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真的让数千百万丧生吗？
Joseph Ball着 张星戈 译
《批判与再造》
近二十五年来，一些极端过度估计据云是由毛泽东造成的死亡数字，严重损害了毛泽东的声誉。毛泽东终其一生高度受人尊敬的是，他的社会主义政策增加了中国人民的福祉，大大降低了中国贫穷与饥饿的水平，并提供免费的医疗照顾与教育。毛的理论也大大鼓舞了全世界对抗帝国主义的人们。这或可解释何以右派对他视如寇仇。随着近年毛派运动的声势在印度及尼泊尔的明显增长，以及毛派运动对世界其它地区的持续影响，右派很有可能变本加厉地敌视、诋毁毛泽东。
大多数诋毁毛泽东声誉的做法，都集中在攻击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本文主要关注的正是这段时期。1950年代中国农民就已经开始了合作社式的耕作，到“大跃进”时期，他们加入了由数千人或数万人组成的大型公社，从事大规模的灌溉计划，以提高农业生产力。毛的计划就是要大幅增加农业及工业的生产。有人说，这些政策导致了1959到1961年的饥荒（虽然有些人认为饥荒始自1958年）。用来解释饥荒的理由形形色色，诸如政府征购粮食过多，或公社食堂让农民放开肚皮吃饭，造成浪费等等，也有人声称，农民顾着搞灌溉工程或忙着搞有名的“后院炼钢炉”（乡间建造的小型炼钢炉），而怠忽农耕。
毛泽东承认这段期间的确出了问题，但他把绝大多数的困难归咎于恶劣的气候和自然灾害，他承认也有他该负责的政策失误。
毛死后，中国官方发布的资料意指，有一千六百五十万人死于“大跃进”。这些数据是在邓小平政府发动批判“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运动期间发布的。然而，这些数据怎么得来的，又怎么保留了二十年之久才公诸于众，却疑云重重，也就无从公正地确认这些数据可靠。美国研究者结合中国的证据与他们自己由中国1953年和1964年的人口普查数据的推估，将死亡数字加大到约三千万。不久之前，张戎和哈利迪（Jon Halliday）在他们的“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Mao: The Unknown Story）一书中说，有七千万人被毛杀害，包括“大跃进”时期的三千八百万人。
西方研究这个主题，往往对这段时期采取十分偏颇的态度，好像被来源可疑的大量死亡数字所催眠。他们只注意政策的失当，从而可能大大夸大了政策失当所造成的损害。他们一直无法了解，“大跃进”的一些政策，初期的混乱一过之后，实际上是有利于中国人民的。
美国政府从二战后至今一直在协助反毛泽东思想的学者（也涵括反共学者）。例如，1960年代主编《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的老牌毛泽东思想史学家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译按：着有《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该书已译成中文，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发行〕。该杂志所刊登未经证实的大量饿死的数字，至今一直被人引用。后来，这份刊物从CIA的外围组织拿钱的证据曝了光，前些时候麦克法夸尔在写给《伦敦书评》（The London Review of Books）的信中对此坦承不讳（他说，他在编《中国季刊》时，不知道这钱来自CIA）。
有些学者虽提供实质的证据，例如贝克尔（Jasper Becker）写“大跃进”的名著《饿鬼》（Hungry Ghosts）引用了目击者的说法，却没提供足够的旁证加以证实。张戎和哈利迪引证的有关“大跃进”的重要文件数据，一望即知是以误导的方式呈现的。
邓小平政权提供的数据说，有数百万人死于“大跃进”时期，是不可靠的。农民的证词驳斥了所谓毛要为此时期确实发生的死亡人数负主要责任的说法。
美国人口学家向来想用得自中国官方的死亡数据，以及其它人口统计数据，证明一项假设，认为“大跃进”期间有“大量死亡人数”（也就是说，“史上最大饥荒”或“史上最大饥荒之一”发生在“大跃进”期间），但其证据间缺乏一致性，且证据来源整个疑点重重，削弱了“大量死亡人数”这项假设。
关于“大跃进”较为可能的事实
“毛泽东该为种族屠杀负责”的看法，一直被用来作为蔑视中国人民在毛统治期间所获得的一切成果的起点。然而甚至像贝妮斯特（Judith Banister）这种为“大量死亡人数”假设力辩的人口学家，也不得不承认毛时代的诸项成就。她写道，中国在1973至1975年间，平均寿命高于非洲、中东、南亚及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注1）1981年她与人合写一篇文章说，就减少死亡人数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可称“超级成就者”，从1949年共产党开始统治以来，平均寿命每年增加将近一岁半（注2），由1949年的35岁增加到1970年代毛统治结束时的65岁。（注3）
读一读现代许多评论毛统治的中国的作家（注4），你会以为，毛的农业及工业政策导致绝对的经济灾难，甚至比较有节制的评论家，如经济学家诺兰（Peter Nolan）（注5）都声言，革命后中国的生活水平要到邓小平掌权才有所提升。固然，生活水平提高并非平均寿命增加的唯一理由，但若说在毛时代平均寿命能增加这么多，而生活水平却没提高则是很荒唐的。
例如，许多学者读了邓小平在毛死后发布的数据，就声称整个毛治时代，每人平均粮食产量没有增加（注6）。但是这样的统计数字，又怎么可能与同一批所引用的平均寿命的数据协调一致呢？除此之外，这些数字也与其它数据相互抵触；后毛时代的中国农业部前法政局长郭书田（Guo Shutian）（译音），对邓小平改革前中国农业的整体表现，提出了非常不同的看法。确实，他写到，由于“自然灾害与工作失误”，1949到1978年间，农业产量有五年是减少的，可是他也说，1949─ 1978年期间，播种谷粮的土地，每公顷平均产量增加145.9%，而粮食总生产量上升了169.6%，同时中国人口则增加77.7%；依此算来，中国每人平均粮食产量，在这段时期，从204公斤增长到328公斤。（注7）就算依据邓小平政权所发布的数字，工业生产也从1952年到1976年每年增加11.2%（所谓的文革浩劫期间还每年增加10%）；1952年工业产品占全国总产值的36%，到1975年，工业产品则占72%，农业产品占28%。十分明显，毛被误认为祸害深重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为后毛时代快速（却既不平等又不均衡的）经济发展铺好了坦途。（注8）
我们很有理由认为，“大跃进”的各项政策在经过初期的混乱后，实际上对支撑中国整体的经济增长颇有贡献。中国得运用自己的资源发展，不能再利用由苏联输入的大量机械设备与科技知识，这点在1950年代末已明显可见。
1950年代晚期，中国与苏联渐渐分道扬镳，这有一部分是因斯大林死后发生的意识形态争论。斯大林与毛泽东有许多不同，尤其毛认为斯大林不信任农民，而且过度强调重工业的发展。不过，毛认为赫鲁晓夫利用谴责斯大林主义，掩护他在苏联逐步背离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实践。
