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史

前言

      历史意识决定着民族精神，对当今中国而言，要振奋我们的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就必须从国家主义的角度重新审视历史。笔者认为，中国历史学科已经丧失了其最基本的功能——振奋民族精神的伟大使命，韩国以其悲惨的古代和近代史，居然铸就出了高昂亢奋的民族精神和极度的民族自豪感，可看了今天中国人写的“中国历史”，使人非常压抑。中国人精神领域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华民族的衰落、自卑和涣散，五千年的辉煌历史奇迹般的变成了不堪回首的自虐和耻辱，中国历史学科不但没有为国家发展提供应有的巨大的精神动力，反倒成了巨大的精神包袱。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除经济、军事、科技、等因素外，还包括历史意识、民族凝聚力。一个国家要成为强国，必须拥有强大的民族精神，而中国今天则不具备。古代中国是世界史上唯一延续了五千多年的强大国度，许多外国学者在谈到古代欧亚大陆时，都对中华帝国充满无限的敬意。没有一个伊朗人不知道波斯帝国的辉煌，也没有一个意大利人会不知道罗马帝国的荣耀。可奇怪的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却不理解古代中国的强盛，甚至不知道中华帝国这个概念，外国人仰慕、尊敬的古代中国，而我们自己却近乎鄙夷，这简直就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也是中国史学界的耻辱。要灭其国，先去其史，尤其是能激发他们自豪感的辉煌的战史，今天到底谁要灭我华夏？

　　历史是民族精神的纽带，我们学习历史就是要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借鉴经验，从我们祖先生生不息的几千年中，找到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源泉，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可中国的历史被什么东西掩盖着，尽管实际上中国很伟大，可我们接触到的中国历史却没有给人多少自豪的感觉。看了中国人写的历史，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倍受蹂躏的国度。这样几千年“耻辱的历史”已经彻底奴役了中国人，“中国历史”不但没有起到凝聚民气的作用，反而成为中华民族腾飞的巨大心理障碍，所谓的“传统文化”已经成为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沉重的思想包袱。我们目前引以为荣的东西，如四大发明等，并不能产生实质的自豪感，中国的历史学者已经盲目到连什么是最值得自豪的事情也不知到了，他们只会一遍又一遍去伤害中华民族本来已经很脆弱的民族感情！当今中国式学界“可为痛哭流涕者莫过于此”！

　　从宋朝开始，中国文化转向阴柔、保守而丧失了开拓精神，遗祸深远。尽管从宋朝开始，中国人基本上丧失了锐气，但毕竟大体还能团结在一起，还有共同的精神依托。可自五四运动以后，反传统之风愈演愈烈，延续至今。根本就没有完全适合中国的纯粹西方思想，在五千年的长河中，中国人的精神首次失去了方向。近代学者张君励认为，民族复兴的关键在于恢复自信，而恢复自信首先必须尊重本国历史文化。他对当时全盘否定历史的状况给予了严厉批评，“每天骂祖宗，不是好子孙，看不起自己历史的，不是好民族。”当时一位叫“子固”的学者也一再强调，“民族的自信力决不能从骂我们的祖宗中得来，我们必须用我们过去的文化伟绩、人格典型来鼓励我们向前，来领导我们奋斗！不要夸张的夸大狂，但是我们不能缺少自尊。”“我们也应该纪念我们祖先五千年来为我们民族屡次奋斗的艰难，我们应该发扬我们祖先创造文化的美点，从这种心理当中我们才能得到民族的自信心，得到勇气来破除目前的困难。”对于这种理性的认识，许多当时激进得知识分子坚决反对，狂热战胜了理性，中华民族走了八十多年的弯路，我们不能一错再错，面对我们历代伟大的祖先，我们应该产生发自内心的虔诚和尊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戒除浮躁而沉勇坚毅，我们的灵魂才能回归，我们才会有百倍的信心而从容地面对一切。笔者认为，回归历史、对中国历史强烈的认同感会在以下四个方面产生积极作用：

　　第一，凝聚民气。中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信仰危机，全国上下只是皇帝新装式的掩盖着，这不符合一个最古老国度的尊严和胸襟。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比较快，但距离强国还有至少五十年的时间，而能否实现，不仅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还需要强大的国民精神支持，需要世界一流的国民素质，只有一流的民族才能建设强大的国家，而这正是中国所缺乏的。

　　我们认同什么？认同中华民族，认同我们几千年的传统，可我们的传统又是什么？有什么传统可以使所有的中国人凝聚起来，令我们振奋不已？几百年来，却一直没有答案。笔者认为，中国的传统就是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历代伟大祖先富国强兵、开疆拓土、征战世界的光辉伟业。这是古老中华文明延续五千年而没有中断的真正精华所在，也是能持久激励今天中国人最终实现现代化的精神源泉。

    第二，增强国人的国防意识，以强者的心态从容地捍卫主权。精神长城比物质长城更为重要，可我们今天的精神长城一片瓦砾。周远清、季羡林等老先生说，我国相当一部分人民族自信心衰落和民族意识日益淡泊，甚至走向价值标准的西化，如留学，出国多而归国少，中国为什么对自己的子孙失去了吸引力？中国人为什么对中国失去了信心，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老先生们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教育有问题，我们的教育一再强调，近代一百多年来，无数的仁人志士为新中国抛头颅洒热血，可我们的英雄绝大部分在打内战，这种内战中的英雄无法使一个民族产生自豪感。我们也强调古代的英雄，如文天祥、岳武穆等，他们确实很伟大，可他们都是悲剧式的英雄，失败的英雄一而再、再而三的勾起民族痛苦的记忆，尽管这样一时可能想奋起勃发，可最终却无法激发民族自豪感，无法超越自卑。由于对历史的轻浮，我们想当然的解读历史，“全盘否定”导致绵亘了五千年的煌煌国脉被无知的斩断，剩下的只有无穷的叹息。尽管中国现在国力有所增强，但由于精神的贫乏，中国人总有受害者的弱国意识，没有大国应有的气度。

　　今天中国很不安全，最大威胁莫过于日本右翼势力。面对日本右翼势力，我们最根本的思想武器就是铸起强大的民族精神，不要等到遭受侵略的时候才想到她，虽然最终也能取得胜利，但会付出巨大的牺牲和屈辱。与狼共舞，要想生存，就要比狼更加强悍。我们不要害怕日本右翼，但要警惕，三千年来中华帝国的荣誉伴随着我们，赐予我们无敌天下的力量。日本右翼今天之所以嚣张，只因为他们看到中国崛起非常恐惧，他们害怕中国报复，在他们古老的印象中，中国有着三千年的帝国资源，中国自古就不是任人宰割的绵羊。日本右翼的险恶用心就是，在中国这头雄师没有醒悟之前，乘近代侵华战争余威，吓阻中国，使中国人继续陷入近代的自卑、屈辱而不能自拔，遏制中国的发展，动摇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信心，最终使中国分裂。面对日本右翼，我们不但不自卑，反而要铸就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强大的民族精神，让日本右翼在帝国精神的复兴中继续颤抖吧，右翼的伎俩不会得逞，反而会促进中国早日实现现代化。

　　另一个方面，我们应该感谢日本右翼。近代中国付出了几千万人的生命和空前屈辱的代价，却依然执迷不悟，近代一百多年的国耻给我们最大的教训是什么？答曰：落后就要挨打。面对我们祖先忍受的巨大痛苦，这六个字也太轻率了，落后的对立面是先进，难道我们科技先进就一定能强大吗？北宋的科技领先世界，可依然承受着无尽的妥协和屈辱。二战前法国的经济落后吗？法国的综合国力弱吗？再先进的武器，如果让懦夫去使用，依然会打败仗，战争*的是人，是不怕死的人。在今天，没有强大民族精神支持的国家，其科技也根本不可能再领先世界。我们总以自己善良的愿望看待一切，不肯承认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遇见凶恶的敌人，只有无奈和耻辱。直到今天，持续了一千多年重文轻武的社会风尚依然没有改观，遭受侵略的阴影依然没有消失，我们今天的经济成果很可能都为别人做嫁衣，经济不能决定一切。日本右翼持续的挑衅最终会使中国人明白：不仅落后会挨打，懦弱更会挨打。中国人会抛弃导致他们屡遭侵略的奴隶信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当别人蓄谋以久而侵略中国时，我们有多少沦陷区要惨遭蹂躏？就算最终能将敌人赶出，我们能够迅速反攻敌人本土吗？如果不能反攻敌人本土而狠狠的报复，这样的胜利本身就是惨胜，有许多苦果是难以咽下的。中国的命运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中国人最终会彻底醒悟：“我能犯人，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中国人最终会恢复他们祖先强悍的本性，构建起强大的民族精神，肩负起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使命。和平的日本将会融入亚洲，东北亚一体化会最终实现。

　　第三，助推祖国统一大业早日完成。李登辉等台独分子，如果说他们害怕大一统而阻碍百家争鸣，倒还差强人意。可他们为什么却直接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为什么他们高呼不做丑陋的中国人？为什么台湾去中国化愈演愈烈？汉*也是中国人的一部分，是中华文化孕育了汉*，他们是主动沦落的，外国人、外国文化没有强迫他们，怪只能怪中华文化。儿子大逆不道，老子就一点责任也没有？汉*意识就是那些不肖子孙对中华民族自卑感达到极点的表现。李登辉等尽管没有日本血统，只是由于曾经被日本蹂躏过，便曾坦言自己年轻时是日本人。为什么日本民族对某些中国人的吸引力比中国自己还要大？很简单，做一个日本人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全世界人民尊敬日本人，只是由于近代日本疯狂的扩张，人们除了对侵略者憎恨之外，很可能会产生“景仰之情”。而近代中国比较逊色，对于中国近代的表现，世界人民是同情和尊敬兼有的。对于古代中国，他们是极端尊敬的。可悲的是，中国人由于错误的认识，不但对近代没有一点自豪感，由于被征服成了奴隶，骨子里暗暗地形成了一套奴才哲学，而自己全然不知。由此出发，令世人尊敬的古代中国在他们看来也是自卑的，极度的自卑只能导致背叛。

　　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国家，能够把自己的辉煌淡化到极点，几近于“耻辱”。而这种情况一般只有当一个国家被征服的时候才会出现，征服者千方百计地泯灭被征服者的历史意识，尤其是能激发自豪感的辉煌的历史。中国人已经失去了自己祖先开疆拓土、扬威世界的豪气，他们不再有强者虎视世界的雄心，使他们立足世界的他们英勇祖先的壮举，却被认为是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他们无法洞悉世界强者的心理，他们也无法理解曾经四处征战的他们英勇的祖先，他们对强者心态窥测的结果却可悲地一再证明自己懦弱的合理，他们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可怜的动物之群。

　　只有当中国人彻底走出奴隶阴影的时候，他们才能够理解自己祖先的伟大，他们才配称真正的中国人，当他们真正走出奴隶阴影束缚的时候，他们会像自己的祖先一样，再一次震撼世界。

    第四、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夯实中华民族的根基。中国有56个族群，是为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有一个核心，就是汉族群。一般来说，一个民族的形成都有一个强大的核心。如古代蒙古族，蒙古起初很小，统一了大漠南北后，其他非蒙古的部族仰慕蒙古而加入蒙古，可见今天的蒙古与成吉思汗时的蒙古是有差别的。可是，中华民族的核心——汉族群已经衰落了，汉族群的核心部分在一千年前就已经腐化变质。从北宋开始，汉族群在促进中华民族整合方面的作用大为下降，我们总觉得元朝和清朝时进入中原的北方族群都已融合，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蒙古族群和满洲族群没有被同化，统治者也千方百计地限制与汉族群通婚，反倒是许多汉族群被满族群同化，在清朝入旗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只有强大的族群才会成为融合的中心。为什么以前的匈奴、鲜卑、突厥能与汉族群融合呢？北宋以前的汉族群是强大的，而后来退化了，人们愿意亲近强大的族群，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与强大的族群融合会变得更强大，与怯弱的族群融合只会变得弱小，这是生物性的本能。今天的汉族群在民族性上与一千年前相比，有着极大的差别。他们大部分早已经失却了汉唐人的开拓、尚武精神，变的怯懦、柔弱、保守、圆滑，生机微弱的汉族群的病态，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精神障碍。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近代全中国的战败，汉族群及其病态文弱的文化应该负主要责任。今天汉族群一盘散沙、圆滑世故、虚伪怯懦的状态严重阻碍了中华民族发展的进程。

　　匈奴、突厥作为我国古代北方的强大政权，对开发草原做出了巨大贡献，其骁勇善战的尚武精神，早已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之一，激励着中华历代的豪杰勇士。但作为中央政权的汉唐，明明打败了割据的匈奴和突厥，一度实现了国家统一，可在有些患有严重奴隶思想的人看来，匈奴和突厥的武力比汉唐还强大。由于他们的误导，致使今天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听到匈奴、突厥这些中古的名称时，还有些许后怕，产生了深深的隔膜，严重地削弱了中央的权威，严重伤害了中华民族的内部感情，削弱了中华民族的认同。

　　我们以为，弱化汉族群的族群意识就能维持各族群间的友好相处，恰恰相反，这是在弱化中华民族的核心凝聚力。一个没有灵魂的中华民族如何能够挤身于世界强国之林？一个没有强大精神支持的中华民族如何能够实现现代化？我们只看到日本和韩国的经济腾飞，却没有看到真正激发这种腾飞的决非仅仅是经济体制和市场手段，大韩民族和大和民族的倔强性格和集体奋发的精神状态，在经济腾飞中起到最深远的作用，这正是1840年以来，中国国运衰落的一个根本原因，而这一点我们却熟视无睹。

　　我们不能再回避古代的战争，尤其是有利于中华民族整合的战争，战争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具有巨大的作用，可能有些战争当时伤害了相互感情，可如果如果能从相互磨合中找到平衡，就会大大增强相互认同而紧密团结，古代战争是血缘混合的一个重要途径。欧美、日本观察古代中国非常重视军事活动，而我们自己常常逃避，原因何在？欧美、日本是发达国家，是强者，他们的强大不仅在于经济军事，支撑强大的主要在于强大的民族精神和强势思维习惯，他们观察中国就像观察他们自己一样，主要从政治层面看军事实力是否强大，是否拓展疆域，而我们只会逃避。

　　中华民族的各族群对祖国的开发均作出了巨大贡献，如汉族群、蒙古族群、满族群、藏族群、维吾尔等等。但贡献最大的是汉族群，肯定汉族群的贡献不但不削弱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反而会增强中华意识，因为汉族群的发展离不开其他族群，就连汉族群的血统也是各族群混合而成，其他各族群也是这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中华民族形成最深厚的血缘、文化基础。

　　为了重振国威、民族复兴，本文想从国家主义的角度探讨强大民族精神的构建问题，希望广大关心民族前途的前辈和同人多加指正，共图中华民族复兴大业！

　　第一章  肇基中夏中国今天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家，其最初的凝聚核心是轩辕黄帝与炎帝的联合，黄帝为主导，所以我们今天自称炎黄子孙。从轩辕黄帝定居中土到汉武帝大统一，在这三千多年的时间里，我们的祖先以神勇无畏的精神开疆拓土，牧马强邻，奠定了国家统一的基础，这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伟力源泉。

一 、   皇祖轩辕
黄帝族最先居住在今西北地区，后来进入中原。在黄帝进入中原前，江淮流域蛮族的一支九黎族率先进入黄河流域，与稍后进入该地区的炎帝族发生了冲突，炎帝族被打败，可以想见九黎族非常强大。炎帝族向黄帝族求救，黄帝族进入黄河流域与炎帝族联合，展开了与九黎族长期的战争。传说中的就黎族全是“兽身人言，吃沙石，铜头铁额，耳上生毛硬如剑戟，头有角能触人”，这大概是以猛兽为图腾勇悍善战的部落，其首领为蚩尤，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用金属制作武器的人，英勇善战，在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被奉为战神。最后黄帝族与九黎族在琢鹿大战，九黎族战败，蚩尤被杀，可以想见黄帝比蚩尤更为强悍，否则是不会取胜的，这足以说明我们的祖先轩辕黄帝异常善战，我们的先祖是以赳赳武夫的姿态崛起中土，正是这股精神使得我们的民族不断向四方拓展。
后来黄帝族与炎帝族发生了冲突，炎帝战败，部落大部分被黄帝兼并，组成炎黄集团。炎帝则逃亡南方，成为南方许多民族族群的祖先，而已经存在的族群则和炎帝集团互相渗透，这是中国历史上南北方部落间第一次大规模的交融。黄帝接着又用兵四方，史载黄帝征战的足迹北达河套，南抵江淮，西至崆峒，东接莱夷。虽然黄帝的军事扩张很远，由于当时的黄帝族几乎是游牧民族，或者是介于游牧与农耕之间，因此不能表明当时的统治范围就那么大。但黄帝的武功在周边产生了巨大的威慑力，开创了非常有利的生存空间，为子孙万世留下了无上的荣耀而激励他们前仆后继，血荐轩辕。
黄帝族之所以能不断发展壮大不仅是因为他的武力，所有原初居民均崇尚武力，轩辕黄帝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他注意到了教化民众、协调内部，《史记》载黄帝在位时期所做的两件大事就是“修德振兵”。如果一个部族不能很好地协调内部，就很容易发生内讧，这个部族就不能保持稳定而内耗，丧失了抵御外患的能力。综观古今中外，凡是强大的国族其内部的和谐均达到了最优化，这也是他们能够强盛的重要原因，而善于内斗的国族主要发生在弱国。当时黄帝修德的内容有“五德”之说，强调长幼有序，这样黄帝族开化较早，人民有了共同的精神理念而紧密的团结在黄帝周围。其他部族虽然人数众多，但没有共同的精神纽带，最终为华夏族兼并，到了春秋末期，这一过程基本结束。如东周初年王室衰微，周天子丧失了盟主的作用，而齐桓公起来称霸，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出兵山戎保存了燕国，讨伐“狄人”又重建了卫国。尽管华夏族与非华夏族犬牙交错，但由于华夏族有共同的精神之柱，都承认自己是黄帝、尧、舜、禹之后，互相救助，加上武力强大，最终走向强盛。
由于战事的频繁，在我国广大地区留下了黄帝的足迹，也由于当时处于游牧时代，皇帝的子孙，或在中夏，或在夷狄，黄帝也成为今天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古代学者认为，匈奴，至少部分匈奴也是黄帝的子孙。《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十六国时期的匈奴王赫连勃勃曾强调自己是大禹的后代，要复大禹之业，完全把自己说成是黄帝子孙。《晋书》认为，慕容鲜卑“其现有熊氏之苗裔也。”《魏书》称建立北魏政权得拓拔鲜卑人，以皇帝之子为自己的直接祖先，认为黄帝以土德王，北俗以土为拓，谓后为拔，自称为拓拔鲜卑人。控制西魏政权的鲜卑人宇文泰则称其先祖出自炎帝神农氏，炎帝和黄帝是兄弟，同出少典。满洲贵族一再宣扬自己的祖先是黄帝的后裔。
近来每年清明节，在陕西省皇帝陵前都会有大量海内外华人亲自祭拜，显示出了中华民族认祖归宗的拳拳之心，不过其规模和影响还需进一步扩大，使之成为我们灵魂中永不动摇的烙印。连古人都承认黄帝是众多族群的共同祖先，可现在却有一种不良的学术倾向，他们千方百计要从族源上割裂中华民族，纵然黄帝不是所有族群的共同祖先，但黄帝也决不仅仅是汉族群的祖先。黄帝源出西北羌族，纵然黄帝不是所有族群的共同祖先，但黄帝的祖先与黄帝时代的其他族群的祖先有更多的一致性，我们不能随便斩断中华民族几百万年以来的血肉关系。由于中华民族诞生于本土，因此中华民族所有族群存在共同祖先的可能性极大，虽然各族群有一定差别，但这极有可能是源于共同祖先的不同部落迁徙到不同地域适应当地环境的结果。
我们经常会在一些族群问题上犯糊涂，如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马戎所言，族群问题应该文化化而不能政治化，居民身份证上就不应该有族群标记，像美国一样，这样大家更多的会意识到同一性而不是差异性，美国仅二百多年的历史，却能把历史上没有任何血缘的种群融在一起，其大力推行主体文化——英语、和基督教的做法实在值得我们借鉴，而他们的做法却很少显示出政治意味。建国前国民政府扩大、强化汉族群的认同范围，很成功，符合历史趋势，对于那些历史上和汉族群有着密切血缘关系模糊族群，他们基本上也认同汉族群，这是中华民族形成的必经之路，建国后却人为的割裂了，仿苏联理论，硬是要进行民族识别，把一些应属于汉族群的划在外面，我们还以为尊重、爱护他们，其实严重的伤害了他们的民族感情，就像一个小家庭，不要哪个字女了，孩子会高兴吗？近来全国进行DNA检测，证明汉族群不同地区的差异要远远大于汉族群与其他一些族群的差异。这足以证明，汉族群没有标准的血统，它是中国历史上各族群的全部或部分融合而成，他与今天中国各个族群都有亲缘关系，他只是一个文化现象。
现在也有一部分人居心叵测，千方百计的要分裂中华民族，他们的做法非常高明，不管填任何性质的登记报表，都要有民族一栏，就连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也莫能例外。就像马教授所说，这实际上是不停地在向不同地区的中国人提醒：我们不属于中华民族，我们有自己独特的身份。他们要让中国人永远记住他们的差异，而且要将这种差别意识生活化、常态化，牢固的保存下去。这种手法实在高明，他们已经成功了，中国各行各业的人们每天都在愚蠢地复制着，而且习以为常，可叹我伟大的中华民族竟在不知不觉中被蚕食、肢解，分裂中国的祸根被深深的掩盖着，而且日益滋长。中华民族是中国的国族，如马教授指出的那样，国内对于汉、回、蒙、藏等族群，不要称为汉民族、蒙古民族或汉人、蒙古人等，因为这种称呼是对中华民族的挑衅，威胁到中华民族的权威，并且这种称呼是没有历史依据的，这种称呼进入大中视野只有五六十年的光景，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这样的提法。汉、回、蒙、藏等应该比中华民族要低一个级别。最好称汉民、藏民、回民、蒙民等，迫不得已只能称汉族、蒙古族、回族等，这种称呼最好不要用。术语应该称族群，如汉族群、满族群、藏族群等，国家应该将此作为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贯彻下去，先从党政文件、教科书开始，推及各领域，这关系到中华民族能否成为一个实体的关键，关系到中国的长治久安。本文采用马教授族群说。
中华民族的先民诞生于本土，但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民族实体，除了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外，还需要战争来促进，中华民族不会自发形成的，我更多讲的是促进国家统一的战争，而且也是饱含感情的，希望大家谅解。任何部落、族群、民族的形成过程均伴随着战争，战争也是交融的一种，为民族融合提供了大前提。当然战争本身也是一种痛，但这种痛却是族群、民族形成的必要条件，就像婴孩出生母亲所受的痛一样。秦灭六国、百越、西南夷有痛，但不这样汉族群就无法形成；蒙古部灭塔塔尔、蔑尔乞、克烈、乃蛮、汪古（内蒙古）、斡亦剌（新疆北部、西伯利亚）等部有痛，但不这样蒙古族群就无法形成；吐蕃可灭羊同（藏北）、吐谷浑（青海）、党项、白兰羌（川西甘南）等部有痛，可不这样藏族群就无法形成。秦汉对匈奴、西域的战争有痛，隋唐对突厥、西域、契丹的战争有痛，蒙古对西夏、金、西辽、大理、南宋的战争有痛，清朝入关、西征的战争有痛，可不这样，中华民族就不会形成。这些痛在当时是存在的，伴随战争过后的融合，这种痛大都消失了，如果今天还有些须残留，也终归是要消失的。但我们也应该考虑当时人们的感受，分出是非曲直，胜要有胜利者的风度，败要有失败者的气节，中华民族不是乌合之众，中国是勇士天堂，不仅由于我们的血缘，更是由于我们对强大、勇敢、正直、诚实、仁爱的追求而凝结在一起。本书中既有对统一者勇略的赞赏，也有对抵抗者坚贞气节的钦佩，而所有这一切，则是对各族群所表现出的中华民族的忠孝仁勇、诚信奉公的集团灵魂的由衷仰慕！
巩固国基
尧舜在位时，继续在华夏族内部推行德治，以德怀远，但有些部落非但不理反而攻扰，所以尧舜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征讨战争，主要对三苗作战。打败了三苗，将一部分迁移，对一部分进行教化，但三苗主力尚存。到大禹的时候，对“三苗”的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华夏族势力推进到江淮流域。大禹的这次军事行动影响很大，以至于一千多年后的西周初年，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伙同商朝的后裔武庚及东夷部落叛乱时，周公在东征的誓词中说：“拿起你们的武器，踏着大禹的足迹，走遍天下，直到海外（非同族群居住地），没有人不降服。”不过苗也是大族，退居长江流域后依然很强大，占有土地西起洞庭湖，东到鄱阳湖与北方炎黄族对抗。大禹建都阳翟，阻止苗族再北上进入黄河流域。从此炎黄族在中原地区的统治愈益巩固。黄帝以下诸帝以攻黎攻苗为主要事业，到大禹时才完成了这个任务。禹伐三苗这次战争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北方、东夷的一些部落摄于大禹的威力纷纷归附，大禹的权力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尧、舜、禹是部落联盟解体前最后的三个大酋长，由于攻黎攻苗斗争的胜利，俘虏逐渐被用到生产部门，或沦为奴隶。部落酋长拥有大量的畜群和奴隶，自然要实行传子制度。作为奴隶制的夏王朝的雏形已经形成了。夏王朝的实际创立者大禹在中国历史上一直与黄帝、尧、舜并称，成为华夏的先祖。从远古的战争中我们可以看到，东夷、三苗、九黎和炎黄都是构成春秋战国时期华夏祖的基本成分和的相当一部分，由于三苗、九黎是中原土著，即使被炎黄集团打败，除了俘虏，剩下的部落也不可能全部迁往南方。因此，远古时华夏在萌芽期就融入了当时强悍的南方族群三苗、九黎的血液而发展壮大。
启即位后，开始了传子制度，但却受到传统势力的挑战。按照惯例，应该传位于伯益，他具备传统的威望。启发兵攻伐，杀掉益，王位暂时巩固。以后，有户氏不服，启与之大战于甘，败之。夏朝地位巩固下来以后，便与诸夷展开了长期的冲突。古书对夏与诸夷的关系记载很多，表明对诸夷的统治是夏朝的大事。夏朝初年几次对诸夷用兵是在相在位时，对淮夷、凤夷的征伐。相七年，“于夷来宾”，这是文献记载的夏朝最早一次接纳诸夷归顺的事实。东夷也非常骠悍，他们善射，古代关于羿射九日的的后羿就是东夷人。太康时，夏朝遭受东夷沉重打击，王室的地盘被夺取。在少康时终于复辟成功，夏朝地位巩固下来以后，与诸夷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史载：“少康即位，方夷来宾”。芬（少康孙）时，“九夷来御”。泄（芬孙）时，“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发（桀父时），“诸夷宾于门，诸夷入舞”。这一切均说明夏朝作为一个强有力的中心已经巩固下来。     
成汤鸣镝之战灭夏后，建立商朝。商是生活在夏东边的一个民族。成汤的先世累代为部族长，其先祖相土雄才大略，以相（安阳西五十里）为都，在位时曾大辟疆域。他的功业只剩下后裔的两句颂诗：“相土烈烈，海外有载”。这里的海外，张荫麟先生推测为辽东或朝鲜。商朝灭亡后，商纣王的弟弟箕子逃入朝鲜而君临其地，享国八百余年，直到战国末年为燕人所灭卫满所灭。之所以这样，可能因为商人在那里有根据地。
商朝统治范围较之夏朝有所扩展，但商朝周围依然有许多敌对势力，始终与商朝处于战争状态。商朝初期，双方互有胜负。商朝武丁统治五十年，商达到全盛，对四方战争取得巨大胜利。首先讨伐对商朝威胁最大的鬼方（根据地在陕西和山西北部），史书记载，武丁对鬼方用兵达三年之久，最终胜利。其时武丁又打败了土方、羌方、夷方，在这些战争中，武丁除了亲征，有时也命令方国进攻四夷。纵观武丁之世，南征江淮、北伐河套、西征达渭汭，与周族接壤，武功赫赫，前无古人。当时征战的场景时人记为“弓矢斯张，干戈戚扬”，武丁则发出了“式辟四方，彻我疆土”的雄心壮志。商朝中后期，确定了南进政策，对东夷的打击贯穿于帝乙、帝辛时代，东夷最终被征服，但商也因此而国力大损，分散了帝辛（纣）对周人的防范，直接导致了商朝的灭亡。即所谓“纣克东夷而自陨其身”。
灭商的周人是活动于渭水流域的一个族群。周人处于戎狄之间，前期迁徙不定。到古公亶父时，率众迁居岐山下的周原，发奋图强，几十年间成为一个强国。王季时，周人的势力已非常强大，他们四处出击，与当时的戎狄作战。王季征伐过的戎狄部落和戎狄小国有：西落鬼戎、燕京之戎、余无之戎、始呼之戎、翳土之戎等。其中一次俘获鬼方的酋长达二十人。古公亶父就开始有灭商的意图，随着周的强大，商周关系紧张，但周始终为商的一个诸侯国。王季担任商的牧师，季历及昌受商命为“西伯”，即西方诸侯之长。王季被商王文丁突然杀死，文王即位后，确定了灭商的战略。为了扫清后方，首先征服了西北的密须和犬戎，然后东向征战，商的许多诸侯归附。文王死后，武王完成了灭商的任务。
武王死后，商朝后裔联合东夷发动叛乱，被周公平定。周康王时，平定了东夷叛乱，只有淮水流域的夷族势力比较强大。康王又命盂两征鬼方，大有斩获，凯旋举行了盛大的献俘仪式。仅第一次征伐就获得首领三人，割耳四千八百多个，俘获一千三百多人，俘车三十多辆，俘牛三百多头。昭王南征荆楚，全军覆没。穆王时国势又振，发扬越至九江，西征犬戎，获其五王，得四白鹿，四白狼，迁戎于太原（宁夏固原）。夷王时，戎狄不恭，命虢公率六师伐太原之戎，获马千匹。周厉王荒淫，夷狄交侵。宣王时国势又振，大败鬼方，史称“宣王中兴”。幽王时，镐京被犬戎攻破。平王东迁后，周朝势力日衰。如果看到这些人们很可能会认为周朝和商朝没有多大差别，虽然强盛时四处征战，但最终都衰落了，这就大错特错了。
周朝是中国古代疆域扩展的第一个高潮。周朝的伟大功绩不在于王室势力的盛衰，而在于它实行了分封制。周朝分封的实质就是武装殖民的事业，扩张周朝的实力，占领重要的农业区。所有周朝新建的国家，大都是以少数外来贵族站在多数土著被征服者之上。周的分封，分为东、南、北三个方向。东线沿黄河两岸向东延伸，重要的封国有魏、卫、齐、鲁等十余国。北线沿汾河两岸向北延伸，重要的封国有耿、霍、邢、晋、燕等十余国，燕深入东北最远。黄河以南有蔡、随、蒋、宜（江苏北部）等，及汉水流域诸国。西周三百余年与戎狄的征战，卵翼了众多的封国。当周王室衰落之后，封国中雄健者脱颖而出，足以独当一面、雄霸一方。一个周朝衰落了，但却又有好多比周朝更强大的诸侯国迅速崛起，大大的扩充了华夏族群的地理空间。
夏、商、西周三朝的更替，代表三个部族的迁徙和发展，他们相互交错，相互同化，同时把势力所及的土族同化。在两千多年年的时间里，他们错综复杂的团结为一个大的民族。对于他族，他们自觉为一个整体，自称“诸夏”，有时被称并自称为“华”。北狄集团和西戎集团与华夏进行了长期的冲突，结果在周朝前期，华北的北狄集团基本被兼并，其余逃往内蒙古一带。而西戎集团没有多大改变，与诸夏冲突互有得失，直到秦崛起后，西戎集团才逐步被兼并。
武士蹈厉
在这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支撑华夏族群发展的就是远古粗犷尚武的社会风尚。上古时期，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因此，从夏代开始，就出现了以培养武士为主的学校。夏代的武士学校叫“序”，“序”就是习射之地。夏代统治者为战争准备，把贵族子弟全都培养成武士。不惟夏代，商、西周、春秋直至战国均是如此。
夏代的贵族非常注意武器的改进。相传在与东夷的战争中，少康之子杼发明了甲，甲的发明为战胜善战的东夷族，起了重大作用。我国有弈射九日的故事，弈就是东夷族的一支，异常善射，他们在太康时代差点灭亡了夏朝。商周作战主要是车战，上方战车排成横队，互相接近，首先用弓箭对射，接着是互相逼近格斗。当时射手非常重要，这是阻击敌人迫近和给敌人造成伤亡最主要的力量。因此必须培养精良的射手。射术成为当时统治阶级十分重视的训练项目。商代的军队主要由贵族组成，“射”是贵族子弟必须学习的一门课程。有专门的武将指导，武官的称呼由“射、尹、师”等。只有经过训练成为熟练的射手才能作为战时弓箭手。西周时除了序外，庠、校、学也是习射校射的地方。
商代吸收了原始田猎的经验，利用田猎的工具和方法进行斗争，开始了军事与田猎的结合。商代尤其是后期，军事和田猎已经密不可分了。田猎就是征伐，征伐就是田猎。田猎的主要手段有：追逐、射戈击、设陷、围捕以及空手博兽等。田猎的卜词中不仅有大量获兽的记载，同时还有进攻敌人，俘获车马、拘捕俘虏的记载。说明当时的奴隶主贵族用杀伤野兽作为进攻假象的敌人，或直接进行征伐。田猎按进行时间来划分，到西周固定为为：春搜、夏苗、秋禰、冬狩，尽量在农闲举行。
商周仍保持原始博兽的遗风。《史记》中记载，“夏桀殷纣，手博豺狼，足追四马，勇非微业。帝纣材力过人，手格猛兽。”这种博兽逐渐成为服务于贵族田猎活动的搏斗机能。国王如此崇尚勇力，平民就可想而知了。商周存在用于操练的武舞。周武王作象舞，就是象用兵时刺伐之舞，把战斗时的动作化为舞蹈的动作，这种舞也就是军事体操，发扬蹈历以示勇武的意思。
西周的学校教育以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术”为基本的内容。西周贵族提倡尚武精神，他们希望把贵族子弟全都培养成无敌的勇士。西周打仗以车战为主，所以射、御就成了学校的主课。贵族子弟从十五岁就要学习射、御的技能。驾车有几种不同的方法，它要求与这熟悉马性，掌握御法。又要求御者有胆识，更具不同的情况交换驾驭方式，对人的胆略、体力、智能都是很好的锻炼。六艺中的“礼”也有“大射”、“乡射”的内容。“乐”中的《驺虞》等内容都与射箭有关。春秋及其以前的教育以尚武为主，这也是中国奴隶社会的时代风貌。
春秋战国时，战争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尚武思潮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习惯中，尚武、重义、轻死之风盛行。各国统治者皆尚武之君，齐有桓公，管仲，管仲主张“武勇者长”，将尚武精神作为国策。齐庄公更是“奋乎勇力，不顾于行义，勇力之士，无忌于国。”《晏子春秋》更有所谓“齐之好勇者，互相割肉下酒”的故事。晋国的文公、景公、历公、悼公都是骁勇的明君，先后在春秋争霸中纵横驰骋。楚国君主以尚武为荣，若无战功，就愧对先君和国人。楚文王和楚武王一生征战，最后均死于征途中。楚共王鄢陵之战失败，临时要求大臣给自己起恶谥，以雪国家蒙受的耻辱。秦穆公霸西戎，其后康工、历公等屡建战功。秦武王崇武尚勇，他与人比赛举铜鼎，结果受伤致死。吴越之君更是好勇，由于他们战功卓著，才使吴越北上称霸中原。
当时的士大夫并不是粗野的武夫，他们都形成了刚毅不屈、慷慨悲壮、光明磊落的伟大人格。“士可杀不可辱”是当时人们信奉的戒条，原繁受到郑厉公责备，立即自杀。晋慧公责里克，里克也自杀。如果士自认为有罪，也会自罚或自戮。鬻拳强谏楚王，楚王不从，他于是实行兵谏，楚王害怕依了他，事情办成之后，鬻拳认为自己虽然是为楚王效力，但威胁楚王是不对的，随即砍下了自己的一只脚。士在接受了某项任务后，不管因任何原因不能复命，必自杀以明志。晋灵公让勇士鉏麂去刺杀赵盾，鉏麂到赵盾府后发现赵盾是国家栋梁，不当刺死，但顾及国家利益就要违背君命；服从君命就会危害国家，这位勇士在赵府门前撞大槐树而死。以上就是当时社会风气的一般表现，这种事例非常多。那些伟大的勇士不仅孔武刚强，他们都能赋诗，明礼仪，善辞令，与后来的酸儒式的士大夫不可同日而语。
雷海宗先生在《中国的兵》一书中指出：“春秋时代以前上等社会全体当兵，战国除少数文人，全体文人当兵，近乎征兵制。”所谓上等社会就是指贵族，只有贵族才有资格当兵，对于平民来说，当兵是求之不得的权利，这是中华武德高涨的时代，也是中国最辉煌的时代。只有统治阶层崇尚武德，国家才能持续发展，欧洲、日本之所以强大，就在于其统治阶层没有丢掉尚武的传统。日本形成了武士道精神，而西欧形成了“骑士道”精神。无论是骑士道还是武士道，其最大的相同点就是尚武精神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而且带有强烈的贵族性，成为本民族文化不可获却的部分。能够成为武士或是骑士是一种无上的光荣，只有贵族或是富有的人才有这种资格，一般人是不可能进入军队中的。这样本民族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才能保持下来，不至于受到腐朽因素的影响而最终走向衰落。今天，中国魂——武术，只是保留在穷乡僻壤，尚武精神保留在下层人民的身上，精英阶层已经习惯于玩弄权术，蔑视武德。
雷宗海先生说，从汉代开始，上层的尚武精神逐渐衰落，专门从事文职工作的人越来越多，由于缺乏武德训练，纯文之士既无自卫能力，也难有悲壮的精神，不知不觉中只知使用心计，士大夫逐渐变得虚伪而阴险。身体与人格虽然不是一件事，但物质血气不足的人，精神的血气也不易发达。雷先生认为，文武兼备的人有比较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会也是坦白光明的社会，这是武德的特征。东汉以下兵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乃是中国长期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两千年社会各方面的卑鄙黑暗恐怕都是畸形发展文德的产物，只有振兴武德，实行征兵制，叫良民当兵，就是让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当兵，中国才能自主自立。

文化早慧
    奋发图强，以武力称雄，许多族群都可以做到，但大多昙花一现，怎样才能使霸业长久不衰？则需要强大的文明支撑。决定早期中原文明产生、并不断发展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定居农业的产生和发展。在河流两岸肥沃的地方，一部分人较早学会了农业，当时农业的回报率最高，财富积累最快，手工业也随之发展，修建了城池，有了城池，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增强了打败外部势力的力量，牢牢地控制已有的势力范围。第二，青铜兵器的发明。在商朝的范围内，许多地方的手工业均可制造青铜器，青铜冶炼是当时非常先进的技术，商朝的青铜器主要是兵器和礼器，以青铜武装的军队，其战斗力远胜于木石兵器，这样中华民族远祖中的一支由于掌握了先进的军事技术，而与其他部分的发展进程出现了差异，成为汉族群的先声。如美国学者拉铁摩尔在《中国和亚洲的内陆边疆》中说道：“真正的草原社会和历史比较中国的社会历史，其起源和进化都要迟缓。他们事实上是中国历史的副产品。并不是所有的草原游牧民族都邻近中国，但汉族所面对的第一个真正的游牧民族——开始于公元前5世纪——却是汉族的发展而被迫自中国北部及西北部的贫瘠地区，退到草原上去的少数民族的后裔。因此，汉族后来面对的草原游牧民族，其古代起源，可以追溯到发生在中国黄河流域附近一个环境中的变化，这是一个有限却还满意的环境。在那里，一些进步的新石器居民学会了制作青铜器，并利用它征伐落后的新石器居民，以壮大自己。这样他们便开启了一个宽广的历史范畴：创造了‘汉族’，也创造了‘蛮夷’。”可见，汉族群和其他族群是同源的。
第三，祭祀和文字。任何政权都要一定的思想加以维持，古今中外莫能例外。“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商周人将祭祀和军事征伐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商人认为“上帝”是自然界的主宰，它能管天地自然，也能左右人间的生活，这与世界许多宗教相同。而中国古人的独特指出在于，将祖宗崇拜上升到和宗教同等重要的地位，甚至合而为一，这种神圣化的人伦美德也是古代中国发展源泉之一。商人认为，去世的先公先王就在上帝左右，获得了和上帝相仿的权力，他们的祖先就是上帝，商王的祭祀主要是祭祀他们的祖先。商朝发明了甲骨文，这能使人们的传统观念牢固的代代相承，在祭祀过程中，文字的抽象特征，更增加了人们对祖先神灵的无限敬畏，由此在部族内部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没有文字的部族，根基浅薄，一旦战争失利，其固有的信仰容易被冲淡，缺乏促使其东山再起强大持久的精神动力，很容易被吞并。
周人继承了商的宗教思想，但把“天”和祖宗分开，从商的灭亡中，周人明白，如果失政，祖宗也无法保护政权永续，天由此成了至高无上的神。怎样才能不冒犯天？周人提出以“孝”、“德”配天。孝就是对死去的祖先要深切怀念，这样能为族类祈福，而且要对活者的父母、祖父母，宗室、宗庙、朋友、亲戚都要善待。“德”指施政要明察和宽厚。为了使孝德观念全面推行，周公制作了《周礼》。这样，在那个武风飞扬的年代，周人以孝德伦理而使内部和谐，尽量减少内耗，为全力对外开拓蓄积了能量。
第四，文化帝国主义思想的出现。从西周开始，周人就行形成了文化帝国主义思想。即周天子代表天神统治天下，天子是全世界最高的统治者，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人民都应该服从天子。为此周人创立了一套理论，即五服制，允许边疆民族进行有限度的自治，亦即羁糜政策。《国语·周语》在叙述周朝实行甸、侯、滨、要、荒五服制之后说：“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亨，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亨，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只要蛮夷戎狄承认周天子的最高宗主权，按规定的时间纳贡和朝见天子，其政治制度、风俗习惯等一切均可照旧，其酋长也拥有对本民族内部事务的处理权，不按时朝贡，则要受到惩罚甚至讨伐。这种思想经过儒家的阐发，经过汉、隋、唐等朝的实践，至明清时发展到顶峰，清朝皇帝曾经和来华的传教士争论，中国皇帝和罗马教皇，谁才是世界上最高的统治者？

