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式修正主义“改革”进程及成果（一）

苏式修正主义“改革”进程及成果（一）

老共产党人

尽管苏联修正主义的各位大师们，在对社会主义进行所谓“改革”和“深化改革”的浪潮中，面对的国际形势和时代背景不同、采取的方式不同、运用的手段不同、所占居的时间长短不同，对社会主义否定和推进资本主义的剧烈程度不同、完成资本主义复辟的进程不同，但都宣称是要革除障碍社会主义发展的“蔽端”、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前进的“僵化体制”——其实是从根本上消灭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消灭了当然“蔽端”和“僵化”体制也就不存在了。但苏联修正主义一出现，就表现出十分明显的特征特性，总是公开否定原杰出马克思主义式领袖人物——斯大林，从而标榜自己才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否定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公平制度和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把伟人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出现过的失误无限地放大百般攻讦，在充分肯定个人主义重大作用的同时，进行私有观念的重新启蒙并大搞“物质刺激”实践，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真正遵循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实践，污蔑为“教条主义”、“左”和“极左”并始终坚持庸俗的实践观，循序渐进地把一大批主张走资本主义的人、坚持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提拔到党政军的核心位置或关键岗位，发挥其特殊的渐进推行资本主义的作用，然后又有计划有步骤地旨在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所谓“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逐步培植起适合资本主义运行发展的“专家学者”基础的同时，却在“为最广大人民利益谋福利”的口号声中，一步一步地收回了原广大劳动人民已经获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权利，取消了整个社会的平等机制而不断地推进两极分化－－培育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最终使劳动大众重新回到在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什么也没有的弱势群体－－无产阶级－－等待别人来恩赐剥削、压迫和统治、养活——资产阶级专政。

二十世纪90年代初苏共的轰然垮台、苏联的分崩离析，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重新沦为资本家的奴隶的事实，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谜面十分深奥而谜底却十分简单的谜语。许多的所谓政治家和理论家们，对这个问题由于所站的立场和分析角度的不同，其所得出的“见解”和看法，也是五花八门并各持一词。特别是与“官方”有着千丝万娄联系的专家们总是认为，主要是由于“经济没搞好”、主要是“教条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有的则认为主要是西方敌对势力长期实行“和平演变”战略和自己丢掉了老“祖宗”——戈尔巴乔夫改举“新思维“的旗帜，也有的认为是部分党政干部腐败形成了具有特权的官僚腐败阶层，造成了党脱离工农群众并与之相对立，如此等等。对于苏共失权、苏联解体的原因，应该说不可能是单一的某方面原因，其根本的起因要追根究底－－顺藤摸瓜，就必须回溯到50年代赫鲁晓夫上台以后，所创造的一系列“改革”现象中去寻找真实的答案——苏共20大结束时“突然”的全盘否定斯大林时代和其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显著成就的秘密报告－－“改革”的总信号和总标志。苏共自赫鲁晓夫集团选择了修正主义的“改革”路线以后，我们没有必要去臆造当时这些领导人及其集团的动机和主观愿望究竟如何，只能是通过这条路线所产生的必然后果情况来进行客观分析。但由于苏共选择的是一条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自己通向死亡的道路，继任的最高领导人及其集团，或主动或被动地沿着这条道路的惯性滑下去，期间虽然也出现过一定程度的反复，经济上和军事方面还出现过一定程度的辉煌，－－芸花一现的回光返照，但是走向死亡的结果则是注定的，而且“改革”越深入死亡的程度就越彻底，“改革”的步伐越快走向灭亡的速度也越迅速。苏共的最后分化和灭亡，苏联的最后解体和分裂等惨剧的爆发，既是苏共选择修正主义式“改革”顺理成章的事，也是这种修正主义式“改革”和所导致的一种必然结果。

纵观赫鲁晓夫所开创及其后来的继任专家们承接下来的所谓改革，一连串的疑问不得不由然而生：当时是出于个人利欲薰心的需要还是站在党和人民位置上公心的良心发现，是站在资产阶级阶级的立场上审视社会主义还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审视资本主义，是特殊人物的别有用心还是对共产党人真理的发现，是否定社会主义的需要还是社会主义事业本身发展的需要，是真心想破除个人迷信、个人崇拜还是要借机否定伟人、达到获取自身崇拜的预谋，是出于个人私性膨胀原始动力还是准确地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的真实愿望，是剥削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人性的发作还是无产阶级理念和阶级立场的激发，是选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方向还是真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自我完善，是为了要达到个人或小集团目的还是真正要改革障碍社会发展的蔽端，是新生资产阶级利益集团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切身利益需要还是为了维护广大工人农民的利益的需要……等等，历史已被某些官人和专家们故意尘封起来或用一些古怪的不着边迹的托辞遮掩和被深藏得不见天日，这些深层的内核东西谁也无从知晓。但我们可以通过苏联共产党内部的“改革大师”们的言行和所进行的各项“改革”进程进行理性分析，只有透过深刻分析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才能从中廓清并找到修正主义“改革大师”们本质上是走的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最本质内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掘墓人，理出最本质的头绪——“改革”专家和继任“改革”大师们——巧妙地纵容自己的私欲－－循序渐进而又最终实现集团私欲大膨胀并形成总体合力，与时俱进完成了总垮台和总剧变－－现实的总结果。这，才是苏共和苏联灭亡的真实历史及客观存在着的本来面目——复辟资本主义的量变到质变。
苏式修正主义“改革”进程及结果（二）

赫鲁晓夫开创的修正时代

老共产党人

赫鲁晓夫既是共产主义运动中在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的国家里，第一个高高举起修正主义“改革”大旗的人，也是第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面目出现，进行否定共产党发展历程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创始人；既是在苏联公开否定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的——始作蛹者，也是苏共内部第一个以最高决策者身份选择与马克思主义指向相反发展道路的创始人，更是第一个用共产党的行政权力推行资本主义管理模式的祖师爷。由于苏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建立并不断前进的，其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示范性的效应与作用，所以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不仅对苏共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及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产生了腐蚀性的影响，而且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也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引导性作用，其直接产生的恶果也是难于估量的。赫鲁晓夫开创的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举动，既为无产阶级政党自己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提供了方向性的“路标”——被后来者纷纷仿效，也为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大行其道开辟了道路，还为修正主义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泛滥，创造了条件——提供理论依据和手法、实践经验。

一赫鲁晓夫“改革”的主要内容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后的9月，赫鲁晓夫以阴谋手段搞倒了政治对手贝利亚、马林科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58年3月后又兼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形成了集党政大权于一身，逐步在苏联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以及对外关系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所谓改革。赫鲁晓夫既是对前任杰出领导人进行全盘否定树立自己威信的创始人，也是共产主义运动中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最早竖起“改革”大旗并进行所谓改革的大师，也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社会进行资本主义式改造的创立者和推行者。赫鲁晓夫上台后所着手进行的所谓“改革”，主要集中在政治领域、意识形态领域、经济领域、干部制度、对外关系领域、法制领域等几个方面：

（一）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

赫鲁晓夫集团借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集权－－《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秘密报告拉开序幕，这个报告不具体分析产生个人崇拜的客观历史和制度上的原因，只是一味地攻击斯大林个人的特有品德和直接形成的过错，但对执政党应如何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并没有提出明确有效的理论观点，也没有制定出如何有效防范的运作机制，而在后来的实践中当赫氏个人地位稳固后则又人为地掀起了新的个人崇拜，其偏听偏信、任用亲信等等比斯大林有过之而不及。

（二）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革”

赫鲁晓夫集团在党建方面，抛出了要把国家建设成为全民国家、共产党建设成全民党的目标，这个目标要达到的就是要使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在阶级斗争复杂化的条件下，变成一个能够代表任何阶级利益梦想永远合法地进行执政的统治集团，开创了共产主义运动中共产党面对国际资本主义国家重重包围和颠覆，国内新生特权阶级官僚集团已经形成的情况下，由无产阶级革命党向高高在上和所谓执政党转变的先例。

（三）干部制度方面的“改革”

赫鲁晓夫集团为适应“改革”的需要，实行了干部任期制和轮换制，要求每次例行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委员至少要更换1/4，加盟共和国级更换1/3，区级基层党组织更换1/2，频繁更换不适合“改革”形势标准需要的干部；平反一批斯大林时期被定为反革命集团和叛徒集团的所谓冤假错案，把一大批原来反对共产党和反对社会主义的人“解放”出来，并放置到重要岗位上继续让这些人发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更大作用。

（四）经济领域方面的“改革”

赫鲁晓夫集团曾多次尝试否定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民经济发展和工业、农业、商业应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的基本原则，强调和发展各项生产中的市场调节、物质利益和物质刺激原则，以此来调动劳动者在生产领域中的积极性。

（五）社会阶段定位方面的“改革”

赫鲁晓夫集团提出了所谓的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认为苏联已经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1961年宣称苏联将在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并在新的党纲中把超阶段并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作了详细论述的和具体的设计和规划。

（六）对外交往关系方面的“改革”

赫鲁晓夫集团提出了与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总原则和总路线，表明了苏联社会主义与国际上帝国主义国家及其集团之间，已不在是你死我活的敌对斗争关系，而是变成了相互之间的必然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战略伙伴关系。

（七）法律和制度建设方面的“改革”

赫鲁晓夫集团为了适应和促进对内对外“改革”形势的需要，循序渐进地修改和制定了一系列与“新形势”相配套的国家法律法令，使“改革”做到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制推行资本主义，并最终把“改革”取得的成果固化下来。

二赫鲁晓夫“改革”造成的后果

赫鲁晓夫上台后执政的10年对苏联原斯大林时期的一切存在过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领域，都进行了全盘式否定式的“改革”及修正，这此所进行的“改革绝非他个人的一时心血来潮”，而是苏联共产党内的特权阶级已经形成的形势下，旧的体制已不在适应而是严重地束缚了一大批各式新生贵族对政治、经济、文化的需求－－苏联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发展的必然产物，这些所谓的改革在苏联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为搞乱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理论，为修正主义势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横行从此打开了绿灯。这些影响集中表现在：

（一）有目的反“个人迷信、个人崇拜”运动的成效

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秘密报告”适时抛出，对苏共和苏联人民正在进行的各项革命及建设具有决定意义的斯大林，从头顶到脚底被从为制造和故意泼上去的大粪所包裹成了天然的妖魔，是对苏联革命和苏联共产党历史，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彻底背叛的客观反映和具体表现：