两国分裂也因为赫鲁晓夫总爱将苏联自己的做法强加于盟国身上。赫鲁晓夫不依照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精神行事，反而把经济较不发达的国家当成附庸国。对中国这样曾为摆脱外国支配而艰苦奋战的国家，绝无法接受这种主从关系。毛即使想，也不可能说服人民。
1960年两国冲突达到了顶峰。苏联过去曾经为中国的工业化计划提供大量协助，此时则撤走所有苏联的技术顾问，并随身带走正计划建造的各类工厂蓝图。
毛从一开始就清楚表明，“大跃进”的各项政策是关于中国要发展更独立自主的经济的政策。中国不依赖苏联，就得改采农业与工业并举的计划。毛这么做就是要集中中国丰富的劳动力与人民的热情，运用这些资源可补资本与先进科技之不足。
虽然“大跃进”出现了问题与转折，持平而论，它对农业的继续发展有很重要的作用。每当欠收期过后，蓄水与灌溉的措施使农业产量可以持续增加，也帮助农村抗旱防洪。梯田的开辟更有助于逐渐扩大耕地。（注9）
工业发展在“两条腿走路”的口号下推行，意思是指中、小规模的乡村工业与重工业齐头并进。炼钢炉以外，许多别的车间及工厂也在乡间设立，旨在使乡村工业满足当地人民的需求。乡村车间支持了公社使农业耕作方法现代化的努力，它们很有效地供给了公社肥料、工具、其它农业装备和蓄水计划所需的水泥。（注10）
比起苏联日益僵化而集权的经济体制，“大跃进”是不循旧套的伟大创举。一般情况下，像水泥、肥料等，均会在离有需求的乡村地区很远的都市大工厂生产。穷国家很难获得必要的资金与机械设备，用最现代的技术来生产这类产品。一旦这类产品生产出来，也必须要有连接都市到乡镇的道路来运输，这些基础建设本身牵涉到很大的支出，许多较穷的国家遭遇这类问题，结果不是发展很慢，就是根本没有发展。
“大跃进”时期建立的农村工业，采用劳力密集而非资本密集的方法。在满足地方需求时，农村工业并不依靠所费不赀的全国铁、公路建设，来运输制成品。
事实上，经过初期遭遇的问题后，“大跃进”这些被以为乱无章法的政策，配套得相当好。地方的水泥生产让蓄水的规划得以进行。更大范围的灌溉使肥料可以更大范围地施放，而这些肥料又由地方工厂提供。农业生产力提高会释出更多农业劳动力给工业制造部门，有助国家的全面发展。（注11）这个发展途径常被引述为毛泽东对分工与区域生产专业化等等的经济效益无知的例子。然而从毛的政策对人的福祉和经济发展所显示的积极效果来看，这是中国正确的途径。
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时期，并不是只有农业及小规模的农村工业获得增长，重工业也大幅增长。像“大跃进”时期建立的大庆油田就大大推进了重工业的发展。一片盛产的油田在中国被开发出来（ 注12）。这是1960年之后利用本国技术发展出来的，而不是靠苏联或欧洲的技术。（精确地说，工人藉助地底的压力来抽取石油，而不像一般油田，靠建造大量的钻井平台）。
有关产量数字的争论掩盖了一项事实，即“大跃进”对改变中国人思考方式的影响不下于对工业生产的影响。所谓“后院炼钢炉”是农民设法生产钢铁的小型土法炼钢炉，因生产低质量钢铁而恶名在外，但是这些炼钢炉替中国工业生产了钢铁，也同样程度地教给了农民一些工业生产的方式。应该记得，毛最常谈到的跃进，不是生产数量的跃进，而是人民意识与认知的跃进。错误犯了，而人民一旦知道了“跃进”的某些结果令人失望，许多人必然大为沮丧。但中国经济往后几年的成就却证明，并非所有的教训全都白费。
大跃进与实质的证据
当然，要建立这样的看法，等于要对抗西方认为“大跃进”可列为世界史上的大灾难的主流观点。然而西方观点的根据又何在？那些相信“大量死亡人数”论点的人可以证明其论点的一种方法就是，找来可信的实质证据，诸如见证人或文件数据等。然而，确切存在的实质证据并不令人信服。
中国史的学者李斯金（Carl Riskin）相信有非常严重的饥荒发生，但他说：“总的看来，饥饿与困乏的各种迹象，尚未趋进可与其它大量饿死的饥荒比拟（如果不是同等规模）的实质证据，包括中国早年的饥荒。”他指出，许多当代西方提出的证据，来自右派没什么说服力的数据，往往该大打折扣。他考虑到，中国政府的压制政策是否让饥荒资料无法外传？不过他说，“这样的解释是否充分，仍很可疑，此处还存有难解之谜。”（ 注13）
像麦克法夸尔、贝克尔和张戎这些，当然认定他们所见到的证据证明了大量饿死的论点，他们论述这些问题的主要著作也的确引用资料来证明，但仍不足以厘清何以他们在书中相信这些资料是真实可信的？
因而，这些学者所提出的说明何以在西方该被视为确凿的事实？仍是待解的问题。格林（ Felix Greene ）在他1965年那本谈中国的名著《无知的帷幕》（A Curtain of Ignorance）中说，1960年他走遍严格实施粮食配给的中国，却没看见大量挨饿的事，他也引述一些亲眼见证的人相同样的说法。事实上有可能某些地方真的发生饥荒，但是格林的观察显示，饥荒并非全国性的现象，没大到如贝克尔及其它人所暗示的大灾难的地步。大量民众挨饿并未发生在格林所到过的地方，不过饥荒也许曾发生在其它地方。请问何以贝克尔这类人的说法就那么轻易被相信，而格林本人及他所引述其它人的说法就被打折扣？当然，有人可能会提出格林对毛政权的同情，来解释这个问题，并可能指他为了政治目的扭曲事实。但是麦克法夸尔、贝克尔和张戎这些人对“大跃进”也有他们自己的视角，请问可有人认真怀疑这些不是相当坚定的反共人士？
在处理数据来源的证实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弄清讨论有关“大跃进”这些议题的背景。共产主义是个招致强大反对的运动，西方国家发动炮火密集的反共宣传战。共产党政府掌权后，剥夺了大量人数的资本与土地，横跨欧亚大片地区的地主及商人阶级被夺走了社会权势与地位，难怪招致极大愤恨。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出生在这些国家，至今仍有诋毁共产主义的动机。我们对这些写共产统治时代的人，要求他们花功夫求证以确保资料来源是报导事实，而非提供已经被反共偏见所扭曲或偏颇的证言，其实并不偏执。
除此之外，美国政府的确有兴趣提出对中国共产主义和全世界共产主义的负面宣传。司空见惯的是，这种求证的讨论往往被贬为“阴谋论”置之不顾，而有关真相的证据也未获广泛讨论。
不过美国公然力图诋毁共产主义乃是斑斑可考，美国情报机关常想方设法与那些出书讨论共产政权的人连系。千万不要以为这些他们想联系的人仅仅是文化打手，付了钱就可以搅和出廉价的耸动故事，绝非如此。例如，1960年代《中国季刊》所注销的许多文章，至今仍经常被引用来证明中国的生活状况，以及中国政府政策的成功或失败。该刊1962年一篇由艾索普（Joseph Alsop）所写的文章声称，毛试图藉饥饿扫除全国三分之一人口，以促成他的经济计划！这篇文章之后被非常认真地引用在许多讨论这个主题的著作中（例如下面要讨论的《中国的饥荒》这篇文章），作为“有大量死亡人数”这项假设的当代证据。
《中国季刊》的编辑是麦克法夸尔，他写了许多论述中国共产党政府的重要著作。麦克法夸尔所编的《剑桥中国史》（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第十四册涵盖1949到1965年这段时期。他还写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其中有一册讨论1956与1957年的事件，也有一册讨论“大跃进”，提出“大量人口死亡”的说法。他也编了一本《毛泽东的秘密谈话》。《中国季刊》内页明载，该刊由代表“文化自由委员会”（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CCF】）的“信息公报有限公司”（Information Bulletin Ltd）出版。1967年5月13日“文化自由委员会”，在遭《壁垒》（Ramparts）杂志揭发之后，发布新闻稿承认，该委员会由 CIA提供资金。（注16）