第三章      诸侯拓边
周朝前期的强盛，使得华北大部分地区实现的国家化。但直到西周灭亡前，在华北的边缘地带，以及处于各华夏诸国之间的空隙地带，仍然活动着许多不受周朝控制的北狄集团。在西北依然活跃着灭亡西周的西戎集团。西周灭亡后，天子权力衰落，诸侯开始争霸，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为了获胜，各励精图治，富国强兵。在斗争中进一步发展和培养了华夏族群的进取精神和智慧。那时各种思想纷纷出笼，以期解决实际问题。从黄帝、尧、舜、禹直到夏、商、周，其统治思想的一个方面是以德治国，当然军事征伐也非常重要。到了列国争霸时期，德治已经明显不适应时代的要求，各国要想生存就要富国强兵，其他一切都是无用的。作为百家之一的儒学也在这个时期产生，其创立者孔子乃至以后的亚圣孟子都是积极主张仿照三代的德政，儒学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对黄帝、尧、舜、禹、文、武、周公德治思想的重要总结，且视为根本，显然是片面的。孔子将诸帝的思想阐发为“仁”、“礼”的学说，要求人们长幼有序，拥戴周天子，不要发动不义战争，而这种学说在当时根本就没人理会，太迂腐了。诚如司马迁所言：“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国；齐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孔孟思想与时世格格不入，当卫灵公问孔子作战方阵时，孔子不予回答。梁惠王想要攻打赵国，孟子却称颂周“太王”离开彬地的事迹，要求避战。孔孟思想对外则严重缺乏开拓进攻精神，他们只看到了远古诸帝的德政，却没有看到黄帝、尧、舜、禹、周公武力的强大。对外征战是国家强盛的保证，而儒家只知一味的怀柔，结果导致了华夏族群的精进风骨一天天被侵蚀。令人欣慰的是，但是伟大的英雄们对这种思想不屑一顾。
《史记》曰：“自《诗》《书》称三代‘戎狄是膺，荆舒是征’，齐桓公越燕伐山戎，武灵王以区区赵服单于，秦穆公用百里奚霸西戎，吴楚之君以诸侯役百越，况今乃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岂以晏然不为边境征伐哉。”诚如司马迁所言，列国时期，各国励精图治，我国的疆域得到了大大的开拓。
一 、     荆江强楚
我们总觉得南方人的刚强不及北方之刚强，可在宋末、明末抵抗最激烈的却是南方人，近代前仆后继为国捐躯的大部分是南方人，改革开放以来出击海外市场的主要还是南方人，今天中国最有活力的地方还是东南沿海，这不矛盾吗？其实全是误解，南方有着至刚至强的本质，只是我们没有发现，南方之强决不逊于北方，中华民族没有孬种，楚国就是在南方大地崛起的强大政权，对中国历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统一江汉
楚是南方的一个大国，他的先祖就是黄帝时期的九黎族，尧舜禹时期的三苗。虽然华夏族战胜了三苗部落，融合和了许多“黎民”百姓，但其在长江中游一带仍然拥有强大的势力，只是北上的势头被遏制。西周初年南方没有强国，汉水流域有些姬姓小国，并不被重视。周成王封熊绎做楚蛮的小国君。歧阳大盟会，派熊绎和鲜卑（东胡小部落）看守祭神的火堆，不得正式参与盟会。后来楚强大，怨恨周朝，建国号为楚，自立楚王，与周对立，不断向四方扩展。周夷王时，熊渠崛起，向东拓地至鄂，并与周朝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周成王曾深入楚国作战。周昭王时又大规模征讨楚国，结果全军覆没，周昭王君臣淹死在汉江里。 楚人自称是战神蚩尤的后代，崇尚武力，相传五年不出兵，死后便没脸见祖先。楚国君臣自豪的宣称自己是蛮夷，和中原诸国不同，专门攻伐中原诸国。楚武王在位时，汉水流域的姬姓小国全被楚国灭掉。楚文王时，更把屏藩中原的三大重镇申国、邓国、息国灭掉，奠定了楚国经略中原的基础。中原的中枢是郑国，从楚武王末年开始，郑国已经感受到楚的威胁。文王最后发兵伐郑，但最后没有攻灭。随后出又四次伐郑，均没有彻底胜利。楚武王、楚文王是楚国两位杰出的君主，他们均抱病出征，而且都病死在征途中，他们不仅为楚国留下了称霸的基业，更留下了发愤图强的锐志。
称霸中原
周成王时，楚继续北进，受到晋文公的阻碍，晋楚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城濮之战，楚虽大败，但元气尚存。楚庄王时，继续争夺中原，与晋国激战于邲，楚胜。楚庄王在数年之内，伐陈而定其乱，伐郑而降其君，与晋人决战而大捷，伐萧而灭其国，伐宋而使之唯命是从，诸侯莫不敢重足而立，晋人不敢渡黄河而南进，齐人不敢逾泗上而西进，秦人不敢越崤山而东进，中原诸国唯楚人马首是瞻，楚庄王的霸业达到了顶峰。楚悼王时，除向南开拓百越之地与洞庭苍梧之间。楚威王时，灭掉越国，尽占越人所占之吴地，粤人从此离散，成为楚的附庸。楚国由此成为到东周第一大国，有地千里，是当时最大的诸侯国。列国时期楚国吞并的国家最多，达四十五个。今天我们见谁粗鲁、凶狠，便说他野蛮，而古代南方诸族被统称蛮族，野蛮一词就是来源于华夏族对南方民族的第一印象，可见那时的南方族群非常剽悍，远胜于一些文弱的华夏诸国。而有些华夏小国一个个盲目自大，自以为文化灿烂，以德怀远，视战争为凶事，结果淮汉流域的华夏诸国全被楚国吞并，包括周公的封地，推行“周礼”最典型的鲁国、孔子的出生地，孔子的思想主要发扬了周礼，这是绝妙的讽刺。而齐桓公开始弃王道行霸道，发展了黄帝、大禹、周公、文、武的尚武精神，终于成为华夏族的盟主，使华夏族得以发展壮大。一百多年后的孔子也在赞叹齐桓公的霸业，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大概要披着头发，穿左衽衣，受异族统治了。而孔子对齐桓公虽然赞叹却不提倡，对于华夏精神最具活力的方面不但不发扬光大，反而压抑，中国历史沉沦的萌芽就这样滋生了。正是由于楚国的尚武精神使得楚立国八百余年，与周朝相始终，而楚庄王一度饮马黄河，问鼎中原，更是何等气魄？由于楚国好战，版图最大，纵横三千里。即使到了战国时期，楚国农业落后，兵力不强，但勇武善战的楚人常常开疆拓土。楚灭了越国、鲁国等东方大国之后，楚成王时遣庄跤率兵进入云南，以滇池为中心，扩地千里。后来秦南下夺取楚黔中郡，楚国反攻失败后庄跤的退路被切断，庄跤便在云南自立为王，称“滇王”。楚国经过了八百年的经营几乎统一了整个长江流域，为秦汉建立伟大的封建帝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战国七雄中，秦国和楚国的贡献最大。
楚雄华夏
由于楚的不断开拓，居住在国境内长江流域的蛮人、淮河流域的夷人以及被征服的华夏诸国人经过长期的文化交流，融合成楚蛮固有的巫文化中渗入华夏文化的独具特色的楚文化。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个体作家， 以他的作品反映的楚辞明显的带有南方巫文化和北方吏官文化的痕迹，当然是以南方文化为主。楚辞和诗经成为中国古典文学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两大源头。中国第一个全国性文学汉赋的前身就是楚辞。楚辞之所以在汉朝成为全国性的文学，主要是因为楚人在汉朝占据统治地位。亡秦必楚，主要是楚人推翻了秦朝的统治，不管是项羽还是刘邦，他们都是楚人，不管谁打败谁结果都是楚人的胜利。尽管刘邦打败项羽主要依*萧何从关中源源不断的输送士卒和军用物资，但汉军的大将却大都是楚人，整个西汉旧秦国的子民最受歧视。西汉一朝有“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的说法，汉朝的丞相基本上都是关东人，尤其是刘邦的祖籍沛县人。关西人要想封侯，只有在战场上奋勇杀敌，以战功实现自己的价值。飞将军李广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却未封侯，司马迁自己也是关西人，对此深有感触，漠北战役结束后，关东人与关西人的待遇相差很大，旧秦国的子民受歧视的现象暴露无遗。由于楚人灭亡秦朝后在政治上居于统治地位，楚文化自然也就成为全国性文化的前身。尽管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秦朝的文化较落后，基本上没有什么文学代表，只有李斯的一篇《谏逐客书》，还是秦统一以前写的，李斯也是楚国人。楚灭掉秦朝之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修养生息，开始大规模用兵四方，掀起了中国古代王朝极盛的第一个高峰，而这一伟大的成就是南北人文精神共同作用的结果，显然南方起了领导作用，而北方尤其是关西的将士只能冲锋陷阵。由于汉朝的南征北战，在帝国范围内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加强，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族群——汉族诞生了。汉族群的“汉”来源于汉水，这个解释较为合理，刘邦就是因为封国在汉水而被称为汉王，“汉”以后又成为刘邦建立的王朝的名称，以后又成为这个王朝主体民族的名称。可见汉族群形成时的中心是在汉水，尽管华夏族的活动范围基本在黄河中下游，但汉族群形成时他的中心已经南移，华夏族和楚人及南方其他民族共同形成了汉族群。今天有些人总觉得汉族群的的主体在黄河流域，其他地区则不是正统的汉族群，这个感觉是失真的。在汉族群形成的过程中，南方大地的先民显然起了领导作用，是积极主动的。
我们总在说中国人性格的南北差异，北人刚直，南人柔弱，这虽然是南北方一部分人的性格特征，但这不是从来就这样的。春秋战国时期南方的楚人、吴人、越人，均是崇尚武力，他们的刚直要远胜于许多文弱的华夏小国。只是由于汉朝四百年的稳定，北方的上层开始丧失野性，慢慢地被儒化、弱化，遂之帝国衰落、崩溃，北方上层开始南迁，开始弱化曾经虎视中原的南方勇士。北方留下来的都是勇士，加上和草原移民的融合，始终保持着强悍的身影。
汉族群形成的过程中，已经是南北共同作用的结果，更不用说以后历史的发展使得南方更能代表汉族群的正统。西晋末年，“五胡”内迁，接着就是大规模的族群混战，大量的汉族群为躲避战乱举族迁往南方，与南方汉族群的融合进一步加深，最后界限消失。而留在黄河流域的汉族群与“五胡”融合，也不再是以前的北方汉族群，这是北方汉族群一次较大的的扩散，远达珠江流域。汉族群第二次大规模的南迁是北宋末年，金军南下，中原混乱，许多人又被迫流亡南方。经过两次大规模的迁徙，两汉时的北方汉族群大部分已经迁到了南方。在今天的广东话中更多的保持着古汉语的语法现象，广东话被称为古汉语的活化石。中国北方只是一种大陆文明，而中国南方则是海洋文明或半海洋文明，历史发展到近代以后，我们已经能明显的感到高下之分。
二     “秦霸西戎”
当周朝文化中的尚武精神有衰退迹象时，一个更加强悍的华夏军事政权在西周故地崛起，适时地剔除了弱化武士毅力的不良趋势，为以后华夏统一铸就了强大的武魂支柱。
牧马秦勇
秦人曾经生活在六盘山与渭水中游地区，周朝兴起后，秦人被迫迁徙迁徙到甘肃天水附近，商周两代，秦人受到奴役。在西北地区，秦人与戎人、狄人相互杂居，习俗相近。西周中期，周孝王将秦地（甘肃秦安、清水一带）封给秦人首领非子，秦正式成为其名称。秦的先祖“非子”善于牧马，周孝王命令“非子”专门在汧水和渭水之间为周朝牧马，非子每年为周献上大量良马，他的后代继续这一职务。到了后裔秦仲时，周厉王昏庸无道，与民争利，结果被国人杀掉。同时西戎乘机反叛，灭亡了犬丘之族，周宣王封秦仲为大夫，专门攻伐西戎。在战斗中，西戎反把秦仲杀掉，其长子庄公率七千人继续攻伐西戎，打败西戎。于是周宣王把犬丘及其周围等地封给秦仲的后代，并晋升为西垂大夫。周幽王时朝政更为混乱，幽王酷爱褒姒，烽火戏诸侯，结果为“犬戎”攻灭，秦襄公带领军队与西戎作战，并把周平王安全地送往洛阳，因此被晋升为诸侯，国号秦，封岐山以西的地方，并说：“戎人侵占了我周室岐山沣水一带的土地，你如果能夺回那些地方，就都属于秦国了，”于是秦的历代先祖开始大规模地讨伐西戎。秦襄公与西戎战争频繁。秦文公曾大败西戎。秦武公曾伐邽、冀之戎。到秦穆公时，史载“并国十二，益地千里，随霸西戎。”春秋时有一部分西戎东迁，进入华夏居住区。春秋末大部分被晋、楚、秦等国消灭，逐渐融合为华夏族成员。战国时期，居住于秦国西部和北部的戎族仍然有比较强大的力量，其中势力最强的是义渠，与秦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公元前314年，秦惠文王伐义渠，得二十五城。秦昭王时，最终灭义渠，设陇西郡。
秦国以后之所以能够吞并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秦国民风淳朴、剽悍。秦本属羌族的一支，周朝时成为华夏的附庸，开始缓慢的接受华夏文化。西周灭亡后秦国在与西戎的战争中壮大起来，受“戎狄”影响极深，商鞅变法时，强制要求革除戎狄旧俗。所以秦国相较一些文弱的华夏国家来说非常崇尚武力，而秦国受华夏文化腐败的东西影响较浅，人民诚实守信，到了秦文公十三年才有史官记事。华夏文化固然是文明的标志，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文化腐朽性的东西日益滋长，越来越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三代时以德治国，但并没有说要放弃武力，而以后的儒家片面的强调“仁”、“礼”，最终使国家丧失了初期的进取精神而流于妥协退让。周朝分封的同姓国大都被灭掉，不管是鲁国还是郑国。更不用说商朝后裔被分封建立的国家宋国，夏朝后裔建立的国家杞国就更可笑了，杞人担心天要塌下来而惶惶不可终日，迂腐不堪。孔子就出生在鲁国，鲁国是周公的封地，“周礼”就是周公创立的，鲁国也是推行“周礼”最典型的国家，人们厌恶战争，国君不修城池，幻想着三代的盛世，结果为楚国所灭，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齐国先祖吕尚到任以后，没有推行周礼，而按照夷人的习俗去统治，大力发展渔盐工商业，整顿军队，最终成为东方大国，可以看到，华夏文化发展到东周时其消极作用已经开始显现，如果不加以克服，华夏文化不可能发展壮大。“郑、卫之音乃靡靡之音”，亡国之音。而人们当时听到《秦声》时，感觉非常振奋。所以秦国虽然文化落后，但有幸不为那种腐朽日益增长的文化所束缚，而保持了最原始的勃勃生机。
军功至上
秦始皇以前，秦国夺得重要的都邑，往往驱除原来的居民或令秦民迁往杂居，主要是防止山东诸国的腐化生活传染给秦民。秦国士民非常勇敢，一是由于民风如此，二则秦国的军功制度非常好。商鞅变法时制订的二十级军功不是凭空产生的，他是在整理秦国原有爵位的基础上形成的。一切以军功为主，正是秦国崇尚武力的表现，而这又使勇武精神与实际利害结合起来，便会产生排山倒海的力量。当然民风的尚武与实际利害是分不开的，任何一个尚武的民族肯定最崇拜勇士，而要给他们巨大的荣誉，所以人们普遍勇敢善战。不敢想象在那些鄙视军人的国家民风会异常剽悍，这是很自然的，即使今天都是这样。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直接就问孟子到我们国家来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利益。孟子却回答说，大王为什么一定要谈“利”呢？只要有仁义就行了。孟子坚持“仁”而反对“利”，如果没有照顾到人的利益而一味强调所谓的“仁”，绝大部分人是做不到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就直言不讳地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只有义利结合才符合人情。获利不能违背大义，不能损害国家民族的利益，战国时策士发奋学艺，就是为了出人头地，他们唇枪舌剑，左右逢源，甚至左右当时政局，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参与历史，获得功名富贵，但却没有损害民族大义，因此他们就是时代的风流人物。白起的父亲随秦军四处征战，获得了一些产业，他给儿子取名“起”，就是希望儿子能够像吴起那样所向披靡，建功立业。匈奴首领为鼓励士兵勇敢杀敌，规定战场上杀死敌人后，赏以马乳酒，掠夺的财物可以归己，得到俘虏可以作自己的奴婢，这种古老的制度使得匈奴人都以征战为荣。早期人民解放军之所以作战勇敢，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军人往往受到电影明星般的注目和宠爱。
可有些人直到今天还在沉睡，一提起要恢复祖先的尚武精神，便有一万个不自在，惊慌激烈地反对，我们所受的苦难难道还少吗？卑弱的国家没有资格谈和平，和平不是喊来的，而是强大的军事力量及无上的勇武精神相对峙的产物。最受美国人推崇的五大总统之一西奥多。罗斯福说过：“准备战争就是最可*的和平保证。一个真正伟大的民族宁可忍受各种各样的战争灾难，而不愿以国家的荣誉为代价换来可耻的繁荣”，“怯懦，不论对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来讲，都是不可饶恕得罪恶。有意地不做战争的准备，从效果来看，也与怯懦一样可耻。”“没有胆量进行战争的胆小鬼同那些不愿采取任何足以引起战争的步骤的短视的先生们，是一丘之貉。”大哲学家荣格说过，强而不暴是一种美，而懦弱本身就是一种罪恶，由于他们的软弱只能刺激侵略者贪婪的野心。
只有每个民族都觉醒了，去掉固有的懒散、怯懦的习气，从而团结一致、积极进取、奋发向上，建设强大的国家，以最大的速度促进本国的发展，才会有人类更长久的和平。有些人不是要为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改名吗？他们声称是为了人类永久的和平，在某种程度上说，那些人才是战争得罪魁祸首，由于他们的懦弱行为将要使中国遭受更大规模的侵略，一个懦弱的民族必将走腐败和衰亡，而世界上的民族不可能都走向腐败和衰落，那些保持着勃勃生机的民族肯定是存在的，因为人类的历史总是在向前发展。
帝国魂
秦国之所以非常强盛，更主要在于来了一位超级大师——商鞅。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团结内部、协调内部的问题，只要万众一心，就没有干不了的事。如何协调内部，使人民更加紧密的结合起来而不要自相残杀，没有几个国家能够做到，而在商鞅的指导下，当时的秦国比他以前做的更好了。首先商鞅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训诫：“勇于公战，怯于私斗”，要求不要在国内打架斗殴，真正的勇士是在战场上为国驰骋，秦人从此全力向外，所向披靡。我不明白这么一句关乎国脉、民气，对国民性格的改造会产生巨大震撼力的训诫怎就从汉语中蒸发了？只有那些专门学历史的人翻到商鞅变法的内容时才有可能看到，而这大都不能引起他们的注意。
商鞅接着指出，一个国家要敢于使用和善于使用国力。如果国家实力很强，而又不能用其强，其力发挥不出去，就有可能造成内耗，养成内患，由强变弱，自我瓦解。即“力多不用则志穷，志穷则有私，有私则有弱。故能生力而不能杀力，曰自攻之国，必削。”《说民》所以要保持国强，发展国强，就应当适时的使用和发挥国家实力，这是消除内患，刺激国家实力再生的好措施。使用和发挥国家实力、消除内患、刺激国家实力再生的办法又是什么呢？《商军书》认为应该加强国防，养兵尚武，对外征战。据载：“国强而不战，毒输于内，礼乐虱官生，必削。遂战，毒输于敌，国无礼乐虱官，必强。”《去强》所谓礼乐虱官指的是空谈误国者。在商鞅派看来，“战”是消灭国毒民患、净化社会风气、转移国内矛盾的最佳选择，是关系到国家强盛的根本。国强而不战，强就会转化为弱。国强而战，就会强者愈强。若富国不战，富就会转化为贫。反之亦然。“民欲战，而不得不战，是为重强。民故不欲战，又得无战，是为重弱。”《画策》。总之，无论国之强弱贫富，均应务战。战与不战，是强弱贫富转化的关键。
商鞅派的实力观正是以国防建设为主要动力，以战争为主要杠杆的实力观，是一种尚武型、进攻型、扩张型的实力观。他蕴涵着一个伟大的构想，即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互动再生的综合国力发展模式。这以模式孕育着一个很有价值的国防建设新思路的萌芽，即由消耗型国防向增殖型国防转变。只有增殖型国防才能够真正与经济建设产生再生互动效应，也才能真正把国家推向重强。因此后来秦国出现了“兵动则地广，兵息则民富”的局面。正是这一理论的成功实践。
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祖先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洞悉了世界各国兴衰荣辱的根源，而且得到了成功实践，最终酿成了世界第一大民族——中华民族的形成。这才是真正值得自豪的事情。这种理论虽然今天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但在古代、近代，这却是一个伟大的真理，二战以前各国协调经济利益不可能通过谈判，而只有战争。适应它，民族国家就能发展壮大，否则，只能自取灭亡。“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非常可惜，这么一个伟大的人物，很快被抛弃了，中国人将要为此付出屈辱的代价。
三、赵踞阴山
对开拓华北地区功绩最大的诸侯国是晋国以及后来的赵国。
秦晋草原
由于教科书不恰当的编排，一提起马、骑兵我们总觉得是北方游牧部落的特征，这些好象和中原没有一点关系，中原政权好象就没有强大的骑兵，为完成国家统一向北推进至长城阴山一带时，似乎总是被动的，进展不大，这又是巨大的误解。在冷兵器时代，骑兵的强大是战争的决定性力量，如果中原政权能够训练出一支精锐骑兵来，以骑制骑，北方族群的骑兵优势也就不存在了，国家统一大业即可完成，如汉唐。另一种就是中原极端腐败，没有能力统一，北方族群会大举南下，完成统一，如元朝。当然中原政权训练出一支精锐骑兵比北方族群要困难一点，马更适宜于高寒地区生长，但不是说在中原就训练不出，黄土高原海拔高，气候凉爽，属温带草原气候，就适宜牧马。问题是由于中原族群定居较早，产生了所谓的“文明”，由于定居而开始崇尚安宁，开拓精神逐渐弱化，最终导致重文轻武的社会风尚，随着古代文明的发展，腐败是不可避免的，人们开始贪图享受，统治阶层挥霍无度，人人视从军为畏途，不要说训练出一支精锐骑兵，就是步兵也不好好操练，武备松弛，结果就就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世界古代史上的有众多的文明，而只有我们中华文明一直没有中断，有人将之归结为儒家学说的作用，这种提法值得商榷。中华文明一直延续至今，主要不是儒家学说的作用，而是秦汉时期中原族群的尚武开拓精神为我们打下了牢不可破的伟大基业，中原族群曾经在近三千年的时间里使塞外族群大失威风，从而掌握了全国统一的主导权。游牧族群也可以统一中国，可真正的统一核心却是中原政权奠定的，农业相对于牧业是历史的进步，因为畜牧业太脆弱，受自然影响极大，游牧政权衰亡的时候，总有雪灾、瘟疫的痕迹。只有农业社会才能发展成各种完善的自然科学，最终产生工业革命，使人类进入工业社会，游牧政权建立的大帝国持续的时间都很短。从轩辕黄帝到盛唐，农牧兼有、以农为主的中原政权明显能够驾驭塞外族群，在欧亚大陆古代史上，这是一个奇迹。
唐朝以后特别是宋朝，以偌大一个政权一败再败，竟然与辽、西夏、金长期对峙而不能统一，懦弱无能这个概念开始与中原文化有了不解之缘，一直延续至今，渗入相当一部分人的骨子。可在春秋战国时期，汉族群尚未形成，四分五裂，列国征战，可就在这样艰险的情况下，占据着贫瘠山西的赵国，竟全歼匈奴十万骑兵，创下了步兵集团全歼骑兵集团的光辉战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匈奴不敢南下，赵国与此同时开始大举开疆拓土，连败楼烦、林胡、东胡诸部，拓地一千余里，在河套阴山一带置郡设县，这是何等气魄!
区区一个赵国，东有齐、燕，南有韩、魏，西有强秦，国防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可他凭什么竟能打败匈奴、拓地千里呢？中原政权战胜游牧族群进而统一全国并非不可能，只要有尚武精神，并训练出一支精锐的骑兵，大可扬威四方。尚武精神自不必说，在周、秦、汉、隋、唐这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华先民的血液里流淌的是赳赳武夫的豪迈。闻一多当年曾称引英人威尔斯所著的《人类的命运》中的一个观点：“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闻一多解释：“土匪”包含有中国武狭的意思。梁启超在《中国武士道》自序中说：“中国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农耕和习武是中国初民最主要的生活内容，农闲即进行训练，每隔三年，要进行一次大的军事演习。所谓“四时习武，三年大习。”（《左传、隐公五年》）远古最早的学校就是未成年人军事训练的场所，学校以射御和礼乐为主，“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代教师被称为夫子，旧缘于“百夫长”、“千夫长”，等军官的职称。（杨宽《我国古代大学的特点及其起源》）远古好剑之风在社会上经久不衰。春秋战国时，尚武精神成为席卷列国的社会风潮，专以剑术为能，并借此为生的剑客不计其数。他们差不多都成了职业剑客和专职杀手。《庄子、说剑篇》记载：“昔赵文王善剑，狭士夹门而客者三千余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亡岁百余人，好之不厌。”为了生活居然以死相拼，甚至用生命做代价，可见当时好剑之风竞争的激烈程度。习武角力并不只是猛将和剑客的专利，上至诸侯，下至平民百姓，或骑射，或格斗，都有些须功夫，就连孔子也不例外。“士”阶层在上古长期指武士阶层，到春秋战国开始分途，一部分人开始兼任文职，但过渡时期的士都能武。孔子就出生在一个武士家庭，“孔子之劲，能拓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孔子对弟子说：“吾何执？执舆乎？执射乎？吾执舆也。”那时的学校教育还包括驾车和射箭两项军事训练，但孔子独钟情于“礼”、“乐”。到了宋朝，“士”彻底成了文职，帝国的核心就这样衰落了。战国时期，像鲁、宋、卫等不崇尚武力的国家只有灭亡
训练出一支强大的骑兵的条件在当时是完全具备的。今天我们谈中国农牧经济的分界线以长城及其以北为界，而在两千多年前人口稀少，今长城以南的地区并不可能全都是农业区，而是分布着广大的游牧族群。今天长城以南的农耕区也并不是自古如此，农耕文明是逐步向北开拓的，长城这个界限在这个时期并没有形成。河、洛一带开发较早，基本变成了农业区，而山、陕、甘等地地处黄土高原，开发较晚，那时黄土高原的生态系统还没有今天这么脆弱，高原上有着大片的草原和森林，所以秦汉时黄土高原上的先民就大都从事畜牧业，到唐朝时，这一带依然是半农半牧半牧。同样秦国之所以强大主要是因为他北有胡马之利，所谓胡马之利是指当时秦国北部有大量的牧区，为秦国提供了大量的军马。同样汉武帝时期之所以能够用兵四方，就是因为汉武帝时期朝廷牧马众多。汉朝初期，民生凋敝，皇帝出巡都无法具备颜色一致的四匹马，宰相有的还要乘牛车，而汉武帝时期国家异常殷富，田野里牛马成群，一般朋友聚会，谁要是骑着母马，就会被大家讥笑，由于牧马很多，汉朝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这为汉军进入大漠作战创造了条件。汉武帝开拓河西以后，祁连山牧场又成为中原政权一块重要的军马基地，今天甘肃张掖山丹有着亚洲最大的军马场。
周成王封同母弟叔虞为唐侯，叔虞在唐国内“强以戎索”，就是说按照戎狄的生活习惯分配牧地。叔虞子燮父改国号为晋。东周初年，晋献公定都绛，开始对外扩展，公元前661年建立上下两军，扩大了一倍的军力，相继灭掉耿、霍、魏、狄人东山皋落氏、虢国、虞国，统一汾河流域。其疆域西与秦国以黄河为界，南到晋豫交界处，东达太行山，北与戎狄相接，晋国逐步成为一个“地险多马”的大国。地险指晋国地势险要，表里山河，而晋国的强大不是由于地势险要，更主要是由于军马众多，马匹的多少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的强弱，他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是军事力量强弱的标志。
胡服骑射
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赵襄子建立赵国。赵襄子在收复了实地中牟后，便向北讨伐狄族建立的代国，灭代，这不仅扩大了赵国的版图，代地出产的良马更增强了赵国的军事力量。由此，白狄建立的中山国，其北、西、南三面处于赵国的包围之下，但中山国军力强盛，不易灭掉。是赵国真正成为强国的是赵武灵王，武灵王即位以后，赵国的形势比较严峻，其西面有韩、秦、楼烦、林胡四国，北边有燕国和东胡，东与齐国隔黄河为界，南连魏国，中山国在其腹心，堆砌威胁最大的是秦国和中山国。赵国与邻国的战争不断，且丧失了一些土地，武灵王发愤图强。赵国的强大不仅因为马匹众多，更因为伟大的赵武灵王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胡服骑射。这一政策包括两个部分，首先胡服要求赵国人脱去华夏族群的宽衣长袖，因为华夏族的服饰不适宜于骑马射箭，严重影响军队的战斗力，这种要求不仅在军队中，而是要求全体赵国人。虽然许多守旧贵族反对，但在赵武灵王大刀阔斧的气势下彻底实现了。由于实行胡服，极大的缩小了赵人与胡人的心理差距，胡人由此亲近赵国，在胡人中招募军队成效显著。再就是骑射，赵国地处北疆，经常受到东胡、匈奴等游牧部落的侵袭，在战斗中，步兵、车兵非常被动，而对方的优势就是骑兵，弓箭在近距离的杀伤力非常大，所以赵武灵王开始加强骑射。赵军在占领原阳（呼和浩特东南）后，在此建立骑邑，训练出了一支精锐的骑兵，军事力量大增。武灵王已精锐的骑兵兼并了林胡、楼烦，向西北拓地千里，占领了陕西榆林地区、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直到阴山，在此设立代郡、雁门、云中三个边郡。随后，武灵王又开始讨伐中山国，经过数年的战争，灭掉了中山国，赵国的疆域达到了顶峰。
赵武灵王死后，统治者日益腐朽，赵国逐渐衰落，由于秦国的攻掠、与燕国齐国的战争，赵国北边的形式顿时紧张，匈奴崛起，不时寇边。赵国任命李牧驻守北边，防御匈奴。李牧选战车一千三百乘，骑兵一万三千骑，步兵五万人，射手十万人，加紧训练。为了诱敌，李牧让赵军漫山遍野去放牧，匈奴一进攻，故意丢下千余人败走，匈奴中计，单于亲自率大军入边，李牧利用匈奴轻敌思想，设阵伏击，破杀匈奴十几万骑兵，单于逃走，北边安定了十几年。
除却赵国的武力外，尤令我们叹服的是赵武灵王富国强兵的精神，为了强国他居然下令全体臣民改掉几千年的传统服饰，而向华夏族群一向鄙视的周边部落学习，这与彼得大帝为了俄罗斯的强盛而要求俄罗斯人剪掉胡子，改穿西装是极其相似的，这就是我们先祖的气魄，是我们赖以存在发展的精神支柱，洋溢在赵武灵王身上的拓边创新精神才是我们绵延几千年的根源。
吴越争霸
春秋时期，在长江下游和钱塘江流域，分别崛起了两个强大的国家：吴国和越国。吴国在吴王阖闾时开始强盛，吴王重用伍子婿、孙武等人，大举伐楚，五战五胜，攻入郢都，由于秦军的救援，吴王弟弟夫概的叛乱，越国的偷袭，在占领郢都10个月后，吴王阖闾从楚国撤军。为了报复越国，扫除后顾之忧，从公元前510年开始，吴王阖闾大举伐越，两国军队在对阵时，越国派出的由死囚组成的敢死队在阵前集体自刎，吴军惊异，被越国打败，阖闾受重伤，死在归途中。吴王夫差即位，经过两年准备，大举伐越，前494年，越王勾践战败，卑词求和，夫差放松了警惕，经过三年的软禁，将勾践放回。夫差为先王报了仇，雄心大振，将兵峰指向北方诸国。公元前489年，吴军进攻陈国，开辟了北上中原的道路。次年，吴国攻打鲁国，慑服了许多小国，只有当时北方的大国齐国和晋国反对吴国崛起。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邗沟，沟通了长江和淮河，以便于北上伐齐服鲁。公元前485年，夫差命大将徐承率海军从海上进攻齐国，夫差在艾陵（山东莱芜县）打败齐军，更加酬酬满志。公元前482年，吴国又一次打败齐国，吴王通知中原各诸侯国到黄池会盟，自己想充当霸主。经过与晋国激烈的斗争，暂时取得了霸主的地位。但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兴兵雪耻，趁机进攻吴国，吴王夫差马上回师，结果战败，想仿照勾践故事，被拒绝后，绝望自杀。勾践灭吴后，率兵北上，在徐州与诸侯会盟，一度成为霸主。
齐国是春秋的第一个霸主，在周朝衰落之际，对于羽翼其他诸侯国起到了很大的保护作用，但由于地理位置的限制，其对疆域的开发要逊于秦国、楚国、晋国、燕国，所以没有专门叙述，吴国、越国大体如此。但要专门写吴越，是因为其区域文化有秦、楚、晋、燕不及之处，就在于它们的海洋文明。在全国范围内，沿海等地有着天然的海洋文明因子，吴国北上称霸中原即曾以海军登陆的方式进行，这是我国最早的一次海战。海洋文明是最具开拓性的文明，大海是深不可测、汹涌澎湃的，海洋给人巨大的震撼力是永恒的，而这在大陆腹地是感受不到的，习惯于海洋的人们的魄力是最伟大的。只有面向海洋，才是国家强盛之本，近代五百多年的强国均是如此。江、浙、闽、粤是国家开拓海洋的前沿，对于激励中华民族开拓海洋的奋发精神，以及民族复兴大业责任巨大，他们是中华民族最具活力的部分之一。秦朝末年，项羽带八千江东子弟横扫中原，吴越大地虽后为楚吞并，但到秦末依然蕴藏着巨大的战争潜力。由于项羽的盖世武功，人们发出了“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的感慨。
燕国东扩
战国时期，燕国的疆域有了很大的拓展。随荆轲刺秦有一个人叫秦武阳，秦武阳的祖父秦开为燕国立下了汗马功劳。燕昭王命令秦开出击东胡，秦开 打败东胡，把它们驱赶到千里之外。接着燕国在新边界上筑了一道长城，从河北宣化东北到辽宁辽阳北。并沿边设上谷、渔阳、辽东、辽西、右北平五郡。边外的真番和朝鲜均成了燕国的属地，燕国在此设置管理机构。这里的朝鲜就是商纣王的弟弟箕子所建，箕子不愿受周朝统治，率众逃到朝鲜，君临其地。这是符合事实的，因为周朝分封的燕国就已经接近朝鲜，燕国是分封最远的国家，为什么要在那么远的地方建国呢？极有可能因为商人在朝鲜建国的缘故。秦灭燕国后，于大同江外空地设置据点，对朝鲜控制有所放松。朝鲜名义上臣服秦朝，实际上却不朝会。汉朝初年，自顾不及，无意扩边，把东北边界缩到大同江。刘邦死后，燕王卢绾率众叛逃匈奴，燕地大乱。燕人卫满聚党千余人，渡大同江，居秦故塞，收容燕齐亡命之徒，灭掉箕子朝鲜，并降服了真番及邻近的东夷小国。箕子的国祀，经历八百余年至此断绝。卫满向汉称臣，半岛上的蛮夷君长朝见时并不阻拦，到卫满孙右渠时，与汉为敌。
对于箕子朝鲜和卫氏朝鲜，中国史籍中有大量记载，但今天的朝鲜与韩国拒不承认，他们认为那完全是神话传说，他们认为半岛上存在国家的时间在公元后。对此我们不能强迫别人承认这两个中国人统治的朝鲜王朝。我们应该反思的是他们为什么不承认？很显然，如果承认了，那将会沉重的打击朝鲜人自尊心和自信心。八十年代，我国学者批评韩国历史学者片面扩大古代朝鲜民族在东北亚的影响力，批评把韩国古代文化列入满洲文化圈、自我膨胀的民族主义思想。韩国人到底应不应该这样做呢？当然可以。我国的学者以为自己找到万世不易的真理而批评别人，实在是班门弄斧。两个国家不同史学思想，最终导致了两个国家形成了迥然不同的民族精神，韩国人自信、团结、爱国，举世公认已经直逼日本。而中国人依然麻木、自卑、一盘散沙，孰是孰非，无需多言。
智慧无敌
春秋战国时古代中国疆域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期，其实现的原因除经济军事外，文化思想也是一个重要方面。春秋战国的思想大体可分为两种，第一类，可称实学，以管仲、吴起、荀子、孙子、韩非子、商鞅等为代表，其思想以富国强兵为目标，把握了万国竞争的本质，极大的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第二类，以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为代表，其整体思想与社会进步相冲突，只是在精神领域能够调节人们的紧张情绪，犹如宗教对人的作用，可称为道学。显然，他们的思想不能用来全面治国，他们根本就没有认识到万国竞争、弱肉强食的血腥本质，只能是一种辅助。儒学最大的失误就在于以其极不健全的认知体系硬要全面干预政治，大有舍我其谁的气概，以后中国的悲剧大多源于此。我们今天不能把中国的落后全都归罪于儒学而否定它，就向基督教不能产生民主科学，甚至与科学尖锐对立，但西方人至今还在信仰。儒、道应该成为我们精神的一个港湾，虽然不是全部，中国人依然需要它们。
管仲相齐桓公，成就齐国霸业，它的思想一是富国强兵，再就是尊王攘夷。它强调政治应该因地制宜，简化繁琐的周礼，发展工商业、渔业、盐业，发展农业桑麻，加强统治，君主应该遵守法度，政令畅达。孙子提出了一套严密的军事理论，以及“战胜强而威行天下”强势思维模式。以后被翻译为多国文字，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吴起著有《吴起兵法》，与孙子同等重要，在当世他显示出巨大的才能。鲁国任用他，打败了七国。魏国任用他，大胆变法，国力增强，打败了秦国。楚国任用他，变法卓有成效，国力增强。它的思想主要是，精简机构，提高效率；增强军事力量；亲爱百姓；充实府库。商鞅的军国主义思想前已提及，不再介绍。
第四章                         秦汉帝国
列国残酷的征战，使中华先民的尚武精神和军事实力有了巨大的飞跃，最终导致了秦汉大帝国的崛起。
一   大秦帝国
南征北战
秦灭六国后，开使腾出手来对付匈奴。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亲自从东到西视察了整个北部边区，确定了大举进攻夺取河套南部战略要地的方针。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兵三十万北击匈奴，迅速收复了河南地，将匈奴赶到黄河北岸。此战使匈奴向北后退了七百多里，十多年不敢南下牧马。匈奴对中原的威胁基本解除，直到秦末大乱，匈奴又重新占领了这些地方。秦始皇在河南设立了四十四个县，大量迁徙内地居民居住，使之牢牢地掌握在秦朝手中。后来秦军又渡过了黄河，继续向北进击匈奴，秦军占领了阴山山脉西端狼山及其山南的广阔平原，设置九原郡管辖该地区。对于匈奴，大家不要受教科书的误导，教科书在论及北方游牧族群时，说其善骑射征战，这很好。但遗憾的是没有论及当时中原族群是否同样具有这样的性格。读者只能以今天汉族群衰弱的性格推测秦汉隋唐人，认为他们也是卑弱的，实际上恰恰相反。虽说匈奴善战，但当时的秦人较之更加野蛮强悍，匈奴人在战场上占上风就冲杀劫掠，但形势不利马上就撤退，不以为耻。匈奴人武器落后，就更不是秦帝国的对手。匈奴人弓箭的箭头是用比较锋利的骨头做的，马刀异常驽钝，因为他们缺乏铁器以及炼铁技术。
秦对于东南沿海和岭南的族群也采取了进攻战略。春秋末的越国一度灭掉了吴国，称霸中原。但以后遭到楚的蚕食，最终被灭。秦灭楚后，降服了越族的一些首领，建立会稽郡和闽中郡，任命东越和闽越的首领为郡守。秦又进军岭南，起初非常困难，给养不足，遭到惨败。灵渠修通以后，秦于214年平定岭南，设桂林、南海、象三郡。千五十万人戍守岭南，与越人杂居，共同开发岭南。在攻取岭南的同时，秦派兵修筑通往贵州的道路，宽五尺，称“五尺道”。秦军通过五尺道进入云南，收服当地部落，设郡立县，委任官吏，秦始皇大大扩展了秦朝的疆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庞大的帝国。
如果说西周是中国古代疆域扩张的第一个高潮，打破了夏商一千年间拘囿于中原的狭小范围，将诸夏的影响力通过分封扩展到中原外围，这种扩张是据点式的扩张。那么秦朝则是大规模面的扩张，而且其方向远远超出了周人的想象。向南达到了越南北部，向北打败了匈奴人，夺回了赵国在河套的失地。奠定了以后两千年中国历史的主体舞台。
开天辟地
秦的伟大不仅在于它进行了疆域的扩展，更在于它进行了文化经济上的统一。为以后中国主体民族的形成作了不可或缺的准备。两千年前左右汉朝的强盛，这是我们祖先完全依赖自己的力量达到的强盛的最高峰。汉武帝自然成为汉朝强盛的杰出代表，中华文明之所以历经五千年而没有灭绝，主要是两个伟大人物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一就是秦始皇，其二就是汉武帝。秦始皇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前的夏、商、周三代连黄河流域都没有统一，而秦一举统一了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这也就成为以后中国统一的核心，以后不管风云如何变化，三大流域基本上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三大流域之所以能够如此团结是因为一个强大的民族——汉族群形成了。秦为汉族群的形成作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秦朝首先提供了共同的地域，即广阔的三大流域。其次就是统一了文字 ，秦朝以前各国均有文字，相差极大，字体本身就有极大的差别，语音相差就更大了，如果再持续几百年，中国可能和欧洲一样了，语言文字很相近，但毕竟不是一种语言。体貌特征也很相似，但却不是一个民族。秦始皇统一文字为汉族群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果说由于秦朝历时很短，统治残暴，三大流域人们的心理素质还没有完全整合的话，那么到了汉朝，这一历程基本结束了，三大流域的人们统归于“汉”这个名称。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汉朝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外战争所带来的荣耀将三大流域的人们紧密地团结起来，形成强大的凝聚力，由于经济文化的不断交流而最终成为一体。
可我们今天对秦以及秦始皇没有达成认同，在个别人的意识中，秦以及秦始皇不是整个汉族群的、整个中国的，而是属于西北的，其他地区提起秦的武功时，总是把自己换位到两千年前，经过两千多年的战乱、灾荒，几乎没有两千年居住在同一地区而不迁徙的居民。秦是汉族群形成前时期的一个民族，它应该和夏族、商族、周族、苗族、黎族、楚族、越族、西戎、北狄、东夷、南蛮、匈奴大部、乌桓、氐、羌、鲜卑、羯、契丹、女真大部等共为中华民族的先祖。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人还有东西南北的偏见？再这样下去，中华民族必然成为世界上最没有凝聚力、最衰弱的民族。我们今天还在使用着秦的文字的延续，如果秦没有统一中国，那么汉字绝对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可能永远也不会有统一的汉字。
秦朝的疆域非常辽阔，就是以后的两汉、隋唐、明朝的疆域都是极其辽阔的。可我们总有这么一种看法，就是喜欢把他们拿来与元朝、清朝、今天的疆域比较，认为也不过如此。纵向的比较是可以的，但仅仅这样就太片面了，我们更应该横向比较，一个国家、一个人的发展是要与同时代的对手竞争，而不是与古人、古国竞争。只要是同时代的强者，就是伟大的。在当时的世界上，能够与秦帝国相比较的只有亚历山大帝国和印度的孔雀帝国。三个帝国看起来都是昙花一现，但却有重大的不同。亚历山大帝国灭亡后，马其顿人再也没有强盛过。孔雀帝国灭亡后，印度长期分裂，直到成吉思汗的子孙入侵印度，建立莫卧尔帝国，印度大体上才第二次屈辱的统一起来。而秦帝国虽然灭亡了，但随之崛起的汉帝国却持续了四百年，疆域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张，这只能证明秦帝国的制度较之其他两国是非常高明的，而秦帝国的疆域也成为以后中国最核心的部分。汉帝国在当时的世界上只有罗马人建立的罗马帝国可以与之相比较，两个帝国衰落以后，中国又有隋唐帝国崛起，与之对应的是法兰克人建立了查理曼帝国，而查理曼帝国只有四十岁的生命。中华自古傲视全球的伟业与秦始皇的雄才大略是分不开的，人们对秦始皇过于苛求，始皇固然由于征伐太多而伤民，但与其伟大功绩相比是不能相提并论的。纵然由于征伐而危机统治，毁掉了苦心经营王朝的根基，但他却成就了一个伟大的国度。
秦长城
对于秦长城的修建，时至今日，议论不一。有人认为他是封闭的象征，限制了中华文化的发展，有人认为不是封闭的象征，尽管它是一种防御工事。理由是今天每个国家都有防御工事，美国仍在构件自己的防御体系，构建防御工事本身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长城完全可以作为中华民族的智慧，尤其是军事智慧的象征，乃至民族精神的象征予以弘扬。这些观点似乎都有看点，但我们必须明确：第一，秦长城与明长城的区别。秦长城是在打败匈奴后建立的，是在战略进攻下的以守为攻，秦长城远在明长城以北几十公里。能够表明秦长城是一种战略进攻的表现就是秦帝国控制着长城以北的战略要地——河套，甚至阴山。明长城虽然占据河西走廊，但却失去了河套，河西是右翼，河套是中坚，失河西是肢体之损，失河套则是心腹大患。河套是中原与游牧族群争夺国家领导权的关键，游牧族群控制河套，直接可以威胁中原的心脏。中原控制河套，以河套优良的牧场为基地，便可统一草原。占有河套的秦隋两朝，其卵翼下的汉唐异常强盛，而失去河套的西晋、明朝只有走向衰落。明长城是在国力衰落以后，与蒙古族群对抗中处于守势的情况下修建的。丧失了反击能力。而秦军是在打败匈奴以后修建长城，这更是一次完全的胜仗，主动进攻，而且占领大片领土。胜利的战争有两种，一种是自卫反击的胜利，一种是主动进攻的胜利，后者的含金量更高。
第二，长城是否给人封闭的象征，关键看这个防御工事建立以后，能否大规模进攻。如果以长城为依托，向北大规模开拓，那么它就是开拓的象征，胜利的象征。如果仅仅以长城为依托，进行单纯防御，那它就是封闭、保守的象征。秦长城是开拓的象征，因为秦军控制了长城以北大片领土。但遗憾的是，后世的长城多为单纯防御，这样，人们也误解了秦长城，提起长城，也不管哪个朝代了，大体上长城是防御的，人们也就把长城看成是防御的象征，进而引申为封闭、保守。加之魏晋之际陈琳《饮马长城窟》的名言：“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整个长城史的形象就更压抑了。
秦民东渡
《史记》记载，秦始皇为求得长生不老药，派山东一位方士带着三千童男童女去追寻东海中的三座神山，一去不返。他们找到了一片平原，方式徐福自立为王。在日本也有很多传说，据说徐福曾在日本左贺市的金立山住过，因此当地人建立金立神社奉祀它，左贺市每50年举行一次隆重的“徐福大祭”，最近的一次是1983年。自此，日本逐渐被纳入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在明治维新前，日本上层主要学习中国经典著作，精英们撰写的严肃论文或日记都使用汉语，直到今天，日语中使用了一千多个汉字。
北败匈奴
在苏联社科院编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史》中写道：“最近几年来进行的考察和研究告诉我们，无论在南西伯利亚的古代居民的人种类型上，或者在中国北部古代居民的人种类型上，都可以找到许多相同的地方。中部叶尼塞河和阿尔泰的卡拉苏克时期的特殊文化的产生，是与大批居民从中国北部向这里渗入有关，这些居民可能就是生活在戈壁和黄河之间的畜牧部落。”由此可见，秦汉以后塞外直到南西伯利亚的游牧族群，至迟在西周前期基本上还都生活在秦晋草原，即以前獯粥、鬼方、土方、白狄、赤狄、诸戎，只是由于中原政权向北方开拓，他们才退往更北方。《史记·匈奴列传》写到：匈奴是炎黄子孙，匈奴的始祖是淳维，又叫獯粥，是夏桀的儿子，夏桀死后，将父亲的众多小妾收为己有，流落北方，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
炎黄部落从游牧逐渐转向定居，历尧舜禹夏商周而秦汉一统，游牧部落在秦统一前后也实现了北方统一，完成这一使命的是匈奴。游牧部落自殷周以来，一向就是北境的强部，春秋战国时，随着秦、赵、燕三国向北方的扩展，一部分游牧族群被兼并，其余的退向大漠南北。秦末混战，匈奴趁机坐大，汉初的三、四十年间，匈奴在冒顿单于的统治下，匈奴的武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盛。它东灭强胡，占有大兴安岭辽河上游地区；北败浑庾、屈射、丁零诸部，拓地远至贝加尔湖；西方驱走大月氏，并征服楼兰、乌孙等二十多个国家，祁连山天山一带全都归匈奴统治；南面攻占秦所建置的河南地，与西汉北部边郡连接，亚洲东部的草原沙漠，全属匈奴所有，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军事政治联合体，疆域东西一万四千里，南北七千里。而当匈奴开始强大的时候，中原族群经过几千年的缓慢发展也开始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权，焕发出勃勃生机，为争夺中国统一的主导权，双方进行了长期的战争。汉朝经过河套、河西、漠北三大战役击溃了匈奴主力，匈奴势力顿衰，南匈奴内附。
屈辱和亲
战国末年匈奴经常越过河套地区进入内地骚扰，秦始皇命大将蒙恬率军30万北上抗击匈奴，收回了河南地（内蒙古河套一带）。匈奴不能敌，向北退却700余里，转移到蒙古高原中部。为防御匈驭，在河套一带建44个县移民屯田。秦末楚汉相争，国力衰弱，匈奴乘机强大，建立了大漠南北空前强大的国家。冒顿单于把匈奴分为左中右三部分，中部由单于直辖，左部在东，由左贤王统领，右部在西，由右贤王统领。天山南北广大地区属于匈奴右部。
公元前176年，匈奴单于给汉文帝写了一封踌躇满的信，宣扬自己“以天之福，吏率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渐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子木，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冒顿特意强调使楼兰、乌孙这几个西域强国臣服，只是想证明他已经完成了汉帝国的钳形包围，从北方、西方都构筑了扼制汉帝国向外扩展的壁垒。这封信对西汉朝野上下震动极大，如果想听凭匈奴耀武扬威，不想沦为二流国家，就只有走向西北，断匈奴右臂。汉高祖白登之围败于匈奴之后，汉朝不敢与匈奴公开对抗。汉武帝即位前，汉朝一直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即将宗室的女子冒充公主远嫁匈奴单于，每年定期对匈奴馈赠大量的丝织品，粮食、酒，以换取边境的安全。这种作法虽有一定的屈辱性，但如果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以图东山再起，就无可指责，后来汉朝的反击就证明这一点，可耻的是某些朝代会把妥协当作基本国策。那就是败类，如北宋，向辽、西夏、金大量“馈赠”，以满足贪欲，试图换取永久的安全，而没有反击的打算。如匈奴在起初时并不强大，而受制于东胡，强悍的冒顿也是对东胡屈尊，进献牛羊，最后当实力强时才打败东朝。
汉文帝、汉景帝时期，汉朝的实力渐渐增强，但仍然实行和亲政策，汉匈关系依然汉朝处于被动，但在抵御匈奴的的战争中，出现了一位著名的将领李广，匈奴人闻之丧胆。汉武帝即位以后，开始大举反击。
南风乍起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春，匈奴骑兵侵扰上谷（郡治北京怀来东南）地区，杀掠吏民。武帝决定进行反击，汉军分兵出击。卫青为车骑将军，出上谷；公孙敖为骑将军，出代郡（河北尉县）；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出云中（呼和浩特西南）；李广为骁骑将军，出雁门。各率骑兵一万，袭击在边境互市贸易的匈奴人。匈奴放开两边，集中兵力围歼中间两路。公孙敖与匈奴主力激战，被打的大败，损失7000骑兵。李广在雁门被被匈奴重兵包围，负伤被擒，在被押送途中夺马而逃，几乎全军覆没。西出云中的公孙贺部没有遇到匈奴，全军撤回。东路的卫青因匈奴主力集中在代郡 、雁门一线，乘虚而入，直捣匈奴祭天和大会诸部得首府龙城，杀俘七百多人，凯旋而归。从整个战局来看，匈奴取得了胜利。但这是汉朝七十多年来的首次战略进攻，失败也是进攻中的失败。况且卫青深入匈奴后方，这也是汉军首次进入大漠后方，给匈奴的威慑是空前的，影响是深远的。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冬，匈奴又侵扰上谷、渔阳一带，武帝命韩安国为材官将军，屯守渔阳。公元前128年秋，匈奴大举进犯辽西，杀辽西太守。接着又攻克渔阳，大败韩安国，韩退守右北平，不久病死。匈奴又西进攻克雁门，杀掠数千。面对这种局面，武帝东守西攻。命李广为右北平太守，防御东北。将军卫青率三万大军出雁门，将军李息出代郡，与卫青互为呼应。卫青斩获匈奴数千人，暂时稳定了北部局势。
收复河朔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春，武帝决定夺取河南。河南即河套、鄂尔多斯一带，水草丰茂，距离长安仅千余里，经济军事价值极高。此地在战国时属于赵国，是赵武灵王与李牧先后从北狄族群夺取。战国末年，匈奴夺取河南。秦统一六国后，大将蒙恬又夺回河南，设五原郡。秦朝灭亡后，匈奴又重新占领河南。武帝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命卫青、李息率数万骑兵先向东北进发，作驰援上谷、渔阳的假象，北上出云中郡，再突然向西，夺取高阙（内蒙阴山山脉中断处的缺口），切断西部匈奴的退路，然后南下。屯居河南的娄烦王、白羊王万没有想到汉军会从北方而来，慌忙逃命。卫青挥军掩杀，杀敌数千，获牛羊百万余头，收复了被匈奴占领了80多年的河南地区。次战扭转了汉朝对匈奴作战的不利形势，不仅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而且为想匈奴腹地发动进攻提供了战略基地。此后汉匈战争进入了汉对匈奴大举反攻的阶段。河南战役后，汉朝在此地设朔方和五原两郡，移民屯垦，是成为塞上重要的粮食和军马基地。
元朔三年（前126年）冬，军臣单于死，伊稚斜单于立。为报复河南之败，对汉朝边郡的攻掠更加频繁。为了巩固河南战役的胜利果实，武帝决定发动主动进攻。元朔五年（前124年）春，汉朝发军十余万大举讨伐匈奴。卫青率三万精骑由高阙出击匈奴右贤王，右贤王北逃，卫青部斩杀无数，活捉副王10余人，士兵15000余人，夺得牲畜10余万头。这是汉朝建国以来对匈奴战争最大的胜利，卫青被拜为大将军，所有将领均归其管辖。该年秋，右贤王率领万余骑袭击代郡，杀郡守朱央，掠走边民千余人。
元朔六年（前123年）春二月，武帝大举反击。命卫青率六部十余万人，以张骞为向导，从定襄出发。匈奴见汉军强盛，立即退兵。卫青挥军追杀，斩首3000余人，匈奴主力远遁大漠，卫轻率军回定襄、云中、雁门休整。该年夏四月，武帝令卫青尤率六部十万大军出定襄，北伐匈奴。汉军进入匈奴境后，卫轻令各部寻找战机。其中四路大军杀获匈奴零散部落万余人，另两军全军覆没，霍去病崭露头角。
开拓河西
霍去病将军自小精于骑射，少年就当了皇帝侍卫。霍去病不仅作战勇敢而且胆略超群，不拘于古法，动辄大胆迂回包抄，给匈奴以突然袭击，往往出奇制胜。元朔六年，霍去病随大将军卫清出征，那一战骠骑将军年仅18岁，率八百虎贲之士，以无所畏惧的精神，远离大军阵营，直捣匈奴指挥中枢，一举获得“斩首二千二十八级，斩单于大父行籍，生捕季父罗古比”的辉煌战绩，被封冠军侯。元狩二年（前121年）春，年仅二十岁的骠骑将军第一次独立领兵出征。率精骑万余从陇西出发夺取河西，逾燕支山一千余里，所向披靡，杀匈奴折兰王和卢胡王，擒浑耶王王子和相国当户，斩首八千余极，缴获了休屠王祭天的两个铜人。匈奴休屠王、浑邪王受到沉重打击。
武帝为了扩大战果，不使匈奴有喘息之机，发动了规模更大的夏季攻势。命霍去病与公孙敖率数万骑兵从北地出塞进攻河西，命张骞、李广率14000精骑从右北平出塞，牵制匈奴左贤王，配合作战。霍去病命公孙敖率一部，沿焉支山北麓向休屠王、浑邪王王廷正面进攻。自己率部采取大迂回行动，向西直插居延海，然后由北向南进攻，与公孙敖部合击匈奴于祁连山地区。公孙敖因迷失道路，未能与霍去病配合作战。骠骑将军孤军挺进，与休屠王、浑邪王的军队展开激战，匈奴大败，2500人投降。骠骑将军乘胜连续作战，大获全胜，共斩杀和俘虏30200人，汉军损失仅十分之三。这次作战，骠骑将军以超人的胆略，在后方无援和缺乏其他部队配合的情况下，充分发挥骑兵机动灵活、迅猛快捷的特点，长途奔袭2000余里，取得了河西战役的伟大胜利。这种远程奔袭的作战方式，为以后的漠北战役积累了经验。同年秋的河西受降仪式再一次显示了骠骑将军的伟大气魄。骠骑将军率领万余受降部队渡过黄河，向等待的匈奴大营挺进。浑耶王虽然决心归汉，但一部分人不服，骠骑将军当机立断，率军直接冲入浑耶王大营，亲自与之谈判，并指挥汉匈部队拦截要逃走的人，当场斩杀八千。待局势稳定后，骠骑将军亲自押解四万匈奴降兵入长安。
东路军的李广被四万匈奴骑兵包围，激战一昼夜，援军赶到，匈奴退去，东线受挫。休屠王、浑邪王降汉以后，汉朝控制了河西走廊广大地区。公元前120年，武帝迁徙内地70万人到河西屯垦戍边。公元前115年，汉朝先后在河西走廊设立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这样，汉朝既切断了匈奴与西羌的交往，又打开了进入西域、中亚的门户。
决战莫北
匈奴失去河西以后，虽受沉重打击，但中部的伊稚斜单于河东部左贤王的力量仍然很强大。就在汉军占领河西的第二年（前120年）秋，匈奴分兵两路，大举攻汉，每路各数万骑，攻入右北平和定襄，杀掠千余人。武帝在夺取河西以后，就筹划对匈奴更大规模的打击，彻底将伊稚斜单于和东部左贤王的势力赶出内蒙古。公元前119年，汉匈大决战开始了，武帝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在经济上实行货币改革，盐铁官营，征收商人和手工业者的财产税，奖励民间捐款。军事上，下令征选用粟米饲养的战马10万匹，选拔精骑善射、骁勇善战的将士10万名，组成两个军团，每军五万人，分别由卫青和霍去病指挥。允许官兵自代私马，计有14万匹。另外征集步兵数十万人，负责押运粮草。
卫青军进入漠北后，与单于主力接战，经一天激战，匈奴大败，单于逃遁。汉军占领赵信城（外蒙古乌兰巴托西），得到匈奴囤积的大量粮袜，人马饱食，停留一天，剩余全部烧掉而还。此役斩杀捕获匈奴兵将19000余人。霍去病与左贤王主力接战，大败匈奴。擒获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等83人及部众、士兵74000人，大获全胜。为了庆祝大汉帝国的武功，骠骑将军率军至狼居胥山（乌兰巴托东北肯特山），在山顶筑坛祭祀天神。在姑衍山下辟地，祭祀地神，称为“封椫”。接着大军北进，至瀚海，中国俗称北海（贝加尔湖），与众将士登海边之山，揽大海之胜，大汉帝国的辉煌达到了极点。
骠骑将军一心为国，汉武帝曾问他想在什么地方修建府邸，将军回道：“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也。”可惜骠骑将军只有三十三年的春秋，死后葬在汉武帝的陵前，永远守护着汉武帝。为了纪念他，奉汉武帝的命令，负责建造陵墓的左司空府从祁连山上运来许多巨石，雕刻成虎、象、牛、马、熊等动物，以模拟当年祁连山深处骠骑将军征战经过的景象。如司马迁所言，汉武帝特为骠骑将军“为冢像祁连山”。还雕有自己心爱的战马。最令人振奋的是那尊马踏匈奴的英雄石像，更显出大汉帝国的天威。踏马昂首挺立，恬静自若，马蹄下的匈奴人满脸胡须，面目凶恶，虽然手持弓箭，却被马蹄践踏在下面，垂死挣扎。那马蹄下挣扎的贵族打扮的是伊雅科单于的叔父罗古比。马踏匈奴的英雄石像比长城更有资格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只要我们心中铭刻那渭水河畔沉没了两千多年的踏马，我们就能在先烈勇武精神的感召下团结起来，无敌天下。
漠北大决战，匈奴主力遭到毁灭性打击，将士被杀俘达八、九万之众，经济遭严重破坏，元气大伤，不得不远徙漠北。从此漠南无王庭，强盛近百年的匈奴从此日益衰弱，汉朝建国以来近百年的边患基本解决。此战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匈奴无法对汉朝发动大规模进攻，自秦末以来边境战火不断的局面得到根本改善。汉武帝调整战略，对匈奴不再作大规模出击。在保持军事压力的前提下，对匈奴经济封锁、外交孤立、政治拉拢分化，在不断削弱匈奴综合国力的基础上，围绕争夺西域控制权，与匈奴进行了综合较量。
宣帝武威
此后数年，汉匈反复争夺西域门户楼兰、车师等地，在祁连山、杭爱山（外蒙古）、天山等广阔地域数次交战，互有胜负。汉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汉朝派16万大军与乌孙夹击匈奴，汉朝五路大军无功而返，乌孙获胜。随后汉联合乌孙、乌桓、丁零从四面夹击匈奴，匈奴死伤无数，国力大衰。汉朝乘胜拔除了匈奴在天山北道的据点龟兹，威逼占据天山南道的匈奴日逐王投降。从此，匈奴控制西域的僮仆都尉消失，汉朝在西域设都护府，管辖各国，西域正式归属汉朝。
在汉朝各种措施的综合作用下，公元前60年，匈奴分裂为东西两部。东部呼韩耶单于降汉，并派儿子到长安作质子，自己到长安朝觐。郅至单于向西迁徙，打败了伊犁河流域的乌孙人，把额敏河畔的呼揭人和咸海草原上的坚昆人纳入它的统治之下，使他们成为自己的盟邦，他甚至侵犯康居人，在楚河和恒罗斯河畔的草原上扎营，这是西方大匈奴帝国的胚芽。但汉军没有给他巩固地位的机会，公元前36年，西域都护府副都护陈睦假传王命，发西域各国兵及汉朝车师屯田兵共四万人，分兵两路，攻破西匈奴固守的郅至城，杀郅至单于，它的头被砍下，送回了长安。陈睦之所以要假传王命，是因为汉元帝生性软弱，朝廷可能不会答应这样的要求。呼韩耶单于闻讯，再次入朝，愿为汉婿，元帝以宫女王昭君嫁之。以郅至灭亡，呼韩耶入朝为标志，汉匈战争基本结束。这样，跟随郅至到达咸海边的匈奴人消失了，直到4世纪末，当他们的后裔度过伏尔加河和顿河侵入欧洲时，这些匈奴人以及他们的领袖巴拉米而和阿提拉再现于古典历史。
后汉一统
东汉时，东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降汉，北匈奴与汉为敌，汉朝采取各种措施打击北匈奴。汉朝对南匈奴的纳贡制度更加严格，不仅要向长安派质子，而且单于在汉朝使节面前要跪拜接受皇帝诏旨，匈奴单于的政治地位已经明显是一个“臣”。匈奴每年年底都要派遣护送贡品的人和质子前往汉朝，与此同时，汉朝派遣一位使者护送以前的质子回到单于庭。汉朝设计这种轮换质子的制度，就是要扩大汉朝对匈奴领袖的影响。为了将南匈奴置于汉朝的监督下，公元50年，汉朝设立了一个管理匈奴事务的官职——使匈奴中郎将，职责除监督单于的动向外，还专门参与匈奴人中间争端的司法裁定，该官员到处陪伴单于。这是东汉朝廷已经突破了西汉呼韩耶时代的纳贡体制，匈奴单于已经不能享有完全的政治自治权。汉朝有计划的将南匈奴南移定居，使之居住在边境八郡， 今陕西 、甘肃、内蒙古。汉与南匈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匈奴在经济上完全依赖汉朝的援助。政治上，对南匈奴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公元143年，匈奴单于的的宝座由于一次叛乱而空缺三年，汉朝将一位居住在长安的匈奴王子立为单于。从公元50年起，单于每年在秋季祭天的同时，还要向汉朝已故的皇帝供奉祭品。总之，南匈奴迁入汉境，与汉人杂居，完全成为汉朝内部的一部分。
北匈奴是顽固的，他们不打算参加汉朝的纳贡体制，只是要求与汉朝和亲，缔结和平协定，汉朝不答应。汉与北匈奴进行了一系列战争，规模已经没有西汉时期那么大，次数也少。公元49年，辽东太守祭彤拉拢乌桓和鲜卑进攻北匈奴，东汉向乌桓和鲜卑人购买北匈奴人的人头，乌桓和鲜卑人的积极性很高，一度导致汉朝的财政吃紧，北匈奴遭到严重削弱。公元73年，东汉大将耿秉和窦固讨伐北匈奴，从酒泉出发，大败北匈奴，占领哈密，并在此屯田。74年，窦固再次出击北匈奴，重新占领吐鲁番。公元89年，大将窦宪在外蒙古稽洛山再败北匈奴，北匈奴中的81各部落20万人向汉朝投降。窦宪又派2000精骑向西域的北匈奴根据地发起攻击，重新占领哈密，北匈奴向西逃跑，出没天山南北。91年，东汉大将耿去进攻北匈奴，取得重大胜利。汉军进入外蒙古，到达鄂尔浑河流域，俘虏了单于的母亲及其家庭所有成员，立单于的弟弟为继承人。93年新单于反汉时，汉朝命令鲜卑人进攻北匈奴，杀死新单于，北匈奴再也没有从这次灾难中恢复过来。北匈奴残部逃往西域，继续与汉为敌。2世纪初，为了对付西域的北匈奴，东汉任命班勇为西域长史，屯兵柳中（吐鲁番），公元124年、126年两次大败北匈奴。班勇离职后，北匈奴又重新抬头。公元137年，东汉大将斐岑于巴里坤击毙北匈奴呼衍王。151年，汉将司马达又于巴里坤击败北匈奴新的呼衍王，北匈奴自此彻底从历史上消失。
欧亚震动
受到汉朝二百多年的连续打击，匈奴大部分内附，一部分西迁，一部分南下，对欧亚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迁的匈奴人首先进攻居住在欧亚交界出的阿兰人，在勇猛驰突的匈奴骑兵面前，阿兰人大败，匈奴进入欧洲东部。374年，匈奴人击败了日耳曼人在东欧建立的东哥特王国，接着又击败了西哥特王国，把他们驱赶到多瑙河以南的罗马帝国境内，并在东起南俄罗斯草原，西到匈牙利草原平原的广大地区建立了庞大的匈奴帝国。匈奴人的势力在国王阿提拉统治时期〈434年——453年〉达到了顶峰。阿提拉征服了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他和他的铁骑使罗马人和日耳曼人胆战心惊，他们给阿提拉取了一个“上帝之鞭”的绰号。公元453年，阿提拉第三次进攻罗马帝国，不幸突然暴卒。他的儿子们为了瓜分庞大的帝国发生纷争。原阿提拉亲信、吉皮底人国王阿达利克趁机联合其他日耳曼人，打败匈奴于匈牙利的诺都河畔，杀匈奴3万余人，匈奴帝国终于瓦解。匈奴人便和多瑙河下游及俄罗斯南部的其他民族融合了。
南迁的匈奴称亚大，455年越过兴都库什山，南侵印度次大陆，占领喀布尔、旁遮普、克什米尔，460年为印度笈多王朝击败。484年，亚大匈奴人打败波斯萨珊王朝，杀其国王菲罗兹，实力大增，成为占有中亚及北印度部分地区的强大帝国，首都巴儿克（阿富汗北部）。6世纪初，亚大匈奴人占领印度笈多王朝领土印度和流域和恒河流域的马尔瓦，其后继续东侵摩揭陀地区，占领华氏城。567年，亚大匈奴人在突厥和波斯萨珊王朝的联合攻击下灭亡。
西进中亚
神秘的西部上古时对华夏先民有着特殊的吸引力，西王母的传说、周穆王西巡等一直广泛流传，在早期的文字中留下了“赫赫我祖，来自昆仑”，“河出昆仑”的字样，华夏先民认为自己的祖先诞生于西部一个叫昆仑的地方，怀着对祖先圣地仰慕，汉朝开始大规模向西部扩展。进入西域以后，汉武帝即派人寻找昆仑、河源。
凿空西域
任何一个国家在蓬勃向上的时候，支撑他们的就是一往无前的冒险精神，伟大国家的军队还没有开拓的时候，大都有更勇敢的探险家走在了前面。当俄罗斯的势力还没有到达东西伯利亚的时候，俄罗斯的探险家早已经考察完了整个黑龙江，当英、法等殖民者还在非洲海岸掠夺殖民地的时候，美籍英国人斯坦利已经完成了对刚果河流域的“探险”，法国的探险家曾经沿密西西比河南下，完成了全部航程后宣布此流域为法国所有，称“路易斯安娜”。伟大的探险家总诞生在积极进取的民族中，成为该国前进的向导。令我们非常自豪的是，早在汉朝我们就出现了一位伟大的探险家——张骞。正是沿着他的足迹，汉军才开始向中亚大举开拓，将中华文明沿着丝绸古道传向了西半球，使大汉的声威远振世界。
汉武帝时对匈奴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地变化，尽管武帝时国家经济实力非常强大，但对匈奴的战争，汉武帝非常慎重。他密切注视着汉朝四周局势的变化，寻求机会进行反抗。一次从一名降汉的匈奴兵口中，他了解到居于匈奴西部的月氏人，曾经遭到匈奴人的征服，其王头颅被匈奴单于当作饮酒的器具，迁往伊犁河流域的大月氏人对匈痛恨万分，一心要报仇雪恨。汉武帝由此萌生出一个对付匈奴的大胆设想，这就是派谴一个使团前往大月氏人处，与他们取得联系，共同对付匈奴。当时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南接羌，隔汉道”，如能联合大月氏从西边打败匈奴，就可断匈奴右臂。当然出使西域异常艰辛，为寻找最佳人选，汉武帝公开悬赏应募使者。张骞以前只是一个小小的郎官，为了报效国家，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于是应募从征。张骞去月氏要经过匈奴人的地方，尽管行踪非常诡秘，还是被发现并全部俘获，被送往单于庭（呼和浩特一带）。单于得知张骞是要去联络大月氏的，便勃然大怒，把张骞关起来，这一关就是10年。张骞在匈奴单于的威胁下毫无畏惧，坚守了汉使的尊严和骨气，加之张骞为人勇敢、正值、坦荡，匈奴人都很尊敬和喜爱他，单于为了软化张骞，把匈奴的女子嫁给他，并且生了孩子，但张骞并没有因为在匈奴成家而忘了自己的责任。
当张骞被关押起来以后，外面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就是汉朝对匈奴的战争取得突破性进展，元狩二年（公元前12年），汉军在大将军卫青的带领下，由云中出发，一举收复河套地区，第一次沉重打击了匈奴势力，二是大月氏开始南迁，大月氏曾与乌孙为敌。月氏强盛时曾打败乌孙。当月氏西迁后，乌孔在匈奴的支持下进攻月氏，大月氏无力抵抗，只好南迁至中亚地区大夏人活动的地区，即今阿姆河以南诸地。
匈奴人觉得张骞在营中已经生活了近十年，而且有了妻子和孩子，相信他彻底归服了匈奴，所以对张骞日渐放松了警惕。公元前129年，张骞趁匈奴监视有所放松，逃出匈奴大营，张骞并没有立即归汉，因为他, 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自己曾带出了汉朝第一个访问西域使团。他又继续西行，终于到达西域，为了去找到大月氏，张骞历尽千辛万苦。而大月氏人说什么也不想东归了。因此张骞惆怅地踏上了归汉的道路，途中经匈奴，又被俘，关押了一年。张骞趁单于死去造成的动乱才得以逃出。张骞终于回到了离别了13年之后的长安城。虽然没有完成联合大月氏匈奴的战略，但张骞却给汉武帝带回了西域各国的地理状况、民族分布、习俗、兵力等重要信息，所以张骞不但未受到处罚，反而加官晋爵。被升为太中大夫。由于张骞在匈奴营中和西域生活十几年，深知匈奴的活动范围和作战方式，因此大将军卫青于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率10万大军北击匈奴，张骞从军。此次战役，大败匈奴，匈奴单于远逃，汉朝地域向北扩展了百余里，张骞立有大功，被封为“博望候”。张骞后来又一次出使西域，东归后被汉武帝封为大行，位列九卿，以作为对他一生功劳的肯定。汉元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这位伟大的探险家和政治家因长年奔波，身劳心悴，于长安逝世。结束了他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德国人夏伦和俄国史学家都将张骞西行与后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相提并论。
远征费尔干那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派赵破奴率军数万，讨伐楼兰和车师，赵破奴获胜，扬威西域。西域各国受到极大的震动，心存恐惧，再也不敢轻视汉朝，纷纷和汉友好往来。但大宛以西的国家由于迫近匈奴，惧怕匈奴，认为汉朝远在千里之外，不向汉朝进贡。汉武帝听说大宛有汗血宝马，比乌孙马还要好，更增强了征服大宛的欲望，大宛远在今天乌兹别克东部、费尔干那盆地一带。在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希腊巴克特里亚国时期，大宛都未被征服，而是一个独立国家。公元前104年，李广利率军6000西征，但由于沿途小国坚壁清野，补给不足，许多人死于半路，李广利只好率几百人返回。汉武帝大怒，不许他们进入敦煌。如果打不下大宛，汉朝将无法在西域立足。汉武帝下令赦免囚徒，征发品行不良的青年和边境骑兵，不到一年，便有六万多人入李广利帐下。汉武帝又征调了十万头牛，三万匹马，以及充足的粮食和武器装备，全国震动，人们互相转告着要奉命征伐大宛。汉武帝又征调18万兵进驻酒泉、张掖以北地区，并在居延、休屠两地屯兵以护卫酒泉，李广利踏上了二次西征之路。汉军铺天盖地的压过来，傲慢的各小国闻风丧胆，打开城门迎接汉军，主动拿出粮草供应军需。只有轮台不识时务，与汉军作对，闭门不开。李广利血洗轮台，其他小国见状，无不胆战心惊。三万汉军所向无敌，直抵大宛城下。汉军在城外打败大宛军，大宛王逃回城内，李广利包围了大宛城，连续攻城40天，大宛贵族杀掉大宛王向汉求和，并拿出粮草供应汉军，向汉军贡献马匹。汉得良马数十匹，中马三千匹，与大宛定了盟约。汉朝大败大宛，在西域一起了极大的震动，各国纷纷入朝。李广利班师时，各国派自己的子弟从军贡献方物，并留作人质。汉武帝派出十几批使者前往大宛以西各国，索求珍奇异物，并趁机宣扬汉朝征伐大宛的国威和德行，汉武帝通过战争，终于在该地区树立了高度的权威。
汉朝在征服大宛以后，又与匈奴展开了对车师的争夺。车师位于吐鲁番盆地，是匈奴进入西域的通道，早在汉初就臣服匈奴。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必然成为汉匈争夺的焦点。自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首次攻下车师以来，直到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才最终占有车师。在长达四十余年的时间里，围绕着车师，汉匈进行了五次规模较大的争夺战。在第二次争夺过程中，起, , 初楼兰王态度不稳定，傅介子奉命出发，很快到了楼兰王都。他此行的公开身份是汉朝赏赐西域诸国的特使，除了卫士，还携带了大量的黄金。一开始，楼兰国王安归并未亲自接见傅介子一行，对它们比较冷淡。傅介子故作受了冷落而要离去的姿态，率随从离开王都西行。到达楼兰西部边界时，他对前来送行的楼兰国译员说：“皇帝派我以黄金锦缎遍赐西域名国，既然你们的国王不肯亲自来接受这些赏赐，我只好把它们送到其它国家去了。”说完还故意，让译员看了所带的大量金币。译员立即向国王报告了此事，国王马上赶来见傅介子。傅介子设宴款待楼兰国王，在宴前还陈列着那些黄金丝绸。贪财的楼兰国王被美酒黄金弄的头昏眼花。傅介子说：“天子让我私下跟你谈点事。”楼兰王此刻已完全丧失了警惕性，还以为有什么好事，就屏退左右，随傅介子进入帐蓬中谈话。刚进帐蓬，两边埋伏好的壮士就从背后向楼兰王行刺，利刃穿胸，楼兰王立即毙命。楼兰王的亲信仆从得知其遇刺后大乱，傅介子镇定地大声宣布：“楼兰王安归对汉朝负有罪行，常受匈奴指使，拦杀汉朝派赴西域的使节，盗取大宛派赴汉朝的使节节印和献物。天子派我来处死有罪的楼兰王，并立在长安作待子（即人质）的前太子为新的国王，汉朝大兵压境，尔等若敢轻举妄动，就会遭到灭顶之灾。”楼兰人被傅介子镇慑住了，乖乖地散了火。于是傅介子持楼兰王安归的首级返回长安，受到汉昭帝的嘉奖。楼兰王的首级被悬于北阙，而傅介子则被封为义阳侯。汉朝势力又重新回到了西域。傅介子之所以仅凭几十个随从就慑服了一个国家，首先是由于他们的勇敢，他们那种勇往直前的精神，我们今天许多人是无法理解的。但更主要的是汉朝打击匈奴，使周边产生了巨大的威慑力。
班超定远
公元前60年，汉朝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西域正式归属汉朝，一直维持到西汉灭亡、王莽建立新朝。东汉初，北匈奴重新控制了西域。在东汉重通西域的斗争中，班超的贡献最大。班朝以前是一个文职小吏，他精研汉史，对西北的汉匈战史尤感兴趣。73年，大将窦固北击匈奴，班超毅然从军，被任命为假司马，从而开始了他长达三十一年的西域生涯。在这次战役中，班超率领一支偏师，进攻伊吾（哈密）一带，斩首很多。伊吾是北匈奴侵扰中原的必经之路，也是匈奴进入西域的门户，汉军控制伊吾，揭开了汉匈争夺西域的序幕。窦固命班超出使西域，东汉帝国开始经营西域。
班超经营西域是从距离匈奴较远，匈奴控制较薄弱的南道诸国开始。南道东段的鄯善和中部的于阗号称南道两大国，控制了鄯善和于阗就可以控制南道，乃至整个西域的形势。班超到达鄯善，善鄯王非常热情，可不久却变得很冷淡，班固得知是匈奴使者到来的缘故。当时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很大，很多国家都成了匈奴的附庸。 班超说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马上带领十几名汉使，夜间冲进匈奴使者的营帐，把匈奴使者全部杀死，割下他们的头去见善鄯王，善鄯王非常恐惧，马上纳表称臣，归顺汉朝。这就是当时大汉儿女，他们知道什么叫做怕吗？那个令欧洲人恐怖的匈奴就是这样一次次被打败的，有多少两汉的优秀子孙战死在这千年古道，大漠的风沙可以掩埋他们的忠骨，而他们的英灵将永垂不朽！
鄯善归顺后，汉明帝擢升班超为司马，命其继续出使于阗。窦固愿多派大军，以壮声势，班超谢绝，只率三十六名骑士沿南道到达于阗。此时的于阗王广德，刚打败莎车，国势强盛，雄居南道，与匈奴关系密切，匈奴也遣使者常驻于阗镇抚。广德对班超等人的到来非常冷淡，并听信神巫的话，强索班超的坐骑，准备杀马祭神。班超假装答应，命神巫亲自来取马。神巫到达后，被班超杀死，班超将首级送给广德。广德大为惊恐，慑于班超在鄯善攻杀匈奴使者的显赫声威，马上杀掉了匈奴派来监视的使者，归顺汉朝。班超善言宽慰广德，厚赠财物，留居于阗镇抚。
