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主义的外交战略

戴高乐主义的外交战略

                                                                   李寒秋

    本文首发于传统媒体《世界军事》2007年第6期，有删改。互联网上转载请保留此条目，传统媒体转载请与该杂志和联系。

二战结束后，皇帝拉下马，自己落身剐，德国终于把英法两个尸居余气的老大帝国赶下了统治世界的宝座，但本身也被美苏英法四国占领和分裂。西欧列强联合统治世界的格局在维持了两百多年后，彻底被美苏两极统治世界的格局取代。整个西欧已经沉沦，而法国似乎沉沦得更加厉害——她的民选政府在战争中曾经被打垮而投降，她的殖民帝国在战后民族独立的浪潮中已经岌岌可危，即便在盟国的帮助下侥幸胜利了，她的种种制度性痼疾还是看不到治愈的时候。亲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对法国外交和内政弱点了如指掌的戴高乐将军，对这一点早就是心知肚明。虽然在战争期间，戴高乐领导的“战斗法国”组织不得不仰仗英美的支持，难以推行独立的大国外交政策。但是作为一个在青年时代就立志“继承这个（法兰西）民族昨天的遗产，保护今天的利益，又要给她带来明天的希望”[1]的伟大战略家，戴高乐秉承了法国外交传统中强烈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风格，决心知难而上，以弱抗强，尽最大的努力维护法国的大国地位与实现法国的“天定命运”。

由于美国的战时总统罗斯福是那种玩弄美国式选举政治登峰造极的“民主”政客，对戴高乐那种如圣女贞德和波拿巴将军般的传奇性“独裁”领袖怀有极其强烈的政治偏见，认为戴高乐未经法国人民的选举授权，无权代表法国的利益。又因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在二战初期的迅速溃败和对纳粹德国屈膝投降，罗斯福根本不愿意承认法国的大国地位，打算在战后把法国作为一个二等国家甚至是附庸国家来对待，一度还有过占领和肢解法国本土的计划。主要由于罗斯福的反对，法国被排斥于安排战后世界命运的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之外，对战后世界大势的规划毫无置喙的余地。因此，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期间，戴高乐就不得不借助苏联的力量来维持法国的大国地位了。1944年12月，作为法国临时政府首脑的戴高乐访问了莫斯科。戴高乐莫斯科之行最大的收获是签订了《法苏互助同盟条约》，这一条约提高了法国和戴高乐本人的地位，这也是戴高乐第二次领导法国后，建立法苏特殊关系的重要因素。

尽管戴高乐心比天高，但形势比人强。战后的法国千疮百孔，百废待兴，法国不得不依靠美国援助才能复兴经济和在印度支那进行殖民战争，法国统治集团无力推行独立自主的大国外交政策，更无力对导致法国在战争中彻底溃败的第三共和国体制进行改革。在这种大势下，强烈反美和反传统政党政治的戴高乐不得不辞去临时政府总理的职务，隐居乡间长达十二年之久。直到在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引发的全国性危机中，戴高乐顺天应人，再次出山执政，拯救法国，并开始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大展宏图。

法德和解与全方位独立外交

对于战后的法德关系，戴高乐早有惊人之思。当二战的最后关头，德国败局已定时，纳粹德国领袖之一希姆莱非正式地给戴高乐寄来一份建议书——“您胜利了，戴高乐将军！如果人们知道您是怎样开始的，那么人们就应该向您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但是，您现在应该怎样办呢？依靠盎格鲁·撒克逊人吗？他们将会把您当作他们的仆从，还会使您受辱。您要和苏联合作吗?他们将会把自己的法律强加给法国，还会清理您本人。……唯一能使贵国走向光荣和独立道路的，就是和战败的德国取得谅解。……如果您克制复仇的思想，抓住今天历史所提供给您的良好机会，您将成为永垂青史的最伟大的人物。”[2]戴高乐在其回忆录中承认，这一建议对他在日后决定推行法德和解政策时具有重大影响。