麦克法夸尔被我问到时说：
我受邀担任《中国季刊》（CQ）的创刊编辑时，他们对我说明，“文化自由委员会”的任务是，鼓励西方知识分子组成致力自由交换意见的学社。苏联想方设法吸引西方知识分子进入其各类外围组织，“文化自由委员会”旨在提供组织性的对抗。…关于资助刊物的事，我只被告知，“文化自由委员会”有广大的各方基金会支持，包括有名的“福特基金会”，而这些基金会中，“远野基金会”（Farfield Foundation）是CIA外围组织的事实则并未透露。
麦克法夸尔在2006年1月26日出版的《伦敦书评》中写道，“《中国季刊》在1960年创刊，当时我是编辑”，他又写说，“来自CIA的秘密款项（由“远野基金会”藉出版《中国季刊》、Encounter和许多其它杂志的“文化自由委员会”，转手）提供《中国季刊》部分的资金 － 我是直到1960年代末，事情公开披露后才知道的。”
问题还不仅止于像麦克法夸尔这种为“文化自由委员会”发行的期刊工作的人。据称其它杂志更经常从CIA接受资助，例如曾在CIA局长办公室工作的前任官员马切逖（Victor Marchetti）就写说，CIA成立“亚洲基金会”每年资助高达八百万美元，支持“各亚洲国家反共学者的工作，在全亚洲传布中国大陆、北越、北韩的负面形象。”（注17）
当然这问题不是黑白分明的。例如，麦克法夸尔就指陈，他容许来自政治光谱上各界的百家观点在他的期刊上鸣放，并辩说，即使他拒登艾索普的文章，别家也会登，而他也刊登了反驳艾索普论点的回应稿。
这也许是真的，但麦克法夸尔这类人所刊登的是CIA一般乐见的那类东西（否则CIA何以会给钱支持？），且重点在于这些人拥有西方国家的资金来源，而其它持不同观点的人却没有。
最近这几年，一些新一代的发表了据称是亲眼目击或文件的证据，来证明“大量人口死亡”论点。主要问题还是在如何证实资料来源，这些在本文所引述的著作中，并没有提出足够的证据显示其来源确凿。
贝克尔在他论述“大跃进”的《饿鬼》一书中，引用一大堆证据说，中国在“大跃进”期间有大量人民饿死和人吃人现象。应该注意的是，这些证据只在1990年代才出现。当然那些更耸人听闻的食人故事，没有被“大跃进”期间实际出现的任何证据证实，其实许多年后也没有这样的证据。许多贝克尔所引用的大量人民饿死及人吃人的说法，是来自一份600页的文件《乡间三十年》（Thirty Years in the Countryside），贝克尔说那是1989年由中国走私出来的秘密官方文件。他写道，《饿鬼》的资料来源包括1989年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偷运出来的文件。对此读者有必要被告知，何以那些明显是异议份子的人在镇压期间逃离国门，却能偷运出有关30年前事件的官方文件？
贝克尔本来也应该更全面的探讨，为何他相信《乡间三十年》及其它文本是证实无误的。2001年他在《伦敦书评》中评论《天安门文件》，（注18）该书声称是党的内部文件，由一位异议份子偷运出国。据云那些文件显示了天安门广场屠杀期间党领导阶层的想法。在他的评论中，贝克尔很认真地论断，这些记录可能是赝品。那么同一个贝克尔就有必要在《饿鬼》中谈谈，何以他认为自己书中所引述的文件是真实的，却判定别人所走私的官方文件可能是不真实的？
同样，贝克尔还引述一份声称是中国解放军自1961年以降的内部期刊，作为“大跃进”期间众多不人道祸害的证据，这份杂志的报导的确提及有相当重大的灾难影响中国军队的士气。但这份期刊是真实的资料吗？它是1963年由美国国务院发布，收在“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 ）1996年出版的《中国红军政治》。根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注19）说，“它们（这些期刊）已经在美国手里有一段时间了，不过不会有人透露数据是如何获得的”。贝克尔和许多研究“大跃进”的引述了这些刊物，就有必要说明为什么他们认为这些资料是真实的。
贝克尔书中还用了“大跃进”时饥民的亲身说法。1990年代中期，他在中国大陆与香港访问了一些人，在西方国家也访问了华侨。他说他在中国大陆“很难得（如果有的话）被允许与农民畅谈”，当地官员在访谈前先“辅导”了农民，访谈时陪在一旁，有些问题还替他们回答。既然这些官员很有可能设法使证据偏向“大跃进”的非邓小平路线，那么告知读者书中哪些访谈是在这种情形下进行的，而哪些不是，当然就很重要。贝克尔在《饿鬼》中没这样做，全书他都没有向读者详细证明他所引用的说法真实可靠
有好几年的时间，批评毛的人认为《饿鬼》是本出色的著作。但是《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2005年在西方出版，且被极力促销。书中的说辞甚至比贝克尔更加极端。该书把七千万人的死亡归咎给毛泽东，而其中三千八百万人说是应该死于“大跃进”。此书取材极为依赖一套非官方出版的毛泽东谈话记录与声明，据称是由毛的随员纪录，经不明的管道转至西方。常取用谈话记录中的材料，试图证明毛泽东的狂热和不恤人命。这批谈话记录在1980年代由美国的“中国研究资料中心”（Center of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CCRM】）赞助结集成册，供人研究，有些原文已经被翻译成英语，以《毛的秘密谈话录》(Mao』s Secret Speeches)之名出版。（注20）
契克（Timothy Cheek）在这部书中写了一篇论文，评估这些材料的可靠性。他写道：“这几册材料来自各类不同的路径，其精确出处无可考…”，他论说，有两个理由相信原文可能是真的，首先，“中国研究资料中心”（CCRM）所收到的部分原文，早先曾刊登在中国大陆的其它版本上；其次，在CCRM所收到的某一册材料中出现的内容，也在其它至少一册里出现。我无法明显看出，何以这两项事实足以作为有力证据，证实书中所有材料都是真实的？
也许更重要的是，张戎和哈利迪在叙述“大跃进”的章节里，用误导的方式，从谈话记录中断章取义。张戎声称，1958年毛泽东严加处置他所谓的“不受管制到处乱跑的人”。接着称，“以前饥民流往有粮食的地区逃荒的机会被堵死了”。但这段误以为毛抱怨人民“不受管制到处乱跑”的“秘密”谈话，根本与防止人民在国内流动无关。读完被断章引用的整段话，就可以明白，是在误导，毛其实意思如下：
【有人】从邯郸农业生产合作社开车到鞍山钢铁厂，不给铁就不肯走，每个地方都有很多人到处乱跑不管，这要完全禁止。【我们】各级必须井然有序，逐级上报 － 公社报告县，县报告地区，地区报告省 － 这就叫做社会主义秩序。（注21）（译按：这段话未找到原文，根据英文直译）
此处毛是在讲增产钢铁的运动，部分利用小规模的农村工业生产，有人未经授权到鞍山钢厂要铁，帮助他们合作社达到钢铁生产的配额。看来毛是在说，这种自行其是的方式是错的，他似乎在主张一种层级比较严明的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人民必须向上级申请完成生产目标所需的原料。很清楚，他并没有在这里主张全面禁止所有中国人在全国走动！