1．篡改历史为私欲膨胀服务。

赫鲁晓夫把苏联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活生生的斯大林，从生前天堂中的人民救星定为了死后的魔王，由历史上杰出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领袖变成了死后的资产阶级式的无耻小人，由过去彻底的共产主义革命家变为了死后的革命投机者，由活着的时候是打击反革命势力和反法西斯的天才的军事指挥家变成了只会摸着地球仪看进展的十足庸人，由过去恣祥父亲般的人物变成了死后无恶不作的妖魔，这在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民心中对这种突然的历史性反差是如何感想呢，结论恐怕只能是模糊的自己否定自己的历史。

2．人妖颠倒混淆是非否定苏共。

把斯大林由生前党和人民的功臣，变成了死后最大的历史罪人，由昔日无产阶级革命的鲜明旗帜，变成了眼下无产阶级的可耻叛徒，由始终忠实维护列宁形象和执行列宁主义的革命家，变成了一贯只会与列宁作对的专家，由一生受共产党员和人民忠心爱戴的领袖，变成了专门欺骗共产党和人民的公敌，由存在于世时无私的共产主义先锋战士，变成了死后只会为自己谋权谋利的野心家和阴谋家，由终生有着大智大勇和沉着刚强，变成了死后只现残暴及青面獠牙的怪物……，如此等等骇人听闻而又是盖棺定论式的评价，是历史的真实吗？恐怕只能是苏联共产党自己给自己乱阵脚，自己给自己套上绞索，自己给帝国主义反对共产党制造口实和依据的怪异行动。

3．给历史留下无穷的后患和病灶。

赫鲁晓夫集团对斯大林的颠倒黑白的评价，把斯大林时期批驳得一塌胡涂和一无是处，给苏共党员和广大劳动人民乃至整个共产主义革命留下了什么呢？应该说留下的是对苏共和苏联历史的根本歪曲、背叛，留下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整个共产主义革命潮流的又一次重大潮弄和反动！制造了共产党中的伟人对待人民是比帝国主义还凶残的“暴徒”事实，开创了一部分伪装的共产党人为了实现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可以任意夸大事物，并把全部错误归到某个人的名下而把自己标榜为唯一的正确者；给苏共和苏联广大劳动人民乃至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遗产是什么呢？应该说是共产党的高层人物乃至整个共产党不能相信、更不能崇拜，否则就会吃亏上当受编；遗产是共产党的高级人物原来都是些政治流氓和政治骗子，所说的话都是使人上当的术语；遗留下来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是自吹自擂出来的和自己标榜出来的，如果再有人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任何情况也不能相信；遗留下的产物是存在过的苏联历史，都不是真实的而全是假的和伪造的；遗留下来的产物是判断事物和历史原来根本就没有什么原则及标准，完全是根据当权者的想象、需要和爱好而定的。

4．搅乱了马克思主义战线和阵营。

私欲膨胀的赫鲁晓夫们对斯大林的所谓重新评价，给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践、党和人民所进行的革命运动，以及如何对待和评判革命运动中起到重大甚至是决定作用的伟人是非功过，如何看待苏联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性丰功伟绩与斯大林之间的有机联系，制造和遗留下了一本厚重的糊涂帐。由于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特殊地位，这个历史事件的后果，既是对客观存在过历史歪曲，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歪曲，更造成了客观上的对如何对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巨大戗害。

（二）全民国家、全民党提出和推行的恶果

坚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来认识、分析和解决阶级社会中一切问题，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和本质，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关键前提，全民国家、全民党的理念的出笼，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及国家学说背叛及否定的客观反映和具体表现：
1．否定了阶级社会中的阶级存在。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为指导建立的共产党来，在存在着国家、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条件下，自己出来宣布或彻底否定阶级和阶级斗争分析问题的理念（这还能是共产党和共产党人吗？），全民国家、全民党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号，在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的强力推行，混淆了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根本区别，模糊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反向性质。
2．否定了实质上代表劳动大众利益。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取得胜利并进行执政的共产党，自己否定并不是只代表原来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群众，更代表着有权有势的各类人；国家也不仅仅是工人农民等劳动群众当家做主的国家，而苏维埃政权是为所有的人谋取最大利益的；只要有权有势也可以加入共产党成为执政的一员并代替劳动大众执政，只要掌了权或钱就会自然变成了当然革命者，都是为工人农民谋取根本利益并为之服务的。
3．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存在的本质。
在国内外阶级和阶级斗争异常尖利的条件下，提出无产阶级的专政没有必要只代表无产阶级进行专政更必要继续存在下去，主张和推行党和国家已经代表全部的公民——专政的对象根本就没有了，有了钱有了势就是革命者－－共产主义者，也只有有了钱有了势才能自觉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先进的阶级和先锋战士。使无产阶级根本上来说要进行专政和限制的阶级群体，变成了合法存在并成为可以向劳动大众专政的主体，使这种客观存在的“专政”转换成了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牌子，而行实施修正主义——资产阶级专政骨子的有效工具。
4．完全代表了权贵阶级的总体利益。
苏共改变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自称是代表“全体人民的先锋队”，仿佛所有人都是执政基础并得到所有人的拥护，然而事实上却已不再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而是代表党内复辟资本主义道路的新生资产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这种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与资本主义国家执政的政党性质、提法和做法变成了一样——口头代表所谓的全体人民——而实际上代表的是有钱有势或想发财致富的人服务——不是为那一个特定阶级服务——都是全民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也是基本一致的——不是为特定的阶级（无产阶级）压迫另外的阶级（资产阶级）的工具－－是为已经上升为政治贵族、精神贵族、文化贵族、财富贵族、掌握镇压大权贵族服务的－－都是全民的，而实质和核心抛弃的是无产阶级及无产阶级利益，其所想所做与资产阶级能有两样吗？
5．用马克思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
赫鲁晓夫宣布取消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正是表明他用资产阶级的谎言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推行全民国家、全民党最根本的后果——就是用庸俗化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彻底否定和战胜真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用庸俗的政党和国家学说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和国家学说，表明当时的苏联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占主导地位进行专政的国家，也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政坛上执政，全民国家、全民党的出笼和实践，给后来所有的共产党人进行修正式地建党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在思想上、政治上、文化上遗留了一大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麻醉党员和人民的糊涂粥。

（三）干部任期轮换和平反“冤案”的成果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积极推行干部任期制、轮换制和平反所谓的冤假错案，是修正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执行公务的人民公仆的定性的背叛与否定的客观反映、具体表现：
1．开创了党内耍阴谋诡计的道路。
赫鲁晓夫在推行的所谓改革中，让人们在修正主义推行干部路线的实践中，感觉到只要是反对斯大林时代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立场、观点、方法，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全是正确的发展方向，只有用所谓的列宁来批判斯大林的所有路线，只有彻底否定斯大林时期存在过的一切的一切，也只有应用和推行资本主义的东西，就能坚持所谓的社会主义和顺着竹杆往上爬，就能上升到自己梦想得到的财富和地位，不进行或不适应所谓改革（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各级领导就只能让路、就下台。这种庸俗的实用主义哲学，虽然在苏联国家和社会中得到了有效推行并达到“改革者”的目的，却在客观上刺激和开创了已经执政了的共产党干部，向资产阶级耍权谋诡计术方向发展的道路，却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彻底革命论的本质。
2．开创了为复辟扫清障碍的先例。
原来与斯大林针锋相对斗争过的一大批“牛鬼蛇神”，只要是能始终坚持反斯大林时期的所谓独裁和专制的，就彻底解放出来并安置到重要的岗位和委以重任，实现了为所谓的改革和逐步复辟资本主义创造必要的环境条件。只要是能为“改革”大唱赞歌和反映“改革”的丰硕成果的，只要是能坚持和推行“改革”障碍社会发展的蔽端的，只要是能带头“勤捞致富”的，就能通过钦定的定期轮换和任期制，提升到梦寐以求的高等位置上，使一枕黄梁变成客观现实－－转变为共产主义的先锋队并成为执政党中的重要一员，充分享受到金钱和美女带来的快感。
3．为修正主义深化发展提供了经验。
赫鲁晓夫干部任期制、轮换制和平反所谓的冤假错案的推行，为安排大批修正主义亲信和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创造了条件，给共产党内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干部培养、使用、提拔等方面的标准推销了一缸不清不白的浓黄汤，为后来者继续与发展此论此道，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直接实践的丰富经验。

（四）经济领域推行改革方面的成果

赫鲁晓夫在当权期间尝试和坚持推行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国民经济发展中工业、农业和商业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根本原则，强调各项生产中的市场调节并实行了一系列诸如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扩大集体农庄、农场自主权，进行工业、建筑业管理改组，用地区原则取代部门原则，把经济管理重心从中央移向地方，提倡企业利润原则、加强物质刺激等等所谓的改革，来调动劳动者生产的积极性。赫鲁晓夫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领域所进行这些“改革”，是修正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科学原理背叛的客观反映和具体表现：
1．为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创造了条件。
赫鲁晓夫从经济制度上根本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所定义的社会主义，是为克服资本主义无序竞争造成社会资源大量浪费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社会的根本原理，通过强调和实施市场调节原则，把社会主义嫁接改造成与资本主义相类似的社会经济制度。
2．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私欲膨胀提供了可能。
赫鲁晓夫用政策性的导向实践来激发个人或一部分的微观理念，通过从中央到地方的实施扩大农庄和农场自主权，对工业、建筑业管理进行改组，用地区原则取代部门原则，提倡企业利润和加强物质刺激等等政策措施，收到了激发个人和一部分为自己个人私利而奋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劳动群众已经建立起来的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热情，把社会主义变成了为个人、为地方、为小集团利益奋斗的一个个实体，分化了人们对集体、对社会主义国家宏观利益的关注力。
3．为从根本颠覆社会主义探索出了实践经验。
赫鲁晓夫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所谓进行改革，把资产阶级思想当做马克思列宁主义来理解、把资本主义存在的蔽端当做社会主义的经验来推广，使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和发展方向发生了严重扭曲－－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使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方向的选择钻进了向资本主义方向迈进的魔圈。这不仅为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创造和开辟了道路，同时也为资本主义在对会主义国家经济的颠覆创造了便利条件，还为修正主义后来的继承人发展与时俱进的修正主义提供了翔实及丰富的经验。

