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式修正主义“改革”进程及结果（二）

苏式修正主义“改革”进程及结果（七）

高扬“改革与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时代（三）

老共产党人

三在经济领域进行“改革”的内容及后果

对经济领域实行全面“改革”，是修正主义对社会主义所进行的一项带有伟大几天、宏伟性、艰巨性的挖墙脚式的基础性事业，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当然首当其冲的，就是对残存的社会主义经济进行彻底“改革”。戈尔巴乔夫一上任就提出要实行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和进行经济体制改革，1985年4月苏共中央全会上，针对苏联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停滞”趋势，认为不良趋势的加重和产生困难的原因，主要是对生产和经营管理方面“变革的必要性”认识不足，没有“制订和实行重大的措施”，因此“必须继续变化和改革，争取达到社会的新质状态”，提出了所谓的“加速”经济发展的战略。

（一）对经济领域进行“改革”的内容

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后，就提出了所谓的加速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主观而又空洞地制定了1986~2000年15年国民收入年均增长速度达4.7%，国民收入要翻一番的目标。其主要措施，一是发展先进科技提高社会生产力，二是根本改革经济体制。对于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新思路是：
1．对所有制问题进行认识。
戈尔巴乔夫集团上台后与中国修正主义集团遥相呼应，相互借鉴学习，1986年2月苏共召开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在政治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加速”发展战略，——“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是战略方针”，同时指出必须对苏联经济机制进行根本“改革”，强调理论是推动改革的强大动力。认为必须改变过时的观念和僵化的理论原理，批判了生产关系能“自动适应”生产力，片面追求公有化程度和对商品货币关系“抱有成见”的观点，一反以往苏联修正主义在经济体制改革上不提及改变所有制的问题，提出了要把生产资料占有方式与经营方式区别开来，同时反对把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政策，主张要在发挥集体所有制经济所谓作用的条件下，允许并积极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形式。
2．提出经济领域全面“改革”构想。
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加速”发展战略实施后，苏联经济非但未能加速反而“停滞”更加严重，但戈尔巴乔夫集团则认为这主要是由于经济体制的“障碍机制”在作怪，于是提出了“根本改革”经济体制的新思维，并在198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提出了经济“改革”的完整构想，同年11月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对经济“改革”的原因、原则、政策和目标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其经济“改革与新思维”的主要内容是：企业实行“自负盈亏、自筹资金、劳动集体自治”和“完全经济核算制”（即“三自一全”），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与企业经营管理体制相适应，进行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配套改革，包括取消指令性计划，代之以指导性计划，实行大部分生产资料自由买卖，改革价格体制、财政信贷体制和工资制度，等等。
3．强力推行多种所有制并存。
戈尔巴乔夫集团在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进行重新认识的基础上，在经济上推行多种形式的所有制并存的政策，在广泛实行租赁、独立经济核算、承包、股份等形式基础上，要努力把国家所有制逐步改变成为能带动民主管理的所有制，允许包括私人所有制在内的所有制存在，并承认他们在法律面前与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一样完全平等。企业内部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取消对企业的指令性计划。1990年春提出和实施更大范围的经济“改革”，目标是要实现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国家、集体、个人不分主次，通过租赁、承包、股份形式缩小国家所有制比重，要求从当时的85%降到30%左右；对集体所有制的活动范围、方式，采取扩大租赁、承包、股份、提交等形式的合作制企业的比重；发展个人所有制，允许个人开设从事生活服务、商业、公共饮食及其它经济领域方面的工厂及小型企业；继续保持国家所有的范围仅有生产性设施、航天工业、军事设施、银行等。
4．对市场经济进行重新认识。
戈尔巴乔夫修正主义集团一反过去社会主义对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提出社会主义要克服对商品货币关系的固有成见，主张不要把商品和货币当作异己的东西，而应该是等同于社会主义的内容。在戈尔巴乔夫的倡导和控制下，1987年苏共中央六中全会经过激烈讨论通过了《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随即最高苏维埃又通过了《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以及制定通过了有关计划、价格、财政、银行、物资供应等11个“改革”决议。
5．推行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主张要推行建立和组织实施真正的市场经济，即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有价证券市场、投资市场、外汇和科研成果市场等，推行加速财政、货币和信贷体制的所谓改革，国家只通过价格、税收、利率和贷款等形式适当调节。提出要改变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增加军工企业转民用产品的比重，扩大消费品生产比重等。竭力推行所谓的经济全面市场化，目的是要打破国家的“垄断”局面，实行价格全面自由化，引进竞争机制。对如何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上，形成了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为首的1990年5月，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国民经济形势和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的设想》的方案，这一方案主张用3~5年时间采取渐进的方式，以建立以多种所有制为基础和可调节的，健康、稳妥、逐步地向市场经济过渡，但因其包含的价格改革内容引起了抢购风潮而被暂时搁置；1990年7月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经济学家沙塔林提出的，向市场经济过渡的“500天计划”，主张采取激进的“改革”方式——用休克疗法在500天内分三个阶段实现生产资料私有化，放开价格，卢布自由兑换，即快速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
1990年9月在苏联最高苏维埃讨论向市场经济过渡计划的问题上，变成了“政府方案”与“500天计划”的方案之争，由于戈尔巴乔夫表示更欣赏“500天计划”而使政府方案无法通过，会议决定在两方案的基础上制订一个统一的方案。同年10月由经济学家阿甘别吉扬受戈尔巴乔夫委托起草的，向苏联最高苏维埃提交的《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作为统一“折衷”的总统方案，但遭到俄罗斯叶利钦的强烈反对并自行决定俄罗斯独自执行“500天计划”，使苏联的经济领域的所谓“改革”陷入了各自为政、混乱不堪的复杂格局之中，为政治斗争的加剧和苏联解体的加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