南道诸国虽然归顺，但北道诸国仍在匈奴的控制下。龟兹王为匈奴所立，依*匈奴，称雄北道，攻杀疏勒王，另立龟兹人为新的疏勒王。疏勒位于南北二道西端的结合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不控制疏勒，西行的道路仍然不通。74年春，班超率部下从于阗出发，从偏僻的小路进入疏勒境内，在距离王城九十里处停下来，派田虑一人前去劝降。疏勒王见田虑一人，毫无戒心，傲慢地拒绝投降。田虑乘其不备，突然将疏勒王劫持起来，左右卫士惊惧逃散，田虑挟疏勒王纵身上马，飞奔出城。班超见疏勒王被俘，立即率部进城，召集疏勒群臣，宣布其罪状，立已故的疏勒王的侄子忠为王。疏勒人纷纷请求杀掉外来的疏勒王，班超认为杀掉没有什么好处，不如放了他以显示汉朝的恩德，于是将其放回龟兹。
在班超招降疏勒，南道北基本上打通的同年冬天，汉军又在西域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窦固、耿秉率军攻破车师前后两国，重新控制北道东段。朝廷命陈睦为西域都护，耿恭为戊校尉，屯兵于车师后国的金满城。关宠为己校尉，屯兵于车事前国柳中城。中断了六十年的西域与中原重新开通。匈奴不甘心，公元75年，北匈奴派兵两万进攻车师，耿恭将其击退。同年十月，焉耆 、龟兹在匈奴的支持下，攻陷西域都护府，杀死陈睦和两千多汉军，柳中城也被攻陷。至此，汉朝在北道只剩下耿恭坚守的最后一个据点。车师这时也叛汉，与匈奴包围耿恭达数月之久，但不能攻破。公元76年春，汉章帝即位，派兵攻破车师，解救耿恭，耿恭部下只剩下二十六人。章帝于此役后再不愿用兵西域，于是罢除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命令班超回朝，中原与西域的关系又告中断。
班超回到鄯善以后，违背王命，重返疏勒，马上平定勒疏的叛乱。从78年到91年，班超利用大汉的声威，重用亲汉国家的兵力，经营西域，匈奴对西域各小国的统治是非常残暴的，而汉朝的赋税很轻，许多国家亲近汉朝。班超的行动得到朝廷同意，并派出数千军队协助班超。公元91年，东汉大将耿去进攻北匈奴，取得重大胜利。匈奴西逃，班超统一西域的时机成熟，94年，班超统一整个西域，95年，被封为定远侯。
饮恨身毒
元光末年，为制服岭南越人和开辟通往西域的新通道，汉武帝一度将注意力集中到西南夷地区。汉时，在巴郡、蜀郡的西南外围地区，即今天贵州、云南、四川西部和南部一带，居住这几百个语言不通、习俗各异的小国，俗称西南夷。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南部的夜郎，夜郎的西南有滇国，滇的北部有邛都。武帝即位以后，秦时曾置于中央统治之下的西南夷，一直没有归顺朝廷，武帝很不高兴。此时，出使南越的唐蒙向汉武帝提出利用夜郎制服南越的建议，从而拉开了汉武帝经略西南的序幕。唐蒙早年出使南越，南越人拿出蜀地产的枸酱给唐蒙吃，唐蒙非常好奇。越人说，从西北方的北盘江运来的，该江从番禺近旁流过。回到长安后，唐蒙问蜀地商人，商人指出蜀人将此特产卖给夜郎，夜郎是*近北盘江的一个小国。唐蒙立即认识到可以利用夜郎沿北盘江进攻南越，汉武帝闻言大喜，决定开发西南。公元前130年，汉朝在夜郎附近设立犍为郡。两年后，汉朝由于大修朔方城，无力顾及西南，西南开拓没有多大进展。
张骞通西域回国后，向汉武帝讲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张骞在中亚的大夏国看到了蜀地产的竹子和布匹，他从当地人口里得知，这些东西是从身毒国运过来的，而身毒在大夏东南数千里，大夏距汉一万二千里，在汉西南，张骞大胆的推测，从四川向西南即可到达身毒，而且距离不会很远，然后就可以开辟第二条通向西域的道路。汉武帝大喜，命张骞主持开通通往西域的第二条道路。元狩二年（公元前122年），张骞派人沿着蜀郡 、犍为郡四道并出，寻找身毒。各路使臣走出一二千里以后纷纷受阻，无功而返。特别是昆明一带，部落林立，没有统一政权，盗匪众多。再加上他们怀疑汉使探路的用心，经常劫杀汉使，几批汉使无一通过其地。这次探险虽然没有成功，但汉使第一次到达滇国，受到滇王的热情款待。汉使回到长安后，认为应该争取滇国内附，由于汉使阻于昆明，汉武帝决定讨伐。
公元千112年，南越吕嘉叛乱，且兰国不服从汉军调拨，趁机反叛。汉武帝派中郎将郭昌、卫广率领本应攻打南越的有巴蜀罪犯组成的八校尉军队前去平定叛乱。汉军击败了且兰，诛杀其首领，各国震恐。郭昌又趁机杀掉了两个反叛小国的首领，夜郎等国全部归顺，只有滇国还在玩抗。汉武帝派人出使滇国，拿汉朝打败南越和剿灭南夷的兵威劝滇王入朝。但滇王自以为人多势众，又好几万军队，特别是东北方有两各与之同姓的小国劳深和靡莫，之间经常相互支持，不肯屈从汉朝的压力。劳深和靡莫两国经常侵袭汉朝在西南的使者和官吏，汉武帝决定大张鞑伐。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命郭昌和为广征调巴蜀军队，灭掉了劳深和靡莫。随后大军兵临滇国边境，滇王只好举国投降。西南夷大都内附，武帝在此设了七各郡。
汉朝开拓西南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征服身毒，打通通往西域的第二条道路。但由于横断山区地形非常复杂，特别是汉朝打败了匈奴，取得河西走廊。直接进入中亚，西南通道没有打通。但张骞的推测是完全正确的，汉武帝的气魄更是空前绝后，以后在大西南，不管是元朝还是清朝，均没有打通印度洋。
汉风渡海
帝国不仅打败了匈奴，而且在东北、朝鲜半岛、中南半岛均有开拓。公元前109年，汉灭朝鲜卫氏政权，于辽东设乐浪（郡治今朝鲜平壤）、真番、临屯（均在朝鲜境）四郡，汉朝南部势力最远到达越南中北部，设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南越地区在秦时归中央直辖。秦末，南越龙州县令——原赵人赵陀，自立为王，占据桂林、南海、象三个郡，主要在今天两广地区。公元前104年，赵陀建南越国，自立南越武王，都城番禺，赵陀对边疆的开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南越建立以后，赵陀多次发兵，希望吞并今天越南中北部的国家瓯雒国，赵陀的军队攻打到游仙山（越南仙山）和武宁（越南桂武）地区，但被击溃。赵陀采取各种策略，获取了瓯雒国的情况，经过充分准备，前179年，灭瓯雒国。瓯雒国国王安阳王战败，跳海自尽。赵陀占领瓯雒国后，将其领土并入南越，划分为交趾（越南北部），九真（越南中部以北）两个郡。并派遣官吏和军队建筑营寨，进行统治，大大扩展了中华文化的影响范围。汉朝初年，无力统一岭南，汉朝册封赵陀为南越王，使之成为汉朝的藩属国。但南越经常中断与中原的往来，独立发展。汉武帝早有将南越纳入版图的打算，只是匈奴一时非常强大，无力南顾。当汉匈战争基本结束后，汉武帝将目光转向了南越。
公元前112年，南越吕嘉叛乱，反对内属汉朝。先前的国王同意内属，汉朝向南越派了两千军队。两千汉军与叛乱者激战，全军覆没。武帝怒不可遏，誓灭南越。公元前111年秋，汉军务路讨伐南越：路博德为伏坡将军，率军从贵阳沿湟水进发。扬仆为楼船将军，率军自豫章沿贞水进发。这两路军为主力，其他各军配合，直捣番禺。各军士卒均由囚犯组成，并调集江淮以南地区十万士卒乘船出发。又令南越降将何遗为第五路军，率巴蜀囚犯及夜郎兵取道西江，各路军汇合于番禺城下。公元前111年冬，汉军攻下番禺，经历五世九十三年的南越国灭亡。汉武帝在其地设立了九个郡，其中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在今越南中北部，日南郡最远。直到汉献帝的时候，日南郡最南端的象林县功曹区氏杀县令，独立称王，建立林邑国，由此失一县之地。三国时期，越南的林邑国不断向北扩张，夺取了日南郡五县之地。南北朝末，日南郡全部丧失。
秦末，燕人卫满灭箕氏朝鲜，建立卫氏朝鲜，方圆数千里。汉朝建立以后，卫氏朝鲜为汉藩属。卫满死后，传为其子，再传位其孙卫右渠，卫氏朝鲜招降汉朝的逃往人员越来越多。卫右渠从未朝见汉武帝，武帝不悦。更不能容忍的是，真番附近的许多小国君想朝见汉武帝，竟受卫右渠的无理阻挠。武帝派使节去朝鲜，责难右渠为何不朝见天子，右渠根本就不听，武帝决定东征朝鲜。公元前109年，汉朝兵分两路，楼船将军杨仆率兵五万，从齐地出发，渡过渤海，由水路进攻。左将军荀彘出辽东郡，从路陆进攻。公元前108年夏，汉军开进王险城——卫氏朝鲜的都城，朝鲜被平定。武帝于其地设乐浪郡（平壤南）、临屯郡（咸镜道北）、玄菟郡（郡治今朝鲜咸镜南道咸兴）、真番郡，遏止了匈奴对这一地区的进攻，帝国的势力得到进一步扩张，朝鲜终于成为大汉东部的疆土。
在朝鲜半岛东南、会稽郡东冶以东的大海中，有被汉朝称为倭奴的百余个岛国，其中大倭王居住在邪马台。汉武帝征服朝鲜后，又派船队出海，同诸多倭国交往，有三十余国同西汉通使。东汉光武帝中元二年（57年），倭奴王派使者进贡，愿意称大夫。光武帝接见了使者，并颁发了象征汉朝诸侯王权力的印章和绶带。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倭奴国王帅升亲率使团朝见安帝，并献牲口160人。1784年在日本九州志贺岛出土了一枚金印，印文为“汉倭奴国王”，这证明倭奴国曾为汉朝的附属国。
帝国铁甲
战马嘶鸣
为了打败匈奴，汉朝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骑兵军团。汉朝非常重视养马。《后汉书·马援传》载“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马为六畜之首，其使用范围比其它更为广泛，不仅经济功能，而且有重大的军事价值。西汉初年，马匹非常缺乏。西汉建立不久便在沿边郡县大力发展官营牧场，这种牧场在当时叫做牧师苑。沿边郡县（西北、华北、西南）有大片的草场。据《汉旧议》统计，汉代沿边郡县有牧师苑“三十六处，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分养马三十万头，择取教习，给六厩。”与此同时，汉政府还在内地郡县建立官营马厩，由官府统辖，并建立一批养马场，招募马人养马、驯马。仅在京城长安就有所谓的“天子六厩”，六厩规模都很大，均达到“马皆万匹”的水平。汉政府也鼓励民间养马，并采取了相关措施，如民人养马，可部分地代替赋税的征  和徭役的支出，养马达到一定规划，官府还可提供相应的牧区和草场，减免赋税的额度也会相应地增加。经过六七十年的发展，社会经济全面繁荣，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马匹大量繁殖和种群质量地提高。汉武帝时，“众庶街巷有马， 阡陌之间成群。”民间养马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服。《盐铁率·西域篇》记载：“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马牛放纵，蓄积布野。”汉朝十分重视马匹育种技术的使用，以更多地保留良马，繁殖和培育优秀马匹。北方草原的蒙古马匹种优良，形体虽然不是很高大，但十分强壮，耐力极强，奔跑速度极快，非中原一般马匹可比。汉政府有计划地引进这些优良马种，使中原地带马的质量大为改观。汉朝还从西北引进优良的乌孙马和大宛马。汉武帝为了得到大宛的汗血马而派李广利征大宛。当时马的重要性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可。由此产生了专门相马的人物。到了东汉末年依然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免”的说法。
汉军每次出塞，均以骑兵制胜。前127年，卫青率大军自云中（内蒙古托克托东北）出发，沿黄河北岸西进至高阙、陇西，击败河套及其以南的匈奴白羊王部和楼烦王部，获畜产马牛羊百余万头，汉军复得秦时的河南地，设朔方、五原两郡。公元前124年，汉武帝派车骑将军卫青统率六将军10余万骑，对匈奴大举反攻。汉军深入匈奴居地六七百里，俘虏15000人，畜产上百万头。次年，卫青再率六将军10余万骑从定襄（内蒙古呼和浩特南）出发，单于庭被迫移居漠北。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率万余骑于河西大败匈奴，断匈奴右臂。公元前119年，汉匈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决战，大将军卫青与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骑兵五万，分道深入漠北，单于军被包围，自率百余骑汉远遁，卫青军追至置颜山赵信城（蒙古杭爱山南），烧城而还。霍去病越大漠，临翰海，封狼居胥山（蒙古乌兰巴托东）而还。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亲率十二部汉军将士北巡，登单于台，勒兵18万骑，威震匈奴。
溅血弓刀
汉朝之所以所向无敌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生产技术远高于四周，最突出的标志就是汉朝拥有铁制兵器，而这在当时是汉朝的特产，因此汉军的战斗力非常强。汉元帝时冯世宽比较汉羌兵力说：按兵法，出兵击敌，兵数加倍，力量才能相当。不过羌人刀不尖利，四万汉兵一个月便可击败三万羌兵。汉成帝时陈汤比较汉胡兵力说：胡人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五个胡兵抵得一个汉兵，近来颇的汉人铸铁法，还是三个胡兵抵得一个汉兵。西汉对外贸易尤其是对匈奴和西域的贸易带有防止侵略的意义，法律用死刑禁止铁器、兵器、铜钱出境。就是怕匈奴改制兵器。铁器才是我们最值得骄傲的发明，铁器和勇武精神相结合才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根源。绝对不是那些导致我们衰落了一千多年而愈加怯懦腐败的礼乐诗书，只有能够富国强兵的思想和技艺才是最重要的。
汉军对匈奴最具杀伤力的武器就是弩，《武经七书讲义》中指出，弩是对付古代游牧部落最有效的武器。自夏商以来，中原人就发明了弩。弩由弓发展而来，但增加了发射用的发射机，即增加了延时装置，拉弦后可用弩机牙扣住，将动能蓄为势能，待机扣悬刀（扳机）即可发射。弩的第二个优点是由瞄准器，即“望山”。有了规定发射方向的箭槽，可提高命中精度。第三个优点时可用脚、机械力张弦，提高射程。战国时，韩国即以弩著称，可射800米。而秦国的弩必须用脚蹬，借助全身的力量才能上弦。弓的射程最远只有300米，有效杀伤力150米，而最强的弩如秦弩射程可达一千米。现代步枪的射程是1500米，弩是古代兵器中最远的远射武器。春秋末期，弩已经装备军队。大规模的集中使用，组成专业不对，则是战国的事情。公元前314年，齐魏马陵之战时，齐军在马陵道两侧埋伏了一万多名弩兵，当魏军赶到时，万弩齐发，大败魏军。赵国的李牧，曾以十万弩兵，五万步兵，13000辆战车，13000骑兵，依托长城，全歼匈奴骑兵十万，使匈奴十余年不赶紧赵边。
西汉的晁错分析道，用弩对付骑兵有三个优点。一是射程远，在匈奴骑兵射程之外，可以先行射杀。二是可以穿透革甲木盾。三是与步兵、骑兵、车兵组成合成军阵，互相配合，使习惯于各自为战的匈奴骑兵难以抵挡。汉代在秦代的基础上，对弩进行了重大改进，主要表现在弩机上。一是有了铜部，可以提高弩的初速度。二是望山高度增加并有了分度线，类似近代步枪标尺的分划。在空气阻力和地心吸引力的影响下，弩箭在空气中飞行的轨迹，和一切空气中的弹道相同，成抛物线状。在弩的射程较近时，可以不及偏差。担当射程较远时，必须掌握准确的射角，才能命中目标，分度线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出现。刻度的出现，说明早在西汉初期，人们就已经懂得物体自然下落的规律，知道弩箭在空气中是以抛物线的轨道飞行的，并掌握了射程与射角的关系，这在射击学和物理学上都是一大成就。汉代在单人用弩上，除“臂张”、“蹶张”外，汉出现了“腰引弓”。弩手坐于地上，两足向前蹬弓，用系于腰间的拴钩拉弦上牙，这种弩的射程更大。弩虽然射程远，杀伤力强，命中率高，但不如弓轻便。为了避免弩的缺点，在秦朝就发明了轮番射法。即射手分成三派，则可连续发射。这种轮番迭射的战术，直到近代后堂步枪出现之后，欧洲人才使用。公元前99年，李凌以步兵五千被匈奴三万骑兵保卫。李凌以大车为营，当匈奴冲击时，汉军千弩齐发，地应弦而倒，匈奴骑兵败退，汉军追杀，杀数千人。匈奴骑兵后又增加至八万，汉军被迫撤退。途中多次战斗，均获胜利，并曾发连弩，是单于下走。转战十几天，直到弩箭全部用完为匈奴所败。虽然此次汉军最终失败，但以绝对劣势对付绝对优势，首战告捷。撤退途中，多次击败追击的敌人，直到箭尽援绝才失败，足见弩对付骑兵的重要性。
尚武风潮
秦汉人士在生活理念上恪守并坚持奉行知识分子应有的气节。汉人对气节的理解不是虚幻的，而是在现实生活中随时都可以触及的真实精神，这就是对正义、信念、道德、情操、自尊、自重、自强、刚毅、果敢等精神品质的物质再现。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到传序》中说：“赴土之厄困，既已存之生死也，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不仅游侠如此，士也是实样。
信陵君无忌屈尊对待候赢，当信陵君北上救赵时，为报警信陵君的知遇之恩，候赢北向自刎。荆轲为刺杀秦王，要樊无其的首级，为了能报仇，樊无其很快就拔剑自刎，让荆轲把头拿去。秦汉时人们为了名节、大义，以身赴死的事例不胜枚举。汉朝自进入对匈奴的战略反攻阶段，士民斗志空前高涨，“边郡之士，闻烽举燧燔，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惟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义不反顾，计不旋踵，人怀怒心，如报私仇。”公元前119年，汉匈大决战时，汉发军十万骑，而争先恐后的志愿骑士有十四万，配合大军。虽然有时他们非常韧性，不合法制，但这就是中华的先祖，正是他们的强悍尚武，我们的国家才不断发展，延续至今。
西汉全民皆兵的体制也保证了汉军的不断胜利。在册的成年男子都要服兵役，秦朝二十岁开始，西汉中期改为二十三岁。法定服役位两年，两年后，每个成年男子还要随时准备应征入伍，参加国家组织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不得抗拒。正式服役第一年在本郡接受基本军事训练，由于地区不同，训练的内容也不同。西北与北部边境地区，人们崇尚武力、骑射，半农半牧或以牧为主，并且处于与游牧民族直接对抗的前沿，训练内容以骑战技术为主，其正卒多为骑士。内地平原、山地、丘陵地区，以农为主，因地形便利，训练内容以步战、车战、射技为主，故多出材官（步兵）车士。江淮及沿海河湖众多，民多习船，训练内容以水战技艺为主，兼习步战技术，故多出楼船士。从西汉根据不同地区而设立的不同兵种，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文明自产生之日起就兼有农耕文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予一身的特点，只是农耕文明的比重大了一点。西汉正卒训练严格，秦律规定，射手发弩不中，御手不能驾车，骑士技艺不佳，不仅本人受罚，督训官吏也要受罚。但刘秀建立东汉后，下令罢“骑士、车士、楼船”，成年男子的兵役在全国范围内废除了，开始实行募兵制。这种政策贻害无穷，是导致东汉军事力量衰落的原因之一，东汉最强盛时也没有超出西汉的版图。
为了激励人们的勇武精神，伟大的国家一定会颁布明确有效的军功制度。中国的军功爵制起源于春秋战国，到秦朝统一中国后已经非常完备。西汉时，军功爵制与秦朝稍有不同，但没有废除。从汉高祖到汉武帝，17位丞相都是将军出身，军人的地位得到巩固。汉元帝以后，重用儒生为丞相，军人的社会地位开始下降。人们的价值观念逐渐发生变化，由崇尚军功到崇尚使人懦弱的儒术。东汉时，军功爵制彻底废除，人们的铮铮铁骨逐渐被软化。
腐儒乱国
儒学从宋朝开始成为知识分子的思想、行为准则，对维系社会稳定有着巨大的作用，更为主要的是我们早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民族，而这个民族形成的时候与儒学并没有直接关系。宋朝以后儒学在中国思想文化界成为至尊，华夏族群彻底丧失了祖先开疆拓土的雄心和勇气，致使一败再败，蒙受了巨大的屈辱。华夏族群衰落在重文轻武的社会风尚中，没有灭亡只是由于人多势众。儒家思想在中国没有占据至尊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威镇四方，人人勇赴战场，为国捐躯，“汉*”一词在唐朝以前是不存在的。有人说，汉武帝不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吗？汉武帝只不过把汉朝前期的黄老无为思想转变成儒家学说装饰的多欲政治，并不是纯儒学，儒学不能用来全面治国。历史学家张荫麟先生在《中国史纲》中说：“汉武帝推崇儒家，但他却不是儒家的忠实信徒。他最得力的人物，不是矩范一代的真儒董仲舒〈董仲舒应举后，即出为江都相，终身不在朝廷〉，也不是‘曲学阿世’的伪儒公孙弘，而是‘以峻文决理著’、‘以鹰隼击杀显’的酷吏义纵、王温舒……之徒，是商人出身的搜括能手桑弘羊、孔仅等。在庙谟国计的大节上，他受儒家影响甚小。儒家说：‘远人不来，则修文德以来之’，他却倾全国的力量去开边，他对匈奴的积极政策，董仲舒曾婉谏过。儒家说：‘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他的朝廷却‘言利事析秋毫’。他的均输、平准、盐铁政策正是董仲舒所谓‘与民争利’，违反‘天理’的。” 董仲舒所谓的不与民争利就是要国家不要压制地主豪强，任由他们膨胀。
汉武帝用兵四十多年，虽然取得辉煌的胜利，但也导致了“海内空虚”，社会矛盾尖锐。在他逝世前三年，下罪己诏，渴望与民休息，社会开始稳定下来，汉朝转危为安。汉武帝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大规模的开疆拓土，更在于他晚年保持着极为清醒的头脑，作真正的“自我批评”。从这一方面看，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汉武帝和唐太宗等少数几位可以称的上伟人，伟人的伟大就在于他的谦虚和求实，而不是刚愎自用，到死仍然执迷不悟。汉武帝和唐太宗进行的是对外战争，而以后的人们基本进行的是内战，不可同日而语。汉昭帝即位以后，复行汉初的无为政治，与民休息。汉宣帝通达黄老刑名之学，整顿吏治，考核实效，农业又成兴盛气象。汉宣帝甘露二年，匈奴呼韩邪单于称臣降汉，对外战争停止，西汉极盛时期达到了极点。汉宣帝以后，统治思想变成了纯儒学，所谓的纯儒学就是依据孔子所传在周天子统治下承认封建割据合法性的原始儒家思想，其中以提倡宽厚温柔的《诗学》最为盛行，皇帝不懂刑名法术之学，就无法驾驭群臣，只能导致中央集权的削弱，在当时中央能够集权、能够驾驭地方，国家就不致分裂、混乱，所以中央集权在当时是非常积极的。汉宣帝教训汉元帝说：我们汉家的制度，一向杂用霸（刑名）王（儒）道，怎能学习西周政治学纯儒呢！乱我汉家制度的一定是你了。汉元帝即位后，征用儒生，委以重任，又使通一经者可以免除赋税，腐儒地位迅速提高。但帝国的吏治和社会风尚则每况愈下。他们的为官之道是：“多受禄赐，美食太官，广田宅，厚妻子，不于恶人结仇怨以安身”。腐儒们懒于奉法行事，随着儒学的兴盛，法治思想日益衰弛，帝国开始衰落。
汉武帝的文治武功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强盛的顶峰，但面对这样辉煌的战绩，犬儒们在汉武帝在世的时候，就对汉武帝的大政方针非常不满。朝野对时政的意见出现了严重的分歧。汉武帝去世后，这种分歧在汉宣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上全面爆发了。在经济方面，犬儒们主张废除盐铁官营，汉武帝时，为了保证反击匈奴战争的顺利进行，任用桑弘羊等人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改变西汉初期盐铁任由民间经营的做法，在产盐和产铁的地方设立盐官和铁官，统一经营盐铁。对于犬儒的这一主张，桑弘羊坚决反对，认为盐铁官营扩大了财源，堵塞了豪强大家兼并之路，有益于农民。在军事国防方面，腐儒们把汉匈战争的爆发曲解为汉武帝好大喜功、开地拓边的结果，干戈至今未息，万里设防。对于汉朝军民即将赢得的这场决定中国历史发展方向的战争，犬儒们却认为是亡十获一，“苦师劳众，以略无用之地，立郡沙石间，民不能自守”。犬儒们无视历史事实，造言战前汉无匈奴南下扩张之患，诸夷纳贡，一片升平和乐景象，汉军反击匈奴的战争谈不上自卫性和正义性。他们诋毁桑弘羊执政十余年，低估了匈奴实力，建议武帝用兵西域，得不偿失。汉武帝又因张骞夸谈大宛天马的原因，才兴师伐大宛，这更是“万里攻人之国”的不义战争。因此腐儒们要求执政者去武行文、废力尚德 ，“道德为塞，贤人为兵，圣人为守，则莫能入。”那些败类甚至欲将秦汉帝国四海之地限定为：“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尽东海，北不尽恒山，凡四海之内，断长补短，方三千里”，整个是要搞试验田了，实在是为华夏族群设计了再好不过坟墓。
针对犬儒们的指责，执政官员阐述了政府相关的军政方略及史实真相：汉兴边城四面受敌，北边尤被其苦，屈辱的和亲政策助长了匈奴贪欲及其南侵的野心，以致汉文帝时烽火通甘泉，和亲之约无世不订，但匈奴背信弃义，“百约百叛”，和亲政策根本不能阻止匈奴南侵。因此汉军对匈奴的反击，具有进步性和正义性。早在秦统一以前，燕赵“尚犹却寇虏以广地”，武帝之世，国力强盛，对匈奴进行战略反击是由当时客观形势和帝国长远利益决定的，必须如此，“今四夷内侵不攘，万世必有此长患”。
关于西域用兵问题，桑弘羊指出，西汉前期，匈奴势力扩张，西夷大宛、康居，南与群羌通，汉武帝派遣汉军占领河西，才切断了匈奴与西羌的联系，西域诸国纷纷反抗匈奴，这是折断匈奴右翼势力的决定性胜利，有利于西北地区经济的发展。至于汉军攻伐大宛，也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因为大宛在匈奴的挑唆下发起排汉活动，“西域皆瓦解而附于胡，胡得众国而益强”。通过这次战争，匈奴远逃，西域诸国纷纷要求内附。如果帝国稍微有所疏忽，“是弃于胡而资强敌也”，那将使即将成功的千秋大业毁于一旦。在盐铁会议上，除了停止酒类专卖，其他一切政策继续进行，腐儒的想法没有得逞，汉宣帝继续汉武帝时的军政方针，取得了对匈奴战争的最后胜利，成就了“汉宣中兴”。
羌胡归汉
朝纲紊乱
任何制度有利也有弊，汉朝实行察举制度，本来是选举社会上德高望重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请托舞弊已经非常寻常了，察举制度也完全失去了其创的本意，加之那时人们读书的机会非常少，古代书籍都是用竹帛书写的，很少用纸张，更没有印刷。印刷自唐宋时才开始，因此抄一本书费用就大了，因此读书受到很大的限制。当时一个读书的家庭很容易变成一个做官的家庭，同时也就有钱有势。谁若是做了几个郡的太守，各地经他荐举的便都是他的门生故吏，如在政治上得意了，少不了对原来荐举他的人报些私恩。汉代的选举制度是分名额的，于是每郡有限的几个名额便永远落在几个家庭里。这样就造成了以后的世族门第，也就是魏晋时期的士族了。加之西汉后期实行纯儒政治，朝纲不振，而士族是极端腐朽的，这样汉族群就开始慢慢地衰落了。东汉虽然继续对外扩展，但由于朝纲不振，宦官、外戚、士族纷争不休，东汉就这样内耗完了，结果引起了天下大乱。
东汉末年，经过汉朝的长期打击，北匈奴日渐衰落。漠北草原上逐渐形成了一个统一强大的民族——鲜卑，鲜卑吞并了北匈奴的残余部落，占领了北匈奴故帝。势力强大之后，鲜卑又重蹈匈奴的覆辙，将目标对准了富庶的中原。156年，鲜卑进攻辽东郡被击退 。后来他们右进攻归顺汉朝的南匈奴，没有赚到便宜。后来他们一度于南匈奴达成协议，共同进攻陕西、甘肃的东汉边境，但他们在强大的东汉军队面前退缩了。公元220年，当汉朝在内战中灭亡后，国家大乱，但北方的游牧部落没有趁机南下，逐鹿中原。不是他们不愿意，而是因为汉朝三百多年对北方草原的沉重打击，游牧部落或是心怀恐惧，或是虚弱不堪，仍然敬畏的倾听着中原发生的一切。尽管三国之间进行着激烈的内战，但是西域诸国依然忠于三国之首的魏国。晋国取代魏国，同意中原后，西域诸国有忠于西晋。279年，鲜卑人进攻凉州附近的甘肃边境，被西晋大将马隆击退。
如《草原帝国》的勒内·格鲁塞所说，“匈奴大帝国已经消失，占据其位置的鲜卑人已经表明他们无力恢复对中原边境的攻击。当中原似乎不再受到草原威胁的时候，4世纪的蛮族大入侵开始了，这次入侵内似欧洲5世纪的民族大迁徙。然而与之截然不同的是，这次入侵不是由于蛮族之地的骚乱而引发的，也不是由于某个阿提拉（威振欧洲的匈奴领袖）的行动而引起的，仅仅是由于中原力量的衰落而引起的，中原的衰落像一根真空管，把当时驻扎在西晋边境，作为西晋盟邦的蛮族吸入中原。”
中流砥柱
在大乱中，一些杰出的人物试图挽救帝国的衰落，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曹操了。当董卓为乱的时候，他募兵数千参加以袁绍为盟主的讨董大军，袁绍等人共有兵十几万，谁也不敢跟董卓作战，只有曹操带领几千人单独进攻，虽然大败，但却证明曹操的胆略和气魄是非凡的。曹操重视农业，提倡节俭，严禁厚葬和淫祀，实行法家政治，建立起国家的法纪。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保证了农业生产的进行，黄河流域遭到破坏的经济在曹操的统治之下逐步恢复。
曹操在疆土方面最大的功绩就是北征乌桓。乌桓是当时东北一个比较强大的民族，大部分已经居住在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不断参与汉族群军阀的斗争。汉族群军阀竭力争取乌桓帮助自己攻击敌人。一些汉人逃入乌桓境内， 为乌桓运筹策略。乌桓又是趁天下大乱，攻破幽州，掠有汉民十余万户。205年，袁绍次子袁尚被曹操击败后，胁迫幽冀军民十余万投奔乌桓，企图借乌桓力量夺回冀州。曹操为彻底消灭袁绍残余，安定东北，解除南下、西进的后顾之忧，遂决定北征乌桓。207年，曹操亲统大军北征，乌桓全军崩溃，首领被杀，乌桓及汉民先后降者二十余万。一些乌桓贵族逃到辽东，被辽东太守公孙康所杀。同年十月，代郡行单于曹富卢、上郡行单于那楼率各王谒曹操于易水，北方尽服。曹迁三郡乌桓于幽并二州一带，选其壮健这为骑兵，参加征战。这不仅增强了曹魏的军事力量，也促进了汉与乌桓融合的过程。曹操及其继位者对乌桓还是采取伐叛柔服、恩威并施的方针。218年，上郡及代郡乌桓叛，曹讨之。以后乌桓融于鲜卑，又随鲜卑融于汉。
东汉以来，南匈奴内附，曹操将入居并州的二十余万匈奴分为五部，每部派汉人司马进行监督。这使南匈奴的社会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南匈奴原来部落组织逐渐解体，部落酋长对部民的直接统治，逐渐变为曹魏对部民的直接统治，南匈奴的部众逐渐变为政府的“编民”，要缴纳赋税，经常被征调守塞、保边，甚至参加征战。有的部落民沦为好族的田客或奴婢。222年，曹操的继承者平定河西走廊，后在楼兰设西域长史府，对西域广大地区行使有效管辖。
为了打破士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地位，曹操试图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微*人来冲淡士族的势力，减轻取代汉朝的阻力。但士族势力依然很大，曹操只好决心做“周文王”了。曹丕行九品官人法，取得士族的拥护顺利代汉。曹丕在洛阳建都，在汉宫的基础上兴修宫殿。魏明帝大造宫殿园囿，掠夺民间美女，荒淫无度，从此库藏空竭，百姓怨苦，曹氏政权进入衰落期。继起的司马氏政权不是不腐朽，而是不敢过度腐化，中原地区的经济逐步发展，加上汉、吴统治集团衰落不堪，到晋武帝时中国又重新统一。晋朝代魏又对士族做除了巨大的让步，士族的势力更大了。士的严格含义是儒生，司马昭死后，晋武帝不听群臣苦劝，要仿照儒生坚持行三年丧礼。从来没有一个国君或皇帝行过三年之丧，他一定要这样做，无非是表示自己是一个纯粹的士族。西晋门阀士族坐享各种特权，不思进取，安于现状，追求享乐，士族以世代文儒为贵，如果祖先曾经做过武将或其他杂业就不算纯粹。西晋统治阶级的当权派是高级士族里拥护司马氏的一派，即司马氏集团，人类具有的所有恶习如凶恶、险毒、猜忌、攘夺、虚伪、奢侈、酗酒、荒淫、贪污、吝啬、颓废、放荡等等龌龊行为，司马氏集团表现的最为充分。陈寅恪先生说，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是不同的，司马氏是地方豪族，儒家信徒。曹魏则出身于非儒家的寒族，曹操厉行节俭，儒家豪族崇尚奢侈，曹操唯才是举，希望摧毁儒家豪族的精神堡垒，重法术，司马氏重门第。这样汉族群上层彻底衰落了。随着北方游牧族群内迁，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中国陷入了长达三百多年的混乱，直到隋朝统一。
西南的蜀国在疆土方面也有重大贡献。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就提出“西和诸戎，南抚百越”的方针。当时的四川南部、贵州、云南一带称南中，居住着许多少数民族，统称“西南夷”，内部出现豪强大族。刘备曾设置都督府对他们进行控制，但夷陵战败后，南中豪酋与东吴勾结叛乱，对蜀国的后方形成严重威胁。经过一年的准备，225年，诸葛亮亲自率兵南征，很快渡过金沙江，进入不毛之地，对西南夷进行全面的军事政治攻势。诸葛亮恩威并举，对豪酋孟获七擒七纵，使其心服，这样初步控制了南中，巩固了东汉以来在西南的疆域。
即使占据东南的吴国，活力依然不减。孙权平定了九真、交趾的多次叛乱，牢牢地控制着九真、交趾、日南三郡。吴以水军立国，有船五千余艘，水军主力在长江，但航海规模也很大。230年，孙权派卫温、诸葛直率载一万兵士的舰队到达夷州（今台湾岛），掳得夷州人数千。233年，将军贺达率兵到达辽东。239年，将军聂友率军击辽东，掳得大量男女。
羌胡归汉
在这三百多年的时间里，汉族群遭到了有生以来最大的冲击，北方的汉族群直接面临其他族群的统治，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长达三百多年的冲击不但没有消灭汉族群，反而为汉族群的再一次强盛蓄积了力量。汉族群并没有全部沦陷，他们在南方依然有自己的国家，东晋南朝成了所有汉族群的归向和留在北方汉民反抗其他民族压迫的精神寄托，其他民族对东晋南朝的存在也有所顾忌，即使他们一时建立了国家，对汉族群并没有完全的征服感而仰慕汉文化，尊敬汉族群上层分子并为己所用。首先反晋的匈奴贵族刘渊就是一例，它不只希望恢复自己统领部民的特权，他认为以匈奴单于的名号反晋得不到汉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支持。而汉朝历时四百年，自己姓刘，在名义上还是刘氏的外甥，理应以复兴汉室为号召，以招揽人心。因此称自己的政权为汗，自称汉王，追尊汉高祖、汉光武帝、及三国蜀汉刘禅等人，按汉朝制度建立起政权。
对于民族起源的同一性也是汉族群与其他民族融合的原因。其他民族与汉族群合流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当时进入北方的民族不是一个，有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众多的民族，这些民族之间又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当一个民族建立政权自称国人而压迫其他民族时，汉族群与其他被压迫民族就有了更多的一致性，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建立的政权更替是非常频繁的，这样汉族群与所有民族的接触面就更广了，合流是不可避免的。其他民族同归于汉而在中国历史上消失了，但是汉族群本身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大的就是汉族群的血统发生了变化，当时的其他民族不能用少数来表述，当时的关中地区人口百万，而氐、羌两民族就占到了一半，其他地区也低不到哪里去。当汉族群第一次衰落的时候，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进入中原，给汉族群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同时去掉了汉族群的腐朽堕落气息，拯救了汉族群，使汉族群再一次以隋唐盛世的姿态震惊了世界。元朝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感慨到：“呜呼！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子孙十居其六，民族之辨，国何益哉？”从姓氏来源看，隋唐时的重要人物固然多是鲜卑人，从文化水准看，他们已是优越的汉族群，实际上再也没有必要辨别他们的族群。唐朝灭亡后汉族群再一次衰落了，而这一次却没有那么幸运，相继南下的蒙古和满洲彻底征服了汉族群，虽然不同程度接受了汉文化，但都注意保持本民族的特色，更主要的是别人自恃血统高贵，根本就没有与汉族群合流，所以汉族群一直衰落至今，尽管今天的物质力量超出了几十万倍，但精神却一直萎缩，以至于影响到全体中国人的形象。汉族群第二次衰落以后，尽管有女真、契丹大批南下，金朝灭亡后被统称汉人，加之元朝武风的熏陶，明朝前期表现出了唐朝灭亡后少有的开拓气息，元末农民起义的冲击力是罕见的，一部分红巾军竟然跨过鸭绿江，攻入朝鲜。明成祖时北征蒙古，南并越南，东北统辖整个黑龙江流域，一时国威大振。但是由于没有找到自己衰落的根本原因，以四书五经为范围的科举制所形成的重文轻武的社会风尚使刚刚有所好转的病情又迅速恶化了，终为满洲所灭。
第四章        隋唐帝国
两汉曾经建立了北包大漠、南抵越南中部、东括朝鲜半岛北部、西到帕米尔以西费尔干纳盆地的庞大帝国，隋唐的统治者充分认识到自己是两汉的继承者，大汉的武功激励着他们奋发图强、开边拓土的雄心绝不衰弱。
大隋帝国
秦隋两朝虽然为时短暂，但生命不在于长短，隋朝在极短的时间内征战四方，使中华国威远播四方，留下永久的荣耀和辉煌。
南征占婆
两汉时期，交州是帝国的南疆，即包括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三国中的吴、西晋、东晋、依然控制着交州，但南朝的几个朝代却无力控制交州。6世纪初，一个拥有汉、越血统的人割据胶州，称王。602年，隋文帝派久经战阵的将军刘方收复了交州。在交州的南方，有一个占婆国，由汉末的林邑国发展而来，以后称占城，位于今越南南部，都城在今舰港以南，它早已中断了与南朝陈朝的朝贡关系。595年，占婆国王小心翼翼的向文帝进献方物。当时隋朝人传说，占婆国多珍奇异宝，取之不尽，隋文帝派刘方率领水路大军进攻占婆国。占婆国王梵志部署巨象作战，但不敌隋军，都城被攻陷，隋军掠走了战婆王室列祖列宗的金牌位。在凯旋途中，隋军遇到了一次瘟疫，包括刘方在内的大批官军丧生。隋朝占领了占婆北部大片领土，但为时短暂。梵志不久重新执政，马上遣使入朝谢罪，朝恭不绝。隋朝打算直接统治占婆的努力失败了，得以欣慰的就是掠取的祖宗牌位，几箱佛经，和一批被俘的乐师。为了恢复两汉的势力，炀帝于大业元年一举灭了越南境内的林邑国，于其地设置比景、林邑、海阴三郡，前两郡在日南郡旧地，海阴郡在日南郡以南，只是为时太短，仅维持数月，得而复失。
北败突厥
隋朝统一全国后，经过隋文帝二十多年励精图治，国势一时非常强盛。与此同时隋朝又遇到了新的问题，北朝后期，突厥灭柔然之后成为北方游牧地区最强大的国家。北周与北齐对立，各送重赂求突厥援助。隋文帝即位，不再送给突厥礼物。隋文帝下令修整长城，加强北部边防。北周公主嫁给突厥时，送亲副使长孙晟曾深入突厥考察了山川形势，以及各部落强弱。他向隋文帝建议，应该“远教近攻，离强合弱”，隋文帝采纳。命他为车骑将军，携带大量财物联络东北的契丹等族，并离间突厥各部落。这样，突厥各部互相猜忌。随后突厥骑兵在东起幽州、西达河西的漫长的战线上对隋朝进行骚扰。开皇二年，沙钵略可汗率本部骑兵十余万及所属四可汗之兵，共四十余万大举南侵，深入武威、天水、延安等地，掠夺人畜，百无一留。第二年，隋文帝命杨爽为行军元帅，率兵分八路反击突厥。杨爽出朔州，大破沙钵略军，窦荣定军出凉州，击败阿波军。突厥败走，接着发生了内乱，分裂为东突厥和西突厥。
东突厥沙钵略可汗被隋朝打败，又连遭西突厥的攻击，两面受敌，形势危急。不得已于开皇四年（584年）向隋朝请求“和亲”，让他的妻子原北周公主给隋文帝上书，申请改姓杨，求隋文帝认他做女儿。隋文帝答应，封她为大义公主，这个封号含有大义灭亲的意思。隋文帝取代了北周，公主曾请求沙波略可汗为报杀父之仇出兵伐隋。兵败后，不得已认仇敌隋文帝为父。585年秋七月，突厥沙波略可汗西面遭到达头可汗重兵攻击，东面收到契丹进逼的威胁，向隋朝告急，请求将部落迁到大漠以南。隋文帝同意，派统辖北边的晋王杨广领兵前往接应，并送去大批粮食和衣服，赐予沙钵略隋朝仪仗。沙波略仪仗隋朝的支持，打败了阿波可汗。这时，北方的阿拔部落趁沙钵略可汗后方空虚，偷袭其大本营，抢走了沙波略的妻子和儿女。隋军进击阿拔部落，为沙波略夺回了所有的家属和财产。沙波略非常感激，向隋文帝表示，永远臣服隋朝，并排第七子进京送表。此后，沙波略年年进贡不绝。沙波略死后，东突厥出现了几股势力争夺汗位，隋朝的方针就是支持弱小的势力，打击强大的势力，不使东突厥统一。隋始终掌握着对突厥的主动权。
隋朝扶植的最后一个突厥可汗是启民可汗。隋炀帝继位以后，继续厚待启民可汗，启民也竭诚相报。大业元年（605年）秋，契丹侵扰营州（辽宁朝阳），隋炀帝任命通事韦云起领突厥兵出征。启民可汗派出两万骑兵交于韦云起指挥。韦云起偷袭成功，俘获契丹四万人，隋与突厥平分了战利品。元615年突厥叛隋，这时的农民起义已成燎原之势，隋朝已无力抵御突厥的进攻，从此边境一再告急。
西灭吐谷浑
鲜卑人的后裔在青海地区建国吐谷浑，北周末年，周太子曾率大军征讨吐谷浑，到达其腹地伏俟城，吐谷浑元气大伤。北周政权衰微，无力经营青海边陲，吐谷浑很快又恢复了昔日的实力。隋初无暇西顾，吐谷浑进一步发展，屡屡进犯凉州等边郡。隋文帝派兵征讨，大败吐谷浑，在许多部落降服的情况下，隋军由于国力有限，无意征服吐谷浑，随后退出吐谷浑，加强西北防务。开皇二年（582年），吐谷浑又寇西边，隋文帝命凉州守将娄子干讨伐，隋军深入吐谷浑境内，大略其国，杀男女万余口，使吐谷浑遭受重大损失。但随后吐谷浑对隋还是不断入寇，对隋朝构成一定的威胁，隋朝的政策比较温和。589年隋灭陈朝以后，对吐谷浑的震动极大，至此，吐谷浑不敢再寇掠，西部边境得以安宁。吐谷浑向隋朝进贡方物，与隋友好，终文帝之世，朝贡不绝。
隋炀帝即位侯，决心开疆拓土，征服吐谷浑。大业四年（608年），隋朝大将宇文术大举进攻吐谷浑，贡把头曼、赤水二城，斩三千余级，获其王公以下二百人，掳男女四千口而还。隋军撤出湟水流域以后，吐谷浑王伏允率亲信返回湟水以北地区，收拾残部，以图东山再起。大业五年，隋炀帝亲自统军西征，经过狄道的时候，当地的党项首领向隋炀帝进献方物。最后炀帝到达河湟地区，隋军彻底攻灭吐谷浑。隋朝在吐谷浑的的故地上设立了西海、河源、鄯善、切末四郡。隋朝的疆域以至扩展到唐古拉山，这也是中原政权在青藏高原第一次大规模的扩展。隋朝除留兵将镇守四郡之外，还把全国的罪犯发配到青海，释放为戍卒，大开屯田。
隋灭土谷浑对西域产生了巨大的震动，隋炀帝又把目光投向了西域，伊吾（哈密）是通往西域得要道，突厥在此设土屯设镇守伊吾。609年，隋炀帝击破土谷浑后，在张掖召集高昌王、土屯设等西域二十七国使者大会，土屯设献地数千里投隋，这样隋朝在今哈密附近设立伊吾郡，这是秦汉以来第一次正式设置行政区划的地方，也是中原辖区向西的又一次开拓，这样隋与西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东征高丽
高丽自汉武帝以后就是中国的郡县，归中央直辖。可随着中央政权的衰弱，辽东的疆域日渐缩小。西晋末，公元313年乐浪郡为朝鲜北部新崛起的高句丽所占。同时朝鲜半岛南部的马韩吞并了带方郡。这样自汉武帝前108年在朝鲜半岛设置郡县以来，至此全部丢失，共维持420年。其后由于中原内乱以及高句丽和北方少数民族的强大，又夺取了辽东、玄菟二郡，从而直退今长城一线，自战国燕昭王于公元千300年开拓的辽东地区全部丢弃，共统治了700年左右。
隋炀帝以两汉的继承者自居，汉朝曾经建立国东自朝鲜半岛，西到帕米尔以西的费尔干纳盆地，南到越南北部的辽阔大帝国，隋炀帝要恢复乃至超过这一切，自然不能容忍高丽在辽东膨胀。高丽王室以高为姓，隋文帝继位以后，高丽王派使臣朝觐。隋灭陈以后，高丽害怕隋朝下一步会进攻自己，马上增加军队，储备粮食，做防御准备。598年，高丽王高元率领一万靺蝎骑兵入侵辽西，被营州总管韦冲打败。隋文帝命汉王杨谅率水路三十万大军东征，进军途中，遇到大水泛滥，粮运不继，军中缺食，大军难以行进。水军由东莱渡海，向平壤进发，遇到大风，船只大多沉没。高丽王高元听到后非常害怕，派使臣向隋文帝谢罪，隋朝就此罢兵。
隋炀帝继位后，高昌王、突厥启民可汗都到洛阳朝觐。隋炀帝征高元入朝，高元害怕，这就违背了中原的纳贡体制，“藩礼颇阙”，从大业七年（611年）起，隋炀地下诏讨伐高丽，隋朝发兵一百多万，水陆齐进。在辽东，每当高丽的一座城池被攻破后，城中人就投降。前线将领不敢见机行事，只能向隋炀帝请示。等待隋炀帝的答复送到军前，城里的高丽军重新做好防御准备。这样一而再，再而三，高丽诸城皆久攻不下。大将军莱护尔率领的水军度过渤海进入贝水，在去平壤的途中，遭高丽军埋伏，大败而回。隋军粮尽，士兵疲惫，只得无功而返。大业九年（613年），隋炀帝第二次东征，在大军进军途中，督运粮草的礼部尚书杨玄感起兵反隋。隋军攻辽东城正急，不日可下。隋炀帝得知后方造反，马上连夜秘密撤兵。隋朝已经平定青海，南定交趾，北败突厥，只剩下高丽没有攻下，隋炀帝是不会甘心的。大业十年（614年），隋炀帝下诏征全国兵，隋军在辽东大败高丽兵，随之向平壤进发。高丽王高元害怕，遣使投降，并将逃往高丽的隋朝兵部侍郎押运给隋军，隋炀帝班师回朝。隋炀帝三征高丽，由于内部问题没有处理好，导致了帝国的崩溃。隋朝没有完成的任务，只能由唐朝完成。
对于隋征高丽，今天我们不能认为就是侵略，站在当时的角度看，应该是国家统一。因为从汉武帝时期起，辽东、朝鲜半岛北部就归属中央政权，长达四百年，北朝末年高句丽在该地区崛起，只能算作割据政权，应该统一，以后唐太宗、唐高宗的军事行动依然属于统一战争。676年新罗王朝统一朝鲜后，历时较长，朝鲜的版图逐渐形成，中国不应该再对朝鲜北部有领土要求，朝鲜基本独立了，唐以后各代对朝鲜的战争应该属于侵略战争。如北宋末年越南脱离中国一样，北宋以前对越南的战争应该算作统一，而元、明、清对越南的战争应该带有很强的侵略性质。
隋代的流求即今天的台湾，隋炀帝意欲经略流求。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令羽骑尉朱宽和海师何蛮率众出访流求，他们虽然到达，但由于语言不通而返回。第二年，隋炀帝在派朱宽率队前往流求招抚，但流求不从。隋炀帝两次招抚没有成功，但并未因此罢休。大业六年（610年），又命大将陈陵和朝议大夫张镇周率东阳兵万余人再往流求招抚。陈陵到达后，对其进行劝慰，但仍遭拒绝。陈陵率军进攻流求部落，焚其宫室，俘虏了几千男女，返回大陆。
天可汗
灭东突厥
唐朝建立初期，对突厥称臣，终唐高宗之世均如此。由于突厥的进攻，唐朝差点迁都。唐太宗即位后，忍辱负重，认真备战，机会终于来了。629年十月，唐太宗令唐军分六道出击东突厥，六路总管兵力共有十几万，由兵部尚书李靖任前敌指挥，大举向突厥发起进攻。任城王李道宗首先在灵州打败突厥，俘虏人畜上万计。630年正月，李靖率精锐骑兵夜袭定襄，攻破大利城，颉利可汗将牙帐向北迁到碛口。同时另一支唐朝军队在通漠道总管李世基的率领下从云中出击，与突厥大战于白道（呼和浩特西北），大败突厥。颉利可汗连糟惨败，逃到包头北固守，人马还有好几万。突厥人的习性是得胜趾高气扬，深入劫掠；失利则卑词求和，不以为耻。颉利可汗于是派人到长安求见，低声下气的向唐太宗赔罪，请求突厥臣属于唐朝，唐太宗同意颉利可汗投降，并派唐俭等人去传旨，命李靖等人率兵去迎接。颉利可汗虽然口头上表示投降，实际上心理自有打算，他想等到开春以后草青马肥的时候，再逃到漠北草原深处，卷土重来李靖喝李世基在白道会师，认为颉利可汗逃到漠北以后，就无法追击了。太宗派人去见他，突厥必然松懈大意，如挑选精锐骑兵一万，带二十天口粮长途奔袭，一定能捉到颉利可汗。并认为只要能捉到颉利可汗，死一个唐俭没有什么可惜的。唐朝大军一到，突厥军队立刻土崩瓦解，唐朝使者唐俭趁机逃脱。李靖军杀敌上万，俘虏数万，缴获各种牲畜几十万。颉利可汗带着一万多人想穿过大漠北逃，然而李世基率领的另一支唐军赶到碛口布好阵势，颉利可汗南逃，最终被俘，押往长安，被软禁在太仆寺里，634年郁郁而亡。颉利可汗被俘后，颉利可汗的叔叔苏尼失也投降了唐朝，至此，东突厥汗国灭亡，唐朝的版图由阴山扩展到大漠。唐朝灭亡东突厥的战争在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了极大的震动。630年，周边各国各部国王、酋长共尊唐太宗为“天可汗”。
勒内·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中这样写道：“一个受到震惊的亚洲从他（太宗）身上看到了一个陌生的、史诗般的中国。决不向蛮族求和，也不以重金收买他们撤兵，太宗扭转形势，战胜他们，是他们害怕中国。”在以后的52年（630—682）中，东突厥臣属唐朝，和硕柴达木的突厥碑文上记道：“贵族子弟，陷为唐奴，其清白女子，降作唐婢。突厥之訇，弃其突厥名称，承用唐官之唐名，遂服唐皇，臣事之五十年。为之东征向日出之方，西征远至铁门。彼等之克国除暴，皆为唐皇。”唐朝以突厥军队为辅助，实力增强。
扫平莫北
东突厥汗国灭亡以后，漠北的薛延陀汗国逐渐强大，形成对唐朝新的威胁。646年，唐朝出兵漠北，灭了薛延陀汗国。是年九月，唐太宗巡幸灵州，接受铁勒诸部使者数千人的朝拜，并刻石纪念。647年，唐朝在漠北设立羁縻都督府州，称“六府七州”，同年设燕然都护府，后迁漠北，称瀚海都护府，管辖漠北。薛延陀汗国灭亡以后，东突厥余部、阿尔泰山北部的车鼻可汗势力有所发展，不肯入朝。649年，唐太宗派兵征讨车鼻可汗，大败之，活捉车鼻可汗，押往长安。时唐太宗已死，唐高宗赦免了车鼻可汗，让他住在长安。唐朝将车鼻可汗余部迁到于都斤山，设狼山都督府管辖。至此，东突厥领地全成了唐朝版图。唐朝又设立单于都护府，管辖漠南。此后三十年，唐朝北方没有战争。
再败土谷浑
隋末中原大乱，土谷浑趁中原衰落又恢复了他们的故土，并再次袭击西北边郡。唐朝兴起以后，土谷浑伏允可汗曾率兵帮助唐高祖进攻西北的李轨。唐朝将隋炀帝扣押的人质，伏允的儿子伏顺送还，作为报答。634年，土谷浑又进攻西北边郡，唐朝于同年明李基、侯君集率军进攻土谷浑。唐军分兵西进，深入土谷浑腹地几百里，在青海湖东北的黄河源头追及土谷浑军，俘获贵族多人和几十万头牲畜。伏允可汗经过沙漠讨到于阗，唐军没有追上，但被士兵杀死。唐朝立伏顺为可汗，他在唐朝长大，容易受到唐朝政治的影响。吐谷浑归顺唐朝，青海中北部大片领土归唐，唐朝河西的威胁解除，得以全力经营西域。
征高丽
隋文帝征高丽失败，已经表现出开拓的趋向。隋炀帝继承和发扬了这一点，但在征高丽的问题上以惨败告终。隋炀帝三征高丽，使高丽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唐朝建立以后，高丽再度承认唐朝的宗主权，并向唐朝纳恭。几年后，双方交换了隋朝远征时的俘虏，631年，唐朝派长孙师到高丽埋葬隋代阵亡将士的遗骨。但高丽害怕唐朝进攻，从扶余城起，西南到海，筑起了一道千里长城。唐高祖时，唐朝忙于平定内乱，无力远征。高丽也希望与唐朝和好，以便集中精力收复在对隋战争中被南部新罗、百济所夺取的领土。
唐太宗继位以后，即着手收复失地。642年，机会来了，高丽大将泉盖苏文发动政变，杀死国王，自掌高丽军权，而且对唐态度强硬。以相对唐朝恭顺的新罗，受到高丽和百济的联合进攻，新罗向唐朝求援。唐太宗派使臣劝高丽不要侵略新罗，行动无效。泉盖苏文扣下了唐使，太宗决定征讨。645年，唐太宗率大军和大奖李世基直趋辽东，同时大将张亮率水军43000人分乘300只船从海道进攻高丽首都平壤。开始一切顺利，在辽东取得重大进展，唐军攻克了顶住隋炀帝几次远征的高丽重镇辽阳（辽东城）。但唐军被阻于辽阳西南的重镇安市城，在进攻两个月无效后，冬天即将来临，唐太宗被迫撤军。
唐太宗讨伐的失败，使泉盖苏文更加傲慢，他开始四处扩张。重新侵略新罗，而且进攻契丹，契丹已经归顺唐朝。647年，唐太宗再次东征高丽，唐军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没有彻底击溃高丽军。唐太宗决定第三次东征，一举灭掉高丽，但还没有出发，唐太宗就于649年去世了。唐太宗征高丽没有成功，是他个人的一大遗憾。但丝毫没有影响唐帝国在亚洲日益增长的力量。由于帝国边境的扩展和声威远播，边远的民族如中西伯利亚的骨利干族，住在东乌拉尔东的高加索种族吉尔吉斯族，开始源源不断的向长安进贡。波斯帝国的最后一个国王派儿子来长安，请求唐朝帮助他们低于日益强大的阿拉伯人。东罗马帝国也派使臣来长安。长安城了国际大都市，唐的学院为高丽、新罗、百济、日本、高昌、吐蕃的王室子弟提供学习的机会。
称雄东亚
唐太宗没有攻下高丽，高丽开始大举侵略新罗，占领了新罗三十多个城镇。新罗向唐高宗求援，要求唐与她一起消灭高丽。唐与新罗决定先消灭百济国，作为进攻高丽的基地。660年，唐朝大江苏定方率军十万从山东半岛渡黄海，在百济的首都、锦江边的泗沘城附近登陆。同时，新罗的军队冲破了百济的防线，包围了泗沘城。百济国王逃出都称，他的儿子以都成和国土投降了唐军。百济皇室成员在长安作了人质，唐朝留下一万多军队控制了百济全国，并派官员治理。
夺取百济以后，唐高宗策划利用百济和辽东两个基地进攻高丽。苏定方率领远征军从辽东出发，长驱直入，包围了平壤，发起进攻。但百济发生了叛乱，没有派军参加会战，苏定方被迫撤回。百济的叛乱者一度恢复了王室，但最终投降。叛乱得到了日本人的支持。早在4世纪中叶，当日本国家刚刚统一的时候，就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它把矛头直接指向朝鲜半岛，进而指向中国。大和朝廷统一日本时，朝鲜半岛三国鼎立，给日本入侵以可乘之机。4世纪60年代，日本出兵朝鲜，侵略新罗，征服了弁韩之地，建立“任那”地方，设日本府统治。而百济成了日本的朝贡国。六世纪，新罗北逐高丽，西攻百济，南灭任那，彻底将日本的势力驱除出半岛。但日本恢复统治任那的野心并未泯灭。日本于600年进攻新罗，攻陷五城，一度恢复了对任那的统治。但日军主力撤出后，又被新罗收复。日本在朝鲜肆意掠夺200年的历史暂告结束。以后只要国家稍强，力量允许，日本总要把手伸向邻国，野心一次次膨胀，贪欲一次次强烈。646年“大化改新”后，日本又一次侵略朝鲜。百济与日本关系和好，随着新罗的强大，百济与日本的关系更加密切。公元660年，朝鲜半岛东南部的新罗受到西南部百济国的进攻，向唐朝求援。唐派大将苏定方率水陆军10万渡过渤海进攻百济。百济城被平定后，苏定方留下名将刘任轨驻守新罗。663年，日本以援助百济为名，出精兵2、7万进攻新罗。百济修改与高丽的关系。这样，日本、高丽、百济、形成针对新罗的同盟。面对强大的压力，新罗想唐朝求救，为了灭掉高丽，唐朝需要新罗，东北亚就形成了两大对立的军事政治集团。632年，唐朝派高表达赴日，要求日本向唐朝进攻，但日本不从，双方关系冷淡。659年日本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救，为了阻止唐朝干涉，日本派遣第四次遣唐使。唐朝将使者全部扣留。唐灭败绩，不符和日本的利益。唐军主力班师后，百济残余势力向日本求援，日本先后派兵四万余人赴百济。百济唐守将刘仁轨兵力不足，唐朝两次派兵支援刘仁轨，唐日矛盾激化，走上了兵戎相见的道路。665年，唐军在锦江口的一次海战中大败日军，烧毁了日本海军四百多条船。百济的叛乱势力被镇压下去，日本干涉半岛的政策彻底失败。日本援救百济好几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最终惨败而归，这在日本引起了巨大的恐慌，日本深恐唐军乘胜进攻日本本土。于是，一方面接纳百济逃难的臣民，另一方面增设国防线。一对马、壹岐、筑紫为第一线，常门（今山口县）为第二线，赞岐屋岛城（香川县屋岛）为第三线，大和高安城为第四线，对唐进入了惊恐万状的防御状态。
666年，泉盖苏文死去，高丽内部发生内讧，唐朝趁机发动水路大战，新罗的一支军队从南面配合。668年九月，唐军攻下了平壤，唐朝在东亚的胜利达到了极点。大将李世基带着20多万俘虏返回长安，并把高丽国王献到太宗幕前祭奠。唐朝在平壤设立安东都护府，派两万军队驻守，管理高丽故地。安东都护府分高丽故地为九个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安东都护府到唐玄宗年间，增加室韦都督府、黑水都督府河渤海都督府，统辖大同江流域、黑龙江流域、外兴安岭及库页岛的广大地区。对外代表朝廷应付百济、新罗、日本诸国事变。安东都护府是唐朝侵略高丽的产物，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一个殖民机构。670年高丽发生叛乱，虽然被镇压，但反对唐朝占领的抵抗持续不断。高丽的抵抗得到了新罗的支援，新罗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与唐为敌。新罗开始侵占百济的领土，由于吐蕃的势力日益强大，唐朝在朝鲜半岛开始收缩，后来治所又移到辽东，但唐朝与新罗仍然以大同江为界。这样唐朝基本收复了汉末的失地。新罗很快修改政策，与唐和好。
征战南亚
吐蕃入朝
松赞干布统一西藏后，634年入贡唐朝。吐蕃得知突厥、土谷浑都迎娶唐朝公主，遂于638年向唐朝请婚，唐太宗没有答应。吐蕃认为这是土谷浑从中离间所致，遂发兵攻打土谷浑，土谷浑向青海北部山区逃走，人畜多被吐蕃掠夺。吐蕃又打败党项、白兰诸羌居地，今青海玉树、果洛地区全为吐蕃所有。638年，吐蕃兵二十万进攻松州，被唐军击败，吐蕃想以武力威胁，迫使唐朝下嫁公主，这是不可能的。吐蕃又马上上表谢罪，一再请婚。唐太宗同意，以宗室女文成公主下嫁松赞干布，这样唐蕃建立甥舅关系，松赞干布尽力维持与唐的友好关系。646年，当得知唐太宗征高丽得胜回朝时，松赞干布马上派大相奉礼道贺，太宗大加赞赏。贞观二十二年，唐操出使天竺的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受到天竺王抢劫，王玄策向吐蕃求兵，松赞干布派军和王玄策一起打败天竺，获胜后，马上向唐朝献捷。
征战南亚
汉武帝征服身毒的夙愿落空，但唐太宗却弥补了这一点。606——647年，印度北部兴起了戒日帝国，国王尸罗逸多征服了印度北部大部分地区，636年，玄奘到达戒日帝国，得到尸罗的嘉奖。641年，尸罗遣使朝聘，643年唐太宗遣使报聘，派右率府长史王玄策取道吐蕃和尼婆罗（尼泊尔）出使天竺，关系良好。648年，唐太宗派王玄策为正使，蒋师仁为副使，再度出使戒日帝国。当唐朝的使团到达印度时，戒日王尸罗逸多死，国中大乱，大臣阿罗那顺篡位，自立为王。拥有强大政治势力的婆罗门种姓集团，对戒日王倾向佛教的政策不满，因而促使阿罗那顺发兵半途截击中国使团，
王玄策从骑三十人与他们交战，寡不敌众，箭射尽，全部被俘。胡兵把各国贡献的物品全部抢走。王玄策设法逃走，逃到尼婆罗，再走吐蕃，松赞干布时期的吐蕃，势力还没有到达青海中北部，唐蕃和亲后，向唐朝贡，关系友好。吐蕃遂发发精兵1200人，加上尼婆罗国（尼泊尔）7000多骑，由王玄策和蒋师仁指挥，王玄策与副使蒋天仁率领二国兵向曲女城进军，讨伐阿罗纳顺，连战三日，斩首三千多级，掉到水里淹死的还有将近一万人，阿罗纳顺弃曲女城逃跑，纠集溃兵再战又败，被蒋师仁追俘，并俘虏男女12000人，缴获牛马3万多头。王玄策与蒋师仁缴回被劫各国聘礼，协助降兵安定了曲女城的秩序，天竺各国震惊，王玄策等人带着阿罗纳顺回国。贞观二十二年，王玄策等人到京城，唐太宗十分满意，宽容了阿罗那顺，命有关部门祭告祖庙，拜望玄策为朝散大夫。阿罗那顺客死唐朝，太宗下葬昭陵之后，刻石画阿罗那顺的雕象，列在玄阙之下。对天竺的战争是汉藏第一次自觉以中华民族为整体而进行的，充分说明中华民族内部各族群虽有冲突，但在外国面前，我们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
跃马西亚
灭西突厥
在统一大漠南北的同时，唐朝又向西北进军。这时西北的敌对势力就只剩下西突厥。隋朝末年，西突厥处罗可汗入朝不归，大臣们就拥立了他的叔父射匮可汗作了大汗。射匮当上大汗后，致力于开疆拓土，把地盘向东扩展到了阿尔泰山一线，向西到了咸海。射匮死后，弟弟统叶护继位，在北边吞并了铁勒，在西边与波斯抗衡，称霸西域。但统叶护死后，西突厥发生内乱，这为唐朝统一西域提供了良机。640年，唐军灭高昌，以其地为西州，并置安西都护府于西州城。借着平高昌的余威，唐太宗命阿史那社尔、契比何力、安西都护郭孝恪等率领唐军，并发铁勒十三州、突厥、吐蕃、吐谷浑等十万骑西征，一举攻灭龟兹、焉耆二国。至此，以疏勒、于阗为代表的西域小国纷纷内服，。从642——648年，设置了龟兹、疏勒、于阗、碎叶四都督府，称“安西四镇”，唐朝建立了以安西四镇为核心的西域统治体系。唐朝的目标又投向天山以北的西突厥。
649年，唐朝设立瑶池都督府，属安西都护府，任命阿史那贺鲁做了瑶池都督，阿史那贺鲁是投降唐朝的突厥将领。唐太宗赐给他唐朝的仪仗大旗，授权他招招讨未顺服唐朝的西突厥部落。阿使那贺鲁打着唐朝的旗号，召集离散的故旧部众，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当他听说唐太宗死后，马上发动叛乱，向西吞并了乙毗射匮的部众，进攻唐朝庭州，攻陷金岭城（吉木萨尔）和蒲类县（奇台）。继位的唐高宗虽说软弱，但对外决不手软。唐朝令左武卫大将军梁建方和右骁卫大将军契比何力为弓月道行军总管，兴发秦、成、雍、岐四州三万府兵及回鹘五万骑兵前往西域进行讨伐。从651年到657年共七年间，唐朝共三次大规模的处兵讨伐阿史那贺鲁。在讨伐中，屡建奇功的大将有梁建方、程知节、苏定方以及回鹘将领。657年，唐朝发动了第三次讨伐阿史那贺鲁的战争。任命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大总管，率燕然都护任雅相、副都护萧嗣业兴发漠北回鹘等部兵，自北边进击讨伐。又命令投降的西突厥将领从南边去招降。
苏定方在今塔城附近仅率一万军队击败突厥七万之众，打败阿史那贺鲁，贺鲁逃往伊犁河大本营。苏定方冒着二尺深的积雪，出其不意的攻入贺鲁牙帐，俘虏、斩杀数万人，缴获物资不计其数。贺鲁落荒逃命，逃到了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苏定方追击到碎叶水（今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彻底征服了他的部众。而塔什干人将贺鲁等人全部抓起来，唐朝大将萧嗣业正好追到了石国，石国人把贺鲁等交给了他押回长安。苏定方下令解散西突厥汗国的军队，各部落都回到自己的游牧地，恢复生产，西突厥汗国灭亡了。原西突厥汗国的领地全部变成唐朝的疆域。657年十二月，唐朝在西突厥故地分别设立了蒙池、昆陵两个羁糜都督府，隶属安西大都护府。唐朝又把安西大都护服从西州迁往龟兹，唐朝在西域的统治体制逐渐确定下来。以连接河西走廊的伊州、西州、庭州为后方依托，以唐军镇守的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疏勒、碎叶）都督府为基地，对周边地区进行经略。此后，唐朝四次在原西突厥统辖的地区设置羁糜都督府、州。
至此，唐朝的势力向西最远到达咸海，咸海距离欧亚大陆的界界海里海以及伏尔加河下游只有几百公里，这是继张骞通西域后，中原王朝向西的又一次大拓展。从朝鲜半岛到咸海，从外蒙古到越南中部，唐帝国的铁骑震撼了整个亚洲大陆。
波斯设府
661年，吐火罗前来投诚效忠，并应波斯王卑路斯的请求，唐朝派陇州南由县令王名远担任吐火罗道置州县使，前往西域。在于阗以西、波斯以东的十六国设置都督府、州、县和军府，最远的波斯都督府在今阿富汗和伊朗交界的扎兰杰，这些地方全都隶属于安西大都护府，王名远还特意在吐火罗立了一座石碑纪念这一盛举，就连印度河流域的一些城邦国家在这时也承认唐朝的宗主权。这时唐朝在中亚的疆域西到咸海、波斯边界，距离欧洲只有几百公里，远远超过了西汉的疆域。唐朝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终于消灭了东西两个突厥汗国，取代了他们对亚洲内陆的霸权，建立起对西域的有效统治。
再征岭外
唐玄宗时期，吐蕃是唐朝的劲敌，唐与吐蕃争夺的焦点之一便是青海湖区。唐玄宗即位初年，由于唐朝政局动荡，吐蕃在吞并吐谷浑之后占领了青海湖区，并夺取了湖区东部的战略要地石城堡。石城堡三面是高达数千尺的悬崖，只有一条山路盘旋而上，是青海湖通往兰州的要道，吐蕃在此建筑要塞，号称“铁刃城”，吐蕃以此为据点，可以威胁河西走廊。开元十七年（729年），玄宗下令夺回石城堡。朔方节度使、信安王李袆，出其不意的发动长途奔袭，夺回了石城堡，吐蕃军队退出了青海湖区，唐朝得以拓境千里。十二年后，吐蕃发起反击，夺回了石城堡。天宝八年（749年），哥舒翰调集六万多大军进攻石城堡，经过三天激战，攻下石城堡。哥舒翰遂在赤岭以西的青海湖区部署屯田，设置据点，维护唐朝在该地区的统治。但六年后，安史之乱发生，边防军被调回中原平乱，吐蕃卷土重来，重新占领了青海湖区。
吐蕃在青海被唐打败，遂在帕米尔地区扩张势力，与唐朝展开争夺。吐蕃要求帕米尔以外的小勃律断绝与唐朝的朝贡关系，并且带动了周围二十几个国家与唐朝断交，唐朝的安西节度使几次讨伐均以失败告终。747年，高仙芝带领一万余骑兵，从库车出发，经过两天行军，在特勒满川并分三路，出其不意的袭击吐蕃要塞连云堡，击溃了吐蕃的抵抗，杀士兵五千多。高仙芝留下三千多伤兵固守连云堡，自己亲率余部前行，通过了最危险的兴都库什山脉的达克特山口。阿弩越城的君主，见唐军越过了天险，不敢抵抗，出城迎接高仙芝。高仙芝以阿弩越城为据点，攻占了小勃率国，国王和吐蕃公主逃到了山洞，被抓住当了俘虏。这样，唐帝国在玄宗时期的版图扩大到了帕米尔以外。高仙芝对帕米尔以西的两次战役，标志着唐朝在中亚的扩张达到了顶点，唐朝成为塔里木地区、伊犁河流域、伊塞克湖地区的占有人和塔什干的宗主，控制了帕米尔山谷地区，成了吐火罗地区、喀布尔和克什米尔的保护者。
与当时唐朝角逐中亚的有吐蕃、突骑施、大食（阿拉伯帝国），吐蕃、突骑施先后被迫退出。自651年大食遣使通唐到751年怛罗斯战役，大食始终不断在中亚扩张，最终与唐发生了战争。749年，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应吐火罗叶护的请求，占领羯师，重新凿开了通往乌浒水域通道。750年，进军石国，大食册封的石国国王车鼻施特勒及依附大食的突骑施黑姓可汗都被俘送长安。751年，大食将齐雅得统兵反攻，高仙芝率安西军主力及葛逻禄、拔汗哪二属国属部兵迎战，在怛罗斯与大食军相遇，双方相持五日，葛逻禄部众叛乱，与大食军夹击唐军，高仙芝大败，所谓“天下精兵之最”的安西劲旅损失惨重，所余数千人还主安西，唐在西域的统治初步动摇。怛罗斯战役唐朝虽然失利，但仍牢固的控制着西域的局面，各属国、藩部朝贡、册封依旧，大食向东扩张也到了尽头，唐与大食关系恢复。但这毕竟距安史之乱只有四年的时间，安西军的战败，无疑刺激了安禄山，加上杨国忠伐南诏战败，更加速了安史之乱的爆发，唐帝国顿时由盛而衰。
残阳夕照
安史之乱后，肃宗征召四方亲王兵入关平叛，使得边疆兵力空虚，仅北庭大都护府一次性就调走七千精兵。760年，庭州一度被吐蕃攻占，河西节度使杨预果敢出兵，收复北庭。763年以后，唐蕃战争全面展开，吐蕃一度进军长安，退兵后仍常驻原、灵二州以西地界。至此，原为统一体的大唐疆域被分割为东西两大部分，唐朝虽然组织了河西、北庭、安西三道联防，但安史之乱后唐弱蕃强的局面已成定局。766年，甘州（张掖）陷落。767年，肃州（酒泉）又被攻陷。786年，沙洲（敦煌）被吐蕃攻占。自此，大汉孝武皇帝开拓的河西之地，在历时近九百年的统治之后首次陷落，吐蕃遂移兵西域。
安史之乱后，与中原失去联系的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的朝廷命官、留守军卒并地方军民，历经艰辛，奋力抗击吐蕃，保全西域免受分割。768年前后，西域偶然与朝廷联系上，唐朝始知漠西大军仍在坚守，西域尚存，朝廷上下无不对西域军民“忘身报国”的事迹感动。唐代宗诏令褒奖：“不动中国，不劳济师，横制数千里，有辅车首尾之应。以威以柔，张我右掖。”784年，分别任命坚守西域的曹令忠、郭昕为北庭和安西两大都护，加封为宁塞郡王和武威郡王。但唐朝已无力打通河西，西域军民又开始了二十多年的孤军奋战。791年，北庭（吉木萨尔）陷落。803年，西州（吐鲁番）陷落。808年，安西城（库车）陷落，西域全部沦陷。吐蕃取代唐朝接管西域后，就义无反顾的替代唐朝肩负其保卫祖国西陲的重任，为保卫佛教区免受侵袭，继续与大食抗争，长达半个多世纪，阿拉伯帝国没能再越雷池一步，吐蕃为保卫中华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吐蕃在河湟、河西汉族聚居区的统治是比较残暴的，赋税沉重，因为游牧社会税收很少，占领的农耕区就成了税收的主要来源。而不像中央政权统治边疆，对当地人民征收的赋税很少，加上对中原先进农业、手工业技术的仰慕，边疆族群，尤其是底层人民欢迎中央在边疆设郡县。后来随着吐蕃王朝的衰落，导致边将混战，互相残杀。这为该地区的汉族群以及其他族群摆脱吐蕃残暴的统治创造了有利条件。沙州（敦煌）人张议潮利用吐蕃统治松懈的有利时机，率众起义，进行反抗吐蕃统治的斗争。沙州本为唐地，781年，唐朝守将阎朝在抗击吐蕃的斗争中因械尽援绝，以不把沙州城百姓迁往其他地方为条件，接受了吐蕃的统治。吐蕃统治沙洲后，由于当地百姓不堪忍受残酷的压榨，经常进行反抗斗争，但大都以失败告终。842年，吐蕃赞普达磨遇害，王室内洪，斗争波及边地，使驻守在沙州一带的吐蕃将士无所适从，战斗力底下。
848年，张议潮举起反抗吐蕃统治的义旗，号召当地群众共同起事。经受六七十年吐蕃统治的沙州人，积极响应张义潮的号召，投奔到张议潮的旗下。张率众攻打沙州城，得到城中唐人的支持，很快攻下了沙州。吐蕃守将带亲兵逃走，摄州事被逐。当张议潮攻破沙州吐蕃后，马上派手下高进达上表长安，但由于路上土匪横行，无法前行。不久，张议潮率义军攻占河西走廊沿地的肃、甘、凉等州。其他各州也纷纷响应张义潮的义举，起兵反抗当地的吐蕃统治者。851年，张义潮派其兄张议谭奉沙、瓜、伊、甘、肃、兰、鄯、河、岷、廓等十二州图籍入长安，献给唐朝，请求唐朝认可。唐玄宗为表彰张议潮的忠诚，命其军队为归义军，擢升张义潮为归义军节度使。至此，沙州等地归附唐朝。由于唐朝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政治腐败，并没有因为西北边郡归附而中兴。
840年左右，回鹘被   打败，部落分散各地。回鹘的一支 部脱离乌介可汗，前来天德军赛下请求内附，唐朝赐给其粮食二万斛。842年5月，回鹘乌介可汗公然向唐朝提出索取粮食、牛羊，并要执送 等要求，遭唐朝拒绝。此后不停唐朝警告，一再到边境剽掠。同年8月，回鹘越过包头地区进攻大同云州等地。唐武宗赞同李德裕的主张，派兵讨伐，以刘 为回鹘南面招讨使，张仲武卫东面招讨使，李思忠为西面招讨使，诸路军马在太原会师。843年，回鹘乌介可汗率兵进犯振武，李德裕亲自为刘 制定了奇袭乌介可汗的策略。唐军出其不意的袭击了乌介可汗的牙账，乌介可汗措手不及，深受重伤，只率百余骑仓皇出逃，会鹘兵丧失主帅，乱成一团，刘 率大军赶到，浮两万余人。此役维护了北境安全，回鹘西迁甘肃河西走廊、新疆。
自楚成王时遣庄跤率兵进入云南，以滇池为中心，扩地千里。后来庄跤便在云南自立为王，称“滇王”。历秦、西汉、东汉、蜀国、西晋、隋唐前期，云南大部分地区纳入版图，但不是全部，真正使今天云南全境成为一个行政区域，贡献最大的则是南诏政权。为了牵制吐蕃，唐玄宗支持南诏统一六诏，唐衰落后，南诏不断扩张，占有云南全境、四川南部、贵州西部、缅甸、泰国、老挝、越南的部分地区，可谓极盛，后来大理取代了南诏，疆域基本保持，元朝灭大理后设立的云南行省就在此基础上建立。可见，云南各族对开拓西南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明朝时云南的面积基本保持前朝规模，明朝后期由于缅甸的崛起，云南边界大大后退，清朝沿袭明朝云南的边界。
马背唐诗
隋唐前期国力非常强盛，一方面是在继承着北朝是游牧族群注入的勇武精神，同时也激活了汉族群固有的尚武精神，汉族群整体并没有衰落，羯族的悲剧就是明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文化腐蚀的只是统治阶级，而广大人民根本就没有多少机会接受儒家教育。直到北宋的时候，随着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教育得到了普及，最终广大人民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文化”，整个民族就彻底衰落了。石勒的赵国是羯族为国人的国家，压迫其他民族，以汉族群为主体的各民族推翻了羯族的统治，为了泄恨，羯族整个民族遭到了屠杀，有些人虽然不是羯族，但胡子比较多，眼睛比较深，也被误杀，从此羯族作为一个集团，在中国历史上消失了。这足以说明广大人民远没有被文弱的儒家文化感染，依然保持着秦汉时期的勇武精神，更没有发展到“以德报怨”的地步。
牧马
除了勇武精神，隋唐另一方面表现，就是在适宜的地区发展牧业。前面已经说过，今天中国农业与畜牧业的分界线基本上以长城为界，但并不是自古这样，大体上中国农业区是逐步向北开拓的。而直到隋唐时，这一趋势还没有完成。在当时的北方存在着大量半农半牧地区，基本上在西北各处。具体来说相当与甘肃全部，内蒙古阴山、狼山以南，以及陕西、山西的西北部，河北省北部，这些地方远古时本来就是游牧区。西汉司马迁曾经划分当时国内经济区时，列出一条界线，由龙门走碣石。也就是从今天陕西省与山西省之间的龙门山斜向东北，达到今天河北省昌黎县南的碣石山，这应该是最早的游牧地区的南界。以后这些地方游牧民族控制的时候，就成为草原，农耕民族控制的时候就成为半农半牧地区。从气候来说，这些地方本来就可农可牧。隋唐两代前期都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其中骑兵占有重要地位。唐代非常重视养马，养马地区跨陇右（治今甘肃陇西）、金城（治今甘肃兰州）、平凉（治今宁夏固原）、天水（治今甘肃天水）四郡，幅员已达千里，犹为狭隘，不足以容纳。以后由扩展到歧（陕西凤翔）、豳（陕西彬县）、泾（甘肃泾川）、宁（甘肃宁县）。在著名的唐三彩的动物造型中，马最多，这正是唐朝前期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男儿壮志、多立马边陲、建功塞外的反映。
唐人以刺激的竞技活动为时尚，狩猎、出游、打马球，都是当时流行的娱乐活动，充分表现了唐人奔放开朗的性格。唐代妇女不从属于男子，他们不拘礼法，骑马出游、打猎、拔河、打球、下棋非常普遍。妇女骑马握弓的勃勃英姿常见于绘画和雕塑作品中。母强子壮，唐人格外剽悍。
贵族铁甲
隋唐前期强盛的另一个原因则在于它的兵制：府兵制。府兵制源于西魏北周，隋文帝进行了改革，废除过去兵农分离制，胡汉分离制，推行与均田制紧密结合的兵农合一制，府兵除外出执行任务，不得脱离自己所分得的土地和农业生产，被选为府兵的，不用缴税，但必须自备军服、兵器、军粮，以减轻国家负担。府兵的任务有三：分批轮班宿卫京师、戍边、出征。隋文帝将这种制度推行全国，极大的促进了军事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天下储积，可供五十年”，二十年间户口增加两倍，随军取得北迫突厥、西灭土谷浑、南取林邑、东灭流求的巨大胜利。
唐太宗使府兵制达到了鼎盛，总兵力达68万。唐朝的尚武风气依然很盛，官员和有产者的子弟比较容易成为府兵的骨干，唐朝的府兵带有极强的贵族性。唐朝府兵有内府和外府之分，内府卫士由二至五品官员的子孙充任，外府即折冲府，士兵由中等以上农民及六品以下官员子孙点充。服役年龄为20——60岁。保证府兵中以官员和有产者子孙为骨干，说明当时士大夫尚武之风很浓。府兵平时散习骑射，每年检校一次。贞观年间，训练非常严格，唐太宗曾亲自率京师诸卫教习骑射，优者奖励，赐以弓刀绢帛，将帅也记功嘉奖。教习不精者，所属州府折冲服都要受罚，将士莫不发愤努力。经过多年教阅训练，兵强马壮，大唐府兵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精锐的劲旅，战无不胜。
边塞诗
秦汉隋唐时期，出现了一些反战诗，有人据此认为中国人骨子里就是弱的。这是错误的，它恰恰说明了我们祖先的英勇好战，由于频繁地发动统一战争，才会有一部分人的反战情绪。就像现在，我提倡重振武魂，并不能说明当代中国文化武风浓厚，恰恰是因为现在异常文弱。为什么唐朝以后不再有反战诗了？由于唐以后文弱了，不再好战了，也不需要反战了。杜甫等人可以瞑目了吧？恰恰不能，杜甫在九泉之下被气死了好几回，这回更惨了，前面也就在沙漠戈壁战死些男人，死得光荣、壮烈，本土还是安全的，国威依然强大，赢得了周边的畏惧和尊重，得到了较长久的和平。而现在不仅男人死，妇孺也无一幸免，数量是以前的几百倍，而且死的屈辱，他们不仅是屈辱的死去，他们的子孙还要继承这种屈辱。杜甫是走了，可陆游、辛弃疾被气得吐血而死。
盛唐几十年间涌现出几十位大诗人，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性情，掀起了诗歌创作的高潮。追求昂扬的基调和宏大的气势使当时试探的主流，讴歌青春少年则是诗歌共同的题材。唐帝国的尚武精神的最高境界就是边塞诗，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等人将诗歌的视野引向东北边塞和西域地区。北风卷地，金戈铁马，胡语驼铃，全是一派异域风光。他们歌颂原始蛮荒的自然力，表现出人对自然的开发，充满了进去者的豪情，同时也表现唐帝国对四边的征伐，流露出血性与狰狞。唐人从征战中得到了美的享受，他们坚强的意志和赤胆忠心得到了升华。如“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帐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凤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 “匈奴犹未灭，魏绛复从戎。怅别三河道，言追六郡雄。雁山横代北，孤塞入云中。勿使燕然上，惟留汉将功。”——陈子昂《送魏大从军》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凉州词》 “男儿事长征，少小幽燕客。堵胜马蹄下，由来轻七尺。”李颀《古意》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 当时的社会精英几乎都有从军的经历，因此他们的性格是强悍的、健全的，就连没有从军的李白也整日仗剑漂泊。

