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清：终结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话语权（三十）——爱国，让我想起了我国的民族凝聚力与经济主体性

　　爱国，让我想起了我国的民族凝聚力。国民素质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信息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是强国的硬件，民族凝聚力是强国的软件。没有平等、正义、自由、民主、人民幸福就没有民族凝聚力与国际竞争力。民族凝聚力首先来源于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来自于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不是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因为科学社会主义不仅是理论体系、理论模型，还是实践模式。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是社会的发展、生产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实体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可持续发展，而非“经济总量”与“GDP数量”的发展;发展的目标是社会财富的增加、人民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增强、人民幸福梦国家强国梦的实现，而非经济总量最大、GDP增长速度最快、“人均GDP”提高。科学设计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有利于人的主体性展开的社会关系，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着眼点是民主与法制，通过民主化与法制化建设培育我国国民的主体性，增强我国的民族凝聚力;我国改革、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应该是用社会公平公正人民实际生活水平幸福感提高民族凝聚力增强作为选择发展模式、采取增长方式、建立经济结构的最高指导思想。民族凝聚力其次来源于文化主体性。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定位将决定现代市场经济的塑造;现代市场经济的塑造也将决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定位与优劣取舍。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内核的不同定位、优劣取舍的不同解读，源于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源于不同时期形成的不同的经济学范式。相对于人与人是狼的小商品经济来讲，中华民族重义轻利、义利统一、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出污泥而不染的道德理念，和气生财的经营方式，勤劳节简的生活方式也许是先天劣势;而相对于知识经济、市场经济、知识市场经济来讲，中华民族 “天人合一”中所蕴含的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相对称的思维方式——对称逻辑，对于建立对称经济学与科学发展观有着先天的优势。对称经济学，是以平等为市场化改革的核心、价值机制为市场核心机制的理论依据，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政府宏观调控与民间经济活力对称发展的科学发展模式的理论依据。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先天优势之所以能转变为后发优势，就是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经济、经济全球化的碰撞，产生出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并以此为出发点，进行哲学的、经济学的、管理学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创新，并带动制度的、管理的、技术的、产业的创新。通过这些创新，可以使中国经济后来居上。中国在知识经济、全球化经济重新洗牌中之所以有后发优势，不仅仅在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作用，而在于新的科技革命为中国对称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中的对称思维方式大显身手提供了平台。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对称思维方式，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催化剂，是中国科学发展、并用科学发展带动经济发展的最大的先天优势。民族文化的优越感将产生民族自信心，民族自信心将产生民族凝聚力。民族凝聚力还来源于国民主体性。作为改革开放发展系统工程的切入点，是主体：作为改革开放发展的手段的主体和作为改革开放发展的目标的主体。改革开放发展，就是以主体为中心的、主体与客体的对称运动过程。以人为中心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改革的主体与客体必须对称。经济体制改革的主体与客体的对称主要表现在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同生产关系的对称，政治体制改革的主体与客体的对称主要表现在应该由改革者来领导改革，才能使改革增强民族凝聚力。

