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失衡转移途径的剩余价值时空扩张
按照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动机是最大限度地追逐剩余价值，并且这一目的是通过不断地扩大再生产来实现的。而要使扩大再生产顺利进行，就必须使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能够顺利地实现，即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能够顺利地销售出去。然而，由于资本主义企业个体生产的有序性与社会整体生产的无序性，要顺利地实现剩余价值是很困难的，于是，表现为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失衡就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常态。马克思断言，这种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矛盾所导致的经济失衡，严重制约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必将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崩溃，最终为共产主义生产方式所取代。然而，资本主义社会绝不会坐等危机的到来，为了延缓和摆脱危机，它努力寻找各种转移经济失衡的途径，而剩余价值时空扩张就是其诸多途径中极为重要的一种。
所谓剩余价值时空扩张，是指资本在空间和时间上为剩余价值的实现开辟和扩大各种商品销售市场，空间和时间不断被资本主义生产所夷平、压缩和改造。具体来说，一方面，资本通过对空间进行重新规划和改造，并将农村人口不断吸纳到城市中，或者修建一系列的大型基础设施，如道路、桥梁、港口等，使得剩余价值能够在空间上进行扩张。从理论上来看，空间可以不断地被规划和改造，或者说被创造性地破坏，这就使得剩余价值在空间上的扩张能够得以持续进行。剩余价值在空间上的扩张，使得此处的商品可以延伸到遥远的彼处，原本只是内部市场补充的外部市场，逐渐成为内部商品分流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从而生产的扩大不再以内部市场为前提，而是不断以整个世界为前提，不再以经济领域为前提，而是不断以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为前提。于是，内部的经济不均衡不断往外部转移，经济领域的不均衡不断往经济以外的领域转移。另一方面，资本还为超前消费、过度消费、时尚消费以及炫耀性消费等消费方式提供一系列的便利条件，将社会购买力进行时间上的夷平，使得当前的消费能力不仅建构在当前可支配的收入基础之上，同时还建构在未来可支配的收入基础之上，从而实现剩余价值在时间上的扩张。剩余价值在时间上的扩张，使得当前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未来购买力的基础之上，而未来购买力又是以更加遥远的未来为基础，从理论上来看，人类的未来是非常遥远以至无限的，因而经济的失衡也就不断从“当下”往遥远的“未来”转移。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剩余价值时空扩张日益成为资本主义社会转移经济失衡和缓解经济危机的重要途径。但是，这一途径要发挥作用，还需要伴随一系列的条件，货币不断符号化、产权不断明晰化、金融不断便捷化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条件。这些条件越发达，剩余价值在时空上的扩张也就越有效。
货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是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但是，执行价值尺度职能的货币，只是观念上的货币，随着思维方式的不断进步，人类越来越多地利用抽象的符号来认识和改造世界，也正因为如此，货币不断从实体商品形式向信用货币、电子货币等虚拟形式演化。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进步，电子货币(包括借记卡、智能卡、网络电子现金等)逐渐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如今，作为价值代表的货币，本身既无价值又无形状，正逐渐成为一种纯粹的价值符号和交易媒介。货币不断符号化将时空不断地夷平，使得原本遥不可及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同时，货币不断符号化为不同时空商品的价值计量提供了一种标准化的工具，让不同时空资产的价值得以衡量与比较，为各种不同类型资产的交换提供了基础，从而使越来越多的事物被卷入永不停息的交换之流。因此，货币不断符号化为剩余价值在时空上的扩张提供了条件。
