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外战略抉择中的美国因素
李寒秋（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
本文首发于《世界军事》2006年第5期，有删改。互联网上转载请注明出处，传统媒体转载请与该杂志和联系。
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两个国家像美国与日本这一对伙伴国家一样奇特：远隔重洋大海，关系却异常密切；曾经刀兵相见，但现在是紧密同盟。对于日本来说，美国既是日本的地缘政治上不可改变的对手，又是引导日本战后成为民主化国家的“恩人”。既是日本安全的有效保卫者，又是日本成为世界大国的最大障碍。在环太平洋地区地缘政治格局中，美日两国是不可改变的天然对手。在英国肇始的近代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全球外交的角力中，无论与美国是友是敌，日本的外交战略抉择无不受制于美国因素的强烈影响。
尔虞我诈，互相利用
1853年美国的佩里船长率领的“黑船”舰队强迫当时的幕府政府开放国门，从而开始了日美之间恩怨交织，爱恨情仇的外交长篇。在美国的炮舰政策的威胁下，日本统治集团迫于形势决定开国。通过发奋图强，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统治者树立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远大“抱负”，从而在东亚地区展开了与美国的长期外交博弈。
美日两国的首次外交接触，以日本的隐忍图报而结束。由于美国当时还刚刚成为一个地跨两洋的国家，其国内力量整合还远未完成，因此也没有过分对日本施加压力。美日两国在共同对付中国，争夺朝鲜半岛利益，遏制俄国的影响方面有共同语言。美国由于综合国力单薄，在东亚地区受到英法俄等强国的压制，希望借助日本在东亚的扩张企图，在幕后策划怂恿，促使新兴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向外扩张，以便达到借刀杀人，坐收渔翁之利的目的。
19世纪60年代的国务卿西华德曾经设想，美国必须是一个两洋帝国，必须掌握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制海权。掌握太平洋地区的制海权，就必须控制中国和朝鲜。自从美国把便将扩展到西海岸以来，中国就成为美国争取实现远东利益的重要对象，同时美国对朝鲜半岛也早有打算。为此美国与日本展开了一系列外交争斗和交易。
日本政府当时的外交战略是“大陆政策”，为建立大日本殖民帝国，日本从抵抗力量最薄弱和出兵最便利的朝鲜半岛地方下手。当时在朝鲜半岛形成了日、美、俄、英、法“五帝窥韩”的态势，其中美国和日本互相勾结，极力排斥宗主国中国的势力。果然，美国随后在一系列的外交场合中放弃了对朝鲜的支持，对日本的侵略行动听之任之甚至暗中相助，美国外交官甚至对清政府表示，要“背对列强，面向日本”，这个因素加速了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和清政府的失败。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从中国割取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并将朝鲜纳入其势力范围。俄国早已觊觎中国渤海湾口的不冻港旅顺，为实现其独吞中国东北的计划，它联合法、德进行干预，迫使日本让步，由中国付巨资“赎回”了辽东半岛。日本对此极不甘心，决意扩军备战，以武力同俄国争夺远东霸权。日本此时的外交战略是在英日同盟的基础上借重美国的支持，遏制俄国的扩张。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耗资20亿日元，其中80％是靠发行公债，而一半以上的公债是由美国和英国的银行认购。美国不仅借钱给日本，还为日本提供大量军用物资。当俄国失败后，为防止日本因战胜俄国而变得过于强大无法制约，1905年5月30日，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召集各中立国驻美使节，商讨日俄战争问题，提议进行调停，并中止了对日本的财政和军事支持。 1905年9月5日，日俄两国在美国的调停下签订了《朴次茅斯和约》，背着中国，擅自在中国东北划分“势力范围”。
在这场外交角力中，美国显示出了其高超的外交艺术和战略手腕，借重一个竞争者打到另一个竞争者，同时为防止日本势力的坐大，防止俄国彻底退出远东地区，又对日本加以限制。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实现了它在中国东北地区南部的扩张目的，美国也在《罗脱—高平协定》中情不由衷地承认了日本造成的“现状”。美国支持日本对俄作战，实际上是希望打破俄国对满洲的独占。所以当日本获胜时，美国在调停中，就一再要求日本保证履行日英同盟中所许下的诺言（保全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各国在华商工业机会均等主义）。此后，由于日本违背诺言，日美之间的矛盾逐渐突出。至此，美日之间的早期外交协调阶段终于告一段落。由于两国均已成为成熟稳定的世界列强，日本所确定的向南发展战略以及它打算在中国推行的政策，都与美国在远东的“计划”截然对立，美日两国由过去暧昧不清的利益合作转变为公开的矛盾冲突。