虽然在二战结束后盟国商议处置德国时，戴高乐曾经力图仿照均势外交创始人，十七世纪的法国红衣主教黎塞留首相的故技促使德国永久分裂为几个小国，但遭到了美国和英国的强烈反对，法国的自身实力也不足以强行推行这一主张，因此戴高乐不得不放弃这一传统的法国外交梦想。当戴高乐东山再起时，西德已经建立起来，戴高乐要使法国重建辉煌，在西欧地区发挥领导作用，就必须明智现实地处理德国问题。戴高乐充分意识到了托管或肢解德国的设想已成过去，在冷战格局中，法国只有面对现实。战后欧洲大陆各国积极谋求欧洲统一，这就为戴高乐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战略选择，那就是利用欧洲统一的框架来制约西德。1963年，法德两国在巴黎签订了法德合作条约，从此开始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巴黎——波恩轴心”时代。法国凭借着优越的政治地位和军事实力，获得了西德的支持，从而实现了法国当骑士，西德当战马的两厢情愿的结局。

法德和解，为戴高乐开展全方位的独立外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深刻地指出，戴高乐之所以能够摆脱1871年普法战争以来的外交困境，推行独立的外交政策，是因为法国第一次没有处在外交斗争尤其是法德斗争的最前线。在美苏两极对立的格局下，法国昔日最大的外交对手德国被占领，被分裂，成为了军事斗争的最前线，丧失了向法国挑战的资格，法国不再事事受制于法德竞争。当时能够真正威胁法国国家安全的只有苏联，而抗衡苏联的战略压力事实上基本是由美国承担的。而美国则是从大西洋两岸联盟团结抗苏的角度来威胁法国的独立和大国地位，来自美国的压力需要两个方面来缓解，那就是与西德的全面和解和外交协调，另一个就是与苏联（以及中国）的战略接近。戴高乐的如意算盘是——玩弄平衡，使美苏互相牵制；与美国结盟以反对苏联扩张；建立法苏特殊关系以获得对美国独立的资本；借美苏的力量来维持两德的分裂和压服西德；缔造法德轴心以联合西欧，排斥英国，抗衡美苏；必要时接近英国以制约西德；与新中国建交以完善法国的全球布局，这些外交战略环环相扣，互相牵制。这种“在空中同时玩八个球”的外交才能堪媲美均势外交大师俾斯麦，而法国与所有的重要国家都保持密切联系的优越外交地位又令同时代的东方巨人毛泽东羡慕不已。

独立核力量与“外交原子弹”

在核武器时代，是否拥有独立核力量是大国地位的标志。戴高乐认为没有独立的核力量，法国“将不再是一个欧洲的强国，不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只是一个被一体化了的卫星国。” 戴高乐认为，由于苏联与美国一样拥有巨大的核武库，美苏之间出现了恐怖的核平衡，美国不可能为了西欧而对苏联使用核武器，更不能设想美苏之间会为了西欧而互相摧毁对方。“既然保护作用令人怀疑，为什么还要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保护者呢？”

如果西欧盟国因为害怕苏联的核威胁而依赖于美国的核保护，那么必然会导致美国全面掌握西欧盟国，控制盟国的防务、政治甚至领土的结果，西欧国家将彻底沦为美国的附庸。这是把民族独立看得高于一切的戴高乐所绝对不能接受的。戴高乐认为，法国有权在军事上追求独立自主的地位，那就是建设独立的、能有效打击苏联的核力量，掌握威慑敌人的现代化军事手段来实现自己的安全。建设独立核力量对法国来说利大于弊，一举多得——有助于法国对西德保持优越的军事地位，有助于法国抗衡英国争夺西欧领导权，有助于法国加强与苏联对话的资本，当然，在当时的情势下最重要的是有助于法国对美国获得外交独立，而美国对这一点是最为忌恨的。美国外交界当时就认为，戴高乐的原子弹“不是为了对付苏联，而是为了对付美国。”

当时的美国为了维持自身的优越地位，防止法国外交和军事战略脱离美国的控制，极力反对法国拥有独立核力量。1963年美国串通苏联和英国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为的是阻止法国和中国建设本国的独立核力量，保持美苏两国的核垄断地位（英国的核力量受制于美国，不具备完全的独立性）。法国和中国不约而同地拒绝在此条约上签字，这也为1964年中法两国建交奠定了一个良好的政治基础。无独有偶，1964年中法建交也被东西方媒体称为“外交原子弹”。

