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选择理性到创造理性
林毅夫的要素禀赋论与比较优势论属于西方配置经济学范式，而配置经济学源于选择理性。林毅夫：“我是接受贝克尔的看法的。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的选择的科学，以决策者是理性的为出发点来观察社会经济现象，我认为这是经济学的本体，任何经济理论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⑾“不管在什么社会里，人都是理性的。所谓理性指的是一个决策者在作决策时，在他可作的选择中，总会选择他认为是最好的选择。”⑿按林毅夫的说法，发展中国家是采用比较优势战略还是赶超战略，是决策者理性选择的结果，而决策者理性选择的依据是利益最大化和要素禀赋。以决策者是理性的为出发点来观察社会经济现象是正确的，把人的经济理性归结为选择理性是错误的。人的“理性”必须被理性地对待;过分“理性”，使之庸俗化固然不行;但没有理性，或让感性战胜理性，也不足取。人需要理性，也同样需要把“理性”约束在合理的范围内。同时，人的理性不仅表现在选择，人的理性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创造。把人的理性限定在选择，是配置经济学的思辩产物;把人的理性升华为创造，是再生经济学的哲学概括。因此，再生经济学与配置经济学、价值经济学与价格经济学：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也有不同的理性标准。人类第一次创业与第二次创业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本质不同;在人类第二次创业时期，经济学范式同人类一次创业时期的经济学范式有本质不同，因而也有本质不同的经济理性标准。选择哲学与配置经济学一样，其历史背景是小商品经济;创造哲学与再生经济学一起，是知识市场经济的时代精神。随着选择哲学被创造哲学所代替，配置经济学范式将转换为再生经济学范式。
对称
选择理性 配置经济学
对称
创造理性 再生经济学
人的理性与经济学范式
就选择理性本身而言，也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在根据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选择时，都是理性的;问题是理性的人在进行选择时要受制于现有的社会条件：制度与政策导向的制约。利益有不同的层次，理性本来也有不同的层次。当低层次的利益与高层次利益、低层次理性与高层次理性、企业理性与政府理性、国民理性与国家理性有冲突时，应该通过制度设计与政策导向，使国民素质提高与社会理性选择能力结合起来;在国民素质提高的基础上，在进行社会选择时，更多地看到自身根本的、长远的、全局的利益。这与其说是社会选择问题，还不如说是社会改造问题;社会选择问题从属于社会改造问题。把决策者混同于一般个人，把政府混同于企业，把理性混同于选择理性，然后笼统地以利益最大化和要素禀赋为决策者选择比较优势战略的依据，是草率和片面的。
从选择理性来看，要素禀赋是静态的、纯客体的。从创造理性来看，要素禀赋不是静态的纯客体的，而是动态的、主客体共同决定的。在知识经济时代，要素禀赋、先天优势能否转变为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取决于人的主体性的发挥程度。先天优势转变为比较优势要靠提升要素禀赋，提升要素禀赋使先天优势转变为比较优势是人的主体性发挥的微观体现。一个国家的资源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个要素不是分离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低层次的要素固然是高层次的要素的基础，但低层次要素的质和量由高层次要素的质和量决定。一个国家的制度和组织程度、国民素质，可以决定低层次资源的开发和使用程度。这就是为什么总体上资本密集型国家会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总体上劳动密集型国家，会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根本原因。资源禀赋是劣势还是优势，不仅着眼于某个资源本身，而且要着眼于整个社会发展水平;是资本密集还是劳动密集，不是着眼于单个产品，还要着眼于社会组织化程度。国际贸易的基础固然是优势互补，但作为互补的优势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制约的。在资源禀赋观与上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线性思维方式和选择理性的局限性。
从选择理性来看，比较优势是静态的、纯客体的。创造理性认为，比较优势不是静态的纯客体的，而是动态的、主客体共同决定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主体性的地位越来越高、作用越来越大，在知识经济时代，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将由主体来定义与定位。因此，离开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人的主体性发展的不同阶段，静态地、消极地看待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实际阻断了像我国这样目前来看资源贫乏国家、特别是贫穷国家的发展道路，使之消极地沦为“世界工厂”的地位，靠出卖廉价劳动力来糊口。所以，要把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同建设我国国民创新体系结合起来。如果仅仅从工业经济的眼光消极地、静态地、纯客体的角度去理解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问题，只能使穷的越穷、富的越富，使富国与穷国的两极分化现象更严重，使我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继续拉大。社会的发展，先天的比较优势会越来越弱化，而后天比较优势则会越来越强化。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时代，比较优势取决于知识、制度与新科技产业中的核心技术。而恰恰是后者，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垄断，“你方唱罢我登场”是规律性的普遍现象。西方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克歇尔、俄林、萨谬尔森等人的建立在“生产要素比例——生产要素密度原理”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原理，只适合于工业经济时期。在人类创业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同一个地方、同一种要素禀赋、同一种文化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在国际经济体系中也就有不同的地位。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科学的发展，可能要以西方“天人相分”的哲学为背景;而以相对论、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则恰恰需要以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为参照。在工业经济时代，也许东部平原地带更适合车水马龙;在生态创业时期，也许人们更需要西部山区的郁郁葱葱。我国劳动力密集的优势并非只能通过出口产品价格低廉来体现;植树造林、开发荒地也许更能产生生态生产力。“竞争力”这个时髦概念出现于自由竞争时期;然而就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层结构而言，“生产力”是个更重要的概念。以竞争力为核心，价格举足轻重;以生产力为窠臼，人的数量与质量更根本。不同的范式、不同的增长方式，决定不同的比较优势。在这里，是主体决定客体而非相反。
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要靠模式转轨，模式转轨使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是人的主体性发挥的宏观展开。在16、17世纪以前的一、二千年间，中华文明曾经作为人类当时最鼎盛的文明，中华文明都占有主导地位。只是到了近代，中国逐渐衰弱，人类文明才由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西方世界独占鳌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成为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高级的经济形态。经济全球化时期，全球经济是一个巨型系统，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主体性，或有主体性而不参与全球化，都不能使自己处于同全球经济系统中其他要素的对称关系中，从而实现能量、信息、物质的交流与再生。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主体性使之在经济全球化中可以使自己处于同经济全球化中其他要素的对称关系中，在全球经济重新洗牌中尽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利，从而实现跳跃式且可持续发展。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该自觉地顺应历史潮流，建立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统一、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统一的经济发展模式。以生产资料共有制为主导的经济制度、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制度，应该成为建立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统一、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统一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制度优势;中华民族固有的集体观念和协作精神优势，应该成为建立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统一、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统一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精神优势。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经济比较优势。在中国经济学中，创业经济学是基础，知识运营学是主导，纵深科学是把它们贯串起来的线索和纽带，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经济学、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完整体系。而林毅夫的建立在“要素秉赋”论基础上的“比较优势论”、“世界工厂论”、“市场换技术论”则已经被全球金融危机、被全球金融危机逼出来的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发展模式转轨的实践所证伪。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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