第二项严重误导的引述，出自讨论“大跃进”那一章的结尾处。首先张戎 和哈利迪写道，“我们现在可以打包票说毛当时准备牺牲多少人”。然后该段引了一些据云是毛说的，关于战争时期死多少中国人是可以接受的话作为例证，紧接着那一段劈头就说，“毛考虑的不仅是战争的情况”，然后引用毛在武昌会议中的谈话，“像这样子干法，要完成这些计划，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这一段话出现在该章的标题上，引用这段话的方式，彷佛毛在说，中国可能真的需要死一半人，来实现他增加工业生产的计划。然而从真正的谈话原文来看，毛很明显是用很夸张的说法在警告“大跃进”期间过度劳动与劲头过热的危险。毛是明白表示，他不要任何人死于他所推动的工业化。毛在这部分的讨论中谈到，要一举完成发展所有工业与农业主要项目的想法。被断章引述的全文如下：
“这样一来，我看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按：1955年），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安徽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注22）
几句话后，毛说，“明年三千万吨钢，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
全面检查张戎和哈利迪用以写书的资料是非常重要的，别处早有人提出这样的要求。克里斯托福（Nicholas D. Kristof）在《纽约时报》上评论此书时提出一些有趣的问题。他谈到毛的英文老师章含之（毛晚年曾尝试学英文），张戎和哈利迪说他们为写此书访问了章含之，可是章含之告诉她的朋友克里斯托福说，虽然她与两位见了面，但她不愿受访，也没提供他们什么材料。（注23）克里斯托福呼吁两位在网上公布他们的资料来源，以便让人公正评估。
邓小平反毛泽东遗产的运动
1960年代有一些人支持“大量死亡人数”的说法，但正如格林的《无知的帷幕》所指出的，反共人士在1950年代及1960年代早期，几乎每年都声称中国有大饥荒。而关于“大跃进”造成大量死亡的说法要到1980年代中国新领导阶层支持这种看法时，才真被当成一回事，也因此才让贝克尔及张戎之流的说法在西方获得采信。
1979年中国领导阶层开始抨击“大跃进”，邓发动批判“极左思想”的意识形态运动，指使官方报纸抨击毛的支持者（注24）。正如迈斯纳（M.Meissner）在对邓小平时代的研究中所说，“大批学者与理论家被布置任务，阐述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急性病的社会及意识形态根源。”（注25）
之所以要这样贬损“大跃进”，与后毛时代的权力斗争及反对重回1949年至1976年间的社会主义政策息息相关。1976年毛死后，华国锋掌权，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译按：即所谓“两个凡是”）的方针。1978年邓小平罢黜华国锋夺取领导权，极需为此作政治辩解。邓给毛的正式评价是“七分正确，三分错误”，但这不过是他有别于几位前任领导人，对历史及意识形态采取实用方法的一种方式。（邓实行市场导向政策，表示他其实相信毛大概八分是错误的。）
中国共产党极尽所能地宣传“大跃进”是极左政策造成的灾难。叶剑英在1979年的一次重要讲话中，谈到“大跃进”时期由左倾错误所造成的一些灾祸（注26）。1981年中国共产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学术界也加入抨击行列，1981年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刘真选择性地提出1954至1978年死亡率的数字，这些数字发表在公开的学术集会里，引起西方很大的注意。他公布的1958至1961年的数字表示，这段期间多死了一千六百五十万人（注27）。同时，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孙冶方公开提醒大家注意这些数字说，“大跃进”犯的错误“付出了高昂的血的代价”（注28）。
邓不单搞党内斗争，他还要藉推行资本主义或他所说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面倒转所有毛的正面成就。抨击“大跃进”有助于为扭转毛的“左”倾政策提供意识形态的辩解。邓在1980年代初期就解散了农业公社，这些农业公社在“大跃进”后就已经开始提供免费医疗及教育等福利措施，而公社解体就意味结束这些福利。Warren Wilson 学院助理教授韩东平在其关于“大跃进”的文章中，引述载于纽约中文报纸《世界日报》的一篇“幽默”报导说，河南省一位农夫付不起医药费治疗他染疾的睪丸，痛得引刀自宫，差点丢了性命（注29）。这类事件就是邓的农村“改革”的真正后遗效应。
常有人说，邓的农业改革改善了农民的福利。公社解散后的确带来五年的农业加速增产，但是接下来却是好几年人均粮食产量的下降（注30）。尽管粮食产量下降，西方评论者往往还是称解散公社在经济上是完全成功的。
事实上，解散农民公社是使农民生活陷入真正困境的肇因。邓借着鼓励中国统治阶级把“大跃进”说成害千百万人丧生的大灾难，得以发展一条使他在农村的倒退政策看起来合理的政治路线。
邓小平将饥民死亡归咎于毛泽东
邓要让自己的路线取得优势，不仅须证明1959至1961年间有大量人死亡，而且要证明这些死亡主要是错误政策造成的。“大跃进”后，中国政府官方对饥荒定的调子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这个调子被邓小平政权倒转了过来，1980年代他们宣称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但是假如真是毛的措施导致数百万农民死亡，农民肯定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然而证据却是他们并未把“大跃进”期间所发生的大部分问题归咎于毛。
毛死后好久，韩东平教授走访了山东及河南这两个在1959至1961年间受灾最严重的省份，他发觉受访的大部分农民，都宁取七分天灾，三分人祸的解释，而不是邓派的说法，也就是说，他们不认为在大跃进期间所受的苦难主要该怪罪毛（注31）。这并不表示没有发生可悲的错误。韩东平论及在农村公社推行的公共食堂。一开始这是很受农民欢迎的政策，事实上，1958年许多农民都说这辈子从没吃这么好过。问题是这种新的表面丰足造成对收割与消费粮食掉以轻心，人民似乎开始认定政府能保障粮食的供应，而他们自己则可以不必再为确保粮食来源操心。
以1950年代晚期中国的贫穷状况，这项错误注定要导致严重的问题，而共产党领导阶层本应该采取更迅速的步骤纠正这项错误。三年恶劣的自然灾害令情况更糟。受灾最深地区的个别公社成员想在作物收成之前（译按：指偷割青苗和未熟的庄稼），先据为己有，就破坏了公社的团结，这更使雪上加霜。不过，必须强调的是，农民自己并没有对韩东平说，建立公共食堂的错误是他们遭受饥荒的主要原因。倒是韩东平本人严厉批评毛“大跃进”期间的冒进政策所造成的结果，然而他自己也说：“我在山东、河南访问了许多工人与农民，从来没遇见一位农民或工人说毛不好的，我也和安徽【据说是饥荒最严重的地方－－】的一位学者谈过，他恰好是在乡下长大，一直在安徽做研究，他从未遇见一位说毛不好的农民，也从未遇见一位说邓【小平】好的农民。”（注32）
或许可以辩说，韩东平对毛至少有部分的支持，这可能会影响他对农民谈话的诠释，但是也要注意，他的两位祖父母都在“大跃进”期间死于与饥饿相关的疾病，而他对毛在这段期间的政策往往比他访问的农民更具批评的口吻。
大量死亡？人口统计的证据
