政供养的最大群体显然不属于我们平时所谓的公务员。
除了公务员、教师、市政清洁等常规支出外，其财政收入主要用于扶持新兴产业和社会福利和基础设施建设，如果削减的话，也只能是这三个方面，而这方面的削减一般会导致三方面的危害：新兴产业得不到扶持，经济发展没有后劲：贫富分化严重，穷人无钱消费，最终消费不足，产能过剩;财富全部集中在富人手里，投机横行，经济泡沫严重，最终爆发金融危机，宣言减税的基本都是骗子。这种政策之所以被称为巫毒经济学，而不仅仅是毒品经济学，这是因为尽管他施行的是有毒的经济政策，但是民众仍然像着了魔一样对这些骗子进行英雄般的欢呼。所谓巫毒经济学，主要是指起源于里根时代的“减税+赤字+借债”的经济政策，而当前美国所承受的国债危机、财政悬崖等一系列问题都来源于此。
事实证明，“小政府”国家都遭到了失败，而实行大政府的都取得了成功，美国政府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应对全球化的决策中走错了方向,他们没有对教育、科技和基础建设加大投资,而是削减政府开支、减少税收。30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在削弱自己在本国经济中的角色,而非提高现代化经济和劳动力所需的必要投资。富人得益于大规模减税,利用财富捆绑了权力,带来了更多的社会不公。
而在北欧。北欧国家利用高收税资助了高水平的政府服务,成功地营造了经济繁荣、社会公正。这是今天全球化经济保持良好状态的关键。对于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年轻人来说,应该看到这一现实。可惜的是,由于中国青少年接受的都是英语教育,留学都是去欧美的英语国家,以至于中国至今对北欧模式研究非常有限,我们整天听到的都是对北欧模式的污蔑和诅咒,而很少人真正对其进行客观分析和评价。北欧模式和美国模式经过三十多年的竞赛,已经分出高下,中国应该向哪个学习,应该心里有数了。
在这里笔者要提出“社会危机”的概念，中国虽然不面临经济危机，但面临巨大的社会危机，而这种社会危机就是由于私人财富暴增的同时，公共服务没有成比例增加造成的，如果说经济危机往往是由于私人产品供给过剩造成的，那么社会危机往往是因为公共产品供给不足造成的，这种供给不足既包含看得到的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也包含看不到的公共制度的不足，可以统称为“公共贫困”，现在大家常见的食品不安全，公共环境差，社会治安不好，公众道德滑坡等都是社会危机，要解决这些危机就需要加大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
减税在中国还有一个误区，中国应该警惕，中国税收是以企业税为主，主要是“比例税”，具有“自减税”机制，不需要“人为减税”。其次现代社会的大趋势是，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越高，公民生活越来越依赖于政府的公共服务，社会越发展，公共服务越多，税收从本质上是要不断增长的，但这种增长只会让民众越来越幸福，因此减税根本就不可能，事实也证明减税的美国等国家失败了，美国成为了世界上的抑郁症大国，反而没有减税的北欧，却成为世界上最幸福，最快乐的国家，中国应该学习走高税收高保障的北欧道路，而不是美国道路。中国应该结构性的增税，并且避免“税直接加于民”，让有能力承担税收的人和企业承担更多税收，这才是中国应该做的。
减税所导致的后果，绝不是“借钱—还钱”那么简单，其最毒的地方是利息，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不带利息的贷款，利息是民众的一个额外负担，里根-小布什减税的最终后果是什么呢?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最新的预测显示，美国需要在未来十年支付5万亿美元以上的利息，这是什么概念呢，当经济危机刚爆发时小布什救市也才花了七、八千美元。未来十年，美国政府所有收入的14%以上将用于支付债务利息。2013至2022年期间，美国政府需要支付的利息将超出医疗补助计划支出;是社会保障支出的一半;接近美国未来十年国防开支总和。从2014年净利息支出将超过美国用于教育、交通、能源和国防之外的所有其它可支配项目开支的总和。
如果你对这些空洞的数字没有概念的话，我们可以这样通俗的表述，那就是民众每年将大量的税收交给政府，但无法享受到任何公共服务，因为这些钱都被用来还利息了。光干活，没收入是奴隶的特征，美国民众就即将成为这样的债务奴隶，而这还仅仅是利息，还不包含本金，如果包含本金，几百年也还不完。中国人不能将中国政府也逼上这样的道路，这样做受害的最终还是人民。
