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爆发前欧洲大国外交闹剧
李寒秋
本文首发于《世界军事》2007年第二期。互联网上转载请保留此条目，传统媒体转载请与和该杂志联系
普法战争结束后，法国失去了欧洲大陆霸权。由于德国军方的强硬态度，一代外交大师俾斯麦未能在胜券在握的时候，保持其一贯的自制与平衡，不仅夺取了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而且还侮辱性地让普鲁士皇帝在法国凡尔赛宫的镜厅里加冕为德意志皇帝，这导致法德之间的仇恨不共戴天。为收复失地和恢复国家荣耀，法国无时无刻不在指望如何向德国复仇，但如果是法德之间的一对一决斗，法国难免会落得个更加悲惨的下场，因此一战爆发前的法国外交始终在寻求对付德国的盟友，而德国也始终警惕法国的东山再起，尽量孤立它。俾斯麦有言，“必须勒死法兰西，否则即便它化为灰烬还是会死灰复燃的”。在普法战争中使法国蒙受奇耻大辱的普军参谋长老毛奇则警告说：“我们在半年之中用利剑赢得的东西，必须在今后半个世纪用它来捍卫。”针锋相对的是，法国共和党人的领袖甘必大则说，“永远不要抛弃它们（阿尔萨斯—洛林）！永远不要忘记它们！”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完全是法德两国自觉不自觉配合种下的苦果。战前法国和德国的外交对立与互动，如同上下两个磨盘，把其他大小国家俄国、奥匈、英国、意大利、土耳其、塞尔维亚和美国等等都卷入到了里面，共同遭受磨难。虽然大战的爆发并非全部由法德两国所决定，但是法德两国的决策者推行互相仇视，互相拆台的外交政策，造成了欧洲对立的两大政治军事集团的格局不可缓和，最终因为发生在巴尔干的一个偶然的政治暗杀事件导致了大战的爆发。这场大战的爆发，造成了两千万人死亡，参战的欧洲各国社会精英丧失殆尽。法国和德国，这两个近代欧洲文明的核心国家，齐心合力上演了一场外交闹剧，这场外交闹剧最终以一场惨绝人寰的悲剧而结束，本是同根生的查理曼帝国的子孙们敲响了近代欧洲文明的丧钟。
德国外交：从玩八个球到只玩一个球
虽然欧洲大陆各大国在1870年坐视法国被普鲁士击败，德意志获得统一。但是英国很快发现，统一的德国已经在欧洲大陆上占据了支配地位，并且很快成为了欧洲最强大的国家，比之前拿破仑三世统治下的法兰西第二帝国更难以捉摸，更难以对付。至于俄国，虽然利用普法战争挣脱了克里米亚战争中英法施加的外交枷锁，但是对于今后再也无法插手德意志内部事务，失去普鲁士、奥地利和南德意志诸邦之间纠纷的仲裁者的地位感到懊恼，更不用说卧榻之侧崛起一个新巨人对俄国的冲击了。总而言之，欧洲大陆的中心出现一个统一强大的德意志帝国，对所有的欧洲大国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在这种既遭受大国包围，又对包围的大国形成冲击的态势下，俾斯麦的欧陆政策是在孤立法国的同时，防止出现一个反对德国的大同盟。为此他殚精竭虑地编织他的大陆联盟国家外交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德国维持着与俄国的传统友好关系，与奥匈帝国则建立密切的联盟关系，不仅是为了防止奥匈帝国跑到法国的阵营中，更是为了对奥匈帝国的外交政策享有否决权，因为奥匈帝国离开了德国的支持便一事无成。为防止俄奥擦枪走火，俾斯麦先后通过1873年“德俄奥三皇同盟”与1879年“德奥秘密军事条约”和“俄德再保险条约”加以约束，防止俄国和奥匈两国脱离德国的外交轨道而自行其是。如果让俄奥两国自行其事，这两国马上就会为了争夺巴尔干地区而大打出手，而德国势必不能置身事外。为转移法国对阿尔萨斯—洛林的注意力，俾斯麦刻意推动法国积极开展海外殖民活动，为的是让法国和英国去争个你死我活。果然，法国在东南亚与非洲与英国争夺得不可开交，在突尼斯又和意大利剑拔弩张。法国因此不能在对德复仇战争中获得英意两国的援助，这正中俾斯麦的下怀。