（二）对经济领域进行“改革”的后果

戈尔巴乔夫修正主义集团对苏联社会主义所进行的“改革”，全盘地把资本主义的东西完全运用到苏联残存的社会主义发展身上，而且也由于思维新、主张烈、攻势猛、步子大、层次深，曾激起了广大劳动人民的不满和相当多的党员及干部的深层次抵制，导致了这些“改革”搞搞停停、时断时续。所推行的这些所谓“新、深、准、细、实”的“改革”，不仅彻底搞乱了苏联残存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而且也从深层次上摧毁了残存的社会主义基础经济，还为苏共自身的毁灭和苏联的解体奠定出了雄厚的新物质条件。
1．进一步激发出了资本主义的个人贪欲。
中国古语云：堡垒先从内部攻破；物先自腐，而后虫生。苏共曾是一个拥有90余年历史、近二千万党员、独掌政权74年的大党，其社会主义大厦的轰然倒塌，正是由于修正主义连续几代的公然“改革”，循序渐进地挖空了苏共和社会主义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自赫鲁晓夫上台执政开始，在经济领域苏共中领导集团修正主义势力稳固地占据统治地位，逐步推行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所谓“改革”，一步又一步地放任、刺激和保护各级掌权者私欲的膨胀，使整个社会的资本主义私欲膨胀进一步合理化、合法化、法制化，把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社会最本质要求的公平、公正、平等完全标语化、口号化、边缘化、模糊化——最后彻底抛弃，取而代之的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无限制的贪欲，使各级名誉上为广大劳动群众谋福利的所谓公仆，逐步变成了一伙专门依靠出卖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信誉、侵吞广大劳动群众利益而致富的专家学者群。
苏共和苏联灭亡前的1989年前后，苏联国内曾经作过一个对经过几代“改革大师”特别是戈尔巴乔夫修正主义集团，完全彻底的精心修正——私欲膨胀化、人性化后，所造就的当时“苏联共产党究竟代表谁”的调查报告，其结果具有惊人的代表性和说服力：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占7％，代表工人的只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只占11％，而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这就是对苏联人民对当时名誉上还存在着的所谓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社会最本质的看法和得出的基本结论。苏联剧变后的历史进程更进一步证实了“苏联共产党是惟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弗兰克·奇福德语），其最大的“改革赢家”——在1996年社会新出现的显贵组成人员中：在总统周围的占75％，政党领袖占57.1％，地方精英占82.3％，政府中占74.3％，经济领域精英中占61％，而且这些人中来自苏联经济部门的官员在政府中占42.3％，在经济领域占37.7％。从这个资料中不难看出，通过“改革”实现致富和解体的既得利益者不可能是广大劳动群众，也不是黑市倒爷和原来的持不同政见者，绝大部分则是由过去党和政府中的各级权贵成员，摇身一变轻易转换身份而形成的（俄罗斯的《消息报》报道）。
2．为腐败发展提供了优厚的沃土。
在戈尔巴乔夫鼓励私欲膨胀和推行多种所有制引导的修正主义浪潮推动下，各级党政官员和企业干部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时时刻刻都在高唱“民主化”和“公开性”——只唱不做——宣传和鼓劲的需要，由于缺乏实质上必要的广大工人农民的有效监督，当官做老爷作风和官僚主义更加盛行起来，他们关心只是自己的官运、自己的地位、自己的物质享受和奖赏、自己的特权，而劳动大众和人民利益被更加地模糊化、边缘化，而且“高级官僚已经形成一个特定的阶层，甚至是一个由那些具有自己的准则、习惯和社会心理的人们所构成的帮派”，“最可怕的是，提升职务主要靠熟人、靠对个人的忠诚和靠亲属关系，而不是凭借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官员即使具有最好的个人品质和禀赋，也几乎都成为官僚主义者，而如果某一官员没有发生这种蜕变，那么这个帮派就会把他排挤和抛弃掉”——官场的潜规则。
在各种公务活动中权钱交易也逐步泛滥成灾，有权有势的人物都习惯性地把权力作为捞取金钱的手段，公开的和秘密的权钱交易蔓延到社会的每个角落；许多的官员和企业干部转换到了公司、银行经理的宝座，这些人依靠手中的权力，采用非法手段，大量聚敛财富，有的甚至把办公室设在党团市委和区委的办公室里，成为官商合一的典范，主要通过流通领域中倒卖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个别的还走私和贩卖私战略物资（包括石油、金属、核原料）而大发横财；各种腐败活动能够正常地发展并泛滥，客观还存在着一个互相分肥、互相保护的网络体系，在监察和司法机关就有保护人和代理人，就是到国家机关中的高级官员也能得到有效的支持和庇护。用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的话说，就是“在80年代末辩论苏联发展的方向时，由10万人组成的‘精英集团’开始做出选择性的思考：如果改革达到民主化，就会减少特权和权力；如果回到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有相对的特权和地位，但特权又受到原有的社会主义机制的限制，也不能积累过多的财富，更不能把特权和财富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因此精英们认为资本主义能够为他们提供最大的机会，不但管理，而且拥有财富、传给子孙”。因此，完全可以说是苏联修正主义权贵利益集团的成员，对做名誉上的共产党已经感到厌烦而实行的比较彻底的“自我政变”，目的是为了使他们长期以来通过不合法、不正当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理化、合法化、民主化、公开化。
实践证明，政治上、思想上和经济上腐化能够猖獗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权贵们看清了修正主义集团自身共同的目的——摧毁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对大家都有好处。所以，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后的原党政官员和企业老板并没有沦为阶下囚和贫困阶层，而是变成了按手中掌握权力大小、多少来转换分肥的各式新资产阶级，——这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结果：既是要求社会转轨的直接倡导者、推动者——迫不及待地甘当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的掘墓人，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和拥有者——实现了从权贵阶层向资产阶级的迅速置换，更是名誉上的主人翁变成了客观实在的“主人翁”——完成了从社会特权阶层向剥削、压迫、统治多重资产阶级阶层的本质转变。总之，苏共的垮台和苏联国家的解体，不仅是化公为私的量变积累到发生质变的过程，也是腐败分子不断地发展壮大并到了最后应扯去遮羞布的过程，同时还是各级修正主义官僚阶层玩弄顺水推舟把戏的过程；实践完全地证明了修正主义所推行的“私有化没有使国有财产落到最有权力获得财产的人手中，也没有落到有能力利用这些财产造福于社会的人手中，而是落到了早就准备窃取这些财产的人手中。”
3．劳动群众对苏共和所谓的社会主义完全绝望。