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就开始把重点放在对付美国上。为了孤立美国，日本于1907年6月10日与法国在巴黎缔结协约，声明两国特别关心维护与该国领土接壤的"中国地区"内的秩序，决定互相协助，确保该地区和平。同年7月30日，日本又与俄国在彼得堡缔结协约，史称“第一次日俄协约”，主要内容是：根据门户开放原则，双方宣布承认中国独立和领土完整及各自在华的条约权利；明确划定“北满”、“南满”分界线，规定日俄双方互不在对方势力范围内谋取铁路或电信让与权；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特殊利益，日本承认俄国在蒙古的特殊利益，两国共同在中国东北地区排斥美国势力的插足。
日本在经济上与美国也进行了激烈的竞争。1905年美国对华出口占中国全部进口的15%，而1909年仅占9.9%，与此对比，日本在华经济势力急剧膨胀。为协调美日矛盾，1917年9月日本前外相石井菊次郎为特使赴美国与美国国务卿兰辛会谈。1917年11月2日,日美交换了《日本和美国关于中国的换文》即《兰辛--石井协定》,规定:(1)宣布保全中国领土完整/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2)相互承认因国家间领土相近会产生“特殊关系”,因此，合众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特别是在同日本属地毗连的地方。该协定一方面照顾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连续性，为美国的东山再起埋下了伏笔，另一方面承认日本的在华特殊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中断已久的日美协调。
随着美日在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的竞争的加剧，美国把英日同盟视为它争霸亚洲的最大障碍，必欲除之而后快。1921年是1905年缔结的英日同盟再次到期之时，美国乘机在华盛顿会议上提出了取代这一同盟条约的方案，并向英国施加压力。英联邦内部对是否再续订条约存在很大的分歧。但当时的英国在一战之后国力大为削弱，在恢复经济方面有赖于美国，终于在美国的压力下，同意不再续订条约。日本孤掌难鸣，也勉强同意。1921年12月，美、英、日、法四国为英日同盟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葬礼”，四国签订了以美国方案为基础的会议文件——《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该条约规定，缔约国互相尊重，共同维护各自在太平洋区域的利益；这项条约生效之日，就是英日同盟废止之时。就这样，美国兵不血刃就达到了拆散英日同盟的战略目的。在失去了亚太地区以外力量的有效支援、制约与平衡后，日本的外交战略从此走向了孤立和躁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势不两立，刀兵相见
失去了英日同盟以及美日协调制约的日本外交越来越单边化。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加深，日本帝国的产品在全世界范围内遭到了列强的抵制，其能源和原材料来源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制约。比较熟悉西方外交规则和惯例的日本职业外交家们的“通商外交”行不通，日本军部便越来越倾向于“武力外交”。于是日本倾其国力，在侵华道路上越走越远，试图彻底把中国变成日本帝国的殖民地。而美国在一战后加紧取代在英国在中国的优越地位，在文化、宗教与教育领域加大投入，培养亲美代理人，并成功地拉拢了蒋介石政府作为在华利益总代理。由于英日同盟的拆散，日本与英国在中国的经济争夺变得白热化，美国很高兴看到日本与英国两败俱伤。因此美国在日本的一系列侵华行动中，表现暧昧，行动迟缓。这一阶段，美国在日本外交战略中的作用主要是以物资供应默许纵容其侵华行动，表现出了“黄雀捕蝉，螳螂在后”的后发制人手腕。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虽然发生了南京大屠杀和日本轰炸在华的美国军舰事件，但美国不为所动，仍然每年向日本供应战争所需的石油和200万吨废钢铁，作为继续保持在华利益的代价以及预支彻底捣毁西欧列强在华势力范围的必要成本。这一格局一直维持到1941年，由于日本在中国战场陷入泥潭，日本国内经济早已不堪长期维持战争状态的重压，因此日本为夺取东南亚资源而南下，出兵占领法属印度支那。由于日本彻底破坏了原有的桌面上的“游戏规则”，美国以停止向日本供应石油和废钢铁作为谈判筹码，要求日本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日本此时已经是骑虎难下，最终导致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日本与美、英、法、荷等国关系全面破裂。日美开战之初，日本的战略物资储备不及美国的2%，其工业生产能力也远远不及，其战争决策是孤注一掷的冒险。与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不同，日本的这一场战争冒险缺乏外来的有效援助与后盾，其盟友德意两国鞭长未及，自顾不暇，缺乏战略合作，其失败是必然的。
全面占领，小人革面