（五）苏联现实社会性质主观定位收到的效果

在赫鲁晓夫当政期间提出了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已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主观论调并宣称苏联将在20年内（1981年前）基本建成共产主义。赫鲁晓夫在苏联对自己统治下的社会性质的主观随意定位，是修正主义对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的认识和实践进行修正的客观反映、具体表现：
1．实现了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和庸俗化。
赫鲁晓夫所谓社会主义社会已建成并在近期内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论调的出笼，使人们感觉到原来社会主义就是现实中的与资本主义差不多的样子、共产主义也那么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实现－－并不是什么远大理想和最终奋斗目标，这虽然刺激起了小资产阶级的狂躁情绪、适应了快速向美好社会发展的虚幻空想心理，但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无产阶级要在解放全人类后最终自己才能获得解放的根本性原则，共产主义要具备“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条件，实现了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性质的定性简单化、低级化、庸俗化。
2．实现了模糊姓社与姓资的是非界限。
赫鲁晓夫所谓社会主义社会已建成并在近期内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奇谈怪论的提出和实施，严重地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在剥削阶级基本消灭但又重新分化且新的贵族形成的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随便套用到与资本主义相似的社会中，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修正成了粗俗的资产阶级式理论，变成了社会主义也就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是社会主义的模糊理念，为后来的共产主义政党向资产阶级政党演变奠定了理念基础。
3．实现了把社会主义变成怪物的实验。
苏联社会现实及相当一段时期性质的主观定位，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庸俗化为可以到处乱贴的标签，人人都可以把自己生存的社会宣称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使马克思定性十分科学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变成了概念及内容十分混淆的模糊性怪物。

（六）修正主义法律和制度推行的效果

赫鲁晓夫集团在执政期间为适应和保障对内对外的“改革”形势需要，并通过激化的形式把“改革”成果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在固化下来，循序渐进地修改和制定了大量与“新形势”需要相配套的，所谓国家法律法令－－形成了逐步向社会主义进攻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后盾，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断创造每个社会成员全面自由发展条件的历史性背叛，也是一种历史性的创造性反动：
1．把修正主义作为规范人们行为准则。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通过法律和法规的形式，强行性规定人们必须作出或禁止作出某些行为，即规定人们必须作出适应逐步推行资本主义的行为规范，修正、篡改和背离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社会，是为人的全面发展和实现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创造及提供条件，建立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奋斗目标、共同的道德、共同的纪律作为自我规范的要求，而实质上规定禁止人们作出不利于修正主义推行的行为规范，把人们的行为限制到了逐步复辟资本主义的范围内。
2．把修正主义贯穿于整个社会生活之中。
所修订及新产生的各种法律法规集中地体现了修正主义和新生贵族的阶级性，通过大量模糊语言作为前提来欺骗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而把自己要实现或将想要达到的目标，用国家法律、政府的法规等形式固定下来，把自己阶级的利益作为核心隐藏在法律法规的内核之中，象一根黑线贯穿在整个法法制体系之中，成为逐步复辟资本主义的推行器和保障器。
3．把国家作为推行修正主义的强制利器。
赫鲁晓夫集团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形式，逐步把修正主义的内容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并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为复辟资本主义做到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提供了法制依据，切实保证了公民在复辟修正主义的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可能有凌驾于修正主义法律之上的特权。
4．把渐进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化和规范化。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法制的实施，不仅为有计划复辟资本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而且为修正主义逐步向定性化、泛滥化发展创造了有效的权威性、合法性，还为后来的继承人提供了可贵的规范化经验，使社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国家法制的阶级本质和属性，逐渐地模糊化、糊涂化、一致化起来。

（七）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推行的成果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集团及国际组织等在处理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法律及其他各方面相互关系的行为基本准则。而赫鲁晓夫集团在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条件下却走上了与这些基本原则背道而驰的道路，是修正主义在国家关系上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修正的客观反映和具体表现：
1．否定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对立矛盾。
赫鲁晓夫集团把“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作为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凌驾一切的最高原则，鼓吹说这是“现时代的至高无上的绝对命令”，是“时代的无条件的要求”，是解决社会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的最好的和唯一可行的道路，应当成为“整个当代社会生活的基本法则”；并且宣称帝国主义现在已经愿意接受和平共处，已经不是和平共处的障碍“不少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现在主张和平与和平共处”，“越来越清楚地理解到和平共处的必要性”，美国总统“承认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的理智性和现实性”，这些论调为当时和后来的修正主义大师们提供了所谓的理论，也是他们所依据的所谓事实。
2．在意识形态的深层与帝国主义实现了同流合污。
赫鲁晓夫集团主张同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实行“全面的合作”，宣称苏美两国“能够找到为了全人类幸福而协调一致地行动和努力的基础”，“能够为巩固和平和建立所有国家的真正国际合作而携手前进“，应该把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作为“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决定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当前“共产主义的战略基础”，全世界的共产党人都要“把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作为自己政策的总原则”，这些胡诌正是帝国主义所需要的言论，阐明了赫鲁晓夫集团与帝国主义已经变成了“一条船上的盟友”。
3．变成了麻醉及制止劳动人民起来斗争和反抗的武器。
赫鲁晓夫集团把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看作是各国人民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前提，认为各国人民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都“是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条件下取得的”，鼓吹说“恰恰是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情况下，古巴实行了社会主义革命，阿尔及利亚人民获得了民族独立，四十多个国家取得了民族独立，各兄弟党成长壮大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增长了。”认为这是“帮助国际革命工人运动达到其基本的阶级目标的最好方法”，资本主义国家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增长了，社会主义在经济竞赛中的胜利“将意味着对全部资本主义关系的毁灭性的打击”，“当苏联人民享受到共产主义的幸福的时候，世界上又会有几亿人说：‘我们赞成共产主义！’”那时就是资本家也会“转而加入共产党”，这是多么美妙动听的言词，成为了修正主义麻醉在帝国主义统治下倒悬生活的依据和借口，而事实是胜于雄辩的，其结论恰恰与赫鲁晓夫所鼓吹的论调相反－－正是觉醒的人民在革命领袖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才取得的胜利，如果坚持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是根本不可能取得任何斗争胜利的。
4．实践中不断地推行霸权主义并与国际主义分道扬镳。
赫鲁晓夫积极推行与美帝国主义共同合作并相互主宰世界的外交战略的实践，在战略合作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地利及其首都维也纳变成了被苏、美、英、法四国分区占领的地方，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改变了长期坚持的对奥和约应在德国问题解决以后才能签订的立场并于1955年签订对奥和约，从此结束了四大国对奥地利的占领，合作解决了二次大战的一大遗留问题；在对待德国问题的矛盾上长期以来是东西方冲突的症结之一，1955年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应邀访苏，举行了两国建交谈判双方并决定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全面实现了与多方帝国主义关系的合作化和正常化。在国际争霸方面，赫鲁晓夫1959年“应邀访美”，在美国马里兰州的总统疗养地戴维营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会谈，成为苏联推行苏美合作外交战略的重大行动，美国实际上承认了苏美同是超级大国的事实；1961年苏联和民主德国为了制止从东柏林逃往西柏林的人流，沿西柏林的边界线和东柏林境内修筑起一道“柏林墙”，封锁了东、西柏林的边界，西柏林人进出东柏林都要经过边境站的检查还需办理入境手续，“柏林墙”的修筑虽然引起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恼怒，但它们除了发出警告之外不得不接受这一既成事实；1962年苏联向古巴运送导弹企图在美国南大门建立导弹发射场，被美国U—2型飞机发现，美国总统肯尼迪下令对古巴实行军事封锁并进行战争威胁，苏联被迫撤走导弹才使导弹危机得以平息，导弹危机事件表明苏联开始走上同美国进行全球争夺的道路，同时也表明当时的战略优势仍在美国方面；在与美国争霸的同时，赫鲁晓夫企图控制中国造成了中苏关系的恶化，这也是苏联推行霸权主义政策的又一重要表现。
5．分化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并与马列主义道路决裂。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处理国际关系上推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总原则和总路线，成为阻止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起来革命，而号召和要求人们只要安安静静地等待着，根本用不着进行斗争，用不着起来革命，用不着推翻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等到苏联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普天之下的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奴隶就可以在压迫者、剥削者的率领下一起进入共产主义了；把社会主义混为或变为帝国主义，本质上发挥了分裂和瓦解了社会主义阵营，而扩大了帝国主义的阵营的作用，制造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紧张局势和分裂，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消灭社会主义国家的武器，背叛了整个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为后来苏共领导逐步把社会主义推向社会帝国主义开辟了道路，提供了所谓的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
苏式修正主义“改革”进程及结果（三）

继承并巩固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一）

老共产党人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在参加苏共中央主席团非常会议和之后的中央全会上赫遭失败，一致决定赫氏解除苏共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同时推举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从此进入了历时20余年的所谓“停滞不前”时期。勃列日涅夫的上台执政，使苏联进入了存在历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历史阶段。说其是特殊历史时期表现特征主要是：勃列日涅夫既宣称要继续执行“列宁主义”的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的路线，但另一方面又不指名地批判了赫鲁晓夫的“个人崇拜”和“唯意志论”；既要着手对赫鲁晓夫时期导致混乱的一些政策进行调整，但另一方面又仍然继续执行赫鲁晓夫的“改革路线”－－“新经济政策”；既恢复了一些所谓旧的行政管理方法，但总体来说是把赫鲁晓夫基本的“改革成果”继承了下来；既为斯大林恢复了在苏共和苏联建设及发展历史上应有的部分名誉，但另一方面又在实践中否定了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方向；既把苏联创造成了苏联历史上最强大的历史时期，但另一方面又把苏联建成了执政党官僚特权集团最突出的历史时期；既建设成了苏联国内最长期稳定的历史时期，但另一方面又为苏联进入大动荡大改组积累和创造了条件。勃列日涅夫时代被称为特殊历史时期，也具体地表现在：既遭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严厉批判，另一方面也遭到了修正主义者的严厉遣责；既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不容易评价其正确与否，也往往被很多奖资深的“历史学家”故意回避。

