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概念，不能拿来就用
李慎明(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追求话语霸权，但必须建立维护我国和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话语体系。如何建立中国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我认为应该首先对从西方借鉴过来的众多概念、名词进行实事求是的辩证分析。对于符合我国和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概念、名词等，我们应大胆使用，并要继续不断的借鉴引进;对于有些概念名词我们进行必要的限定;不符合我国和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我们则应果断停止使用。
比如，“国际社会”不单指西方强国，不能说广大发展中国家就不是国际社会;第二是“恐怖主义”，不能把人们对压迫、剥削甚至直接武力镇压的反抗认定为恐怖主义;三是“与国际接轨”，侵害我国根本利益的国际条约，我们不能与它接轨;四是“融入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背景后边有政治全球化、法律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我们应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而不能融入经济全球化;五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国家利益无疑高于一切，但是在国际关系理论里面，不能笼统地讲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应该是联合国宪章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高于一切;第六是“全球治理”，全球治理不能剥夺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还有“负责任的大国”、“共度国际金融危机”等等。
汝信(原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进入现代以后，我们大量引进西方的学术，导致不少人自然而然地沿着西方的思路去思考问题。比如“民主”这个词，可以有各种理解，但现在很多人一讲起民主就天然地把西方一些概念套用进去。再比如有些人一讲到政党就认为政党政治好像就是要你争我夺来夺取政权，这完全歪曲了它本身的原理。所以有些名词要正确理解，特别要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的实际经验重新解释，创造自己的话语体系。
这有两方面的工作需要做。一是要加强研究、正确解释外来名词概念，二是创作自己的名词概念。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取得大量新经验，有很多新理论的表述，用旧名词已经不能表达，但要构建这个体系需要非常艰苦的学术努力。
有批判精神，话语权更大
沙健孙(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迷信西方的教条主义实际上已经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严重障碍，无条件地抄袭和套用西方学术思想，必然使一些人丧失独立思考的精神和自由创新的能力，这同理论创新的要求完全背道而驰。美国芝加哥大学有位资深政治学教授说，中国的政治学如果照抄照搬西方的政治学，就不可能在世界上有自己的地位，因为抄得再好，人家也从中学不到任何新东西，但中国的政治实践已积累了丰富经验，既有挫折的教训，更有成功的经验，如果能够把这些经验总结起来，就可以给政治学增加新东西，这样外国人才能来研究中国新的东西。
刘海藩(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国的话语权或话语体系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就展望的一种表述。这首先包括中国成就，应该充分肯定中国的成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立场就是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批判旧世界，描绘和建设新世界，如果离开这个立场，恐怕就会走偏。
我们要有批判精神，科学本身就是批判的。我们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就，但对于这30多年的不足，我们自省总结的不够，好像一讲缺点和毛病就非常忌讳。有批判才有进步，才能真正使我们今后的决策更加科学有效，成就更加巨大，话语权也就更大。
程恩富(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西方意识形态已经出现严重危机，但现在搞经济学界的人都知道，在教学和研究领域，西方的话语权肯定占主导，很多大学明文规定，没有西方学位的人不允许担任经济学院院长。这个问题很严重，我们应当在借鉴吸收的基础上，在经济学方法论上超越马克思主义、超越西方经济学，在经济理论的含量方面也要超越马克思经济学。这样就能和西方经济学相对应，争夺话语权。除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都要这样。
于沛(原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所长)：现在在中国史学研究里有三个问题：第一，否定“十七年史学”，认为这是政治说教，不是科学;第二，承认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但标准是什么?是开始接受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用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改造中国的历史研究，所以有了科学的历史学;第三，中国史学的出路在于更系统全面地在21世纪计划史学理论和方法。这些说明了一个强烈的现实问题，我们没有自己的或没有完备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没有我们自己的话语系统，在这个方面我们正在进行着很艰苦的斗争。
要把中国的事说清楚
黄平(中国社科院美国所所长)：除了不能盲目西化之外，现在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即怎么把中国的事说清楚。一方面是西化、洋化、教条，另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理论好像越来越不清楚、越来越不明白、越来越不理直气壮、越来越不生动活泼，老百姓不懂，干部也不懂。
毛泽东提出“三大实践”的理论时，国内经济也很差，但这一理论在世界上的影响是很大的。这说明话语体系不是简单、机械地要等到有钱、有了实力才会影响别人。所以我们应该从主观上找原因，把中国自己的事、自己的实践、自己的道路概括好、讲好，姑且不提在国际上有多大影响，在外交上有多大话语权，首先是要让我们的干部、群众、知识分子、青年人能够信，这样，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层面就能够站得更牢。
张国祚(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话语权的目的在哪里?目的在于要使我们思想理论观念做大做强，能站在理论制高点。首先，我们讲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不是为风格而风格，为特色而特色。其二，我们讲话语体系、话语权，不是要把自己封起来，而是要和世界进行交流。人类文明本来就是交流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包括西方的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也包括费尔巴哈、黑格尔的哲学。我们应有一种开放心态，吸纳西方各国和其他各个国家优秀的东西。▲(本文是近日中国社科院举办的“建立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研讨会的摘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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