　　爱国，让我想起了我国的经济主体性。所谓一国的经济主体性，就是一个国家发展经济的手段、目标、途径立足于国内的发展战略与发展模式，就是以国内市场为主要消费渠道、以提高国内人民生活水平为根本目标、以民族工业为主干、提高国内产业结构以本国科学技术创新发展为主要推动力的发展战略与发展模式。一国的经济主体性与对外开放性是相辅相成的;经济全球化与民族主体性不但不是对立的，而且是对称的。经济主体性首先来源于经济学的主体性。能否做到主体性与客体性的对称，体现了经济学范式的不同层次、发展的不同阶段。小商品经济是平面的，现代市场经济是立体的。知识经济，是知识与经济的重新洗牌。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落后的中国不但可以在哲学上演奏第一提琴，而且可以在经济学、管理学上也演奏第一提琴。只有通过首先在哲学、然后在经济学、管理学上演奏第一提琴，才有可能在经济上演奏第一提琴。经济转型为中国实现上述转化提供了必要性与可能性的基础。认清必然，梳理偶然，在改革开放发展中把体现经济发展规律的新的经济学范式演变成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使中国经济后来居上的正确路径。改革开放发展是对称的系统工程，建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对称的系统工程。中国经济学，就是立足中国本土、具备中国特色、同时又通过转型和融合体现人类经济整体走向的对称经济学，就是一元与多元相统一、通过多元体现一元的对称经济学。中国式经济，就是立足中国本土、具备中国特色、同时又通过转型和融合体现人类经济整体走向的对称经济发展模式。“对称经济学”是“对称管理学”的理论基础与升华，“中国式管理”是“对称管理学”的实践基础与应用。中国的对称文化是对称经济与对称管理的源头，也是中国经济学、中国管理学、中国管理模式能后来居上的文化底蕴。在对称经济学看来，一国的要素禀赋不是静态的纯客体的，而是动态的、主客体共同决定的。在知识经济时代，要素禀赋、先天优势转变为比较优势要靠提升要素禀赋。在知识经济时代，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将由主体来定义与定位，提升要素禀赋使先天优势转变为比较优势是人的主体性发挥的微观体现。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要靠模式转轨，模式转轨使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是人的主体性发挥的宏观展开。资源禀赋是劣势还是优势，不仅着眼于某个资源本身，而且要着眼于整个社会发展水平;一个国家的制度和组织程度、国民素质，可以决定低层次资源的开发和使用程度。“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阶级问题”，人格平等不仅体现在个人之间，而且体现在民族与国家之间。民族的平等问题，在个人和国家的平等问题之间，起承前启后的作用;是完整的市场体系不可跨越的中间环节。和谐社会，不仅仅是人际和谐、国际和谐，而且是族际和谐;这种和谐建立在平等前提下的优势互补、双赢合作的基础上。市场是立体而不是平面的;基于要素禀赋不同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不仅仅是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优势互补，而且是通过贸易，实现国与国之间信息与知识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是知识与经济重新洗牌的过程，也是增强国家经济主体性的过程。社会的发展，先天的比较优势会越来越弱化，而后天比较优势则会越来越强化。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时代，比较优势取决于知识、制度与新科技产业中的核心技术。而恰恰是后者，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垄断，“你方唱罢我登场”是规律性的普遍现象。因此，国际间的自由贸易是必要的，但不能排除必要的贸易保护，以保护、提升民族工业。要素禀赋论、自由贸易论、经济全球化理论，不应成为“比较优势论”、“国际分工论”、“世界工厂论”、“出口导向型经济”、“救美国也即救中国”、“中美国夫妻模式”的理论依据，而应成为“洗牌论”、创新推动型发展模式、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理论依据。通过国际贸易不是弱化而是强化我国自己的经济主体性。只有坚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体性，才会避免全球化过程中国与国之间贫富强弱增长方式发展模式的两极分化，避免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成为西方文化、经济的殖民地，实现我国经济在质、量和结构方面后来居上跨越发展。