一在政治领域方面推行“稳定”的内容及结果

勃列日涅夫集团的执政期间，采取了一系列的“稳定政局”方针，并在某些方面恢复赫鲁晓夫改组以前的党政领导体制。

（一）政治领域推行“稳定”的主要内容

1．在领导制度和体制方面的“调整”。
在1964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把州、边疆区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合并的决议》，恢复了1962年前各州、边疆区统一的党委会和统一的苏维埃、工会和共青团等组织；1985年12月由波德戈尔内接替米高扬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形成了最高领导核心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3人的“三驾马车”集体领导体制；1966年3月苏共二十三大召开将党中央主席团改回称中央政治局，并重设中央总书记取代第一书记；同时取消了赫鲁晓夫时期实行的”干部更新制度”，避免了大量干部无休止轮换的状况，基本保持了各级干部队伍的基本稳定；1966年成立社会治安部（1968年改名为内务部），专门负责社会治安工作，同时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参加治安工作，广泛建立社会治安站、同志审判会、人民纠察队等，还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增设相应机构，处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并对之采取有限的打击政策。
2．在宪法中明确确定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1977年10月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根本法）》，这是继1924年和1936年之后的苏联第三部宪法，以专门条款全面阐明苏联共产党在苏联社会中的领导地位，及在苏联社会政治体制以及所有国家机关与社会团体中的核心地位。
3．部分地纠正了全盘反斯大林的错误。
在斯大林问题上部分地恢复了斯大林的名誉，并在斯大林诞辰90周年之际以1956年6月30日苏共中央决议为依据，评述了斯大林的功与过两个方面，并发表一批肯定斯大林领导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的文章和回忆录；于1969年在斯大林墓前为斯大林树起了半身像。
4．部分地恢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
在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上，整个时期的历次党代表大会都强调加强马列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并提出要同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作斗争；加强对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反对文学艺术创作中的“无党性”和“绝对创作自由”。
5．继续错误地为苏联社会阶段进行定位。
在对苏联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的定位上，勃列日涅夫虽然收起了赫鲁晓夫提出的“到1980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的口号，却取而代之的是提出以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提法，1967年11月正式宣布苏联已“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并于1977年进一步阐述说“成熟的发达社会主义阶段，是从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道路上一个相当长的发展阶段”，“苏联现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即新社会的成熟已经达到这种程度和阶段：全部社会关系在社会主义内在和固有的集体主义原则基础上的改造即将完成。社会主义规律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社会生活各领域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得以充分显示，社会制度具有有机完整性、蓬勃的活力、政治上的稳定性和牢不可破的内部团结－－这就是发达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各阶级和社会各阶层之间、大小民族之间产生新的、和谐的关系。苏联已形成新的历史共同体，即苏联人民。”

（二）政治领域推行”稳定“的主要后果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里，显示出了突出的的勃列日涅夫特色的结果：
1．人为“个人崇拜”盛行起来。
在步入统治核心的初期，由于个人领导水平和个人特色等方面的主要原因，强调并实行了比较切实的集体领导；但随着政局的稳定及其领导地位的巩固，他个人集权和新的个人崇拜倾向日益明显；从70年代起，他逐步把自己的亲信提拔上来并经常直接插手政府内外事务，1976年勃列日涅夫“获”苏联元帅衔，1977年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国防会议主席，成为苏联党、政、军的最高首脑，7次“获”得列宁勋章、3次“获”得英雄金质奖章，其名字、照片、语录充斥苏维埃各种书报刊物，在各种场合引述他的讲话和著作已成惯例，对他的个人颂扬越来越频繁。
2．官僚主义和腐化主义堕落盛行。
由于对执政条件下的共产党如何正确地进行建设，以及对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如何进行建设，缺乏对现实清醒的认识和缺乏明确清晰的正确发展思路，形成了实践中缺乏相应的解决问题的决心、魄力和能力，与此相随带来了理论和体制上的“勃列日涅夫”化，造就了官僚主义和官僚作风更加滋长、盛行，营私舞弊现象更加增多和突出，不正之风比比皆是，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日益趋于混乱中的停滞不前。
3．人民群众日前丧失了民主监督和管理权力。
勃列日涅夫继续推行所谓的改革路线，广大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在各级利欲熏心阶层的重压下，逐步失去了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力，也缺乏表达自己真实愿望和真正意愿的机会，更没有监督各级党委制定政策、政府行政的权力；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演变为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阶层，逐步导致了日益脱离群众，成为所谓的专司执政的特权阶层，导致特权腐败孳生，长官意志、官僚主义和瞎指挥十分盛行。
4．共产党丧失了昔日的革命性、先进性、导向性。
由于苏联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步推行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领导层变成了一群按等级而划分的只为自己谋取享受欢乐的群体，享受特权、贪污受贿、生活奢侈堕落成为了官场中的时尚，许多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和中央委员都卷入肮脏的勾当，赠送贵重礼品（包括赠送给总书记），被认为是正当的，一到节日前夕机要通信部门就忙得不可开交，分送从南方各地给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们寄来的盒子；上层内部变成封闭的圈子，“互相通婚、秘密聚会、相互提供有价值的消息，互相安排对方的子女，普通公民要想进入这个圈子是极端困难的，贵族们不劳而获地过上了富有优越的生活，促使一部分人走向非法攫取财富的道路；而广大劳动人民在各级领导和败坏了的社会风气示范效应影响下，变成了失去共同的理想和奋斗目标的自然社会群体，B普遍缺乏主人翁责任感和自豪感，并形成了约2400个黑手党组织，并且这些组织大都有官僚背景，社会日益呈现出“犯罪政治化和政治犯罪化”，变成了与资本主义社会相类似的只管今天－－末日心态在公众中蔓延开来，苦闷、彷徨和冷漠、不思进取等情绪俏然兴起，怠工、酗酒、劳动纪律松懈成为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很多人上班迟到，到岗后点个名就匆匆到街上排队购买新到商品或者到电影院看电影，以至于安德罗波夫时代不得不派出克格勃和民警到商店和影剧院去拦截这些旷工者；七十年代穿牛仔裤、坡跟鞋、跳迪斯科舞、听爵士乐，越来越成为年轻人的时尚，吸毒也开始风靡一时；全国私人轿车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燃油是从国家盗窃来的，某些地方这个比例甚至高达80%，莫斯科、列宁格勒、奥德萨等大城市中“存在着相当普遍的小偷小摸行为”；酗酒现象逐步发展成了社会的一大公害，据统计到八十年代初全苏的三分之一成年公民处于经常性的烂醉如泥状态，因酗酒导致的事故、伤亡和暴力事件直线上升，社会治安状况大大恶化，莫斯科已经和纽约一样成为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大城市之一。
5．沉醉在虚幻的“发达社会主义”自我满足中。
由于勃列日涅夫把苏联的社会定位并建成了“发达社会主义”，这种不切实际的所谓理论通过报纸、广播连篇累牍地注释性吹嘘灌输，理论界人士、党政官员、作家、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们异口同声地赞颂，甚至标榜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创新，从上到下构成了一种掩盖矛盾、粉饰太平的自欺欺人的“麻醉”环境，8大家都不再正视和解决存在的各种复杂矛盾与问题，使社会在运行中积累了无数尖锐矛盾，这些矛盾越积越深、能量越积越大，把苏联国势托入虚幻的顶峰之中最后落入了不见底的深渊－－为苏联全社会的进入动荡并彻底炸毁这个国家埋下了足够的炸药。

二在经济领域推行“新经济”的内容及结果

在勃列日涅夫集团的统治下，先后实施了“八五”、“九五”、“十五”三个五年计划（1966~1980年），在工业部门推行“新经济体制”的同时，对农业部门也进行了某些“改革”，并产生出了相应的后果。

（一）“新经济”推行的主要内容

1．在工业“改革”方面。
第一，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的“改革”阶段：1965年9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完善工业生产的计划工作和加强对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的诀议》，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新经济体制”的基本原则，恢复集中领导的部门管理制并兼顾地区管理的原则，到1980年由中央直接管理和由各加盟共和国及地方管理的工业企业产值分别为工业总产值的54％和46％；在坚持集中计划的前提下扩大企业某些自主权，将国家下达企业的计划指标由20多项减为9项，企业的利润留成由6％提高到17％，企业有权自行出售按调拨单销售不出去的产品，企业经理获得确定本企业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的权力等；以利润留成设置企业经济刺激基金，包括物质鼓励基金、发展生产基金、社会文化措施及住宅建设基金；利用价格、信贷、奖金等经济杠杆刺激企业改善管理，在零售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全面调整了工业品批发价格，开始发放基本建设长期贷款并实行择优贷款原则，把奖金与企业最终效益挂钩等。
第二，70年代初期至末期的“改革”阶段：这一时期“改革”主要内容，是进一步改组工业管理机构，成立各种联合公司，开始推行以集约化经营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战略，于1973年3月以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工业管理的若干规定》的决议，此后各种联合公司在苏联普遍建立起来，到1979年联合公司达3947个，参加的企业共有17516个，联合公司的产品占工业产品总销售额的47.1％，从业人员占工业生产人员总数的48.4％。
第三，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改革”阶段：其主要内容是在第一阶段工业管理体制改革中的若干方面又提出一些新措施，1979年7月以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改进计划工作和加强经济机制对提高生产效率和工作质量的作用》的决议，规定了要建立长、中、短期相结合的计划体系，并以5年累计完成计划情况作为评价企业的依据，使企业的经营活动有较大的余地；严格控制新上基建项目，将基建投资首先用于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并在建筑业中推广施工队包工制；把企业物质鼓励基金的形成指标，由产品销售额改为定额净产值，由新产品销售额改为优质产品产量增长额；将科技人员的物质利益与科技进步的经济效益挂钩等。
2．在农业所谓的“新经济体制”改革。
第一，以法律的形式确定“改革”的基本框架：11969年制定了新的《集体农庄示范章程》，其主要措施是改进农产品收购制度和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从1965年起国家实行“固定收购，超售奖励”办法，收购计划一定5年不变超计划交售加价50％；大范围地提高收购价格，1965~1979年共农产品价格7次，农产品价格指数提高了60％以上。
第二，对庄员实行有保障的劳动报酬制度：即参照当地国营农场的劳动定额和工资标准，先由集体农庄每月向庄员支付一定货币报酬，并在产品收获期发实物报酬、年终最后结算。大力支持发展个人副业：为支持个人发展副业实行了银行发放贷款，国家减少税收，放宽私有牲畜头数，扩大拥有宅旁园地的居民范围，放松农庄市场价格等。
第三，推行农业集约化方针：其主要措施是大量增加农业投资，用以解决农业机械化、化学化、电气化、水利化和土壤改良等，同时建设农产品商品基地，加强农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1965~1982年农业投资总额达4708亿卢布，比1950~1963年提高了7倍，每年对农业的投资占国民经济投资总额的27％左右。推行农工综合体试验。农工商综合体是把跨单位的企业或联合公司，让经营建筑、建材生产、农畜产品生产及加工、社会服务业等，通过经济利益组合在一起，使农业资金、人才和技术集中或协调起来使用。