农民在回想“大跃进”时对毛比较支持，这必然使人怀疑那些表示这段期间饿死数千万人的统计数据。西方学术界似乎一致确认这种证据，甚至连对它质疑的人，如李斯金，作结语时总坚称，所有“可取得的证据”都指出这段期间发生很高比例的饥荒。
事实上，肯定有来自许多资料的证据指出这段时期发生了一次饥荒，但关键的问题是，它是不是让三千万人丧生的饥荒？要是死了三千万人，那还真是史无前例。虽然我们常读到报纸这类头条：“非洲饥荒有数千万人面临饥饿”，却从未听说一次饥荒真有死数千万人的。例如1974至1975年间孟加拉国的饥荒，是该国史上极为悲惨的事件，孟加拉国官方发布的饿死人数是三万人（而当年全国总人口是七千六百万人），不过非官方资料估算饿死人数有十万人（注33）。相较之下，“大跃进”期间据称死三千万人，当年全国总人口估算在六亿六千万到六亿七千万之间，就比例来算，这就意味“大跃进”的死亡人数比孟加拉国饥荒高估的死亡人数还多了将近35倍！
所谓所有“可取得的证据”都证明大量死亡理论确实可信，是相当误导的说法。事实的真相是，所有说“大跃进”有数千万人死亡的估算，全依据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的死亡率数字，这些死亡率数字并未从这段时期的其它数据得到可靠的证实。
问题是，1940年至1982年的死亡率数据，像中国大部分人口统计资料一样，在1980年代初以前一直被中国政府认为是国家机密。我们将会看到，由于无法确定这些死亡率数据是如何收集来的，就严重削弱了该资料作为确凿证据的地位。直到1982年那年，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死亡率数据才公布出来（见表一）。
所称数据显示死亡率从1957年的每千人死亡10.8人，上升到1960年的每千人死亡25.4人，再掉到1961年的每千人死亡14.2人和1962年的每千人死亡10人，这些数字显然表示，由于1958年至1961的饥荒，多死了将近一千五百万人（注34）。
美国人口统计学者与中国统计数字
中国关于饥荒死亡人数的资料为一群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美国人口统计学者所引用，他们就是柯尔（Ansley Coale）、 艾德（John Aird ）和贝妮斯特，他们可以说是首先让“大量人口死亡”的假设在西方广为流传的三个人。柯尔在美国人口统计学界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1980年代他出版论述中国的书时任职于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成立的人口研究办公室（Office of Population Research）；艾德曾是美国人口普查局（U.S. Bureau Of The Census）研究中国的专家，1990年他写了一本书，由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出版，该所就是个推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机构，这本书叫做《屠杀无辜》（Slaughter of the Innocents），批评中国的一胎化政策；贝妮斯特也曾是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员工，她从该职告假写书，书中讨论到“大跃进”的死亡人数（注35），艾德读了该书的清样并提供建议。
贝妮斯特提出的数字明白表示“大跃进”时超量死亡三千万人，这几乎两倍于中国官方所明示的统计数字，她认为官方统计低估了总死亡人数，因为中国居民在这段时期低报了死亡人口。
贝妮斯特在算这段时期低报的死亡总人数时，先计算实施过人口普查的1953和1964年之间的总出生人数，所用数据取自人口普查和1982年实施的一项回顾生育调查（受调查者被询问1940年至1981年间的子女生育数）。一旦知道1953年和1964年的人口，以及这两年间的总出生人数，就有可能算出会在这期间死亡的人数，她用这种资料算出的这十一年的死亡总数就远高于官方发表的死亡率。
为了估算在“大跃进”时的死亡人数，贝妮斯特回头去用官方统计的死亡率。即使她认为就绝对数字而言，这些数字过低，仍假定这些数字显示了中国在这段期间的实际死亡趋势。例如，她假定官方所公布的1960年每千人有25人死亡的死亡率确实显示该年的死亡率暴增，但是她把这个数据与她所估算的1953至1964年低报的死亡人数结合起来，搞出了一个数字说，1960年每千人有45人死亡。用这样搞法，没被宣称有饥荒的年份，死亡人数也一样会增加。例如，她把官方公布的1957年每千人死10.8人的死亡率增高到每千人死18人，然后比较修正过的丰年死亡率与修正过的所谓饥荒年份死亡率，就得以搞出“大跃进”期间超量死亡三千万人的估计（注36）。
对中国统计数字的质疑
各式各样的中国的数据被引用来支持这个发生大型饥荒的论点。一些声称可以显示毛要为饥荒负责的统计数字也被引述，其中包括一些声称“大跃进”时死亡率增加造成一些省瘫痪告急的数字（注37），一些数字显示同期间榖类生产大量减少（注38），也有一些明显表示饥荒不该怪恶劣气候的数字（注39），这些数据全都在1980年代初邓小平“改革”时发布。
但这些数据有几分可信？我们已经知道，数据是在1980年初期尖锐批判“大跃进”与人民公社时发布的。中国在邓的独裁统治之下，想方设法严格管制信息外流民间。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一个持续干预媒体报导公共事务的政府，只要合乎他们需要也会干预统计数字的编制。艾德在1982年写道，全国人口数据之所以如此少出现于中国的数据中，主要因为中央的新闻检查。没有先经过国务院授权，全国人口数据是不能公布的，甚至国家统计局的官员未得许可也不能使用这类数据（注40）。
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国家统计局在什么情况下得出这些死亡率数据。美国与中国学术界所提出的“大跃进”死亡总数，都依据那几年关键的死亡率统计数字。
当然，假如我们详细知道，死亡率资料在“大跃进”期间是如何收集到的，我们也许能够更肯定数据是精确的，问题是我们无从得知，我们只得权且相信中国政府说他们的数据是真的。此外，艾德和贝妮斯特所提出的说法也表示，她们认为死亡率数据是估计值，而不是根据报上来的死亡数字实际计算的。
艾德说：“发生【大跃进】危机的那几年的关键【出生率与死亡率】数据，官方发布的一定是估计值，而其根据则不得而知。”（注41）
贝妮斯特则写说，中国的确在1954年开始户口登记，但是非常不全面，“在估算1955年到1957年的死亡率时，若有引据死亡登记系统之处，那也只得之于那些有建立这种系统的地区，这些地区往往比较先进或都市化。”（注42）
贝妮斯特表示，这种情况在“大跃进”期间或之后并没多大改善，她写说：
“1960年代末期以及之前的多半年份，经常性的人口登记及通报系统也许不全面且准确程度各地不一，全国或各省的统计人员必须概略估算全部或部分的人口总数，特别是1950年代，经常性的人口登记及通报系统才刚开始设立，起先并不涵盖全国人口，1950年代所有的全国人口总数，除了人口普查（译按：1953年有过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总数以外，都可能是根据不完整的地方报告，靠估算补充的。（注43）”