　　我国的经济主体应该包括大中华经济圈。信息时代地球是一个地球村，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相互之间之间都是鸡犬之声相闻的邻里关系。区域化也是一种全球化，经济区域化在本土与全球之间起连接作用，经济全球化在经济区域化中得以集中展现。当今世界上的各种经济圈(经济区)与共同体，都不具备大中华经济圈这样的由于对称性、互补性、典型性而构成的完整系统性，因而大中华经济圈建成为经济体具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完全可以把大中华经济圈建设成统一的大中华经济体。在经济全球化中建立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区域经济体，并以此定位进行大中华经济体的系统工程建设。在经济全球化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交流中的平衡熵增机制、负“外部性”的输出输入行为以及高交易成本，通过发展中国家有效的宏观调控将转变为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循环经济系统，从而使经济全球化在经济区域化中得以扬弃，使大中华经济圈面积辽阔发展不平衡由劣势转变为优势，使中华民族的先天化势与后天优势得以有机结合，从而使大中华经济圈的经济潜力得以充分发挥，使中华民族得以再次腾飞。实际上，大中华经济圈具备经济全球化中一切有代表性的要素：发达地区(港、奥、台、东部地区)与落后的西部地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资源禀赋特点，中华民族的感情纽带与知识经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向相联结，实际上是世界范围内经济关系的缩影。这本身就是一个优势：用对称经济定位具有立体结构的大中华区域经济，将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变劣势为优势，碰撞出原子核裂变级数的生产力。用对称发展模式来整合大中华经济圈，大中华经济圈将拥有任何一个国家(如美日)和任何一个区域联盟体(如欧盟，东盟)都不具备的“对称型结构生产潜力”。这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机遇。大中华经济圈使中华民族的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得以有机结合，经济潜力得以充分发挥，使中华民族得以再次腾飞。在对称经济学看来，区域优势是时间、空间、层次统一的结构概念。全球化首先是层次概念，然后才是空间时间概念，空间时间概念也是层次概念的延伸，全球化的层次和空间时间是对称的。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可以通过主体对客体、理论对实践、对称科学范式对区域发展模式的整合，使区域的空间结构与时间结构显示出优势。从本土化、区域化到国际化是中国全球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这个时间结构展开来的空间结构可以使中国经济在本土化基础上国际化、秉持主体性前提下全球化，在全球性经济危机中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显示出大中华经济圈的结构优势。区域经济的时间结构优势与空间结构优势二者是统一的：中国的区域经济优势就是通过层次结构优势展开为空间结构优势与时间结构优势，用层次结构优势提升空间结构优势与时间结构优势。经济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都必须制定国际化战略，但国际化是从近到远的过程，国际化竞争必须立足本土，国内优先，扩展区域，迂回进击，避实就虚，抢占空白点，占领制高点，通过本土化、区域化再到国际化。从国内经济体到区域经济圈再到区域经济共同体，是一个主体性从弱到强、系统性由低向高的层层递进、逐步演化的连续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从本土化到国际化、从区域经济到全球经济的层层递进、逐步演化的连续过程的必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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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世清：终结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话语权（三十一）

　　爱国，让我想起了我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关系。我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之间首先存在思维方式冲突问题。从西方还原论的思维方式看来，由于转基因能讲清各个基因的来龙去脉，所以就是安全的。但从中国人的对称思维、复杂系统论思维方式来看，要素的性质由系统决定，转基因中各个基因分别来看是安全的不等于转基因产品整体上是安全的。Wc是治癌的，苯甲酸钠作为防腐剂从单独使用来看没什么问题，但wc和苯甲酸钠结合会产生苯，而苯是致癌物质。苏丹红之所以有致癌性不是因为它的“基因”，而是因为它的分子化学结构。也许转基因产品从短期经济效益来看是由价值的，但从社会效益和长远经济效益来看其价值远远不如我国高产杂交水稻，而从社会效益和长远经济效益来看问题需要中国传统的整体论思维方式而不是西方还原论的思维方式。中国和西方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很大程度上也源于思维方式上的冲突。从西方还原论的思维方式看来，只有实现私有化、金钱化、产业化、自由化的市场经济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只有实现私有化、金钱化、产业化、自由化、西式宪政民主的国家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所以它们不承认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但从中国整体论思维方式来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是真正的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不成熟不完善的市场经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价格为核心机制，以效率为核心价值，以利润为根本目标，主张完全竞争、弱肉强食、奉行丛林法则，经济增长是以剥夺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前提，其最终结果是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价值为核心机制，以平等为核心价值，以人的幸福为根本目标，排除一切垄断、投机、权贵和不正当竞争，发展以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根本，其最终结果是共同富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用表面的平等掩盖实质的不平等，因而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在本质上是对立的。只有以平等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要建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因此，从理论上来讲，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市场经济的标准模本。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承认，实际上否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否认了市场化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承认了市场化改革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市场经济的模本而被西方牵着改革的鼻子走。这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道路、制度缺乏自信的表现。

