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济会在当下可谓是个热门话题，但现有的共济会研究仍然漏掉了一个重要方面，知名学者何新早已注意到了这一点：“《马恩全集》里有关涉及‘共济会’的语句有数十处”;既然马克思恩格斯已经留下了多处线索，我们何不进一步挖掘和探寻呢?
通过对现有的50卷本《马恩全集》进行关键词信息检索，我们发现：在《马恩全集》中出现“共济会”关键词的频数共有21次，散落于16篇文献之间，其中马克思独著10篇，恩格斯独著4篇，马恩合著2篇。按照创作时间排序，具体的文献来源和频数如下(其中十二篇出现为1次，不再注明频数)：
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7年《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1848年《新闻数则》(1848年11月28日)3次、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上发表的书评——评托马斯•卡莱尔“当代评论”》(1850年3至4月)、1852年《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4月30日)、1852年《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11月10日)、1853年《俄土纠纷。——不列颠内阁的诡计和诡辩。——涅谢尔罗迭最近的照会。——东印度问题》(1853年7月12日)、1854年《“革命的西班牙”一组论文中未发表过的片断》(1854年11月21日)、1858年《普鲁士状况》(1858年11月23日)、1870年《马克思致恩格斯》(1870年4月28日)、1871年《“法兰西内战”草稿》(1871年4至5月)2次、1871年《附录：卡•马克思同“世界报”记者谈话的记录》(1871年7月3日)2次、1873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根据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决定公布的报告和文件》(1873年4至7月)2次、1878年《反杜林论》(1876年9月至1878年6月)、1891年《关于原始家庭的历史(巴霍芬、麦克伦南、摩尔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德文第四版序言》(1891年6月16日)、1894年《资本论》第三卷(1894年10月4日)。
根据上述文献，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两个特点：一方面，从时间维度来看，自1843年至1894年，文献基本涵盖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中晚全部历史时期，在欧洲1848年革命和法国巴黎公社时期前后的分布更为集中，这体现了马恩对共济会保持着较为连续的关注。另一方面，从文献的类型构成来看，有一些重要专著，有一些重要著作的草稿和素材，有一些短论、通告和谈话记录，还包括一些书评、书信和遗稿。这些文献渗透着马恩在不同历史时期、研究领域和分析视角下对共济会的思考与辨析。正确理解马恩特有历史语境下的共济会论述，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共济会这个神秘的“潘多拉魔盒”。
列宁曾指出：“1848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特别突出，在1848年，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特别突出，在50和60年代，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特别突出。”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发展和完善所经历各阶段特征的准确概括，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马恩在不同历史阶段思考和解决问题时对“理论武器”的侧重与偏爱，而马恩对共济会思考和分析的文本序列也体现了这个特点。因此，我们不妨也按此架构来解析马恩有关共济会的论述。
一、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语境中对共济会的阐述
1844年巴黎会晤以前，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考试”构思过程中，间接地谈到了共济会。这说明马克思注意到了共济会教义中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倾向。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认为，“‘考试’无非是共济会的那一套，无非是从法律上确认政治知识是一种特权而已”。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考试”构思是源于理性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法则，这是一种“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而这种唯心主义也正是共济会所倡导的。共济会的上层领导一直就是凭借这种政治知识和神秘主义来实现对其他成员的领导和支配。
二、马克思恩格斯在国际共运实践与论战中对共济会的阐述
1.在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共济会的阐述中，我们找到了格律恩、托马斯•卡莱尔、金克尔、卢格、巴枯宁和杜林的影子。从这些人竞相粉墨登场再到马克思的反对与批判，我们从中恰好可以看到共济会的恪守与阴谋。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中，恩格斯指出：“当格律恩先生到达‘理论的边缘’的时候，特别是在第295页上，他的‘背上就像有好多股冰水在奔流，使他浑身上下毛骨悚然’。但是，他完全战胜了这一切，因为他到底是‘伟大的人类共济会’的会员啊!”格律恩作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用抽象的人观点来评论歌德，通过文学形式歪曲歌德来宣扬对抽象人的膜拜和对“爱”的宗教信仰。而恩格斯针锋相对，提出要用历史的、阶级的和美学的观点来对待文学思想和作品。格律恩作品所反映出的，恰好是共济会极力宣扬阶级调和与抽象人性之爱的理念，马恩认为，这种社会主义是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庸俗化，从头到脚都是反动的。