她还写说：“1975年以前无论哪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粗估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出生时的生命预期值、死亡原因等数据不是付诸阙如，就是没用，最好的情况也是低估了实际死亡率。（注44）”
艾德、柯尔和贝妮斯特依据官方的死亡率数字，何以能自信满满地断言数千万人死于“大跃进”，读遍他们的著作根本找不到任何说明。这些并不知道这些数据是如何收集的，而且他们，尤其是贝妮斯特，又显然对官方的数据并不怎么相信。
所谓“大跃进”时期的儿童早夭
有些人口统计学者试着计算婴儿的死亡率，以左证“大量人口死亡”的假设，不过所提出的证据往往越描越黑，而非为死亡率提供确证。
用这种方法计算死亡人数的算法出现在1984年的一篇文章〈中国的饥荒〉（注45），这篇文章回顾了艾德、柯尔和贝妮斯特先前的著作，接受他们几位的论点，认为在整个“大跃进”期间有大量人数死亡。不过们也尝试分开计算这段期间儿童与成人的死亡率。该文章设法拼凑的证据非常多次被那些撰写这个年代的人引用。
〈中国的饥荒〉的们计算婴儿死亡率时采用了1982年的“回顾生育率调查”，他们利用这项调查计算“大跃进”时每一年的出生数量，一旦每年的出生数量估算出来，就有可能计算那些生于1958年至1962年的人有多少存活到被列入1964年的人口普查中，这可以与出生于未遭饥荒年代的婴儿存活率相比较。
他们用生命表来计算有多少在普查前生命垂危的婴儿，在饥荒的每一年里死掉，然后把这数字转换成在饥荒时期十岁以下儿童每年的死亡数字，这个最后的数字是用生命表和这一时期的死亡水平算出的。
这篇文章的们论证说，饥荒开始于1958与59年间，他们算出有4,268,000十岁以下儿童在这期间超量死亡，呈现两倍于这一年龄层的死亡率（见表二），然而就在同时，另外一个超量死亡的数字却说，十岁以上的人只多死了216,000人（在一个超过六亿人口的国家里，这数字肯定是在合理的误差范围内），对于过量死亡的解释是，由于缺乏有效的配粮机制，这期间的儿童都任其饿死。但是每遇饥荒，一向都是最小的和最老的挨饿，但在这一年却只有小的挨饿。然后在1960至1961年间，十岁以下儿童的超量死亡数字减到553,000人，而十岁以上超量死亡的数字飙高到九百万人，甚至更怪异的是，1961至1962年间算出儿童超量死亡4,424,000人，十岁以上的人竟然没有超量死亡。
这显然矛盾不合道理。根据中国所提供的死亡率，1960年整年是饥荒最严重的一年，死亡率从饥荒前的每千人死10.8人增加到1960年的每千人死25.4人，如果这是事实，我们就可料想1959至1960年与1960至1961年这两个财政年度儿童死亡数字最大，但根据所言，这两年十岁或十岁以上的人有98.75%的超量死亡，相对的，却只有26.4%的儿童超量死亡！
很难了解为什么1958至1959年会有这么高的婴儿死亡率。大家都同意，即使谷物生产数字有夸大浮报，1958年也是大丰收的一年。中国农作物多半在秋天收成（注46），所以很难看出为什么1958年年底会开始有大量人口死亡，甚至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全在1959年的头三个月里死亡。如前所见， Warren Wilson 学院政治学系助理教授韩东平在山东、河南两省询问1959至1961年间最受灾害的农民，他们说从来没有像1958年大丰收之后吃得这么好过（注47）。官方的数字显示，死亡率从1957年的每千人死10.8人些微上升到1958年的每千人死12人。为什么照人口统计学者所提出的数据1958至1959财政年度的婴儿死亡会那么严重？为什么被声称为黑色饥荒的那一年情况却改善了？
〈中国的饥荒〉的声言，那是因为实施了一种粮食配给体系，只帮助工作年龄层与未达工作年龄的人，而任凭老人死掉。的确，有证据指出，工作年龄的年轻人因为干体力活，领取比老人多的配粮（注48）。
然而在1961至1962年这段声称饥荒还没过去的时期，十岁以下儿童的死亡数字飙升到4,424,000人，而十岁以上的人死亡率却降到零。他们说这段时期配给制度已松弛，才让年轻的死掉，可是并没有解释为什么没有老人也在这段时期一并死掉？难道是在说，中国家庭在饥荒时让小孩死，而不是让老人死？对他们的分析中这个反乎直觉的涵义，没有提供证据。
他们想用号称显示1953年与1964年两次人口普查之间较年长的年龄群人数减少的数据，来支持自己的论点。其论证就是，在一个以健全方式发展的国家里，老人数量应该是增长而非下降。他们辩说，由于老人在“大跃进”期间没给配给粮食，中国在这段时期老人的数量下降。
但是他们所引用的数据与某一年龄层因配粮不足而造成的大量死亡人数并不符合。说在两次人口普查之间，在不同年龄层人口中，超过45岁的男性和超过65岁的女性的增长率有所下降。到底何种配粮体系会造成这样的差异？难道只配粮食给45岁至65岁的女性，而不配给同样年龄的男性？此外，即使在65岁以后，妇女的数据也与他们所说的配粮体系不一致。75岁至79岁的妇女人数在提出的数据中增长了0.51%，它与65岁以下妇女人数的增长率还真有得比，例如，20岁到24岁的妇女人数增长0.57%，45岁到49岁则增长0.55%。妇女的数字并未显示出与歧视老人的配粮体系相符的模式。提出的数字之所以令人困惑，应是统计资料的来源有误，这种解释看来远比他们令人难以相信的配粮体系的假设合理。
这篇论文并没有为大量饿死的说法释疑。们的确可以指出他们所提的证据有些获得了确认，例如， 1982年的“生育率调查”所给的出生人数与据称由1953至1964年搜集的出生率数字，两者确实有合理的关联；另外，出生于饥荒年的同龄婴儿至1964的人口普查年的存活率与他们至1982的人口普查年的存活率确实有合理的相互关系。
如果由大概是各自独立收集来的不同证据有相互关联，便多少可证明的假设是对的。但就此文而言，看来也许是个难辨成败的僵局，一方面在上述这一点上证据之间确有相关，另一方面在所谓的饥荒年的儿童死亡率与成人死亡率之间却极其扞格不入。
不过我们必须记住，毛死后中国政府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的全面正确性遭人存疑，鉴于这些不确定因素，出生率数字与“生育率调查”数字之间的关联就不具关键意义。中国各种人口数据之间还有别的相关性，业经人口学家考察过。贝妮斯特提到被以为是各自独立进行的中国人口调查之间“相互依存”（mutual interdependence）的可能性。她指出，1982年的人口普查数字与取自1982年户口登记的人口数字被以为是各自独立收集的，但是两者之间却有极大的相关性（注49）。那么就不应该排除“生育率调查”数字与出生率数字之间“相互依存”的可能性。
另外还必须说，〈中国的饥荒〉的们只对“大跃进”时出生的婴儿存活率提出一种估算，柯尔于同一年刊登的文章（注50）说明，1958─1959年出生的婴儿到1982年人口普查的存活率有尚称显著的下降，但幅度远小于〈饥荒在中国〉所提出的数据，这就表示“大跃进”时期的婴儿“超量”死亡数要少得多。而且柯尔的数据表明生于1961至1962年的婴儿到1982年普查的存活率并未降低，这有别于〈饥荒在中国〉所提出的数据。
对存活率证据的疑问连同对死亡率证据的疑问，大大动摇了我们对“大跃进”究竟是怎么回事的既有看法。整个说来，检视文献后，让我们感到大量人口死亡这个没有坚实论据的假设已被变造成未经真正合理证明的确凿无误的事。
对中国人口普查数据的质疑
最后一项证明大量人口死亡论点的证据是来自人口普查的原材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瞧一瞧，出生在1959至1961年间又存活到下一次人口普查的人口数，比起据称没有饥荒的前后那几年，其数目字有多大。这项证据可以由“大跃进”以后各类不同的人口调查中取得。这些人口调查数据确实显示，在饥荒年出生的婴儿数量，与其它那些年份相较，大大减少。
