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距离我国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已经过去了19年，随着金融改革深化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时机已经逼近。央行行长周小川昨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今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最后一年，我国打算通过各方面改革努力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人民币加入SDR(特别提款权)做准备。
实现的三个维度
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不仅标志着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加快与国际经济接轨的步伐，更有利于扩大人民币在贸易和投资项下的跨境使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周小川表示，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还需要在三个维度上下手。一是要使境内境外的个人投资更加便利化。周小川指出，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些进展，但是在有关法规条例、自由度上有所缺陷，比如目前国内居民到海外投资证券或者其他金融产品还是事前审批制，这正在准备改革。同时，目前外国居民投资中国金融市场主要通过QFII渠道，方便程度和灵活程度不够，也没有满足更高的自由度，这方面准备在今年出台一系列的政策和试点举措。在这一系列改革后，不光是企业，境内外的居民在金融市场上的投资会更加便利，基本上达到资本项目可兑换，或者是作为一种自由使用货币的标准。
第二层维度是要加大资本市场开放。资本市场除了应该使国际上的投资者能够自由投资国内的股票债券，国内的投资者也可以投资国外的股票债券。股票和债券的发行者应当拥有更大的自由度，将来境外的发行者可以选择在境内发行，境内的发行者也可以考虑在境外发行。他们选择的币种可以是可兑换货币，也可以是人民币。
第三层维度则是《外汇管理条例》的修改，周小川表示，考虑有关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变成一个自由使用的货币所提出的要求，根据这样一个框架来审视《外汇管理条例》并对它进行修改。
多数项目已铺路
从国际上的货币可兑换进程来看，在经常项目实现可兑换后，逐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大约需要16年时间。我国在1996年12月1日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如今已经过去了19年之久。在分析人士看来，我国当前资本项目开放已经具备一定的基础，IMF下半年将对SDR货币篮子进行重新评估，而资本项目可兑换会成为一个最重要考核因素。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今年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中国要“稳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事实上，我国的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以渐进方式推进。央行南京分行行长周学东表示，“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资本项目下交易的分类，目前中国部分可兑换的有17项，基本可兑换的有8项，完全可兑换的有5项，三者加起来占全部交易项目的75%”。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几年资本项目可兑换进展比较大的是对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开放，最后一个是对个人的开放。目前不可兑换的内容主要集中在资本市场的投资，未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之后，个人不用通过沪港通就可以到境外投资，包括股权、不动产的投资，放开个人年度换汇上限等。此外，除了资本市场之外，我国在借贷方面还存在管制，境外人民币融资利率比较低，但境内企业在境外融资还要经过严格的审批，借到之后调到国内使用还是要经过外管局审批，未来也需要进一步放开。
对于我国迟迟没有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原因，温彬表示主要是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令决策层较为审慎。
资本外逃可能性不大