（二）经济领域推行“新经济”的主要后果

《共产党宣言》勾画出社会主义通称共产主义大厦的基础，即“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消灭“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最完备的表现”，但是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过程中由于强制推行“新经济”，把党和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继续定位到与《共产党宣言》相反的轨道上，从根本上对社会主义赖以生存的基础进行了瓦解和融化。
1．工农商企业“改革”加速了特权阶级的形成与发展。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新经济”的推行中，国营、集体企业的高级干部、厂长、经理、主席和党委书记等掌握权力的人们，通过“新经济”中的扩大企业自主权，获得了企业利润留成、确定本企业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企业经济刺激基金等权利的支配权和使用权，再通过这些手中掌握的权（钱）换取更大更多的权（钱），同时在关键部门安插自己的党羽、在要害位置配备自己的亲信，形成了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势力王国－－稳固把持人财物和经济命脉支配权的阶级，这些势力王国中的主子们变成了不同等级的特权阶层，随着时间的推移把企业转化自己的世袭领地，订立符合自己和代表自己利益的规章制度，随心所欲地、胡作非为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一大批特权阶级应运而生并迅速成长起来－－政治、经济、文化权力专有集团。
2．劳动阶级创造的社会财富成为掌权人随意享用的价值。
特权阶级虽然从“新经济”推行中的获得了高出工人数倍至数十倍的薪金，并享有特殊的汽车、住房、国内旅游、食品配给和其他津贴也十分优厚条件，但是决不可能满足激发出来的私有欲望，他们总是千方百计的通过各种形式剥夺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为自己享乐进行大肆敛财，把公有财物变成家产，各级党、政、军、企领导干部子女纷纷借老子的权力进入领导阶层或“能够发财”的部门，暗中合作“把国营企业变成了私人企业”，进而转化为贪婪的掠夺者和腐化的寄生阶层，再迅速转化为一批又一批新贵新富，勃列日涅夫女婿丘尔巴诺夫是一个典型代表，这个平庸之辈和勃氏的女儿结婚后便官运亨通，很快当上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并在短短几年内受贿达几百万法郎，“新经济”的强制推行和深化，标志着新的“资产阶级”被人为地迅速制造、培养、发展起来－－劳动者全面发展的根本条件－－经济权利就被彻底剥夺和毁掉。
3．在加强法制和秩序的名誉下将获得的特权模式固化起来。
随着勃列日涅夫“新经济”推行的不断深入，新的阶级对立情绪和冲突也不断形成与发展起来，新特权阶级为巩固自己已经获得的特权地位而又使之实现合理化和合法化，并适应“新经济”形势需要对下层群众弹压的合法化、神圣化，在“加强法制和秩序”的名义下连续地炮制出了一系列配套的“法令”、“条例”和“决议”，把广大工人、农民和职工的反抗行动诬蔑为“聚众骚乱”、“破坏劳动机构工作”、“盗窃”等等，不仅建立起了与法制相配套的惩治违反国家法律的场所－－“劳改营”并关押“犯人”上百万，还特设了一种“精神病院”来摧残敢于表示反抗或不满的人群，“精神病院”内配置许多管教人员（打手），对被关押的“精神病人”任意“管教”并强制注射烈性药物和毒品；劳动群众对政府行政事务和对经济领域活动的监督权力－－人民民主和国家的主人权力，以及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经济收益的分配权、劳动成果的享受权－－一切经济权力，在法制和制度不断建立健全的幌子及重压下一步又一步的被强行收回甚至是丧失殆尽。
4．腐败之风和享受主义日愈地在中高层盛行起来。
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实行所谓的法制使国家机构不断膨胀加上干部终身制，结果“官僚特权阶层”的人数越来越多，据有关资料估计“特权阶层”的人数达50~70万人，再将裙带关系考虑进去，则享有特权的人数约达300多万，已占全国人口的1.5%；虽然这时的生产资料仍归苏联国家所有，但是“特权阶级”掌有国家财产的支配权和分配权，他们已能够通过“新经济”的各种合法与非法的方式，变公有财产为私有财产以肥私囊，无疑给官僚的享乐准备了很好的环境，诸如享有豪华的住宅和别墅，到设备优良的医院就医，在特殊商店、特殊食品店购物，可以携带家属出国，等等；官僚和企业管理者们官官相护，高高在上，社会贪污腐败之风日盛，变成了苏联党政官僚们享受“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的“黄金时代”，整个共产党领导集体已经由带领劳动群众向共产主义奋斗的向导和先锋队，转化成了向劳动者和社会索取一切私利的“主人”、统治和坐天下的“老爷”先锋队。这个集体中的“先锋队员”都实现了由革命者向执政者的转变、由反抗剥削者向靠剥削获得享受者的转变，他们总是朝着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弃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方向、背弃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事业的方向发展，转化成了为自己谋取私利实践言行，成为了瓜分、哄抢、私分、剥夺劳动人民财产的形形色色能手，转化成了眼界和心胸不超过自己的裤裆、餐桌、家居墙壁，不超过自己的私囊、官位、知名度，变成了一群不同规格类型的政治上谋影响、经济上谋实力、学术上谋名气、生活上谋安逸的特殊个体，变成了远离劳动人民、远离真实的共产党、更远离共产主义的特殊能量，坚持这样发展方向的党和由这样“先锋队员”组成的集团，正在为共产党自己的倒台和社会主义的毁灭一步一步地积蓄着力量、创造着条件。
苏式修正主义“改革”进程及结果（四）

继承并巩固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二）

老共产党人

三在国际交往领域推行霸权主义的内容及后果

勃列日涅夫的特殊历史时期，在国际交往和外交方面也表现出了许多自身固有的特色，主要地表现为与美帝国主义进行军备竞赛，争夺世界霸权，使苏联进入了军事与外交上最“辉煌”的历史时期。

（一）奉行霸权主义的主要内容

1．继续推行与美国争霸外交战略。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继续奉行赫鲁晓夫时代的一套与美国争取平起平坐、共同合作、主宰世界的基本战略，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由于美苏对比力量的消长关系，苏联通过对内扩大积累、对外加紧经济掠夺增强了经济和军事实力，使苏联的经济实力同美国的差距大为缩小，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虽然还不如美国，但在军备竞赛中几乎赶上了美国，不仅建起一支能对美国造成威胁的进攻性的远洋海军，而且洲际导弹数量也超过了美国，随着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其扩张野心也不断膨胀，逐步形成了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积极进攻战略；这段时间美苏争霸的重点主要摆在欧洲，美苏在欧洲都聚集了重兵维持两军对垒局面，双方处于僵持状态难于正面突破，于是苏联就采取一方面以“缓和”战略麻痹西方并作为与美国争霸的手段，另一方面于70年代在亚洲和非洲进行了一系列的侵略扩张活动，采取包抄和孤立欧洲以实现与美国争霸的战略目标，1979年出兵阿富汗实行直接的军事占领，实现威胁海湾地区和印度洋地区的和平，这就标志着苏联霸权主义政策发展到了顶点。
2．对外进行了一系列侵略扩张活动。
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积极继续扩军备战并与美国争霸的同时，对周边地区进行一系列的侵略扩张，1968年8月直接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79年入侵阿富汗，出兵蒙古，支持朗诺卖国集团，干涉埃及，肢解巴基斯坦，在亚洲许多国家进行颠覆活动；1969年3月和8月累累侵犯中国领土珍宝岛和新疆的铁列提克地区，1970年12月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1970年12月出兵入占领侵阿富汗等等，发展成为了与帝国主义相类似的富有侵略性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
3．在社会主义阵营内推行“有限主权论”。
勃列日涅夫为对东欧及亚洲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扩张侵略和掠夺找到合法性理由，于1968年11月12日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当一个共产党国家的内部发展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时，其他共产党国家进行干预是正当的“有限主权论”，并指出：“当出现危及这个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威胁、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安全的威胁的时候，这就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人民的问题，而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问题和关心的事情了”，这种充满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可以相互之间进行武装干涉的“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就是说小国、弱国的主权是“有限”的，而强国、大国主权则可以是无限的，如果你不听话就可以对你实行“国际专政”，以维护“社会主义大家庭”，因为我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是家长有权决定一切家庭内部事务。
4．与中国长期坚持敌视态度。
在如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坚持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立场同中国展开针锋相对的政治和思想路线大论战，标榜自己坚持的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走的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制造种种借口污蔑和攻击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真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破坏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团结和一致；在与中国的相互实质关系方面，策略上大讲特讲缓和、大讲特讲改善相互之间关系并对付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却在战略军事实践中在蒙古和中苏边界长期部署大量苏联军队，并进行以中国为假设敌目标的军事演习，先后共挑起了同中国冲突的大小战事几百起。