俾斯麦的外交策略把最大的精力放在欧洲大陆，极力维护欧洲大陆的均衡，避免过多地参与世界事务而导致与英国的利益迎头相撞。但是由于德国自统一后，其经济迅猛发展，对原材料进口地和制成品出口市场的需要与日俱增，因此俾斯麦掌权的后期，不得不对国内新兴的制造业利益集团有所让步，也开始参与全球殖民竞争。而在俾斯麦去职之后，这一利益集团一直在鼓噪建立强大的海军，重新瓜分殖民地。皇帝威廉二世登基以后，顺应了这一利益集团的鼓噪，推行了争霸全球的“世界政策”，俾斯麦稳健自制的外交政策被抛弃。继任的首相比洛承认缺乏俾斯麦那种“在空中同时玩八个球的能耐”，对德、奥、俄三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这三国与英国的微妙互动关系无法把握，因此只能推行一种相对简单的外交政策，那就是将德奥同盟固定下来，放弃在俄奥之间协调和制约的高难度义务。
俾斯麦之后的德国外交决策者尝试与英国正式结盟以减少海外扩张的阻力，却不管英国有无这样的现实需要和符合英国的外交传统。而且最要命的是，当英国恪守其“光荣孤立”传统不愿意和德国正式结盟的时候，德国外交决策者的想法竟然是通过武力恫吓和施加外交压力的方式来逼迫英国结盟。例如德国皇帝在英布战争期间通过支持布尔人来对英国施加压力，却适得其反。这种简单粗暴的政策完全不符合德国的复杂的地缘政治处境和外交态势。因为英国本身一贯不愿意在欧洲外交情势明朗前就缔结针对未来不确定因素的盟约，而且由于德国咄咄逼人的态度引起了英国的极度警惕——一个有能力绝对保护大英帝国的国家就是一个能绝对摧毁大英帝国的国家，因此德国的友好承诺不具备外交意义。如果德国没有这个能力，那么英国就不需要德国的承诺。如果德国有这个能力，那么英国就必须摧毁德国的这个能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890年俾斯麦去职以后，欧洲外交的局势就是德国称霸欧洲和挑战英国世界霸权的情势越来越明朗。因此英国不得不与法国和俄国调整在殖民地上的冲突，而一致对付德国。而德国皇帝在屡次遭受英国拒绝之后，却恼羞成怒。更加坚定了要把英国拉下马来取而代之的决心。俾斯麦的外交才能能够同时玩八个球，他的继承者就只剩下玩大英帝国这一个球的本事了——当然最后还是玩砸了。
法国外交：一心一意对德复仇
1870年后的法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国。执政的激进党人秉承平民主义与和平主义的雅各宾主义传统和“自由、平等与博爱”的信念，坚决反对殖民活动。法国的殖民帝国的建立完全是由一小撮野心勃勃的冒险家、高级文官、军人和传教士们在或多或少脱离政府管制的情况下完成的。通过广泛占有殖民地，通过殖民地源源不断的原料输入和市场开发，并且通过巨额资本输出争取盟友和获得大量利息收入，法国增强了综合国力，得以继续在欧洲大陆占据大国地位。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法国三百年来一直梦想获得自然边疆，在欧洲大陆上建立霸权。在割让阿尔萨斯—洛林这个法国当年欧洲大陆扩张政策的最后标志性的成果后，法国反而通过建立世界殖民帝国牢牢地占据了世界强国的地位。虽然法国的欧洲本土只有四千万人口，远远少于德国的六千七百万，但法兰西殖民帝国却拥有九千万的总人口，而且由于其内部实行严格的中央集权统治和事实上没有种族歧视（这是法国文化的传统和优点），其内聚力远远大于实施分而治之，以夷制夷的手腕，内部松散，各行其是的大英帝国，这也使法国在法德外交较量中重新获得了某种均势。
虽然战败了的法国还是欧洲头等强国和世界强国，但是高卢人轻浮傲慢，富于幻想和冲动的民族性格决定了，法国不可能安心于优越的现状，不可能忘记对德复仇，洗刷耻辱和收复失地，而不管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虽然阿尔萨斯—洛林的居民绝大多数讲德语，其并入法国版图是波旁王朝对德扩张政策的产物，但高卢人一贯清楚地记得三十年前的故事，却不记得三百年的历史教训。“阿尔萨斯—洛林”之绳索，同时捆绑住了法德两国，使这两国在外交上失去了弹性和选择余地。法国为了对德复仇，与宿敌英国协调了殖民地冲突，与君主专制的俄国成为了盟友，花大价钱争取到了意大利的中立，与传统盟国土耳其和奥地利反目成仇又赔本，却根本不愿也不能与德国达成和解。
