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社会的收入分配持续扩大，已经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影响社会信任和社会稳定，从而对经济发展构成了越来越大的阻碍。正是基于这一严峻现实，21世纪以来，中央各次会议和文件精神都强调关注民生，重视社会公平，并把收入再分配列入现阶段的重要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则进一步强调，要“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健全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完善最低工资和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完善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然而，流行的经济学观点却将效率与公平对立起来，似乎两者之间存在某种不变的替代关系。也即，社会经济制度只能在如下中二择其一：一是能够实现社会产出最大化的自由市场，二是能够最大化限度实现某些非个人主义式道德理想的非自由市场。相应地，持自由市场观的新古典经济学人就宣称，为了确保经济的高速增长，我们就必须牺牲一定的社会公平;与此不同，持社会伦理观的马克思经济学人则认为，首先关注社会公平问题，为此宁可放慢发展速度。这就是近几年不时出现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还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争论。要破解这一难题，就需要重新审视公平和效率间究竟存在何种的关系?
首先，我们分析社会组织良好国度中公平和效率间的关系。
一般地，当收入分配结构更为均衡时，地位相似的人们之间具有相似的需求和感受，从而更容易产生信任感。一项对欧洲发达国家作有关是否同意“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的调查就发现，较高的信任水平与较低的不平等程度密切相关：其中，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人们彼此最为信任，瑞典的信任水平最高，有66%的人觉得他们可以信任别人;而葡萄牙的信任水平最低，只有10%的人认为他人是可以信任的。同样，对美国内部各州之间的调查也显示了相似特征：美国各州之间的信任差别是4倍，且低水平的信任与高程度的不平等有关。事实上，在巴西等国家，尽管富人和穷人也许是比邻而居，但他们的生活却毫无交集：孩子们去不同的学校，使用不同的医疗服务和其他公共设施;相应地，这些国家的公民以各自利益为重，缺乏同进退的意识，从而普遍信任度低。
同时，信任度的提高，使得人们更愿意也更容易展开合作，由此也就带来更高的合作收益，实现从囚徒博弈到信任博弈的转化。事实上，按照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维，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应该支付市场出清的最低工资;但大量的行为实验却表明：(1)工资明显超出最低工资水平，(2)在工资和努力程度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为此，阿克洛夫提出用“礼物交换”来替代原先的竞争理论便是：厂商往往会给予工人一个超出市场工资水平的“礼物”来激励工人超出他们原先的努力程度，从而可以实现(更高工资，更高努力程度)的均衡。在很大程度上，这个“礼物交换”机制确立了这样的信任关系：工人将会从自己更大的工作努力中获得回报，从而可以实现厂商和工人的共赢。
当然，这种信任关系本身与收入结构有关：如果管理者和生产者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就不可能建立起这样的信任关系，从而也就会影响生产方式和生产效率。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典型的美国公司总经理比一般工人收入高160倍，而日本则仅为20倍。正是由于收入分配结构相差如此之大，两个社会的信任水平不同也就不奇怪了，从而也就导致两个社会中工人努力程度的巨大差异。事实上，正是由于生产者和管理者之间具有相对高的信任关系，日本公司可以推行精益生产方式，因为管理者相信他们的员工都不会使整条生产线停顿下来;相反，美国的公司却不敢让他们的员工享有这种权力，因为管理者担心他们的员工在紧要关头会以停工作要挟。而且，在面临2009年的召回危机中，日本丰田汽车的员工却主动取消春斗、降低工资以与公司共度危机，因为他们相信，他们与公司是一体的，公司管理者在困难之时也不会弃他们不顾。
其次，我们分析现实世界中公平和效率间的关系。