仅有货币不断符号化还远远不够，剩余价值要能够在时空上扩张，购买力要能够在时空上夷平，其前提条件是，人们必须明确个人在什么时候拥有何种性质的资产或财富，这是一切购买力的根源。与此同时，这些资产或财富(特别是固定资产或不动产等)要能够以某种易于辨认的形式“固定”下来，以便交易，而这就需要一种法律制度——产权制度。但是，私有产权是多维度的，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分工的深化，某些交易并不需要交易对象所包含的所有权利，而只需要其中的一部分或几部分，这就需要明确谁拥有产权的哪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市场的不断细化，产权的不同维度也不断剥离和细化，即产权不断明晰化。随着产权的不断明晰化，人们对商品或资产的认识逐渐超越了物质属性，进入到一种概念化的空间。“人们只要运用头脑，就可以捕捉到人类肉眼无法看到的价值，这样，他们就能够处理双手永远难以触摸的事物。”最终，经济交易不再局限于商品本身，与商品相关的各种权力也日益成为一种与交易物理实体并行的经济实体。可见，产权不断明晰化不仅为剩余价值时空扩张提供了交易的基础，而且也拓展了交易的对象。
然而，仅有货币不断符号化和产权不断明晰化这两个条件还是不够的，其原因在于，不同时空中的购买力相互之间进行转化是有成本的，而金融的不断便捷化刚好解决了这一问题。资金的融通是剩余价值时空扩张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是因为，一方面，产业的扩张需要借助借贷资本，需要专门的机构来整合整个社会的资源。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资金的融通，除资本家消费与投资对剩余价值的需求以外，潜在的购买力就不能转换为现实的购买力。此外，市场的开拓、培育以及技术的研发与创新等，也都需要一个长期、持续的资金投入来加以支持。但是，如果购买力在时空上的夷平所需要付出的成本过于高昂，或者个人不能便捷地获得资金融通的话，购买力的转化就很难真正成为现实。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良好的二手交易市场，股票能够像当前这样流动之快、之广，成为居民投资理财的一种重要工具。同时，作为一种专门的信用机构或系统，金融机构利用大数定理将单个企业和个人的风险社会化，将个人极为有限的信用机构化和社会化，从而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资金需求双方的交易成本。正是由于金融的不断便捷化，使得不同时空购买力的夷平能够低成本和方便地实现，从而为剩余价值时空扩张提供了长久而强劲的动力。
剩余价值时空扩张通过将资本主义经济的失衡从“当下”和“此处”转移到“无限”遥远的“未来”和“彼处”，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或扩展了整个社会扩大再生产实现的条件与范围，使得扩大再生产能够持续进行下去，从而使资本主义能够暂时缓解和摆脱危机。但是，由于它并没有改变资本为获得剩余价值而生产的动机，没有解决企业个体生产的有序性与社会整体生产无序性之间的矛盾，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经济失衡，因而也就不可能根治危机。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剩余价值时空扩张的持续进行，经济失衡也在时空上不断累积，这必然会导致危机在未来的某个时点爆发。不仅如此，随着因科技进步而导致的不同产业在整个经济体系中所处地位的变化，危机爆发的形式也有可能发生改变。在当代社会，金融业已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核心，于是金融危机也随之成为危机爆发的主要形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已爆发的历次金融危机中，剩余价值时空扩张与金融危机之间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内在关联性，且尤以在美国次贷危机中的表现最为典型和充分，因而，下面将侧重通过对美国次贷危机形成过程的分析来考察这一内在关联性。
二、剩余价值时空扩张与美国次贷危机的形成
近几十年来，美国国内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是很深的。这从美国实际GDP增长与雇员实际工资增长的对比中可一目了然。1972-1995年，美国实际GDP增长了96%;雇员的平均每小时实际收入却下降了16%，平均每周实际收入下降了22%。1995-2007年，美国实际GDP增长了43%;雇员的平均每小时实际收入仅提高了10%，平均每周实际收入仅提高了9%。事实上，2007年美国雇员实际每小时平均收入仍比1972年低7%，实际每周平均收入仍比1972年低15%;尽管同期美国实际GDP已增长到280%，增长了将近两倍。这还仅仅是官方的平均数据，考虑到近几十年收入不平等的迅速加剧，消费倾向更高的普通雇员收入下降程度必然更大，实际的有效需求不足会严重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后能保持经济正常增长，1991年和2001年的两次衰退似乎也不严重，甚至出现个人消费十分兴旺的现象呢?