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过程首先是范式分析的过程,其次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再次是典型分析的过程。典型分析得出的普遍必然性结论不可能被证伪,如果被证伪只能说明参照系转移,原来的典型分析的条件发生变化。所谓“经济学的内在逻辑分析”应该就是对经济现象的典型分析,而典型分析不等于孤立分析,把握典型分析的时空背景不等于界定经济环境。所谓“界定经济环境”,是把经济研究混同于经济项目研究,从中得出的结论不可能具有普遍必然性。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是理论的边界条件分析
由于田国强以不确定、本身有边界条件因而没有普适性、“不是总是错”的因而可证伪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作为其经济学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所以在他看来任何一个经济学“理论、定理都是有条件的”;经济学理论的应用和发展过程,不是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和具体实践的相结合过程,而是找到经济学理论和定理的“边界条件”。田国强:“无论是经济学还是数学,任何一个理论、定理都是有条件的,关键是要找到这个条件的边界在哪里。”“要注意任何一个经济理论、行为假设都有其边界,不能盲目运用。”“经济变量间关系的成立有其边界条件,由此得出的结论亦有其内在逻辑。”“是不是说,经济学就不是一门科学呢?不是的。经济学是实实在在的一门学问。可以说,现代经济学中几乎所有的理论,都是来自于现实。既然经济学不能做实验,靠的又是什么呢?靠的就是其内在逻辑分析!在我的一篇关于金融危机的文章中也提到,完全靠理论来判断经济形势是不行的,完全靠数据说话也是不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实践和数据不是预测真理的标准。那么,靠什么来判断经济形势或作出比较准确的预测呢?这就靠经济学的内在逻辑分析。一些经济学家不考虑边界条件也不进行内在逻辑分析,把自己的想法不加任何附加条件就建议给政府或发布于媒体,这样做往往会出大问题。”“参照系指的是理想状态下的标准经济学模型,它导致了理想的结果,如资源有效配置等。参照系是一面镜子,让你看到各种理论模型或现实经济制度与理想状态之间的距离。一般均衡理论就提供了这样一种参照系,它主要论证完全竞争市场的最优性,认为它将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⑥在这里,田国强虽然承认“经济学是实实在在的一门学问”,然而却否认了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任何科学真理都是抽象和具体、相对和绝对的统一;任何科学真理都有所适用的参照系。就任何科学真理都只适用于一定的参照系而言,任何科学真理都是相对的;就任何科学真理在特定的参照系中都有普适性而言,科学真理是绝对的。不同的参照系决定了不同的科学范式,不同的科学范式决定了科学真理的适用范围。在这里,经济学范式的不同、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决定的经济学理论和原理的适用范围的不同,不是所谓的经济学理论和定理的“边界条件”。任何一门科学,指导实践、发展自身的过程,都是在特定参照系、特定科学范式中不可证伪(或未被证伪)的、无边界条件的公理、定理和有边界条件的具体事物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使这些公理、定理的内容得到充实,现象得到解释,行为得到指导,事物得到创造,机制得以设定,制度得以安排,理论得到发展。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过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过程首先是范式分析的过程,其次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再次是典型分析的过程。典型分析得出的普遍必然性结论不可能被证伪,如果被证伪只能说明参照系转移,原来的典型分析的条件发生变化。所谓“经济学的内在逻辑分析”应该就是对经济现象的典型分析,而典型分析不等于孤立分析,把握典型分析的时空背景不等于界定经济环境。所谓“界定经济环境”,是把经济研究混同于经济项目研究,从中得出的结论不可能具有普遍必然性。而这种经济工匠的活动,恰恰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所引为自豪的特点。一方面这种自我设限的方法不可能得出普遍必然性的结论,另一方面他们又津津乐道于这些结论的实证性,并把其作为经济学原理提出来,陷入一个又一个悖论是必然的。对经济学理论同其所应用对象的关系首先从范式角度进行时空层次的对称分析,所运用的思维方式是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多元化的;对经济学理论同其所应用对象的关系进行边界条件的对应分析,所运用的思维方式是牛顿力学一元化的线性思维方式。经济学一元化的线性思维方式,其根源在于把西方现代经济学看成人类经济学的模本、经济学唯一的不变的绝对的真理。但把自己局限在理性分析范围内的西方现代经济学,不能理解和解释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同知识经济形态这个参照系不兼容。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真理性只能局限在工业经济时期,在知识经济时代将被“证伪”。因此,西方现代经济学是工业经济时期的经济学范式,知识经济时代要求新的经济学范式与之对称;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移、经济发展模式转轨必然要求经济学范式的转换。把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看成不变的绝对真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需要范式转换只需要边界条件分析,没有逻辑和事实依据。只要明确参照系,经济学科学真理的多元化就不会陷入真理观上的相对主义。如果认为公理、定理本身即有边界条件,并且能够找出这些边界条件,那实际上就等于承认这些公理、定理已被证伪。已被证伪的公理、定理不是科学,对不科学的学问进行“内在逻辑分析”也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各种“定理”、“公理”,有那么多的例外甚至“悖论”存在,是由于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线性思维方式所致,是由于线性思维方式同丰富多彩的经济现实不对称所致,就是因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各种“定理”、“公理”有边界条件因而没有普适性所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包括范式分析、范式既定前提下理论和实际、一般和特殊相结合的过程不等于理论的边界条件分析。范式分析是经济学内在逻辑分析的前提;范式与参照系的对称分析、理论与实际的对称分析不能归结为找到经济理论、定理的边界条件。
经济学范式分析是界定经济环境的前提
田国强:“1、界定经济环境 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的首要组成部分,就是对所要研究的问题或对象所处的经济环境(economic environment)作出界定。如前所述,要做好任何一件事,首先要了解国情、所处的周围环境或现实背景。现代经济学在研究问题时也完全如此。在作经济问题研究时要从实际出发,对经济环境进行界定。经济环境通常由经济人、经济人的特征、经济社会制度环境以及信息结构等组成。对经济环境的界定可分为两个层次:(1)客观描述经济环境和(2)精炼刻画经济环境特征。要做好这两点,前者是科学,后者是艺术。对经济环境描述的越清楚、准确,理论结论就会越正确;对经济环境刻画的越精炼和深刻,论证起来就越简单,理论结论也越能让人理解和接受。界定好一个经济环境,就是要将这两个层次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现代经济学大多数问题的研究中,经济环境都假定为外生给定的,而不是由理论模型延伸出来的,否则就无法讨论问题,因为总需要将一些经济因素或变量当作参数给定。”“帕累托最优这个概念对任何经济制度都是适用的。尽管帕累托最优标准没有考虑到社会公平问题,但它却从社会效益的角度对一个经济制度给出了资源是否被浪费的一个基本判断标准,从可行性的角度评价了社会经济效果。”