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上一篇文章提到，中央对当前困难的基本判断是：“……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
在随后文章中，我们将分析中央解决上述困难的思路。
工作会议指出，要发展中国经济，解决经济问题，“……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和强大生产能力的优势，使国内大循环建立在内需主动力的基础上，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并且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这是中央解决问题的第一个原则：既要深化供给侧改革，又要扩大有效需求。
那么，什么是深化供给侧改革，又怎么扩大有效需求，以及二者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将先论述这个问题，并以此引出另一个问题——怎么理解先立后破。
一、什么是供给侧改革
市场经济的危机，在本质上是生产相对过剩，也就是供给大于需求。因此，解决危机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从供给端入手，消灭生产力，第二种是从需求端入手，扩大有效需求。
放任市场的自发力量消灭生产力，是解决危机的最重要的手段。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我国出现全面产能过剩，来到危机边缘。当时除了刺激政策外，还采取了传统的消灭生产力的办法，主动压缩过剩行业的产能。以纺织行业为例，当时全国纺织生产能力4600万锭，实际需要仅3600万锭。1998年出台规定，3年压缩1000万锭产能。这就是消灭生产力，其直接后果是纺织行业120万职工下岗。
这就是所谓的供给侧改革，实质是消灭生产力，以达到新的动态平衡。比如，2017年提出的深化供给侧改革，重点之一就是在去产能上下功夫，即破除无效供给，把处置僵尸企业作为转手，化解过剩产能。
二、什么是扩大有效需求
经济危机的核心是生产相对过剩，表现形式就是大量商品堆积，无法出售。也就是“有效需求不足”。怎么解决呢？“扩大有效需求”！
很多朋友以为，扩大有效需求的主要方式是让老百姓去消费，这是误解。扩大有效需求的主要方式，是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当代版的凯恩斯主义）。这为什么能扩大有效需求呢？我们举个例子说明。
假设在某个国家，由于生产过剩，钢铁和水泥大量堆积卖不出去，钢铁厂和水泥厂开始大规模裁员。很多人失业了，经济问题逐步演变成社会问题。在自由竞争时代，国家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大规模干预经济。在国家资本主义时期，条件发生了变化。国家为了缓解危机，出台一个政策，号召每个城市修一个公园。国家认识到，每个城市修一个公园有两个方面的好处，首先修公园需要钢铁、水泥，这样就可以消耗钢铁水泥的过剩产能，稳住重工业就业；其次修公园还需要雇佣工人，这还能带动一部分失业人口再就业，促进消费，带动轻工业发展。这两者还能形成良性循环，因为重工业发展了会雇佣更多工人，进而消耗更多轻工业产品，轻工业发展了会购买更多设备、修建更多厂房，带动重工业发展。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市政府修公园的钱哪里来呢？赤字融资！通过赤字的方式向金融机构融资。
这不仅是一个例子，还是真实的史实。1933年后，罗斯福政府就曾雇佣大量失业青年修建众多的国家公园。当然，修建公园只是一种方式，它还可以是修建铁路、修建公路、修建机场、修建形象工程，或者修建各种烂尾和不烂尾的楼。
这就是凯恩斯主义，这就是所谓的“扩大有效需求”。在当前情况下，扩大有效需求的起点，不是让老百姓去消费，老百姓没钱；扩大有效需求的起点，是让政府去投资，即：通过积极财政，配合货币政策，以负债和可能的通胀为代价，消耗过剩产能，延缓危机的爆发。
三、扩大有效需求和供给侧改革之间的矛盾