“德不胜，义不尊，而好加名于人；人不众，兵不强，而好以其国造难生患；恃与国，幸名利；如此者，人之所制也。”作为一个地处四战之地，地缘政治处境恶劣的国家，法国历史上不是被周边国家侵犯，就是对周边国家进行侵犯。法国外交决策者从来没有奉行过一种稳健、平衡与开放的外交战略，因此法国总是在胜利与失败之间摇摆，而且它获得的胜利转瞬即逝，失败却无法挽回。从拿破仑第一帝国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法国实际上是从欧洲霸权的顶峰螺旋状的向下滑落，这种滑落绝大部分的原因是法国一贯的挑战外交、冒险外交和复仇外交政策造成的。一战以前，法国外交“成功”地将俄国和英国拉到了对付德国的阵营中，并如愿以偿地跟德国打了一场复仇战争，但最终发现，胜利了的法国变成了一个次等强国，还比不上在普法战争后失败的法国。
奥匈帝国：冢中枯骨，盛装死尸
法国要寻找对付德国的盟友，在欧洲大陆只有两个，第一是奥匈帝国、第二是俄国。在传统上，自从波旁王朝的路易十五决定与特蕾莎女皇统治下的奥地利通过联姻建立友好关系以来，奥地利帝国从来没有对法国产生过地缘政治上的威胁，两个拿破仑帝国与奥地利发生战争，更多的是因为两个拿破仑都认为奥地利妨碍了他们的扩张意愿，虽然这个判断并不是正确的。在德国统一后，奥匈帝国继续有可能成为法国反对德国的盟友，因为俾斯麦的德国是通过损害奥地利和法国的利益才获得统一的，两者都有联合起来向德国报复的必要。法奥联合虽然有很多优越性，但是两国都要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意大利统一后，欧洲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法国在海外殖民竞争中又多了一个对手，奥匈与意大利之间还有领土争端。法奥联盟反对德国的时候，不得不考虑背后还有一个平衡因素，意大利到底会不会在德国的支持下对法奥两国造成威胁？从德意两国长期友好的历史来看，这完全是可能的。其次，奥地利同时面对德国、俄国甚至还有意大利威胁的时候，法国的援助是否还那么有效及时也是值得怀疑的。
失去了均势外交大师梅特涅之后的奥地利外交，总是在关键时刻出错误。奥地利最终选择了一个最简单的方案，那就是彻底投靠德国，把奥匈的利益和德国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依靠德国的保护在巴尔干寻求势力扩张。梅特涅以后的继任者，都缺乏他那种自治、冷静与平衡的作风，缺乏大局观和平衡感，忘记了他的箴言，“化解他人的利益比亟于追求自身的利益更为重要”，“一无所求，收益反大。”奥地利在失去德意志的优势地位和意大利的领地后，一意孤行的要往巴尔干方向扩张，希望从“西亚病夫”土耳其帝国那里获得更多的土地和人口。奥匈帝国追随时代潮流，追求赤裸裸的权力政治和实力外交，却看不到自身的权力基础和国家实力是最弱的，经不起一点波折。奥匈帝国境内，两个少数统治民族奥地利和匈牙利统治着捷克、斯洛伐克、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波兰和意大利等众多少数民族，这是一个非常陈旧，同时又非常脆弱的政治结构。
由于统治基础是少数民族，哈布斯堡皇朝需要不断的征服和荣耀来维持其统治下各民族臣民的效忠，因此它不放过任何一个增加皇朝威望和帝国荣耀的机会。奥匈帝国趁俄国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失败国势衰弱之机，直接接管了原属土耳其帝国的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纳地区，结果把巴尔干地区的泛斯拉夫主义怒火引火上身。十九世纪是民族主义潮流激荡的世纪，奥匈二元多民族帝国这个古老的前民族主义时代的政治架构实际上是经不起任何风浪了，它在法国大革命的冲击下还能长期存在，完全是因为梅特涅政治上的足智多谋和外交上的长袖善舞，梅特涅之后的奥地利外交决策者没有他的审慎平衡的作风，只知道耀武扬威，穷兵黩武，因此最终导致了大战的爆发和帝国的彻底解体。
俄国：不求局部战争，只求全面战争