中华民族其实是非常伟大的，我们的文明不仅诞生于本土，而且从未中断过。古代埃及虽然一时比较强盛，但不久就遭到了西亚的喜可索斯人、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土耳其帝国的征服，尤其是在阿伯帝国征服期间，埃及人被同化了，其主体特征成了阿拉伯人，今天的埃及人已经不是建造金字塔的埃及人了。古巴比伦王国就更不用说了，遭到的征服更多，与埃及人的命运一样，被阿拉伯人同化。古代印度也好不到哪里去，公元前2500年印度人就创造了辉煌的哈帕拉文化，而且印度的本土人是黄种人，可几百年以后，印度遭到了亚利安人的侵略，彻底征服了印度，而亚利安人是白种人，土著的印度人被亚利安人同化了，印度人变成白种人。即使亚利安人征服印度后，也没有多大的表现，印度历史上只出现了三次统一，第一次时间非常短，于公元前三世纪、令印度人自豪的阿育王统治时期，但阿育王死后，国家马上就分裂了。直到十五世纪被中亚蒙古后裔征服，建立了莫卧尔帝国，国家大体上才算统一。二百年后，帝国衰落了，国家分裂，但英国人又征服了印度，印度又统一了。英国征服印度之后，又侵略中国和缅甸，当印度独立后，他继承了英国侵占的中国和缅甸的领土，印度也挺幸运的。这些只注重文化的所谓文明古国就不提了，因为这种文明的发展必然导致被侵略。波斯帝国很强大，横跨亚非两洲，但当亚历山大帝国灭亡波斯后，他几乎再也没有什么骄人的表现。而横跨欧亚非三洲的亚历山大帝国只是昙花一现，二十年左右的光景。继起的罗马帝国风卷地中海世界，就连英国也被征服。罗马帝国应该是伟大的，因为他存在的时间很长，公元前2世纪，罗马就开始称霸地中海，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是在476年，东罗马帝国虽然直到1453年被阿拉伯人所灭，但东罗马帝国已不在罗马本土，而且没有扩张力。更为主要的是罗马帝国灭亡后，意大利的光荣已经不存在了。尽管意大利近代也算是资本主义国家，但由于他们已经失去了祖先的开拓精神，在近代没有任何表现。在十九世纪，意大利以资本主义国家败于封建国家埃塞俄比亚，罗马荣光不再。
中国古代的伟大应该如何定位，国父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思想概括地最为精到。国父指出，中国民族主义消灭的根源就是中国几千年来就是帝国主义的国家，世界上的国家用帝国主义把别人征服了，要想保全他们的特殊位置，作世界主人翁，便提倡世界主义，要全世界都服从。中国从前也想作世界的主人翁，总想站在万国之上，故主张世界主义。因为普通社会有了这种主义，故满清入关无人抵抗以至大明灭亡。中国讲世界主义，不讲民族主义，无论什么人来作皇帝，都是欢迎的。国父进一步指出，中国已经进步了两千年，已经脱离了帝国主义，现在真是希望和平。我们以后要讲世界主义，一定要先讲民族主义，所谓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国。把从前失去的民族主义重新恢复起来，更要从而发扬光大之，然后再去谈世界主义乃有实际。有些人说中国人的骨子里就热爱和平，就是弱的。这完全没有认识到中国之所以热爱和平的原因，更没有认识到中国人祖先的强悍尚武。这如果是外国人的认识到罢了，可悲的是，几乎所有今天的中国人都这么认为，中国人只知道自己从古到今都是弱的，他们征战世界的英勇的祖先在他们的眼中神话般地变成了被动挨打的可怜虫。我们非常不愿意看到，这种扭曲的历史观却是从我们自以为给中国带来“文艺复兴”的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民主是好的，反封建也是好的，封建主要指专制制度，反封建主要目的是要建立法制，可我们却把古代的一切都标榜为封建加以反对，却单单对封建制度最大弊端认识不足。
第五章    大元帝国
                                       一   儒学全盛
崇文抑武
宋朝建立以后，鉴于唐朝藩镇割据的局面以及五代十国时期武人的篡权自立事件频频发生，赵匡胤本人就是以掌握了后周的军队而当上了皇帝，对武人的防范成了赵匡胤的心腹大患。为了自己统治的长治久安，开始推行重文轻武的国策，开始疯狂地崇儒，大搞科举，最终窒息了整个民族的活力。昔日立功域外，气吞八荒的豪壮气概渐渐消退，“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投笔从戎的观念也不付在了，只有到民族危难来临的时候，才能听到岳飞、陆游微弱的泣血的呐喊。隋唐时，人们对战神的崇拜不仅仅局限于他的孔武英勇，也非常重视他的谋略智慧和赫赫战功。唐玄宗在位时，就专门给周初的军事家姜太公建立了一座祠庙，每年春秋两季像祭孔老夫子一样祭奠他。唐肃宗即位后，不仅追谥姜太公为威武王，还挑选了历代名将白起、韩信、诸葛亮、张良、李靖、李绩、田穰欹、孙武、吴起、乐毅陪在他的身边，称为“亚圣十哲”。宋以后，尚武精神从士大夫阶层的生活中消失，代之以纸醉金迷的奢侈之风。反映在战神的崇拜上就是战功赫赫、善用谋略的姜太公及“亚圣十哲”被请出了庙堂，代之以刚愎自用、战败被杀的三国将领关羽。
从宋朝开始，军人的地位十分低下。为防止士兵逃跑，官府在他们的脸上、手臂上刺字染靛，以便在任何时候分辨出来。这种带有人格侮辱的做法反映了军人地位的衰落。也使文人士大夫“耻于谈兵”的现象更为严重，这种丑恶现象影响了以后中国九百年。宋太祖即位后就解除了将领的带兵权，逐步用文臣代替武将。宋太祖对赵普说：“我现在用儒臣百余人分治各藩，纵使都去贪污，为害也不及一个武将。”宋太祖从消灭藩镇的角度，认为文臣比武将为害百不及一，从此军中多用文臣守卫边防。同时他们还没有真正的指挥权，需要依照皇帝制订的阵图作战，在行动上要受到皇帝派去的监军的种种限制。统一各国后，太宗继续这一方针，逐渐成为定制，并利用太监领兵或监军，以挟制武将。他说道：“国家若无外扰，必有内患。外扰不过边事而已，皆可预防。唯*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北宋初年伐辽失败，而且政府开支浩大，宋太宗询问盐铁使李惟清如何可以节省开支。李认为开支浩大使由于“边事未宁，屯兵致广所致”，建议以汉唐为榜样，“望国家精择将帅，以有威名者护塞”，则可收到“边事息而支用减”的效果。宋太宗答到：“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今之俨狁，群众变诈，与古不同。朕每计之，自有成算。至于选用将帅，亦须深体今之机宜。如韩（信）彭（越），虽古之名将，若以彼事件欲制今之敌，亦恐不能成功名。今纵得其人，未可便如往事，委之能成功业。此乃机事，卿所未悉。”宋太宗对燕云十六州虽然念念不忘，但仍以集中兵权防止割据为基本国策，以后的宋朝只能对辽采取守势了。
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的着眼点就是要富国强兵。他推行了很多重大的举措，如将兵法、保马法等。宋朝不许武人领兵，生怕将领在一个地方长期呆下去会逐渐培养自己的势力，因此弄得并不识将，将不识兵，军队不能上下一心，结果战斗力极差，与辽、西夏的对峙中败多胜少。
王安石变法虽然没有坚持下去，在推行的那段时间，还是显示了巨大的成效，与其他政权的战争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战果。首先是对夏战争取得重大进展。熙宁四年（1071年），宋朝收复河湟地区六州之地，取得了西河大捷。斩断了西夏的右臂，实现了联合吐蕃包围西夏的战略计划，逐渐取得了制夏战争的主动权。
其次是取得对交趾自卫反击战的胜利。从汉到唐长达一千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越南一直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央在越南置郡设县。自唐末五代开始，越南独立。越南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王朝就是李朝，仿唐宋模式建立的“中国式”的国家，首都昇龙（河内）， 其统治者虔心佛教，但却把“大慈大悲”抛却脑后，对内残酷统治，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东南亚史学家G·塞岱斯在《印度支那文明史》中这样对李朝评价：“李朝是越南独立初期一个强大的王朝，它的历史被充满军事纷争占领。”宋熙宁八年（1075年）八月，李朝分兵三路，大举侵略北宋。水路渡海占廉州（合浦）、钦州，陆路于次年正月攻占邕州（南宁）。九年二月，宋任命郭逵等统兵五万进行反击，失地相继收复。同年十一月，宋军攻入交趾境内，击败交趾象阵，宋军逼近河内，李朝投降，宋军北返。对宋称臣纳贡如故，但是已经不能像汉唐那样直辖了。
李朝曾经三次侵略南方弱小的占婆之国。越南历史上第二个强大的朝代是陈朝。元朝时，蒙古镇南王脱欢三次大举侵略越南的陈朝，由于热带雨林非蒙古铁骑驰骋之地，加之陈朝统治者的坚韧，三次挫败蒙古。打败蒙古三次侵犯以后，陈朝经过二十多年的休养生息，逐渐恢复国力，又相继发动了侵略占城和老挝的战争。越南自独立后，征南讨北，妄图争霸中南半岛。
历史其实对中国很公平，可以说厚赐中国。秦汉的时候，中国人较早发明了铁制兵器，我们的军事技术是世界一流的，我们的祖先不负历史使命，以精良的铁制兵器纵马天下、开疆拓土，创造了震惊世界的盛汉文明。宋朝的时候，鉴于中国以前的卓越表现，历史老人又给了中国一次机会，中国人在这个时候发明了比以前的铁器更为威猛的火器，可中国人已经彻底堕落了，他们贪生怕死、荒淫无耻，最终辜负了历史的使命，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
菲利普·杨先生在《中国为何没有工业革命》一文中指出，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完全是孔子之祸。他指出，儒学著作被纳入科举制度之后，致使社会的精英们无不咬文嚼字，一千多年来，中国人因循守旧，创造力日益枯竭，中国开始从核心部分腐朽变质。更为要命的是，儒家思想严禁冒险。历代少年儿童都能背诵的一句古训就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弱不禁风的中国精英们除了握笔之外，不从事任何体力劳动，虚弱被奉为有涵养的标志，柔顺的中国成了一个“阴”性的国度——温和懦弱、不愿冒险、害怕变化……中国人失去了进取心，变的闭关自守、沾沾自喜、自我陶醉。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说过：“沾沾自喜、懦弱无能、自我陶醉的社会将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中国不再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国家，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西方逐渐发展形成了一种“阳性文化”，把冲突和竞争变成人类进步的沃土。
岳武穆
宋朝重文轻武的国策直接导致了中国人性格由尚武、刚强转向了尚文、懦弱，一直影响到今天，尤其是汉族群，其他族群大多还保持着中华民族可贵的尚武精神。今天的汉族群一部纷人已经懦弱到认为岳飞不是民族英雄，因为他抗击的是金国，而金国的建立者是满族的祖先女真族。可以说满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国内民族，对此无可厚非，谁知我们的骨子里有千分之几的女真血统？进入中原的女真人被蒙古灭了之后，连同原来进入中原的契丹人被蒙古人统称为汉人，消失在你我中，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三次民族融合。而由此怕歌颂岳飞引起其他什么矛盾是荒唐的，汉族群不能完全代表中国，但汉族群也不能被任意屠杀，任何一个族群都不能被任意屠杀，有理由去反抗。
有人想的很周到，因为他怕歌颂岳飞而引起女真族的后代满族的反感，从而影响民族团结，所以岳飞最好不提。提倡岳飞精忠报国的精神真地就会伤害满族同胞的感情吗？我看有些人的感情也太细腻了，想得挺周到，不过他好像忘了自己的身份，忘了祖宗，忘了自己曾经是最大的受害者。尽管岳飞英雄形象是在与女真的战争中出现的，但是你不要忘了，岳飞是在保家卫国，抵御侵略，而不是主动进攻女真，岳飞没有杀戮女真人民、焚毁女真城市、掠夺女真子女。女真族是征服者，岳飞等汉族群是受害者，只是进行了一定的还击，远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岳飞没有攻入金国进行疯狂的报复。岳飞到底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以至于现在的满族同胞非常痛恨他呢？满族同胞提起岳飞真的憎恶吗？我们没有调查过，至今我还不认识一个满族兄弟，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满族人不但不憎恨岳飞，反而非常敬重，因为岳飞是英雄，代表着正义和勇敢，他不是疯狂侵略的英雄，他是保家卫国的英雄，而后者的形象更高大，他不仅是某个国家民族的，他的精神属于全人类，即使敌人也会肃然起敬，即使战死，也会得到对方的厚葬。岳飞是抗金的，抵抗的是满族群的祖先，可为什么乾隆皇帝致祭岳飞曰：“惟尔公忠秉性，智勇超伦”，慈禧太后为岳飞提匾：“忠灵未泯”，光绪皇帝为岳飞提匾：“百战神威”，清朝的文字狱应该说非常厉害，尤其是乾隆时期，乾隆不知岳飞是自己祖先的死敌吗？这样提高岳飞会不会刺激汉人民族意识的觉醒？在清朝最令人震撼的就是将吴三桂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等为满清入关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些人对清朝是有大功的，可他们却是明朝的叛臣，清朝皇帝要求臣子效忠，应该以谁为榜样？到底是吴三桂还是史可法？吴三桂背叛了他的主子也值得效仿吗？这个问题捆绕了清朝近百年。最后英明的乾隆皇帝决定将吴三桂等在满清入关时的明朝降臣全部列为贰臣，并集成《贰臣传》一书，对于满清入关时抵抗激烈的熊廷碧、袁崇焕等人定为忠臣，予以褒奖。这一行为对那些有着明朝情节的人，真可谓釜底抽薪，从此许多人被乾隆皇帝折服地五体投地而誓死效忠。乾隆皇帝博大、勇武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
决定一个国家兴亡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除此外，没有其他原因，战争*的是人，是不怕死的人，这就是日俄战争日本胜利的原因。由于具备高度的爱国精神和献身精神，他们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克敌制胜，为国捐躯，这是一个国家强大最集中的体现。
有人说，富于侵略是某种社会制度的特征，这种说法值得商榷，日本古代就曾侵略朝鲜，这就是明证。当然元朝后他的目标是中国，可那时侯小日本根本就不是我们的对手，古代中国从来没有把日本当回事。一个国家是否具有扩张性完全在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勇武精神，而不是什么制度原因。我们有时显得很矛盾，一方面认为资本主义最富侵略性，可在谈到一战后美国、英国没有建立法西斯专政，而德国、日本为什么却建立法西斯专政的原因时，一再强调德国、日本的封建残余，好象封建残余越大，就越是具有侵略性，这岂不矛盾吗？其实不是什么制度，完全在于一个国家的传统。当今领土最辽阔的俄罗斯的形成就能说明这一点，也就是在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俄罗斯才摆脱了蒙古族的控制，但他独立后就表现出的极强的扩张欲望。当时俄罗斯并没有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只能是这个民族性格的表现。我们说中国人的韧性是世界一流的，国家屡次兴亡却持续了几千年，而后来中国的韧性只是一种消极的防御，苟延残喘，每况愈下，最终造成了民族性格变得圆滑、封闭、怯懦、自卑。俄罗斯才是世界上一流韧性的民族，为打通入海口，他同瑞典人打了一百多年的仗，尽管俄国开始损失惨重，但最后他们终于赢了，打通了波罗的海。同土耳其作战也一样，俄国共发动了七次俄土战争，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民族能够像俄罗斯一样，为了争夺自己心目中的领土而同敌人打了几个世纪的仗。而即使震撼世界的蒙古人也是狂风式的，只辉煌了一百多年，俄罗斯的韧性是进攻中的韧性，而且一直持续至今，他包含这强大的生命力，是应该受到赞扬的，因为这种精神是人类征服战胜一切对像最宝贵的财富。在今天提倡尚武精神不可能再去侵略扩张，但它仍然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尚武精神已经内化为一种坚毅的品格，即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对道德正义的强力捍卫。任何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就不可能建立强大的国家。
我英语学的不好，可对英语中的一个单词“aggressive ”非常感兴趣，在英语中它的一个意思是“侵略的”，但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积极进取的”、“顽强拼搏的”意思。胡适先生说过，遍观世界，以欧罗巴人最优，欧罗巴人中，日耳曼人最优，日耳曼人中，盎格鲁撒克逊人最优。英语实在太伟大了，英国人真不愧是日耳曼人的一支——盎格鲁撒克逊人。“aggressive”这个单词简单的两个意思，却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伟大的真理，一个富开拓精神的民族就是一个积极进取的民族，也就是一个最有活力的民族，为了对外，它的内部组合会达到最优化而尽量减少内耗，一个外向的民族就是一个高效的民族，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民族，一个自信的民族，一个无往而不胜的民族，即使偶有挫折。马克思说民族没有优劣之分，我不敢断然否之，但一个民族在保存自己以期发展壮大的能力上，确乎有着重大的差异，大家看到了没有？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日本战败了，战败了又能怎样？今天别人还不是又成了世界强国，这*的是什么？除了本民族顽强拼搏的精神还能有什么？这更是对二战中被侵略国家最大的嘲讽。
宋朝的海外贸易依然发达，沿海重要的贸易港口有江阴、镇江、溆埔、明州、温州、秀州、福州、泉州、漳州、广州、琼州等地，而以广州的对外贸易最盛，以上各地，都普遍设立“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中国的大型商船频繁的往来南洋各地。宋朝时，中国商人逐渐在海外贸易中占据了优势，到宋代晚期控制了中国对朝鲜和日本的贸易业务，这样，中国人的内陆民族性格就渐渐获得某些海洋民族的性格。这对以后中国历史乃至今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边地争雄
唐朝灭亡后，五代混战，全国陷入混乱。继之在黄河长江流域出现了一个较大的政——北宋。从这个政权的中心区域看，似乎它是唐朝的继承者。但如果从唐朝的疆域看，它失去了河西，阴山以南的鄂尔多斯，幽云十六州，辽东，在南方失去了中央统治了一千多年的交州。如果从社会文化看，它更不能代表继承唐朝，唐人尚武、进取，而宋人尚文、保守，简直就是两个民族。而保持了唐人尚武精神的是位于唐朝边疆的契丹、西夏、女真、蒙古，由于宋人已经没有了唐人的魄力，边疆的势力获得了千年一遇的良机，迅速壮大。他们与宋朝一起，共同肩负起了大唐帝国在全世界的责任。契丹、女真、蒙古在建立一个帝国前后，其政治和文化上都相当成熟。他们熟悉中原制度，他们也可望获得汉唐“天子”的地位，他们也可望进行封赏和接受贡物，唐朝初年辽阔的世界帝国皇帝的形象，无形中也影响了临近部落联盟的领袖，他们也渐渐凭借手中的权力最终登上皇帝和天子的宝座。
把以宋为一方，以辽、西夏、金、蒙古为以方的战争看作是中国内战的特殊形式是合适的，其中的一方是在非汉族统帅的指挥下作战，他配置了人数上略占多数的非汉族群军队。当金朝的海陵王动员全国于1159——1160年与宋朝交战时，作为主力的猛安谋克军队为12万人，被征来参加这场战争的汉族却不少于15万人，此外还有在华中进行水战的三万水军，他的军队中占多数的不是女真族，而是汉族。金国翻译了《论语》、《孟子》、《春秋》、《史记》、《汉书》、《新唐书》等。西夏翻译了《论语》、《孟子》、《孙子兵法》。女真铸造的钱币从来都只有汉文，党项钱币有汉文和西夏文两种文字，元朝的钱币按汉文表示，但用八思巴文字
契丹
契丹是鲜卑宇文部的一支，北魏拓把硅曾打败契丹，契丹年年向北魏进贡。突厥强盛后，契丹又臣属突厥。自7世纪以来，契丹就被羁糜在隋唐的势力范围内，他们必须带着当地的特产进贡朝庭。605年，契丹人对隋朝的东北边界大举入侵，隋朝联合突厥进攻契丹，获男女四万余口，隋朝与突厥平分，使契丹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其人口一时锐减。唐朝不仅是强大的中原王朝，早630年击败东突厥后，成为北方草原的霸主。契丹继北朝后又被纳入中央王朝控制之下。623年，契丹一个首领入朝长安。628年契丹召开了一个部落首领会议以后，另一个首领到长安请求正式臣服。645年唐太宗伐高丽，一些契丹部落参加唐军作战。647年，以窟哥为首的大贺氏八部联盟正式臣属于唐，被赐姓李。649年，唐朝在东北松漠地区为契丹人设置了都督府，属自治性质，但封号给其首领带来空前的威望。后来柔然、回鹘强大以后，契丹便会依附他们，否则，便臣服中原王朝。当回鹘灭亡后，草原上没有强大的政权，唐朝内部藩镇割据，走向衰落，契丹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良机。阿保机建立政权后，开始向外扩张。向南攻占了阴山以南原唐朝的领土及幽云十六州，向西亲征吐谷浑、党项、沙陀诸部，一度攻灭了甘州回鹘，臣服了高昌回鹘，在东北征服了女真诸部，金朝阿骨打的祖先几代人都曾担任辽朝边疆等级制度下的节度使。阿保机又于926年灭渤海国，渤海国建立于698年，占据了东北大部及朝鲜半岛的北部一带，立国以后，唐朝退出了朝鲜半岛和辽东大部分地区。北宋建立以后，宋太宗想收复幽云十六州而发动了两次北伐，均以失败告终，被迫对契丹采取守势。1004年契丹南下，攻打到黄河岸边的澶州城，双方互有胜负，定下“澶州之盟”，宋朝每年向辽输送大量岁币。宋辽维持了120年的和平。
西夏对辽宋议和不满，认为辽违背了辽夏联合对宋的政策，随后支持和接纳辽西北部边境部族的叛降。1044年10月，辽兴宗率军西征，元昊在辽军连续获胜的情况下，一面遣使请和以示弱，一面退守贺兰山，沿途坚壁清野，烧光野草，是联军马无草可吃，当辽军马饥士疲之际，发起攻击，辽军打败，辽兴宗险些被俘。西夏在获胜后遣使求和，辽兴宗不得已许和，同时加强对西部地区的统治。1048年，西夏元昊死于内乱，未满周岁的琼祚即位，外戚擅权。1049年7月，辽兴宗乘机攻夏，以萧惠为河南道行军都统，由于萧惠轻敌，为西夏击败。后来辽军又连续进攻，在西夏多次战败后，没藏太后遣使要求依旧降附，1053年，辽夏重修旧好。
辽对漠北鞑靼诸部统治比较牢固，1004年，在漠北腹地建了三座城以镇抚，分别是镇州、防州、维州（皆在近外蒙古乌兰巴托西、西南）。此后，辽设西北路招讨司，驻镇州（今外蒙古土拉河支流喀鲁哈河西南），最高长官为招讨使。西北路招讨司是辽西北边疆地区最高的军政机构，负责镇守西北边疆地区。僻处今鄂嫩河及贝加尔湖东南面的萌古部，在辽大康十年（1084年）
向辽遣使进贡，其酋长接受辽国封授的部族官称号令稳、令祥。如成吉思汗五世祖察剌孩被辽国封为令稳，四世祖必勒格被辽国封为令祥。
渤海灭亡以后，并不是所有的渤海移民和渤海地区都受辽统治，在鸭绿江南北就由一些不受辽国统治的渤海和女真部落，渤海人和高丽人有血缘关系，高丽收留了许多渤海难民，并支持辽国统治下的渤海人叛乱。992——993年，辽派大军征高丽，要求得到鸭绿江南北的领土。辽军经过几次战役后虽然推进到了清川江，但高丽军民在将军徐熙的领导下，越战越勇，最终高丽与辽达成协议，高丽名义上是辽的附属国，断绝与宋朝的关系，高丽国王受辽朝皇帝的册封，但高丽被授权处理鸭绿江南部的女真部落。徐熙于994——996年率军进入该地区，建立起一批堡垒，扩大辽高丽北方的疆土。1009年，高丽发生了宫廷政变，国王被杀死，辽国为了惩罚篡位着，派军远征高丽。这次辽军占领了开京，焚毁了都城，但高丽军又重新集合起来，与辽军激战，加之严冬到来，给养不足，辽军被迫撤回。高丽王向辽请和，但辽国要求高丽王亲自朝觐作为履行附属的义务，还要求割占重要的边界区，高丽拒绝了，随之而来的是十年的敌对关系。辽国于1014年、1016年、1017年进攻高丽，胜负参半。1018年，辽国又派遣一支庞大的军队远征高丽，几乎全军覆没。1019年，辽又派军远征，依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1020年，高丽国王向辽称臣，并开始进贡，直到辽国灭亡，高丽始终是辽忠实的附属。
辽国为了管理大量的汉人和渤海人，在全国实行两种制度，用汉法制汉人，用辽法制契丹人，吸收汉文化有益的部分，吸收汉族群精英来维护统治。契丹人翻译了《旧五代史》、《贞观政要》。随着契丹贵族的腐败和对女真残酷的民族压迫，1124年，辽为金国所灭。契丹贵族耶律大石率部十万人西迁，在进新疆额敏县称帝，群臣上尊号“天佑皇帝”，建元“延庆”。为了巩固统治，耶律大石开始扩张。不久他率军南下进入高昌，迫使高昌回鹘王国成为西辽的附庸。1134年，耶律大石灭东喀喇汗王朝，于巴拉沙兖建立都城。1137年，他又率军进攻西喀喇汗王朝，西喀喇汗王朝战败，向塞尔柱王朝求援。1141年，西辽在撒马尔罕北方打败塞尔柱军队，西喀喇汗王朝成了西辽的附庸。不久，西辽又征服了花剌子模，成为中亚强国。
西辽是中原辽朝在西域的延续，它的政治制度保持了辽朝的传统。耶律大石通“辽、汉”字，他极力使西辽保持中原文化和契丹文化的优良传统。整个西辽五位君主均采用汉文尊号、年号、庙号。西辽的官方文字有两种，汉文和契丹文并行，所铸钱币也用汉文年号。西辽在中亚统治不到一百年，却使中原文化得到广泛传播，在欧亚大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契丹”一词成为中亚各族称呼中国的名称。这个词从中压传到欧洲和俄罗斯，俄语中的“中国”一词和英语中的cathay，都是“契丹”一词的对音。1218年，西辽为蒙古所灭，遗民融于维吾尔、哈萨克等中亚民族中。
西夏
西北地区在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是吐蕃人的占领区，而到了十世纪则演变成军阀分裂。有敦煌的汉人，吐鲁番、甘州、肃州的回鹘人，凉州的吐蕃人，鄂尔多斯南部边界的党项人。到了十一世纪初，党项人建立的西夏就逐渐消灭了了西北地区所有的割据者。党项人不是入侵中国领土的外来者，他们是定居在唐朝边界的非汉族群人，他们长期以来就是唐朝地方体制和军事体制的一部分。党项源于西羌，世居四川西部、青海东部、甘肃东南部一带。隋开皇六年（586年），党项拓拔部请求内服，但时反时叛。唐太宗时，屡次大败吐谷浑，党项全部归唐，唐于其地设置州县。吐蕃兴起以后，击败吐谷浑，进攻党项诸部，在唐朝的允许下，党项拓拔部向甘肃东部、宁夏南部一带迁移。安史之乱后，吐蕃攻占了陇右，进一步威胁党项，党项遂只有向陕西北部、河套一带迁移。东迁的党项人在汉族群的影响下，向半农半牧的经济生活过渡，部落人口有显著增加。唐朝末年，聚居在夏州的党项首领拓拔思恭，带领部落军队到长安附近参与唐朝镇压黄巢起义的战争，唐朝封他为定难军节度使、夏国公，将夏州（陕西横山）、绥州（陕西绥德）、银州（陕西米脂）、和静州（甘肃静宁）等地交给他统治，唐朝还赐拓拔思恭姓“李”。唐末五代的统治者默认了党项李氏对上述地区的统治，李氏则趁机将统治扩大到内蒙古的河套地区，又利用吐蕃衰落的机会，向河西走廊扩大影响，力量进一步壮大。北宋建立初，忙于统一战争，对党项李氏维持现状。公元982年，党项首领李继棒归附宋朝，宋太宗封他为彰德军节度使，后来又赐姓“赵”，改名赵保忠，要他忠于赵宋王朝，并给与大量财物。
李继棒的族弟李继迁为首领时，臣服辽朝。为了惩罚，宋朝禁止与西夏的贸易，使的矛盾激化。1002年，李继迁联合党项42族，攻占了宋朝西北重镇灵州（宁夏灵武）。公元1004年，李继迁在与宋军的交战中死去，他的儿子李德明继为首领，鉴于力量不足，同意与宋议和。宋朝封他为平西王，授以定难军节度使虚衔，开放边界贸易。李德明及其子元昊利用出现的30年的和平时期，向西发展，将统治范围扩大到甘肃西部的敦煌。元昊继任首领后，积极为创立自己的政权做准备。他取消了先辈从唐、宋统治者那里接受的“李”姓和“找”姓，意识到自己和鲜卑人有血缘关系，改姓元氏。他用各种方法提高党项人的民族意识和凝聚力，他虽通晓汉文，却又命人仿照汉字创造出本民族的文字系统，称为“国书”，后来称西夏文字，下令境内使用，地位高于汉文。1038年，元昊正式称皇帝，以兴庆府（银川市）为都成，国号“大夏”，使称西夏。以党项为主体建立的西夏，民族还有汉族群、回鹘，汉族群人口超过了其他。
西夏建立以后，与宋朝进行了激烈的战争，宋朝在连续的溃败后，由范仲淹主持西北军务，招抚当地各族群众，开展屯田，稳定了西北形势。西夏统治者感觉到进行战争得不偿失，于1043年主动提出议和的要求。次年，双方议定：宋朝封元昊为夏国主，元昊取消皇帝称号，向宋称臣，宋朝每年给西夏白银7万两，丝绸15万匹，茶叶3万斤。
北宋王安石变法后，北宋加强了对西夏的攻势，夺取了一些城池，开拓了兰州、西宁等地，但无力灭夏，但西夏在宋夏战争中丧失了主动权。当金国兴起南下灭辽时，西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1122年和1123年，西夏两次出兵援辽。1124年，西夏见辽亡已成败局，派出使节向金国奉表称臣，愿以事辽之礼事金，金国则把辽国西北阴山以南的部分地区割让给西夏。1126年，西夏乘金攻宋，出兵攻占天德（内蒙古乌拉特前期东北），云内（土默特旗东南）等州，但这些地方很快又被金国抢占。西夏又进攻宋震威城（陕西府谷西北）、西安州（宁夏海原）、兰州等地，宋朝*近西夏边境的城堡相继被攻占。1127年，金朝将陕西北部地区千里之地割给西夏，以河为界，以抵偿占领天德、云内等地。1136年，西夏攻占南宋的乐州（青海乐都南）和西宁州（今西宁），随后宋朝在青海诸州全归西夏，西夏疆域空前广大。
金国
公元926年，契丹消灭了辽河流域的渤海政权后，隋唐以来东北地区称为靺节的居民开始被称为“女真”。女真受辽统治后，契丹强迫他们每年贡献大量马匹、貂皮、珍珠、海东青，在市场上地价抢购他们的人参等土特产，女真与辽的矛盾激化。1113年，完颜阿骨打成为女真首领，率领女真族发动了反抗辽朝统治的战争，并于1114年秋冬间，在出店河（吉林扶余）击败辽朝10万大军，并乘胜占领辽朝的几个边境城镇。1115年元旦，阿骨打称皇帝，国号“大金”，年号“收国”，定都会宁府（黑龙江阿城县）。金朝建立以后，继续向辽朝进攻，节节胜利。1125年，金灭辽朝以后，继续向北宋进攻。1127年，金兵攻下了北宋都称汴京(开封)，北宋灭亡。经过几十年的战争，金朝稳定的控制了华北，以淮河与南宋为界，与南宋、西夏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并迫使南宋、西夏向金称臣。这样，东北至黑龙江流域以及北方草原上的各游牧部落，都处于其统治之下。对于漠北鞑靼诸部，金朝设置西北、西南、东北三路招讨司，管辖归属各部，由于鞑靼诸部力量逐渐增强，无法像辽那样牢固的控制漠北，三路治所均设在内地（今内蒙古地区）。金超除对叛乱各部出兵讨伐外，还在内地与鞑靼诸部之间开挖界壕，构筑边墙进行防御。历史数十年，构成了东北从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起，向西南延伸，经过今天阿巴嘎旗、苏尼特左右旗，到达今乌兰察布盟四王子旗北部，连绵不断的界壕和边墙，构成了“金长城”，但以后并没有阻挡成吉思汗的铁骑。
金熙宗完颜亶统治时期(1135——1148)，进一步废除了旧的部落统治遗俗，采取宋朝制度和辽朝的南面官制，建立了相应的户籍制度、军事制度、赋税制度，唐、宋以来的科举制度也被采用。1153年，金朝首都从会宁迁到燕京，改称中都（北京），金朝逐渐演变成一个传统式的封建王朝。
金朝末年，女真共有480余万人，其中居住在中原的有200万，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的有40万，留居东北的约200万。居住在中原的女真人，在金宣宗南渡以后，大部分迁到黄河以南，金朝灭亡以后，融入汉族群。居住在内蒙古的40万女真人，与蒙古交往较早，归附了蒙古，“若女真、契丹生西北不通语者，同蒙古人。”相当一部分女真加入了蒙古。另一部分女真随蒙古军西征南下，加入汉族群和其他民族。留居东北的约200万女真人，居住在上京地区的约有100万。余下的100万分布在辽河流域、鸭绿江流域，有数十万叛蒙古而返回女真故地，剩下的几十万女真人在明代前期与当地的汉族群融合。金朝灭亡以后，在元代以“女真”称号活动得不到200万，到明朝中叶，约百万左右，被明朝分别称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
大元帝国
“汉唐两代希望建立‘泛亚洲统治’的梦想，是由13世纪和14世纪的元朝皇帝忽必烈和铁木尔为了古老中国的利益，通过使北京成为俄罗斯、突厥斯坦、波斯、小亚细亚、高丽、西藏、印度支那的首都而实现了，……从忽必烈到康熙皇帝，这些统治者在他们的中国政府里，推行了中国在亚洲的帝国主义纲领。”             ————〔法〕勒内·格鲁塞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对中国历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中国不是汉族群的中国，中国是五十六个族群的的中国，与他国相比较，我们国家的名称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者这一点，中国这个名称没有凸现主体民族的意思。而俄罗斯与俄罗斯族有关，美国与美利坚民族有关，英国与英格兰人有关。中华民族是有着56个族群的民族，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民族。中华民族不能有孬种，尤其是处于领导地位的族群，否则，整个中华民族会丧失武魂的核心而分崩离析。长期处于领导地位的汉族群在唐以后衰落了，文弱了，就应该由强悍的族群统帅中华，征战世界。
一统华夏
１２世纪的蒙古高原，部落林立。游牧于鄂嫩河中上游和肯特山一带的是蒙古部。在蒙古部的西面有篾儿乞部，再西面是斡亦剌部、乃蛮部。南面为汪古部，东面为塔塔尔部，此外，还有一些大小不等的部落。这些部落的族源、语言不尽相同，但大体上都从事游牧业。成吉思汗所在的蒙古部逐渐强盛起来。早在察剌孩做蒙古首领的时候，蒙古的势力有所增长，得到了辽朝的重视。察剌孩和他的儿子想昆必勒格都被辽朝授予官号“领忽”，意为节度使，这也主要在辽朝前期使用，辽中后期则直接称节度使。第一个称汗的蒙古首领是合不勒汗，他是成吉思汗的曾祖父，生活在辽末金初，他曾杀过金国的使臣，遭到了金国血腥的报复，蒙古的势力受到很大削弱。
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以后，就把矛头指向了南面的两个邻国金国和西夏。金是一个大国，人口超过五千万，西夏较小，人口不足三百万。金与蒙古有深仇大恨，金国一直利用塔塔尔部牵制和削弱蒙古高原各部，也派兵攻打过他们，成吉思汗曾祖父杀了金国使臣以后，金国又杀了蒙古的俺巴孩, 汗，成吉思汗的叔祖父忽图剌汗曾率军攻金，成吉思汗本人虽在1169年接受金的封号，其后每年向金朝进贡，但祖先的仇恨却并未忘记，他不可能长期忍受称臣进贡的地位。但金是一个大国，不能轻易侵犯。因此西夏就成了首先攻略的目标。从1207——1211年，蒙古三次进攻西夏，迫使西夏纳女臣服。从1211——1215年，为给祖先报仇，成吉思汗连续伐金，金国中都北京被攻陷，金宣宗迁都南京开封，成吉思汗留下木华黎与金作战，自己返回蒙古着手西征。木华黎与金周旋了六年，病逝，未能灭金。
从1207——1211年，成吉思汗已经迫使臣服于西辽的畏兀儿、哈剌鲁、吉利吉思部臣服蒙古。1218年，蒙古灭西辽，尽占其国土。这样， 蒙古便与中亚的强国花剌子模接壤。1226年春，蒙古又伐西夏，包围了西夏都城兴庆府。成吉思汗留下军队继续围攻，自己率军队南征金朝，在甘肃天水病逝。成吉思汗死后三天，西夏灭亡。1233年，蒙古与南宋通使，约定联合出兵灭金，1234年，蒙古与南宋联合灭金。1240年，蒙古招降吐蕃。1252年，忽必烈率军灭大理国。底定云南。
从1235——1279年，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艰苦作战，蒙古军付出了包括蒙哥大汗牺牲的巨大代价，终于灭掉了南宋。
忽必烈继承汗位以后，于1271年仿效中原历代王朝，发布诏书，宣布建国号“大元。他在诏书中追溯了唐虞夏殷、秦汉隋唐的国号，自许要上承古制，“绍百王而纪统”，又以本国“舆图之广，历古所无”，申明不愿仿效秦汉或隋唐以初起之地名或所封之爵邑为国号，而取《易经》“大在乾元”之意，改国号蒙古为大元。改国号，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蒙古是成吉思汗定的国号。他至少意味着以忽必烈为首的一部分贵族在观念上的转变，他们意识到要统治如此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不能再用蒙古国号，以减少隔阂。同时也意味着忽必烈地位的巩固，不用再理会保守贵族的指责。作为中国的新皇帝，忽必烈要求远东其他诸国对他表示效忠，按传统的中国政策，这些国家应该成为中国天然的卫星国。
征战欧亚
西征
从1219——1222年，蒙古灭花剌子模，为了追击残余势力，蒙古军侵入伏尔加河以东的钦察草原，打败钦察人，钦察人向罗斯求援。1223年夏，8万罗斯大军被蒙古军打败。1223年冬，蒙古军东返。
1234年，窝阔台灭金。从1218年开始，蒙古数次侵入高丽，起初被高丽军打败，但最终高丽臣服。
从1235年开始，蒙古军又开始西征。1236年，诸军会师，首先进攻伏尔加河中游的不里阿耳，一举攻破。1237年，蒙古军连续攻破莫斯科等十四城，1238年，蒙古军攻破弗拉基米尔城，屠城后将该城焚毁。1239年，蒙古军攻破基辅。1240年，蒙古军进入波兰，所向披靡。都准备深入西欧的时候，传来了窝阔台去世的消息，蒙古军自巴尔干撤回伏尔加河上。
1253年，旭烈兀西征，到1257年，横扫中亚。1258年，蒙古军攻占巴格达，立国五百多年的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灭亡。1259年，蒙古又进攻叙利亚，1260年攻占阿勒颇城。叙利亚王逃往埃及，埃及军与蒙古作战，蒙古军全军覆没。旭烈兀想复仇，但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为争汗位战事已起，不允许他这样做。旭烈兀支持鹘比烈，忽必烈拔动气阿姆河、西到叙利亚、北抵高加索、南到波斯湾的大片领土划归他统治，建伊利汗国。
降服高丽
蒙哥可汗时，几次东征高丽，高丽国王遣太子入质。元世祖即位，将高丽的西京地方划入元境，改为东宁府，两国以慈悲岭为界。从高丽国王王粘开始，历代高丽国王都尚元公主，并变发胡服一切风俗顺从蒙古。后来元朝设驿站于高丽，又在高丽设置征东行中书省，于是高丽的内政也为元朝把持，高丽彻底为元朝统治，这种关系维持到元末。
东征日本
忽必烈两次派出使团要求日本朝贡，但当时日本的统治者拒绝元朝的要求，对使者非常粗鲁。忽必烈大帝无法容忍日本人对他的蔑视，遂决定东征日本。公元1274年，忽必烈发兵近3万进攻日本。10月初元军袭击日本的对马、壹歧。两地守军各以80骑和百余骑迎战，结果全军覆没。元军随后进入松浦半岛沿海诸岛，日本数百名武士伤亡。19日兵船驶进博多湾。在此之前，日本数万武士迎战，丛20日上午10时开始，同登陆的元军交锋。一开始，日本武士处于不利地位，元军采用的是进步的步兵集团战术，这使习惯于一骑对战的日本武士很不适应。元军箭短而射程远，为日箭所不及。元军作战时击鼓鸣锣，常使日本战马惊跃狂奔，控制不助。元军使用一种日本武士从未见过的火药武器——震天雷，其射出的铁弹的爆炸声往往使日本武士“目眩耳塞，茫然不辨东西”。激战至暮，日本武士被迫退往大宰府附近，组成新的防线。元军可能为了防备日本夜袭，回到船上。就在当天夜里，一场意外的台风刮沉了元冰川200艘，剩下的不得不返航，第一次远征失败。
为防范元军再来，日本加强了防务。1281年，忽必烈分兵两路，朝鲜派出的东路军由蒙汉朝兵四万人组成，兵船900艘。另一路是中国江南派出的江南军由范文虎指挥，十万人，兵船3500艘。两路军约定余6月中旬在壹歧回合。东路军首先进发，6月初进入博多湾，占志贺岛，日本武士多次乘小船出击，双方互有损失。7月初，两路军会合，下旬元军主力集结鹰岛。在元军即将举行全面进攻的前夕——7月30日夜，这里又狂风大作，兵船大部沉没，援军仅一小部得以生还。第二次又告失败。
征安南、占城
五代交趾诸雄土豪相继称雄独立，968年，丁部领政府诸部，称帝建国，国号“大瞿越”，都成华闾（越南宁平），其后越南李朝（1010——1225）迁都升龙（河内），改国号“大越”。独立后的越南与宋朝保持朝贡关系，1257年，蒙古大帅兀良哈台从云南遣使安南，命其朝贡，安南陈朝（1225——1440）初兴，国力强盛，杀使者。兀良哈台率军侵入安南，占领升龙，但由于陈朝全面抵抗，气候不适应，不久全部撤出。1281年，元世祖欲直接统治安南，设安南宣慰司。
1278年，元世祖忽必烈名福建行省左丞唆都经营海外，派人到占城（金越南中南部）招谕。1279年，占城使者朝贡，1281年，封其王为占城郡王，同时设立占城行省，以唆都为右丞，以刘深为左丞，准备在占城实行直接统治，并以为出征海外诸国的前沿基地，令占城准备供应军粮。1282年，占城王子补的执掌国政，不愿屈服于元朝，元超出使暹罗等国的使者途径占城时，被扣押。1283年，唆都率军从广州出发，航海到达占城港，攻破其都城，但占城王杀掉元使，退往山中，凭借山林险阻，元军受挫。1284年，占城遣使大都，称臣纳贡，唆都军北上与镇南王脱欢军合攻安南。
1284年，元世祖命皇子镇南王脱欢率军征安南、占城，由于游击战、炎热、疾病，是蒙古军损失惨重，在一次决定性的战役中，蒙古军被击退。1287年，脱欢复统大军水路并进征安南，元水军遭重创，军粮供应不济，价值陷入游击战，被迫撤回。但占城和安南均已经认识到，如果不承认元朝为形式上的宗主权，蒙古军还要南下侵略，他们遣使修好，恢复朝贡关系。
征缅甸
1273年，元世祖遣使缅甸，令其王来朝，使者被杀。1277年，缅甸国王以前额头人归附元朝为借口，征发该部，北元朝救兵击退。云南行省随即派军入缅，进至江头城（今杰沙），招降其东北境三百余寨，因天热退兵。1283年，元军分三路征缅，攻占江头城，1284年，攻占缅甸东北重镇太公城（今拉因公），降服其他城寨12处，留军驻守。1286年，元朝设立缅中行省，驻军巩固。1289年，缅甸国王向元朝朝贡、称臣，元朝在攻取得太公城及其以东以北设立四路，隶属云南行省，撤销了缅中行省，开拓了西南疆域。
征爪哇
爪哇当时是南洋强国，不仅将西爪哇纳入统治之下，还政府了马都拉、巴厘岛，并乘三佛齐衰落出兵征伐，迫其臣服。元世祖认为，只要征服爪哇，其他南洋小国自然臣服。1289年，忽必烈派出使者要求爪哇屈服。爪哇国王怕元朝夺取他对东南亚香料贸易的控制，在元朝使者的脸上刺字作为报复，忽必烈大为恼怒，遂决定远征爪哇。1292年，远征军从泉州出发，第二年大部分在爪哇登陆。刚开始由于爪哇内部分裂，元军进展顺利，但最终遭到爪哇军的伏击，大败而回。
无敌武器
蒙古军所向披靡，除了骑兵优势外，先进的军事技术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成吉思汗非常可望先进的技术，表现为对工匠格外重视，按成吉思汗的命令，凡是对蒙古军队抵抗过的城池，被攻占后一律屠杀，只有妇女、儿童、工匠得免。在长期的征战中，蒙古军掳掠和征召了大量的工匠，促进了手工业，尤其是兵器行业的发展。蒙古军很注意发展抛石机，成立专门的“炮军”，攻城时大量集中使用，抛石机可以发射一百五十斤重的石弹，威力极大，否则，仅以骑兵很难攻破坚固的城堡。在几次与金的作战和占领中都（北京）的过程中，掳获了金国的火药、火器和制造火器的工匠，从此开始了火器的生产和使用。灭金后，又得到金国制造震天雷的技术，1258年，蒙古兵进攻巴格达时，曾使用震天雷之类的爆炸性火器，两次东征日本时，也使用过大量火器。正是这些先进的武器，摧毁了西亚、欧洲许多国家城市的大门。因此随着蒙古的西征，火也带到了欧洲。火炮到了欧洲后，马上就引起了军事革命，骑士阶层被推翻了，封建统治阶级开始衰落，而资本主义却开始迅速成长。 马克思说：“火药、罗盘针、印刷术是预示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正如法国科学家格鲁塞所说的，“蒙元帝国在文化传播方面对世界做出的贡献，只有好望, 角和, 美洲的发现，才能够在这一点上与之比拟”。而促使这些科技传播的几大帝国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大明帝国
今天我们在处理民族关系时，注意民族感情，注意民族团结是非常必要的。但这里有一个度，过分地强调民族文化、感情，好像凡是与民族问题有关的事情都要上升到一个高度，宁可汉族群受到伤害，也绝对不能使民族感情受到伤害，这又是走了一个极端，这和大民族主义的效果一样，同样强化了地方民族主义的民族意识，这样，我们不知不觉中弱化了汉族群的民族意识，但并没有很好的起到团结少数民族的作用。如明朝建树不少，可中学历史教科书提到明朝与蒙古族的关系时，只讲土木之变以及两个皇帝一度被俘，结果给人的感觉就是明朝和宋朝没有多大区别，积贫积弱，这是违背事实的。明太祖时，曾多次派大军出塞，给北元以沉重打击。明成祖更是五次亲自挥军出塞，跃马草原，史称“五征蒙古”，对于这样一件功及汉唐的大事，教科书中居然不提。要写土木之变，就要写五征蒙古。元朝近百年的统治，已经给汉族群及其它族群空前沉重的打击，使这些族群的自尊心、自信心一落千丈，其负面影响是难以估量的，甚至延续到今天。而明朝前期的军事行动，正好可以使这些族群疗治创伤，找回自信。而我们的教育精英们是怎么做的？当今中国思想界“可为痛哭流涕者”莫过于此。
洪武创业
明朝初期，军事力量非常强大。元大都被攻破之后，元顺帝逃往上都，以后又逃往应昌（今辽宁克什克腾旗附近）。洪武二年（1369年）六月，洪武皇帝派常遇春、李文忠率兵自北平出发，攻取开平（内蒙古正蓝旗东），开平是元上都，元顺帝自大都逃到哪里，布置兵力，伺机反扑。明太祖此次派军北征，直捣元顺帝老巢，明军攻克开平，元顺帝被迫又逃到应昌，不等喘息稍定，就下令残余元军进攻大同，进攻遭受失败。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统领大军分兵两路往征沙漠。徐达军出潼关，经西安，直取定西，攻打扩廓贴木尔。令一路由左副将军李文忠率领，出居庸关，直插沙漠。徐达取得了沙儿峪（甘肃定西）战役的胜利，廓扩仅以身免。接着徐达又命邓俞攻占和州（甘肃临夏），招谕吐蕃，该路军大获全胜。李文忠军出野狐岭（河北张家口），五月攻下开平，接着进兵应昌。途中的支援顺帝兵四途中，明军一鼓作气，攻克应昌，俘获元顺帝孙买的里八剌和后妃、宫人、诸王、官员，及宋元玉玺等，派人送至京师。清理战场，只有元太子逃走。李文忠率军北追不及，只得率军返回。元太子逃到和林（外蒙古杭爱省），他即位后，国号仍用元，史称北元。
洪武五年（1372年），明军再次北征，想一举扫清沙漠，将外蒙古纳入帝国版图。明朝兵分散路，徐达率中路出雁门关，一路胜利，先锋兰玉在野马川击败元军，接着又在土剌河战败廓扩铁木尔。廓扩节节败退，诱徐达深入，徐达贸然进军，到杭爱岭北时，突遭廓扩和其部将贺宗哲的合击，徐达军中大乱，战死数万，只得收兵采取守势。李文忠军入朔北与敌展开血战，得失参半。冯胜一路从兰州进军甘肃，直至瓜州、沙洲，打通了通向西域的通道。1372年杭爱岭一战，使所向披靡的明军第一次遭受重创。洪武皇帝吞并外蒙古的想法被迫放弃，明军转入积极防御。这种政策一直持续了十五年，其间明朝没有大规模出塞之举，谨慎防御，稳定北边。派公侯练兵备边，由西北到辽东，设置卫所、重镇，筑起一条牢固的军事防御线。
洪武二十年（1387年），东北二十万元军投降，洪武皇帝又决定讨伐北元，扫清沙漠，解除后顾之忧。1388年，蓝玉率十五万大军从大宁出发，听说脱古思帖木尔驻在捕鱼尔海，隋率军往攻。北元以为明军没有能力深入漠北，毫无防备，加上天气恶劣，明军行踪没被发现。北元太尉蛮子仓促应战，不是明军对手，北元军大败，蛮子被杀，他的部下向明军投降。脱古思帖木尔见状不妙，和太子等数十骑逃走，蓝玉没有追上。明军漠北一仗，俘虏了脱古思帖木尔次子、各级官吏 、北元故太子妃和公主等3000多人，军士男女七万七千余人，此外获得宝玺、图书、金银币和大量马驼牛羊车辆。脱古思帖木尔穷途末路，打算投奔和林的丞相咬住，但他以及长子被部下杀死。脱古思帖木尔的部署四下逃散，无所依*，陆续归降明朝。
1389年正月，洪武皇帝又布置兵力，出师讨伐北元丞相咬住和太尉乃尔不花。洪武皇帝令傅有德为将军，率南雄侯赵庸、怀远侯曹光等到北平听燕王节制。派定员厚望必到太原，隋秦王出师。这是北边塞王的首次出征，成为明朝军权由将军转到诸侯王的标志。燕王旗开得胜，乃尔不花投降，晋王无功而返。以后为了扫清沙漠，明太祖仍时有北征之举，经略西北和辽东，安定已基本统一的辽东和漠南大部分地区。脱古思帖木尔死后，部下纷争，几任可汗都非善终，不再沿袭北元帝号，洪武皇帝清沙漠的目的已基本达到。
北方蒙古骑兵强大，对明朝北边构成严重威胁，明代对马政极为重视。洪武四年（1371年），明朝设置了牧马机构木马监、群。以后在滁州设主管全国马政的太仆寺，统一负责制定政府对军民养马的政策和计划。太仆寺归兵部节制。太仆寺下属机构有牧监、牧群两级，群有五小群组成，每小群有儿马一批，骡马四匹。群有群长，牧马监设监正、监副等官，具体管理马群生产。洪武十三年，为加强对边防卫所马政的管理，先后设置了辽东、北平、山西、山西、甘肃武个行太仆寺，由中央太仆寺直接领导，归兵部节制，地方不能参与。苑马寺是朝廷直接养马的机构。永乐年间，先后设立苑马寺四个：北京、辽东、平凉、甘肃，每寺由6监24苑，苑分三等，上苑养马万匹，中苑7000匹，下苑4000匹。明朝还在民间大力发展养马业。明初马政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有效的保证了骑兵的战斗力。永乐年间，邱福北征的十万精骑在很短的实践内就集中起来。邱伏全军覆没后，只用半年时间，便又征集骑兵三十万。永乐以后，马政逐渐衰败，官养、民养马匹逐渐难以满足军需，只得在边界开马市，以其他货物换取马匹，并令各卫所养马。但仍不能满足军需，使骑兵的战斗力大受影响。
千古一帝——明成祖
在洪武皇帝创业的基础上，明成祖时，疆域又得到了大大地开拓。
迁都
明朝历史上值得一提的伟大人物就是明成祖朱棣，他给国家带来了几百年未有的新气象，颇具汉武唐宗遗风，应该大书特书。在他被封为燕王时，镇守北方，多次打败蒙古统治者，屡建奇功。朱元璋死后传位给孙子建文帝。雄心勃勃的燕王如何能够忍受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不久即挥兵南下，夺得帝位。朱棣真不愧军旅出身，在他身上保留着我民族的勇武传统和开拓精神。明朝的首都在南京，可为防御蒙古贵族南下侵袭和加强对东北地区的防御，他毅然决定迁都北京。大家注意，这可是一个了不起的重大举措，中国历史上的中原王朝和少数民族王朝其都城只有由北往南迁徙的，这既是一种衰落的表现，更是一种无奈，大都经受不了西伯利亚的寒流。西晋灭亡后其都城由洛阳迁到建康，北宋灭亡后其都城由开封迁到杭州，北魏将其都成由平城迁到洛阳，金朝将其都城由燕京迁到开封，而明成祖却要北迁燕京，作为一国之主却要亲临前线，这在贪生怕死的中原皇帝中是罕见的。北宋前期，辽国大举南下，饮马黄河，宋朝大臣大多主张迁都金陵或成都以避难，只有寇准力主宋真宗亲临前线督师，结果士气大振，辽国退兵。但由于皇帝的懦弱，最终还是签订了屈辱的条约。而我成祖皇帝却大不相同，这不禁令人想起俄国的彼得大帝。为了打通黑海的出海口，彼得大帝发动了二十一年的北方战争，瑞典是北方强国，刚开始俄军全线崩溃，国家差点灭亡，幸好瑞典人没有穷追猛打，而是去进攻波兰人，给俄国以喘息之机。惨重的损失并没有使彼得大帝气馁，他由以最大的毅力重建军队，为了铸造火炮，彼得大帝甚至征用了教堂和修道院的铜钟，经过一番准备又开始进攻瑞典，在刚占领的地方就建立一座城市，名叫圣彼得堡，并马上将首都前往圣彼得堡，表明了他要夺取出海口的坚强决心。1721年俄国终于夺取了波罗的海出海口，这就是俄罗斯人的拓边精神，也是日本人执着的扩张情结。正是这股精神，成就了俄罗斯170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领土。我们总在哀叹中国的人均资源是多么的少，你想过没有，就这点资源相当一部分还是清朝留下来的，汉族群聚居区的人均资源更少，汉族群人口居住的地区还不到中国领土的一半。毛泽东说得好，我们经常说中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实际上是汉族群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即使这样，我们的人均资源还是少的可怜，这能怪谁呢？只能怪自己，今天俄罗斯领土异常广阔，那是俄罗斯人的祖先用鲜血换来的，别人付出过。所以俄罗斯尽管今天经济不景气。但其丰富的资源无疑帮了大忙。
成祖皇帝有着与彼得大帝一样的勇武精神，实乃我民族之骄傲。如果明朝的历代皇帝能够将成祖皇帝的精神发扬下去，加上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巨大能量，我中华帝国无疑是世界上版图最辽阔的国家。所有的炎黄子孙都应该在边疆献身，哪怕付出生命，马革裹尸而还。可惜成祖皇帝之后，一代不如一代，不要说开疆拓土，就是看家也不行了。已经衰落的我们是不可能像俄罗斯民族那样生机勃勃，成祖皇帝也无回天之力。
五征蒙古
成祖皇帝深知，元朝虽然灭亡了，但其实力犹存，特别在大漠南北水草丰茂的地方，所以必须主动进攻。明成祖即位以后，北边蒙古各部仇杀不已，其中鞑靼部强大，与明朝为敌，意欲南下，明成祖决定派兵讨伐。永乐七年（1410年）七月，明成祖任命淇国公丘福为大将军，统帅十万大军，北征鞑靼。由于丘福轻敌冒进而中计，明朝十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少数人逃回关内。
丘福北征失败，明成祖决定亲自率兵北征。永乐八年二月，明成祖率五十万大军浩浩荡荡从北京得胜门出发，踏上了北征之路。明成祖率轻骑追击至斡难河，与鞑靼部本雅失里部相遇。斡难河是元太祖发迹之地，在这里，明成祖挥军大败本雅失里部，随后又击败其他鞑靼部，七月中旬，大军凯旋归京。这次北征历时五个月，连战皆捷，使鞑靼部势力严重削弱。但瓦剌的势力随之增强，又构成明朝北边新的威胁。永乐十二年三月十三日，明成祖率五十万大军字北京出发，六月七日，明军在乎兰忽失与瓦剌军主力相遇，瓦剌数万骑兵与明军撕杀，场面十分激烈，关键时刻，明成祖亲率骑兵向敌阵冲击，瓦剌大败而逃。明成祖没有穷追，下令班师回朝。这次北征付出的代价相当大，但成效显著，他沉重打击了瓦剌蒙古的势力，此后七年内，北方边境基本平静。以后明成祖又进行了三次北征，但蒙古诸部不敢再与明军相抗，远远逃遁，明军没有捕捉到大的战机，收获不大。明成祖发动的五次大规模对蒙古部的军事行动，史称“五征蒙古”，给北元以沉重打击，虽未全部歼灭，但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蒙古再也不敢南下了。这五次军事行动每次成祖皇帝都是亲征，堂堂天子，统兵亲征塞外，中国历史上只有他和以后的康熙皇帝。中国封建社会皇帝高度集权，所以皇帝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一个王朝的兴衰，一个民族的命运。成祖皇帝的精神正是我们民族所必需的，从成祖皇帝的身上看到了我华夏族群并不亚于俄罗斯民族的勇气。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需要一种精神，一种敢于征服一切的精神，一种无所畏惧的精神。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个人的死又算得了什么？成祖皇帝没有像其他皇帝一样寿终正寝，他在沙漠绝域中归天了，陨落在第五次讨伐蒙古的征程中，无疑，他是中原王朝历史上唯一死在沙漠绝域的皇帝。我们不仅要永远记住成祖皇帝的英德，更要保持他那勇武拓边的精神，这要胜于无数的万里长城，而且是无法攻破的，伟大的成祖皇帝千古！
明太祖、明成祖时期，对北方大举进攻。到仁宗、宣宗时，开始实行稳守反击的防御战略，主要依*加强北方边防线的防御能力，阻挡塞外骑兵的袭扰。在稳固防守的前提下，不时主动出击，使蒙古势力始终未能进入塞内。土木之变后，明军与蒙古骑兵的抗御能力下降，防御思想渐趋消极。北方边防主要依*长城固守，完全丧失了积极防御的进攻精神。明朝中后期，消极防御的思想大到了畏敌如虎的程度，完全依赖长城和火器进行单纯固守，边防任由掠夺。隆庆、万历初，高拱、张居正改革，他们灵活的利用北方民族间的矛盾，在加强战备的基础上，成功采用“西和东守”的积极防御战略，时北部边防一度安宁。隆庆四年（1570年），建立了与俺答的和平关系，是西部几千里长城边防线基本稳定。在东线集中力量防守，以蓟镇为主，调戚继光为总兵。辽东以攻代守，任命李成梁为总兵，稳定了辽东防务。
经略辽东
洪武四年（1371年）二月，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归降，明太祖在辽东设辽东卫，置辽东为指挥使，统治辽东。又在大宁设立被平行都司，另有二十多个卫所。1387年，冯胜率军征讨北元丞相哈纳出，哈纳出在明朝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投降，士卒有二十多万。这样元朝在东北的势力基本被肃清，明朝在东北的势力的以巩固。打开了通往黑龙江流域的道路。为了安定边陲，明太祖于1389年在大宁一带设立兀良哈三卫，并派遣官员到黑龙江下游招谕。永乐时期，明朝国力强盛，明成祖锐意征服瓦剌、鞑靼，加之都城北迁，更加强了对东北的控制。奴儿干都司的设置，是明成祖巩固和开发东北边疆，控制鞑靼的一项重大举措。奴儿干都司以前叫三万户府，元朝卫东征元帅府。太祖时，由于路途遥远，没有派人到奴儿干。永乐二年，忽剌温等处的野人女真一部头目来朝请封。明成祖随在其辖区设立奴儿干卫，任命阿剌孙等四人为指挥同知、千户所镇抚等，安级别赐予诰印、冠带、衣服等。永乐七年，奴儿干卫头目忽剌冬奴等来朝，认为其地位重要，宜立元帅府，成祖升为都司，以东宁卫指挥康旺为指挥同知，千户王肇舟等为都指挥硷事，统属其众。每年上贡海东青等物，设狗站递运。
明朝设置奴儿干都司所领卫所，包括东起库页岛上的囊哈儿为，西至鄂嫩河的斡难河卫，南到浑河一带的建州卫，北达兴安岭的古里河卫。由于奴儿干都司的重要性，明成祖对此行使管辖权时，并不像对其他女真卫所那样实行羁糜政策。而是从朝廷派遣官吏统治，并且配以由朝廷控制的官军。永乐十二年(1414)，明成祖派辽东都司率兵三百前往奴儿干都司前往护印，奴儿干都司已有二百驻兵，这样就确保了明朝对奴儿干都司强有力的控制。在建置奴儿干都司的过程中，女真族宦官亦失哈功不可没。永乐七年，明城祖派亦失哈前往奴儿干都司属地，安抚女真各族，以便为进攻鞑靼作准备。两年后，明城祖派亦失哈率兵千余人，巨舰二十五艘到达奴儿干，正式开设奴儿干都司。自永乐至宣德年间，亦失哈共有七次出辽东，下黑龙江，巡视奴儿干都司，并在黑龙江左岸建有奴儿干永宁寺一座。仁宗、宣宗、英宗各朝也不断命官巡视。宣宗宣德六年（1431年），将永宁寺重新修建，并立碑刻字，详述始末，成为明代中国在东北广大地区行使职权的历史见证。
东北的女真分为建州女真、东海女真、海西女真、黑龙江女镇，后金政权后来即崛起于建州女真。建州卫最早设于永乐三年（1403年），该年火儿阿哈部首领阿哈出赴京朝贡，明朝随建立建州卫，以阿哈出为指挥使。建州卫是一个大卫，为了对其分化统治，到1442年，建州又设立了两卫，构成建州三卫。此后，建州三卫以苏子河流域为中心，势力日渐强大。天顺年间，董山成为建州三卫的首领，加强了内部的联系和合作，给明朝东北统治造成很大的压力。明朝与是对其采取分化、限制政策，大量削减贡使人数和赏赐品，对贡品百般挑剔，结果引起女真各部的极大不满，东山联合海西各部，进攻明朝辽东地区，双方不断发生冲突。成化三年（1467年），董山在入贡返回途中，被广宁明军杀害。同年九月，明朝派总兵关赵辅率五万大军进攻建州，又命令朝鲜国出兵过鸭绿江从东边夹击建州。建州卫首领李满住兵败，退至婆猪江畔，被朝鲜兵杀死。明军在建州大肆烧杀，给建州三卫造成很大的损失。
建州三卫这次虽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但经过几十年的生息，建州三卫的势力又不断强大。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利用蒙古与女真，海西女真与建州女真，建州女真内部的矛盾，分化瓦解，威胁利诱，以期分而制之。在建州女真中，王杲的实力最为强大，他是建州右卫指挥使，精通女真语和汉语，文武超群，是建州著名的首领。他曾率兵进犯辽阳、沈阳，称雄辽东。1574年，李成梁带兵六万，携带炮石火器，位攻王杲寨。明军纵火烧寨，守军溃退，王杲寨被毁，斩首一千余级，王杲突围，其部众被杀戮殆尽。第二年，王杲又犯明边，北打败。王杲投奔海西女真哈达部首领王台，王台忠于明朝，将王杲押送北京。明朝将其杀死。王杲就是努尔哈赤的外祖父，这为努尔哈赤埋下了复仇的种子。
王杲的儿子阿台逃跑，驻守古勒寨，另一个头人驻守莽子寨，互为犄角，彼此联络。哈达部王台献王杲之后，被明朝封为龙虎将军。1582年死去，其子继位，生性懦弱。阿台、阿海非常怨恨王台，为了替父报仇，进攻哈达部。李成梁闻讯后，带兵到达曹子谷，斩俘1563级。万历十一年（1583年），里成梁认为阿台没有擒获，终为心腹大患。总督周咏、巡抚李松、宁远伯李成梁随从抚顺率兵出塞百里，直捣古勒寨和莽子寨。当时女真的另一个首领尼堪外兰受命朝扶植，李成梁利用他为傀儡，想通过他加强对女真各部的统治。尼堪外兰为了讨好李成梁，引导明军到达古勒寨，进攻阿台。阿台的妻子是觉昌安的孙女—努尔哈赤伯父的女儿，觉昌安是努尔哈赤的爷爷。觉昌安看到古勒寨被围很久，想救出孙女，遂与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进入寨内，双方战斗非常激烈，两人被围与寨内。李成梁久攻不克，想拿尼堪外兰问罪。尼堪外兰马上去劝降，阿台的部下信以为真，杀掉了阿台，向明军投降。李成梁虽占领了古勒寨，但因攻城损兵折将，极为生气，以杀泄愤。在古勒寨降后，将寨内军民诱出，全部杀害，努尔哈赤的父亲和爷爷也被误杀。
古勒寨和莽子寨被攻破，阿台阿海死，明军共斩首2222级，加上曹子谷一战，共3000余级。明朝以此功告于祖庙，李松、周咏、李成梁受到嘉奖。父亲和爷爷死后，努尔哈赤悲痛欲绝，遂与明朝不共戴天。明朝万历帝、李成梁一次次地屠杀女真部民，一次次地焚掠女真屯寨，明朝与女真结下了深深的民族仇恨，这个仇恨集中体现在努尔哈赤身上。
平云南
蒙古在云南的势力较强。1381年9月，洪武皇帝命傅友德伪征南将军，蓝玉、沐英两人为副将，率军30万征云南。12月，傅有德与蒙古势力激战在曲靖，俘两万余人。傅友德马上率领一支偏师去乌撒，蓝玉、沐英直趋昆明，蒙古势力顿衰。蓝玉、沐英移师大理，1382年4月，大力投降，段氏王朝的首领和亲属被押往南京。以后云南时有叛乱，但均被镇压。
藏区设治
元时，元朝统一西藏的办法，基本上通过扶持喇嘛教中的萨迦派，来维持元朝中央政府对藏区的统治。洪武皇帝也要继承元朝在西藏的统治权，而藏区大部分教派也承认明朝的宗主权。明军平定陕西后，派使到西藏进行招谕，宣布承认元朝所授的僧侣封号。洪武二年，明朝接着派陕西行省员外郎许允德到西藏，进行招谕。洪武三年，河湟一带的藏族官员何所南普等，带着元朝颁发给他们的金银牌印封敕到明驻军军门表示愿意归附。明朝在其地设置河州卫，授何锁南普为指挥同知，允许世袭。藏族僧俗各界纷纷率土归附，明朝皆授以官职。洪武五年十二月，西藏故元萨迦派僧人入朝贡方物，途中被川藏部阻拦，掠夺其辎重。明朝闻讯后迅速出兵讨伐川藏部，1373年5月，大将邓俞和洪武皇帝的养子沐英受命对西藏进行惩罚性的讨伐，目的在于惩罚一位不承认明朝统治的酋长。大军深入青海湖，甚至西进到昆仑山，沿途有大量俘获，然后班师。可邓俞在途中逝世，沐英归京后被封侯。萨迦派的使者才得以平安到达京师。洪武六年二月，乌斯藏帝师于洪武元年来到南京，明朝对他所举的六十多人，分别授为指挥同知、宣慰使同知、副使元帅、招讨万户等官。明朝从洪武四年到六年，在西藏设置乌斯藏和朵干卫指挥使司以及宣慰司、招讨司等行政机构，并颁布印信和官服。洪武七年，分别升为都指挥使司。1378年11月，沐英率军去平定西藏和西川。西藏各教派与明朝有联系，但许多势力仍与明为敌。1379年2月，沐英在甘肃洮州打了第一次胜仗，在该地设立洮州卫。至此，河湟地区为明朝所领。1379年10月，沐英接连在西藏打了几次大胜仗，俘敌三万，家畜二十万头。明朝除设置了一些行政官员，还陆续在西藏封授了大宝法王、大成法王、大慈法王、阐化王、辅教王等八个法王，各有份地，接受明朝管理。为了适应经济贸易的需要，永乐七年，明朝组织阐化王、护教王、赞普王等发动所属藏汉人民，修筑从雅州到乌斯藏的驿路。修通以后，进京朝贡的使者不断，西藏与内地的联系大大加强。