不少研究机构预测，“强势美元”可能成为今年人民币走势的一大挑战，如果人民币在今年内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会否出现大量资本外逃的可能性?对此，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认为，风险肯定是存在的，但是去年开始央行采取了很多措施来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目前来看人民币波幅虽然有所扩大，但是贬值幅度有限，所以如果人民币实现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后，大量的人民币换成美元得不偿失，所以人民币大幅度外逃应该不可能出现。
同时，郭田勇表示，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肯定会逐渐推进。“应该是‘先机构后个人、从流入到流出’，先从机构开始允许机构进行资本项目可兑换，可以考虑放开QFII渠道;同时可以先放开流入，允许海外机构进行相应投资，逐步放开。”郭田勇补充道。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机构认为汇率政策将是2015年中国最复杂的宏观政策之一，人民币在2015年最可能发生的情况就是保持在区间内波动的状态，并于2015年底保持在6.15不变。
对于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时机，温彬表示，目前人民币存在贬值预期，在美联储加息的大趋势下，如果贸然开放资本项目，可能会引起资本外流、汇率暴跌。因此在开放过程中需要掌握好节奏和步伐。一方面要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同时也要建立一套监控跨境资金流动的体系，制定相应风险管理体系，做好防范预案。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闫瑾
延伸阅读：余云辉、江涌：买办的欢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
如果现阶段国有资本和私有资本都不需要资本项目自由兑换，那么究竟是哪些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需要中国彻底开放资本账户呢?答案是：国际资本及其背后的利益集团。
一、资本账户开放的系列“好处”是虚幻的
资本项目自由化是西方经济自由主义者的一贯主张，世行与人行鼓吹中国资本项目自由化可以为中国带来以下“好处”：
“好处”之一：资本账户开放“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发展”
国外早有经济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证明这一观点并不成立。真实的情况是：资本项目自由化对那些金融监管制度健全、金融市场成熟、拥有资本定价权和资本流向主导权的国家有利;相反，对那些金融制度不健全、金融市场不成熟、缺乏全球资本定价权和全球资本流向主导权的国家和地区不利。
如果一个国家处于产业转型、经济结构相对脆弱、或积存大量经济社会矛盾，那么资本项目自由化将引诱国际各类投机资本的攻击，进而引发国内汇率、利率和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从而导致国内产业遭遇破坏、国民财富遭遇洗劫。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进入国际市场，曾经避免诸如拉美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等多次国际金融大危机的冲击，正是得益于资本项目管制——这一金融安全的最后防线。
因此，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取决于中国本土产业资本的全球竞争能力、取决于国内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和监管水平、取决于政府是否真正掌控人民币的汇率定价权和货币发行自主权。不具备这些条件，资本账户开放非但不能带来预想的利益，反而会诱致系列灾难。
“好处”之二：资本账户开放“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人民币国际化首先需要资本项目自由化”。资本项目自由化曾经给那些笃信自由化好处的发展中国家造成过重大的财富洗劫和经济创伤。因此，资本账户开放这一政策主张的鼓吹者不敢过分宣扬“资本项目自由化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发展”，而是以资本项目自由化来迎合人民币国际化的要求，试图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大旗之下积极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但是，我们需要反问的是：资本项目自由化与一国货币国际化、与人民币国际化究竟有没有关系?有多大关系?
曾几何时，日本、澳大利亚、巴西、泰国等国家积极致力于资本项目自由化，这些国家除了收获经济波动与世界同步的“好处”之外，并没有实现本国货币的国际化。国际原油市场等大宗商品交易使用的货币依然是美元，而不是日元、泰铢等其它货币。试问：中国资本项目自由化之后，难道中国人可以使用人民币购买中东石油、欧洲设备和日本房产吗?显然不可能。不仅是欧洲、日本都想输出自己的货币——欧元、日元，更为关键的是，大宗商品用美元计价、结算是美国的核心利益，谁敢挑战与侵蚀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会毫不犹豫进行反击。