原因在于美国借助剩余价值时空扩张，延缓和转移了经济失衡。具体面言，一方面，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投资转向劳动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亚洲和拉丁美洲某些具有一定基础并实行外向型经济的国家或地区;另一方面，使资本向金融部门转移，通过对虚拟资产的全球性经营来获取高额利润，同时通过金融运作扩展债务经济，推动消费需求的虚假繁荣。而对由于国内制造业萎缩和大量进口工业品所造成的巨额国际收支逆差和财政赤字，则借助美元不受黄金约束的准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殊霸权地位，通过发行美元纸币来支付，再依靠大量出售国库券向国外借入美元来平衡收支。这一剩余价值时空扩张模式至少造成了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是由于实体经济生产大规模地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造成国内实体经济的疲软;二是由于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和宽松的金融政策环境，吸引着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而这两个方面的后果必然会导致金融的不断扩张和异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金融的扩张相当迅猛，“在20世纪50-70年代，美国金融资产流量对GDP之比平均为257倍，1980-2007年这一比例迅速上升到418倍。不仅如此，近一二十年来，即使是非金融公司，其资产总额中金融资产也迅速增长，所占比重越来越高。20世纪70年代，非金融公司的金融资产与实体经济资产之比为40%多，到了90年代，这一比例己接近90%”。“整个美国金融行业在2004年所创造的利润约是3000亿美元，而国内所有非金融行业所创造的利润是5340亿美元，也就是说，金融行业创造了美国所有国内企业利润的大约40%左右。在四十年前，它们所创造的利润不到所有国内企业利润的2%，这极为明显地表明了美国政治经济中金融化的增长。”。“在美国，纽约票据交换所每一营业日经手的股票、证券和银行贷款的交易总量相当于美国全年的国民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
金融异化最为典型的表现是，美国利用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权地位，通过对国际经济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的有效控制，以及操纵虚拟资本的流动和对实物资本交易(如国际期货交易市场)的掌控，来掠夺各国的财富以维持美国国民的消费。例如，美国通过国际铸币税、国际通货膨胀税等手段从世界各地掠夺财富，“仅2003年美国通过上述方式获取的总收益约为2991亿美元，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7%，接近美国当年GDP的增长率3.1%”。再如，“如果固定1967-2006年美国的外债平均为3万亿美元左右，那么通过美元贬值90%，美国因减轻外债负担而获取国际通货膨胀税为2.7万亿美元，年均获益675亿美元”。
金融的急剧扩张和异化，必然会导致实体经济的相对停滞和虚拟经济的过度繁荣。经济学家罗伯特•布伦纳使用美国官方统计数据显示，“2000-2005年制造业的利润率水平既低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也低于20世纪90年代”，非金融性公司“2000-2006年的利润率水平比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60年代低1/3左右，比20世纪70年代早期也低18%左右”。由于实体经济的衰落，由美元过度发行而增加的货币供给以及美国在一系列财富掠夺中所获得的利润，就不可避免地流向虚拟经济，从而导致虚拟经济的过度繁荣。“据统计，在1945-2002年美国总资产及其主要构成中，美国在1945-1980年的35年中，虚拟资产增加了44.69%;而在1980-2002年的20年中，虚拟资产却增长了401.21%，20年的增长量是35年的10倍，其中，金融和地产所占的比重占绝大部分，在90%以上。可见，在社会财富中，虚拟资产的比重非常大，而固定资产所表现的物质财富却非常小。”由于人口不断增长、土地的有限以及其他原因，房地产相关市场过度虚拟化尤为明显，“根据摩根斯坦利的统计，美国房地产市场价值与GDP之比，1945年为65%，1960年为100%，1990年为130%，2000年为130%，2005年达到180%”。