修正主义在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中倒行逆施的深化，特别是经过戈尔巴乔夫创造性地跨越式发展——大刀阔斧地砍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群众原有的各种合法权益，大树特树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权威及利益。这不仅完全败坏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声誉，同时也彻底摧毁了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凝聚力与战斗力；不仅毁灭了苏联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崇高威望，同时也使广大共产党员和劳动群众对残存的社会主义完全丧失了信心。这种由人为强制制造出来的客观存在的社会现状，如社会上发生什么重大的事件就必然会使整个国家整个党陷于土崩瓦解的境地。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旨在力图为暂时挽救苏共存在及其和苏联统一的——“8·19”事件，在这个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进程中，由于当时苏共和所谓的社会主义已完全被修正主义修正成了“太监”、“人妖”式的形象，让共产党人和工农大众感到厌恶，即使还有一定共产党党性的人出来号召，也不可能让人再敢相信还有真正的共产党人，所以造成了很少有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出来支持，而相反地却有不少人坚决地站到“民主派”一边，军队领导层内部也发生了分裂特别是空军的“不服从行动”，派去攻打俄罗斯议会大厦的军队也拒绝执行命令甚至倒戈，在这种特定情况下的“救国委员会”，再也无计可施而自行瘫痪——坐以待蔽；解散苏共好像是件顺理成章的日常事务——全苏共和苏联都很平静，广大工人农民及劳动群众也没有起来保卫“自己的”社会主义，共产党员并没有起来保卫“自己的”党，各级党政机构也没有组织什么有效抵制——这就是广大工人农民及群众对修正主义的政党——苏联共产党的真正回报，与苏共夺取政权前后以及在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卫国战争时期，工农群众前仆后继、不怕流血牺牲地奋力捍卫国家尊严、党的事业的壮举，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和对照。由于广大劳动群众对经过“修正”的苏共和变了质的社会主义，不报任何希望，再后来重新成立的共产党组织也耻于再叫“名誉扫地”的原苏共，声称自己“并不想使前共产党复活”，明确地把自己同原经过修正的苏共官僚阶层区别开来，提出了要重新建立属于劳动人民的新的苏联和苏共的口号，目的就是为了重新唤起和获得人民的信任与支持。
4．彻底瓦解摧毁了残存的社会主义所有制。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经过一段时期的准备，从1987年开始了对苏联残存的社会主义彻底“改革”，在许多部委改为了大型康采恩的基础上，1988年又通过了企业法等方面的文件，官僚集团中的部长及副部长变成了康采恩的董事长，财政局长变为了银行的行长，物资局长变为交易市场老板，石油部变为石油公司。在这个继续“改革”和“转型”的过程中，不同层次的修正主义头目们，紧紧地抓住千载难逢的机遇，牢牢地控制着政治、经济领域的决策权，巧妙地掌握文化、宣传的宣传权，使“改革”和“转型”中的党和国家的权力实现了——个体的人格化，不断地培养出了羽毛已经丰满、正待腾飞的各级苏联资产阶级官僚权贵阶层；使各级官僚不仅成为制定和实施“改革”政策的主体，也成为“改革”实施转轨过程中的根本受益主体，以博得这些人对“改革”的大力支持。
苏共的这些为自己创造的发家致富的“改革”和“转型”实践，各级“领导”从深化的过程中窥视并预见到了以党和国家的名义，个人可以支配国有财产的必然后果，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千方百计将人民和国家共同所有的财产划到自己的帐下、供自己实际支配，使人民和国家的所有权变得真正的十分抽象和空泛，进而以国家和人民所有者的代表身份出现直接支配所管辖范围的财产；由于党和国家政策不断地刺激私欲的膨胀，助长官僚们公共良心的丧失。修正主义头目们在管理国有财产中，故意将经济环境搞混搞乱，以便从混乱中获得或演变成隐性的占有权，“人们委托我成为百万富翁”已成为当时一些青年干部的口头禅。不同层次的修正主义头目，利用权力开始在国有的名义下暗自积聚个人资本，虽然这个时期这些资本还不具备完整的“阶级”的属性，却是“改革”和转型条件下特有的富有权贵阶层，使“改革”和“转型”成了把人民财产转化为个人占有的特殊形式，为后来转化公开合法的资本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各级修正主义集团成员的精心经营下，国营、集体经济被蚕食得疮痍满目，整个经济形势越到后期越急剧恶化——国民收入和劳动生产率严重降低、通货膨胀指数大幅上升、货币贬值、失业和罢工突出、消费市场失去平衡，残存的社会主义的大厦已经千疮百孔、摇摇欲坠，就在这个时候聪明的修正主义们与时俱进地猛推了一把，在苏联存在了70余年的社会主义这样寿终正寝了。苏联解体过程中和解体后的总裁和经理们（部长、局长等转变而成），便借制度转换之机并搭乘从权贵阶层走向官僚资本阶级的直通车，开始公开地以实实在在的所有者面目自居，拉开了分割国有资产运动中的“劳动竞赛”；俄罗斯的新主人便很大方地将苏联时期的国有资产转移给权贵阶层，使苏联“改革”和“转型”时期的成果，由原来的权贵阶层直接涂上资本制度的政治色彩，带着的原资本直接演变为官僚资产阶级的财富。1992年开始的人人有份的证券私有化——闹剧，只是从法律上、政治上承认原官僚对国有财产私有事实的明朗化，——宣布前苏联权贵阶层对国民财富滥占的制度化、规范化，宣布前苏联人民所创造和积累的财富的隐性占有为公开化、程序化，通过用国家法律和强制手段来保障原官僚资产阶级顺利生成的具体化、合法化。
5．进一步为动乱和分裂提供了优厚条件。
戈尔巴乔夫集团在经济领域推行和助长个人主义和刺激私欲膨胀的路线方针政策，使原来以公有和集体观念为主的社会，改造成了一个个只为个体利益着想的经济动物，地方乃至加盟共和国也逐步转换成了一个个放大了的私欲膨胀的个体，表面统一的苏联被改造成了没有布粘合力的“砂堆”；原来还残存的苏共威望和统一的苏联社会主义国家还具有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已被“改革与新思维”和私欲急剧膨胀的专家们瓦解得荡然无存，这就为民族分裂分子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领域；而直接性的国家与民族及区域谬误理论的产生，并由此而形成的严重错误路线、方针、政策，诱发并导致了必然的民族与区域的大动荡、大重组、大分化，为区域民族分裂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创造了极好机遇。
卫国战争中被强迫迁移的克里米亚鞑靼人，1987年7月在中亚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斯科等地举行集会和示威，要求返回克里米亚并重建民族自治共和国；同年8月23日波罗的海地区的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三共和国首都同时，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抗议1939年8月苏联与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划分势力范围的秘密议定书，反对强制三国加入苏联；10月亚美尼亚人为维护民族自主权，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与阿塞拜疆人发生冲突；从1988年4月起在波罗的海地区三共和国，陆续建立了民族主义组织人民阵线，开始有组织和有纲领地从事民族分离活动。这些带有明显的民族分离主义色彩运动的出现和组织的成立，标志着苏联的分裂势力和分裂主义的形成。当10月1日爱沙尼亚人民阵线举行正式成立大会时，戈尔巴乔夫竟然委托参加成立大会的爱沙尼亚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维亚利斯，转达他对人民阵线成立的──心意：“祝贺人民阵线支持改革成功”，更助长了波罗的海地区三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势力的嚣张，并为其他共和国成立类似人民阵线的民族主义组织开了绿灯。
在波罗的海地区民族主义带动下，在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以及中亚地区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共和国，也都相继成立了以民族分裂主义为主要倾向的各种组织，甚至在俄罗斯联邦的许多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自治区也纷纷建立类似人民阵线的各种民族主义组织，到后来全苏各地民族主义组织迅速发展，其总数多达数万个，这就为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发展和民族分离主义活动提供了组织保证。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见机而动，纷纷打起了民族主义旗帜，以迎合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历史大潮，达到确保自己的权力和地位的上升。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各种分裂势力的不断壮大，苏联的解体则成了历史的必然，最终的解体只是把分裂运动变成现实而已。
苏式修正主义“改革”进程及结果（八）

