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理论视野下的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王翼
摘要：意识形态被称为国家的灵魂，它不仅是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更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国家意识形态是否安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获得该社会成员的广泛支持与认可。而是否能真正代表和表达该阶级成员的根本利益，则是意识形态赢得阶级基础的关键所在。在当前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下，捍卫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必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妥善解决民生问题，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借助科技载体，将资本主义政治理念、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不断向发展中国家渗透。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与磨合期，意识形态安全问题逐渐凸显。而近年来西方国家不断鼓吹“意识形态终结”论，推销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表明西方右翼势力发动的“没有硝烟的战争”没有停止过，对我国意识形态渗透的战略没有改变过。因此，捍卫我国意识形态的安全，仍然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为指导，夯实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基础，构筑抵御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防火墙。
一、阶级基础作为意识形态安全基石的应然性与必然性
意识形态(Ideology)的概念始于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思想家托拉西，而马克思则首次将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来使用。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对这个词语做出过学理性的定义，但是却明确阐述了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也正是由于这些特性构成了阶级基础成为意识形态安全基石的应然性与必然性。
首先，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精神现象，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并且阶级性是它的本质特性。从一定意义上说，意识形态最根本的功能就是维护一定阶级的根本利益。在封建社会，“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的等级制度思想就常被统治阶级强化宣传，并以此来维护自己的统治。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曾说：“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因此，从古至今，只要处于阶级社会，统治阶级就会不遗余力地宣传和控制意识形态，以期望本阶级的意识形态能够为大多数民众所认可和接受。从这个角度来说，意识形态安全就是指人们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的认同度是多少。也就是说，群众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和信仰程度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意识形态是否安全，而群众对于一种意识形态是否认同或者说信仰程度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意识形态能否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其次，意识形态作为统治阶级用来巩固和维护自己统治的工具，与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意识形态就是利益的衍生物……利益是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和灵魂，意识形态不过是利益的理论表达。”对于回答民众为什么要认同并接受某一意识形态，会认同接受哪一种意识形态，需要从此入手。利益追求作为人们选择行为的动力之一，在与意识形态的互动中反映出这样一种关系：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是意识形态的本质，而民众只有当自己的利益诉求能够从统治阶级所宣扬的这种意识形态中得到满足时才会认同并接受这种意识形态。在17世纪，资本主义世界开始兴起思想启蒙运动，为了建立一个政治民主、权利平等、个人自由的社会，资产阶级高喊“天赋人权”，以“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积极提倡人人生而平等，而那时候的资产阶级正是用这些所谓的自由、民主、人道等思想击溃了当时笼罩欧洲的封建落后思想，最终才使得资本主义政治理念深入人心。而广大无产阶级，也是在不断的摸索和实践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争取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学说科学地阐述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做到立足于人民，依靠人民，能够代表和反映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
最后，坚实的阶级基础对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胡锦涛同志曾指出：“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搞乱人们的思想下手。”从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意识形态安全对于国家政权稳定的重要性以及“人们”对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性。“搞乱人们的思想”就是要瓦解意识形态的阶级基础，因此，我们必须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阶级基础的巩固与稳定。历史事件也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21世纪初期，在独联体国家和地区爆发了“颜色革命”，即一系列以颜色命名、以和平与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权变更运动，而“颜色革命”往往最终导致“街头政治”(群众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冲进政府部门的活动)，从而迫使领导人下台。波兰、匈牙利等一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在这种“街头政治”的冲击下瓦解的。然而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政权却经受住了“街头政治”的考验，在内外忧患的恶劣环境下顽强的存活了下来。简单地说，查韦斯政权能够在恶劣环境中起死回生，主要就是它赢得了委内瑞拉人民，特别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群众的坚决支持。坚实的阶级基础是查韦斯政权最可靠的后盾。
二、新时期影响我国人民群众对主流意识形态支持的不稳定因素
从阶级基础视角下考察意识形态安全与否，就是指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能否赢得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与认可。任何政治体系的统治者都会大力维护和宣扬一种主流意识形态，以此来证明其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因此，执政党通过一种主流意识形态获取民众的支持便是其获得统治合法性的关键。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攻坚时期，由此带来社会阶层的变化、社会利益关系和格局的重构等复杂局面，产生了一些不稳定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支持。
在政治领域，腐败现象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目前，腐败问题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它直接影响党和群众之间的血肉关系，影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胡锦涛同志曾深刻指出：“执政基础最容易因腐败而削弱，执政能力最容易因腐败而降低，执政地位最容易因腐败而动摇。”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代表的就是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一直坚持群众路线，因此才赢得了全国人民的信任。在党的执政历史上，有过困难与失误，却没有动摇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信任和信心，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广大人民群众能感受到党代表的正是他们的利益。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成功的，而不断出现的政治腐败现象却使党和政府的威信下降，会不断消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也容易因丧失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而面临危险。
在经济领域，社会贫富分化影响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说服力。2007年社会蓝皮书《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是最突出的三大社会问题之一。邓小平曾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整个社会的面貌焕然一新，然而贫富分化甚至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日益凸显。目前贫富之间的矛盾已成为最受人关注的话题之一。根据国际通用的用来反映国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测量法，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的基尼系数是0.28，2000年上升到0.417，首次突破0.4的警戒线，随后继续扩大。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使“共同富裕”的社会目标遭到质疑。另外，贫困群体不仅收入上与富裕者相差甚远，社会资源的占有也往往十分匮乏;相反，富裕者却通常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源，这就容易造成“贫者越贫，越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从而加剧这两个阶层之间的矛盾。有学者做过调查，按职业将社会群体分为7个阶层，“最高层有36.4%认为当前贫富之间有严重冲突，有18.2%认为当前贫富之间有不小冲突……而最底层人员有26.8%认为贫富之间有严重冲突，有22.6%认为贫富之间有不小冲突”。陆学艺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将“国家及社会管理阶层”定为“社会上层”，并指出：“在改革的后十年中，他们则是最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并且是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的最大获益者之一。国家及社会管理者阶层还是执政党和政府意志的代表和体现。各社会阶层与这一阶层之间的关系———与他们的合作或冲突，转而也表现为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支持或不满。”目前，处于社会中底层的恰恰正是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中，则有较多的人感到自身利益相对受损，这些阶层在某种程度上对改革和发展的目标(如共同富裕等)感到怀疑，还有不少人对某些相关政策感到不满，对未来缺乏信心。由于这些阶层的总规模庞大，所以，他们的这种态度对中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改革、发展和稳定是不利的。”