⑦问题是,无论田国强怎样强调“经济环境都假定为外生给定的,而不是由理论模型延伸出来的”,任何“界定经济环境”都离不开一个参照系,不同的参照系“界定经济环境”的标准不一样,得出来的结论也不一样。这个参照系就是着手“界定经济环境”的经济学家或经济学工的知识背景,也就是存在于经济学家或经济学工头脑中的现有的经济学范式。因此,经济学范式分析才是“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真正的“首要组成部分”。如果“界定经济环境”的经济学家或经济学工头脑中的经济学范式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理性的经济人都是自私的”,是“一般均衡理论”,是“完全竞争模型”,是“帕累托最优”,就会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而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划等号;他们在界定美国的经济环境时,就会把美国当前的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环境界定为标准的市场经济模型,而标准的市场经济模型就是标准的人类社会的经济模型,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标本;就会把美国曾经走过的从“血与火”的资本原始积累到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的道路看成是人类经济发展的主流;在界定中国的经济环境时,就会把计划经济等同于封建主义、通过否定计划经济来否定社会主义,就会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定位于重演西方近代史,就会把私有化、金钱化、自由化、产业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就会把世界工厂、资本原始积累、带血GDP、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看成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必经途径,就会把丛林法则、投机垄断、两极分化、掠夺型经济、坏的市场经济看成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常态,起码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必经阶段。相反,“界定经济环境”的经济学家或经济学工以宇宙的对称本质对称关系为参照系,以对称经济学为自己的经济学范式,就会把平等看成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把价值看成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因此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不是对立的而是对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不是向不完善的市场经济过渡而是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过渡,因此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以上事实说明,界定离不开定位,定位离不开解释,解释离不开范式。“经济环境界定”离不开“经济解释”,“经济环境界定”和“经济解释”是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理论和实践的双向互动过程;田国强的“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中的第一步“界定经济环境”决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由他头脑中的“一般均衡理论”、“帕累托最优”模型等“理想状态下的标准经济学模型”组成的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对经济环境的辐射与整合。田国强有意无意地把“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中真正的第一步给忽略了。把“界定经济环境”看成外生给定的,否认经济学范式在“界定经济环境”中的主导作用,看不到“界定经济环境”过程中主客体的相互作用,是西方经济学通行的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还原论思维方式的必然产物,而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还原论思维方式本身是现代西方经济学范式中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田国强上述所津津乐道的“理性的经济人都是自私的”、“一般均衡理论”、“完全竞争模型”、“帕累托最优” 等“理想状态下的标准经济学模型”本质上都是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还原论思维方式的产物。
由于西方现代经济学的这种线性思维方式不可能准确界定环境,正确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所以西方现代经济学不可能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用西方现代经济学削足适履牵强附会指导中国市场化改革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危害,说明西方现代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单方面的限定经济学的边界条件,也不是单方面的界定经济环境,而是经济学范式和经济现实之间是否对称的问题。科学范式的转变过程,是参照系转移的过程。商品经济时期价格经济学和一般均衡理论有相对的真理性,但在市场经济时期价格经济学和一般均衡理论将成为绝对谬误。知识经济随着产品的无限多样化,“总供给”与“总需求”这个概念只有空洞抽象的意义,而没有具体的实际意义。一般均衡理论是配置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消极的理论,产生于小商品经济时期。那时人们的需求结构简单、生产规模狭小、可再生资源有限,可再生生产能力与人的主体性发挥的空间太小、生产与消费之间容易“失衡”;一旦“失衡”,就会出现所谓经济危机。马克思的两大部类生产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出来的经典的一般均衡理论。可以说一般均衡理论是包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内的所有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然而到了真正社会化大生产——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所有的“均衡点”(包括生产与消费)均已不复存在;人的需求结构的变化带来的需求的无限性,生产结构的变化带来生产发展的无限性,决定了主客体之间只有主体主导的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而无静态的均衡。此时只有结构调整问题而无均衡问题。知识市场经济是社会量子化时代,一般均衡理论已过时,再秉持这种理论只能损害可持续发展。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的转型经济与其说是例外,还不如说是经济发展五度空间模式的典型,只有用五度空间的思维方式才能与经济发展的典型现实相对称,而“一般均衡理论”、“帕累托最优模型”中所渗透的线性思维方式同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现实只能脱节。因此一般均衡理论并非经济学的一般参照系,以一般均衡理论为参照的西方现代经济学不是一般经济学;要解释中国经济、指导中国经济发展,不是简单的界定中国经济环境,而是建构与新的历史时期相对称的新的经济学范式。明确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理解中国经济学范式代替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的历史必然性。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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