1890年，德国拒绝延长“俄德再保险条约”，这等于是把德国对外关系的一根支轴给抽走了，德俄奥三国间之所以能长时期保持和平，靠的就是德国既和奥匈有军事同盟，又和俄国有秘密协约的暧昧关系所导致的外交制衡。俄德两国在两百年来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虽然俄国对普鲁士从一个受俄国庇护的弱国成长为欧洲大陆首屈一指的强国抱有一丝嫉妒和不快，但总的来说，俄德两国并无根本的利害冲突。相反，俄国与奥匈帝国倒是不共戴天，奥匈帝国对巴尔干斯拉夫地区的扩张，挑战了俄国泛斯拉夫主义旗手和斯拉夫人保护者的虚荣心，而俄国鼓动的泛斯拉夫主义浪潮则使得奥匈帝国境内的斯拉夫民族人心思变，危及奥匈帝国的生存。因此，俄奥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俾斯麦之后的德国外交决策者，轻率地采取了对奥一边倒政策，迫使俄国与法国接近，而德法之间的矛盾又是不可调和的。这样，虽然俄德两国并无重大的地缘政治、经济和殖民地冲突，却均受制于本国的盟国而互相对立。
俄国和法国作为欧洲大陆两端的强国，一般是很少能够发生地缘政治上的直接冲突。除了在两个拿破仑时期，由于第一个拿破仑的野心和第二个拿破仑的记仇，才导致了两国之间爆发战争。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法俄两国既然在欧洲已经不再发生直接冲突，殖民地竞争方面也没有矛盾，那么面对德国在欧洲大陆上的咄咄逼人之势，法俄接近是不可阻挡的。在1879年以后俄德之间爆发经济战，导致俄国的农产品出口受阻，财政状况恶化。这时来自法国的巨额资本源源不断的投入，给了俄国经济以复苏的机会，这样法俄接近已经可以说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1891年法俄之间缔结了外交协定，1893年，法俄军事协定正式生效。这意味着大国间结盟与敌对的对象已经固定，欧洲大国协调外交走入了死胡同。
和奥匈帝国一样，俄国也属于那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东方专制君主国家，而且在这方面比奥匈帝国有过之而无不及。俄国在巴尔干势力扩张上屡屡在外交上遭受德奥的遏制，在所谓的斯拉夫兄弟面前大丢面子，而法国对俄国在巴尔干的野心也不积极支持，俄国最终丧失了一切耐心，外交界和军方根本不打算在小规模的、可控的外交冲突中耗费精力，只打算准备进行全面战争，把所有的大小盟国和对手全部拖进来，进行“最后的审判”。这一转变最终导致了一个奇特的外交格局，奥地利的外交被塞尔维亚牵制，德国的外交被奥地利牵制，俄国的外交被德国牵制，法国的外交被俄国牵制，英国的外交被法国牵制，最终欧洲的各大国统统被巴尔干局势所左右，印证了俾斯麦的预言，欧洲大国“总有一天会为了几个巴尔干的蠢货打一场欧洲大战的。”
英国：收缩战线，全力对德
英法本是世仇，其世仇的历史远远大于法德之间的世仇。英法之间的矛盾在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后便开始升级，英法之间率先爆发了海军竞赛。英法殖民竞争在1898年的法绍达危机中达到了顶点。至于英俄之间更是矛盾重重，在中亚、在远东、在近东，几乎无处不起冲突。英国一向善于评估具体的威胁，因此为了防备法俄在殖民地纠纷中联手对付自己，便在1882年与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缔结了“地中海协定”，从而间接地与以德国为首的三国同盟拉上了关系。但是随着德国力量的大幅度扩张，尤其是其“公海舰队”的建立和在土耳其帝国范围内的势力膨胀，迫使英国认真考虑德国扩张的意图何在。
由于德国的崛起，欧洲大陆已经无可挽回地分裂为两大政治军事集团。欧洲均势的平衡之轮英国，第一次感到无法再置身事外来保持平衡。英国已经感到，德国太强大了，不仅有冲击英国霸权的意图，最主要的是德国已经有这样的实力。英国已经无法保持“光荣孤立”来捍卫本国的世界霸权，毕竟大英帝国的统治中心在不列颠，归根结底是欧洲一部分，英国的世界霸权是建立在英国优越的地缘政治处境和欧洲大国联合统治世界的基础上，不可能在欧洲大国内部的均势失去平衡之后还能长久维持。尤其是当德国过于强盛，其拥有的实力能够同时打败法俄两国，并进而终结大英帝国世界霸权的时候，大英帝国的掌权者不可能对此局势泰然处之。