金融的急剧扩张和异化，主要体现为债务经济的大规模过度扩张。在美国，大企业日益依靠资本市场筹措资本，商业银行也转而将个人收入作为利润源泉，大力推行个人收入的金融化，而政府的低利率政策和金融业的证券化发展则大大助长了个人收入的金融化趋势。这种金融膨胀不但刺激了居民的住房消费，还通过房屋价格的不断上涨，使居民可以依靠房屋市场价格超过房屋按揭金额的净值申请贷款用于消费或投资。房地产价格上升与证券市场价格上升一样，它所形成的财富效应使居民敢于大规模举债以扩大个人消费。所以与金融的扩张和异化相伴而行的，必然是居民储蓄率的下降和债务的急剧增长。这种现象早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所谓“新经济”繁荣时期已经出现，在当时股市异常飙升的刺激下，储蓄率从1992年的8.7%狂落到2000年第一季度的0.3%;同时家庭借贷则急剧上升，在1993-1999年期间家庭债务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高达94.2%。2001年信息技术泡沫破灭以后，房地产泡沫开始膨胀，债务消费的狂热再起。美国个人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从2002年的2.4%下降到2007年的0.4%。在2000-2007年的短短8年，非农业不动产抵押贷款债务余额猛增116%，其中1-4口之家的房屋抵押贷款债务占到3/4以上;同时期消费信贷债务余额也增长了47%。而这8年间，实际GDP的增长不过区区的17%;雇员平均每周实际收入的增长更是微不足道的2.1%。
由于债务经济的规模是如此庞大，导致美国整个社会的扩大再生产的进行不得不以债务经济为基础。于是，扩大再生产成立的形式发生改变，从以“现付“的形式成立转变为以信用的形式成立。随着虚拟经济的不断膨胀，居民、企业和机构越来越多地以证券化的形式持有各类资产，这导致美国的金融机构又不断将各类债务转变为众多标准化的有价证券到金融市场上去销售。例如，“1990年美国ABS发行人持有的抵押贷款资产为683亿美元，发行的证券化债券余额为2399亿美元;2007年这两者分别达到29247亿美元和38705亿美元”。这样一来，美国整个社会的扩大再生产能否顺利进行，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虚拟经济中证券化资产的价格是否稳定。因此，扩大再生产成立的形式再一次发生改变，从以信用的形式成立转变为以证券化的形式成立。
由于担心长期低利率政策导致的经济泡沫扩大，美联储从2003年6月至2006年6月连续17次提高联邦基金利率，从1.00%提高至5.25%。随着利率的不断提高，美国房贷居民还贷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居民无法按期偿还贷款。由于房贷居民无法偿还贷款，那些构筑在房贷之上的证券的价格必然因大规模抛售而下跌。在美国众多的证券化资产中，以住房次级信贷的规模最大，所涉及的金融机构和社会公众最广，因此，住房次级信贷相关证券价格的下跌因杠杆的作用而猛烈放大，也因交易链条的连接而不断扩散，其他各类证券化资产的价格全面急剧下跌。在这种情况下，扩大再生产的均衡在证券化形式上就不再成立，随着美国新世纪住房贷款公司、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美林证券、第三大投行雷曼兄弟公司等一系列的巨型金融机构被迫宣告破产、出售、重组或申请政府救助，次贷危机全面爆发。次贷危机对美国和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而深远的负面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损失惨重，尽管目前形势较危机爆发当初已有所好转，但依然没有真正走出危机的阴影。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将美国次贷危机的形成过程归纳为如下的几个层面：首先，剩余价值时空扩张引发金融的不断扩张和异化;其次，金融的扩张和异化导致实体经济的相对停滞和虚拟经济的过度繁荣;再次，金融的扩张和异化主要体现为债务经济的大规模过度扩张，在虚拟经济过度繁荣和各类债务资产日益证券化的情况下，这导致扩大再生产成立的形式发生了两次改变，最终以证券化的形式成立;最后，当规模巨大的次贷相关证券价格猛烈下跌，进而引发其他各类有价证券价格全面下跌时，以证券化形式成立的扩大再生产全面崩溃，次贷危机全面爆发。次贷危机的形成过程表明，次贷危机与剩余价值时空扩张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次贷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相对过剩和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是实体经济危机头足倒置的表现形式，而试图缓解这一矛盾的剩余价值时空扩张，则启动了次贷危机的进程。伴随着剩余价值时空扩张，金融也不断扩张和异化，金融扩张和异化是由剩余价值时空扩张达到金融危机进程中的重要媒介和关键一环，如果没有金融扩张和异化，就不会有虚拟经济的过度繁荣，从而危机也就不会以次贷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在很大程度上，金融异化是剩余价值时空扩张达到一定程度和规模的产物，是剩余价值时空扩张在金融领域的延续和展开。