征服安南
越南时称安南，自汉武帝以来，一直是帝国南部的疆土，历经东汉、晋、隋、唐不改。唐朝末年，越南人吴权据清化自立为王。938年击败统治当地的南汉军队，939年正式称王，从此，越南便脱离中国而独立。970年，宋朝正式承认越南独立，先以交趾称呼越南，1174年改称安南。元朝时蒙古“镇南王”脱欢三次大规模进攻越南均为越南的陈朝所败，蒙古军被迫撤退，越南维护了国家的独立。自五代越南独立后，便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明朝初年，越南崛起了一个强大的王朝，即越南历史上的“后黎朝”。越南本部在今越南北部一带，“后黎朝”建立以后，1468年驱兵侵占中国广西凭祥，使明朝的南疆告警，后被击退。“黎朝”不仅侵略明朝，而且还向南扩张，攻取“占城”，即今越南南部一带的国家。随后；“黎朝”又发兵18万入侵老挝，将老挝洗劫一空，迫使其向越南称臣纳贡。
独立后的越南侵略扩张，严重威胁中南半岛的安定，而且一度威胁明朝边境，已是无法无天，口头上承认明朝的权威，心中不服，明成祖无法容忍。永乐四年（1406年）七月，明成祖任命成国公朱能佩征夷将军印，为总兵官，西平侯沐晟佩副征夷将军印，为左副将军，新城侯张辅唯右副将军，统帅八十万大军南征。同时又命令镇守云南的西平侯沐晟，待朱能由广西攻入安南的同时，从云南进兵。南征并不顺利，十二月，总兵关朱能病死于龙江，年近37岁，时称武臣之首。只有他带兵，明成祖才放心，不想出师未捷身先死，令人遗憾，但事先安排的进军计划是不容更改的。在关键时刻，年近三十一岁的年轻将领张辅，主动承担起了全军的任务。他立即命令奏告成祖，同时率军南征，明军又凭祥度坡垒关进入安南境内。成祖得知朱能去世的消息后，令张辅佩征夷将军印，重命总兵官，统率全军。
张辅不负众望，就在他收到敕谕的同时，攻克隘关，马上传檄安南官吏军民，书陈朝黎氏父子二十大罪状，深入安南境内。明军攻克隘关后，又可鸡陵，直趋芹站。途中虽有伏兵，却无法阻挡明军的攻势，明军很快进抵新福。这时，另一路明军在沐晟的率领下子云南攻入，与张辅会于百鹤。黎氏父子知道自己得罪了明朝，明军要来，但没想到明军会这么快。仓促之中，只得调兵聚集于多邦城，据险固守。张辅与沐晟合军造船攻克多邦，随后又攻克二都。安南官员和百姓纷纷降伏，三江州县望风送款。黎氏父子只得焚毁宫室仓库，逃遁入海。永乐五年初，明军在木丸江大败安南舟师。三月，再战富春江，黎氏父子仅以数舟逃脱。六月，成祖以平安南诏告天下，改安南为交趾布政使司，以吕毅为都指挥使，黄中为副，黄福为布政使兼按察使，并设官吏，正式将安南变成明朝的一个省。
安南脱离中国独立已经百年了，明朝的征服到治安南人民普遍不满，张辅撤军一年以后，便发生了叛乱。1408年8月，简定、邓息、阮帅等攻击盘滩、咸子关，扼三江府往来之路，各州县皆起响应，当地明军镇压不力 。明成祖征发云南、贵州、四川都指挥使司及成都三护卫军四万，由沐晟挂征夷将军印出征。同年十二月，沐晟在生厥江遭到惨败。参赞军务的兵部尚书刘俊突围不成，自杀身亡，交趾都司吕夷、参政刘显同时战死。永乐七年二月，再次启用张辅协同沐晟作战，成祖希望尽快平定叛乱，当时他已经准备着手北征蒙古。张辅迅速平定了叛乱，它的捷报和邱福北征丧师的败报几乎同时到达。此后成祖决定亲征鞑靼，将战略重点放在北方，而不是交趾，同年十一月，张辅在擒获简定以后，便班师回朝了。
简定等人起事以后，立陈季扩为大越皇帝，纪元重光。陈季扩自称陈氏后人，得到当地人民的支持。陈季扩派使者入朝求封，触怒成祖，使臣被杀。简定被俘后，退往义安，继续抵抗。永乐八年十二月，他再次派使臣入朝求封。当时成祖第一次亲征蒙古凯旋，一时高兴，特授陈季扩为交趾布政使。但这不能满足陈季扩的要求，他要的是大越皇帝。陈季扩进一步叛乱，成祖决不允许安南独立，两汉隋唐的伟业激励着他，他只能进，不能退。否则，将会沦落为一个二流皇帝。永乐九年（1411年）正月，成祖第三次明张辅前往交趾，张辅对付反抗的安南人民有特殊的威慑作用。张辅到达交趾侯，形势开始变化，明军逐渐控制了战局。但陈季扩、阮帅等人的抵抗仍然坚持了两年多。到1414年初，张辅手下指挥薛聚擒获阮帅，陈季扩败退老挝。交趾的以重新平定，这是成祖第二次亲征漠北前夕。
成祖对安南的征服是建立在武力的基础上，安南人不断反抗，明军四处镇压，但此起彼伏。明军的统治很难稳定持久，到成祖逝世后还是这样，对安南的统治只维持了二十二年，越南自中国独立后，继承了秦汉隋唐的征战精神，而这种精神在内地日益衰弱。这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越南北部自汉朝至唐朝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中国的郡县，在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对越南的统治可谓巩固，可为什么唐以后越南独立于中央政权之外呢？这你也就会明白，为什么二十世纪后半期一个小小的越南竟敢侵略中国，不仅是得到苏联的支持。这你也就会理解为什么越南在打败美国后为什么要侵略老挝和柬埔寨，不仅是要继承法国的衣钵，更多的是要继承其脱离中国后的扩张传统。越南人已经认识到物竟天择、适者生存的真理。假如越南也像唐以后的中国人一样，那么整个越南北部都是中国的内地。越南在打败美国后，又开始了大规模的侵略扩张，我们对其行动置之一笑，简直就是以卵击石，中国人错了，我们应该感到耻辱，对于越南我们不能盲目的耻笑，应该肃然起敬。越南不就很小吗，小又有什么关系呢，日本不也很小吗？日本人侵略中国你怎么不高兴呢？有人说日本强大而越南弱小，说的很好，可是1594年日本侵略朝鲜的时候，被打的大败，哪个时候日本很弱小。倭寇也被我们赶走了，可又能怎么样？甲午战争别人还不是赢了吗？侵华战争又给我们带来了多大的灾难呢。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在于他的大小，而关键在于他的民族精神。越南侵略中国以失败告终只能说明中国已经崛起了，不再是近代的中国，即使是日本人，也会以失败告终。可关键是越南已经具备了一种可贵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正是秦汉隋唐时我们祖先的精神，我们失去了，可在越南却得到很好的继承。而愚昧的中国人还没有领悟，在这一千多年来，有多少惨痛的教训而执迷不悟，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悲哀的事情吗？秦皇汉武的子孙们！
帝国海权
帝王居中，统驭万国，将大明帝国的国威远播四方，这是明成祖的追求。如日本人村杉千年所说，当明成祖登基以后，建设北京时，就提出了建设世界帝国的蓝图：1、建设顺天府为汉、蒙、朝鲜、女真和来自欧洲各国人的国际大都市。2、继续扩大帝国版图，把外蒙古、西伯利亚、安南、日本、高丽、印度大陆、非洲及阿拉伯并入帝国，。明朝的统治者要继承元朝的一切，汉武唐宗的武功同样激励着明成祖，他们不会因为蒙古铁骑的停止而停止。3、向南亚各国遣使，宣扬国威。
大明帝国不仅要称霸欧亚大陆，还要称霸海洋。为此，明朝派出强大的舰队下西洋，远播大明国威。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比较复杂，显示明朝的海上存在，对建文帝下落的疑虑，对海外珍奇的艳羡，诏谕西洋各国来中国朝贡。明朝初年，东南海上的局势动荡不安。安南国在中南半岛四处扩张，残存的反明势力加上元朝余孽，无不对明朝的统治构成威胁。为了使明朝海外发展不受限制，打通通往西洋的交通空道，早在郑和下西洋之前，明成祖派遣马彬、李星等人出使爪哇各国。在这种情况下，郑和下西洋了。
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郑和率领27800多十足第一次下西洋，这次郑和的任务主要是诏谕西洋各国来明朝朝贡。这次最远到达印度半岛的古里国，郑和在古里国代表明成祖赐赠国王诰命、银印，并建亭刻石。郑和一下西洋，完成了几件大事。首先擒获了旧港华人海盗首领陈祖义。自明初以来，政府实行海仅政策。但私人企业主不顾政府的禁令，越来越大胆的进行海外商业。如果得到政府的支持，他们回去的欧洲殖民者同样的成就。尽管在没有国家支持的情况下，中国商人和工匠的殖民地以至最后的农业居留地，从明代起自菲律宾到东南亚一带建立起来。在明代海上扩张中，能够看到那种无限充沛精力，真正企业家精神，进去冒险的气魄。旧港以前叫三佛齐，14世纪强盛的爪哇王朝见三佛齐的地理位置重要，来往船只众多，贸易发达，想吞并三佛齐。三佛齐向洪武皇帝请封，于爪哇进行抗衡。洪武皇帝自顾不及，没有册封三佛齐国王，爪哇听说后，诱杀了三佛齐国王，但没有控制三佛齐全境。在爪哇势力不及的地方，土著和华人自动集合起来，自立一国，称为旧港。旧港位于苏门达腊岛东南，扼守马六甲海峡。当时旧港的领土比较大，周围的单马锡（新加坡）、凌牙斯加（今蓬丰登）都是其属国。
明朝初年，广东、福建沿海不少人下南洋，许多到三佛齐定居。祖籍广东南海的梁道明举家南迁，成为当地有影响力的任务。在梁道明之后，广东福建又有数千军民来到三佛齐，共推梁道明为首领。永乐三年，明成祖遣人去旧港招抚，梁道明深深的眷恋着祖国，于是回国，副手施进卿接替梁道明成为旧港的首领。陈祖义是广东人，杀了人，为躲避追捕逃到了南洋，训练成一支武装船队，打劫商船，许多国家的商人深受其害。陈祖义凭借强大的武装夺取了旧港首领的位置，南洋一带的海路很不太平。郑和对陈祖义进行招抚，陈祖义表面上非常恭顺，实际上想趁机抢劫郑和的宝船，因为船上都是各国向明朝进贡的珍宝。郑和事先得知，率舰队打败了陈祖义的舰队，杀了5000人，陈祖义被俘，押往南京被杀。陈祖义死后，施进卿成为旧港的首领。施进卿派女婿丘彦诚入朝朝贡，明朝马上在旧港设立宣慰司，官吏不从朝廷派遣，但宣尉使的人选必须由朝廷任命，直属朝廷。宣慰司明显具有内属性质，不同于一般的藩国。宣慰司的设立表明大明帝国的势力已经在南洋扎下了根，也是中华帝国势力在南洋的首次扩展。郑和第一次下西洋，使南洋各国感到明朝的军事力量非常强大。
郑和在所到国家，宣读天子诏书，赏赐金币，如果不服，就用无理数力气天子的权威。郑和第二次远航规模不大。永乐七年（1409年）九月，郑和第三次远航，经过占城、爪哇、暹罗、满剌加（马来西亚）、苏门答腊、锡兰（斯里兰卡）等等，最远到达印度西海岸。郑和这次出使，每到一国，几乎都受到当地国王、大臣、百姓的热烈欢迎，其中最热烈的就是占城国国王。明朝初年以来，占城屡遭邻国安南的侵略。早在洪武初年，占城就遣使来朝，希望明太祖敕谕安南罢兵。1407年，明朝征服安南，占城趁机收复了被安南侵占的土地，并得到明成祖的赏赐。两年后当郑和访问时，自然受当礼遇。当郑和宣读诏书，颁发赏赐时，占城国王下地匍匐膝行，感谢明成祖的天恩，随后向郑和贡献物品。
郑和以世界帝国仲裁人的身份，对东南亚国家间的纠纷进行调节。郑和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前两次郑和舰队规模非常大，而且剿灭了南洋危害极大的海盗，对南洋各国产生了巨大的震慑作用。而当明朝征服了南洋最具侵略性的安南后，这种威慑作用成几何数增长。郑和到达暹罗侯，敕谕暹罗国王要预占城、满剌加（马六甲）等国搞好关系。满剌加长期受到暹罗的奴役，为了独立，满剌加寻求明朝的支持。郑和在满剌加进行了封王仪式，暹罗再也不敢奴役蛮剌加，满剌加获得了117年的独立。暹罗还把逃到境内的反明势力何八观等人交给明朝，他们在南京被处死。
郑和第二次到达锡兰山（斯里兰卡）时，受到锡兰国王阿列库奈儿的冷遇。阿列库奈儿是一个残暴的君主，他不仅侵凌附近的小国，而且轻视明朝，屡屡动用武力拦截向明朝进贡得使臣。西洋诸国对他都没办法。郑和第三次远航，到达锡兰时，妄图加害郑何，被察觉，郑和率众离去。当郑和返航再次经过锡兰山时，阿列库奈儿设下圈套，将郑何等人诱骗到国中。当他的要求遭到拒绝时，便派兵袭击郑和的舰队，断绝了郑和等人的登船之路。郑和随机应变，乘对方军队全部出城，城中空虚之机，率两千官兵于夜间直抵城下，以炮声为号，攻入城内，将阿列库奈儿俘获。郑和将其押运南京，名称族释放了他，将其遣送回国。立锡兰山国内一个名叫耶巴乃那的为王。永乐九年（1411年）六月，郑和船队回国，明成祖特命礼部拟定了《下西洋官军锡兰山战功开赏例》，凡在战役中建功的将士都得到了升级和赏赐。
永乐十一年（1413年）冬，郑和第四次远航。这次不仅要编访西洋各国，而且还要到达非洲。明成祖认为，西洋各国已经遣使纳贡，只有路途遥远的国家尚未宾服。在归国途中，郑和介入了苏门答剌的内部纠纷。苏门答剌国在1407年与花面国发生战争，苏门答剌战败，国王占四，抛下王妃和幼子。为了复国，王妃许诺，谁能为他报仇，就与他结为夫妇。一个渔夫响应，率众打败花面国，杀死花面国国王。王妃与她结婚，国人称之为渔翁国王。原国王王子长大后，不敢居于渔翁之下，暗地招兵买马，与部下策划，找机会杀掉了国王，夺取了王位。渔翁国王的弟弟苏干剌逃到山中，与新国王作对，内战不已。郑和这次到苏门答剌，因赏赐未及苏干剌，引起他的不满。率数万人攻打郑和的舰队，结果被郑和打败，并追击到南渤利，将其俘获。永乐十三年（1415）八月，郑和率舰队回到南京，成祖以大逆不道罪将苏干剌处死，这就完成了所谓的“三擒藩王”。在这次远航后，自越南南部的占城国道非洲东海岸共十八个国家进贡。这一事件标志着明帝国在海外的影响达到了顶峰。
永乐十四年（1416年）的明朝，明成祖已经两次亲征漠北，外蒙古遭到很大的削弱，征服安南，威镇南洋。郑和四次远航，打通了通往东非的海上通道，各国使节纷纷向明朝进贡。郑和在这一背景下开始了第五次远航。永乐十七年七月，郑和带回了中国人前所未闻的狮子、金钱豹、大西马、麒麟、鸵鸟等等，使中国人眼界大开。时人将郑和下西洋与张骞通西域相提并论，张骞开拓大陆，而郑和开拓海洋。郑和下西洋，使中华帝国的海上霸权达到了顶峰，成为激励中华子孙驰骋海洋永远的骄傲和辉煌。
海盗拓殖
雷海宗先生在《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中说，“有明三百年，整个民族与整个文化已发展到绝望的阶段。在普遍的黑暗中，只有一线光明，那就是汉族群闽粤系的向外发展，证明四千年来唯一雄立东亚的民族尚未真正走到绝境，内在的潜力与生气仍能打开新的出路。”郑和的七次出使，只是一种助力，并不是决定闽粤人向南洋发展的主要动力。郑和以前已有人向南洋活动，郑和以后，冒险殖民的人更加增多，千百男女老幼的大批出发并非例外的事。有的到南洋经商开矿，立下后日华侨的经济基础，又有的是冒险家，攻占领土，自立为王。后来西班牙任和荷兰人遇到的最大抵抗力，往往是出于华侨的中国酋长。汉族群本来是大陆民族，至此才开始转换方向，一部分成了海上民族，甚至可说是尤其宝贵的水陆两栖民族。
提起海盗，我们总觉得那都是西方社会精英，在中国是不存在的。我们总是觉得中国就是一个农业国家，中华文明是农业文明，这是极不恰当的。中华文明有三个组成部分，不可否认，农业文明的份量较重。但除了农业文明，中国还存在牧业文明和海洋文明，否则就无法理解中国为什么既能够驰骋草原，也能够开拓海洋。中国古代的黄土高原就是重要的牧区，由于华夏向北开拓，这里受到农业的影响比较大，该地区的文明可以称之为半游牧文明或半农业文明。江淮流域及其以南，尤其是岭南，就具有海洋文明的一些特征，可以称之为半海洋文明。由于海洋文明存在，中国自然就产生了许多强悍的海盗。水手要比草原上的骑士勇敢好多倍，因为他们随时都面临死亡的威胁，浩渺的海洋比大陆更难征服。
1405年第一次远航，在回程经过马六甲海峡时，遭遇强大的华人海盗陈祖义的对抗，中国人的势力第一次大规模的扎根南洋。陈祖义在沿海与明朝作战失败，带领几千人的队伍前往南洋开拓，他们刚刚占领了旧港这个港口，控制了马六甲海峡，南洋的华人也逐渐向这里聚集，由于陈祖义缺乏国家意识，结果发生了内战。郑和以两万人的军队打败了陈祖义，杀了五千多华人，摧毁了许多舰只，俘虏了陈祖义本人，并把它带到了南京就刑。虽然明朝在此设立了宣慰司，但南洋的华人在当时受到了不必要的损失。
明朝中国海盗极多，并且实力比较强大，著名的领袖除了陈祖义，还有王直、施和、林凤、郑芝龙等。他们在受到明朝打击的同时，他们也没有忘记抗击外来侵略、保护华侨等作中国人最基本的职责。16世纪，明朝的海上霸权早已丧失，更为可悲的是实行海禁政策。而这一时期，西方开始了地理大发现，随之而来的就是殖民掠夺，中国也无法逃脱他们的魔掌。幸运的是，中国政府虽然退出了海洋，但中国的海盗集团却在海洋上逐渐成长起来。但西方殖民者来到中国海面的时候，他们更多遇到抵抗的不是中国政府军而是中国海盗集团。中国海商海盗集团以对外经商为基础，要求开放海禁，与外国进行正常的商贸往来，以王直和郑芝龙为首的海商海盗集团是其杰出的代表。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海盗集团得不到朝廷的支持，反而势同水火，这就决定他们不可能像西方海盗一样去征服世界。但他们在维护海上秩序，同西方殖民者对抗中的作用是巨大的。如王直集团歼灭了卢七和陈四两大海盗势力，并追杀扰乱沿海的倭船。但明朝却要剿灭他，结果水师一败涂地，陆军也损失惨重。1564年，葡萄牙人进攻泉州，被海盗施和击退。但可耻的朝廷却接济了败退的葡萄牙残余舰队，企图与侵略者夹击海盗。
远征吕宋
在海盗抗击外来侵略的事件中，有一件足以令我们激动振奋，那就是海盗林凤在明神宗万历初年远征菲律宾吕宋岛。吕宋岛与台湾一水之隔，宋元以来，侨居吕宋的华人日渐增多，与当地居民共同生活，经营工商业。1556年西班牙侵占马尼拉，随后吕宋岛成为西班牙的殖民地，西班牙该吕宋为菲律宾。林凤闻知西班牙人侵占吕宋后，污辱华人，非常气愤，马上决定率舰队远征，讨伐西班牙人。他率领舰船六十多艘，武装男丁四千人，妇女一千五百人，从彭湖扬帆，直至菲律宾。舰队在海滨捕获一艘西班牙小艇，临风遂决定进攻马尼拉。他任命部下日本人萧柯为队官，带领七百勇士进攻马尼拉。西班牙人遭突袭，许多人束手就擒。萧柯的职西班牙军事长官住所后，带领一队人马攻入其室，将其击毙。马尼拉室内的西班牙人见状，紧急集合，进行坚决抵抗。萧柯建议是难于攻占市区，将队伍撤回船上，向林凤报告情况。接着林凤发起第二次进攻，他号召部中奋勇杀敌，夺回马尼拉。随即分兵三路，第一路直攻马尼拉大街，第二队从海滨进攻，第三队从河边进攻。由于室内的西班牙人作殊死抵抗，未能攻进市区。林凤改变战略，命令部队向北转移，到彭加钖南驻扎，筑城堡及炮台据守，伺机再战。西班牙人视林凤为大敌，实行紧急动员，组织了一支数千人的军队，以萨罗塞多为元帅，进行反攻，袭击林凤舰队与驻地。林凤指挥部中击退了西班牙人的进攻。萨罗塞多见无法取胜，便采取了包围战略，企图围困林凤。在菲律宾人民的支持下，林风坚守四个月。他率林部众一边战斗，一边乘战隙之机，补充给养，建造战舰，充实战备，以期出击。
在关键时刻，西班牙与明朝勾结，联合进攻林凤舰队。1575年春，朝廷派吴慕康率战舰两艘，追林凤至彭加钖湾。看到林凤已被包围，报告朝廷。朝廷以允许西班牙人在厦门通商为条件，急切地要求西班牙人共同击败林凤。1576年初，吴慕康率舰队与西班牙殖民者共同进攻林凤，林凤不敌，退回潮州，屡败官兵。明军加紧进攻，林凤失败，逃往海外。中国海外第二次大规模的开拓又以内战的形式告终。英国近代向海外开拓，往往以英国海盗为先锋。英国政府招抚了著名的海盗德雷克，以对抗西班牙，结果打败了西班牙，取得了海上霸权。而中国却可耻的“以夷制贼”，联合西班牙对付海盗。阶层斗争在中国真可谓源远流长。事实上在郑和的船队大规模出海的时候，如能在政府的支持下开拓海洋，加上中国庞大人口，今天中国的国势绝不是这样。愚昧的政府不但不支持，反而禁止人民下海，把出海的人视为“无君无父之辈”和“化外之民”。尽管这样，私自下海的华人在南洋还是广有分布，当然生存是相当艰难的。由于没有国家保护，他们经常遭到屠杀，即使到了公元1998年，印度尼西亚又发生了针对华人的屠杀，惨不忍闻，但凡有一丝血气，无不扼腕切齿，千秋万代，必为我同胞雪耻，锄穴犁庭！
开拓台湾
我们总是在重复着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个自古到底是从秦开始还是从汉开始？这句话严重的抹煞了开拓台湾英雄们的伟业，也使今人无法体会祖国领土的来之不易。元朝开始设立澎湖巡检司，管辖台湾，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明朝也同样管辖台湾。郑成功之所以要收复台湾，就是由于明朝末年海盗开拓的结果。
天启初年，海盗颜思齐、仰天生、陈衷纪、郑芝龙等人从日本驾船回国，陈衷纪建议大家到台湾建“夫余之业”（夫余是汉朝时东北的一个民族国家，）建“夫余之业”即含开边拓殖之意。众人同意，航海到台湾，从笨港登陆，在岛上构筑寨堡以拒。随后，颜思齐率领部众“剽掠海上，往来台澎诸岛”，其他海盗不断归附，杨六、杨七、刘香皆其所部。为了立足台湾，颜思齐号召部众兴汉人农桑之业，购置犁锄，开荒种田。并且效法高山族，以“射猎为事”。同时还从漳州、泉州等地招募物业贫民到台湾屯垦，先后到达的有三千多人，这是首次从大陆组织移民到台湾的行动。这几千人到台湾定居，建村，开荒务农，为台湾归属中国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1625年，颜思齐进山打猎，染伤寒病。他知病重难愈便召郑芝龙等人说，我和大家一起共事多年，本想建功立业，远播中国威名，但壮志难酬，你们要继续努力。一个被朝廷追剿的海盗，至死也不忘国家。郑芝龙继承颜思齐未尽的事业，率领部众开发台湾，组织武装船队，往来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沿海等地，进行亦商亦盗的活动，进行海外贸易。1628年9月，郑芝龙接受福建巡抚熊文灿招抚，明朝授予他防海游击官职。郑芝龙继续在台湾创业，开辟了万顷良田，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至此，台湾村镇不断建立，百业渐兴，台湾社会开始发展。
郑芝龙迁徙数万漳泉贫民到台湾屯垦，把大陆封建生产方式带到岛上，垦田农民要交纳地租。郑芝龙每年要征收大量粮谷，实力非常强大，建立了雄厚的基业。郑芝龙对郑成功说，以后如果不行了，就到台湾立足。这句话对郑成功产生了重大影响，使郑成功产生了台湾为“吾故土”的意念。他铭记父亲这句话，抗清北伐失败后，决定收复台湾。当郑成功登陆台湾时，立即通牒荷兰人，义正辞严的说：“台湾系我先王所有，今欲收回，”勒令荷兰人立即离开全岛，随即收复故土。荷兰人丢失台湾成为其远东扩张的转折点，从此走上衰落的道路。
今天学习历史，普通的人们应该记住什么？应该记住的是那些筚路蓝缕、开疆拓土、巩固国基的先烈，而决不应是那些鱼肉人民、自相残杀的野心家，对于内战，李宗仁认为，“败也不为耻，胜也不足武”，实在也恰当不过了。尽管大陆与台湾今天没有统一，但毕竟是我华夏子民生息之地，千年万年也不能冲淡我们的血脉。
颜思齐与郑芝龙对开拓台湾的事业贡献最大，为后人称颂。台湾人民称颂颜思齐为“开台第一人”，尊奉他为“开台王”。在台南县笨港，即颜思齐当年入台登陆的地方，树立“开台先驱”的碑刻。在嘉义县新港，即当年颜思齐率众屯垦之区，建立“思齐阁”，以纪念他的开台功业。
东洋大捷
元朝末年，日本一些武士、破产的浪人开始到元朝沿海抢劫，明朝初年，国力强盛，痛剿倭寇。同时，1392年足利义满统一日本，结束了日本南北朝分裂的局面，为了发展与明朝的贸易往来，1401年，正式向明朝称臣纳贡，与明朝建立起贡赐与贸易关系，同时对倭寇进行约束，倭寇对中国沿海的骚扰锐减。明朝中期以后，国力剪衰，日本又陷入大割据时代，倭寇不断骚扰东南沿海，危害巨大。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时的倭寇中许多是中国海盗，倭寇中的真倭一种说法是只占十分之三。由于明朝错误的海外贸易政策，沿海许多人破产，导致海盗滋生，与倭寇合流。如中国海盗王直，有2000人的武装队伍，在日本影响极大，常住日本长崎，日本三十六岛的浪人均听其节制。倭寇泛滥，明朝决心大力清剿，戚继光等从1559——1565年，彻底剿灭倭寇。
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公开显露了对中国的野心。其实早在此之前，他就下了吞并朝鲜和中国的野心。1577年，当他还在织田信麾下为臣时，便向其主子明志；“君欲赏臣功，愿以朝鲜为请。臣乃以朝鲜之兵，以入于明，……席卷明国，合王国为以，是臣素志也。”次年他再向主子明志：“图朝鲜，窥伺中华，此乃臣之素志。”当他统一日本后，开始制订了侵略中国的计划，设想了夺取明朝后，由日本发号施令的情景。十分狂妄的叫嚣日本要迁都北京，进而称霸亚洲，统治世界。从1589年到1593年，丰臣秀吉遣使到朝鲜、菲律宾、琉求等地，要求这些国家向日本进贡。越南和日本非常相似，古代他们都在中华帝国的朝贡圈内，深受中国皇帝世界帝国形象的影响，他们几乎无法与中华帝国相抗衡，但却希望在中华帝国朝贡圈内，建立次一级小的朝贡圈，甚至想自成一个独立系统。因此日本古代侵略朝鲜，越南独立后侵略占城、老挝、柬埔寨，虽然古代朝鲜半岛的百济向日本朝贡过三百年左右，但日本人为此兴奋了一千年，这也成为近代军国主义的历史根据之一，日本军阀所谓的古之盛时就指此。但这次丰臣秀吉不仅要与中华帝国抗衡，还要取而代之。
1592年3月，丰臣秀吉派遣16万陆军渡海作战，同时派9000水军袭击朝鲜沿海各地。当时日本军对已经大量使用步枪，1543年，一艘开往中国福建的葡萄牙商船因风暴漂流到日本种子岛，岛主对葡萄牙人的步枪非常感兴趣，出高价买下两支，并迅速学会了使用和制造方法，这种步枪很快流传到日本各地，使日本军对使用刀箭的战术发生变化，作战主力也由骑兵改为步兵。由于日本军对数量集中，并且使用步枪，战斗力较强。日本陆军在三个月内就占了京城、开城、平壤三大都城，进逼鸭绿江。朝鲜国王逃到鸭绿江附近的义州，向明朝求援。日本陆军虽然一时得逞，但水军却连续遭到以李舜臣指挥的龟船舰队为主力的朝鲜水军的沉重打击，尤其是在7月8日的闲山岛海战中，日本庞大的舰队几乎全部被消灭，从此日本水军完全丧失了制海权。明朝发动朝议，讨论到底是从南方派出水师攻打日本本土，还是出兵朝鲜，或是与日本进行和谈。朝议最后决定履行宗主国的责任，同时也为了保卫满洲南部以及中国北方地区，出明朝决定出兵援朝。明朝援军自7月底陆续抵达朝鲜，第一批5000人的援军在进攻平壤的战役中，因副总兵祖承训轻敌失利，先锋史儒战死，祖承训败回。12月底，经略宋应昌和提督李如松率第二批援军入朝，于1593年正月初六抵达平壤城外，在李如松的指挥下，发起了进攻平壤的战役，明军经过一夜血战，收复平壤。平壤战役是日军由胜利到失败的转折点。随后乘胜追击，收复了开城，日军连吃败仗，士气低落，便派人与明军进行谈判。松应昌要求日方“献王京，返王子，如约纵归”。日军于是撤出汉城，龟缩在斧山一带。于是，汉江以南的大部分失地都已经收复，在关键时刻，明朝的一些官吏提出撤兵主张，宋应昌等反对，但万历皇帝主和，结果除了刘铤的川兵一万多人防守朝鲜外，其他军队全部撤回。丰臣秀吉提出和谈只是争取时间，以图东山再起，日本留住朝鲜斧山的军队始终未撤。
1597年1月，丰臣秀吉认为时机已经成熟，调动水路军14万，第二次侵略朝鲜，日军从釜山登陆北犯。明朝派兵部尚书邢玠为总督，佥都御史杨镐为经略，麻贵为提督，第二次赴朝抗倭。8个月后，日军到达京城附近，但不久为明将麻贵所部击败，退到南部沿海的狭小地带负隅顽抗。丰臣秀吉见战场毫无转机，忧郁而死。中朝军队发起进攻，日军大败，刘铤烧毁日本战船一百余艘。日军大队从海上南逃，副总兵邓子龙和朝鲜民族英雄李舜臣率领铁甲龟船，在斧山南海大败日军。在这次海战中，邓子龙和李舜臣双双牺牲，中朝联军歼敌万余人，取得了抗倭战争的最后胜利。对于这次远征，明史记载为“东洋大捷，万世伟业”。
第六章    大清帝国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帝国，正因为是最后一个，也格外重要。就像一个家庭，不管他祖上荣华了多少辈，如果最终成了乞丐，所有的一切都成了空，都失去了现实意义。不管秦汉、隋唐、元明帝国多么强大，如果清朝不能很好弘扬、巩固，中国将失去一切。
旷古武略
统一中国
首先论疆域，看清朝的疆域是否辽阔。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清朝的疆域没有以前的帝国大，那将是永远的遗憾。在近代列强入侵的前提下，我们不可能再开疆拓土了，我们的疆域只有萎缩，在萎缩之前，只有使我们的疆域最大化，才能延缓列强触及中国核心区域，才能尽可能的争取蜕变转型的宝贵时间，才能在列强侵略之后使国家的疆域保持最大化。我们非常高兴得看到，清朝的疆域是历史上最辽阔的。秦帝国疆域虽然没有超出今天中国境内，只有鸭绿江外一点，但秦帝国的疆域为以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作用是空前和深远的，以后各朝均是站在秦的肩上崛起的。继起的两汉、尤其是唐朝的疆域大大地伸出了今天的国界，但却辖有西藏。元朝北方直到北冰洋，遗憾的是新疆大部不属于元朝。清朝的疆域东南西北都超出了前代，虽然贝加尔湖以北不及元，中亚不及唐，但那些地方人口极少，因此清朝的疆域是最辽阔和完美的。就像要冬眠了，消耗能量是肯定的，而清朝已经做好了准备工作，积蓄了尽可能多的能量。
清朝入关前已经臣服漠南各部，在内蒙古东部设立蒙古八旗，加强满蒙联盟。从1644年到1660年，清朝由于重用明朝降将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等为先锋，加上入编的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基本消灭了抗清势力，大名版图尽入于清。正当清朝灭亡明朝是，新疆北部的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强盛，在首领噶尔丹的领导下，不断扩张势力，攻略邻部，严重威胁漠北蒙古喀尔喀部和西北边防的安全。在准噶尔部的攻击下，喀尔喀蒙古步不敌噶尔丹，率数十万人南下进入内蒙古地区。康熙皇帝开仓赈济各部，划给他们优良的草场，妥善安置。1690年，噶尔丹军队尾随而来，深入到距离北京仅700里的乌兰布通。康熙皇帝亲征，打败噶尔丹，后来噶尔丹又两次攻击喀尔喀蒙古部，康熙皇帝两度亲征，打败噶尔丹，逼其自杀。准噶尔部的继承者策妄阿拉不坦不久控制了天山南北，迅速强盛，反叛清朝。1716年该部占领拉萨，洗劫一空，康熙皇帝马上派军队将准噶尔部逐出西藏，使西藏得到安宁。康熙末年，西蒙古准噶尔部在青海打败清军，康熙死后，西部局势非常糜烂，雍正帝即位后，即用兵青海，打败西蒙古，青海西藏又回到清朝统治下，清军继续西进，想一举歼灭西蒙古老巢——准葛尔盆地，不幸清军作战失利，清除西蒙古的方针在康熙、雍正两代没有实现，但沉重打击了西蒙古的势力，使其只能局于一隅，不敢问鼎中原。1753年，乾隆皇帝平定了准噶尔部，1755年，准噶尔部在首领阿睦尔撒纳的统治下又掀起叛乱，乾隆皇帝派军于该年彻底平定了准噶尔部。自康熙二十九年（1690）噶尔丹开始进攻，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平定阿睦尔撒纳的叛乱，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前后共67年，最终平定该部，至此，蒙古各部尽属于清。1757年，清军顺势进入天山以南，统一回部，自唐朝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陷落之后，西域又重归版图。