　　我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之间除了思维方式与意识形态的对立，还存在着经济全球化和民族主体性的冲突。“全球化”本来是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使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缩小而不是扩大南北贫富差距、国内贫富差距，更有利于维护人权、民族主权。因此全球化不是全盘西化。但现有的全球化实质是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借全球化来推行他们的新殖民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大贫富差距与对立，以致出现了反“全球化”运动。反“全球化”既是全球性的反自由化，也是反全球性的自由化，是全球化中民主与法制必须对称、全球化与主体性必须对称的朴实反映。因此，现在风起云涌的反“全球化”运动本质上不是反对作为经济发展趋向的全球化本身。交易自由必然产生优化配置，国际贸易可以带来世界经济的重新洗牌，经济全球化与民族经济主体化不但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是双向同步过程。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试图用经济全球化消解中国经济主体性，用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世界工厂论来单向定位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片面追求GDP的增长，只会使中国经济在变幻莫测的世界经济波动中处于危险的境地。

　　据统计，我国因外汇储备增加而投放的货币量占到央行新增货币供应量的80%以上。美元大量流入造成我国被动增发人民币基础货币造成人民币贬值国内通货膨胀并由此丧失人民币定价权，因丧失人民币定价权而使中国成为美国的超级提款机与金融危机的转嫁地、缓冲带，根子不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外汇占款对冲模式，而在出口导向、外资导向的发展模式;保卫人民币货币主权的根本途径不在金融领域，而在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只有改变中国生产美国消费、中国制造美国赚钱的“中美国夫妻关系模式”，才能真正掌握人民币货币主权。要掌握人民币货币主权，经济发展模式是本，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外汇占款对冲模式、人民币是否国际化是末。我们不能舍本求末本末倒置。由于人民币定价权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否外流，关系到人民生活水平是否能够随着改革开放得到切实提高，关系到我国经济是否可持续发展，关系到我国经济是否安全，可以说人民币定价权实际上就是我国主权、人民人权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以人民币定价权为纽带，说明发展模式和国家主权、人民人权之间不可分离。外向(包括出口导向与外资导向)型经济给我国带来的经济困局说明，现在已经到了应该把选择发展模式提高到维护国家主权、人民人权的高度来定位;如果为了虚假的GDP增长、人均GDP提高而继续盲目对外开放，自作多情地继续维持和美国的“夫妻关系”，将使我国不可避免地成为美国的政治附庸国与经济殖民地，使美国越来越富、中国越来越穷，使我国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丧失民族主体性，使我国的改革开放成果付之西流。

　　全球化对不发达国家是有利还是不利，关键在于不发达国家的主体性发展程度。象我们这样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主体性，应该包括创新——创造——创业机制畅通灵活的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产业结构完整的经济体系、核心技术保密体系、金融危机防范体系、粮食危机防范体系、战略物资储备体系，以及为建立这样的体系所必须的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与强有力的政府宏观调控能力，而不是仅仅着眼于先天的比较优势。要从主体的角度来定位中国经济体，就不能以私有化、金钱化、产业化、自由化来定位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能以价格机制作为全球经济的核心机制。民族与国家的经济主体性，既是价值的主体，也是价值机制的前提与组成部分，只有以价值机制作为全球经济的核心机制，才能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体性。以价格机制作为全球经济的核心机制的全球市场原教旨主义主流经济学的要害，是打着经济全球化、全球市场化、用价格机制“优化”配置全球资源的幌子，用全球化和全球价格机制来吞掉国家与民族的经济主体性，把贫富两极分化从国内扩大到全球;在全球“价格”机制的基础上，把西方“价值”观念和霸权主义通过“颜色革命”推广到全球，从而达到彻底否定我国社会主义的目的。

