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从未直接对“文化”进行过论述和界定，但这并不代表二人不重视文化问题。事实上，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文化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将文化问题放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加以理解和把握，即首先强调的是经济基础对于文化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因此，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仅仅局限于文化批判不同，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基于现实的实践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尤其是恩格斯晚年)同时看到了文化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因而十分强调文化、意识形态建设之于整个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由唯物史观的根本理论旨趣决定，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的最终落脚点无疑也是人类的彻底解放，因为文化的主体是人，它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化的思想遗产，对于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与唯物史观的关联
相比于经济问题、政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问题的关注确实不多。一些学者据此断言，马克思、恩格斯轻视文化问题。仔细阅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不难发现，事实上，文化问题是唯物史观的重要问题之一。众所周知，唯物史观探讨的核心问题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而由于文化与上层建筑尤其是观念上层建筑经常处于同一问题域，因此可以说，文化问题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这里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从属于唯物史观，而不是文化史观，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看待文化问题的根本向度，同时也是把握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时必须坚持的根本立场。
对文化范畴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来理解，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也是如此。从广义上说，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化泛指由人类创造出来的一切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它与“文明”一词常常通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需求不高的人 ——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恰恰证明对私有财产的这种扬弃决不是真正的占有。” [1]在《共产党宣言》中，这种使用就更为明显。在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进行评价时，二人写道：“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产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2]此外，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又从历史发展的视角对文化作了广义的理解，他写道：“在这个文化初期，社会上依靠他人劳动来生活的那部分人的数量，同直接生产者的数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3]上述几种语境中的文化，是马克思、恩格斯所使用的广义上的文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数情况下是在狭义上使用文化概念，也就是将文化理解为思想、观念、知识或意识形态等。正是从文化的狭义视角来看，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从属于唯物史观，而不是文化史观，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文化史观就是唯心史观。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谈到 “文化史”时说：“历来的观念的历史叙述同现实的历史叙述的关系。特别是所谓的文化史，这所谓的文化史全部是宗教史和政治史。(顺便也可以说一下历来的历史叙述的各种不同方式。所谓客观的、主观的(伦理的等等)。哲学的。)”[4]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恩格斯更是直接将“文化史”与唯心主义历史观等同起来，他写道：“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做‘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一下。”[5]
显然，马克思、恩格斯对这种文化史观持否定的态度，因为它颠倒了经济关系和文化、物质利益和观念态度、存在和意识之间的关系。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应该“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6]从存在与意识的关系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7]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的表述则更为清晰，他写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关系中发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8]
唯心史观以文化史来解读全部人类历史，必然内在地要求人们无需改变现实的物质世界，而只要进行思想、文化或言语上的革命就可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正是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家们的上述做法时，详尽阐释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及理论的根本旨趣。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思想、文化与现实的物质世界之间关系的立场是再明显不过了，那就是，思想和文化的产生、发展的秘密要从现实的物质世界中寻找答案;如果现实的物质世界出了问题，单纯进行思想和文化的批判显然是不够的，而是要进行更为彻底的现实批判。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9]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批判观
文化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具有的重要功能，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对此尤为看重。但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基于唯物史观的根本立场，处处着眼于现实的实践批判，因而他们没有像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仅仅拘泥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批判。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对此进行了解释，他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0]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文化批判固然重要，但从根本上说，它从属于现实批判。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往往重视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尤其重视其中文化批判或意识形态批判的思想。在以批判理论著称的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文化批判理论最具代表性。在二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中，二人提出了“文化工业”的概念。他们指出，如今文化已经与工业、科学技术、大众传媒等现代手段紧密结合，因此成为了大规模复制的、商品化了的、非创造性的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从对文化工业的分析入手，二人对资本主义的文化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批判。首先，由于文化与大众传媒结合，因此导致了文化丧失了创造性，甚至具有了欺骗性。以电影为例解释说：“那些被电影世界以及其中的形象、手势和语言深深吸引住的人，不再满足于真正创造世界的东西，不过，他们也不必把生活建立在电影放映的具体机制上……整个文化工业把人类塑造成能够在每个产品中都可以进行不断再生产的类型……文化工业不断在向消费者许诺，又不断在欺骗消费者。它许诺说，要用情节和表演使人快乐，而这个承诺却从没有兑现; 实际上，所有的诺言都不过是一种幻觉：它能确定的就是，它永远不会达到这一点，食客总归得对菜单感到满意吧。面对所有光彩照人的名字和形象所吊起来的胃口，最终不过是对这个充满压抑的日常世界的赞颂罢了，而它正是人们想要竭力摆脱的世界……文化工业没有得到升华;相反，它所带来的是压抑。”[11]更为可怕的是，由于文化与科学技术结合，因此具有了操纵人、统治人的特性，人的个性受到了压抑。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在文化工业中，个性就是一种幻象，这不仅是因为生产方式已经被标准化……个性不过是普遍性的权力为偶然发生的细节印上的标签，只有这样，它才能够接受这种权力。单个人坚韧不拔或花枝招展的外表，都不过是耶鲁锁这样的大众产品，它们之间的差别是以微米计算的。自我的特性，就是由社会支配的垄断商品;它总是虚假地表现成自然的东西……个性原则始终充满着矛盾。个性化从来就没有实现过。”[12]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广告之于现代人个性的负面影响尤为反感，他们写道：“文化是一种充满悖论的商品。它完全遵循交换规律，以至于它不再可以交换;文化被盲目地使用，以至于它再也不能使用了。所以，文化与广告便混同了起来。广告在垄断下越显得无意义，就越变得无所不能……广告是生命的灵丹妙药。但是文化产品从来就没有还原为这样一种许诺：即把欣赏当作一件商品来许诺，归根到底，它必须与公众有所牵连，正因为它得不到欣赏，所以它才需要公众。在竞争社会里，广告扮演的社会角色是向购买者通报市场情况;它不仅使选择商品变得容易了，而且还可以帮助那些不知名但有效率的供应商卖出商品……在文化工业中，广告已经取得胜利：即便消费者已经看穿它们，也不得不去购买和使用它们所推销的产品。”[13]