就算此事为真，也未必是表示大量死亡的数字。邓小平政权发布的出生率数据显示，“大跃进”期间生育率大量减少。我们可以假设，出生数量大幅减少，而这并不必然表示也有千百万人死亡。当然，如果生育率真下降这么快，必有其因。很明显，饥饿会有重大影响。人们怕再多一张口吃饭，就会延迟生育，直到食物供应有所改善。显然，假如人们有此顾虑，就表示营养不良的现象加深，这多少会增加儿童的死亡。然而，这绝不能证明“世界史上最严重的饥荒”发生在毛统治下。1944至1945年荷兰的饥荒导致生育率减少50%，1974至1975年孟加拉国的饥荒导致出生率减少将近50%（注51）。这与邓小平时代发布的“大跃进”期间生育率下降的数字类似。虽然孟加拉国与荷兰的饥荒都极悲惨，两国并没有像前面提到的关于“大跃进”的情况那样，凿空立论，泡制出没有确实证据的死亡数字，大加宣扬，以讹传讹。孟加拉国只死了数万人，而非数千万人。
不过我们不应该不假思索地认为单一年度年龄分布的数据是正确的。所有想从1953与1964两年的人口普查中单一年度年龄分布的数据取得数据的作法，都有个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些数据只在所有其它责怪毛害死千百万人的数据都已浮现的1980年代初（注52）才出现。以后的人口普查（例如1982年的、1990年的等等）都继续显示一些人口短少，但还是得小心看待。贝妮斯特提到1953、1964、1982三年的人口普查之间年龄－性别结构的一致性，每一年龄群从前一个普查到次一个普查具有看似非常合理的存活模态。她写道：“令人惊讶的是，中国的三次人口普查呈现出几乎同等的完整。头两次普查是在较不理想的环境下进行的，照料想应会漏计许多人。1953年的调查是中国首次现代的人口普查，是在国家统计局新成立不久，只用半年时间准备就着手的….1964年的普查则是在极秘密下进行的…还包括询问人民的阶级成分…那也许令一些人逃避调查。”（注53）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ombia）的何炳棣写说，1953年的人口普查至少有一部分是靠估算的，而不是真的计算人口，“就技术定义而言，不算人口普查。”（注54）但是此次普查的年龄结构与所有后来的人口普查极为相关。
更添混乱的是，艾德从1960年代中国非官方的学术资料取到1953年人口普查的年龄－性别分布的材料。他发现这数据不可靠，并说5至24岁者的数字低于应有预期值，而那些超过75岁者的数据又太高了。他建议用一个假设性的年龄－性别结构取代这些数字，以便学术论辩（注55）。
从这样的疑虑看来，年龄－性别结构的连续保持一致性当然就有可能受到纪录之间一定程度“相互依存”的影响。
通览证据一番就再明白不过地显示，任何在政治上有争议的历史问题，绝不会由“学术研究”或“官方统计数字”得出确定无误的结果。政治斗争总是影响统计数字的呈现，而历史向来都是由胜利者来撰写的。就中国来说，追随毛的社会主义政策的人显然不是胜利者。
结 论
现代写“大跃进”的采取的方法是荒谬而片面的。他们不懂得“大跃进”的失败与成功之间的相互联系，只扭住1959至1961年间的严重问题。他们不明白这些年所完成的事业也为中国社会主义不断全面成功改善人民生活奠下基础。他们未能认真看待表明“大跃进”期间的死亡多半是因为自然灾害而非政策错误的证据。此外，还必须把“大跃进”的死亡数字和中国人在整个毛泽东时期防止其它许多人死亡的成就相互对比衡量。平均寿命的提高也救了千百万人的性命。
我们也必须思考，假如没有这次“跃进”，假如没有采取自力更生的政策，一旦与苏联决裂，会发生什么后果？中国太穷，不能仅因苏联拒绝援助而容许农业及工业发展停滞不前。这并不是在辩说，事情不能做得更好。或许若有较好的计划，较不过度乐观，更小心行事，有些死亡也许原本可以避免。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很难对许多年前别人在困难的环境里所做的事下判断。
当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应该注意毛对这段时期所犯错误的自我批评，但毛的自我批评绝不可以给那些坚持相信这段时期的荒唐死亡数字的人提供有力论据。很希望将来有一天，能举行一场针对这些议题的理性辩论。
假如印度的平均寿命能像1949年以后的中国有那么大的提高，应该有千百万人可以免于死亡，这一点甚至连毛的批评者也承认。也许这表示我们应该谴责尼赫鲁和他的那些继位者没有实行毛泽东思想的政策，“导致千百万人死亡”，所以“比希特勒还糟”。但也或者，这么说会是评价印度独立后的历史的一种幼稚而愚蠢的方式，其愚蠢的程度可能正如二十五年来针对毛的指控一样。◎
★约瑟夫˙波尔（Joseph Ball）住在英格兰，20年来投身政治及工会的积极行动，他主要兴趣在于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组织。
译自http://monthlyreview.org/comment.htm
注 释：
1.J. Banister, 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2.J. Banister and S. Preston 'Mortality in China' i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ume 7, No. 1, 1981.
3.M. Meissner, The Deng Xiaoping Era. An Inquiry into the Fate of Chinese Socialism, 1978-1994, Hill and Way 1996.
4.For example see J. Becker, 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 Murray 1996.
5.see J. Eatwell, M. Milgate, P. Newman (eds) Problems of the Planned Economy, Macmillan Reference Books 1990.
6.ibid
7.see Guo Shutian 'China's Food Supply and Demand Situa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Can China Feed Itself? Chinese Scholars on China's Food Issue.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04.
8.M. Meissner, The Deng Xiaoping Era. An Enquiry into the Fate of Chinese Socialism, 1978-1994, Hill and Wray 1996.
9.see for example the report of the American Rural Small-Scale Industry Delegation, Chair Dwight Perkins, Rural Small-Scale Industr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and E.. Wheelwright and B. McFarlane The Chinese Road to Socialism, Penguin 1973.