高扬“改革与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时代（四）

老共产党人

四对执政核心领域彻底“革新”的内容及后果

戈尔巴乔夫集团上台后在“改革与新思维”的诱导和推动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情况的变化不断地赋予修正主义以新的内容，在党内和国内乃至整个社会政治思想上造成了极度的混乱，最根本的还在于思想上和政治上导致党与国家的核心层极度混乱及溃烂，为最终实现苏联乱党——亡国——分裂提供了理论和行动指南。

（一）执政的核心领域进行彻底“革新”的内容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前几年在经济体制方面“改革”的尝试感到阻力很大，于是在1988年的苏共第二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宣告苏联全面转向政治体制改革，提出要对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革”，并以建立“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作为目标，并于1989年11月26日在《真理报》上，发表了题为《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的长文，提出要“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根据这一根本性的“改革”指导思想，苏联开始了上层建筑－－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随着“改革新思维”的升华和“改革”进程的加快，其“改革”的内容也具体化起来。
1．进一步修正苏共的性质和奋斗目标。
关于苏共的性质问题，明确规定了苏共既不是“把苏联工人阶级、集体农庄农民和知识分子中先进的最有觉悟的部分联合起来的、苏联人民战斗的久经考验的先锋队”，也不是“工人阶级的党”和“全体苏联人民的党”，更不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及其“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关于苏共的指导思想问题，确定为苏共是接受社会民主党人社会主义思想来源多元化的，“主张创造性地对待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主张在建设性地反思20世纪的历史经验以及摆脱教条主义解释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遗产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必须利用人类智慧的优秀成果，必须利用世界各国在有效的经营管理、解决社会问题、发展民主制度方面所积累起来的经验”；关于苏共的奋斗目标问题，苏共虽然还保留着“苏共是坚持社会主义选择和共产主义前途的政党”，但所向往和追求的却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把实现人权作为社会主义最基本和最核心的内容；关于苏共的组织原则问题，苏共“坚决否定在行政命令体制条件下形成的那种民主集中制，那种僵硬的集中制”，主张实行党的民主化和民主制。但戈尔巴乔夫付诸的实践，却是在推行所谓“民主化”的改革创新中，把一切决策权集中在自己一人手中，使决策不民主、不科学、脱离实际、唯意志论盛行的状况更加在全党、全国中肆无忌惮盛行起来。
2．强制推行所谓的“一切权力尽归苏维埃”。
戈尔巴乔夫上台年立即着手解决“苏联权力过分高度集中”的问题，决定实施一步到位“真正的完全符合普遍平等直接选举的原则”，并“成为所有社会阶层的代表、个人，以及共产党、社会团体和运动、个别候选人提出供选民评判的各种主张，进行正当竞争的天地“的选举制度；引进和移置西方议会民主模式“修改”苏维埃制度，把竞争机制运用到政治领域；从基层政权机关到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一律实行直选；为实现国家权力重心转移，积极恢复并推进把苏共掌握的一切行政权力交出来，由苏维埃行使“充分权力”并让苏维埃立即掌握“全权”。
3．取消共产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
戈尔巴乔夫修正主义集团在实施“改革与新思维”的实践过程中，由于受到了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党外广大工人、农民等十分广泛的强烈抵制，于是戈尔巴乔夫认识到“改革”的阻力主要来源于共产党内，共产党是“阻碍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要“改革”首先就要彻底“革”共产党的命－－冲破“阻碍机制”，提出了要“将苏共改造成为能够表达并捍卫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的根本利益，在公民社会范围内发挥作用的名符其实的政党”，取消了原宪法第6条规定的“苏共在苏联国家和社会中的领导地位”，“苏共坚决舍弃政治上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垄断地位，舍弃取代国家机关和经济管理机关的做法”；提出并实施“一切权力重归苏维埃”的方案，严格规定苏共的职能应是政治先锋队，而不再对苏维埃和社会团体实施直接的领导，通过党在国家机关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工作的共产党员贯彻执行苏共的政治方针，凡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重大问题，都由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苏联最高苏维埃研究解决，党不能作出含有对国家机关、经济机关和社会组织直接指示的决定－－不再是国家事务的决策者和领导者，长期由党掌握的国家权力开始迅速转移到人民代表大会和苏维埃，“苏共同其他社会政治团体和群众运动一样，参加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将自己的代表推举到人民代表苏维埃。党将不再独揽国家大权。它的作用是成为通过共产党员发挥作用的、经民主认可的政治领袖，不觊觎特权和在苏联宪法中巩固自己的特殊地位”。
4．把苏共变为国家中普通的社会团体。
戈尔巴乔夫由于精心设计了彻底的“改革”，并在“改革”的过程中启用大批优秀的“改革专家”，经过从上到下的艰苦卓绝的精心实施，经过70个多年无数无产阶级英雄流血牺牲，而换来的无产阶级专政权和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决策作用，终于在眼花缭乱和灯红酒绿的“改革”中被彻底取消了，最后苏共变成了仅仅等同于其它的普通社会组织、群众组织，只有通过参与平等的“自由”竞争式的选举，才有可能再争取到轮流执政的机会。