日本在二战中惨败并被美国全盘军事占领和政治改造，宣告了其外交体系及其内政基础进入了明治维新以来第二次历史性转折期。对这个转折起到关键作用的，是美国及其派驻日本的占领军当局。在美国的极力推动和日本统治层的有限选择下，形成了日本外交的“日美基轴”路线。这一时期日本的对外战略完全以美国马首是瞻，日本政治家清楚地认识到，一个被解除了武装的、没有军队、没有任何国际地位的日本是没有资格谈论实力外交的，要想获得在国际上的发言权，只有先迅速把日本的经济恢复起来，并且“背靠大树好乘凉”，日本必须借助于美国这棵“大树”。其代表人物吉田茂常说，二战以来的日本历史是“有战争中失败和外交上胜利的历史”，而所谓“外交上的胜利”，显然是指他所确立的不以武力为背景、追求经济繁荣、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寻求日本生存之路的外交。
这种政策能够成功推行也有深刻的地缘政治格局方面的原因。二战后，同盟国的阵营迅速分化，各种力量重新组合。战后初期,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美苏两极对抗的冷战格局。在亚太地区,美国力图推行把以中国为轴心的亚洲纳入其势力范围的亚洲战略，积极支持国民党中国作为美国在亚洲的盟友，以便左右逢源——北可以限制苏联共产主义对亚洲的影响，东可以抑制日本的势力发展。然而中国革命的胜利，彻底打乱了美国的亚太战略。新中国的建立并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积极进行抗美援朝，使美国担心东亚地区会由于“多米诺骨牌”效应而共产主义化。美国即调整其亚太战略。早在1948年中国大陆局势逆转时，美国遏制战略的创始人乔治·凯南便提出了要以日本取代中国来保卫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安全利益的报告，把中国革命的进展、遏制中苏共产主义集团同日本重要性的增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战后日本推行“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外交是为了“对冷战校局加以最大限度利用”，使日本在冷战格局下定位为“美国保护下的通商国家”，成为美苏冷战和美中敌对格局的最大受益者。战后日本的外交战略的基础正是《日美安保条约》，日美关系对于战后日本来说是“巨大利益的源泉”。在战后日本外交战略抉择中，存在着“追随外交”与“自主外交”两种选择，这两种成份的相对比重不断发生变化。总的来说，追随美国是冷战格局下日本外交战略的基本特征，但随着日美相对实力关系的变化、日与美实力差距的不断缩小，“追随外交”比重趋于下降，“自主外交”比重则不断上升。在美苏对立的外交格局下，美苏紧张与缓和局面的交替出现则使日追随美的外交姿态发生一定的摆动，每当美苏问出现缓和时，日本的自主外交成份相对活跃；每当美苏间趋于紧张时，日本的追随外交比重趋于增大。同时在对华外交方面，日本也有两种选择，一派是传统派，主张在建立良好日美关系的同时建立良好的日中关系，另一派则是无条件的追随美国反共反华，但是当美国1972年为抗衡苏联主动改善对华关系时，后一派的的主张迅速失势。这些说明在冷战时期，日本的外交战略完全以美国的意志和利益为核心。
同床异梦，貌合神离
像任何一对捆绑夫妻一样，日久生厌后将同床异梦。冷战结束后，两极体制崩溃，日本周边形势发生的最具战略意义的重大变化。中国的崛起，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全面增强，使日本在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中首次面临亚洲出现“强大中国”的周边环境。因此边“如何应对中国已经成为21世纪初日本对外关系中最为重要的课题”。表明日本试图以“中国威胁论” 来调整对华战略。而“中国威胁论”的出台也是与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对华政策的转变分不开的。
后冷战时代，日本外交的大国主义路线再度抬头，一部分政治势力企图继续推动日本走向政治大国，进而成为军事大国。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在日本国内引起巨大震动。也正是在这时，以小泽一郎集团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势力提出一些新的主张。他们认为，海湾战争的爆发表明世界还存在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日本也面临着多种多样的危险，如果继续坚持“经济立国”的立场，日本的安全将受到巨大威胁。所以必须修改“和平宪法”，使日本成为拥有独立军事武装权的“普通国家”。而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一鸣惊人的日本右翼政治家石原慎太郎则公开宣称日本应当对美国说不。这种大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相交织的风潮持续了十多年之久，雷声大，雨点小。其根本原因是日本地政治军事地位仍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其受限制的主权和美国的驻军丝毫未见有松动的迹象。其根本原因是，日本在本质上如布热津斯基所言，仍然是一个“脆弱的国家”，美国的军事保护和良好的日美关系对于日本经济的全球畅通是必不可少的。