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上发表的书评——评托马斯•卡莱尔“当代评论”》一文中，马恩谈到了托马斯•卡菜尔。卡莱尔属于封建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马恩揭露了他在1848年革命时期前后充当反革命和反民主的卫道士形象，批评了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特别是“英雄崇拜”，指出卡莱尔“对历史发展过程的整个了解便简单得像前世纪伊留米纳特和共济会会员的陈腐平凡的智慧那样，简单得像‘魔笛’中的普通道德和被弄得极端庸俗腐化的圣西门主义那样”。这里的“伊留米纳特”指的就是伊留米纳特派，18世纪后半世纪在巴伐利亚活动的共济会反派之一;而《魔笛》也是共济会会员莫扎特的大作。在共济会中，充满了神秘的个人偶像崇拜精神，信仰万世不变决定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而普通的会员只是领导人的工具，只是盲目执行领导人的意志。在这里，卡莱尔成了共济会的同路人，这种个人崇拜和密谋主义也在很多工人组织中造成了不良影响。
在《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4月30日)这封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卢格在他的信中攻击金克尔是普鲁士亲王的代理人和共济会会员”，金克尔代表的就是软弱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他留在自己党的队伍里完全是出于误会”。这种“误会”其实在各国革命流亡者中是普遍存在的，原因在于马恩在极力争取和团结他们的同时，也就无法避免他们对党的渗透和侵蚀，包括共济会的“有意安排”。还要注意一个细节，在马克思的语境中，“普鲁士亲王的代理人”和“共济会会员”是并列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两者利益诉求的趋同性。
在《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11月10日)中，也有一处共济会的叙述即“附上我的妻子关于昨天纪念罗伯特•勃鲁姆的大会的报道。她曾同伊曼特一起在开会地点‘共济会酒家’的走廊里”。这里的“纪念罗伯特•勃鲁姆大会”是由阿•卢格及其拥护者组织的;对于1848年革命的著名活动家罗伯特•勃鲁姆，马克思在《勃鲁姆》一文中，在高度评价他与庸俗民主派截然不同而忠于人民利益的同时，也明确指出了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观点的局限性和温和性;而对于卢格，马克思早在《德法年鉴》时期就与他进行了决裂。在与革命流亡者的团结和斗争中，尤其是维利希一沙佩尔派分裂同盟日趋严重和“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触发的情势下，马克思愈发对这些革命流亡者与共济会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思想和组织联系保持着高度的警觉。
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根据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决定公布的报告和文件》中，有两处出现了“共济会”，即“在国际的日内瓦支部后面隐藏着秘密同盟的中央局;在那不勒斯、巴塞罗纳、里昂和汝拉等地的国际支部后面，隐藏着同盟的秘密支部。这是个共济会组织，国际的普通会员及其领导中心甚至没有怀疑过会存在这样一个组织”;“在里斯本，莫拉哥把几个葡萄牙人(国际会员)拉进了同盟。但是，他认为这些新手不够靠得住，所以他背着他们建立了另一个由在共济会会员中招募来的最糟糕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分子组成的同盟小组”。这两个叙述都与巴枯宁密切相关。马恩一再告诫巴枯宁主义者，但他们反而在“反权威”的名义下阴谋分裂国际工人协会、分裂国际工人运动。马恩对巴枯宁宗派团体所做出的“共济会组织”性质判定，不仅出于这个团体成员成分的复杂性和组织形式的密谋宗派性，。更是由于在巴黎公社失败、各国资产阶级政府联合围剿国际这个大背景下，巴枯宁为首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充当了国际工人协会、各国工人阶级利益的敌对力量。此时，马恩强烈地感受到了共济会这种时隐时现的力量对国际共运、工人阶级的渗透和分化。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说：“事实上，我们在这里已经不再处于共同社会中，倒不如说是处于《魔笛》中，只是脑满肠肥的共济会牧师查拉斯特罗同我们的更深刻的更严格的道德家相比，简直算不上‘二等教士”’。恩格斯用“更深刻、更严格的道德家”反讽杜林，认为杜林所宣扬超阶级、超历史的永恒道德就是对共济会理念的“复制”，并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恩格斯与杜林的这场论战，是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的抗争;马恩深刻地认识到每当工人运动走向低潮时，各种机会主义愈会滋生和蔓延。