在文化领域，新时期形成的多元化价值取向影响着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与支持。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社会阶层单一，集体主义是人们信奉的唯一原则，国家利益至上，个人利益完全服从于国家利益。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逐步完善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并且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与之相应，社会阶层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形成了多元化的利益主体。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分化以及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势必会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形成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一些与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相容甚至相悖的文化观念也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地渗透到我国，“并在一定程度上填充着因传统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失落而留下的空白区域，信仰多元化、理想多元化和道德多元化成为我国当代在价值观领域不争的事实，并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与我国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冲突”。再加之市场经济具有崇尚竞争、追求利益等特点，人们往往会从自身的利益考虑出发来衡量自己的价值行为选择。
三、夯实阶级基础，捍卫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目前，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面对着来自国内国外的双重挑战。国际上，西方国家别有用心地大肆宣扬“意识形态终结”论，其实质是从未放弃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渗透;在国内，我国正处于政治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附属产品”，影响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稳定与安全。在新时期，我国意识形态的安全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要抵御来自国内外对意识形态稳定的挑战，离不开坚实的阶级基础。如何夯实阶级基础，必将成为在复杂环境中能否有效捍卫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任务。
首先，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作为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公平正义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过程中必须始终贯彻的价值维度，更是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不可或缺的心理基础。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相关研究，“城市社会中正在产生着一种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类型，即由社会价值观念的差异导致的社会冲突”。例如现在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仇富心理”，正是由于群众心中的公平正义感被相对剥夺，而不同程度上放大了对整个富裕阶层收入合法性的怀疑。在要打破平均主义、倡导社会发展效率优先的背景下，提出“先富带动后富”，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也是可以为多数群众理解支持的。但随着社会整体经济以及人均GDP的不断增长，贫富差距仍然没有扭转的迹象，甚至还有扩大的趋势，就容易让人民群众产生不满情绪。可见，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有可能造成矛盾的放大，比正常情况下实际利益的受损更容易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在上文提到的不稳定因素中，都或多或少和社会公平正义有关，其中腐败问题最为严重地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破坏社会的公平正义，因此在新时期必须加大反腐倡廉的力度，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只有这样才能让更多的群众相信党和政府，让更多的群众满意党和政府。在中国，公平正义自古以来就是人们追求的价值理想，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的根本路径。在新时期不遗余力地在全社会推行公平正义的理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项任务才能落到实处，才能取得社会各个阶层的共识与认同，才能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其次，不断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妥善解决民生问题，共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由于社会成员所拥有的物质和知识手段不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功能和作用不一，从经济发展成果中分得的报酬有多有少，产生差距和不平等现象。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此。”群众收入偏低，又容易引起其他一系列民生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是评判党和政府工作成效的重要指标之一。然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只够维持基本生活，住房、医疗、子女教育都会成为难以解决的困难。再加之一部分人通过投机、非法等手段一夜暴富，这样由对比产生的不公平感很容易使低收入群体将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归咎于党和国家的政策，甚至产生敌对情绪。这就要求我们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要关注弱势群体，不断提高低收入群体的薪资水平，逐步缩小贫富差距，真正实现改革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同时，还要妥善解决好民生问题。毛泽东曾说：“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这就要求党员干部在平日工作中，要树立起改善民生的理念，在发展中坚持以人为本，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从而使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赢得最广大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总之，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不能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宣传和理论的探讨上，脱离了人民生活实践的理论是不可能赢得广泛的支持的。只有帮助人民群众解决与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生活问题，才能逐渐实现和谐社会的远大理想，才能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赢得最广泛的阶级基础的支持。
最后，要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元化价值观。价值观是人们在生产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对价值和价值关系的看法，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国家大多数人民所认可，愿意自觉共同践行的价值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无疑是我国在文化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它以其独特的民族气息构成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灵魂。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同时也指出：“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的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源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元化的价值观，核心就是坚持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思想一元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从一定意义上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思想文化方面出现价值观的多元化从而形成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是不可避免的，有序的价值观念多元化反而能在不同的思想碰撞中激浊扬清，激发社会的创新潜能。而有序的前提就是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抵制各种腐朽价值观念，才能在复杂的形势中始终保持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才能将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形成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坚实后盾。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99期，摘自2012年第3期《江西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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