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之后，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内部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但无论是马尔库塞还是哈贝马斯，实际上都没有脱离文化批判的理论框架。甚至可以说，文化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从马克思学说那里继承下来的最主要遗产。总体看来，他们一方面赞同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一种虚假意识，即具有欺骗性和虚假性的思想观念，其主要功能在于对现实生活进行装饰、美化并进而为现状辩护，因此主张通过批判来揭示意识形态的虚假本质;另一方面，这些思想家们又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强大的统治人、压制人、操控人的现实力量，甚至连科学技术都成了意识形态，于是他们将文化看成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力量，这无疑将意识形态的现实作用无限夸大了。
应当看到，马克思自始至终都十分重视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但从根本上说，由于它是一种哲学人类学的批判，因此实际上是在人类异化前提下的文化批判。在马克思看来，异化的根源不在于文化或意识形态，而在于现实的经济基础，因此马克思从异化史观转向了唯物史观。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则认为异化的根源在于文化，因此他们批判的落脚点仍然是文化。
马克思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对文化批判与现实批判的关系作了精辟的阐释，他写道：“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4]马克思在论述到当时德国思辨的法哲学这一具体的文化形式时说道：“对思辨的法哲学的批判既然是对德国迄今为止政治意识形式的坚决反抗，它就不会专注于自身，而会专注于课题，这种课题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实践。”[15]在分析思想与现实对于德国革命的影响时，马克思提出：“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但是，德国思想的要求和德国现实对这些要求的回答之间有惊人的不一致，与此相应，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以及和市民社会本身之间是否会有同样的不一致呢，理论需要是否会直接成为实践需要呢?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16]马克思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革命性的，他说：“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在德国，只有同时从对中世纪的部分胜利解放出来，才能从中世纪得到解放。在德国，不摧毁一切奴役制，任何一种奴役制都不可能被摧毁。德国不从根本上进行革命，就不可能完成革命。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17]
显然，在马克思那里，文化批判是从属于现实批判的，具体说来，即文化批判要从属于立足资本主义现实基础上的实践批判。这也是马克思之所以放弃纯粹的思辨哲学研究，进而选择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原因。因为马克思全部理论活动的目的决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马克思毕生的奋斗目标是全人类的解放。因此，相对于文化批判而言，现实批判更为根本;但相对于人类的现实解放而言，批判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经济基础对文化、意识形态具有决定作用，但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因此彻底否认文化批判的现实功能。恩格斯晚年尤为重视文化、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巨大能动作用，同时强调了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在致康拉德·施密特的信中，恩格斯写道：“经济关系反映为法的原则，同样必然是一种头足倒置的反映。这种反映是在活动者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发生的;法学家以为他是凭着先验的原理来活动的，然而这只不过是经济的反映而已。这样一来，一切都头足倒置了。而这种颠倒——在它没有被认识到的时候构成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观点的那种东西——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经济基础，我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18]在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恩格斯又将经济基础对文化起决定作用的范围作了限制，即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制约着文化等上层建筑的发展。恩格斯解释说：“我们把经济条件看作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发展的东西……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这并不是说，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而是说，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19]
此外，恩格斯还以哲学这一具体的文化样式为例，指出文化、意识形态虽然根源于经济基础，但它们一旦产生，就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他写道：“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因此，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18世纪的法国对英国来说是如此(法国人是以英国哲学为依据的)，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20]
三、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
由于文化对经济基础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因而，必须充分重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建设。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总结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丰富实践和宝贵经验，研究部署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一步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对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会议召开后，全党全国掀起了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热潮，纷纷为如何搞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献计献策。
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看到了文化和意识形态建设对于整个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在文化建设日益紧迫的今天，重读两位革命导师的经典著作，并结合中国当前的具体现实，进而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大致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内容。
第一，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教育。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写道：“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21]在《〈德国农民战争〉1870年第二版序言的补充》中，恩格斯强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不断增强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团结。”[22]在1853年3月11日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恩格斯又写道：“如果我们在这两三年里能像1848年以前所做的那样，用各种书籍进行扎实的科学宣传，我们的事业会要好得多。”[23]恩格斯十分重视报刊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他说：“在每一个党、特别是工人党的生活中，第一张日报的出版总是意味着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24]恩格斯在谈到宣传十小时工作日法时指出：“在这种宣传中，工人阶级得到了一个有效的办法来相互了解，认清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利益，把自己组织起来，懂得自己力量之所在。”[25]