（二）执政的核心领域进行彻底“革新”的效果

对长期处于执政地位的苏共进行彻底“革新”的直接后果，就是许多加盟共和国和俄罗斯的大、中城市中的苏共执政地位，迅速而又轻而易举地被瓦解并彻底失去了在国家中一切应有的地位，同时也为苏共自己的彻底垮台和苏联进入国家混乱局面，制造出了优越的条件。
1．全面分裂了苏联共产党。
由于戈尔巴乔夫时代在“改革与新思维”的引导和强制推行下，极大地推动并导致了苏共内部思想上、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混乱，把苏共推到了大动荡、大分裂、大改组、大崩溃的历史时期。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和过程中，苏共内部被分裂成了三大派系，这三大派系的政治主张各异、针锋相对，势力的背后都代表着各自不同的阶级集团利益，有着不同层次的利益集团作后盾并选择着不同的社会发展价值取向，形成了斗争尖锐、势不两立的复杂格局。
第一，形成了苏共中央纲领派（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改革派）：这个派系本质上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党，主张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重申并坚持对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进行重大的修正与改革，坚持有选择地部分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原则，核心和代表人物是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其追随者和代表主要是苏共党和国家中的绝大多数当权派，代表的利益是在“改革”和“转型”中的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这个派系最显著的特点是在党内左与右势力之间热衷于搞平衡术，往往表现出突出的中庸性和折中调和性，被称为主流派或中间派、摇摆不定派。
第二，形成了民主纲领派（坚持资本主义和民主派）：这个派系本质上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的性质，意识形态上主张彻底抛弃马克思主义，政治上要求实行资本主义的多党制，经济上要求全部推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主要代表的利益是暴发起来的、新的生大资产阶级分子和权高势重的部分已经“育肥”的领导人的利益，其核心和代表人物为叶利钦，其主要追随者是来自13个加盟共和国的162个党的俱乐部和党组织的代表，这个派系既向残存的马克思主义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也向民主社会主义派发起挑战，并在苏共二十八大会议上公开退出了苏共。
第三，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纲领派（坚持马克思主义派）：这个派别本质上属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性质，认为以前的“改革”篡改了马克思主义的涵义，主张加强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与研究，“改革”应该回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轨道上，并真正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核心和代表人物为党内主管宣传、意识形态的二把手利加乔夫，其主要代表的是广大工农群众根本利益和应有却正在失去的合法权益，其追随者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较深研究和共产主义信仰的部分真实马克思主义者。
2．让苏共拱手送出国家执政权力。
戈尔巴乔夫时代在进行所谓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在所谓的揭批大量苏联共产党历史上形成的历史罪恶，并掀起了整个社会上丑化、诋毁苏共思潮泛起的基础上，把苏共逐渐被当作了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大“阻碍机制”、产生一切罪恶的源泉来对待，并及时打出和推行”一切权力重归苏维埃“的旗帜和路线，迫使苏共自己交出交出原来执掌和指挥国家正常运转的各种权力，强调并强制推行交由所谓的直接“选举”出来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苏维埃”行使。
3．积极为资产阶级自由竞争国家权力制造了条件。
在戈尔巴乔夫时代“一切权力重归苏维埃”的鼓噪下，已经具备一定实力的各种社会团体、非正式组织迅速兴奋并进入高潮，积极运用一切可能使用的政治手段和政治手腕参加竞选，许多“苏共”推举的所谓候选人在声名狼藉中纷纷败下阵来，而所谓的民主派和各种反对派及其民族分裂主义者，充分利用公众的逆反“苏共”的心理的良机，通过大肆攻击苏共和社会主义大造声势，抢夺苏共自己拱手让出的苏维埃权力纷纷得手。
4．为各种势力集团斗争为国家分裂积极创造了政治条件。
苏共党内的民主派和各种反对派及其民族分裂主义者，在1989年第一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地方苏维埃选的选举中取得了初步战果的基础上，于1990年3月在波罗的海三国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尤其是1990年5月极右派首领叶利钦，当选苏联最大加盟共和国——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使右派和极右派势力占了绝对优势。“自由选举”出来的各级“苏维埃”机关顺利地接过苏共交出的一切权力，各行其是地干自己想干的事，当选的“苏共”党内所谓民主派分子、苏共反对派头面人物、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纷纷把各种思潮带进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在议会中组成的23个议员团的议员们，醉心于争吵并把议会作为政治角斗场，对亟待解决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等问题争论激烈、针锋相对、角逐复杂、议而难决、形不成共识－－争权夺利的俱乐部。这种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不仅为苏共的彻底垮台搭好了基本的平台，同时也为国家的分裂建立了必要的土壤和温床。
5．为国家正常运行制造出了“运转真空”。
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末期，在其权力机关的角逐中，各种势力集团从各自的角度出发，既要维护自己已经获得的既得利益，又要谋求更多的将来利益，斗争互不相让毫不妥协，意见始终统一不起来，使整个国家从上到下正常运转急需的权威运作——变成了“真空地带”，把国家管理运行体系拖入了全面混乱不堪的深渊，国家的统一和发展早已被抛到了脑后，国家和民族统一的主心骨被彻底倾分化并失去应有的支撑作用，统一的苏联变为了各为其利而奋斗的一堆散沙，国家和人民的分裂却变成了必然的势在必行。
6．国家分裂势力猛然崛起为解体铺平了道路。
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末期，随着“民主自由”范围的不断扩大和程度的不断加深，民族的分裂意识、民族的对立情绪也不断地被煽动起来，一些加盟共和国特别是波罗的海三国和俄罗斯，在各自的最高权力机关中掀起了与联盟中央争夺从经济主权到国家“主权”的——“主权战”、“法律战”，构建了加盟共和国一级与苏联联盟争夺国家领导权的政治争斗，加之联盟中央内部斗争的激烈和意见的根本不统一，严重威胁了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可能的立法权，联盟中央对各加盟共和国的控制能力迅速衰弱。当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宣称该共和国的宪法、法律在其境内至高无上，俄罗斯保留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接着其它15个加盟共和国也相继发表独立宣言或主权宣言，7月20日俄罗斯联邦针对共产党的国家机关非党化命令的签署，不仅为各加盟共和国的争权乃至分离提供了可能，也为苏联解体打开了方便之门。
苏式修正主义“改革”进程及结果（九）