（二）奉行霸权主义得到的后果

1．从根本上制约了苏联经济的发展水平。
由于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坚持与美帝国主义争霸的战略，在苏联和西方的关系方面，勃列日涅夫执政前期与西方搞缓和并发展了同西方国家的经贸关系，进入70年代中期后随着自身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强转而推行进攻性的国际战略，加紧与头号帝国主义美国争夺对世界的霸主权，不断地增加军费开支并加大国防科研投入，加速与美国的军事装备竞赛，虽然在常规武器、核武器以及航天技术、军事实力面发展到可以同美国抗衡披敌，争得了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战略均势地位，但是在轻工产品、农产品和新兴产业尤其是微电子技术、新材料、生物工程等方面，却仍然大大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造成了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中浪费惊人，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军备竞赛对社会有限资源的过度消耗，削弱了经济发展的步伐和向深度进军的实力。
2．为国际上掀起新版霸权主义高潮创新了条件。
由于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始终对弱国小国推销和实行新霸及强权，对外所进行的一系列侵略扩张活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始终提倡和捍卫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送进了“爪哇国”，在实践中推行大国政治并欺负弱小国家，进一步破坏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相互提供支持、共同反对侵略及强权的正义主张；进一步破坏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中支持世界上一切正义力量反抗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支持一切革命人民起来推翻压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的反动统治阶级，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国际上出现新版强权政治创造了土壤条件，提供了新沙文主义的活动空间，树立起了新典型的霸权主义榜样。
3．为苏联成为“老子党”创造了理论依据。
在东欧及亚洲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有限主权论”，并在整个无产阶级政党中以“老子党”的面目出现，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以家长自居，把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到了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头上，强行地把自己的政治具体转化其它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这样做的直接恶果是严重地破坏了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真诚团结与同志式的友谊，不仅损坏了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而且也从根本上培育、发展起了其它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反抗情绪及其离心倾向，为后来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埋下了历史性的伏笔。
4．搅乱了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根本区别。
由于长期坚持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敌视态度，在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发展路线上坚持用修正主义理念－－支离破碎的片面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语言，对真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体系进行污蔑性攻击－－继续对坚持完整马克思主义体系的毛泽东进行围攻式的所谓政治大论战，让许多不明真相的政党和国家、马克思主义者错误地认为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标榜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实中的修正主义，就是原本的真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原本的真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却被严重地边缘化、口号化，从根本上搅乱和混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斗争中的本质性区别；在与中国论战的同时并进行重兵军事包围式的威胁、挑起军事冲突，让一些不明真相的政党和国家错误的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在发展总方向选择上有分歧，而且在根本利益上也存在着严重冲突－－必须用武力才能求得解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引入了十分混乱、界线不明－－自相矛盾的境地。
5．败坏了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的声誉。
苏联是当时最早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和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仅为苏联劳动人民进一步获取自身解放创造了丰厚的物质条件，同时也为不发达的落后国家进来革命并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树立起了光辉的榜样和旗帜。但由于勃列日涅夫在执政期间对内对外顽固地坚持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对内由于为党内掌握权力者个人私人膨胀创造了条件和开辟了道路、为特权者谋取相应效益建立了理念和机制、为修正主义的全面泛滥提供了温床和有效空间－－丧失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服务－－彻底革命的先锋队性质，逐步失去了劳动人民对共产党的支持和拥护、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热情；对外由于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压迫弱小国家和民族，逐步转变成了与帝国主义相似的社会帝国主义－－放大了的千方百计为私利奋斗的执政集团－－把共产主义运动引入了没有发展前途的死胡同，丧失了为无产阶级自己解放自己的旗帜作用，搅乱了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正确理念及其正确发展方向，严重败坏并推毁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固有的崇高声誉，抵毁社会主义社会原有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苏式修正主义“改革”进程及结果（五）

高扬“改革与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时代（一）

老共产党人

勃列日涅夫时代结束后，划时代的新修正主义“改革者”大师、捣毁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急先锋——苏联共产党内最杰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戈尔巴乔夫，被加速腐化的苏共一致地推上了历史舞台。戈尔巴乔夫1985年登上苏共总书记并执掌大权的8年时间里，更是高高地扬起“改革者”与“新思维”的大旗，全盘搬用资产阶级的基本思想对苏联共产党中还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进行了更加猛烈的抨击，对苏联社会还尚存的一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了百般污蔑，同时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式大张旗鼓地对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进行更加彻底的变革与改造。迅即提出了要对残存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进行彻底“改革”的任务，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坚定了向资本主义迅猛进军的路线，与国内外的资产阶级配合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及浪潮，使还在发挥执政和指挥作用的共产党核心——决策层，在原已患上了重病的基础上逐步转化为了不治之症－－政治癌症；这时的苏联由于整个上层建筑患上政治癌症，使原来已经十分混乱的政治、思想、意识、文化、经济更加复杂化，具体地已经培育并强化了所谓的多元化；核心决策层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必定要作用到经济基础，使仍很强大的经济体系承受分崩离析的厄运，整个苏联社会中意识形态和经济的多层化再反过来上强烈地作用于层建筑，最后导致了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及国家的大崩溃。

一彻底“革新”意识形态领域的内容及其后果

戈尔巴乔夫修正主义集团上台后，在对世界总体趋发展的势头和整个社会发展存在的主要矛盾，进行了“认真”思考分析后，得出了自身对阶级社会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走向的总体认识，认为由于科技革命和全球问题的激化，人类已经进入了不同于30、40年前的新时代，人们对世界的发展必须来一次彻底“革新”，应“摒弃以前某些看来是不可动摇的公式”，“确立新的政治思维，以及能保障人类生存的新的和平概念”。

（一）“革新”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内容

1．选择了“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发展目标。
戈尔巴乔夫执政集团上台后运用深藏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在对时代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进行了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同时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了“新”的思维和评价，这种思维新就新在认为资本主义没有“绝对停滞”，而是“在历史螺旋的每一圈上，旧世界的势力都有可能消除当时最危险的矛盾，延长自己的统治”，“生活纠正了我们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规律和速度的认识”；新就新在公开彻底否定了苏联共产党过去还强调的阶级斗争、阶级对抗、埋葬帝国主义的观点和提法，转而大谈特论超阶级超时空－－世界的共性、矛盾的同一性，由此得出了“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全人类的价值至高无上”的结论，到后来甚至得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有着就其内容来说十分相似的进程”等“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理论。这种“全人类价值观”说到底，是对“西方文明”的高度赞美与肯定的最新翻版，否定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的根本对抗本质，目的是要实现停止“冷战”、打破“闭关锁国”的局面，追求“全人类共同利益和理想”和“全人类的价值”；这种新理论新就新在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走资派——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底牌，把苏联社会的发展方向定位在向“一般民主的和全人类的理想和价值观”过渡，随后这种世界观演变成了苏联对内对外政策发展的指导思想和苏共所要奋斗的价值取向。
2．幻想了“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构架。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国际国内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的条件下，坚定地认为“核战争不可能成为达到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及任何目的的手段”，“在全球性的核冲突中，即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世界文明将不可避免地被摧毁”，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和科学文化联系不断加强，维护世界和平越来越多地成为了各国共同利益和共同有愿望，认为只要世界体系中处于不同国际地位和不同阶级地位的人们，不人为地划分出阶级，也不要只考虑本阶级的利益，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爱心献出来让世界充满爱，就任何问题就都能通过协商形式得到和平的解决；世界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现时代的特点是核威胁在增加，其他全球性问题在激化，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国际化在加强，这个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在核威胁的条件下“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在历史上第一次迫切需要把社会的伦理道德标准作为国际政治的基础，使国际关系人性化，人道主义化”，在世界成为一个整体和核威胁的条件下，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要退居次要地位，“需要把全人类利益置于时代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格局就能维护和保持；“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理论和设想的提出，认为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虽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而且现在仍符合阶级社会和充满对抗的国际生活的现实，但是在核时代和核毁灭面前，国际舞台上的阶级对抗有了客观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会出现全部毁灭的威胁，因此在苏共二十七大通过的党纲新修订本中“去掉了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视为‘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的提法”，表明苏联已首先放弃了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的“僵化”和“教条”等提法，正朝着“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人类乌合大同方向迈进。
3．按照“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全面“改革”。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不久就提出了民主和人道主义的问题，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其思想和思维也越来越“新”，认为苏联长期以来实行的是“官僚专制制度”、“兵营社会主义”，“如果说在初期我们认为这基本上指的只是纠正社会机体的部分扭曲现象，只是完善过去几十年间形成的，已经完全定型的制度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说，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要用“社会民主党所积累的丰富的、多方面的经验”改造苏联社会，建立起以人和人权为核心，法律至上原则和保证司法独立性的法治国家、公民社会；实现经济的多元化，“要使劳动人民成为所有制的真正主体，社会政治高度民主化：工人成为劳动资料的所有者，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排除现代两大社会体系的对抗性，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对立”，充分汲取资本主义国家和“世界社会主义的经验，特别是社会民主党的经验”；族际关系民主化：“在苏维埃联邦制范围内，族际关系只能建立在民主、平等、彼此尊重和各民族自由发展的原则之上”，最终概括形成了“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理念。按照这个理念模式提出了“改革的实质是把社会主义和民主结合起来”，“社会全面民主化”是苏联“现行政治制度变革的纲领”；改革的目的是“使社会主义具有最现代化的社会组织形式，最充分地揭示我们制度的人道主义性质”；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通过了，向苏共二十八大提出的行动纲领草案──《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7月苏共二十八大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声明，正式成为整个苏联社会基本路线的政治纲领。