征俄罗斯
    随着清军入关，东北边防空虚，俄罗斯人侵入黑龙江流域，大肆抢掠边民财物，受到达斡尔族人民的坚决回击，遂在我雅克萨城据守，伺机侵扰。康熙帝在平定三藩叛乱之后，就准备反击俄罗斯侵略。1685年，清军分水陆两路包围雅克萨城，将神威大将军炮的火气作为前沿，清军发起猛攻，城中俄军一片混乱。俄军头目托尔不津被迫出城投降，清军将其所部官兵及妇女儿童六百余人从雅克萨城遣返俄国，把愿意留在中国的巴什里及中国逃人共百余人收回，清军将雅克萨城烧毁。第二年，俄军又在托尔不津的带领下，返回雅克萨，依旧址筑城。1686年6月，清军2400名官兵包围了雅克萨城，城内800余名俄军负隅顽抗，屡次突围，均被击退，伤亡惨重，托尔不津本人也被击毙。经过五个月的包围，俄军只有100多人生存，此时沙皇的使者到达，双方开始了谈判。 1689年，俄罗斯与清朝签订了《尼布楚条约》。由于西蒙古尚未平定，清朝放弃了贝加尔湖以东的地方，但黑龙江以北和库页岛属于中国，随后清朝加强了对东北的边防。
征缅甸
明朝末年就与缅甸发生了一次战争，影响深远。1570年左右，缅甸统一，国力强盛，1573年，大举北犯，云南西南的土司木邦、蛮莫、陇川、潞江、千涯纷纷为缅甸吞并。1583年，缅甸又分兵十路，进犯顺宁、大理、蒙化、景东、滇沅诸郡，指挥吴继勋、千户祁维垣战死，云南震动。云南巡抚刘世曾举荐刘珽为滕越游击，邓子龙为永昌参将，调发官兵，会合土司，讨伐缅甸。刘珽和邓子龙都骁勇善战，大败缅兵于洪关。从1583年秋到1584年夏，连战坡敌，斩首万余，克复陇川，进兵阿瓦，缅甸军队虽多，但各土司协调不力，望风而逃，煽动叛乱的岳凤又投降明朝，后被杀。刘珽平定陇川后，再未西进，1285年撤兵，明朝恢复了陇川宣抚司。
后来缅甸又攻蛮莫，明将李材破缅兵于遮浪，生擒五千余人。1292年，缅甸再攻蛮莫，明将万国春将其击败。1604年，阿瓦和木邦的酋长遣使称臣入贡，再度内附。以后暹罗（泰国）连年进攻缅甸，缅甸衰落，不再威胁云南。明朝和缅甸的战争持续了三十多年，除刘珽恢复了陇川、蛮莫，云南西南部的大部分土司没于缅甸，自南诏、大理奠基，元朝开拓今的云南境外领土全部丧失。
1716年，缅甸雍籍牙部强盛，统一缅甸。当时云南边界的一些土司既向清朝纳贡，传统上也向缅甸纳贡，在缅甸的压力下，矛盾激化，缅甸派军攻入我云南土司境内。从1765年开始，乾隆帝先后派刘藻、杨应据、明瑞、傅恒出征。刘藻无功，自杀。杨应据谎报战功，被刺死。明瑞虽然攻入缅甸境内，颇有斩获，但由于兵力不足，疫病大起，死伤惨重，明瑞自杀。傅恒出征，进攻受挫，与缅甸议和，缅甸交还侵占云南土司的地方，双方交换俘虏，缅甸国王受清朝册封，并十年入贡一次。历时五年的征缅战争结束。
征安南
明朝征服越南期间，占城收复了越南以前侵占的北方领土，但明军从越南撤出后，占城受到越南连续攻击。此时的占城由于内部纷争，分裂成三个小国，力量大为削弱。1471年，越南入侵占城，攻破首都，杀占城人6万，俘获3万，占城五分之四的领土被越南占领。以后越南的历代王朝不断对占城进行蚕食，尤其是割据越南南部的阮氏王朝，最终于1697年彻底征服占城，汉末由日南郡象林县而独立的林邑国，历时1500年左右最终灭亡。这样，越南开始和真腊（柬埔寨）接壤，从17世纪到19世纪前期，越南交替使用干涉内政、扶植傀儡、武装入侵、实施占领等手段，蚕食真腊的领土。今天越南南部最肥沃的六万余平方公里的领土，时称下柬埔寨，最终被越南吞并，越南人大量向南部移民，驱赶柬埔寨人，柬埔寨疆域大为缩小。
1786年，一直向清朝进贡的安南黎氏王朝被农民起义军推翻，乾隆帝认为有“兴灭继绝”的任务。1788年，清军侵入安南，由于农民军强大，清军屡屡受挫，损兵折将，不久撤回国内。安南农民起义军取得了胜利，但不愿与清朝为敌，派出使者入朝进贡。1790年，安南最高首领阮文惠亲自到北京为乾隆帝祝寿，乾隆帝承认既成事实，封他为安南国王，安南朝贡如故。
征廓尔喀
尼泊尔古称廓尔喀，1768年尼泊尔统一。1790年，尼泊尔借口西藏商税增加、食盐糅土，入侵西藏，驻藏大臣无能，战败，尼泊尔大肆抢掠扎什伦寺，达赖和班禅紧急向乾隆皇帝求援。1792年月，乾隆帝任福康安为大将军，反击尼泊尔侵略军。5月，侵入西藏的尼泊尔军败走。6月，清军进入尼泊尔境，尼泊尔统治者惊慌失措，急忙议和，福康安置之不理，追击160余里，六战六捷。到达距加德曼都仅一日路程的地方。由于地形险要，清军攻势受挫，但尼泊尔依然非常被动、惊慌，再次遣使议和。福康安感到进入国都比较困难，加上大雪即将封山，遂同意议和。规定：尼泊尔掠夺的物品、人丁全部归还，每五年入贡一次，清军退出尼泊尔境。
清朝统一全国、反击外来侵略的历程是多么艰难，历时一百多年，清朝统治这是非常伟大的。如果三藩叛乱、两次台湾之战、准葛尔之战、苗民起义、缅甸之战、安南之战、尼泊尔之战、白莲教起义、捻军之战、“回疆”张格尔之战、太平天国起义、收复新疆等历次战争中，清朝失败一次，中国的版图绝对没有今天这么大。
军制武器
清朝的成功主要在于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而这支军队的中坚就是八旗。前面我们谈到，国家要想长期强盛，只有让贵族从军，从事战争这种神圣的事业一定要让最优秀的人领导、参与，精英阶层从军，武德会得到弘扬，社会风气不至堕落，国运即可长盛不衰。清朝以弓马立国，满洲贵族子弟均习骑射，更不用说满洲平民。满族男丁全部编入八旗，专事征战。由于满组人较少，清朝入关前，将辽东地区的汉族变成汉军八旗，将内蒙古东部的取得蒙古族变成蒙古八旗，这样，八旗军力倍增。到清朝末年，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都加入满族，早就被同化了。自康熙皇帝开始，八旗战斗力有所下降，但二征金川、平定准噶尔、平回、大败廓尔喀等战争，八旗军还是主力。到乾隆皇帝时，只有八旗将领和东北的八旗兵战斗力较强。
汉兵主要是绿营兵，数量庞大，顺治年间，随从八旗分征各地，队统一全国做出了一定贡献。平定三藩叛乱时，率营兵功勋卓著，作用较之以前大为提高。康熙三征噶尔丹以及平定准噶尔，安定西藏，率营兵随从八旗作战。雍正二年，四川提督岳钟琪仅率率营兵六千名，千里突袭，平定了罗卜藏丹津的叛乱，安定了青海。乾隆年间，由于乾隆皇帝害怕率营兵战斗力超过了八旗，危机清朝统治，公开鼓励率营兵腐败，绿营兵战斗力下降。先进的武器如火器，只给满洲八旗配备，其他八旗没有这样的待遇，更不用说率营兵了，率营兵薪俸极低，这些一直事清朝的既定国策。
清朝统治者重视骑射，但火枪火炮在统一中国，平定叛乱，抵御外来侵略反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清军打败噶尔丹的几次关键性战役，打包发挥了重要作用。清朝前期，火器技术在明代的基础上有了很大发展。康熙年间，在宫内造办处、景山和铁匠营设立炮厂，制造的枪炮专供皇室和满洲八旗使用，还建立火器营，专门使用鸟枪、火炮。康熙年间，政府督早和改制的各种火炮有一千门左右，铁炮的数量超过了铜炮。乾隆年间，火炮的种类有八十五种，射程和杀伤力都大有提高。但清朝的火器被满洲八旗垄断，而满洲八旗又以弓马骑射为荣，轻视火器，因此，中国火器逐渐落后于西方，更没有引起中国的军事革命。
中华一体
在满洲族群的领导下，中华武德灵魂重新高涨，产生了巨大的民族凝聚力，西蒙古土尔扈特部的东归就是明证。西蒙古准噶尔部强盛时，压迫其他部落，17世纪20年代，土尔扈特部迁到伏尔加河下游地区，1630年建立起土尔扈特汗国。不过当时沙俄也向这一地区扩张，土尔扈特部受到攻击，虽进行了英勇还击，但没有取胜。沙俄不断向土尔扈特部征兵，强迫他们放弃喇嘛教，改信东正教。1655年，土尔扈特谴使到北京朝贡，与清朝建立了直接联系，清朝对于土尔扈特人去西藏供佛提供方便。1712年，土尔扈特部派使者绕道西伯利亚到北京朝贡，康熙皇帝派使者回访，受到土尔扈特部的热烈欢迎。1771年，不堪沙俄压迫，渥巴锡率领土尔扈特部东归，经过八个月的残酷战斗、艰难跋涉，终于到达了伊犁，出发时有17万人，到达伊犁仅剩七万。乾隆皇帝获知土尔扈特部回归的消息，立即派兵接应，渥巴锡会见了伊犁将军伊勒图，献出其先世所受明朝永乐八年汉篆敕封玉印一颗以及各种礼物。乾隆皇帝为土尔扈特部调拨了大量物资，进行妥善安置。只有远离了祖国，各族群才会感到中华民族五千年血脉联系。
清朝不断调整统治政策，使满汉关系有了很大的缓和，清朝赢得了大多数人的信任。入主中原以后，就尊儒、开科举、祭明帝陵、修明史，尤其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十一月冬，康熙皇帝到曲阜，朝拜孔子，在大成殿，向孔子神位行三拜九叩大礼，赞扬孔子“开万世之文明，树百王之仪范”，特书“万世师表”，这一举动，打动了无数士子的心。
清朝统治稳定后，明朝遗民的反清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顾炎武虽然做到了终身不事“夷狄”，但他的思想感情在垂暮之年发生了变化。对于弟子潘耒仕清，他虽然不以为然，却也未深加责难，他的三个外甥都仕清，对他们在各方面的求教，他总是诲人不倦的一一指导。黄宗羲在史局开局后，表现出极大的热诚。他虽然拒绝身赴史馆，却同意清朝官员取走并抄录他的有关明史的著述，并将其父黄尊素所集《大事记》、《三史钞》等重要史料送给明史馆参考。这一切多出于对亡明的眷顾，但其行为却是与清朝合作。对于清朝多次欲其“出山”的厚意，也是感激不尽，他曾说：“羲蒙圣天子特诏入史馆……羲时以老病，坚辞不往，圣天子怜而许之。”
还有一些人固执地抱有大汉族主义的偏见，认为满洲入主中原是中国的灭亡。雍正皇帝撰写《大义觉迷录》，予以严厉斥责，义正词严，充分发扬了秦汉以来中国大一统的观念。“……不知本朝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何曾损于圣德乎！……若以戎狄言，则孔子周游，不当之楚应昭王在之聘；而秦穆之霸西戎，孔子删定之时，不应以其誓列于《周书》之后矣。”秦楚吴越在当时被称为夷狄。“且中国统一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为夷狄。如三代之有苗、荆楚即今之湖北、湖南、山西之地。在今则曰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疆土开拓之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雍正皇帝接着指出，汉族对清朝的发展同样做出了重大贡献。“……是以一至京师，而明之臣民咸为我朝效力驰驱。其时统领士卒者，即明之将弁也；披坚执锐者，即明之甲兵也。……及吴三桂反叛之时，地方督抚提镇，以致县灵武弁，攻城破敌，转饷挽粮，多半汉人也。且多临阵捐躯，守土殉节者，国史不胜其载，历历可数。又如三次出征朔漠，宣力行间，赞襄荡平之勋者，正复不少。岂不谓之忠且义乎？”
    经过康乾盛世，汉族知识分子对清朝的认同大大加强，在鸦片战争后出版的《圣武记》中，魏源以极大的热情，赞扬了清朝为实现国家大一统而进行的历次战争，值得注意的是，魏源的中国观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序中写道：“维帝轩辕，划井始辽，粤及有虞，州剖十二。而辽以西而剖冀，冀东北境，是为幽州；辽以东则剖青海外境，是为营州。于是有古孤竹之虚，有古肃慎氏之国。……积数千年，以有大清国。” “蒙古，诸游牧国之大名也。十七行省及东三省地为中国，自中国而西回部，而南卫藏，而北俄罗斯……” 虽然他的中国观不等同于现在，但也不再是传统的中原观，而认为东北也是中国一部分。认同东北是中国一部，客观上也就认同清朝大一统的局面，这种认识也是走向现代中国认同的必经阶段。
太平天国时期，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首的汉族知识分子坚决站在清朝一边，反对自己的同族，这正好说明了广大汉族对清朝的认同。杜文澜在《平定粤寇纪略》中写道：“窃维自古朝廷之圣，莫圣于我朝。”“而况我朝圣德神功，拨乱反之正者，度超前古。曾公与余辈所上兵事，一经圣裁，万里外如亲堂陛，敢不敬谨编次，传信万世乎。”在《金陵述略》序中有：“仰维我国家圣圣相承，二百余年，厚泽深仁，洽于寰宇。即举爱民一端而言，如地方偶遇偏灾，唯恐一夫失所，赈恤之恩，随书辄下。间有一二不肖官吏，有犯必惩，朝廷何负于百姓”我们可以看到，这不是官面文章，与以往所有的朝代相比较，清朝在文治、无功方面均达到了古代中国的高峰，使广大汉族知识分子心悦诚服，拥戴清朝，这也就自觉的维护国家空前的大统一。
皇统雄强
清朝前期疆域虽然很辽阔，关键看它能否保持到后期，清朝能否走出一乱一治的怪圈，否则就会像前朝一样，自己乱了自己。秦汉、隋唐、元明帝国是怎么的灭亡，周边没有比自己生产力水平高的政权，可结果由于中后期统治水平极差，最终还是酿成内乱的崩溃。如果汉朝或是唐朝为中国最后一个王朝，不要说生产力水平远高于中国的西方殖民者来犯，他们自己早就四分五裂了。尽管元的力量强大，但统治水平低，社会矛盾尖锐，再强大也会崩溃，其历时只有九十余年。而清朝则大不相同，清自入主中原以来，先后用兵西蒙古、青藏、南疆，加上以前臣服的漠南、漠北，历康熙、雍正、乾隆最终建立了1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庞大帝国而雄居世界。马上打天下易，马上守天下难，关键看清朝能否将这样规模的领土守住，并且移交下来，否则一切都是徒劳的。历史上的罗马帝国、亚历山大帝国、蒙古帝国、土耳其帝国又能怎么样，结果还不是烟消云散，尤其是土耳其帝国最具可比性。近代土耳其帝国的处境与清帝国一样，面临着西方的坚船利炮。土耳其曾经将北非、东南欧、西亚的大片领土纳入自己的版图，就连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差点被土耳其人攻下，但近代在俄罗斯、英国、法国的打击下只剩几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而清朝就不一样，在中国几千年未遇的大敌面前她基本上艰难地把领土交给了我们，只是失去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他交给中华民国的领土有1100多万平方公里，以后外蒙古独立与清朝无关。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清朝面临的是比自己先进几个世纪的西方列强，还有内部许多对清朝心怀不满的各族群，包括汉族群，结果居然没有导致中国分裂。这不是一个奇迹，又能是什么呢？在那样艰危的时局中，中国尚且挺过来了，今天的一小撮民族分裂分子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
满清以区区几百万之众何以能统治数亿其他族群？而且历时近三百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其他族群时刻也没有忘记要摆脱满族贵族的民族压迫统治，追求族群平等，这是清朝统治者最头疼的问题，而且由于版图辽阔，与之接壤的国家又多，应付国防又是一大问题，特别是与俄罗斯的关系，在历史上也是最复杂的，极具挑战性。可结果清朝的统治却是异常巩固的，尤其是在边疆，汉、唐、元三朝是远远不及的。
在封建社会，国家的权力集中于一人，所以皇帝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民族的命运。清朝的皇帝包括后来实际执政的慈禧，其执政水平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流的。比较英明的有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即使嘉庆、道光、咸丰、慈禧也不算荒淫无道，其治国素质还说的过去。嘉庆虽然没有多大建树，但国内局势继续保持稳定，镇压了白莲教起义，道光皇帝最大的功绩是平定了“回疆”张格尔叛乱，维护了国家的统一，道光后期爆发了鸦片战争，使清朝蒙受了巨大的屈辱，但这次及以后的战争，清军逢战必败，其原因是深层次的，不是来一个康熙、乾隆就能解决的。咸丰皇帝最无建树，太平天国没有镇压下去，在英法联军的进攻下丢弃了京师，但也不是无药可救的昏君。慈禧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基本上保持了政局的稳定，功不可没。不要过分谴责慈禧延缓了中国近代化的道路，如果那样的话，邓小平前面的所有执政者都好不到哪里去，中国真正的发展也只有二十几年。
夏有桀，商有纣，汉有桓灵，唐天宝之后诸帝大多无能，明熹宗三十年躲在后宫不出，而这些暴君、昏君在清朝全无，即使嘉庆、道光、咸丰也还是比较勤勉，纵然没有雄才大略，但也没有躲在后宫不出，纵酒淫乐，或任用亲信，不理朝政，这些在其他朝代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而他们没有做，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他们将损失减少到了最低程度。外戚干政和宦官专权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就像两个毒瘤，根深蒂固，但在清朝全无。朱元璋一再重申不许宦官干政，可后来呢？他的子孙早已忘记了，终于演成阉党之乱，加速了明朝的灭亡，而清朝没有。
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亚浩罕国阿古柏侵入新疆，清朝在天山南北的军政机构全部陷入瘫痪，清仅保有新疆哈密、巴里坤一带。当时日本侵略台湾，于是朝廷上便围绕着如何应付危局而形成了海防派和塞防派之争，海防派以李鸿章为代表。认为新疆乃荒蛮之地，每年给朝廷一文钱不缴，为维持庞大的军事行政机构每年还要补贴几百万两银子，不如放弃，反而能节省开支，顺势将国防重点防在海防上。中国有一万八千公里的海岸线，没有强大的海军，海防将防不胜防。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列强从海上东来，中国人的海洋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古代的边患主要来自西北方的大陆，人们一直认为海洋是最安全的，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边患却来自海上，西欧各国包括后来的日本均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李鸿章代表的一部分人认识到海洋的重要性是对的，但不能由此而否认塞防的重要性，更不能说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不要就不要了。塞防派认为海防塞防应该并重，而且收复新疆乃当务之急，以左宗棠的态度最为坚决。我们动辄就说清朝腐败不堪，可为什么慈禧太后不支持李鸿章而要支持左宗棠呢？这说明包括慈禧太后在内的清朝统治者在一些大是大非面前还是很有见地的。慈禧太后如果要放弃新疆，今天我们一点脾气都没有。如果她真的放弃了，在某些人看来才符合慈禧太后的性格。
随着收复新疆而涌现了一个伟大的民族英雄——左宗棠，左宗棠性格剽悍、刚烈，能征善战，在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以七十多岁的高龄抬棺出征，收复了新疆，又在晚年协助冯子材打败法军，大张国威，84岁寿终正寝，一生可谓轰轰烈烈，非常圆满。大家注意，如果清朝像我们所说的那么腐败，左宗棠能成就那么大的功业吗？他一生能这么完美吗？在中原王朝的历史上我们看到的是祖逖满脸热泪而无人响应，陆游气得要吐血，岳飞屈死风波亭，熊廷弼、袁崇焕抗金有功而被杀，无不留下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巾的悲剧。尽管我汉族群不乏勇武之士，可随着历史的发展，汉族群中的腐朽力量日益增长，结果窒息了整个民族，使整个民族陷入了永无休止的内讧和衰弱中，而清朝却没有过多的压制抵抗派，这是因为清朝本身就是一个尚武的民族满族建立的国家。近代，抵抗派大都能效命疆场，有关天培、陈化成、海龄、冯子材、邓世昌、左宝贵、聂士成……军人能够死在战场上是莫大的光荣，而不像宋晋，纵然想马革裹尸而还都不能。现在也有人把曾国藩吹得神乎其神，好象没有他清朝早就灭亡了，完全是管中之见。没有慈禧太后的慧眼，会有曾国藩的成就吗？慈禧太后并不是做的所有事都很龌龊，中国从来不缺乏人才，而关键是有无伯乐。
清朝国势的强大与巩固全赖皇帝的亲政与果敢，清朝皇帝素质何以如此过硬，尤其是对内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政治手腕？归根结底在于皇子的教育非常成功。清朝皇子的教育非常严格，小皇子四岁就开始上学，学习古代帝王的控驭之术。作为满族，满语是他们的母语，肯定要学。为了统治势力较大的蒙古人和汉人，又必须学习蒙古语和汉语可以想见满族皇帝的学习压力有多么繁重。而以前汉族群王朝的皇子大都娇生惯养，在女子堆里长大，许多人根本就不学无术，执政以后也只能祸国殃民，他们与清朝的皇帝相差太远
更为重要的是满族皇子除了学习文化课还非常重视军事体育训练。满族以弓马取天下，他们深知骑射的重要，作为满族的男孩，都要学习骑射，皇帝更不例外。对一个皇帝来说，冲锋陷阵用不着他，骑射对他有什么用呢？汉族群的皇帝都这么想，可问题就出在这里，皇帝是否练习骑射表面上看起来对国防没有多大的做用，可如果皇帝精于骑射，加上他固有的政治素养，完全胜于百万之师。军事训练会激发出人的勇武精神，进而激起强烈的开拓进取精神。封建社会一切取决于皇帝，如果皇帝是一个用武剽悍又有点心机，那么这个王朝一定生机勃勃，也只有那些勇武之人才能接近，也就是最有生机的人都能够团结在皇帝周围，那些贪生怕死之辈避之不及。这你就不难理解清朝发生多少变乱都能平定，而受命之将也堪重用。就是由于皇帝态度非常坚决，并有许多勇将为之效力，这也就是为什么明成祖为何能够表现出那样激扬的精神。就是由于他被封燕王一镇北方，抵御蒙古、军旅出生。所以一个王朝的兴盛首先皇帝要有勇武开拓的精神，当然一味崇尚武力是危险的，如元朝，尽管武力强大，非常善战，但立国只有九十余年，就是由于没有吸取汉文化有益的治政经验，没有注意文治，而清朝恰恰做到了这一点，既要吸收汉文化的有益部分，又要摒弃其迂腐之处，而强调本民族的勇武精神，这正是清朝伟大之处，可以说清朝的强盛是满汉传统的结晶。当然满族传统的成分要大一些。
如果说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不是清朝，而是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后果会如何？肯定会非常令我们伤悲，只有元的版图能与清相较，可元的统治水平极差，国内的农民起义也会把他推翻，在农民起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打击下，中国必将四分五裂，出现日本人希望的那样。如果说最后一个王朝是元以外的汉唐宋明了。他们的政权本身就不是统一的，其基本版图跟秦朝没有多大差别，而由于重道轻技、重农轻商的传统，也不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仍然要受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处境更惨，那时就连我们引以为荣的西域大漠也会像今天对交趾一样怀念。
传统弊端
尽管鸦片战争后清朝逢战必败，但清朝遇到的是千古未遇之大敌，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均是这样，败的不是清帝国，败的是中国几千年的古老传统，即重文轻武、重道轻技、重农轻商。
中国自秦朝就实行重农轻商的政策，短期内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财富的积累，而从长远看，由于商业发展缓慢，社会的民主意识很难产生。商人由于拥有财富，不受土地限制因而人身相对自由，这对要求天下一统的封建皇帝来说，是绝对不允许的，而且每当时局艰危，物价总会飞涨，在商品经济中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因为供不应求物价自然上涨，但封建士大夫和皇帝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觉得都是商人惹的祸，所以说无商不*，对商人的态度可想而知了。因此封建统治者要限制商业，控制商业。尽管如此传统的商业在政府的压制下还是有所发展，到明朝中后期终于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始终没有挣脱封建主义的束缚，独立发展起来。不仅统治者压制，更为可怕的是广大的人民已经接受了这一观点，许多人经商兴产赚了钱，他不会去扩大投资，而是购置土地，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购置土地是最可*的。重农轻商是中国历史上的基本国策，而且也在广大人民心里扎下了根，这不能归罪清朝。
再说重道轻技，中国自古就极不重视自然科学，我们伟大的孔圣人满脑子的阶级统治思想，他主要考虑如何建立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十分不幸的是，这种注重社会而不重视自然的思想影响了中国几千年。除了儒家，对中国影响较大的还有法家，法家的思想还是在于如何加强统治，只是用“仁”、“礼”还是用法治，至于道家干脆清净无为，就连社会活动几乎也不想干了，还谈什么科学实验。尽管我国古代产生了许多伟大的科学家，但由于自然科学不是整个社会的主流思潮，而被视为奇技淫巧受到排挤，加上科学家的发明大都是业余的，没有形成流派，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显得非常零乱，理论本身不会有多的发展，更不会对社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本身他的威力极大，可以打败一切敌人，因为其他民族还不曾掌握，可使中国处于极为优越的地位而扬威世界。可结果呢？火药在中国起了多大的作用？虽说北宋发明了突火枪、火箭又能怎样，连西夏、辽金都不是对手。可火药传到欧洲后马上引起了军事革命，而中国依然处在冷兵器时代，直到洋务运动后才有所改观。
历史就是这样的巧合，与孔子同时代的欧洲却有一位伟大的学者——亚里士多德，他建立了物理学、动物学、植物学等，西方人早就将触角伸向了广阔的自然界。古希腊哲学家得谟克利特早就提出了物质是由原子组成，说得多么深刻。而我国伟大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家完王充认为物质是由元气组成，太模糊了。世界范围内，只有古代欧洲的科学技术在今天看来，处于完全有效的阶段。中西文化自古就是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西方由于重视自然科学最终科学在西方产生了巨大的力量而使之位于世界前列，中国由于忽视自然科学而最终为西方所败。失败了没有关系，只要大力学习西方，完全可以后来居上。
再看重文轻武，重文轻武算是汉族群一个很大的传统，它不可能是汉族群的固有传统，否则汉族群就不会发展到今天的规模。这一劣根应该从北宋算起，秦汉隋唐时的中国人还是非常崇尚武力的。北宋为了防止武人割据而崇文抑武，致使中国人的尚武精神 受到压抑而日渐萎缩了。明朝更是这样，大力推行八股文，大家都以从军为耻，以文为贵，最终导致了国防的衰弱。清朝虽是一个尚武的民族所建立的国家，清朝弘扬武力只是在满族内部，对于汉族群还是提倡科举，尊崇孔教，继续维持汉人已经衰弱的精神，生怕汉人势大。满族有句话叫做“汉人强，满人亡”，对于汉人重文轻武的传统满清统治者是非常高兴的，当然民族精神的改变非一朝之功。例如，一个正二品的总兵官比正四品的兵备道员品秩要高得多，但却无论如何不能于后者分庭抗礼。难怪清朝许多湘淮将领*镇压农民起义军起家，数年间便升至一品提督，只因不能与平级官员平起平坐二耿耿于怀。淮系大将刘铭传28岁授直隶提督，赏头品顶戴。但他后来烧掉了自己历年镇压太平军、捻军时期的文牍、书信、奏议，只保留了在陕甘获准“专折奏事”特权的奏议四卷，原因是不满提督贵为武职大员却受总督节制，除到任谢恩具折由总督代奏外，不准专折言事的清朝体制。在清朝，尚武的满族自然希望汉族群重文轻武，而且汉族群本身已经这样，所以不用费多大力气，继续维持宋朝种下的祸根就行了。
以上三点是中国古代最大的弊端，而非清朝所能挽回的，有些东西清朝也不想改变，如重文轻武，而这一点我们直到现在还是极力反对的。清朝在传统领域是战无不胜的。尽管鸦片战争后清朝一再败于西方，但他还是有足够的力量去镇压国内任何一支叛乱势力，维护国内稳定