2.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济会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马恩注意到了共济会在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中的态度和作用，并且给出了公正清醒的评判，这集中反映在法国巴黎公社时期前后。在《法兰西内战》的两份草稿中，马克思都提到法国共济会下属的一些分会和个人参与到了法国巴黎公社的运动中来。马克思为了反驳梯也尔诬蔑公社是“一小撮‘罪犯’和‘假释犯’的工具、巴黎的渣滓的工具”的言论，谈到“这一番话是谁对他说的呢?是工商会代表，亦即代表着七八千名工商业者发言的一些人。他们去到凡尔赛亲口告诉他这一番话。还有共和同盟、各共济会分会也派出代表，举行示威游行，作了同样表示。但他顽固到底”，并以此证明“巴黎的各阶层都发表了意见”。这里提到的共济会，据史料记载，指的就是法国大东方社会所“哲学的蜂巢”，它是法国共济会的一大分派，他们曾经和公社并肩战斗过。
同样的佐证，也可见诸《附录：卡•马克思同“世界报”记者谈话的记录》，谈话发生在巴黎公社被镇压之后，由于公社成员中有一部分也是国际工人协会会员，各国资产阶级报刊据此诬蔑国际策划并参与了近期巴黎起义这个“阴谋”活动。针对这样的诽谤攻击，马克思非常机智地应答道，如果仅是凭借“在公社各机关里有许多协会会员”就可以盖棺定论的话，那么“这样说来，这也是共济会会员搞的阴谋了，因为他们以个人身分参加公社活动的决不在少数。真的，如果教皇宣布整个起义都是由共济会会员发动的，我也不会觉得奇怪”。马克思在反驳这些攻击的同时，再次证明了法国共济会参与公社运动的基本事实。
马克思在对待共济会参与公社运动这个问题上保持着辩证的态度和革命的阶级警惕性。共济会的加入是与利益问题休戚相关的，由于公社没收教会财产、打击教会体制的做法部分地符合了共济会的利益诉求，再加之共济会内部自身有着两极分化的复杂分层(马克思一直强调共济会更多的是以“个人身份”而不是“组织名义”参加)、公社组织成员的复杂性和革命措施的不彻底性，最终导致了两种不同力量的“合流”。这种“合流”给公社带来了许多消极的后果。在《马克思致恩格斯》(1870年4月28日)这封信中，马克思在谈到后来担任巴黎公社社员的“弗路朗斯”时，有着这样一段描述，“昨天晚上，共济会法国分会、‘法国人支部’等等宴请他和提巴尔迪。路•勃朗、塔朗迪埃等人也想参加宴会。此地所有法国革命的败类都向他献殷勤，但是他对这帮先生们的底细是相当了解的”。不难看出，马克思对于弗路朗斯这种敏锐的政治鉴别力表示出高度的赞赏。
3.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济会的阐述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马恩已经察觉到共济会除了在教义理念的共性特征之外，其发展和演变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中呈现明显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恰好是取决于各国不同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和阶级力量对比。在《新闻数则》(1848年11月28日)中，有这样一段关于普鲁士共济会的叙述：“今天我们认为有必要报道一个更为确凿的事实。共济会柏林‘三君主’总分会(大家知道，普鲁士亲王是普鲁士共济会的最高首脑，就像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是普鲁士教会的最高首脑一样)宣布停止共济会科伦‘密纳发’分会的活动。为什么?因为这个分会吸收了犹太人入会。特此通知犹太人!”在前文中笔者曾经谈到过“普鲁士亲王的代理人”与“共济会会员”的关系，马克思在这里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普鲁士亲王是普鲁士共济会的最高首脑”，这不仅说明了以普鲁士亲王为代表的容克地主阶级与普鲁士共济会的利益趋同(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面前更为明显)，更显示出容克地主阶级在普鲁士共济会中的主导地位。这样的场景可以在马克思的《普鲁士状况》中找到：“亲王在[国务院]中介绍他儿子时发表了一篇反动的演说，在共济会会员大会上发表了另一篇反动的演说，向奥伦治会组织发出了反动的号召，他并没有因此加强了自己的地位;但是他由于在内阁治理下事态的发展而大发雷霆，这却把内阁吓坏了。”容克地主阶级不希望产生一个强大的德国资产阶级，正如德国资产阶级不希望产生一个成熟的德国无产阶级一样，就这样，容克地主阶级的封建强硬性与德国资产阶级的自由懦弱性在反动的名义下，结成了矛盾体式的同盟，而这正是对普鲁士共济会的真实写照;相比于英法共济会，它更加封建、更加反动。
在《“革命的西班牙”一组论文中未发表过的片断》中，马克思在回顾和总结1820-1823年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时，其中一个细节涉及了西班牙共济会，“从马德里‘日报’上，我们看到，从1824年8月24日到9月24日的一个月间，就有1200人被枪杀、绞死、肢解，而且对付康姆尼罗斯36、共济会会员等的野蛮法令当时还未公布”。为了响应自1854年起日益高涨的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形势，马克思发表了题为《“革命的西班牙”》一组文章，从侧面说明了西班牙共济会积极地参与了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马克思在这一点是给予肯定的;但同时马克思也揭露了其不彻底性和阶级局限性。并且，马克思还考虑到了西班牙人民的民族特点和古老传统对革命发展的影响，这一点对于理解西班牙共济会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西班牙共济会没有出现普鲁士共济会那种强烈的封建主义主导下与资本主义联姻的特性，甚至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体现了资本主义上升期革命的、积极的一面。