如同均势外交的创始人，红衣主教黎塞留首相与异教徒国家——信奉新教的瑞典和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土耳其建立联盟一样，戴高乐断然无视冷战时期僵硬的反共意识形态偏见与社会主义阵营的新中国建交，这一惊世骇俗的非常之举体现出了戴高乐外交战略深厚的历史积淀和非凡的战略眼光。在同新中国建交后，法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同时与美国、苏联和新中国进行战略对话的国家，极大地提高了法国的外交地位。戴高乐精明地利用了中苏分裂和中美对立的外交形势，把中国当成了抗拒美国压力的潜在同盟军，同时又暗含了利用中苏矛盾制约苏联的用意。在法国与中国建交后，深受戴高乐影响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接受了戴高乐的建议，“你现在承认中国比将来中国强大起来被迫承认它比较好”，从而又导致了中美建交的全球外交格局巨变。尼克松一再称颂戴高乐胸怀世界战略全局，这对戴高乐来说是恰如其分的评价。

法苏特殊关系与缓和政策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戴高乐积极推动对苏和解，缔造法苏特殊关系并不是偶然之举。早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戴高乐就同苏联进行了积极的外交接触，争取了苏联领袖斯大林承认其代表法国利益的合法性，以增强抗衡美国排斥和压力的资本。在1944年访苏期间，戴高乐事实上承认了苏联对东欧各国的改造和占领（事实上反对也没有用，势力范围的划分是由军力所及决定的），以换取苏联不反对法国继续保有非洲殖民帝国。就当时的形势而言，苏联红军不可能达到非洲，斯大林乐得顺水推舟，慷他人之慨。作为一个彻底现实主义的外交大师，斯大林对那些高深莫测、动辄宣扬主义和原则“外交代数”一贯不感兴趣，对这种加加减减，你来我往的“外交算术”倒是驾轻就熟。虽然戴高乐与斯大林的政治信仰有天渊之别，但在外交策略上倒是道不同而共谋之。

第二次掌权后，戴高乐便积极推行对东方“缓和、谅解与合作”的政策，1960年邀请了苏联领袖赫鲁晓夫访法，初步改善了两国的关系。1966年戴高乐访问苏联后，两国签订了贸易、文化协定；空间探索和科技合作协定；宣布成立了法苏混合委员会，负责定期研究在执行贸易、经济和科技协定中的实际问题，而且如同克里姆林宫与白宫间的热线一样，建立了克里姆林宫和爱丽舍宫之间直接通话的“热线”，如此广泛的合作是苏联与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不曾有过的。而且戴高乐充分利用了法国与波兰、捷克和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的传统友好关系，积极推行缓和政策。戴高乐的东方政策不仅使法国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得益良多，而且在经济上获得了相当多的实惠。在苏东剧变前，法国一直与苏联保持了高级别的政治对话渠道，法国是苏联和东欧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债权国，法国和苏联在航天等高科技领域的合作也卓有成效。

戴高乐访苏的时机选择也别有用心，他决定在法国宣布退出北大西洋公约军事一体化组织三个月后访问苏联，充分利用了此举在外交上造成的冲击波效应。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让那些短视的外交对手手足无措。这种纯粹按照地缘政治原理和赤裸裸的外交利害关系不顾意识形态差异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在冷战期间被西方那些僵硬的意识形态分子视为对所谓的大西洋联盟的背叛。戴高乐以对东方外交的突破加强了法国对美抗争的资本，可以说，作为一个中等强国，法国最大限度地在两个超级大国的矛盾中争取到了外交活动空间，起到了“拿二等票，坐头等舱”的效果。

作为二十世纪的均势外交大师，戴高乐拒绝把法国当成赌注押在庄家美国身上，他宁愿法国成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纽带，在两极之间长袖善舞，收放自如。戴高乐目光远大，从未将本国的外交战略局限于雅尔塔体制美苏对抗或者共管的格局，也不认为欧洲和世界的事态发展会一成不变。他一直呼吁建立“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他认为，“要使欧洲成其为欧洲，必须有重大的变化，首先，苏联不复是现在这样的苏联，而成为俄国。……再说，若干年以后，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当时的东西方外交界多认为戴高乐是痴人说梦，可是三十多年后的苏东剧变，印证了戴高乐的历史预见。这一历史预见有力地阐释了戴高乐外交战略的本质，他的外交政策不是为了应付“当天报纸的大标题新闻及瞬间的压力”，而是“服务于一种历史性的高瞻远瞩。”[3]