消灭过剩产能/过剩生产力（这就是供给侧改革的主要部分）一直是市场经济国家应对经济危机的方式之一，但是凯恩斯主义以来，市场体制国家强调需求管理，消灭过剩产能的作用在减弱。国家更希望通过积极财政搞基建投资等方式扩大需求，以形成新的动态平衡。
1997年后历次危机中，虽然都强调消灭过剩产能/供给侧改革，但需求管理明显是更主要的方面。因为消灭过剩产能意味着大规模失业。1997年的失业下岗，由于经济在上升时期还能承受的。2008年以来的每一次危机，我们都不敢以主动造成大规模失业为代价去消灭过剩生产力，因为这会激化已经在不断发酵的矛盾了。
但是，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扩大有效需求），会导致更大规模的产能过剩（引发新的供给侧改革）。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当前凯恩斯主义的抓手主要是基建投资，而基建投资是有周期的。这一点我在不同的地方反复讲过。
比如修公路或者铁路，修路的时候，需要买大量的重化工业产品，消耗大量的钢铁、水泥。从钢铁厂或者水泥厂的角度来看，他们发现自己的订单突然一下变多了，现有的产能完全赶不上订单的增长，于是他们就会增资扩产。也就是说，在基建周期内，为满足市场需求，重化工业领域各行业都会扩大生产规模。但是，路修完之后产能就会裸露出来。不仅仅是修路，所有的基建都是这样。也就是说，靠基建拉动投资，受制于城镇化进程，一旦城镇化进程慢下来，各个基建项目周期就会陆续完结，之前卖给基建单位的钢铁水泥就会丧失市场，于是，更严重的产能过剩就会凸显出来。
实际上，人民大学在2010年前后就指出了这个问题。人民大学在发布的报告中称，当前的加速投资，会催生更大的产能，这种产能在项目周期完结后有可能出现新的过剩。
“近1-2年的加速投资将在未来3-5年转化为加速性的供给，从而加剧未来的供求关系重新逆转的风险……例如，2万多亿铁路的建设虽然可以在未来3年分别产生540万吨、800万吨和1400万吨的钢铁需求，缓和目前钢铁行业面临的需求下滑的困境。但是，铁路建设用钢主要以重轨生产为主，而2007年重轨生产占钢材生产的产量的1%，因此，未来钢铁行业重轨钢生产能力将提高7-8倍。在铁路建设规模下滑时，我们将发现，重轨生产能力与一般的中厚宽钢带、薄板、宽钢带、镀层板以及建筑用钢等生产能力一起构成了未来更为庞大的钢铁产能过剩。”
所以，每一次“扩大有效需求”后，都会导致未来更大规模产能过剩，进而形成新的供给侧改革的需求。
四、我国当前的情况
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先是通过四万亿的强刺激，大兴土木拉动经济。这一时期我国重化工业快速发展，并在全行业形成过剩产能。
以钢铁为例。4万亿初期钢铁行业突飞猛进，螺纹钢的价格从3500元每吨，暴涨至将近5000元每吨。钢企中一个新入职的大学生，年终奖都能超过10万。2011年后，多方面原因导致固定资产投资下滑（政策退出使得基建下滑，外贸减缓使得制造业投资下滑，等等），钢铁过剩的产能裸露出来，主要钢材价格大幅下跌，螺纹钢从2011年接近5000元每吨暴跌至2015年不到2200元每吨。当时流传一个说法，卖一吨钢材挣的钱不如卖一斤白菜多。
这就构成了我国2016年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供给侧改革是消灭生产力，但并不是应对危机的主要方面。因此，一旦遇到经济下滑，刺激政策就会重启，而之前降下去的产能就可能重新恢复。2016年去产能的供给侧改革，曾一度见效，但是2018年经济下滑后，我国再次启动刺激，2022年后更是大肆刺激，直接结果就是重化工业产能再次反弹。
下图是我国四种主要重化工业产品，也是去产能的主要行业。水泥、平板玻璃和粗钢产量，在去产能后却有下滑，但是均于后续的刺激中再次反弹；电解铝的产能甚至几乎没有下滑，并在随后的刺激中快速反弹。
可以说，“扩大有效需求”和“供给侧改革”是凯恩斯主义的一组矛盾，二者不可兼得。
五、什么是先立后破
会议指出，“明年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上积极进取……要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政策工具创新和协调配合。”