主张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观点认为，资本项目自由化之后，中东、欧洲、亚洲国家更愿意接受人民币，有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理由是：中国持有近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海外机构和个人所持有的人民币可以到中国自由地兑换成美元。其逻辑是：人民币国际化是与资本账户开放挂钩、而资本账户开放与中国外汇储备挂钩。可见，所谓的人民币国际化实际上是与中国外汇储备挂钩。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由此似乎实现了美元国际化。实际上，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世界货币本质依然是黄金本位制，美元并没有实现真正国际化。作为纯信用货币的美元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是从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开始的。美元与黄金脱钩，同时，美国主导着全世界各类大宗商品交易(特别是原油交易)对美元的需求，才使得美元代替黄金成为美元纸币本位制前提下的全球货币。
如果人民币国际化是基于人民币与美元的自由兑换、是基于3.2万亿外汇储备，那么，人民币国际化就是假象，本质上还是美元的国际化，抑或是人民币的美元化，而非人民币的国际化。当今，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值超过600万亿美元，那些企图以基于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思路，当属国际笑话。遗憾的是，世界银行、中国央行发布研究报告，积极主张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自由兑换，而外汇储备和人民币国际化可笑地成为重要理由。
需要更正的还有，货币互换不应该视同为人民币国际化。尽管人民币与其它国家货币进行互换有利于规避汇率波动、便利于双边贸易和投资，值得积极推进，但与人民币自由兑换无关、也与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币国际化无关。中国与俄罗斯、韩国、巴西、伊朗等国互换货币，如果说这就是人民币国际化，那么也可以说是卢布、韩元、巴西元和伊朗里亚尔等货币的国际化，如此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国际上没有人会因为与别国进行货币互换而兴奋地惊呼本国货币实现国际化，但是在中国，这种声音很大。这只能说明，中国的一些专家、官员还不了解世界货币的真正内涵，以及货币国际化的现实基础和信用前提。
目前，人民币国际化依然缺乏自主创新的产业基础、依然缺乏引导人民币走向世界的全球金融网络、依然缺乏为人民币国际化保驾护航的全球军事力量。一国货币的国际化不仅仅是一个货币使用本身的问题，而是一个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等集成问题。简单地说，货币到哪里，利益就到那里，产业竞争力和军事威慑力就应该辐射到那里。一个被跨国资本主导着国内主要产业部门的中国，一个大部分本土产业资本还缺乏国内竞争力更谈不上全球竞争力的中国，一个汇率走势多半由美国政府和国会决定的中国，一个货币发行量被美联储间接操纵的中国，一个金融网络还没有像毛细血管一样布满全球的中国，一个军事投射能力还守护不住南海石油资源的中国，一个主流经济专家没有独立思考能力、拿着外国机构的经费或跟着好大喜功的领导瞎起哄的中国，很难设想她的货币可以实现国际化。既然人民币不具备国际化的基础条件，那么，那些打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旗号，诱导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国内外机构和个人，其动机又是什么?这就是值得警惕的地方。
“好处”之三：资本账户开放“有利于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形成三大类企业，即外国资本主导型企业、私人资本主导型企业和国有资本主导型企业。外资企业不存在“走出去战略”问题，它们本身就是跨国资本，拥有强大的国际金融市场的支持，处于强大的“寡头垄断”态势。私人企业有“走出去”的想法，但普遍没有“走出去”的能力。中国私有企业总体上还处于数量多、规模小、技术创新不足、缺少市场主导能力的“自由竞争”态势。“山寨”生产和杀价营销是私有企业主要的竞争手段。因“改革”所形成的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私有资本，与因“开放”所引进的市场经济高级阶段的国际垄断资本，在中国本土展开了激烈的“非对称博弈”或“非对称经济战”。