高扬“改革与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时代（五）

老共产党人

五在对外关系方面进行“改革”的内容及后果

戈尔巴乔夫集团的时代，为在世界上创造以资本为基准的全盘统治体系，为当时的苏联的所谓“改革”和“转型”谋求有利于的国际环境和缩减军费开支的缓和政策，在彻底抛弃勃列日涅夫使用过进攻和扩张政策的基础上，全面继承和发展了赫鲁晓夫的“三和”政策，并相应地提出了处理国际事务的一系列对外关系的所谓新思维，对国际上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重大的毁灭性影响，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科学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传播和发展，陷入了新一轮最黑暗的时代。

（一）对外关系方面“改革”的内容

苏共二十七大以后，戈尔巴乔夫的新领导集团逐步改变了过去几十年苏联一直坚持的理论，推出了对外关系新的政治思维。戈尔巴乔夫集团导认为，苏联过去的对外政策“有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痕迹”，“新思维”为改革这些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戈尔巴乔夫主张，由于对外政策是直接为国内改革服务的，因此，“如果没有以‘新思维’为基础的对外改革，就不会有改革的成果”，并作为苏联新领导“处理国际事务的方法论”和“准绳”，被广泛地运用于苏联的对外交往活动中。
1．更改对当代世界发展趋势的基本看法。
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后，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并用资产阶级固有的观点，彻底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对整个世界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发展总体趋势的分析与看法，在苏共二十七大上明确地指出：“决定性的因素将是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和平力量的增长与活跃以及它有效地对抗核战争威胁的能力”，“和平与进步的命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密切地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经济政治的蓬勃发展联系在一起。”戈尔巴乔夫指出：“生活纠正了我们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规律和速度的认识，纠正了对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所起作用的理解”。他承认，资本主义并没有象过去预料的那样迅速走向死亡，相反，它还有其生存的理由和能力，因此，应该坚决抛弃过去一直宣讲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因为它“不能用于政治预测”。新思维还认为，两大体系之间是一种辩证的统一和矛盾的关系。这两个体系生存在“属于一个整体的世界上，而且这个世界的特点是越来越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和统一”。戈尔巴乔夫据此得出结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有着就其内容来说十分相似的进程”。
2．为“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而奋斗。
戈尔巴乔夫认为世界虽存在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但世界是一个整体，大家都是地球这条船上的乘客，不能让这条船翻船，“我们只能一道生存下去，或者一道死亡”，“除了和平共处之外，没有其他出路”。他指出他的国际政治新思维的核心，就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确切地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于是他把实现裁军作为通向人类安全的途径，认为在现代条件下的战争不可能使任何人从中获利，只会导致人类文明的毁灭。过去坚持的社会主义将在新的世界大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和各国人民将通过战争埋葬帝国主义的论点，已经不符合核时代的现实。为了实现世界和平，苏联单方面提出了措施：1986年宣布在今后15年内分三阶段实现完全销毁核武器，同年6月通过华约国家向北约国家呼吁并建议双方各裁军50万，同年7月戈表示苏将从蒙古和阿富汗撤军，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与美总统里根签署全部销毁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根据该条约，美苏两国将在1991年销毁2400枚以上核弹头，约占美苏两国核武库的4%）。
3．与美国共同开创“和平新纪元”。
戈尔巴乔夫集团十分地明白，要在经济领域和政治体制中实行完全彻底的“改革”和“转型”，就必须有相应的对外关系来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再通过所谓的改革创造一个有利于大张旗鼓地推行“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的国际环境，否则就一切都是万万不可能的。戈尔巴乔夫集团在推进对外关系的战略“改革”中，在与东欧、中国搞好“关系”的同时，把美国合作并“扫除干净‘冷战’的积雪”列入了对外交往关系的核心地位。戈尔巴乔夫说：“由于我们被卷入世界各地的冲突、参加糜费精力的军备竞赛而带来的种种问题所造成的压力缓解下来。必须认识到，无论就国内而言，还是就国际而言，‘长此下去是不行了’。所以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的改革开始齐头并进，一个方面的成功推动着另一个方面的改革，而挫折则会使两个方面的改革同时受阻”，“美国既是一个超级大国，又是公认的西方世界领袖，没有它的首肯，任何企图求得东西方关系突破的尝试都将无果而终，甚至会被看成是‘阴谋’、‘离间’等等”，“罗纳德·里根不同于社会民主党人帕尔梅或社会党人密特朗，他曾经把苏联称为‘罪恶的帝国’，由于实行‘里根经济学’、入侵格林纳达以及其他种种劣迹而遭到我国宣传界的痛斥。同这样一个人寻求共同语言，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戈尔巴乔夫回忆录）。戈尔巴乔夫按照自己的战略性深思和“改革与新思维”的熟虑，与西方特别严重是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频频会晤，尤其是和里根在日内瓦会谈时的那种初次见面就很自然随意、无拘无束，立刻用双方都懂得的英语或世界语交谈了起来，双方既不断地相互称赞、“合影”，又不断地对人权、地区冲突、战略防御计划、《核裁军条约》等等形成“共识”并达成“协议”，共同研究、商讨和安排着世界的发展与未来等场境，共同努力为“苏美关系和世界政治开创了新纪元”。
4．与东欧合力共同推进资本主义模式“改革”。
戈尔巴乔夫修正主义集团对东欧的“改革与新思维”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积极倡导和敦促东欧国家尽快“改革”。为苏联和东殴共同推进资本主义事业的需要，完成“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并最终实现“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理想，戈尔巴乔夫积极鼓励东欧国家尽快走上他设想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的改革道路，希望东欧在改革的方向和速度上能与苏联同步，在积极肯定波兰和匈牙利在东欧率先“改革”的基础上，不止一次地表示要学习他们的经验；与此同时却严厉批评那些对改革持保留态度的东欧国家领导人是“对尖锐的生活问题熟视无睹”，警告他们“不要落后于社会需要和人民群众的情绪”，并威胁“落伍者必将被生活所淘汰”，“谁不正视现实，必将受到现实的惩罚。”“哪个地方落后于成熟的变革，哪个地方就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代价。”
1986年5月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外交部的一次讲话中说，必须注意把苏联与东欧的关系建立在尊重东欧的经验和尊严、理解民族特点，相信它们探索本国发展道路的能力的基础之上，要求苏联外交官要克服偏见、骄傲和因循守旧的作风：“不要认为我们可以教导所有的人，谁也没有给我们这种权利”。1987年4月在捷克斯洛伐克发表了被称为里程碑式的讲话：“任何人都无权在社会主义世界中享有特殊地位，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有其自身的具体特点，……每个党都是独立的，都对本国人民负贵，都有其解决国家发展问题的主权──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无条件的原则”，表示“苏联对盟国发号施令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过去一切事情都必须由苏联盖章批准的做法已经结束”；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时的讲话中阐述了苏东关系的基本原则：“这就是绝对的完全平等，这就是执政党对自己国家事业的负责精神，从爱国主义的角度服务于本国人民；这就是对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关心；这就是互相尊重、严肃对待朋友取得的成就和进行的经验，以及进行自愿的多种形式的合作；这就是大家都严格遵守和平共处原则”，“团结绝不意味着相同和单一性……社会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有供所有人学习的‘模式’”。
在外交实践中多次肯定了盟国对苏美“中导协议”签署的贡献，说没有它们的支持就不可能有这一条约；1987年苏联和波兰宣布成立一个联合委员会，共同研究和解决两国、两党历史遗留的“空白点”问题，——1920年苏波战争，1939年苏德秘密议定书，1943年“卡廷事件”等等。1986年在阿尔巴尼亚解放42周年之际，苏联报刊公开承认自己过去在对阿关系上犯有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的错误。从1989年8月开始，苏联报纸连续发表文章谴责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径，当年参加入侵的五国领导人宣布“是对主权的捷克斯洛伐克内政的干涉行为”，破坏了捷的“民主革新进程”，宣称“即使在最复杂的国际局势下，动用政治手段来解决任何问题，严格遵守国与国之间关系中的主权、独立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是多么重要。”东欧国家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的强力鼓噪和推动下，赢得了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和赞赏，积极响应并展开了对“旧观念”的修正，使“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正确性和普遍性”在东欧得到了贯彻实施，其“改革”步伐不断得到加快、程度也更加地彻底，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而且是国内外相互呼应的转型大潮，发动了向“僵化力量”和“保守势力”进行全面进攻的“歼灭战”。
5．志同道合实现了中苏之间联合携手。
戈尔巴乔夫出任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时候，正是邓小平率领中国修正主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年代，同“改革开放”如出一辙的“改革与新思维”，使世界上最大的两个修正主义集团心领神会地走到了一起——历史的必然，两个修正主义势力集团的联合协作并实现头目之间的会晤，开诚布公的战略性商讨开创了修正主义发展共同的美好未来。戈尔巴乔夫上台前后，中苏政府之间的商谈和经济贸易已很频繁，但作为苏共总书记访华并进行高层会晤的时候，正是中国人民从上到下处于公开反对修正主义集团设计师——邓小平专权热潮的时刻——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在北京举行历史性会晤，结束了长达20多年意识形态对峙的历史——实现了中苏关系的完全正常化。会谈中双方对中苏关系自建交及以后关系恶化的历史进行了总结，并就两国关系达成了共识：放弃意识形态之争、尊重各自的选择，逐步解除两国边境军事压力、通过谈判解决领土纠纷，恢复文化交流、扩大经贸合作等等，获得了“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共识，最后发表了《中苏联合公报》：两国“将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普遍原则基础上发展相互关系”，预示着从此告别过去——60、70年代的对抗关系，进入了两国友好合作共同推进“改革”的新时期。
1991年12月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后，中俄关系不仅继承了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开创的中苏合作关系，而且顺利地实现了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使两国关系走上了密切合作发展的轨道——共同发展资本主义，并连续迈上睦邻友好、建设性伙伴关系和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三个台阶，使中俄关系成为相互配合的重要因素：一是新型国家关系机制——睦邻友好、互利合作、不对抗、不结盟，共同繁荣；二是高级领导人对话机制——自1992年建立起两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间对话机制后频繁会晤，两国政府部门、地方政府间也建立了相应的合作机制；三是睦邻友好安全机制——1993年中俄签署两国国防部合作协议，声明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互不把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1996和1997年中俄签署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协定和边境裁军协定；四是经济科技合作机制——1992年8月建立了中俄经济和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工作机制，规定两国副总理担任联合委员会主席，每年在双方首都轮流举行一次会晤，以促进中俄经贸合作的发展；五是国际问题磋商机制——1994年1月两国签署《中俄两国外交部磋商议定书》，决定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经常进行磋商，协调立场，加强合作。中俄经贸合作也取得突破性发展，双边贸易额比中苏时期翻了几番（2002年年两国贸易额达到80亿美元），边境贸易也达20亿美元。边界谈判和勘界工作经过两国的艰苦努力取得了重大“成果”——1992年3月中俄互换了东段边界协定批准书，1995年10月中俄又互换西段边界协定批准书，1997年11月俄前总统——叶利钦实现访华。