现实主义、大局观与平衡感

戴高乐决不是如盎格鲁·萨克逊人所宣传的那样，是一个心胸狭窄，睚眦必报的小人，因为罗斯福对他的刻薄便疯狂反美。如同现实主义外交大师黎塞留和俾斯麦一样，戴高乐具有极佳的大局观和平衡感。他挑战强权，推行自主外交政策的同时又懂得适可而止，脚踩两只船而丝毫不觉得有何不妥。戴高乐在访苏期间，曾经由衷地对勃烈日涅夫表示，“有你们帮助我们抵抗美国的压力，我们很高兴。”但是他发现苏联领袖趾高气扬时，便话锋一转，“当然我们也很高兴有美国来帮助我们抵抗苏联的压力。” 如此之直白坦率，堪与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的名言，“大英帝国没有永恒不变的朋友，也没有永恒不变的敌人，只有永恒不变的利益”相提并论。

第二次掌权后，戴高乐在全球向美国的霸权挑战，向其他国家推销有别于美苏两种模式的第三条道路，并且一贯在美苏对立中左右逢源。美国是法国的盟友，还是事实上的保护者，两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也属同一阵营。但是美国的过度保护窒息了法国的独立性和创造性，不符合法国长期以来所扮演的伟大角色，因此戴高乐对美国采取既联盟又独立的双重政策——既坦然接受美国的军事保护，又在事关法国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寸步不让。戴高乐对苏联推行缓和政策，又对苏联的扩张主义保持高度警惕，防止西方联盟在苏联的武力恫吓下崩溃。当苏联采取攻势，对美国进行摊牌威胁，如柏林危机和古巴危机的时候，戴高乐一反常态地坚决支持美国，这一点很让那些教条主义美国外交智囊们很是意外。这是因为戴高乐的反美是有限度的，那就是以不打破西方国家的联盟为限，苏联的过度扩张打破了美苏平衡，将危及法国的利益，法国必须站在美国一边恢复外交格局的平衡。

戴高乐推行对美独立的外交政策也有其内在的节奏感，而不是一味地任性蛮干。1960 年法国原子弹试爆成功，1962年阿尔及利亚问题解决，摆脱了殖民战争包袱，法国的国家地位进一步提高，外交行动自由进一步得到保障，于是戴高乐按部就班地推行独立抗美独立外交政策——1963 年 6月，法国政府宣布法国大西洋舰队在战时不再“自动”归北约指挥，并收回对法国飞机中队的指挥权。1964年与中国建交，法国就在同一年撤回了在北约海军司令部任职的军官。1965年5 月，法国拒绝参加北约军事演习。第二年，1966年戴高乐就访问了苏联，而且同年法国还决定退出北约军事委员会，最终只留下一个联络使团。戴高乐的外交战略严格地遵循了十七世纪均势外交大师黎塞留“手段必须配合目的”的政治教导，因此每次都能以小博大，事半功倍。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意识形态与内政都要为外交服务，

戴高乐将军还有句名言，“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国家利益，而不取决于意识形态。”在中苏两国还在高唱中苏联盟牢不可破时，他早就指出，由于地缘政治的矛盾，中苏必将各自追求本国的国家利益而分道扬镳。作为一个在普法战争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成长起来的老派军人，他如同俾斯麦一样，对意识形态采取完全实用主义的态度，将意识形态也视为外交棋局中的一股势力，可以加以利用来实现本国的国家利益。第二次掌权后的戴高乐，每年都要唱响“社会各阶层合作和参与政策”的高调，按照他自己的解释，就是要搞戴高乐牌的“共产主义”。根据戴高乐老奸巨滑的本性，实际上就是要一石三鸟，内外通吃——进一步淡化和苏联的意识形态分歧，以免意识形态干扰“永恒的俄国和永恒的法国之间的联盟关系”；进一步拉开与“野蛮的美国资本主义”的距离，走第三条道路，弱化来自大西洋彼岸的意识形态控制，防止国内的那些亲美大西洋主义者蠢蠢欲动；与国内的老对手共产党人抢招牌、人气和地盘，进一步巩固推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所需要的内政基础。