第二，马克思主义文化、意识形态必须旗帜鲜明。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写道：“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方言，有不同的思想和观念、不同的习俗和道德原则、不同的宗教和政治。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他们彼此是这样地不同，好像他们属于不同的种族。在大陆上，至今我们还只知道这两种人的一种，即资产阶级。但是，恰恰是由无产者组成的另一种人显然对英国的未来更为重要。”[26]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指出：“正如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一样，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家。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到足以确立为一个阶级，因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带政治性以前，在生产力在资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这些理论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他们为了满足被压迫阶级的需要，想出各种各样的体系并且力求探寻一种革新的科学。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日益明显，他们就不再需要在自己头脑里找寻科学了;他们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当他们还在探寻科学和只是创立体系的时候，当他们的斗争才开始的时候，他们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但是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27]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主义的今天与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相比，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而由于两位导师对文化和意识形态建设的论述十分具体，因此大可不必苛求二人的每一个预见在历史细节上正确与否，或在何种程度上得到了实际应验，而更应当重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宏观性历史叙事模式所渗透着的科学和理性的精神。唯物史观正是因为坚持了这样的科学和理性的精神，才具有了不朽的影响力和生命力。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必须重视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革命和建设，但也不能绝对化。事实上，无论何时何地，与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相比，文化的能动作用都是次要的。恩格斯晚年在谈到文化与经济基础相互作用时，仍不忘强调，“在这些现实关系中，经济关系不管受到其他关系——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多大影响，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28]这个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也是把握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必须坚持的根本立场。
四、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的根本落脚点
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正如恩格斯所说，“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29]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人的自由即人的解放，因此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根本落脚点在于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
那么，究竟该如何理解恩格斯所说的“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这一论断呢?理解的关键在于把握“人”这一文化主体的内涵。众所周知，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人化”，因为文化体现的是主体与客体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经写道：“资产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硬给劳动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因为正是由于劳动的自然制约性产出如下的情况：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另一些已经成了劳动的物质条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隶。它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生存。”[30] 也就是说，由于文化体现的是人的社会性关系，因此，它的发展也就具有了阶段性。进一步说，人的发展阶段制约着文化的发展形态，因为人而不是动物或其他是文化的主体。
由于现实中的人处于异化的生存状态，因而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形态也必然是要被扬弃了的。马克思以工业为例，对文化所体现出来人的社会性关系作出了明确的阐释，他写道：“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而总是仅仅从外在的有用性这种关系来理解，因为在异化范围内活动的人们仅仅把人的普遍存在、宗教，或者具有抽象本质的历史，如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的人的类活动……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通过工业—— 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31]如果将这里的工业理解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化的话，那么它无疑代表的是低级发展阶段的文化，马克思甚至称此时的工业“直到现在还处于掠夺战争的状态”[32]。
马克思曾以艺术这一具体的文化样式为例，阐释了具有社会关系性质的文化的发展模式。马克思写道：“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成人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儿童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固有的性格不是以其纯真性又活跃在儿童的天性中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儿童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有粗野的儿童和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同这种艺术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这种艺术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这种艺术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是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33]
众所周知，马克思对人的发展阶段有过经典的论述，即认为人的发展大体经历三个基本形态，马克思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34]
不难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的描述与对人的界定在本质上是相通的，甚至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实际上是从另外一个视角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进一步阐释。由此看来，马克思、恩格斯毕生追求的人类解放必然内在地为文化的发展提供最根本的指导。由于人的彻底解放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恩格斯才认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
参考文献
[1][6][7][9][10][14][15][16][17][26][27][31][3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4、544、525、502、502、11、11、13、18、437～438、16、192～193、128页
[2][8][21][2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591、66、219页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6页
[4][33][3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35～36、52页
[5][2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120页
[11][12][13](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113～114、140、146～152页
[18][19][20][25][2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8、668、599、286、668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30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90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8页
(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