　　物极必反、两极相逢，信奉自由资本主义的美国政府在美国次贷危机中直接介入微观经济、用7000亿美元救市的行为，是把政府降为微观经济主体，用全体纳税人的钱抱薪救火为投机分子买单，由此引起了美国人民一次次的反弹与示威，最终酿成占领华尔街事件。整个事件以美国政府的暴力镇压而告终。这只能说明投机者、金融寡头已经绑架了美国国家，在自由资本主义基础上形成的脆弱的金融体系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成为投机者、金融寡头的利益代表，并因此使自己站在广大美国普通百姓的对立面。以反倾销为由，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一次次通过法案，要逼迫人民币升值，目的就是使中国的外汇储备、中国手中的美国国债缩水，达到变相赖账的目的，甚至有美国国会议员公开宣称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就是可以不还。美国以开金融峰会制定国际金融规则为由，骗各主要发达国家政府为波及全球的美国金融危机买单，试图在经济全球化的名义下用美国经济绑架全球经济。从美国次贷危机到后来的欧债危机，再到目前的美国政府的停摆危机，大量事实证明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果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的金融危机是必然的、美国这样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是必然的，那么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信用、国家信用的破产也就是必然的。2011年5月16日，美国国债终于触及国会所允许的14.29万亿美元上限。三大国际评级机构之一的标准普尔此前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由AAA调降至AA+。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当地时间本周二曾宣布将美国AAA主权信用评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中国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近日也宣布将美国本、外币主权信用等级从A降至A-。大公国际认为美国高度依赖借新还旧维持其偿债能力的模式不断增加联邦政府债务偿还能力的脆弱性，这种状况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不会有实质性改变，因此将其评级下调。在近日凤凰网组织的、有5万多人参加的“您认为中国政府购买的美债安全吗?”网上投票中，有高达84%以上的人认为“不安全，有重大违约危险”。关键的是：不管美元国债能不能还，能不能还本付利保值，我们还有必要买吗?我认为，从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看，我们不应该拿中国的外汇储备去买美元国债，而应该进口技术实物进行科学的城镇化建设，促进国内产业结构提升、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转轨。改革开放30年了，中国不是没钱，而是钱用错了方向;中国不是供给不足，而是肥水流入他人田。只要资金运用得当，战略正确，无论是基本建设投资还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都有充分的资金保证。问题的关键，在于“以民为本”的口号有无落实到实处。应结合产业升级，在保护民族工业的前提下，增加进口，贬抑出口，把长期贸易顺差积累的外汇储备转变为生产力。重点放在新农村建设，以增加就业、增加供给、贬抑物价、促进内需，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

　　美国政府频发的信用危机宣告了我国出口导向、外资导向、外技导向、世界工厂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失败，也宣告了我国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市场换技术增长战略的失败。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举国竭尽全力支持出口导向型经济积累了近4万亿美元的“储备货币”，目前遇到了因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多次通过所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4)大量购买国债滥发美元使美元不断贬值把危机造成的本国损失转嫁给以美元为“储备货币”的国家、我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近4万亿美元的“储备货币”首当其冲不断缩水却无可奈何的困境;美国通过军事外交围堵我国，想通过军事外交政治手段直接间接赖掉我国用美元“储备货币”购买的1.3万亿美国国债造成的我国外交困境等等，都说明了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进入死胡同。储备货币实质是用自己的财富替外国人存款，而其价值却由外国人来决定。这点美国人最聪明：通过向外国人借钱，把外国的财富流进自己腰包，然后用滥发的美元来偿还;尔后再宣布美元贬值，最终是用一堆废纸来换取国外的真金实银，把那些象中国这样出口依赖型、为贸易顺差沾沾自喜的国家玩了一把。我们这些出口依赖型国家，为贸易顺差、赚取大量美元而沾沾自喜的国家的财富就这样通过“顺差”而大量地白白流进美国等发达国家。国内市场被掏空，与此同时国家为了对冲外汇储备而不得不增发大量的基础货币，这一少一多，物价哪有不上涨的道理?美元贬值、外汇储备不能换回等值商品导致国内物价上涨，实质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损失由中国人民来承担。我国目前如果是产能过剩造成通货膨胀，这时如果采取紧缩政策恐怕是背道而驰，结果适得其反。提高货币效率、降低物价的根本途径，不是减少货币供给，而是增加产品供给。减少货币供给，最直接的办法是用4万亿外汇储备回收人民币;而增加产品供给，最快的途径是用4万亿外汇储备进口大量国内民生与基本建设的紧缺用品。路在脚下，钱在钱途。钱是祸还是福，在导不在堵。