现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上台以来所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一方面是，自从日本被迫接受“广场协议”，降低了自身的经济竞争力以来，日本经济持续十余年的低迷，使其无法不正视经济问题，因此必须致力于内部改革；另一方面，日本仍然是世界最重要的经济大国之一，其追求政治大国的目标不但不会改变，而且还有新的动向。“9·11”事件的爆发，为日本的迂回大国之路提供了契机。美国决心利用这一事件，假“反恐”的名义强行在全球推行单边主义霸权，为此美国需要日本的某种程度上的配合。日本趁机通过了《反恐怖特别措施法》等三项法案，大大突破了日本自卫队向海外派兵的限制。特别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和朝核危机的爆发，对日本政府来说是天赐良机。5月和6月，日本政府借口朝鲜核武器的威胁，设法使国会通过了“有事三法案”，即《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改案》和《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改案》，大大突破了“和平宪法”的控制。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后，美国要求日本派兵参与维持伊拉克局势稳定。小泉政府不顾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对，于2004年1月9日下达了出兵伊拉克的正式命令。这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首次派遣武装部队登陆交战地区执行综合性任务，这标志着日本军事力量的任务由纯粹自我防卫转向在国际社会谋求更大作用。
这一系列事件说明了美国对日本外交政策的绝对影响力，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将为日本成为不是一味追随美国路线的地缘政治伙伴打下基础。如果日本决定摆脱和平宪法，强化本国的军事力量（就像日本一些政界人士鼓吹的那样），从长期来看，这将对美国造成不良影响。问题的关键是，美国政府仅仅希望日本拥有一定的自卫力量，以便在一个可能“充满危险”的地区为美国提供代理部队，未必愿意看到一个美国在二战时期曾经面对过的，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充满力量、野心勃勃的国家。“美日同盟”在最近的深化和演变就包含了美国人的全部算计和担心，那就是美国在利用日本军事力量为美国全球战略目标服务的同时，决不会放松对日本军队的控制，以免日本寻求真正的政治独立。
四处冲撞，方向迷离
日本的这种尴尬地位在争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在表面上，美国支持日本成为新的常任理事国，但它却并不支持日本成为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就会给日本太多的政治自主权，并且由此带来一系列军事和外交政策上的独立性。那时美国决策者也很有可能会吃惊地看到，一旦日本不再依赖于美国的保护和听从美国的意见，日本会毫不犹豫地制定自己的行动计划，追求本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而一旦日本在东亚地区采取独立行动，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和经济利益将会受到极大影响。
从美国的根本利益看，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保持持久的稳定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也是美国慎重处理朝核与台海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处理东亚事务中，历届美国政府都善于把握“亚太各国相处和谐但又相互牵制”的分而治之哲学的精髓，他们希望看到的是日本与中国的不即不离的关系，是随时有矛盾但不至于发生美国不得不卷入的激烈的冲突。美国人秉承的完全是均势大师梅特涅的政治哲学，“如果分别与中日两国保持比它们之间更良好的关系，那么中日之间的矛盾就能够更好地为我所用。”
日本从十九世纪后半叶参与国际关系和大国外交以来，有两个阶段得到了快速发展。一个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二十年；另一个是冷战中的半个世纪。在前者，当时日本借助英日同盟，利用英国的全球制海权，保证了能源和原材料的输入以及制成品的输出以及在东亚地区扮演了地区强国的角色。在后者，则是在冷战中，美国的军事保护伞成就了日本的经济奇迹，并成为了一个有世界影响的经济大国。作为资源贫乏的岛国，日本只有与掌握全球制海权的霸主结盟才能获得全面发展。现在，美国外交战略格局最理想的设计是，隔着大西洋与英国，隔着太平洋与日本建立牢固同盟，以势力均衡来应对欧亚大棋局以及旧大陆强权对美国霸权的挑战。日本目前正在尽全力成为“亚洲的英国”，其决策依据也是基于这些历史经验和利害关系。
历史证明，在结盟过程中，日本往往是被动地获取利益，现实同样如此。对于美日同盟在未来的演变，日本目前并没有明确的规划，何况即便是日本规划了也不会产生大的作用，毕竟决定权掌握在美国的手中。纵观战后历史，日本对美国军事存在和政治领导的感受如同当年法国统治下的比利时人一样，“解放与默从的希望交织在一起”，并不会主动寻求改变这种统治模式（事实上也不可能改变）。饶有意味的是，美国人似乎也并不介意日本继续背负着历史的包袱，被亚洲各国所嫌恶，在他们看来，“日本的历史包袱仍然像一只800磅重的大猩猩站在会谈举行的房间内”，背着这样一只大猩猩，是很难改善政治形象，达到大国的境界的，也将难以获得充分发展的良好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空间，而这恰恰就是美国对日本国家地位的终极设计。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