只要略作考察就会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爆发的拉丁美洲金融危机(1982-1983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4-1995年)、东南亚金融危机(1997年)、俄罗斯金融危机(1998年)和巴西金融危机(1999年)等历次金融危机，尽管由于危机爆发各国所处内外环境的不同而导致危机的具体诱因、激烈程度、影响范围、应对措施等有所差异，但危机的形成过程和剩余价值时空扩张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却与美国次贷危机基本相似(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就不展开论述)。这表明在很大程度上，这里归纳的关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形成过程及其与剩余价值时空扩张的内在关联性，对于具体情况各不相同的历次资本主义金融危机而言具有一般规律性。
三、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形成过程中内在的经济学原理及其启示意义
剩余价值时空扩张导致金融扩张和异化过程中内在的经济学原理，可以结合剩余价值时空扩张所需要具备的三个最重要条件来理解。
首先，随着货币不断符号化，金融资产具有的同一性和相似性程度越来越高，金融资产越来越能够在交易中大量快速复制和高速流动，这使得金融资产逐渐摆脱实体经济的束缚而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形态，也使得人们不断增持有价证券等金融资产，从而导致金融资产的急剧膨胀。金融资产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交易，交易必然需要通过各种金融机构来实现，比如股票交易所、商业银行或投资银行等，这就为金融机构的扩张开辟了一条极为宽阔的渠道。因此，货币不断符号化推动了金融的急剧扩张，为金融的异化打开了方便之门。
其次，产权不断明晰化使财产所有者失去了匿名特点，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节省了交易成本。同时，产权不断明晰化使得与商品相关的各种权力日益成为一种与交易物理实体并行的经济实体，这促进了交易范围和规模的扩大，而交易范围和规模的扩大，使得需要融资的规模也相应扩大，这必然会推动金融的不断扩张和异化。
最后，金融不断便捷化使得银行之间的转账以及银行与个人之间的转账变得十分便捷，货币创造日趋便利，即便政府或中央银行固定了某个层次的货币供给量，金融机构还是能够创造出新的更多层次的、更高流动性的资产，作为货币的替代物在市场上流通，这实际上扩大了货币创造的乘数，起到货币增加的作用。货币创造的日趋便利极大地满足了企业和市场融资的需要，也就极大地增加了金融部门在实际经济活动当中的谈判议价能力，从而促进了金融的不断扩张和异化。
金融的扩张和异化对经济产生了一系列深远的影响，随着金融资本或金融行业在市场竞争中不断胜出，它不仅可以获得存贷款之间的利息差，还通过设计出形形色色的金融衍生品，通过不断的拓展业务通道，从国民经济中获取收益，因此，它所能获得的利润也就不断提高，它所占的利润比例不断上升，金融业与其他行业利润在GDP中的比率之间的差距也将不断扩大。由于金融在利润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其他产业的利润率也就相对或绝对下降。此外，金融业还通过金融产品创新，将社会的各种资金吸纳到金融市场，从而弱化了储蓄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能力，实体经济企业融资的成本和难度相对增加，使得非金融企业不得不考虑削减营运成本、投资规模和技术创新，所有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实体经济发展或扩张的羁绊，导致实体经济发展的相对停滞。随着实体经济发展的相对停滞，越来越多的资金涌现或滞留于虚拟经济市场。随着虚拟市场的不断繁荣，人们不断从虚拟市场获利，这就更加刺激了投机活动，而金融机构的不断推波助澜，则使虚拟经济市场逐渐变成各种投机的场所，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虚拟经济的发展和过度繁荣。
金融不断从经济中攫取财富和利润，必然导致社会购买力相对下降。同时，由于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资本家不得不提供各种信贷来完成商品“惊险的一跳”，于是，居民的债务水平不断升高，居民的日常生活更加依赖于金融机构，整个社会的交易建构在一种庞大而紧密的信用基础之上，这就导致扩大再生产从最初以“现付”形式成立改变为以信用形式成立。随着金融异化下虚拟经济的不断兴起与繁荣，居民或企业不断地将收入或债权转化为各种有价证券，或通过资产证券化将各种固定资产或非流动性资产转化为有价证券，并将这些证券抵押或销售来支撑消费。尽管在实际的商品交易中，依然采取货币的形式进行支付，但是，由于这些货币是通过抵押或出售有价证券而获得的，因此，从整个社会来说，扩大再生产的实现建立在证券化的基础之上。于是，扩大再生产成立的形式再一次发生改变，从以信用形式成立最终转变为以证券化形式成立。