（二）“革新”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效果

1．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
坚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来分析阶级社会中的一切矛盾与问题，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能够指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活的灵魂，更是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难免在各种复杂斗争中识破敌人阴谋与技俩、在复杂形势下最终战胜资产阶级不可缺少的锐利武器。而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理论，继而把它神圣化和绝对化，在阶级斗争日愈复杂尖锐条件下以苏共党的名誉抛出，完全是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全民国家全民党”理论的翻版与升华，标志着戈尔巴乔夫修正主义集团统治下的苏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的彻底背叛，堕落到了彻底的唯心主义的阵营中，其实质是西方社会民主党（修正主义政党）观点的再版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完全认同，唯心地否定现实世界里客观存在着的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这正是资产阶级经常使用但始终不可能付诸实践的空洞论调，目的只能是为资本主义在苏联的全面复辟创造优越的政治思想条件；戈氏借口核威胁和人类毁灭，强调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应服从于全人类利益，实质是以空洞而又抽象的“全人类利益”来否定现实的无产阶级阶级利益、弱小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是以服从空洞抽象的“全人类利益”鼓吹阶级调和、放弃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屈从于帝国主义和核大国的利益，把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诱入了绝路。
2．分化瓦解了苏共和无产阶级的整体斗志。
戈尔巴乔夫修正主义集团抛出“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所谓新理论，号召对抗着的阶级特别是掌握着国家对内镇压工具大权，对外以侵略为手段发家致富并可能随时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为全人类的利益着想，而放弃对帝国主义阵营核威胁和核打击、核侵略，说轻了是痴人在说梦，说穿了则是专门用来欺骗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及其社会主义阵营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自己往脖子上套绞索－－自寻绝路；而侵略和掠夺成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并没有也不可能放弃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斗争，却正在得心应手地实施着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超越遏制”的和平演变战略－－苏联修正主义集团一个接一个的产生与全面发展就是和平演变的重要成果；在资产阶级和平演变节节胜利的情况下，主动提倡放弃客观存在着的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必然是彻底瓦解和摧毁还残存着共产主义因素的政党－－苏联共产党的总体战斗力，空唱“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主观上达到了欺骗被搞朦了的无产阶级，客观上必然是为国内外的资产阶级利益效劳服务的，实现了分化和瓦解颠覆苏联共产党内部党员政治思想，放松了对分裂联盟国家阴谋的警惕性和放弃了对国际上整体资产阶级的斗争，麻痹了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斗志并放弃了对资产阶级及其反动势力的正义斗争，为帝国主义支持颠覆、分裂联盟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必备条件，让资本主义放心放手地实现颠覆苏联残存的社会主义制度。
3．篡改了国家和政党存在和发展的本质。
一个阶级强制性地压迫另一个阶级，既是国家直接产生的条件，也是国家能够继续存在与发展的必备条件，而政党则是为一定阶级维护或争取在国家中应有的、或是更多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服务的，国家和政党离开为特定阶级服务也就失去了存在与发展的根基，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最基本的常识。戈尔巴乔夫在推行“改革与新思维”时提出的苏联要“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否认阶级存在的社会中“民主”客观上只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特别是少数特权阶级）服务，“民主”形式真正拥有、普遍的事实变成了富人瓜分胜利果实的“俱乐部”，否认国家存在的条件下“人道”是根据统治阶级的需要而制定和实施的，并不存在超阶级、超国家、超时空的普遍民主和普遍人道，在一个国家内部由于各个阶级在国家中所处的地位不同而决定了其在国家中所享有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在国际社会的事务中不同的阶级、民族集团及其相应的国家也由于自身所处国际地位而决定了其相应的位置，无产阶级和弱小民族及国家只有联合起来通过必要的斗争才能争取到自身应有的利益，才能在斗争中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共同利益。各阶级和各国家在处理国内国际事物时首先考虑的是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只有在它们利益一致的地方才存在共同利益或者全人类利益。
对于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性质及其导致的严重政治后果，布热津斯基早在苏联解体前就作了透彻的分析。他在当时发表的文章和1989年4月出版的《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中说：“戈尔巴乔夫在改革过程中已逐渐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苏联正在抛弃的不仅是斯大林主义，还有列宁主义，两年内苏联将不再存在一个共产党组织，5~10年内苏联将不复存在。实践的发展完全被他所言中了，并且进展的速度比他预测的还要快。
苏式修正主义“改革”进程及结果（六）

高扬“改革与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时代（二）

老共产党人

二政治上推行“彻底改革”的内容及后果

苏共前期不断壮大，苏联日益强盛起来，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苏联共产党的主体是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有正确或相对正确的领导和布尔什维克党指引的正确 路线，而戈尔巴乔夫集团上台后强力打造了所谓“改革与新思维”旗帜——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认为“全人类的利益高于阶级的、民族的、国家的利益”，主张毫无限制的“公开性”、“民主化”、“多元论”，抛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纲领，在这些“改革与新思维”的诱导和推动下，不断地赋予苏共和社会主义更多的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内容，彻底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和背离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在党内和国内造成乃至整个社会政治思想上极度混乱的基础上，最终实现的并非什么“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而是“野蛮的强盗的资本主义”——为残存的苏共和社会主义灭亡创造了必要条件。

（一）政治上推行“彻底改革”的内容

戈尔巴乔夫所继续进行的所谓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革”，曾经以其口号响亮、动作大、涉及面广而引起世人关注－－哗众取宠能手，其“改革”的核心完全冲着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结构的重新改组、转型、重建上，造就了苏联社会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并形成政治、经济危机，这就给民族分离主义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导致了苏联共产党对国家领导权的完全丧失和千疮百孔的社会主义大厦轰然倒塌。
1．继续颠倒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光荣历史。
如何正确对待苏共和苏联的历史，尤其是正确对待斯大林问题，是鉴别马克思主义者的一块试金石。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大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了达到标榜自己的正确和伟大、抬高自己的身价，正是修正主义者最常用和最惯用的手法。戈尔巴乔夫始终继承社会主义条件下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赫鲁晓夫提供的衣钵，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运用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方法来评判苏共、苏联的一切历史，及时抛出要在苏联历史“不应当有被遗留的人物和空白点”，“苏联社会不应该有不受批评的禁区”，并且特别强调“这一点也完全适用于舆论工具”等论调，抛开历史的真实拼命把苏共和苏联特别是斯大林的历史说得一无是处，利用斯大林在工作中出现过的个别问题和犯过的个别错误，任意地夸大甚至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把斯大林描绘成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暴君，只有天然的杀人放火本领，所具有的人品不要说当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够格，就是历史最反动、杀人如麻的封建统治者、法西斯专家的罪恶也不可能超过斯大林，把伟大的而且是已经成为现实的苏共和苏联人民所创造的历史说成是人间的地狱，把斯大林时代说成是最黑暗、最惨无人道的历史阶段。
2．积极推进“公开性”、“民主化”。
戈尔巴乔夫为彻底完成心目中“改革”的伟业，深入展开了“公开性”、“民主化”运动，认为“公开性原则是社会主义民主不可分割的一个方面，也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准则”，“扩大公开性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是原则性的问题。这是个政治问题。不公开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群众的政治创造性及参加管理”，强调“我们应当使公开制成为不断起作用的制度”，“民主化是改革的决定性条件”，“主要的事情是民主化。这是达到改革的目的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手段”，把“公开性”和“民主化”，拔高到了全社会特别是苏联共产党能够解决所有一切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的高度。
3．强力推行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
戈尔巴乔夫集团执政以后，而大力倡导各种利益和意见的多元化、政治和思想意识的多元化，为适应“改革”需要的宪法修改层出不穷，人民代表大会制、议会制、总统制、内阁制不断出台；认为大量的“非正式组织”的出现，是由于“‘合法的’社会团体常常变成了官僚主义的团体”，“现有的组织在工作状况、气氛和方法方面都不能令人满意”，为培育利益和政治的多元化、多党制需要，逐步放弃了苏共对正式社会团体和“非正式团体”的领导，并基本上采取放任自流政策，直接批评和指责工会、共青团等社会团体不能反映自己成员的利益，指责它们行动缓慢不跟上“改革”的步伐，鼓励工会等社会团体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力、努力维护其成员的利益，不要受党政机关的约束，为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组织的形成与分化瓦解加油打气，并要通过大量“非正式组织”的成立并开展活动来推动苏联原有社会团体的自身改革。
4．以是否“支持改革”为标准划线。
戈尔巴乔夫在所谓的“改革”中，自始至终都把自发势力视为支持改革的中间力量，强调个人、集团、群体利益并对形形色色的“非正式组织”，只要这些组织打出“支持改革”旗号的社会组织活动就给予鼓励及大力支持，倍加欣赏并奉为“群众首创精神的产物”，对一些“非正式组织”中非社会主义甚至反社会主义倾向，也认为“他们无关大局”，当一些“非正式组织”大肆进行反社会主义、民族分离活动的时候，也要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学会与之打交道，进行“有益的对话，合作”，波罗的海三国“人民阵线”以大力“支持改革”为名相继成立的；共产党与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是“对话”和“伙伴关系”，要求党同各种政治组织要建立起“新型的关系”、在开展运动中实现组织合作；修改国家现行中的法律法规，建立起相应的为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团体存在和活动，提供合法依据并创造活动空间的法制环境。