戴高乐之所以能够如鱼得水地推行这种把意识形态玩弄于掌中的内政外交政策，其坚强的后盾便是他本人所缔造的，建立在第五共和国宪法基础上的第五共和国体制。这部戴高乐亲自制定的宪法是戴高乐对现代法国的最大贡献，就如同《拿破仑法典》是一代伟人拿破仑留给近代法国的最大遗产一样。在这部宪法中，把内政外交的大权集中在总统手中，改变了第三、第四共和国那种议会权力至上，内阁更迭频繁，国家权威缺乏，内政外交政策一片混乱的可悲境地，确保了推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所需要的稳定的内政基础和坚强有力的决策中心。没有第五共和国宪法所保证的总统权威和权力，在法国国内争议甚多、阻力甚大的非殖民化政策就不可能推行下去。

非殖民化对于六十年代的世界来说是一个国际性的外交问题，但是对于法国尤其是法兰西殖民帝国来说首先是一个内政问题。虽然多亏戴高乐曾经和斯大林一起做过“外交算术”，苏联并没有认真援助阿尔及利亚等殖民地独立，但由于新中国领袖大力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独立斗争，第三世界也对阿尔及利亚人民深切同情，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无法长期维持下去，阿尔及利亚成为耗尽法国内政外交资源的黑洞。法国的经济发展长期遭受拖累，法国与中国迟迟不能建交，法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阿拉伯国家的关系非常紧张，美国也趁机煽风点火，打着反对殖民主义的幌子在非洲大陆试图对法国取而代之。

作为一个在十九世纪末期成长起来的老派军人，戴高乐对法兰西殖民帝国有着深厚的感情，法国在二战中正是凭借着殖民帝国才避免成为一个纯粹的被解放的国家而成为了一个“战胜国”，阿尔及利亚首府阿尔及尔尤其是“战斗法国”和“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所在地。由戴高乐这样的一个保守派军人和抗战领袖来完成战后以放弃阿尔及利亚为开始非殖民化的宏伟事业，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法国国内也有着反对放弃阿尔及利亚的强大势力，甚至以暗杀戴高乐来反对放弃阿尔及利亚。但是戴高乐将军从不把个人的喜怒因素甚至是个人的安危因素带入内政外交的决策中，一贯是从全球战略的高度来看待地方性的问题，从外交的角度来看待内政问题。

归根结底，戴高乐采取非殖民化政策就是为了放下殖民主义的包袱，轻装上阵，“用自由的头脑和自由的双手”，塑造法国的正面国际形象，营造对法国有利的天下大势。戴高乐在法属非洲殖民地独立后，推行了“合作”政策，法国与绝大多数新独立的国家都继续保持了密切的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关系。这些密切关系在持续至今的非洲—法国（欧洲）货币体系、法非首脑会议和法语国家联盟会议中，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在“合作”的旗帜下，与抗美政策相配合，法国成为了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代言人，经常谴责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粗暴干涉。短短数年，戴高乐便反客为主，攻守易形，完全当得上“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的赞誉。

戴高乐的外交战略为当代法国外交政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戴高乐将军离去以后，戴高乐主义的内政制度与外交政策在法国并没有人亡政息。戴高乐之后继任的蓬皮杜总统、德斯坦总统、密特朗总统、希拉克总统，不管属于哪一个党派，无不奉戴高乐主义的外交政策为圭臬，萧规曹随，亦步亦趋。并没有像美国人希望的那样，戴高乐主义的外交战略只是戴高乐个人一场的“威武雄壮的独角戏”。蓬皮杜总统指出，“任何一届法国政府都不可能制定一个和戴高乐将军不同的政策。它们可以用不同的形式来表达，但是，超不出这个政策的范围。”而且戴高乐主义的影响超越了法国国界，在全世界尤其在西欧各国引发了推崇和模仿的潮流。戴高乐主义可以说是外交思潮和外交战略中的一棵常青树，在全球化和美国的单极霸权肆虐的今天，戴高乐主义的外交战略更加具有针锋相对的现实意义和普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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