对于中国私有企业来说，这场“非对称经济战”的结局近乎没有悬念：或者被外资收购(如日化、食品、商业流通领域的诸多企业);或者到海外上市加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美元阵营，成为中国经济的买办力量(如新浪、百度、新东方等);众多私有企业被强大的外资企业所吸附，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成为跨国资本的附庸;最后剩下的要么破产，要么逃债。中国私有企业生存状况没有乐观的理由，更没有“走出去”的管理能力和经济实力。当国内私有企业存活都成为问题时，哪有能力和资金“走出去”拓展国际市场?因此，把资本项目自由化跟私有企业“走出去”拉扯在一起，说资本账户开放可以促进私有企业“走出去”，实在牵强附会。
倘若硬是要说人民币自由兑换对私有资本有利，那倒是有利于煤老板和地产商的资金，以及其它灰色与黑色收入的资金“走出去”，并成为高盛、摩根、花旗、汇丰的私人理财客户。但是，这一点恰恰是需要防范和限制的。
对于第三类国有资本而言，资本项目管制不仅没有影响国有资本“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而且还有利于外汇储备的集中使用，有利于保障国有资本开拓国际市场的资金需要，同时，也有利于中投等主权基金的投资运作。如果中国企业需要集中资金优势与国际垄断资本展开实力对等的国际竞争，那么外汇资金必须集中使用，资本项目必须管制。
二、资本账户开放实际有利于跨国资本与境内买办力量
如果现阶段国有资本和私有资本都不需要资本项目自由兑换，那么究竟是哪些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需要中国彻底开放资本账户呢?答案是：国际资本及其背后的利益集团。
资本追逐利润，并且是最大化利润，要获取最大化利润需要持续不停运动。国际资本的特性在于跨国运动。国际产业资本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运动中实现增值，获取最大化利润，而国际金融资本越来越倾向，通过制造实体经济波动、金融市场波动(尤其是汇率、利率等金融资产价格波动)，进行投机，转移、劫掠他人与他国财富。随着经济金融化的发展，国际产业资本与国际金融资本之间越来越难以清晰划分，近乎所有的制造业大公司，都设立自己的财务与投资机构，金融收益在集团总收益中的比例越来越大。例如，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国福特公司的总收益有超过80%来自与汽车信贷相关的金融业务。国际垄断资本谋求垄断利润并实现经济控制和政治控制。为获取垄断利润并实现经济和政治控制，国际垄断资本不仅需要经济波动，甚或制造社会动乱甚至战争。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名言是：当巴黎街头血流成河的时候，正是它们播种和收割的季节。
改革开放后，在畸形政绩观的诱导下，中国诸多地方政府以做大GDP为指向，大肆直至几近疯狂地招引国际资本。国际资本借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完成了在华的产业布局和主要产业核心环节的控制。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借着中国深化金融改革、扩大金融开放，跨国资本的目标开始升级为谋求金融机构控制、货币定价权(即人民币汇率)控制和货币发行权控制。在国际资本及其母国政府的不断施压下，人民币持续被迫升值，吸引着更多的热钱涌入中国，人民币基础货币被迫超量发行。在人民币超量发行并引发通货膨胀的情势下，对国际资本友善的中国人民银行非但没有向海外资本征税以阻止垃圾美元泛滥狂潮，反而选择提高利率汇率、收紧银根等方式引导泛滥美元资金流入。与此同时，以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剥夺国内实体企业的流动资金，以此维持货币供应量的表面平衡，从而将国内企业挤压到流动性近乎枯竭的状态，为跨国资本在华攻城略地营造了极其良好的环境。从2008年初开始，民间资金年利率始终高居30%以上，海外资金只要把美元换成人民币然后在民间高息放贷就可以轻松获取暴利。迄今，中国经济的现实状况是：一方面，跨国资本在人民币单边升值、房地产泡沫、民间利率飙升以及资本市场套利中大幅度增值;另一方面，本土企业出口乏力、产业竞争力下降、人民币购买力降低、资源和劳动力成本被动提高，人民币显现出严重高估的状况。
截至2011年12月底，外汇占款余额是25.36万亿人民币，而外汇储备是3.18万亿人民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是6.3009。如果按照6.3的汇率计算，那么25.36万亿人民币占款应该对应4.02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二者相差8453.96万亿美元(约合有5.32万亿人民币的亏损)。换句话说，人民币的真实汇率走势是贬而不是升，只有人民币贬值到7.9748的水平，外汇储备和外汇占款余额才能平衡。而实际情形是，人民币在美国外压与中国内应下，节节攀升，而且在预期升值中不断攀升。
当中国经济增长、贸易状况、经济结构、贫富差距和社会稳定都开始走向恶化时，人民币贬值预期产生了，国际资本要大规模撤离中国，于是乎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呼声开始集中呈现。