当时英国外交部的政策分析专家克劳爵士曾经对德国针对英国霸权的各种挑战性的态度进行了一番战略分析。他指出，德国外交决策层所抱有的动机是不值一提的，即便他们没有明确的、有计划的统治全世界的计划，其持续增长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实力也将会自然而然的导致现实性的后果即德国称霸全欧甚至全世界。因此，对于英国决策层来说，合理的结论就是——不管德国统治集团抱有什么意图，如果德国不愿意自我约束，自损实力，那么，英国将会建立反德联盟以求彻底地消除这种威胁，就像当年建立反法联盟以消除法国的威胁一样。提到反法战争这一历史经验，这就意味着英国打算通过联盟战争来消灭本国霸权的挑战者，而且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基于这种认识，英国实质上已经决定要与德国进行殊死一战来维护大英帝国的存在了。至于其扭扭捏捏，言不由衷的作风，完全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虚伪做作和推卸责任的民族性格所决定的。英国外交的历史记录和行为模式向来就是做决定之前仔细评估权力结构和斟酌利害关系，做好了决定就会坚持到底。英国外交决策者在维护比利时中立地位上的做作表演，无非是顾左右而言他的一贯作风。
1902年英日同盟缔结后，英国找到了一个在远东地区遏制俄国的竞争，而又不给英国造成额外战略负担的盟友。当1905年 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败后，其扩张势头受挫，英国便不再考虑俄国为全世界的头号敌人。在1904年英法协约完成以后，英俄接近与谅解便势在必行了，于是在1907年英国与俄国达成了在波斯和阿富汗划分势力范围的协议。至此，英国已经与法国和俄国解决了全部殖民冲突，而把国家力量全部聚焦在对德关系上来了。
大战爆发，是偶然还是必然？
十九世纪后半叶，拜拿破仑三世和俾斯麦这两位欧洲领袖的一系列外交活动所赐，权力政治和现实主义外交原则成为各国外交决策者所普遍接受的观念。基于保守传统、自我节制与内外均衡的正统主义原则变得很不重要，而这种原则正是保卫欧洲和平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维也纳体系维持下去的最根本原因。随着科技的进步、交通的发达和市场的扩张，国家的管理深度和镇压力量进一步加强，一旦那些保守国家不再需要彼此支持来对付国内外的形形色色的革命运动，那么它们在外交上就可以自行其事，互相拆台。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是法德矛盾，但决定性因素确是俄国、德国和奥匈三个君主专制国家的分裂，而英国的态度转变，则成了压垮欧洲均势这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十九世纪也是民族主义潮流激荡的世纪。一战爆发前，俄国在东欧和巴尔干大肆宣扬泛斯拉夫主义，而德国则针锋相对地推行泛德意志主义。奥匈帝国这个多民族帝国一方面在泛斯拉夫主义的浪潮中摇摇欲坠，一方面则指望德国能够站在泛德意志主义的立场上拉自己一把。法国出于国家荣耀和民族统一，念念不忘夺回 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德国出于同样的原因，决不肯放弃。俄国嫉妒德国在欧洲大陆上的霸权，德国则害怕俄国巨大的潜力。德国觊觎英国的世界霸权，羡慕英国的公海舰队，英国则视德国模仿英国建立公海舰队为推翻大英帝国的明白无误的证据。每一个国家都患上了自恋症，对本国的天然权利喋喋不休，对他国的意图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
十九世纪还是所谓的民意至上的民主时代，公众的情绪和报纸的社论成为政府制定政策的圭臬。法国的民意便是要求收复失地和对德复仇，英国的民意便是“谁要避免内战，谁就要去当帝国主义分子”。英法两国皆为所谓的民主代议制国家，视回应民意为理所当然。德国、俄国和奥匈帝国虽然不是民主国家，但是这种专制国家却对民意更加敏感。因为这几个专制国家中，君主的威望和王朝的延续完全靠对外强势扩张来维持，由于缺乏合适的制度性的宣泄渠道，民意便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到外交政策上来，而且根本不会从战略高度来看待国际关系，总是把外交斗争看作是体育比赛，视正常的外交妥协为奇耻大辱，对危险的军事冲突欢呼雀跃，总以为国际危机达到顶点就是金光闪闪的奖杯和数不清的荣耀。这种情绪感染了各大国的决策者，他们认为偶尔爆发战争，流点血“会使民族的体质更为强健”。他们唯一的错误就是根本没有预料过在工业化的条件下，国家间的战争不再是规模可控的，要么是彻底的胜利，要么是彻底的灭亡。