盛世滋丁
清朝的统治在中国古代历史是较好的，尤其对广大劳动人民来说，易于谋生。首先，康乾盛世134年，在中国历史上是治世时间最长的，中国自秦汉时人口就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而今天基本如此。从秦到明人口增长非常缓慢，没有多大突破，各朝前期增长的人口随着后期的战乱基本都消耗了，然后又迎来一段适于生育的时期，然后又消耗……全世界的人口在古代增长也是非常缓慢的，不能责备秦汉唐宋元明。到了近代，资本主义在西方兴起，随后又开始了工业革命，世界人口飞速增长，令我们惊奇的是这段时间中国人口也飞速增长，与世界保持一致。中国没有兴起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没有进行工业革命，中国人口为何能与世界保持一致？现在中国人口似乎成了经济增长的阻力，但在1949年以前，庞大的人口却无形中成为抵抗外来侵略的重要资源。近代西方殖民者侵略全世界，随着实力的扩张，殖民国家的人口增长最快，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口增长陷入停滞，如中国。有的甚至出现了倒退，如美洲印第安人减少了百分之九十，近代国家间的竞争，一个方面的表现就是人口的竞争，如果清朝人口的增长海河以前朝代一样，落后于殖民国家，中国抵抗外来侵略的力量将会大大削弱。
清朝虽没有兴起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没有进行工业革命，一个重要原因是清朝的统治下出现了康乾盛世，长达一个多世纪。康乾盛世不同于文景之治、开元盛世、贞观之治，他不仅历时长，更在于范围广。以前的盛世主要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而康乾盛世的范围是前者的三四倍不仅汉族群居住区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东北、内蒙古、新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发，所以中国人口1740年突破两亿，1795年突破三亿，1850年前后到达4亿，这对中近代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没有这么庞大的人口，东北、内蒙古、新疆必将为沙俄吞并。
清朝人口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进行了赋税改革，康熙五十一年（1712），颁布谕旨，奖1711年政府掌握的24621324名人丁应征收的325万余两丁银加以固定，作为以后每年征收丁银的常额依据，以后新增的人丁，永远不再征收人头税。当时入籍的许多人丁土地少，比较穷困，按人丁纳税对穷人不公平，应该按财产纳税。雍正皇帝即位以后，用了七年时间，基本上在全国范围内将康熙固定的丁银全部均摊的田亩上，以后，清政府又将班匠银、盐钞银、渔课钞等其他服役合并到田赋中征收．地丁银成为其主要财政收入。显然，农民人多地少，而地主人少地多，赋税以土地为准，极大的减轻了劳动人民的负担，地主承担了主要税收。农民大部分都是由土地的，除了个别大地主，大部分的地主都是尽量不雇用、深至少雇用佃农，大都自己劳动。所以赋税不会大量转嫁到农民头上。自此，延续了几千年的人头税被取消，极大的促进了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增长。这种以财产为标准的征税思想，早就实践过，如唐中后期两税法，明朝末期一条鞭法。由于统治者无能，遭到所谓地主阶级反对，最终失败。古今中外政府制定的许多政策都是好的，关键在于能否推行，大都流于形式。清朝由于皇帝英明果敢，国家权力强大，地主阶级虽然反抗，但被镇压，整个民族都被征服了，地主阶级能成什么气候。所以，地丁银制度得到了很好的推行，可见，只有以铁腕推行改革，才会成功，如商鞅变法，彼得大帝杀掉儿子。
清朝人民的赋税较轻，生活还过得去，当然个别地方的自然灾害也是无法避免的，就是今天还是这样。凡是发生自然灾害的地方，清朝的赈灾工作做地比较好，统治者头脑很清醒。太平天国爆发时已经是鸦片战争之后了，清朝不可战胜的神话已经被打破了，但清朝在败于西方列强的同时，太平天国还是失败了。中国国内的矛盾并没有激化到导致清朝崩溃的程度，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侵略者打进北京，皇帝逃离，这可是人民起义并推翻清朝统治千载难逢的机会。一方面清朝将其主要力量用于防止外来侵略，放松了对人民的控制。另一方面清朝的战败致使其威望一落千丈，可人民为何表现的如此平静呢？秦汉唐元明基本上没有外敌入侵，可为什么人民要起义，结果亡了国。而清朝遇到了几千年未遇之敌一败涂地人民却不相机大规模起义？原因就在于清朝人民生活还可以，不至于大规模饿死，不到那种时刻人民是不会铤而走险的，即使辛亥革命的时候 ，清朝政局更加动荡，而起义的只是资产阶级，农民阶级仍然没有行动，这足以说明人民的生活状况，而北洋军阀统治初期，在中原爆发了白朗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可以看出，由于清朝历代皇帝勤政务实，加上本民族的勇武传统，再吸收汉文化的有益部分，于民为便，使人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保证，再有一支勇敢可信的军队，清才得以建立版图空前辽阔的国家且保存到民国，乃至我们继承至今。
移民实边
清朝中期，中国人口迅速增长，面对如此庞大的人口，只有向关外移民才能缓解。但清政府对汉民向关外移居持不欢迎、不鼓励的政策，甚至禁止向东北移民。但由于一些贫苦农民在关内衣食无着，偷偷的逃向关外。清政府的禁令形同虚设。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东北丧失了大片领土。主要原因就是东北边缘地方人烟稀少，黑龙江以北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只有中国两千多人，远不及俄罗斯的移民。乌苏里江以东四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只有中国八百多人，给俄罗斯侵略造成了可乘之机。当东北丧失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领土之后，清朝政府幡然醒悟，与其割给俄罗斯，还不如让汉人移民实边。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东北移民迅速增加，但依然是辽宁一带人数最多。清末，清政府有计划的向黑龙江移民，尤其是与俄罗斯接壤的地区，使俄国无所觊觎。
民国初年，日、俄两国侵略东北加剧，北洋政府加紧移民实边。交通部门为提倡移民垦殖，特别在京奉、京绥两条铁路线发售移民减价票，凡移民家属乘车，票价减少至平常的十分之四五，孩童在十二岁以下者，以及随身携带的农具，一律免票。由于政府大力提倡，加之内地兵祸、灾荒、匪患时起，北方等地向东北、内蒙等地的移民络绎不绝。1922—1931十年间，向东北移民形成狂潮。1921年，东三省人口已经达到2315万人，但到了1930年就达到了2919万人，百分之八十为山东人，其次是河南、河北，大部分是自发迁移。一部分灾民由政府及华洋义赈会筹款派送，前往吉林、黑龙江。内蒙古自清朝中叶，已经陆续安置过剩的汉族群人口。民国建立以后，由于京张铁路的开通，以后又延伸到包头，交通非常方便，加上政府的提倡，移民有了很大的进展。到1928年，热河省移民437万，察哈尔省移民199万，绥远省移民212万。
1904—1905年，日俄战争后，俄国被迫将辽东半岛转租日本，东北南部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没有任何理由和权力反对关内人口向东北迁移，但是他们非常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只能在自己控制的铁路线上，照价收费，不向移民减价。当时日本的一位专门人士就关内向东北移民做过如下反省：“日俄战争至今28年间，东三省汉人增加1400万，又九一八事变前每年100万，日本在满州的移民数目仅为17万，并且大多是朝鲜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从海路两个方面一直关内人口流向东北。同时，集中力量向东北移植朝鲜人和日本人，到1936年，进入东北的朝鲜人已经达到81万。
移民实边固然是晚清民国政府提倡的，但我们应该看到，促成这种局面出现的根本原因，则是清朝中国人口的膨胀，移民关外人广大贫苦农民自愿的。如果内地人口还和以往朝代一样，即使政府提倡，如秦朝移民河套，最终只能失败，如果东北、内蒙依然像清朝初期那样人烟稀少，极有可能成为强邻的领土。
危险天国
19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清朝的战败，人民负担加重，特别是由于广西的自然灾害，引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对于这次起义我们整天赞不绝口， 倒很为洪秀全惋惜。提起左宗棠时，我们就会说他是地主阶级的有识之士，对于中国的近代化起了一定作用，收复新疆是左宗棠一生最辉煌的事情，对此谁也无可否认，可他却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因此其本质仍然是值得怀疑的。甚至有人在评价林则徐时也是那样，但他运气极佳，死在了镇压太平军的途中，否则他的手上会粘满农民军的鲜血，晚节不保。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应该看他对国家的长远发展是否有利，他的行为是否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其他。
分疆裂土
太平天国存在着一个非常严重的弊端，可以说，这场运动不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对于太平天国我们必须把他同以往的农民起义区分开来，太平天国最大的特点就在于他的时代背景，即十九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制度在全世界范围确立，英法等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亚洲广大古老的封建国家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当时的清朝外患日益严重，二百多年以来，北方那个强悍的北极熊时刻在蚕食着我国的北疆，随着清朝的衰落，北极熊随时准备大举侵略，他瞄准了长城以北、新疆、西藏，要建立所谓的黄俄罗斯。英国在占领印度之后，一心要吞并西藏，还要向新疆南部渗透，在新疆南部，英俄矛盾非常尖锐。海上英国已经占领了香港岛，当时清朝的处境基本如此。
上述突特定的历史条件就要求太平天国及其他要推翻清朝的集团在推翻清朝统治之后还要抵御英俄等国的侵略，即维护东北、蒙古、新疆、西藏的国防安全，也就是说，清廷腐败至极，江山更替也要平稳过度，即在保持全国领土完整的情况下进行，因为中国历史已经进入了近代，我们的对手是几千年未遇之大敌，世界历史也已经步入近代，近代的民族国家基本形成，这就要求中国的版图只能合不能分，一旦分开，就很难再出现“久分必合”的大势了。因此，哪些集团如不能保持全国领土完整而硬要进行什么暴力活动就是与中国的根本利益对立，我们绝对不能接受。
那么我们来看看太平天国有无能力维护包括东北、蒙古、新疆、西藏在内的1300万平方公里领土的完整，令我们遗憾的是洪秀全集团根本就没有想过要统治包括东北、蒙古、新疆、西藏在内的1300万平方公里领土，且不说他们有无能力，根本就没想过！有清一代，存在着民族压迫，汉族群人民的反清活动一刻也未停止，“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的仇恨已经在汉族群人民的心理沉淀下来 ，因此太平天国就不可避免的带有强烈的民族复仇思想。太平军进入湖南后，就以东王杨秀清和西王萧朝贵的名义发布了《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中宣称：“爱新觉罗氏乃耶律完颜之类，流毒中原……下为中国解下首之苦，务期肃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很明显，一看便知太平军要干什么。这里的中国显然指的是中原，也即汉族群的居住区，“肃清胡氛”也就是要把满族人赶到东北去，恢复中原汉人的统治。我们不应忘记，1368年朱元璋北上伐元时的口号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而1894年孙中山成立兴中会时还用这一口好，即使早期资产阶级都具有这么大的局限性，更何况农民阶级。太平天国已经把中原跟满洲看成是两个对等的实体，把满洲人看作是异类，他们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接管清朝的全部领土，去统一大中国，而只是想恢复小中国。从本质看，太平天国本身就含有很大的分裂性，如果将满洲人赶到关外，恢复中原汉人的统治，那么将直接分裂中国。满洲太平军是不想要了，那么蒙古、新疆、西藏太平军还要不要呢？太平天国是不要了，洪仁玕对世界形势比较了解，在《资政新篇》中，介绍了世界上的强国英国、俄国、德国等等，也介绍了一些弱国，他说道：“马来邦、秘鲁邦、新嘉波、天竺邦、前西藏、后西藏、蒙古、满洲，皆信佛教，拜偶像，故其邦多衰弱不振而名不著也。虽满洲前居中地蒙古之地，亦不敢指认其为满洲固有之物，故不见称于各邦也。不过中国人前不能为东洋之冠冕，暂为失色，良可慨已。……奋为中地昌，以顶天父天兄纲常，太平一同江山万万年。”这里的中地指中原，非常明显，洪仁玕的目标就是使中原昌盛，他把马来邦、秘鲁邦、新嘉波、天竺邦与前西藏（青海）、后西藏、蒙古、满洲并列，这就是它的中国观。显然，满洲、蒙古、青海、西藏是不包括在太平天国里了。令人遗憾的是，蒙古、青海、西藏当时仍归满清统治，可在他的眼中，竟都成了独立国！
无力统一
即使太平军有置蒙古、新疆、西藏于中央统治之下的愿望，我们来看看他是否有这个能力。第一，他们没有力量。太平天国还基本处于冷兵器时代，而在冷兵器时代统一全国的政治集团需要强大的骑兵军团，这一点太平天国不具备，反而是退往关外的满清依然占有优势。清朝退往关外后，蒙古、新疆、西藏宗奉满洲的可能性极大，清军还没有入关就已经臣服了内蒙古，清朝的一个重要统治政策就是“联蒙制汉”，通过联姻等各种方式笼络蒙古各部，蒙古各部也比较忠心。就算蒙古、新疆、西藏趁清朝衰落产生离心倾向，由于经济、文化、生活方式的不同，他们绝对不会依附太平天国。所以太平天国占领北京推翻清朝后，还面临着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等强大骑兵军团的挑战，而自己又不具备这一优势，前途难测。中原王朝也可以发动统一全国的战争，如汉唐，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地理前提，那就是必须保证甘肃、宁夏，以及陕西、山西、河北三省北部地区的草原生态保持平衡。因为这里是中原王朝的军马基地，中原的农业区很容易向这里扩展，一旦草原生态退化，军用牧场的面积以及载畜量会大大下降，中原王朝就不可能有源源不断的军马补给骑兵军团，也就不能持久的发动统一全国的战争。太平天国时期，经过明清四百多年的垦殖，上述地区的草原生态已经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不仅这些地方，由于人口的膨胀，连内蒙古南部的大片草原也被开辟成了良田。纵然太平军可以利用清朝在中原的残余军马，暂时能够组建骑兵军团，但军马补给来自塞外，一旦被切断，骑兵战斗力则无法长期保持。
中央王朝对边疆的绝对军事优势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新式的枪炮装备军备中央军队后，尤其是清朝编练新军实现军对近代化后,骑兵在战争中的作用大为下降，中央与边疆的军事实力对比处于绝对优势。因此，以冷兵器为主的太平天国没有统一全国的军事力量。更何况清朝退往关外后,带走大量的财富，经济军事实力不可轻视,其固中原不足,守东北有余。东北再也不是明朝初年的落后状况。
第二，外国侵略者也不会让太平天国从容的统一全国。清朝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统一了全国，艰难曲折，险象环生，至今令人心有余悸，万一哪次战争失败了，今天中国的版图绝对不是这个样子。历史能否给太平天国哪怕是五十年的时间来统一全国？经过分析，我们认为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国的外部环境与清朝中前期比较起来，已经严重恶化，北方那个强悍的北极熊时刻在蚕食着我国的北疆，随着清朝的衰落，北极熊随时准备大举侵略，他瞄准了长城以北、新疆、西藏，要建立所谓的黄俄罗斯。英国在占领印度之后，一心要吞并西藏，还要向新疆南部渗透。海上英国已经占领了香港岛，美国、法国等列强对中国也垂涎欲滴。下面我们看一下列强对太平天国兴起后的中国的应对之策。
1854年，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搞了一个侵略我国的条陈：“1、设法使清朝向我国求援，然后我国出兵协助。2、假如清王朝大势已去，……清朝皇帝将得到俄国的保护，俄国将以武力保证他的帝位代代相承，永远不受侵犯。但我国必须在满洲设立贸易机构，以此作为交换条件。3、一旦中国政府发生变动，也不应容许新的中国政府将权力扩展到蒙古……，蒙古应受到俄国保护。假如蒙古希望加入俄国国籍的意愿表白的更明显，那就没有理由不让我国毗邻地区的居民实现这一正当要求。……4、中国一旦建立新政权……。一开始就要坚决要求中国一切港口对我国开放。”  从沙俄远东侵略头子的文件中我们不难看到：第一，他们要趁中国内乱，直接占领我国蒙古地区，东北也将成为附庸。第二，对于分裂后中国的太平天国地区不会平等对待，还要扩大侵略权益，要求开放一切港口。也就是说，边疆地区不等太平天国统一，早已被外国侵略者吞并，就连太平天国要“光复”的中原十八省，也面临着列强更大规模的侵略，而且要丧失比清朝时期更多的权益，因为国家分裂，局部地区对抗外来侵略的力量会更加弱小。太平天国没有机会统一全国，就连它自身独立自主也不会实现，列强不会因为他们信仰拜上帝教而尊重太平天国独立。
着力扩大海外市场的美国国务卿对驻华公使麦连发出了这样的训令：“……中国正在进行的革命活动，如果成功，国家政权转入他人之手的话，在你自由处理权的范围内，你要承认实际上的政府，并以这个国家现有政府的地位对待它。如果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出现分裂，组成几个政府，而在他们控制的地区内，形势稳定，那么对每个政府，你要以美国外交代表的身份出现，并和他们分别谈判这些条约，……”美国国务卿对太平天国做出了革命的论断，这是一种误解，对于太平天国，马克思也曾犯这样的错误。而对于太平天国会导致清帝国分裂的判断却非常准确，如果太平天国攻陷北京，清朝退往关外，中国必将分裂。
太平军攻下北京只能导致中国的分裂，因为侵略中国的国家不止一个，中国的运气没有印度那么好，印度近代最幸运的一点是他被一个国家占领，这样虽然沦为殖民地，但毕竟是统一的殖民地，而不是被瓜分。印度不仅民族众多，语言复杂，而且宗教纷繁，没有英国的征服，就没有印度的统一。印度历史上统一的时间非常短，只有阿育王的几十年和中亚蒙古贵族帖木尔的子孙入侵印度后建立的卧末尔帝国一百多年的时间，其余不是被征服就是分裂，即使阿育王和卧末尔帝国时期，也没有统一印度半岛南部，而这一点，英国人才帮他们实现了。英国征服印度后，又开始了对印度周边国家的渗透，相继站占领了中国、尼泊尔、缅甸、不丹、阿富汗的一部分领土，当印度独立后，他继承了这些东西，而且变本加厉的要求大英帝国都不敢夺取的迈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九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当然印度分裂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部分不是英国所能决定的，是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的结果，没有英国的政府，印度分裂的更厉害。而且印度还得到了那么多英国侵占的别国的领土，凭印度自己根本就没有那个本事。
就像俄罗斯侵占了中国西北部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而哈萨克斯坦独立后又继承了这些领土，显然俄罗斯的侵略多少还给哈萨克留下了一点遗产，哈萨克是不会归还中国的。而中国就不一样，鸦片战争前我们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由于外来侵略，我们丧失了三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千年一变
从洋务运动开始，西方的先进武器引入中国，中国开始了军事革命，使得中央的军事势力大增，从而引起了中央与边疆间军事力量历史性的变化。整个古代，欧亚大陆的北部是游牧部落的天下，而南部是农耕族群的世界，世界古代史总表现为游牧部族对农耕民族的进攻，除了北宋以前的中国。如金灭辽、金灭北宋、蒙古灭金、后金灭明、日耳曼人灭罗马帝国、雅利安人侵印度。游牧人生活在寒冷空旷的北方，由于生活条件的恶劣养成了他们勇敢善战的性格，也只有通过掠夺战争才能使他们发展壮大。而南部生存条件较好的农耕民族恰恰相反，由于土地肥沃，气候宜人，容易滋生骄、浮华、腐败、懦弱的习气，这就决定了农耕地区总是被动挨打。游牧部落一次次的征服了农耕地区，但他们进入了农耕区后，又被同化，而北方由于长时期的酝酿又形成了一个高压，呼啸南下，又征服了南方，但又被同化…而北方又在酝酿新的力量……整个世界古代史就是这样，中国秦汉隋唐时是个例外，但唐代以后也基本如此。而工业革命后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些落后的民族，军事力也真的落后了，只能被动挨打，世界才进入了由科技主宰世界的时代，而非野蛮、愚昧。
就算清朝非常腐败，但中国怎样才能避免几千年王朝更替的混乱局面，基本保持全国政局稳定和领土的完整，不给列强侵吞中国的机会？笔者认为，只有当中国在初级近代化的道路上取得长足进步以后，中国就不会因为清朝的灭亡而使国家陷入混乱、边疆独立、列强侵吞。初级近代化的标志：第一军事近代化，军对近代化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历朝末年群雄并起的局面，在冷兵器时代，朝代更替，但凡有血气者即可斩木为兵，横行一方，而且战斗力决不逊于正规军。这就容易引发更多的人，为争夺最高统治宝座而争斗不息，百里无宁日，天下一乱。而军对近代化以后，正规军的战斗力是稳定的，虽然也会有均阀混战，但数目小得多．由于掌握军权的人地位稳定，社会可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稳定。其次，军对近代化，可保持中央对边疆的强大威慑，巩固边疆。边疆的骑兵优势一直是国家统一的障碍，军对近代化，即可改变这一局面。从袁世凯天津小站练兵建立新式军对开始，中国陆军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1905年，北洋六镇新军建成，1906年，中国有三十五所武备学堂或训练机构，有军官287人，准新军官3448人，日本留学的有671名军官或士官生。1911年，新军编成了14镇，18混成协，4标，和一支禁卫军，总人数23万左右，增强了保卫国家的能力。
第二，信息近代化。中国幅员辽阔，信息不实现近代化，其他地区发生的事情传到京城，需要数十天不等，一旦政局动荡，极易土崩瓦解。实现了近代化，能够将松散的各地紧密的联系起来，拉近人们的心理距离，压缩分裂倾向，有利于中央对各地情况及时做出反应，巩固国家统一。信息近代化的表现之一是有限电报在全国各地的设立。1877年，在李鸿章的主持下，上海到直隶的电报线路建成，这是我国第一条自主建造的电报线路。以后又建成了天津到上海线，天津到北京线，长江线，广州到龙州线，到1899年，又建成了川汉线，川滇线，沪粤线，粤桂线，赣粤线，闽台线，东北线，西北线，延伸到了陕西、甘肃、新疆，洋务牌架设的电报线十几万里，大大促进了中国通讯现代化。信息现代化的第二个表现，则是铁路的大规模修建。1902年，中东铁路建成，1904年，胶济铁路建成，1905年，京汉铁路建成，这使华北和华中地区的军事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京汉铁路可以使军队向南北两个方向迅速集中。1907年，京奉（通往东北）铁路建成，1908年，沪宁铁路建成，1909年，京绥（通往内蒙）铁路、沪杭铁路建成，1910年，滇越铁路、陇海铁路建成，1911年，广九铁路建成，津浦（到南京）铁路大部完成，次年通车，民国初年，这些铁路大部分相继收归国有，铁路网初步建成，使中国交通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为民国时期经济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由于政局混乱，1912年到1928年，中国铁路建设进入停滞状态。
第三，思想近代化，也就是要有近代国家民族意识。近代以前，中国人没有国家观念，也不会产生强大的爱国主义精神，而流于一盘散沙。近代以后，这种局面变化很慢，如果不能形成统一的国家意识，清朝的大中国版图必将分裂。梁启超1902年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康有为等人不遗余力的宣扬中华一统的观念，极力反对革命者狭隘的民族观、国家观，革命者一致认为，明朝的灭亡标志着中国的灭亡，清潮是满洲人征服了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推翻清朝，实现国家独立，而不是反对西方列强。这种今天看起来异常荒谬的观点，在当时却为绝大多数人接受，也成为辛亥革命的主要动力。只有我们今天还在批判的立宪派、保皇派高举中华民族伟大旗帜，反对分裂国家。
康有为在《论革命》一文中写到：“大地既通，万国合较，凡蒙古、回部、西藏之人，言语未通，教化未同，犹当内其国之列，与之加亲。吾游印度北边，遇廓尔喀、哲梦雄之人，待吾加亲，开室以居吾，煮卖以食吾，凡遇中国人，尊之曰叔而敬礼之。以不通言语，不同教化之人，缘念同国，且属藩属，其敬恭亲爱如此，悠然动吾内其国之想，何况满人之合为一朝，同化中国，教化礼乐，言语服饰无一不同者乎？故满洲在明朝则为春秋之楚，在今则为汉高之楚，纯为中也。或者动引扬州十日之记，两王入粤之事，皆当时之荼毒，若思复九世仇者。此盖古时文明未开，敌国相攻之常。项羽、白起，中国人也。而项羽坑秦新安降卒二十四万，白起坑赵长平降卒四十万。故在开国之时，万国未通之时，分别内外，犹之可矣。方今大地既通，诸种并遇，匈牙利、土耳其说者方引而亲之，以为同宗，况满之与汉，虽非谓同母之兄弟，当亦比于同父异母之兄弟，犹一家也。”康有为在其他论及革命的文章中说道，“若革命攻满之义，不计本朝开辟东三省、新疆、蒙古、西藏，但计十八省欤？则割去三百万方里，（中国）尚小于印度二十二万英方里。” “谈革命者，开口必攻满州，此为大怪不可解之事。夫以开辟蒙古、新疆、西藏、东三省之大中国，二百年一体相安之政府，无端妄引法美已发生内讧，发攘夷别种之论以创大难，是岂不可已乎?”
保皇派与革命派关于近代国家观的论战，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胜利告终，革命者最终也自觉的接受了中华一统的观念，辛亥革命胜利以后，孙中山马上提出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观念，表示要接管清朝的全部领土，而不是中原复国。1912年颁布的《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中华民国的领土包括新疆在内的二十二行省、内蒙古、外蒙古、西藏、青海，中国的领土完整终于有了法律上的依据，中国人对于历朝奠基、清朝开拓的大中国的地理认同终于确定下来，中国近代国家认同最终完成。
而洋务运动后，兴办的军事工业大大增强了中央的军事力量，从此中央掌握了可以傲视全国的军事力量，使几千年的局面为之一变，在新式枪炮下，边疆几千年自恃强劲的骑兵的优势正在一步步丧失。如果说这种历史性的变化从洋务运动开始，那么到袁世凯建立北洋六镇新军时，这种局面完全确立。袁世凯自1895年在天津小站练兵时，就开始了军事改革，采用新法操练，实开中国陆军近代化之先河，功不可没，近代中国从此崛起。
因此，太平天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集团，事关中华民族的完整和统一，我们不能不慎重考虑，国家一旦分裂，其损失将是无法弥补的，他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以一个世界性大国的姿态屹立于东亚。历史不允许假设，但如果太平军举措得当，直捣北京不是没有可能。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清朝统治日益腐败，且故步自封，抱残守缺，其必然要被推翻，但由什么样的力量来带替他呢？应该是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化的力量，从这一点来说，19世纪中后期的洋务运动虽然步子迈得很小，但毕竟代表着中国前进的方向，孕育着中国的未来。当清朝母体内孕育的婴儿没有长成以至不能正常分娩的情况下，清朝依然能够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辛亥革命的时候民族资产阶级进一步成长，中国在近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好大几步，推翻清朝的时机方显成熟，也就在这个时候孙中山提出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观念，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才被大众接收，也就是说孙中山这时才作好了接管清朝全部领土的准备，彻底抛弃了太平天国狭隘的民族偏见。即便到了清朝气数已尽的时候，由于政权更替，结果丢掉了外蒙古，更何况近代化完全没有起步的太平天国时期，谁知又会丢掉多少领土。
因此我们只能说太平天国是清朝孕育的一个很不健全的婴儿，他不想也没有能力支撑那个庞大的帝国，从这一点上说，太平天国被镇压华民族之大幸。
内乱外侵
任何一个国家政权更替的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弄不好就是外地入侵，国家就会陷入分裂，中国历史一再论证着这样一个道理。近代中国“革命”一词，变得异常神圣，几乎无所不能，革命的光环蒙住了我们的眼睛，革命者全神贯注地与反动统治者展开了殊死的斗争时，对于革命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却一无所知。而中国每次由于革命而引起的内战，都被外国侵略者利用，使边疆丧失了大片领土。由于我们没有估计到革命可能产生的负作用而未雨绸缪，因此未能最大限度的维护国家利益，殷鉴不远。
沙俄强迫清朝签订的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正值太平天国发生的时期。太平天国虽然沉重的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清朝为了镇压太平天国，东北精兵大量南调作战，致使清朝东北边防异常空虚，为沙俄入侵提供了良机。 1854年，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根据俄国驻北京东正教传教士团领修士大司祭巴拉第提供的报告，他得出的结论说：“目前中国内乱（太平天国）正是开辟黑龙江航线的大好时机。”她又告诉穆拉维约夫说：“毫无疑问，中国政府由于内乱四起，不得不对我国采取妥协政策。”
面对沙俄不断向黑龙江流域渗透，吉林将军景淳向咸丰皇帝奏道：“伏思两年中俄夷出入，虽尚无侵扰事情，其所载人畜粮械，除占据阔吞屯，余在何处分布？无由而知，……又就人力论之，黑龙江存兵固多，病在无粮，吉林既无粮而兵又少。“昨见委员富尼扬阿据称，该夷晤谈时，问及南省贼势（按：太平天国），伊等告以金陵贼首已擒，即为称贺，盖深悉南氛之不靖而言耳。该夷本为乘隙而来，彼之进退，即视贼之消长。查吉林额兵一万一百零五名，四次征调七千名，已回者不及八百名。今三姓、珲春、宁古塔刻下为至要之区，三处仅至共存兵八百余名。虽令各该处挑选闲散团练乡勇，究之为数无几，到城驻守，行资坐费，无款可筹。可否就三姓、珲春、宁古塔三处征兵撤回二千名，以资防守？”吉林兵员匮乏，在清朝官员与俄国使者的会晤中，生怕俄国知道中国发生内乱，慌称太平天国已被镇压，但俄国人已经知道了，这对清朝极为不利。吉林将军已深刻的认识到，俄国态度的强弱将取决于太平天国势力的消长。对于景淳的奏请，咸丰帝的回答是，“景淳此奏，实属思患预防，惟此时粤匪未平，正在攻剿之际，调出官兵，万难遽行撤回。只可将备调余丁，勤加操练，以成劲旅。”
这个时候，许多人不假思索的认为，清朝不该把东北边防军大量南调镇压太平天国，致使边防空虚。他们的逻辑就是，太平军可以全力反清，但是清朝不应该倾全力镇压太平军，清朝应该以一部分力量与太平军作战，另外要调集重兵固守东北边防。这样的逻辑能成立吗？我们需要清朝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太平天国为什么就不能体谅国家艰危？
, 中国局势的动荡，也为沙俄侵占西北大片领土提供了良机。1847年，新疆七和卓叛乱时，沙俄趁机向新疆扩张势力，在我国领土上非法建立可帕尔堡垒后，又无理要求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三处同时通商。 1853年，正当太平军建都南京，开始北伐西征，清政府穷于应付之时，沙俄外交大臣于十二月指示西西伯利亚总督：“由于太平天国运动蓬勃兴起，中国西部各省免不了发生骚乱，其结果不仅喀什噶尔，就连伊犁地区……从中国分离出来，也不是不可能的。”1857年，倭里罕叛乱，沙俄又企图通过支持叛乱，达到独占南疆的目的。沙俄外交大臣命令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科瓦列夫斯基陈述对该事件的意见，科氏立即起草了一份题为《关于喀什噶而事态和我们对它的态度》的报告，要求沙皇政府在援助叛匪倭里罕和桌的幌子下，积极争夺喀什噶尔。只是由于清朝迅速平定了倭里罕叛乱，沙俄的阴谋才没有暂时得逞。
关于中俄西北部边界的谈判，从1862年8月延续到1864年10月，历时两年余，中国官员据理力争，沙俄蓄意破坏，期间中断两次。按说1864年清朝镇压了太平天国，应该可以腾出手来应对西北边疆，两年多的谈判清朝都没有屈服，何以1864年会屈服？江南平定了，西北又开始大乱，1862年西北回民大起义，起义军包围了西安达三年之久，1863年，平凉、固原、西宁、狄道、河州、宁夏先后为义军所占，直到1867年左宗棠督办陕甘军务，西北回民起义才逐渐被镇压。直接导致清朝抗俄信心完全崩溃的事件，则是1864年新疆各族反清大起义。1864年，库车的维吾尔族和回族人民首先起义，乌鲁木齐、莎车、伊犁、巴里坤、奇台、哈密、木垒、济木萨、昌吉等各族人民纷纷响应。在天山南北先后出现了以库车、乌鲁木齐、和田、喀什、伊犁为中心的五个割据政权，互不统属。五个政权相互攻伐，削弱了自身的防卫力量，给沙俄和阿古柏军队入侵以可乘之机。陕西、甘肃、新疆已糜烂不堪，清朝再也没有勇气和沙俄讨价还价了，伊犁将军明绪惊呼“内忧外患，保全为难。”清朝谈判官员急忙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堪分西北界约记》，在他们看来，早一点签，能少受些损失。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以后沙俄侵占伊犁地区，违背了《中俄堪分西北界约记》，我们收复伊犁就有了法律依据。左宗棠后来平定了陕甘回民起义，收复了新疆，通过外交谈判，收回了伊犁地区，但还是丧失了一些领土。可以看到，清朝并不是一味的妥协退让，如果政局稳定，我们的损失肯定会少一点.
外蒙古虽然1946年正式独立，但它在独立道路上迈出的关键性一步却是在辛亥革命时期。辛亥革命爆发后，沙俄认为这是他改变中俄边界的最好时机。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再叫嚷不要将机会错过。沙俄前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提出要将汉腾格里山——海参崴直线以北的北满、蒙古、新疆北部归属俄国，这样俄国的远东地区才会安全。最后他指出实现该计划的有利条件：“当前正在中国进行的革命运动增大了今天立即着手按上述改变中俄边界的可能性。”“满清王朝被推翻，于俄国有利，因为可使北满易于并入俄国。”1911年11月18日俄国代理外交大臣聂拉托夫给沙皇的奏折中说：“由我国利益的观点看，现在中华帝国的解体，在各方面都是惬意的。……我们可以利用情况，以便完成我国移民事业及巩固我国的边疆，我们在这些地方的行动自由，可能比现在大的多。” 所谓的完成我国移民事业及巩固边疆，实际不过是吞并中国领土的同意语。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倾注全力镇压南方革命，俄国外交部立即训令驻华公使：“华南革命运动给予中国政府的困难，我们可以加以利用，迫使中国政府以书面确定她在口头上已承认的，我们在蒙古问题上的地位。”辛亥革命前夕，沙俄军队进驻库伦，积极策划外蒙独立。1911年12月1日凌晨，外蒙古叛乱集团勾结一支沙俄军队，包围了库伦办事大臣衙门，并逼办事大臣三多三日离境，12月5日，三多被押解出境。12月16日，库伦叛乱集团正式宣布成立“大蒙古国”，1912年1月，乌里雅苏台被叛军占领，8月6日，科布多守军奋战数十天候作战失利，科布多城陷，叛军占领外蒙古全境。1913年《中俄声明》和1915年的《中俄蒙协约》，巩固了沙俄的殖民利益，虽然外蒙取消独立，中国只得到了空洞的宗主权和极其有限的权利。
但是，俄国趁我国辛亥革命策划外蒙古独立，我国也可趁俄国政局动荡收复外蒙古。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俄国政局混乱，失掉了对外蒙古的控制，日本却不断向外孟渗透势力。外蒙古的许多王公鉴于独立失算，又怕日本趁机侵占，所以酝酿重新归属中国。1919年10月29日，徐树铮率8000多军队进驻库伦，在徐树铮的压力下，日本驻库伦的军队120人的武器，全部上缴中央驻库伦办事处。1919年11月22日，北京政府接受外蒙古地方政府请愿，取消外蒙自治，自1911年以来，外蒙终于重归版图。
外蒙虽重归版图，但中俄两国的政局却向相反的方向发展。1920年，
直皖战争爆发，作为皖系重要将领的徐树铮，将外蒙驻军大部带回关内参加内战，皖系失败，外蒙古空虚。中国政局愈加混乱，以后又爆发了两次直奉战争，无人顾及外蒙。与此同时，苏俄政权日益巩固，白俄匪军窜入外蒙古，驻守的中国军队由于兵力微弱，与白匪作战失利，退出库伦，撤回国内。而红军以追击白匪为由，进驻外蒙古，外蒙发生革命，彻底倒向苏联，一切都结束了。
1913年，英国殖民者在西藏东南炮制了一条麦克马洪线，妄图割占西藏最肥沃的九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那里属于亚热带气候。由于当时中国政府拒不承认，英国殖民者没有公开这一阴谋，更没有实施占领。只是到了抗日战争末，趁中国全力抗日，英国殖民者才占据了我传统边界以北的小部分领土，而麦克马洪先以南的大部分领土仍归西藏地方政府管辖。1947年印度独立后，推行扩张政策，妄图侵占英国垂涎已久但没有占领的麦克马洪线以南大片领土。在中国政局最动荡的时期，即国民党逃离南京，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建立的情况下，西藏地方政府在外国势力的策划下，出现了分裂倾向。1949年7月8日，西藏摄政达扎在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里查逊策划下，突然切断了与外界的电讯联系，以西藏噶夏政府名义，通知中央政府驻藏办事主任陈锡章，以西藏境内的汉人中有共产党为由，限期驻拉萨的中央办事人员撤离西藏，完全封闭汉族学校，驱逐汉民，这就是“驱汉事件”。8月，中央办事人员全部撤离。
印度对新中国的政策是既拉又打，它较早的承认了新中国，1951年2月1日，当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中国侵略朝鲜的决议时，资本主义国家只有缅甸和印度反对，中国人民非常感激，以后还和中国一起提出和平共处五相基本原则。可在领土问题上，尼赫鲁是绝不含糊的。1951年2月2日，也就印度在联合国刚支持过中国的第二天，“印度政府决定接管虽然在麦克马洪线以南但仍是西藏政府的一个重要中心达旺。中国没有就印度占领达旺一事向印度政府提出抗议。但消息传到拉萨时，西藏人在印度驻拉萨使团前举行了游行示威。……鉴于1951年2月第一周对达旺的接管没有遇到来自中国方面的任何反对，印度政府正确的认为，这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心理上已经做好接受麦克马洪线为事实上的边界的准备。”（卡·古普塔：《中印边界秘史》） 从1951年到1953年，印度强行将其边界推移到麦克马洪线附近，印度政府甚至把麦线以北的朗久和兼则马尼划入该线以南，并在那里分设哨所。
印度侵占达旺是其侵占西藏大片领土的关键一步，这件事虽发生在1951年2月，但中国大陆并未统一，解放的地区正在“镇反”，政局依然不稳。1950年10月在昌都，解放军歼灭藏军主力5700余人，但由于朝鲜战争扩大，解放军没有继续前进。1951年4月，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抵京与中央政府开始谈判，5月23日达成协议，西藏和平解放。5月25日，毛泽东发出进军西藏的训令，1951年8、9月间，进藏部队分批出发。10月26日，第十八军进驻拉萨，其余各部也先后抵达指定地域，胜利完成进藏任务。可见，印度正是趁人民解放军没有进驻西藏的时机占领达旺（门隅地区首府），而且不断扩大对麦线以南门隅、洛隅、下察隅三各地区的侵略。不过，1953年印度才推进到麦克马洪线，而1951年底解放军进藏任务已经完成，整个1952年和1953年，印度疯狂的向北侵略，如入无人之境。尼赫鲁在1954年10月第一次向周恩来提出中国的地图问题，尼赫鲁指出中国的地图将印度的领土划进中国，他得到的回答是“赤色中国的新地图沿袭了国民党的旧地图，并不表示确切的边界线。1956年——1957年冬天，周周恩访问印度期间，……据尼赫鲁的证词，周恩来与他会谈，‘考虑到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暗含对麦克马洪线的默认。” （卡·古普塔：《中印边界秘史》） 这就使尼赫鲁产生误解，以为中国认可麦克马洪线。可见，在革命战争年代，革命者大多将目光集于国内，而很少关注由于内战而使国家边疆领土丧失，甚至不能明确国家的边界在哪里。否则，当1951年2月2日印度占领达旺的时候，中国政府决不会连抗议都没有提出，抗议是国际关系中表达不满最简单的行为方式，不需要也不必然要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像周恩来这样伟大的爱国者，在与尼赫鲁的会谈中，是绝对不会说出“中国的新地图沿袭了国民党的旧地图，并不表示确切的边界线”那样丧失原则的话。后来中印爆发战争，战场上中国胜利了，但中国军对撤退后，印度又占领了那片诞生了六世达赖的圣地。
马克斯韦尔在《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中写道，当中国军队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中国政府突然宣布单方面无条件撤军，这与其说让全世界都松了一口气，不如说让全世界都目瞪口呆。如罗先优先生所说，这实际上就是让自己付出巨大代价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化为乌有。那一片被中国军队收复而又放弃的土地，比西藏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富饶。那里海拔只有一二千米，有印度洋暖风的滋润，属亚热带气候，能生长菠萝香蕉，自然景观奇异，矿产丰富。雅鲁藏布江著名的“大拐弯”，可利用的落差2230米，如果横切大拐弯建一条40公里长的引水隧道，可建成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装机容量最低为4500万千瓦以上，是葛洲坝的17倍，是三峡的4倍，投资却比三峡低得多，没有移民、生态、战争灾难等问题。
画在中国地图上，而实际处于印度控制下的九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解放军作家金辉对那片土地这样换算：
——相当于一个江苏省、一个浙江省；
——相当于三个台湾、六个北京；
——相当于一个匈牙利、两个丹麦、三个比利时；
——相当于六个科威特；
——相当于十个英阿争议的马尔维纳斯群岛；
——相当于二十个日俄吵得不可开交的北方四岛；
——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一国被另一国强行侵占领土最大的一片土地；
——是中国版图的一百零一分之一。
金辉这样写到，“1962年印度于中国发生的边境战争，就当时看，胜利者和失败者是非常明显的。但经过三十年以后，胜利者没有失败者的名义，却具备了失败者的一切；失败者除了没有胜利的名义，却得到了胜利者的一切。”在今天麦可马洪线以南的地方，印度建立了“阿鲁纳恰尔邦”，移民达七百多万，比西藏总人口还多两倍多。
近代中国丧失了大片领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由于内战而引起的政局不稳却是一个共同因素。当一个顽固的政府不能顺应历史潮流，革命或内战是必然的。但是我们应该清醒的估计到，由于内战而予外敌以可乘之机，对国家根本利益的危害有多大？从而未雨绸缪，权衡利弊，最大限度的维护国家利益。另一方面，我们才能更深刻的理解总书记的一句话，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事，这绝不是一句官腔。鉴之于悲痛的近代史，由于内战而丢失的领土，我们几乎都没有收回。今天，我们更应理性地认识社会，避免极端情绪，努力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国基。
抗争列强
工业革命在西方兴起后，英国等国经济军事实力倍增，明末清初尚能打败西方东侵势力的中国，再也无法与西方抗衡。对于这时的中国而言，最迫切切的任务就是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经济体制，实现社会的近代化，而且越快越好。否则中西差距只会越拉越大，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一旦达到印第安人与早期殖民者的程度，中国人亡国灭种都是极有可能发生的。中国实现社会转型是非常困难的，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形成的至高无上的优越感，具有强大的惯性，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近代中国人很难承认自己落后西方，承认后又很难认清西方先进的根源：通商贸易、发展工业、爱国主义、竞争图霸、科教兴国、政治改良。我们非常遗憾的看到，在1978年以前，对中国政治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中，只有孙中山的思想和1927年到1936年中国政府的做法，更接近这些认识。
两次鸦片战争
1840年到1842年的鸦片战争，无疑是促使中国觉醒和转变的基点。虽然在此后的近二十年中，朝廷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但西方先进的文明逐渐涌入中国，林则徐等人已经认识到西方的强大，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声音，这段时间就是以后改革的酝酿期，不可或缺的一环。这次战争和以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对中国人来说，更多的是震撼和启蒙，而不是灾难性的耻辱。对于发动战争的英法两国，主要是为了商业目的，没有很强的领土野心，甚至可以说没有领土野心。《南京条约》直各占了香港岛，这显然是对中哦领土主权的侵犯，但他并不能说明英国要从中国夺取更多的殖民地。早在鸦片战争几十年前，英国就公开向清朝提出了在东南沿海占有一个岛屿的要求，以便成为其在远东贸易的基地，当时的舟山群岛也在考虑之列，这个要求显然是霸道的。鸦片战争打败清朝之后，英国要求割占的依然是一个尽供贸易的香港小岛，英国军对不久从稳固占领的舟山群岛撤退。在清军大败的前提下，英国的领土野心丝毫没有膨胀，和战前并无二致。在战胜的情况下，如果英国要占领更多的殖民地，他们绝对不会从舟山群岛撤军，像台湾、海南岛等清朝不易防守的地区，应该成为其首要攻占目标，可这些丝毫没有引起英国政府的兴趣。也可能由于英国欲望的节制，清朝统治者并没有完全醒悟过来。
第二次鸦片战争也是这样，由于清朝统治者对于世界形势没有清醒的认识，对应法等国怀有极大的疑虑，像外国公使进京这样对国家没有多少危害的事情，他们宁可割地赔款，誓死不从。外国向中国派遣公使，中国也可向外国派遣公使，有利于加深对世界的了解，在英国人赫德屡次劝告下，清朝才极不情愿的接受了近代文明国家最基本的外交形式。清朝与西方国家签订的条约，在没有实力改变的情况下，出尔反尔，激怒英法，本来可以避免的战争爆发了。这次战争使中国蒙受了更大的耻辱，圆明园被毁。但我们可以看到，英法到此时对中国依然没有领土野心，在进逼国都，皇帝外逃的情况下，在沙俄割占了中国一百万平方公里领土的情况下，法国对中国众多的沿海岛屿竟然毫不动心。英国虽然割占了小小的九龙半岛，但主要是为了保卫香港岛的安全，英俄两国在远东矛盾尖锐，香港到很容易被俄国海军占领。如果英国有很大的领土野心，在当时的情况下，就是割海南岛，清朝能不答应吗？
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建立的贸易体制，对中国是不利的，虽然有利于中国社会的转型。如果统治者认清形势，发愤图强，大力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完全可以和日本一样，在增强势力的基础上，逐渐修改不平等条约，实现国家独立。在实力薄弱的情况下，如果试图满腔热血的进行革命外交，甚至以使中西关系决裂为代价而强行废除不平等条约，最终只能使中国回到闭关锁国的状态，更加愚昧落后。近代需要与西方抗争，但必须是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运用法律手段，逐步收回权利，在我们收回了所有主权之后，我们还必须与西方进行贸易、合作，要想发展，中国离不开发达国家。
洋, 务运动<, BR>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统治者终于有所醒悟而付诸实践，发起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洋务运动，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开办军事民用工业，建立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使中国实力增强，无疑缩小了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尽管这个差距依然很大。洋务运动并没有因为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失败，清莫新政、民国的政治经济改革、今天的改革开放都是洋务运动的继续，洋务运动的思想是伟大的、正确的，也是国家富强的必经之路。至于晚清实施的效果不是很突出，则是因为该运动没有很好的推行，并不是方法错误。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人数太少，绝大多数的官僚依然愚昧无知，横加阻挠，致使洋务运动在广度很深度上大受影响，迟滞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不要过高的评价日本明治维新的君主立宪资产阶级性质，明治维新推行20年后，才颁布宪法，宪法中居然写上君权神授的观念，而且直接认为天皇就是神，不是人，依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可这些并没有影响日本的近代化进程，在天皇制国家的主导下，君民一体、万众一心，反而迅速实现了近代化。作为后起国家，要想赶超强国，只能在国家的主导下，制定符合国情的政策，而不是天真的以为建立了英美式的民主就能实现，德国日本均是这样崛起的。法美式的民主制度要建立，必须经过数十年的政局动荡，法国经过了83年在确立，而大部分国家就是经过一百年也未必能实质性确立，政治的进步不是一蹴而就的。可怕的是，政局动荡会极大的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落后国家，使得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洋务运动的性质基本相同，其区别在于学习西方的动力和决心有差异，由于两国的竞争关系，导致结果的差异就非常明显。日本和中国就像班里的两个学生，中国是个中等学生，学习的决心和热情都很一般，力量有限，成绩平平。而日本就是班里那个最优秀的学生，其意志坚决、斗志旺盛，成绩优异。中国也学了一些新东西，社会也在进步，但根本不是日本的对手。如费正清先生所说，日本具有西方民族所崇尚的民族主义思想，故能激发本国人民的爱国热情，这就是中日不同命运的关键所在。可见，日本的成功决不是因为政治上引进了西方民主制度。洋务派虽然没有取得超过日本的成就，这不是洋务派、洋务运动的错，而是那些愚昧无知人数居大多数顽固派的错，洋务派是当时中国最伟大的一批人，他们找到了一条拯救国家的正确道路，只是力量太小。尽管如此，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国的面貌逐渐改观，中国的领土基本上巩固了下来，而没有出现历朝历代灭亡后的分裂混乱军面。
帝国崩溃
1884年的中法战争和1894年的中日战争，是由于清朝为了维护封建帝国的尊严而进行的两次战争，越南和朝鲜都是清朝忠实的附属国。法国侵略越南，越南向清朝求援，清军入越，战争爆发。这次战争中，清朝福建水师全军覆没，但法国的海军司令孤拔被击毙，尤其是在陆战中，冯子材取得了镇南关大捷和谅山大捷，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只是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在清军胜利的前提下，签订了《中法新约》，虽然清朝承认越南是法国的保护国，但这是自1840年以来，清朝和欧洲强国交战而签订的第一个没有割地赔款的条约，陆战的胜利无疑增强了中国人的自信心和列强对中国的些许尊敬。有人将这次战争的结果称为不败而败，认为清军应该乘胜追击，扩大战果，与列强谈判，收回侵略权益。这些认识欠妥，以中国当时的实力，不可能在远东彻底肃清法国实力，更无力与列强修改不平等条约，乘胜即收，不失为上策。当时摆在中国人面前更加迫切的任务是，继续扩大和深化刚刚起步的洋务运动，迅速增强经济军事实力。而当时，除了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大吏在自己辖区内进行外，朝廷对此根本就没有达成共识，顽固派还在疯狂的敌视、阻挠洋务运动。直到清朝在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惨败之后，清朝才实行新政，不过，亡羊补牢也不算晚。
日本明治维新后，对俄国等欧洲国家妥协，“征韩论”成为朝野一致意见，日本最早打开朝鲜大门，在朝鲜扩张势力。1884年，朝鲜侵日派发动政变，妄图排挤中国在朝鲜的实力，袁世凯镇压了这次政变，亲日派阴谋没有得逞，日本为了夺取朝鲜，便把中国视为最大扎障碍。甲午战争与前三次战争有着本质的不同，英法等国只是为了商业利益，当时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更不是为了灭亡中国而发动战争。而日本不同，虽然当时他的目标是朝鲜，但是他的终极目标是灭亡中国，只是当时力量有限。尽管如此，甲午战争与前三次有着巨大的不同。第一，以掠夺中国土地为目的，战后割辽东半岛、台湾等岛屿。沙俄虽然割占了150余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那些地方异常偏远，加上不是通过战争取得，对当时的中国人并没有多大震动。辽东半岛是清朝龙兴之地的一部分台湾是中国的行省，两地在人们的心目中是非常神圣的，而日本却要强行割占。第二，手段残忍，在旅顺制造了大屠杀。前三次战争中，英法等国没有对中国和平居民进行集体屠杀。第三，巨额赔款，敲骨吸髓，根本不顾及中国承受能力，目的就是要最大限度的摧残中国。理智要求我们今天必须把日本与英法等国区别对待，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真正的敌人是谁。
正是由于日本对中国近乎毁灭性的摧残，才激起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列强对中国仅有的尊敬荡然无存。中国洋务运动的成果，部分外国人是承认的，加上清朝收复了新疆，一些人认为中国是有前途的，尽管改革的步伐比较慢，但甲午惨败改变了这一切。英国人菲力浦·约瑟夫这样写道：“1894年以前，没有一个国家认真的抱有对华任何政治野心，这样说无疑是公正的。中国是他们感到捉摸不定。他是那么大，以至于看起来是强有力的。”日本“打破了中国实力的虚名，直到那时为止，这个虚名曾遏制了欧洲国家对中国执行侵略政策。”中国人更是如梦初醒，不仅丧失了所有的附属国，连行省、满洲都要被割占，陈公禄先生这样写道，甲午战争引起了“定约通商以来，外交上未有之变局也。初鸦片战争，清兵虽败，中国尚未居于屈服地位，英法联军进逼北京，皇帝外逃，圆明园被毁，虽曰屈服，然于内乱未平之时，尚得诿称防御叛人，而不能专力对外也。中法安南之役，互有胜败。乃于此战，海军则北洋舰队全军覆没，陆军节节败退，天险要城相继失守。”
甲午战败唤醒了更多的人，终于促成了1898年的维新变法，试图深化改革，由于帝后争权夺利，以及慈禧昧于形势，变法失败了。列强支持中国变法的，尤其是美英法等国，他们虽然不希望中国强大，但他们也不希望中国统治者顽固保守。列强对慈禧太后的厌恶，以及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的提出，使得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顿时振奋，铤而走险，对八国宣战，引起八国联军入侵，是国家沦落到近代最无助的危险境地，差点被瓜分。之所以没有被瓜分，第一，列强争夺中国的矛盾。除了俄国，所有的国家都主张维持现状，为以后夺取更多的利益留下余地。如日本，他反对瓜分中国，只是想让自己以后独占中国，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强化了这一点。第二，中国人民的抵抗。义和团虽然愚昧落后，但却极端勇敢，虽然失败，但其勇武善战的精神是侵略者心有余悸，瓜分中国只能导致中国人民普遍自杀式的抵抗。连军统帅瓦德西说：“中国人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泯灭，无论欧美日本各国，均无次脑力兵力统治这天下四分之一的生灵。”第三，“东南互保”的妥协。清朝虽然对外宣战，但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明了世界形势的东南大吏清楚，对外宣战就是自取灭亡，他们公开地之朝廷的错误政策，与列强合作，确保自己辖区的稳定。山东的袁世凯也是这样的态度，以各种接口唐赛派兵勤王，维护山东的安定。义和团和东南互保看似截然对立的势力，对于中国避免瓜分的作用却是一致的，义和团显示了中国人的强硬，东南互保则显示了中国人的灵活，以实际行动告诉列强，他们可以而且能够与中国合作，维持现状符合列强的利益。当然，维持现状更符合中国的更本利益，中国人可以有机会东山再起，一旦被瓜分，中国可能永远成为一个地理名词，而不是一个国家。
经过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惨败，慈禧太后终于彻底醒悟，从1901年大力推行新政，戊戌变法的内容在被取消仅仅三年之后，又开始实行，新政的内容在规模和力度上都超过了戊戌变法。正当中国经历了60多年的艰苦摸索，大力实现近代化的时候，“华夷之辨”的幽灵泛滥了。一些以革命自居的人，捡起了朱元璋北伐元朝的口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怀着中世纪狭隘的民族偏见，无视大清版图的辽阔，无视汉族官僚军事政治势力的膨胀，无视满汉隔阂的日益缩小，无视汉族人民向内蒙古、东北、新疆、外蒙古的移民浪潮，疯狂的煽动族群对立，是全国人民的近代国家认同趋于混乱，“中国”的地理范围被缩小了三分之二以上，国家政局陷入了几十年的混乱。本来一战前后的一二十年，由于列强的矛盾激化而使其势力大为削弱的情况下，中国本可获得长足的发展，极大的增强捍卫过节主权的实力。可是，从1912年到1937年，由于中国政局动荡、内战频发，军事、经济建设缺乏国家计划指导，虽然也有进步，但不能令人满意。中国与日本的差距又被拉大了，此后，中国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在1894年，日本根本就无力灭亡中国，就那样一次战争，日本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革命的结果，不仅人权平等、民主共和没有实现，就连基本的生命财产也不能得到保证。1910年，东北三省爆发鼠疫，由于清政府咨询外国专家，采取科学的防疫经验，迅速扑灭了疫情，将损失降到了最低程度，只死了六万多人。1932年，陕西关中地区爆发霍乱，由于政局混乱，无人问津，杨虎城却心有余而力不足，结果死了三十多万人。而1932年的陕西交通比1910年的东北还落后，没有铁路，人口流动性不大，应该容易防治。
中华民族
清朝末年的保皇派、立宪派，在政治上我们总是指责的，可面对全国复杂的矛盾，尤其是狭隘大民族主义，他们的民族观空前的智慧和成熟。康有为、梁启超认为，中国境内的民族经过几千年的相互影响，差异在逐渐缩小，交流不断扩大，不能与外国民族相提并论，面对外国时，中国各族群自觉为一个民族，即中华民族。康有为、梁启超的发现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当中国社会各领域还处在近代门槛的时候，中国的民族理论完全近代化，直到今天，一直在指导着我们民族认同的大方向。
汉回——血浓于水
从唐朝开始，大批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从海陆两路来到中国经商、传教、学习，被称为蕃客，一部分人定居下来，与汉人通婚，建清真寺，传播伊斯兰教。宋朝时，又有一部分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来到中国，自称聚落，接受汉语和汉文化，与汉通婚，但保持伊斯兰教和自己的风俗习惯。元朝时，中西交通空前开阔，大批的中亚、西亚人被迁徙东来。大部分定居中国，与汉、蒙古、维吾尔通婚，开始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回族。回族是在中国境内形成的，中国是回族的祖国。明朝初年，统治者推行民族同化政策，不允许本族之间通婚。但由于伊斯兰教没有被禁止，回族不但没有消失，大规模和汉族群、蒙古族通婚，导致回族发展更快。回族和汉族群长期大量的通婚，导致西亚、中亚人对他们血缘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唯一留下的就是伊斯兰教的信仰。今天一些回族地区还流传着“汉妈妈，回爸爸”的传说。回族形成以后，和其他民族一道，为中华的发展和强盛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回族历史上伟大的人物有：元朝大文学家马致远，明朝初年的几位大将冯盛、常遇春、蓝玉，使中华海权空前高涨的郑和，受到广大人民顶礼膜拜的海瑞，其刚正不阿的精神直到今天还为人们称颂。
蒙汉——两千年的交融
蒙古系东胡，属北狄系统，炎黄部也可能源于北狄部，在四千多年前，中原没有多少农业区，绝大部分都是游牧区，炎黄的祖先也是由游牧逐渐转向定居的，在农业区出现之前，整个中国北方均属一个游牧系统，华夏部只是从中分离出来的一部。分离出来以后，又与它的母系统发生战和不定的关系。汉与北狄系统的交融长达两千多年，而且规模大空前，因此到了今天，作为北狄系统的继承者蒙古族，与汉族群在血缘、体貌上的差异已经很小了。商周时期，就与北方的鬼方、土方、烟云进行了大规模的冲突，到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大规模的交融。秦穆公即位以后，将犬戎逐出关中，迫其逃往河套以北。秦惠王时，灭义渠，得陇西、北地、上郡。晋国也是在与戎狄斗争中壮大起来。公元前594年，晋国荀林父败赤狄于曲梁，灭掉赤狄潞氏。经过十余年的征战，晋国终于吞并山西中北部的狄人部落。赵武灵王时，实行胡服骑射，在服饰上缩小了与戎狄的差距，更在心理上缩小了距离，赵国吞并了林胡、楼烦，打败了东胡，进一步扩大了与北狄的交融。秦汉与匈奴三百年的战争，当匈奴进攻时，经常会掠夺汉族群人口，成为奴隶，融于匈奴。而当匈奴战败时，也有数十万匈奴人投降汉朝，融于汉族群。霍去病河西大捷后，浑邪王、休屠王4万余众投降汉朝。东汉时，整个南匈奴内附。被匈奴被大败后，初一部分西迁外，相当一部分南下投降了汉朝。与蒙古发源及其相近的鲜卑族、乌桓族，大部分和匈奴一样，到了北朝后期，彻底与汉族群交融。即使隋唐皇室有着大量的鲜卑血统，更不用说平常的百姓了。隋唐大败突厥后，有许多突厥人南迁，或参加唐军，成为蕃兵蕃将，逐渐融于汉族群。最著名的就是突厥沙陀部，全部融于汉族群。如五代时期后唐皇帝李村勖，后晋石敬堂，后汉刘知远，均是沙陀族。辽金时期，大量的契丹族、女真族南下，在元朝时融于汉族群。
自成吉思汗后，大漠南北的部落、民族全部统归于蒙古族，这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从此大漠南北有了固定的民族，蒙古成了几千年所有残留大漠南北游牧民族的最终归宿。蒙古不是匈奴，也不是突厥的正宗嫡传，蒙古自古就生活在额尔古纳河一带，默默无闻。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强盛时都征服过蒙古。衰落以后，有的大部分迁出了大漠南北，没有迁出的又被新崛起的强者征服，逐渐被强者同化。
元朝武力统一中国，并以武力巩固其统治，在全国各地派驻了大量的蒙古军队。元朝统治迅速崩溃，在内地和南方各省的数十万蒙古军队未能逃出，大多数被明军俘虏和收降，有的参加明军。明朝初年，有大批蒙古军民进入内地，一些是明朝与北元历次战争中俘虏和收降的蒙古军民。在沈儿峪战役中，北元官员、将校、士卒85000余人被俘。在捕鱼儿海战役中，蒙古贵族、官员、士卒九万余人被俘，其中贵族、官员及家属照例被遣送南京，其余部众被安置在塞内卫所屯牧，与汉军杂处。有的是北明军迁徙的居民。如洪武四年（1371年），明朝大江徐达为封锁北元，将北平山后、沙漠遗民近20万人迁入塞内各卫所。有的是为躲避蒙古地区的战乱和灾荒，由首领率领主动投向明朝。如洪武十四年（1381年），故元将领火里火真率领将校41人，部众177户投明。永乐三年（1405年），北元平章把都贴木尔和伦都儿灰率部5000余人投降明朝。明朝初年进入内地的蒙古人有好几十万。散居内地的蒙古人与当地居民杂居，从事各种职业，各自谋生，或参加明军。明朝为了防止内地蒙古叛乱，将其贵族、官员、首领与部众分别进行安置，上层留居城市，部众分散全国各地。明朝还对内地蒙古采取强制同化政策，在《大明律》中明确规定，“不许本类自相嫁娶”，并令他们改汉姓，取汉名，改变服饰。由于长期的杂居、同化，内地蒙古族基本上融合到汉族群和其他民族中。在云南、河南、四川的个别地区，气候人至今还保留着蒙古族的特点和传统。
汉藏同源
藏族的前身是吐蕃，而吐蕃的祖先是秦汉生活在青海、甘肃的羌族，羌族的一支逐渐迁移到西藏高原，与当地居民融合，形成吐蕃。而黄帝据说就是源于羌族的一支，源于周人、秦人均与羌族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羌族、氐族大量进入中原，而当时的关中，羌族、氐族占到总人口的一半，不能再叫少数了。唐朝安史之乱后，吐蕃攻占了河潢、陇右，长达七八十年，有一百多万汉人被吐蕃同化，成为藏族的一部分。羌族不仅成为汉藏的共祖，而且还演化为今天的一些族群，羌部的一支进入西南的云贵、长沙诸水系，成为西南现存族群中最普遍的古代族源。今天的纳西族群、彝族群、拉祜族群、哈尼族群等，都不同程度地保留着父子连名制、火葬习俗、披毡衣穿着等远古羌人的文化因素，都有着其祖先来自西北昆仑山的传说。汉藏之间除了直接的相互交融外，还有一些纽带，第一个就是土谷浑。北朝时期，鲜卑族的一支前到了青海，与当地羌族融合，形成了土谷浑共同体。唐高宗时期，吐蕃吞并了土谷浑，土谷浑大部分成为吐蕃的一部分。而有一部分土谷浑族随着贵族逃到了唐朝境内，逐渐融与汉族群。汉藏之间的第二个纽带就是党项。党项原居四川西部、青海东南部一带，吐蕃兴起以后，吞并了党项的地盘，一部分党项人在唐朝的允许夏迁到了甘肃东部、宁夏南部、陕西北部。没有迁走的党项融玉兔烦，东迁的党项后来发展成西夏。西夏灭亡以后，南部的党项融于汉族群，北部的党项融于蒙古族。由于长期的交融，汉藏之间的差距已经很小，尤其是与青海、甘肃汉族群的差距就更小了。13世纪西藏思想界出现了蒙、藏、汉同源的说法。《汉藏史集》中记载，汉族群、蒙古族群、藏族群以及门巴人是一母所生的兄弟，这在西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代，当中央无暇顾及西藏的时候，西藏人民会自发地反击英国对西藏的侵略，其表现出的爱国精神令人感动。
汉维——亘古远亲
新疆的本土居民有三个组成部分：在新疆东南部若羌一带有羌族，在东部有一些蒙古人中，而在南疆大部分地区，则属于欧罗巴人种。维吾尔族群与汉族群有着共同的分支祖先，那就是羌族，今天新疆的若羌县就是古代迁到新疆羌人最早的根据地。维吾尔族在宋末的时候才开始形成，而汉族群与维吾尔族群的交融从秦汉以开始大大加速。自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建立以后，汉军大量进驻西域，进行屯田，屯田的士兵大多携家带口，也有就地通婚的。东汉灭亡以后，群雄蜂起，天下大乱，原来散驻天山南北的汉军纷纷东撤，聚拢与高昌壁、楼兰国一带，即今天的吐鲁番及罗布泊水域，再也不能东返，与当地人一起生活。北朝前期，因孔雀和改道，楼兰绿洲萎缩，汉军不能在此留驻，全部转移到高昌。这样，西域的汉人几乎全部集中于吐鲁番盆地。高昌成为一个郡，先后归属于前凉、前秦、北凉、西凉，西凉时，高昌郡屯田扩展至伊吾。北凉河西地区陷于北魏，北凉王裔沮渠氏西迁高昌，史称后北凉，依旧独立为国。自此，高唱郡演变成高昌国。高昌沮渠氏王朝灭亡后，又相继又阚氏高昌、张氏高昌、麴氏高昌等几个王朝代兴。其中麴氏高昌享国最久，一直延祚到贞观十四年（640年）。高昌本为车师前国所在地，在汉人大量进驻后，已经被同化，与麴氏、阚氏、张氏等共为高昌豪宗的车氏，即是其后裔。高昌政权是汉人的移民政权，当然，高昌的汉人也深受当地人影响。唐朝崛起后，国势大盛，北灭东突厥、薛延陀，西灭西突厥，大漠南北、流沙东西尽入唐朝版图，进入新疆的汉人达到空前规模。唐太宗时，灭高昌后，设西州、伊州、庭州，在新疆东部地区实行郡县制。又在天山南北设置安西四镇， 大量驻军。安史之乱后，唐朝衰落，791年，北庭大都护府陷落，808年，安西大都护府陷落，吐蕃一度接管了整个西域。840年，回鹘汗国灭亡，回鹘离开了蒙古高原，一支迁到了高昌，建立高昌回鹘汗国。高昌在西汉以来，长达近一千年的时间里，本来居住着大量的汉人，高唱统治改地以后，一方面结好这些汉人，另一方面大力奖掖回鹘语化，这样导致本地的汉人成为操双语的民族，而最终被回鹘完全同化，成为维吾尔族的来源之一。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汉维融合的痕迹，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比喀什地区的维吾尔族和汉族群更相似，有些维族你可能把他误认为是汉族群。也有些甘肃一带的汉族群，你可能把他误认为是维族。耶律大石西迁后，作为辽国统治支柱之一的汉人，大量随迁，人数有十万左右，最终都融于维吾尔等民族中。蒙元时期，许多汉人随蒙古西征，来到西域，或是被遣驻军，西域的汉族群人数大为增加，但最终还是被同化。也就在元朝，维吾尔人作为色目人的一种，大量进入中原，而且地位远在汉族群之上，与蒙古族一起成为统治民族。内迁的维吾尔，大多数都融与汉族群。有些维吾尔直到今天还保留着本民族的一些特色，集中在湖南的桃源县，由于和汉族群长期的交往，他们与新疆的维吾尔差别已经很大了。汉与维吾尔的纽带有回鹘和契丹。回鹘是维吾尔的一支重要的来源，而回鹘的一支迁到了甘肃西部，部分被汉族群同化。西迁的契丹连同西迁的汉人均融于维吾尔等民族中，而没有西迁的契丹大部分融与汉族群。
其他族群
上面也只是简要介绍了有一些差异的族群，而对于其他族群就不用一一分析了，因为其他族群和汉族群的差距更小，尤其是南方的各族群。当然还有许多族群相互间的联系比同汉族群的联系更紧密，如藏族群和蒙古族群等等，这也是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条件。中华民族走到今天，已经到了成为一个真正民族实体的临界点，只要政治上不再刻意的挑起族群对立，切实采纳北大马戎教授智慧的民族政策，中华民族必将成为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民族。如对于春节，汉族、满族、锡伯族、达斡尔族、蒙古族、朝鲜族、壮族、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瑶族、畲族、黎族、土家族、普米族、毛难族、傣族、土族、乃至回族、撒拉族也普遍过春节，其中大多数还过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尤其是清明节，最能增强全国人民的团结和凝聚力，对去世亲人的纪念，人都是共通的。如能提高清明节的地位，放假数天，人人祭奠祖先，孝敬父母，能慎终追远，则民德归厚矣。