在人民币存在高估、外资需要在汇率高位逃离的情况下，中国央行不是顺势大幅贬值人民币，减少账面亏损，而是在人民币汇率被高估的情况下抛售数百亿美元来维持不合理的汇价。中国央行不仅升值积极、贬值消极(从而客观上配合着热钱的套利和撤离)，而且在积极制造舆论，推出《我国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基本成熟》(2012年2月)的专题报告，以官方的身份与美国政府和世界银行的策略遥相呼应。
美国(政府和参众两院)及其控制的世界银行一致地要求中国解除资本项目管制，有经济目标，也有政治目的。道理很简单，中国开放资本账户有利于美国及其主要盟国的跨国垄断资本猎取中国的储蓄财富、外汇储备和国有企业。我们可以设想外汇储备消失、国内储蓄蒸发、国有企业消亡、投机资本横行的乱局吗?只要中国彻底开放资本账户，跨国资本可以轻松实现上述目标。
国际资本只有完成了两个阶段的运动，才能完成对中国财富的转移。国际资本以美元方式进入中国，换取了中国廉价的资源、廉价的股权和廉价的商品;相应地，中国形成了储蓄和外汇储备。这是国际资本运动的第一阶段。然后，国际资本必须以某种方式进行一次反向运动，形成资本的回流，才能最终实现赢利，达到转移中国财富的目的。无论从何种角度看，中国经济正步入活力放缓、增长下降的周期，国际资本在中国形成的本金和利润需要自由地、快速地兑换成美元流到境外，这需要资本账户开放的配合。拉美、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危机都是发生在国际资本运动的第二阶段，即国际资本回流阶段。
在美国对华施压并实际控制着人民币汇率走势的情况下，国际资本的大进大出，必然导致中国货币政策的失控，必然导致外汇储备和人民币供应量的大起大落，进而必然导致人民币汇率、资金利率、商品价格、资产价格和股市期市的大幅度波动。中国经济必将陷入极度不稳定的状态中。这正是跨国资本施展拳脚的洗劫中国储蓄和外汇储备的时机。当外汇储备和银行储蓄被跨国资本席卷而去，伴随的是企业倒闭、税收骤降、赤字激增、通胀恶化、民怨四起，大危机随之爆发。到这个时刻，中国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变卖剩下来的国有企业。世界银行把“国有企业私有化”和“资本项目开放”放在一个处方(《2030年的中国》)中，用心何其良苦。
在中国的经济体里，储蓄是经济体的血液、外汇储备是经济体的肌肉、国有企业是经济体的骨架。当外汇储备和银行储蓄遭遇洗劫，并导致国有企业破产或变卖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也自然地被国际资本摧毁了。
在苏联解体之前，美国战略家基辛格曾经说过：“除了全面战争以外，中苏集团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后退：自动让步或内部分裂。前者不太可能并且决定于我们所不能控制的因素，而后者则值得仔细地研究。”其实，针对中国和苏联“内部分裂”的方案美国早应研拟完毕，分裂苏联的方案已经成功实施，分裂中国的方案正在实施中。如果中国像苏联一样瓦解，那么，跨国资本商业利益及其背后政治势力所谋求的政治利益也就达到了，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以及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将更加稳固。
当然，世行的报告不乏闪光的建议和美好的祝愿，但是，绿叶和鲜花的堆积掩盖不了其作为毒刺与毒药的实质。
三、中国在金融领域的现实选择
其一，建立人民币在岸交易市场，人民币国际化水到渠成
古今中外，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不是刻意孵化、催化等“化”出来的，而是国家实力强大进而促进货币强大，由此自然而然进化出来的历史结果。人民币国际化的正确路径在于，取消本国以及外国对于人民币作为计价、结算以及储备货币所设置的法律壁垒，并对采取人民币作为计价、结算以及储备货币的行为予以必要的政府保障(包括军事手段)。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在于，尽早解决法律障碍，尽早建立政府保障。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问题，是涉及国家现有金融资产安危的重大问题，绝对不能继续任由境外金融机构诠释，以及一小撮里应外合的操纵。
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恰恰在中国的本土。从英镑和美元成为国际货币的历史过程可以清晰看到，只要能够建立起强大的人民币在岸交易市场，人民币的国际化就会水到渠成。人民币在岸交易的基础，是用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市场，其核心是人民币国债交易市场。没有强大的本币在岸交易市场，就不存在本币国际化的基础，甚至根本不存在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础，何谈本币的国际化?如果中国存在人民币在岸交易中心，任何外国政府或机构，倘若希望得到中国资金的支持，就必须到中国来，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主权或非主权债券。例如，希腊等欧洲重债危机国完全应当到中国来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希腊主权债券，用于解决本国政府面临的经济困难。中国对欧美的救助，绝对不应该去购买欧美本币计价的主权债券，这是“人民币美元化”、“人民币欧元化”，绝非“人民币国际化”，绝对是愚蠢透顶的行为。