由于虚拟经济的不断膨胀，资本除了从实体经济当中获得利润外，还能够从虚拟经济当中获得收益。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资本的利润来源于工人的剩余劳动，但是，既然实体经济规模不能同步扩张，那么在实际生活当中，规模相对有限的剩余价值为什么还能够长时期地支撑各种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规模越来越大的获利需要呢?其原因在于利润的名义化。一方面，对于传统的金融部门而言，其基本的功能只是提供资金融通以及支付中介，其利润的来源主要依靠存贷款之间的利息差以及手续费，其盈利的最终来源都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且是当前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上说，利润是有实际的剩余价值作为支撑的，因而也是实际的利润。另一方面，一旦剩余价值在时空上进行扩张，购买力在时空上夷平，市场上交易的对象可以从当前向将来不断延伸，从而当前市场所进行交易的范围不仅是当前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其中包括当前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同时还包括没有生产出来的商品(其中包括未来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因此，在当前的市场上，交易总量与当前生产的价值总量并不匹配，实现了的交易“价值总量”其中的一部分在当前没有实际的价值量作为支撑，企业所实现的利润总额也就大于实际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额，利润或剩余价值也就被名义化了。由于利润或剩余价值的名义化，从整个社会来说，尽管价值量不变，但是金融机构能够轻易地进行大规模的信用和货币创造，从而价格与价值之间背离的程度也就不断扩大，实体经济能够创造的剩余价值总量与各种资本(包括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资本)需要瓜分的剩余价值总量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这样一来，经济失衡就从实体经济层面转移到了虚拟经济层面，整个社会的经济失衡主要表现为价值创造与资本增值需求之间的矛盾。随着虚拟经济的持续繁荣，经济失衡也不断转移和累积。然而，根据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商品的交易按照等价原则来进行，其表现形式为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价格与价值在长期是相符的。因此，无论是金融在其他方面的掠夺，还是对外进行扩张，这些渠道对矛盾的解决终归有限，从长期来看，名义的剩余价值总量最终会向实际的剩余价值总量回归，也就是说，社会剩余价值总量的有限性与资本增值需求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其不可调和性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随着虚拟资产价格的不断升高，以及各种冒险活动的失败，人们不再愿意持有有价证券;二是随着竞争的加剧，人们对未来的预期越来越悲观，企业将不断采取措施以削减成本或裁减员工，这就降低了金融机构提供的信用额度。
这导致在某个时点上，在财富越来越多以各种有价证券形式持有的现代社会中，居民开始抛售有价证券进行消费或进行债务清偿，或机构开始抛售有价证券进行资金融通。此时，杠杆将开始反方向发生作用，各种变现的要求越来越多，人们开始抛售有价证券。那些流动性高的资产，原本起到代替货币的作用，现在不仅不能发挥这一作用，反而也需要变现，现金成为唯一的支付手段。流动性的需求导致金融资产价格的下跌，而金融资产价格的下跌要求交易人追加保证金，进而促进了更多金融资产价格的下降。随着越来越多的有价证券涌入市场，各种有价证券的名义价值量在短期内开始剧烈地向实际价值量回归。一旦金融资产价格下跌超过临界点——零收益点，金融机构中的各种证券交易所、投资银行等非商业银行机构融资困难，并开始大量倒闭。同时，由于有价证券价格的大幅度下降，在金融创新日益活跃的情况下，商业银行持有的相关资产(如证券化资产)也严重缩水。而投资银行的大量倒闭，使得商业银行提供的大量信贷无法收回。这两方面都导致部分商业银行的融资出现困难，短期利率急剧恶化，开始倒闭。进而发生连锁反应，导致更多的商业银行融资困难，商业银行大量倒闭。而商业银行的倒闭或资金融通的困难导致更多的金融机构的恶化，最终导致以证券化形式成立的扩大再生产全面崩溃，从而引爆金融危机。此时，如果企业能够获得融资或得到政府的担保，或者政府在危机还没有蔓延到实体经济之前就采取有效的行动，对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或各种救助，那么实体经济就有可能不会发生危机。但是，如果金融危机的规模很大，而且传递的速度很快，政府又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的话，实体经济的危机也就不可避免。美国次贷危机之所以很快蔓延到实体经济，原因即在于此。