在《俄土纠纷》中，马克思把场景转换到了英国，虽然又是一段关于共济会的细节叙述，“7月7日曼彻斯特学派的代表在哈里法克斯的共济会堂举行了一个赞成和平的群众大会”，但我们却可以从中看清英国共济会的特征。曼彻斯特学派所发起的集会为什么要在共济会堂举办呢?答案很简单，除了两者千丝万缕的联系，更因为共济会堂向来是宣扬“自由、和平和友爱”的“圣地”，而曼彻斯特学派所主张的“贸易和平论”也正与这种理念“不谋而合”，其只不过是充当共济会指使下的走卒角色。通过自由贸易的方式，英国可以将更多的国家和民族纳入到其殖民体系中来，从世界范围内剥削各国工人更多的剩余价值，以图谋欧洲和世界的霸权。另一方面，反对向俄国发动克里米亚战争也是出于政治制衡的需要。当时的俄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总代表，维持这根“最后台柱”，有利于扼杀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防止本国工人阶级运动的复苏和回潮。由此来看，英国共济会确实要比其他国家的共济会“深谋远虑”，经济自由主义对内可以拉拢和分化本国工人阶级，对外可以用经济殖民方式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资本雇用劳动法则的发挥在这里更加充分和显化。这种“成熟性”，对于无产阶级而言，也是最危险的。
三、马克思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语境中对共济会的阐述
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的博爱本质上就是劳动与资本间的战争，这不仅能够用来描述法国六月革命这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第一次伟大战斗”，它更是对马恩领导下的国际共运与资产阶级主导的共济会抗争史的高度概括。前者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后者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两者似乎“难分伯仲”;甚至在梅林看来，后者“这种自发的理解在历史上的历次暴风雨中始终比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科学地阐明和论证了的、工人的阶级自觉，要更加坚固和可靠”。
此时，我们不禁要问：“这种自发的理解”是凭借着什么力量方能那么“坚固和可靠”?“兄弟”又是怎样的“兄弟”?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的这段话，直接道破了梅林所说“这种自发的理解”的“源动力”——平均利润率规律。“这种自发的理解”是源于“直接的经济利害关系”的，“一般的阶级同情”也仅是它的衍生品。也正如马克思所言，“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顺利的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党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教会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它还可以使资产阶级以共济会的名义团结在资本的旗帜下，尽管这种“团结”仍然无法挣脱平均利润率下降和剥夺者被剥夺趋势的羁绊。
紧接着，马克思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在这里得到了一个像数学一样精确的证明：为什么资本家在他们的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假兄弟，但面对着整个工人阶级却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假兄弟”这三个字，是对第二个问题最好的回答。而恩格斯在《关于原始家庭的历史(巴霍芬、麦克伦南、摩尔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德文第四版序言》中，在反驳麦克伦南时也谈到了这一点，“这正如某人因为人们把天主教的教士和修道院女院长也称为父亲和母亲，而修士和修女，甚至共济会会员和英国同业公会会员在庄严的集会上，彼此也用兄弟和姊妹相称，就硬说父母、兄弟、姊妹等称呼是根本毫无意义的称呼一样”。恩格斯的言下之意，共济会会员彼此用的“兄弟”相对于血缘关系的兄弟而言，就是“根本毫无意义的称呼”。类似于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一样，这种“兄弟”仅是对总资本剥削总劳动、共同占有和瓜分剩余价值时的一种人格化比喻。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找到了共济会资产阶级联盟的经济基础;论证了这种资产阶级兄弟联盟，会因其固有的历史性，会伴随着资本主义不断走向自我崩溃，也会与国家和阶级一起逐渐趋于消亡。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马恩全集》中有关共济会论述的解读，可以得到以下三点结论与启示。
第一，要正视共济会的客观实在性。共济会的产生和演变是与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紧密相连的，绝不可简单地将之归于“阴谋论”。
第二，要警惕和防范共济会的存在发展。共济会一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死敌。共济会无时无刻都没有放弃对于国际共运的分化和瓦解。在理论方面，它攻击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实践方面，它侵蚀和腐化工人阶级的队伍与组织。散播资产阶级思想和利用机会主义思潮是共济会惯用的“两大法宝”。
第三，要清醒地看到共济会的存在发展使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共济会内部的组织原则是凭借资本垄断，实现少数“精英”对世界人民的掌控与支配，这种统治可能是白宫的政令、美联储的货币、盟军的火炮，也可能是斯密的著作、莫扎特的歌剧、默多克的传媒，还可能是绝育的疫苗和转基因的食品等等，它们真的是在“最无愧于和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资本类的存在物)的条件下”来统治和奴役这个世界。在共济会主导的国际环境下，资本主义的国际原则将可能是战争。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98期，摘自2012年第9期《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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