（二）政治上推行“彻底改革”的直接效果

戈尔巴乔夫集团在政治上推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完全彻底的“改革”，既是“新思维”创始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全盘修正的直接产物和实践的具体化，也是把苏共从执政权地位上彻底摧毁－－使苏联变成一个众叛亲离群体的引导性理论，更是使自己变成彻底背叛工农和社会主义－－使一个拥有16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世界第二大强国变成四分五裂区域历史罪人的根本行动纲领。
1．彻底彻摧毁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存在的条件。
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评判必须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历史地、公正地、全面地且是实事求是地进行，对任何事物都应本着不夸大不缩小，更不能任意地加油加醋凭自己的意愿胡作非为；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根本目的本来是通过这些事实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从中找出规律性的正确的东西，从而达到教育、团结正在创造自己历史的人们如何正视问题、克服困难、开创未来，避免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道路而重蹈覆辙把革命引向失败。但戈尔巴乔夫并不是真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者，更不懂得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仅仅是一名“改革”的狂热者、推行资本主义“新思维”的高级走资派，其选择的方向必然总是并朝着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方向相反的道路迅跑。尔巴乔夫上台后为“改革与新思维”的推行铺平道路，所重新扬起的彻底批判斯大林和社会主义的大旗，提出在苏联历史上“不应当有被遗留的人物和空白点”，“苏联社会不应该有不受批评的禁区”，特别强调“这一点也完全适用于舆论工具”，不留“空白点”、不设“禁区”，把共产党主导的舆论的焦点，不是集中到如何恢复和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上，如何恢复和探索科学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问题上，而是全身心地聚集到故意放大和夸张“批判”历史人物和社会阴暗面，彻底否定苏联共产党领导的正确革命总方向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在共产党还残存并执政、社会主义一些基本制度还发挥作用的条件下，开创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有益实践作为罪恶，提到了必须接受审判的地位。
这种一味篡改历史污蔑历史伟人的做法，虽然实现了拔高自己并掀起了新一轮人为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但客观上却从根本上否定了共产党存在、总书记自己所赖以生存的社会条件－－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动摇了自身所处的政治基础和丧失了赖以生存的治资源，不仅为国内外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提供了依据翔实的口实－－共产党高官（实为典型的修正主义者）是专挖自己祖宗的坟墓的超级能手，而且也为自己不光彩的垮台埋下了深层次的伏笔。
2．“改革与新思维”扛着红旗反红旗让人们十分糊涂。
戈尔巴乔夫集团所提出的“改革与新思维”，先是抽象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挂在嘴边并说就是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实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做推行“改革”和“新思维”争取人心、打击对手的口头武器，然后在“改革与新思维”的方向选择和内容上装配进资本主义的黑货，用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思想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完全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背道而驰，仍然继续玩弄用马克思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阴险高明游戏，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成随便可以乱贴私货的标签，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了专门包装乌七八糟东西的物质外壳，把苏共的奋斗目标修正成是要实现“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而把共产党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当做废物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在达到了混淆视听的同时也颠倒了黑白基础上，蒙蔽了最广大的工人和农民群众－－革命和建设根本方向的迷失，广大劳动群众在极端错误路线的引导下糊涂地跟着推行资本主义，等大家还没有完全明白和清醒过来之时，变了质的苏联共产党执掌的残存社会主义大船，已经驶到了亡党亡国的最后尽头。
3．“改革与新思维”的主体和目标让人们缭乱迷茫。
戈尔巴乔夫开始时的“改革与新思维”，标榜说是要坚持在社会主义范围内完善社会关系，要“使社会主义具有最现代化的社会组织形式，最充分地揭示我们的制度的各个决定性方面──经济、社会、政治和道德的人道主义性质”，等到时机成熟时则变成了要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变实现“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选择的目标是摧毁残存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改革与新思维”实践的主体认同上，戈尔巴乔夫认为只要坚持“改革”，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就会自然而然地支持，开始时把苏共当成改革的领导者和推动力并把广大劳动群众作为实践的主体。
由于在“改革与新思维”的推行中，逐渐遭到尚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力量的坚决抵制，于是戈尔巴乔夫就把苏共看成是“改革”的最大阻力，进而变成把苏共以及整个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看成是改革的“阻碍机制”，把残存党的领导力量妖化为“官僚专制”和“行政命令”的根源，把党组织及干部和坚持走社会主义的广大劳动群众看作是“保守势力”－－选择整个苏联共产党和工人阶级作为革命的首要对象，依靠“改革”的主体力量也由广大劳动群众转化为“非正式组织”，苏联共产党及其总书记在领导“改革”中的所作所为，让广大的劳动群众感到莫明其妙，思想越“改革”越迷茫、问题越想越糊涂、道理越理越乱。
4．从根本上毁掉了人们的崇高信仰。
戈尔巴乔夫坚持用来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用资本主义来代替社会主义，用修正主义来改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些言语行为正是典型的修正主义惯用技俩，严重地败坏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劳动大众中的声誉，进一步搞乱、搞倒、搞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崇高形象；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的独断和强力推行，让苏联的共产党员和广大的劳动人民不知道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也不知道什么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政党－－共产党，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什么是“改革与新思维”－－是马克思主义的再现还是与时俱进的修正主义再现，－－是革新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阻碍社会进步的东西还是要彻底摧毁社会主义大厦，－－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全盘复辟资本主义……等等。
让苏共成员和工农大众从“改革与新思维”的实践中，感到十分的糊涂与不解，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标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式的“改革与新思维”运动所具有的真实内涵，以及所要要达到目的的看法，极度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必然导致实践中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难于辨别，哪些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应该坚持哪些应该抛弃更是糊涂－－更是无所适从，最终把这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求得自身解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搞成了人们实践印象中专门骗人的技俩，使马克思主义和要实现共产主义目标的政党，在苏联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形象受到了致命的戕害。
5．为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发展创造了政治条件。
要彻底否定苏共和苏联特别是斯大林时期的历史，仅仅靠戈尔巴乔夫个人和少数几个人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戈尔巴乔夫集团为实现个人或少数人的蓄谋已久的目标，利用手中把持的权力把一批反革命分子、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机会主义分子、投机钻营分子、不明真相的人纠合在一起，在“内容完全的和无条件的民主”的旗帜下，纵容和支持这些人放胆地“揭露和深挖”苏共、苏联特别是斯大林时期的阴暗面，使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能够兴风作浪，各种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言论、文章纷纷出笼并成为了“时髦”，把社会上所存在的一切丑恶现象统统归到苏共、苏联特别是斯大林的名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在苏联社会上掀起了一场否定苏共和苏联历史，否定斯大林、否定斯大林模式，进而发展到否定列宁、否定十月革命，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等等的“思想运动”.
苏共领导层、尤其是苏共中央当时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特别是雅科夫列夫等）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不仅十分怀疑，而且变成了一种憎恶态度，并声称“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就是一种打着科学幌子的新宗教”，“我们曾试图为建立真正的宗教和确定真正的耶稣而破坏教堂，但同时我们已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我们的宗教本来就是错误的，我们的耶稣是假造的”，这种现实情况既标志着政治思想混乱到了极点，也标志着当时的苏共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的动摇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底背叛；这场所谓的“思想运动”开展的重要成果，就是进一步搞乱了残存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正常的政治和思想领域，在这场运动中作为“被告”的苏共及其基层领导人，被政治上的高压压得喘不过气来，使广大的工农产生严重的信仰危机，动摇甚至摧毁了苏共、苏联和社会主义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为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正了名、扬了眉吐了气，为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发展。打开畅通无阻的绿色通道，大批原来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也被迫纷纷跑到了敌对营垒中去，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在苏共党内不断发展壮大进来，最终为苏联社会陷入混乱和国家实现解体埋下了政治伏笔。
6．在民主的幌子下推行最野蛮的专制。
戈尔巴乔夫修正主义集团虽然是“改革与新思维”的倡导者和领导者，也是主张和推行公开性、民主化的始作蛹者，但作为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在在实践民主化、公开性中，尽管喊“公开性”和“民主化”的口号比谁都响，但其本人在党内却根本就不讲什么“公开性”也不讲什么“民主化”。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总是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常常随意限制他人的发言时间，甚至不讲客气地打断别人的讲话自恃一贯正确，在给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安排工作时，故意使他们的权限范围发生冲突，出了问题则往往找一个“替罪羊”来了事；从未真正依靠过全党和各级党组织来决定党的前途与命运，也从未听取与征求过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如何决定自己国家、如何自己选择社会发展的制度方面的意见；也从未真心研究分析、客观公正、功过分明、实事求是地总结过党的历史和创造的基本经验，而只是专断地凭着自己资产阶级的主观和激情，继续把反对和批判斯大林作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巩固地位的有效手段，而且是把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控制权垄断式地牢牢握在手中，随心所欲地把自己资产阶级的思想意志和机会主义想法完全地变成了所谓的“全党、全国人民”的要求。
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加速战略”和“改革”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直至“8·19事件”后在没有任何党的会议、也没有任何民主程序情况下就自行发表声明，“建议”苏共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戈尔巴乔夫等苏共修正主义集团虽然以“民主”倡导者自居，但并不听取也不愿意听取任何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意见，把党内各级干部和普通党员特别是工人阶级提出的批评意见、呼声、建议，一律当做反对“改革”的阻力以全盘否定并加以清除；虽然运用历史上最猛烈的言词彻底批判斯大林“独断专行、不民主”，但在实践中自己却应用独裁、制造迷信远远超过了过苏共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人，全然是在“民主化”和“公开性”的幌子下，把修正主义的个人意志变成了一个完全凌驾于党组织和国家之上的“寡人”，把党和国家及其苏联人民的命运当作自己任意摆布和玩耍的宠物。
7．拉虎皮作大旗最终祸国害民。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之新，并所能够起到乱党、亡国的作用，主要在于曾经是列宁主义政党的总书记手中已经拥有了党、政、军最高权力，并能充分利用这“三大权”和手中强大的宣传机器来推行他的“新思维”，使共产党原来的杰出领袖和党的历史遭受百般丑化，使广大劳动群众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充满着乌托邦的幻想，以为只要彻底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抛弃了“传统的社会主义”，就能够人人实现私有化和多党制民主以及意识形态自由化，让人人希望的一切都可以“梦想成真”——成为剥削压迫别人的统治者，因而顺从地参与了埋葬社会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的空前大行动。戈尔巴乔夫集团高扬“民主化、公开性”大旗，一时也达到了在广大劳动人民中兴起了地盲目顺从所谓的“改革与新思维”，当工农大众的直觉感到戈尔巴乔夫集团的“民主化、公开性”完全是权贵们专用的嗜侈品，而用来指导“改革与新思维”的基本思想内涵，正是西欧社会民主党思想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使用东西的混合物后，如果照此下去就只会越“改革”越“新思维”，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成分就会越少，自己还拥有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利益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民主化、公开性”的深入下一步下一步地丧失。认识到“民主化、公开性”纯粹是口头上、形式上的骗人技俩，是耐人寻味和居心叵测的“改革与新思维”理念，虽然达到了有效地把人们的思想上搞混、搞杂、搞乱，并在混乱中跳跃式地推行“改革与新思维”，但广大的劳动大众从实践中也逐步意识到了自称“正宗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式“改革与新思维”的必然意图，所谓改革与新思维也就丧失了人们对他的信任与支持，特别是到了强制推行的后期，广大工农大众直觉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真面目后，其“新思维”也就丧失了市场也难于发挥作用。
在苏联解体数年之后，原苏联权高势重的高官们一个个名正言顺地富得流油，而上当受骗的广大工人农民和劳动群众才彻底明白过来，眼前所看到的资本主义并非通往自己的天堂之路，它所带给人们的不是什么福音而是祸水和逐步加深的穷困僚倒——统统变成了被别人剥削、压迫、奴役的工具，尤其是由原小康之家跌落到贫困线以下的广大人劳动人民更是怀念过去，越来越以崇高的敬仰眼光缅怀伟大领袖——列宁和斯大林，以致使在倒苏运动中立过丰功伟绩、曾担任8年半总统的头面人物叶利钦及继任者，在全盘强化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中，也不敢在人群中公开继续批判斯大林，也不敢公开使用“资本主义”这个词儿——也只能只做不说。由于具有彻底性和毁灭性的“改革与新思维”系统工程的启动，整个“改革”的进程并未按照戈尔巴乔夫预想的那样发展，其导引的大船在苏联社会和党内各类“持不同政见者”的推动下——积聚起和酝酿足了推翻残存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大厦的风暴力量——为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这只“改革与新思维”大船正朝着必然的“自由”、“民主”、“公开”的目标漂去——彻底灭亡，而戈尔巴乔夫及其集团也由于是“改革与新思维”的主张者、推行者、完成者，最终变成了搞垮苏共和分裂苏联、残害人民——身败名裂不耻于苏联历史的一堆臭狗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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