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大规模和高频率应用，为金融的扩张和异化以及虚拟经济的过度繁荣提供了物质技术条件的支撑，这正是金融危机的频率越来越高，而经济危机的频率却相对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上述有关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形成过程及其内在经济学原理的分析，对于防范和化解未来可能的金融危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其启示意义可简要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需要从源头上矫正实体经济的失衡，同时强化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的管理。从供给管理层面来看，一定比例的国有经济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只有存在一定比例的国有经济，政府才能够通过所控制的国有经济资源来有效协调国民经济各生产部门的比例失衡，防止生产无序和过度扩张下的经济失衡。就需求管理层面而言，重点应是提高居民工资收入和劳动报酬，遏止贫富两极分化，提振社会有效需求。
第二，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需要在中间环节上防止金融的过度扩张和异化，避免对剩余价值时空扩张的过度依赖。由于剩余价值时空扩张往往需要借助信贷来支撑，并且金融的过度扩张和异化也主要表现为信贷的大规模扩张，因此，要在中间环节上防止金融的过度扩张和异化，避免对剩余价值时空扩张的过度依赖，就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强化金融监管，严格控制信贷的规模和节奏。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在实体经济失衡已经存在且无望短期解决的前提下，适度的剩余价值时空扩张有利于维持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和推动经济增长，因而，严格控制信贷的规模和节奏并不意味着信贷规模越小越好，而是要将信贷规模控制在为实体经济服务同时又不致造成金融过度扩张和异化的范围之内。
第三，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需要在外在约束上强化金融监管和制度创新，防止虚拟经济的过度繁荣和剧烈波动。金融机构的巨额负债中绝大部分来自数以万计的家庭、企业和政府，只有一小部分是自有资金，在追逐利润的压力下，金融机构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道德风险，具有过度涉足高风险、高回报虚拟经济的强烈冲动，从而使其成为诱发虚拟经济过度繁荣和剧烈波动的重要因素。因此，为了遏止金融机构在虚拟经济中的过度投机行为，必须在外在约束上强化金融监管和制度创新。关于金融制度创新，可规划建立非盈利性质的金融机构，使其既可以为企业融资提供便利，为居民增加购买力，从而保障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也可以因为没有追逐利润的压力而大大降低在虚拟经济中投机冒险的冲动。
第四，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需要在国际环境上改革国际货币体系，防止因金融危机的国际扩散而受到他国的感染，保证货币能动地满足流通的需要。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以美元为核心，导致美国可以滥发货币，给整个世界输出通胀压力，从而使得其他国家要么因受制于美元相对汇率波动而爆发金融危机(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要么因无法避免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如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而受到感染。因此，必须对这一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权重，在国际货币清算中逐步降低对美元的过度依赖。当前，有关以世界货币取代美元的提议和可行性论证值得期待。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75期，摘自2012年第2期《马克思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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