（二）对外关系方面“改革”造成的效果

戈尔巴乔夫在整个的所谓“改革”进程中，由于彻底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其理论和实践上表现出东碰西撞、前后矛盾、漏洞百出、古怪深奥，根本就没有什么值得马克思主义者借鉴和留念的地方，倒也确实是为修正主义的进一步泛滥起到了添油加柴的作用。不仅把苏共自己搞乱、搞垮、搞分裂，也为东欧尽早地离开社会主义阵营创造了条件；不仅为全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实现修正主义化提供了现实的可能，而且为帝国主义进一步伸出魔爪独霸全世界提供历史的必然性。
1．引领善良的苏苏共和苏联人民向幻觉而奋斗。
戈尔巴乔夫根据自己对世界和资本主义发展两个趋势的判断后认为，人类的文明构成了不同社会制度中共同的东西，因此人类整体利益高于任何单个群体（阶级、民族、国家）利益，而为了全人类的价值就应当跨越阶级和民族的利益差别，必须达到利益的平衡。这个新思维提出了“全人类价值高于一切”的论点，并以“全人类利益将是进步的基础”为灵魂和逻辑起点，来引领苏联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重新制定自己的奋斗目标，要求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要从意识形态、从政策上中清除“敌人形象”，去为超阶级、超时代、超人类的高于阶级、高于民族利益、高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只存在于戈尔巴乔夫头脑中的乌托邦——人类社会的大同世界而奋斗。
在复杂多变和强权林立的现代阶级压迫阶级的社会里，在剥削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居于统治地位的世界面前，戈尔巴乔夫故意只看到世界的相互联系和发展，并将可能向一体化发展趋势的一面，而故意渲染其新思维的所谓革命性，并故意抹杀阶级利益之间根本对立的现实，其目的是要用苏联几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前途与根本利益，来换取资本主义阵营、特别是美国对建设“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所谓改革的支持，而从根本上隐去东西方之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客观上存在着的根本目标差异，尤其是在目前世界完全是以民族为基本单位构成不同社会制度、价值观、意识形态国家的情况下，有意通过强调人类的统一性而人为地否定和淡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否定和淡化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阶级利益之间的客观对抗，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和广大劳动人民引进为子虚乌有的虚幻世界里，从而实现让善良的人们自己否定自己、自己出卖自己、自己向自己的敌人投降、自己寻找死路的目的。
戈尔巴乔夫集团的新思维理论和政策宣传——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反对用意识形态的观点和凭据来处理国家关系，甚至提出必须把全人类的利益置于阶级利益之上，强调在维护意识形态纯洁性和国家利益、全人类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只能牺牲意识形态纯洁性和国家利益。更为严重的是新思维还根据所谓的全人类的利益，把超现实的利益看作是全人类利益和人类共同价值——未来社会发展的化身，并有意以此作为判断一切问题和处理国际事务的标准，这种虚无缥缈的“共同价值”必然要由现实的价值观来具体表现——“占主导地位的全人类的观念和准则”、“国际社会的准则，被国际社会称之为文明的东西”，这些所表现出来的内容正是帝国主义在国际舞台上，所宣称的“游戏规则”和所标榜的价值观念，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新思维”完全是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变种，用改变社会主义的内容去适应与满足西方的标准和需要，这完全暴露了戈尔巴乔夫在实践中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在国家的统一和稳定问题上，一再向西方让步、妥协的思想根源和基础。戈尔巴乔夫要善良的人们为他想象中的乌托邦奋斗，不仅涣散了人们为人人实现公平、公正和全面发展社会的意志——丧失了无产阶级革命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总目标，而且分化了革命队伍和革命阵营中的力量——丧失了团结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不断向所有一切剥削阶级集团进行殊死决战的集团力量，还瓦解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对帝国主义之间坚持进行不懈斗争的斗志——丧失了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的战斗性、向心力和凝聚力。
2．与时俱进地向帝国主义拱手投降。
对外关系中一定范围内的谈判和相互之间的妥协，是建立在双方主体之间独立、平等、和平共处条件下实现的，而戈尔巴乔夫在推行“全人类的价值思想”和“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思维的过程中，虽然含有规劝对方摈弃对抗政策的意思，但根本的是建立在——单相思、自我冲动、自我感觉良好基础的，不断地把共产党人应该有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用资产阶级的东西来进行改造，不断地向资产阶级倾斜靠拢甚至完全投降，必然趋势导致不可能说服对方而只能达到欺骗自己和善良的人民，在阴险狡猾的帝国主义面前善良的人民被号召去——为违背自己阶级利益的目标——乌托邦奋斗，最终只能是被迫放弃原有的理想、解除思想武器而缴械投降。
在开始上台执政和进行“改革”的初期，戈尔巴乔夫在某些地方还带有一些社会主义的原则和色彩，但随着“改革与新思维”全面展开和深入特别是1988以后，则一步步地抽去了原来表示要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真正含义——“到1991年中，他已经成为一个隐藏的资本主义者，甚至他自己对此也毫无察觉”。资本主义国家阵营是不会容忍存在着一个能与之对抗的强大国家特别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布什早在1989年5月提出“超越遏制”战略时，就表示要把苏联支持东欧“自决”当作进一步改善美苏关系的一条重要标准，贝克在同年10月的两次讲话中又一次明确提出，欧洲问题是苏联表现其改革诚意最好的试金石，说：“一个自由而完整的欧洲，其重要性超过军备控制或裁军”。戈尔巴乔夫知道，要想获得西方援助以解救由“改革”而导致的国内危机，就必然也只能牺牲更多的无产阶级利益。在“改革”进入死胡同和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把帝国主义视为苏联改革的最大助力，试图籍资本主义的援助摆脱困境，妄图用国际领域的“得分”来弥补国内问题上的失策和不足，企图用帝国主义的赞扬来平息苏联人民的公开反对浪潮。用什么来换取西方对他进一步“改革”的信任呢？地区问题和军备控制曾是戈尔巴乔夫与西方进行交易的两张牌，但是苏联在东欧问题上的收缩和后来的剧变发生失去回旋的余地，军备控制问题和国家安全关系到国际的战略平衡，为换取美英的大力支持而采取了几次单方面的裁军之后，只能用等待和加速自己的彻底投靠和叛变，只能用等待和加速苏共的垮台、苏联国家的分裂，来赢得赞赏及支持了，戈尔巴乔夫也确实能够与时俱进地为帝国主义国家效劳而做到了这一点。
戈尔巴乔夫在推行“改革与新思维”历程尤其是到了后期已转换成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分子，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思想来审视世界、审视历史，用资产阶级的方法来分析和判断世间一切事物，在处理“改革”和对外关系的进程中，套用资产阶级的内核部分来彻底改造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公开修正和反对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际主义的最本质最核心的部分，为获得西方资本主义的青睐和支持，而不断地向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献眉，甚至是卑躬曲膝、俯首称臣。1991年7月参加伦敦七国首脑会议上对西方领导人的讲话，已经完全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我知道成功的社会是自由的社会。我不可能公开地这样说，但是我真想以你们为榜样缔造我的国家。……我正尽力做自二战以来你们一直祈祷的事：消除苏联对其他国家的军事威胁，打开国门，建立法制，建立民主制度，转入市场经济──你们在意识中喜欢把这些称作资本主义，但你们知道我不会这样说──至少现在。这正是数十年来你们所梦想的，但却从不敢指望它会发生。”还有资料表明戈尔巴乔夫曾经咬牙切齿地说过：“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我的妻子在这方面坚定了我的信心，她有这种观点比我还早。我只有身居最高层职位，才能为此有最大的作为。因此，我妻子要我不懈地努力往上爬。当我亲自认识了西方，我的决定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了。我必须清除苏共和苏联的整个领导，我必须清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我的理想是走社会民主党的道路，计划经济束缚了人的能力，只有市场才能引向发展。我找到了自己为了实现同样目标的伙伴，首先是雅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他们为击败共产主义立下了大功。世界没有共产主义会更美好。……当叶利钦瓦解了苏联、我离开克里姆林宫时，上百的记者们以为我会哭泣。我没有哭，因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我消灭了苏联和所有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我没有哭，因为我达到了主要目的，这就是在欧洲消灭了共产主义。然而，阻挠人类在全世界实现自由理想的亚洲的共产主义也应当被消灭。……人类走向真正自由的道路将是漫长的，但将是成功的，整个世界应当清除共产主义。”由戈尔巴乔夫从事改革的实践中可以看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创造出一些希奇古怪的所谓新思维引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向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的乌托邦领域前进，并用这些东西作为标准来衡量对内对外一切事务的对错，岂能不把自身还十分强大的苏联搞乱、搞垮、搞分裂——不乱、不垮、不裂才是世间怪事；“新思维”越是深入其资产阶级思想越是彰显，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的选择越是突出，最后完全由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堕落成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分子，成为了共产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的典范和资本主义豢养的丧家犬，成为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从内部攻相破的典型范例，蜕变为名符其实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共、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无产阶级败类，成为了世界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运动中内部自我颠覆的最可耻叛徒。
3．全面瓦解和摧毁了残存的社会主义阵营。
戈尔巴乔夫在把苏联国内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文化搞乱搞砸的同时，也把“新思维理论”推广到欧洲现状分析和相互关系上，把欧洲形成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对立的营垒，看作是“旧的政治思维的逻辑”造成的结果，主张“东西方一体化进程结合起来以结束欧洲的分裂”，认为欧洲各国应该结束因对抗而相互隔离的局面，把全人类的利益和欧洲人的利益放在首位，携手共建统一的新欧洲，“任何人都不能允许自己借口社会制度和国家现有的差别而忽视他们所有的人均属于一个现代化的文明”，拆除“铁幕”成为实现欧洲统一，苏联重返“欧洲文明”的前提，由此构想出了一套建设统一的欧洲大厦的设想。在催生东欧各国的“改革”过程中，虽然他提倡“尊重人民的自由选择”，但在实践中仍然以“权威”和“领袖”的思维去主导各国的“政治家”，希望通过“改革”加强他的对这些国家的影响作用。