　　改革开放，战略是“道”，策略是“德”。“道”决定“德”，战略决定策略。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还是GDP增长，是改革开放最大的战略。不讲姓社姓资“不争论”，只讲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其结果就是连什么是猫、什么是老鼠都搞不清楚，更不要说知道老鼠在哪里。对于主流经济学家而言，GDP就是老鼠，私有化、产业化、产品出口化就是猫。为了抓住GDP这只老鼠，不惜效率优先、血汗工厂、掏空资源、两极分化。这种猫抓老鼠的把戏最后演变成GDP外汇化，外汇美国国债化。外汇美国国债化的结果，就是应了中国人的老话：借钱树敌。美国人为了赖掉巨额外债，拿出外债的一小部分增强自身军力，拿出外债的一小部分收买代理人国家四面包围中国，再拿出外债的一小部分收买国内买办代理人做内奸，里应外合;而国内由于两极分化、腐败盛行而民心不稳，无法形成同仇敌忾的民族凝聚力以共同抵御外侮，使中华民族再次处于资源丧失、领土丢失、民族分裂、人心思变的内忧外患之中。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证明：“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行不通。不讲姓社姓资、“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本身就是一种战略，然而却是完全错误的战略，是在“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等不要战略表面现象掩盖下的完全错误的战略。

　　从幸福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与增长经济学的范式差异可以看出，幸福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与增长经济学之间的争论不是所谓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争论，而是民族主体的市场经济与殖民的市场经济的争论。在新自由主义者、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看来，市场是平面的，政府不应该干预市场，任何民族主义都是民粹主义，两极分化只要没有达到老百姓造反的程度就是“帕累托最优”。可是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祖师爷美国可没有按照他们徒子徒孙所领会的自己的理论去办。他们的政府先是通过其在中国的代理人、买办汉奸集团购买1.3万亿的美国国债，然后用武力逼迫人民币升值，用这种办法明目张胆地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他们自己限制对中国战略物质、核心技术出口，另一方面却逼迫中国廉价出口战略物质，仅仅中国限制稀土出口就遭到欧美日联合施压。他们公然鼓吹“中美国”理论，用经过他们政府的种种操纵手法逐步贬值最后对于中国一文不值的美元废纸来骗取全体中国人民为全体美国人民创造财富，用中国人民的两极分化、血汗工厂换取美国人民的歌舞升平。所有这些做法遵循的是幸福经济学理论、市场立体化理论，而不是什么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对于美国政府的上述种种做法，中国的“精英”经济学家没有一个站出来指责违背了市场经济原则，而对于中国限制稀土出口、利用稀土这个战略优势作贸易武器使用却横加指责，认为违背了市场经济原则。这说明这些中国“精英”经济学家是对别人自由主义，对自己“马克思主义”。