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走向反面
欧洲政治家们一开始对于大战的爆发还是具有一定的警惕，对立的两个联盟，三国协约与三国同盟虽然都已经进入了军事协调阶段，但各国都还在进行自我克制和克制盟友。奥匈帝国不愿意帮助德国进攻法国，德国约束奥匈帝国不要与俄国摊牌，英国警告俄国在为以塞尔维亚为首的巴尔干联盟出头的时候要适可而止，俄国告诉法国俄国不打算为阿尔萨斯—洛林而战，法国则告诉俄国法国不打算卷入巴尔干冲突，至于意大利则早就打算保持中立，两边观望。
但是大战还是爆发了，这是权力政治和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悲剧。自从1912年伦敦会议解决摩纳哥危机之后，突然间，每一个国家都害怕失去盟友，而不管盟友的任性胡为是否会给自身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德国给奥匈帝国开出了空白支票——若再有危机，如有必要，德国会追随奥匈走上战场。法国总统普恩加来则对俄国大使表示，“奥地利掠夺领土影响全欧均势，因而也波及法国的利益……若俄国走上战场法国也会如此，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德国是奥匈的后盾。”英国外交界人士则表示，“不知道目前这种小心翼翼的平衡政策还能持续多久，不知道哪一天会被迫表明明确态度。但愿俄国不会厌倦英国而与德国达成协议。”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变化，是因为那种黎塞留、梅特涅和俾斯麦式的贵族秘密外交已经成为过去。随着新闻媒介的普及，任何一个外交事件都会迅速地被公众知晓，公众的态度又通过媒体迅速反馈到外交决策者，大众参与外交决策这种持续不断的压力，造成了各国外交决策者的短视和盲动。
受到这种情绪的影响，各国尤其是德国的军事计划与外交方针开始脱节，一开始便沉溺于全面战争、总体战争的规划，讲究“先发制人”，把外交大师黎塞留“行动必须配合目的”的政治箴言抛到了九霄云外，更不用说把军事计划与跟外交政策相配合，为政治谈判留下空间了。当然，在那种集团对立的外交格局下，各大国的外交政策本身也好不到哪里去。最终，在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刺杀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费迪南大公夫妇引起的“七月危机”中，各大国尤其是德国的军事部署的速度快于外交协调的速度。德国军方绕过了本国的外交部门对奥匈军方开出了无限的空头支票，支持奥匈帝国开战，当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得知如果德国破坏比利时的中立，英国将宣战的消息后，打算悬崖勒马，但是德国军方的战争机器早已经开动而无法紧急制动了。
惨绝人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欧洲近代文明从此走向了衰落，欧洲开始失去对世界的统治权。但是悲剧还没有走到尽头，黑格尔曾经说过，人类从历史中得到教训时，人类却是没有从历史中得到什么教训。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各民族国家显然是宽于责己，严以待人，因此他们变本加厉，各显神通，在二十多年后，又集体投入了一场更为惨重的浩劫——第二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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