在减税方面，还是一个观点颇能迷惑人，他们提出“自己的钱自己花是最有效率的”，这种观点颇能迷惑人，但也是伪科学，比如经济学家范剑平，前段时间在自己的微博发出了一个典型的哈耶克口吻的微博，“小政府好在哪里?自己的钱自己花是最有效率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要绕圈子交税给政府然后让政府来分发福利?民众给政府这个权力，正是政府规模膨胀、官员腐败的根源。民众越少地依赖政府，要政府做的事越少，政府的规模才会越小，贪腐才会越少。政府包办，推演到极致，就是计划经济”。
这段话看起来很有道理，也非常具有煽动性，被很多平面媒体转载使用，其实哈耶克的很多东西，根本就不用别人来批驳，只要他们自己稍微的睁开眼，看一看现实，就会发现他们的错误。自己的钱自己花真的是最有效率的吗?显然不是。
在市场上一共有三种市场主体，分别是个人，企业和政府，各有各的分工，一般个人干效益不如企业干的事情，就会由企业来做，企业干效益不如政府干的事情，就由政府来做，这里面有成本的问题，有效率的问题，也有能力的问题，这几个问题归结起来就是效益的问题。
我们先看，为什么企业做事情效益要比个人高?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搬家公司为什么会存在呢，如果你时间允许的话，你自己一点点搬，一件件搬也是可以的，但是时间也是有成本的，搬家时的误工费就是成本，雇佣车辆也是成本，即使自己开车也要耗油，当这些成本加起来比请搬家公司的成本还要高时，搬家公司自然就具有了优势，这就是企业的效益要高于个人的案例。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什么出现了那么多的企业，就是因为企业办事的效益比个人高。
政府只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这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撒切尔改革时，流行起来的一个说法，本身就是错误的，不应该被广泛应用，我们可以看看政府的起源，在中国，政府产生于治水，西方的政府产生于战争，其实是国防的需要，如果政府只做裁判员，那将治水和国防都交给民间可能吗，正因为民间完不成了，才诞生了政府。也就是政府之所以诞生，就是因为民间有办不了的事情，政府一诞生就为办事而诞生的。政府一开始就是扮演的运动员的角色。
道路清洁，国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体系，基本上都是公司干效益比较低的，比如道路清洁，请清洁工的成本不高，但是向路人收费的成本却非常高，路人扔一次垃圾，清洁公司就跑过去收一次垃圾清理费，这是多高的人工成本啊，因此基本上没有任何一个清洁公司愿意干这种事情。
同样道路也是这样，现在社会修路并不难，但是收费难，如果修路公司，将路全封闭起来，两头社卡，向过路的人收费，也可以，但是成本会非常高，所以没有任何修路公司愿意这么做。现在的收费公路也仅限于高度公路这种收入比如容易的道路，首先高速公路面向的是车辆，收费量比较小，其实高速公路本身就是封闭的。
而对于道路清洁和普通马路，只能让大家先免费享用，然后政府再通过税收支付给相应的公司，这种方式才是效益最高的。同样，国防，治水这些也会遇到因为收费成本过高，而没有一个公司去做的现象，这类事情只有政府做效益才是最高的。
政府办事为什么会产生高效益呢，首先政府享有规模效益，每个家庭在自家后院留出半亩地进行休闲娱乐也可以，政府修建个大的公共广场也可以，但从效益上说，后者的效益更高，因为政府修建的公共广场利用率更高，休闲娱乐的效果更好，比一家一户修个小广场更省地，这就是规模的优势。另外，每个人出门带个垃圾袋，将自己产生的垃圾带回家，然后再自己运到垃圾场也可以，政府建立垃圾桶，然后雇佣清洁工也可以，当然后者效果更好，这也是规模优势。
除了规模优势还有批发优势，政府做很多事情，其在采购方面就具有批发优势，当然比个人购买成本更低。政府做事还有专业优势，政府来街道清洁，修建基础设施，建立社会保障可以采用最先进的技术，聚拢最优秀的人才，运用效率最高的设备，这就是专业优势，如果是个人则不具备这种优势。当然政府构建的社保体系，也比“养儿防老”和“存钱养老”效益要高的多，这方面笔者在上一篇文章中也有专门的介绍。
政府做的事情基本上都是个人和企业做效益更低的事情，这就是政府的优势，是分工的优势，政府也是市场的主体之一。
“自己的钱自己花”是小农思想，不符合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讲究的是专业分工。专业人做专业事效率才最高，“自己的钱自己花”不仅效率最高，很多时候反而效率最低。
高连奎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研究院世界经济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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