10.ibid
11.ibid
12.see W. Burchett with R. Alley China: the Quality of Life. Penguin, 1976.
13.C. Riskin. 'Seven Questions About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9-61'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 9, no.2. 1998.
14.see R.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 vols, 1974, 1983, 1997, J. Becker 1996 and J. Chang and J. Halliday Mao :The Unknown Story, Johnathan Cape, 2005.
15.J. Alsop 'On China's Descending Spiral' i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1, (July-September 1962)
16.F. Saunders Who Paid the Piper? The CI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 Granta, 1999.
17.V. Marchetti, The CIA and the Cult of Intelligence, Johnathan Cape, 1974.
18.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ume 23, no. 10, 24 May 2001.
19.Daily Telegraph 06/08/63.
20.R. MacFarquhar, T. Cheek and E. Wu (eds) The Secret Speeches of Chairman Mao. From the Hundred Flowers to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21.ibid.
22.ibid.
23.New York Times 23.10.05.
24.M. Meissner, 1996.
25.ibid.
26.ibid.
27.A. Coale, ‘Population Trends, Population Policy and Population Studies in China.’ i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ume 7, No. 1. 1981.
28.J. Arid ‘Population Studies and Population Policies in China.’ I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ume 8, No. 2, 1982.
29.H. Dongping, ‘The Great Leap Famin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Post-Mao Rural Reform: the Lessons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http://www.chinastudygroup.org/article/26.2003
30.M. Meissner, 1996.
31.H. Dongping, 2003.
32.ibid.
33.R. Sobhan ‘Politics of Food and Famine in Bangladesh’ in E. Ahmad (ed) Bangladesh Politics, Centre of Social Studies, Dacca University, 1979.
34.J. Banister 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35.ibid.
36.ibid.
37.P. Xizhe ‘Demographic Consequence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China’s Provinc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ume 13, 4, 1987.
38.ibid.
39.ibid.
40.J. Arid 1982.
41.ibid.
42.J. Banister 1987
43.ibid.
44.ibid.
45.see B. Ashton, K. Hill, A. Piazza, R. Zeitz ‘Famine in China 1958-1961’ i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ume 10, No. 4, 1984.
46.see C. Riskin 1988.
47.H. Dongping 2003.
48.ibid.
49.J. Banister, 1987.
50.A. Coale, 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 1952-1982. Committee on
Population and Demography Report No. 27, 1984.
51.J. Bongaarts, ‘Does Malnutrition Affect Fecundity?’ in Science 9 May, 1980.
52.B. Ashton et al 1984.
53.J. Banister, An Analysis of Recent Data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Indian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1983.
54.Ping-ti Ho.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Harvard East Asian Studies 4,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1959.
55.J. Arid, ‘Population Growth and Distribution in Mainland China.’ In Joint Committee of the U.S. Congress. An Economic Profile of Mainland China. Praeger, 19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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