但在推行“新思维”的实践中却事与愿违，其“新思维和公开性”进一步激发了东欧人长期“受压”的分离感情，“政治家”们心领神会地看到了“新思维”的真实意图，认为等待已久复辟资本主义的时机终于到来，应该充分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挣脱苏联的束缚，实现国家的“自由发展”——争当名符其实资本家的竞赛，“政治家”们预见到了共产党已不能持久、有效，“改革”的最终成果——都是变为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按照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进行改革的国家──如匈牙利，还是“坚守阵地”试图抵制改革的国家──如罗马尼亚，由于有“新思维”作为尚方宝剑，多米诺骨牌效应及时显现出来——资产阶级式的人物像“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推翻残存的社会主义已变成了当务之急和客观需要。就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的导引和催促、示范下，东欧各国的“改革”热热闹闹地进入完全彻底时代，在“改革”过程中彻底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1989年6月波兰团结工会在议会大选中获得全面胜利，组成了战后东欧第一个非共产党人的政府；10月匈牙利执政的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决定改变党的性质——走社会民主党的道路——宣布放弃一党制——实行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波匈“改革”的成功和示范效应，对东欧其他国家的反对派和共产党内的”改革派”犹如一针兴奋剂，从10月开始，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的执政党先后被动失去政权，或主动改变政权性质，东欧国家政权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东欧国家所有的新政府无一例外地把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全面资本主义化当作基本国策，显示了戈尔巴乔夫在东欧宣扬的“新思维”和“公开性”变成了辉煌的现实成果。
戈尔巴乔夫对剧变发生的态度是，表示欢迎这种“民主化的进程”，认为是“革命拥革新的浪潮”，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斯大林主义的死亡；谴责了苏联有些人批评苏共在东欧“不战而退”的立场，说那是“以前我们采用过的和我们已经坚决不再使用，坚决予以谴责的方法。”戈尔巴乔夫的欢迎词很快就淹没在西方和东欧反对派庆祝“胜利”的一片喧闹声中，1989年10月东德并入联邦德国并加入北约，1991年6月经互会和华沙条约组织宣布解散，持续了40余年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集团对抗终于降下了帷幕。从此时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和美国等帝国主义，由于失去了可以与之相抗衡和制约的对手，就能够放胆地推行其独霸世界的野心——政治、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了。
4．导演东欧剧变并加速苏联自身解体。
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及消亡都有着自身特定的规律，其中充满着许多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戈尔巴乔夫对苏东联盟的瓦解起到至关重要的催化剂的作用，而东欧的剧变和苏东联盟的瓦解又从外部反映和作用、影响到苏联自身，这个影响就是加速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各族人民内部的分化、重组，加剧了苏联国内的剧烈动荡的质变。一是东欧剧变给苏联国内和西方反共势力以极大的精神支持，苏联共产党员和广大无产阶级本身对赫鲁晓夫以来的各种所谓改革就持有很多疑虑，特别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随着深化变成了无头的苍蝇胡“改”乱“革”，激起了十分多的不满情绪，国内的各种反共和反社会主义势力就利用这些不满情绪和东欧剧变大作文章，使苏共的领导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家”们则加强了对苏联“和平过渡”的力度，东欧剧变更壮大了反对势力，共同积极和主动地向苏共尤其是戈尔巴乔夫施加压力，在巨大的压力和诱惑力面前，苏共自己拱手让出了执政70多年来的领导地位，把各种维系稳定的权利交给了反苏、反共和要求独立的分子手中，维系和支撑稳定的政治纽带一断，国家和民族的分裂就几乎成了定局。
苏东联盟是以保护相同的意识形态并以各国相互合作为基础而存在的，各国共产党的关系也就始终是以国家的相互协作配合为标尺并维系着联盟运作的。由于各联盟国根据戈尔巴乔夫号召进行的所谓改革，把国内的政治、经济和意识搞得污七八糟并导致了极度混乱中的转轨剧变，而苏东联盟的瓦解对苏联国内产生了巨大的反弹效应，苏联民族分裂分子和西方势力看到联盟中央在对东欧政策上的束手无策和步步退让，加紧了对苏联内部的分化瓦解工程——西方着重把对东欧的经济援助和经济转型中得到好处等信息转达给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示范榜样”：退出苏联不仅在政治上可以彻底摆脱了联盟中央的控制，而且可以自己制定符合自己条件的经济发展道路，加上西方的大力援助、民族复兴大有希望。为此，苏联国内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反共、反社会主义、反联盟的势力迅速纠集成一股强大的分裂总势力，更加猖狂地以“独立”、“自决”为旗号，以争取民族自己发展道路为鼓惑人心的政治斗争口号，使许多民族加盟共和国的群众逐步形成了共识——脱离苏联利多蔽少，从而迈开了像东欧那样朝着摆脱“束缚”、走“独立”发展道路迅跑的活动，为苏联的自身的分裂解体创造群众基础、组织条件和组织保证，加速了苏联分裂解体的进程。
5．与中国一道共推修正主义大业的完成。
中苏两国山水相连是近邻，两国人民有着因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结成的历史性的联系，苏联曾因出了列宁和列宁主义而创建了苏维埃联盟共和国，中国曾因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出现而使中国的劳动者阶级真正在世界的东方站立了起来。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和中国的邓小平及后来的江泽民，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共产党组织和运用修正主义对自己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蹂躏的、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最大的当权派头子，其根本的志同道合和相同的目的，为相互之间的密切合伙、合作奠定了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基础，相互之间政治上的支持、朋友之间的友好往来、经验方面的学习借鉴、经济方面的互补，是两个修正主义集团历史发展的必然和客观现实的需要。两个修正主义集团也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邓小平政变夺权并掌权后发表讲话并频频向苏联献出殷勤，而戈尔巴乔夫掌权后也纷纷伸出要求友好之手，特别是1989年5月两个修正主义头目在北京会晤时，邓小平对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大论战”的评价是“双方讲的都是空话”，随后发表了联合公报，标志着这两个修正主义集团完全走到了一起。中苏两国在社会主义阵营里，经过了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亲密合作——中国建国初的困难阶段苏联提供的真诚帮助和支持，也有过坚持马克思主义还是坚持修正主义的论战与分道扬镳的经历，最终又因双方都搞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而重新形成划时代的有机结合。基于中苏两党都被走资派夺权而构建的共同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的认识，终于自80年代末期以来两国由于根本目标和利益的一致性，而放弃对抗并实现了关系的正常化，并且在用资本主义改造社会主义的“改革”过程中，在政治上相互之间提供支持，“改革”进程中相互学习借鉴、提供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共同为主导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化起到排头兵、急先锋的示范作用，又都经过自身的艰苦努力先后以不同的形式完成了对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改造的任务，回归到了资本主义的“正统道路”上。
苏联曾因戈尔巴乔夫集团的出现而导致了分裂解体，中国也曾因邓小平集团的操纵而使中国变了性并成为一盘散砂。俄罗斯国是原苏联解体中得利最多和解体后综合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中国在亚洲也还是有一定实力和影响的大国。两国在对外关系上，双方有着共同对付其他更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有着至关重要的战略利益关系；两国在地缘关系上，双方存在着一定数量的边界交互关系，开展经贸往来和互补对发展两国经济有着重要的地位；两国在自身内部关系上，也有着共同巩固、发展和享受由于修正主义泛滥而带来的优厚成果的深层内涵。由于存在着这些天然关系共同的属性，为俄罗斯和中国互相修好对方创造并奠定了根本的及浓实的基础，苏联解体后中苏关系平稳地过渡到了中俄关系，此后两国的关系还获得更进一步的稳步发展，并逐步形成了一种符合两国利益的新型的国家关系模式——共同巩固修正主义的成果——开创和发展当代资本主义格局。普京和江泽民上台执政后都十分重视双方相互的友好关系，多次表示要发展并深化双方的睦邻友好和建设性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认为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面向21世纪的，不会因时局的变化而动摇。但也必须清楚地看到，两国发展相互关系是有一定前提和限度的，在面对共同的强大敌人可能会表现出相当的一致；在涉及到各自利益时双方都会从维护本国大资产阶级集团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并作出相应的倾斜于本国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决策；还由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具体政治、经济利益基础上的，如果一方被强大帝国主义国家或集团用重大利益利诱或收买，也会导致或出现两国气氛毒化的问题。
综上所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既是苏联特定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形态多元化、复杂化的具体反映，也是苏联上下上下所企盼和要求进行重大社会变革的一个总缩影－－但上层与下导选择的总路线总方向不同；既是把握特权的修正主义与时俱进地继续泛滥和升华的具体化，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整体原理被边缘化最终抛弃的客观现实；既是已经壮大的特权阶级向更高层次迈进，彻底抛售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资源－－上升为资产阶级的主观需要，也是广大劳动人民对“改革”实践中自身权益不断被剥夺已经习惯－－冷漠化的现实；既是共产党不断向执政党——社会民主党——资产阶级政党转变的重要实践，也是促成和保证还带有共产主义党和社会主义性质的苏联走向崩溃的催化剂、推进器。戈尔巴乔夫推行全面和彻底“改革”，最终彻底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由此触发并激化了深层的社会矛盾，导致了各种政治、经济的混乱和危机，造就了苏共执政地位的丧失和在国家中领导权的异位，完成了苏联残存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联盟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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