产能过剩行业要压缩产能，这是破，高风险行业要降低杠杆，这是破。然而，这样的破会导致经济出现更大缺口，因为压缩产能会导致裁员降薪，终端消费下滑，降低杠杆会导致投资下滑甚至企业破产（最近的房地产就是这样），这会导致投资出现缺口。于是，在“破旧”的同时，中央要求“立新”，消灭旧的生产力的同时，要求催生新的生产力。
2017年中央提出深化供给侧改革，就讲到了要在在“破”、“立”、“降”上下功夫。这里的降是降成本，我们先不管。这里的“破”，指的就是大力破除无效供给，处置“僵尸企业”，化解过剩产能，消灭生产力。这里的“立”，指的就是大力培育新动能。
什么是新动能呢？“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都属于新动能。你可以简单理解为高新技术和互联网服务业。这些新动能可以吸收过剩产业中被排斥出来的劳动力，以免经济过渡下滑，导致社会动荡。
我们以新业态服务业为例说明这个问题。按统计数据，2003-2012，第二产业年均吸收760万人。2013-2015年经济下滑，第二产业出现收缩，不再吸收劳动力，而是排斥劳动力（裁员降薪），2013-2015三年分别排斥劳动力70万、70万、354万。这些人多数被第三产业吸收。实际上2015年产能过剩就很严重了，当时很多企业处于停产状态，2015年上半年大型纺织服装企业甚至出现倒闭潮。但是，之所以还没有出现大规模失业，是因为第三产业比例上升，相对于工业中游离出来的人，对人员的需求更大（服务业还有一个特点，用政治经济学的话说就是服务业的资本有机构成比较低，因此单位价值构成中V+M的比例高，可以容纳更多的劳动力；用西经的话说就是服务业就业弹性大，单位GDP可以容纳更多的劳动力）。
因此，虽然十多年前我国GDP增速就下滑，但是就业还行。在这样的背景下，2017年，中央把“破”和“立”并举，没有说谁先谁后，你破你的，我立我的。
然而，随着经济矛盾进一步尖锐化，新动能也逐步见顶。一方面，互联网新业态逐步饱和，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其中，已经开始出现过剩。另一方面，高新科技也出现过剩。
互联网新业态的过剩肉眼可见，我不多讲。这里重点介绍一下高新制造业的情况。
2014以来的几年，各省都在搞战略新兴产业，政府投入不断加码，导致结构新型产业迅速出现过剩，并出现低端化。到2018年，高新产业方面增速仍然快于制造业总体，但增速开始下滑，盈利能力也出现下滑。下图是高技术行业和一般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速的差值，2015-2018年，差值多在4%-7%，2019年快速下滑。
从2019年以来，我国结构转型明显放缓。当时结构放缓有几方面原因：
（a）各类战略规划到期、产业扶植政策逐步退出，许多企业缺乏造血功能。
（b）很多不合理的产业布局，行政化的重复建设。很多没有技术基础和市场基础的产业园区在扶植政策退出后难以自我造血。2018年底，我国有各类园区2.5万个，孵化器6000余个，70%在没有任何基础的三四线城市，大量园区无法实现收支平衡。2018年统计显示，28个省把光伏作为主导产业，超过280个地级市或工业园区提出打造千亿级新能源或光伏基地，很多新兴产业出现严重产能过剩。
新动能已经开始出现过剩，大量创新项目和高新工业园存在过度刺激和同质化建设，这一切都导致新动能增速出现逆转。2023年以来，高技术行业和一般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速的差值持续为负，高技术行业的增长已经明显低于制造业全行业增长速度。
这就导致一个问题，部分行业在去杠杆、去产能的时候，出现大量人员失业，或者导致经济出现较大缺口，而没有新行业吸纳补救。
于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央不再把“破”和“立”放在同一位置，而是要求先“立”再“破”。先扶植一些新的增长点，再消灭过剩行业的产能，解决高杠杆行业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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