其二，资本项目管制的最后防线不可拆除
摩根大通曾经宣称国际资本市场准备了10万亿美元伺机淹没中国。如果没有资本账户管制的金融防线，那么严重泛滥的美元必将淹没中国，拥有绝对优势的美元必将打垮弱势的人民币。届时，人民币不仅无法国际化，甚至在中国本土也难有立足之地：中国人宁可接受美元而不接受人民币。1948年国民党统治区经济溃败的场景将在全中国重演。
也许人们会问：难道中国的央行不会扭转乾坤吗?未免太悲观了吧?是的，千万不要把中国央行的理论素养和操作水平想象得太乐观。仅仅一项汇率改革就引来美元狂潮并导致货币供应结构性失控，外汇占款就挤占了中国基础货币发行的80%，本土经济实体被挤压在20%的基础货币空间里。今天，中国大部分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经营困难有目共睹，造成这种现状的货币结构性根源一目了然。如果资本项目管制的最后防线拆除了，万万不可指望那些仰美国人鼻息的中国央行等政府机构的官员能够有思路、有能力、有魄力跟海啸般的跨国资本及其背后强大的政府力量博弈，他们能守住中国金融的底线、保证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吗?我们究竟是相信那么一群立场不清、国籍不明、书本模型一堆、实战经验没有、历史与国情知识贫乏而又高高在上的书呆子们，还是相信中国资本项目管制这项制度?这是一个事关中国经济政治大局的选择。
其三，必须确保货币政策独立自主、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与资本项目管制
根据“三元悖论”理论——这是一个被西方经学者所广泛信奉与追捧的理论，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性和资本账户完全开放三大目标，只能取其二而舍其一。中国应该如何“取”和“舍”?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经济发展必须服从于大众利益和稳定大局，必须兼顾就业、环境与社会的平衡发展，必须在国际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保持自主性和独立性，必须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正义、制衡、平衡的国家角色。因此，中国必须确保经济独立自主。经济要独立自主，货币政策必须独立自主。为此，在上述三大目标中，必须选择和保证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且把保证货币政策独立性放在第一位。
中国处于工业化兴盛期，积极致力于发展实体经济，企业普遍处于成长期，需要一个可以预期的相对稳定的经济环境，稳定的货币汇率就是其中之一。同时，中国的产业体系已经严重依赖于出口贸易，经济增长和社会就业受制于出口状况。尽管中央反复强调要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但是结构调整与方式增长需要时间，也需要资本投入。为了完成经济结构的平稳调整和产业体系的逐步升级，中国需要维持出口贸易的稳定。这就要求人民币汇率必须相对稳定，不可大起大落。因此，从中国现实的经济结构出发，必须选择并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并通过执行严格的资本项目管制来确保汇率稳定。
前文已经剖析，我国的外汇储备和外汇占款余额存在巨大差异，人民币实际面临的是贬值压力，而自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从8.11：1一路上升到目前的6.30：1，而且在内外压力集团的操纵下，目前仍然在持续升值。人民币应该通过贬值，维持在8.11上下的水平上。人民币只有贬值回到2005年“汇改”之前的水平并保持在此基础之上的汇率稳定，才能重新形成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消除贬值预期，才能提高人民币的国际认可度，才能有利于人民币走出去。
为了有效地取得“货币政策独立”和“汇率稳定”这两大目标，中国只能舍弃“资本账户自由化”，必须保持资本项目管制。同时，应该把目前已经过分开放的资本项目重新严格地管理起来。只有实行严格的资本项目管制，提高资本管制效力，才能控制国际资本流动对汇率稳定的冲击，才能避免国际资本对中国货币供应总量和供应结构的干扰，才能保证中国经济作为大国经济体所应有的独立自主与平稳发展。世界银行与中国央行报告中把规避管制的金融工具增多、资本管制效力下降作为“最终选择”扩大资本项目开放的理由，这是站不住脚的。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而不该解除管制，自毁长城。
原标题：警惕资本项目自由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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