　　希拉里.克林顿去年在哈佛大学演讲时说：“中国的官员和富人，基本都已经移民或准备移民，完全是为了逃避社会责任，对国家人民背叛的行为。” 意识形态和我们对立的美国政府首脑都说这帮人叛国，这帮人自己应该感到羞耻!但他们羞耻了吗?NO!可以说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说明，对国家人民背叛得更彻底的，不是移民和向国外转移财产，而是卖国灵魂，是中国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以否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切入点，以经济全球化为名扼杀中华民族主体性造成的民族主体意识的淡化。中国主流经济学的要害与危害，是打着经济全球化、文化无国界的幌子，妄图通过否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来摧垮中华民族的主体性。他们认为西方文化是好的，社会主义也不过是西方的舶来品。这说明我们要在全球化中确立民族主体性，首先要确立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科学社会主义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历史选择的结果，中国改革定位于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也是中国现实选择的必然，坚持经济全球化中的民族主体性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题中应有之义。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凝铸成的社会主义，就是以人为本、义利统一的社会主义。从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来看，科学社会主义对于中国不是舶来品，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标准模本，只有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特色”理解成国空民穷、衙空民穷、官富民穷的权贵资本主义，理解成道德沦丧、腐败横行、潜规则通行的原始积累资本主义，是在“中国特色”掩盖下的修正主义。在中国，修正主义上台必然水土不服，其结果必然是动乱和折腾。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提出，“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就是既不走回头路，也不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邪路。这是我们党执政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涵的注解。我国没必要非要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

　　陈世清：终结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话语权（三十二）

　　我们原则上不否认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与不可缺少的作用，也不否认按要素分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但资本分为投资性资本与投机性资本、再生性资本与配置型资本，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资本只能是投资性、再生性资本，而不容许投机性资本、配置型资本的存在。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之一。如果不管资本的性质是投资性资本还是投机性资本、再生性资本还是配置型资本，有奶便是妈、有钱就是娘，只要能赚钱就是好资本，那么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资本主义的要害不在“资本”在“主义”;我们要透过资本的现象，看不同资本后面“主义”的本质。如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本，我们欢迎;如果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本，我们反对。因为我们要建构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要走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或打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我们要反对的，不是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要一环的资本，而是反对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主义”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市场化=私有化。把产权明确等同于私有制，否认除了私有制以外其他所有制形式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础。市场化=金钱化。把市场化定位为一切向钱看，否认除了钱以外的价值。市场化=产业化。把市场化定位为一切领域归GDP。市场化=自由化。把市场化定位为无法无天、两极分化、不按游戏规则出牌、只要效率不要公平的完全竞争。市场化改革，确立资本在社会有机体中的地位和积极作用，不等于走资本主义道路。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广大人民群众和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根本分歧;是只容许资本的投资再生功能还是也容许资本的投机配置功能，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本分歧。资本的投机、配置功能，投机性资本、配置型资本的存在，是剥削的根源，是两极分化的根源，是国空民穷的根源，也是把中国改革开放蜕变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源;而GDO增长方式，又是投机性资本、配置型资本大行其道，资本的投机、配置功能充分发挥的根源。这说明，科学社会主义不仅仅是政治意识形态，也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制度，而且是发展模式;采用什么发展模式的问题，实质上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不动摇”实质是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继续深化改革的过程不是“政左经右”、经济体制与增长方式和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逐步接轨的过程。科学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GDO增长方式基础上，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只能是与GDO增长方式本质不同的幸福经济发展模式。幸福经济发展模式就是用生产力发展代替GDP增长，用知识运营增长方式代替资本运营增长方式，用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代替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用再生型经济发展模式代替投机配置型经济发展模式，用价值机制代替价格机制作为市场核心机制，用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代替国民产业化体系，用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代替货币型国民经济系统，用对称代替均衡、对策代替博弈作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用主客体对称的中国经济学代替分不清对称与均衡、对策与博弈、价值与价格、效益与效率、再生与配置、投资与投机的主客体对立的西方经济学。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中庸》)我们也常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道”就是能够给人民真正带来幸福的科学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不是投机取巧巧取豪夺竭泽而渔敲膏吸髓催生两极分化形成剥削阶级制造官民对立贫富对立鼓吹GDP泡沫推动“非理性繁荣”的歪门邪道。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是统一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就蕴含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中，离开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讲全面深化改革讲改革红利讲科学社会主义理想只能使理想成为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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