一般地，公平和效率间关系与社会制度密切相关，考虑到社会组织和制度的发育程度，公平和效率间就不存在单一的对应关系，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关系往往存在明显差异;同时，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两者之间越来越出现出正向的互补关系。因此，我们需要从短期和长期两方面来审视现实社会中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一方面，在短期内，效率和公平往往呈现出某种替代关系。究其原因，不公正的产权界定、不公正的交换机制等往往导致收入和财富集中到一小撮人尤其是利润收入者身上，他们就可以将剩余产品投入到再生产中而推动经济的增长;同时，那些没有财富积累的贫穷者则不得不付出更大的劳动以维持基本生存，从而创造出更大量的社会财富。事实上，按照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利润收入者的储蓄倾向往往会高于工资收入者，高收入的边际储蓄倾向也高于低收入者;因此，向利润收入者和高收入者倾斜的收入分配将增大总储蓄和总投资，从而通过牺牲公平来促进效率的提高。
当然，这种发展模式也依赖于一些基本条件。(1)剩余产品的流向。如果剩余产品主要投在必需品的生产领域，那么就往往可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这可以从工业革命时期的欧洲社会以及亚洲新兴国家的情形略见一斑;相反，如果剩余产品主要投在奢侈品的消费领域，那么就往往反而会抑制经济的快速增长，这可以从战后的拉美诸国以及亚洲的菲律宾等国的情形略见一斑。而且，即使剩余产品主要投在必需品的生产领域，它是否能够持续促进经济的增长，也存在一个度的问题，必须给社会大众留有足够的消费资金，否则必然会出现周期性的经济衰退。(2)劳动者的积极性。如果剥削和不公正现象限制在一定限度内，社会大众就倾向于付出更多的劳动努力来改善生活，从而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这可以从中国的改革开放30年历程得到反映;相反，如果剥削和不公正现象超出了一定限度，社会大众就不愿通过更多的劳动努力而是试图通过掠夺活动来改善生活，从而反而抑制了经济的增长，这可以从当前非洲和南亚的一些国家中得到大致的反映。
另一方面，在长期内，效率和公平更凸显出互补和共生关系。究其原因，如果每个人都能够获得与其劳动贡献相称的收入，而且，利(收入)出一孔(劳动)，可以激励和迫使社会大众最大程度地努力劳动以提升自身的生活水平，从而推动经济的增长;同时，由于社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每个人的劳动投入上，就可以最大化地使用具有易逝性的社会劳动，而节约具有固定且稀缺的自然资源，从而有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此外，收入差距的相对平等容易塑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可以降低收入再分配的潜在威胁;这样，有效的民主制甚至是合伙民主制就会逐渐建立起来，并进而会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当然，当每个人大致可以获得与其劳动投入或贡献相称的收入时，人们就大致就处于中产的富裕状态，从而就不会像那些处于被剥削地位的劳动者那样被迫付出大量的劳动，而是会在消费品的需求和闲暇需求之间寻求平衡，结果，社会经济的增长速度相对于那种不公正社会反而有所下降。尽管如此，从社会福祉的角度上看，由于社会大众通过平衡劳动和休闲而实现了效用的最大化，因而在这种意义上效率又是最高的;更不要说，这种社会有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也就具有很高的社会长期效率。哈里.约翰逊曾写道：“国家越发达，其国民越希望收入分配公平，必要的话可以接受较高的税收以纠正它……收入水平越高，再分配政策引起的增长率下降问题就越小。发达国家有能力为社会公平牺牲一定的增长。”
因此，基于短期和长期这两个层次，我们就可以更好地审视效率与公平间的真实关系，更清楚地体认到当前中国社会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转换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否则，很可能会面临经济增长过程的中断：一方面，如果工资收入与其劳动贡献很不相称，那么就可能会出现社会动荡;另一方面，即使在相对稳定的社会，收入分配的两极化也会将社会劳动时间引导到收入再分配的争夺上而不是生产上。相应地，这也就从社会效率角度为收入再分配和民生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事实上，市场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只能局限于经济领域，而住房、教育、医疗、社保等关系到全体国民民生的公共服务领域不能过于市场化。在很大程度上，在过去的二十年内，正是这些社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导致了中国社会经济的日益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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