第七章    走向世界
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意识陷入了机械论、教条论而不能自拔，近代先烈的每一次伟大抗争，我们都要看他是否上升到政治制度层面，否则，失败了就是咎由自取。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谈生产力了。明明没有先进生产方式的产生，或是产生了力量及其薄弱，但我们这时却要上层建筑强行脱离经济基础，达到想当然的程度。这种幼稚浮躁的毛病根深蒂固，以至在掌握国家政权之后，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我们总在贬低1840——1949年中国的执政者，由此而株连到整个一百多年的历史。在我们的印象中，这一百零九年惨不忍睹，有许多令人痛心的事情也属事实。但我们巨大的失误在于，我们没有看到这一时起中国社会空前的进步，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进步。有些进步我们无法掩饰，但也能把他的进步意义缩小到极点，甚至也能转化为执政者罪恶的污点之一。我们的失误在于我们始终不能站在国家民族的角度来对待历史，我们试图通过猛烈的攻击历史上敌对的政治集团来树立我们的自豪、自信，甚至想培养爱国主义，结果受伤的是我们自己。因为那是我们祖先走过的道路，他们是当时中国合法的统治者，对他们不遗余力的批判，就是在批判我们的祖先，最终受伤的只能是我们自己。一个对祖先随意亵渎的民族，不会有美好的未来。
我们今天谈到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时，总是说底子差，起点低。可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体谅到清末民出中国执政者的更加恶劣的环境，外有列强侵略，内有分裂叛乱，还有许多对政府不满的集团准备随时起义。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依然使国家挺了过来，基本保持了国家领土的完整，实现了社会的转型，他们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学习近代历史，就是要着眼于我们为什么没有被征服?为什么中国的疆域没有退回到汉末、唐末、元末的状况？为什么中国的国际地位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会逐步上升？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才会更接近历史，汲取近代血的教训之后，更能增强自信心，才能增强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才能万众一心，早日实现工业化。
军国奠基
洋务先烈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一些进步的爱国人士看到西方的舰船利炮，开始学习西方。他们参照西方兵器，试图在手工生产的基础上，改进和创造新式武器。如林则徐制造炸炮，丁守存造地雷，潘仕成造水雷，龚振麟造人力驱动明轮的等。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开始大力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开始制造枪炮弹药，仿照前装步枪，生产水雷、火药，江南制造总局制造了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操江、福星等一系列木质战舰，这是中国最早自制的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战舰。到七十年代，机器局大大增加，在全国有十五处。各级器具都能大量生产机制火药，制造各种枪炮弹药。几个大的机器局，已经能够制造前装马步炮和要塞用前装炮。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总局已制造出铁甲舰、巡洋舰等二十余艘。经过科技工的努力，中国与西方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
中法战争到甲午战争期间，中国自制的火炮技术进一步发展。除能自制中小口径野炮外，还能制造大口径后装线堂要塞炮。这一时期的江南制造总局和福州船政局等制造了二十余艘铁甲舰，还从国外购买了二十余艘铁甲舰。1895——1911年间，中国军事力量又有很大的提高。1905年，清政府拟定全国建立三十六镇的庞大计划，自制武器不能满足需要，大量进口。1905年后，德制马克沁、法制哈其开斯重机枪开始输入中国，中国开始用自动武器装备军队。1908年，陆军的几个镇成立了气球队，作为侦察工具。1910年，清政府从法国购买飞机一架，并在北京南苑创办飞机制造厂，这是中国最早拥有的航空器。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军事工业又有一定发展。一战后各国向中国倾销武器，各军阀也依*帝国主义支持而争夺地盘。中国兵器向着多样化、自动化的方向发展。轻武器除步骑枪外，手枪、手榴弹、冲锋枪、轻重机枪、轻迫击炮等，已大量装备军队。重武器如步兵平射炮、山炮、野炮、100毫米以上的榴弹炮、野战加农炮、重迫击炮等，也普遍使用。1913年，北京政府在南苑建立中国第一所正规的航空军校，从法国购买“高德隆”双翼飞机作为教练机。1920年以后，直系、奉系、山西、浙江、江苏、山东、云南等大小军阀及广东军政府，各自向英、法、德、俄、美等国购买飞机，达三四百架，各自组建航空队，并用于内战。此外，高射机器、高射炮、装甲侦察车、轻型坦克等一战中出现的武器，也开始使用。
这一时期，北洋政府和各省陆续兴办了一些航空工厂，有些开始制造飞机。广州军政府1922年在大沙头设立飞机制造厂，并于次年制成飞机一架，正式命名为“乐士文”一号。海军部于1918年在福建马为设立海军飞机制造出，1919年制成水上教练机一架，到1927年，先后制成教练机、侦察机、海岸巡逻机等十多架，均为木质双翼飞机，这是中国航空工业的开始。1932——1936年，各兵工厂生产的主要武器产量是步枪325942支，机枪3617挺，82迫击炮976门等。
海军飞机制造处于1931年迁到上海后，到1937年前，制成水上飞机10余架，陆机10余架。大沙头飞机场迁到韶关，1928——1936年间，先后制成教练机、战斗机、轰炸机60多架。地方军发如广西、山西、福建也建立了飞机工厂，制成飞机数架至十数架不等。国民政府于1934年在杭州创办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和保险伞厂，抗战开始后，分别迁往云南和四川。1936年从广东地方接受的韶关飞机制造厂，改为第一飞机制造厂，后迁往昆明。韶关飞机制造厂于1936年仿制成功美制“霍克Ⅲ”是双翼战斗机，并批量生产，在当时性能比较先进。1936年，国民政府在南昌设立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后改为第二飞机制造厂，前往四川。1939年在昆明设立发动机制造厂，后迁至贵州大定。1941年又在成都设立第三飞机制造厂。上述各飞机场在1936——1946年间，共制出教练机、侦察机、战斗机、轰炸机、滑翔机等400余架，但发动机和主要零件自外国输入。
抗战前，中国空军自制及购入飞机大约600余架，数目不少。但有些性能较差，抗战开始后，中国空军正式编制的飞机只有296架。抗战初，中国空军驾驶上述飞机和中国自制的新霍Ⅲ战斗机，曾在上海会战中给于数量上占很大优势的日本空军以沉重打击。1937年8月14日，日本鹿屋航空队的13架轰炸机空袭杭州，中国空军第四大队的四架霍克战斗机，在大队长高志航的率领下，一举击落日机3架，获得第一次空战的胜利。8月15日，中国空军在上海地区的空战中，又击落日机34架。到八月底，号称空中精锐的日本木更津和鹿屋两航空队的100多架飞机，歼灭过半。使自诩为擅长战略轰炸的木更津航空司令石井义将达佐，因自愧而切腹自杀。击伤日本舰船10余艘，由于连续作战，损耗得不到补充，上海空战结束之后，中国能用于作战的飞机已经所剩无几。1937年末，苏联援助的中国的200架飞机到达武汉，国民政府又从英国购买一批战斗机。1938年2月18日，日军轰炸机15架在30架战斗机掩护下空袭武汉，这时已经装备苏联援助飞机的空军四大队，在大队长李桂丹率领下，以19架战斗机迎战，12分钟内击落日机12架，中国损失7架，李桂丹牺牲。4月29日和5月31日的两次空战中，中国空军第四大队与苏联空军支援对联合作战，又击落日机36架，中国损失4架，伤3架，使日本海军航空队损失很大。在此期间，中国航空队第一第二大队曾以30架轰炸机，于2月21日轰炸了台北松山机场，炸毁了停在地面的日机30多架。5月2日曾以两架轰炸机，在日本本土九州等地散发了100多万张传单。这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受到飞机空袭，世界各国报纸称之为人道的远征。在抗战初的一年三个月内，中国空军主要用苏制飞机，共击落日机227架，击毁地面飞机141架，炸伤炸沉日舰175艘，有力的打击了日本的侵略嚣张气焰。
军制革新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认识到清朝军事建设的全面落后。袁世凯说，“中国军政废除，匪伊朝夕，其弊端的之尤著者，在于营制不一，操法不齐，器械参差，号令歧义。”其认识可谓深刻。日本陆海军基本完成了近代化建设，实行义务兵役制，建立了现役与预备役，陆军改行野战师团制，成立参谋本部和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到甲午战争前，日本的战争机器已经全盘近代化了。面对着日趋军国主义的日本，清朝陈旧的战争机器如何也不能抵御。清朝陆军长期实行营建制，营以上无确定建制，平时分散各地，互不统属，战时凑在一处，难以发挥战斗集体的作用。没有组成以步兵为主，骑兵、炮兵、工程兵为辅的合成军队，制定合同战术，进行合同训练。这种营制难以容纳近代各种火器和有效的组织兵种协同，不易发挥军队的整体威力。
面对甲午战败，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用西方军事制度和技术，袁世凯提出了编练新军的具体方案。新建陆军打破营哨体制，实行镇、协、标、营、队，即师、旅、团、营、连建制，见步、炮、马、工程等兵种，以镇为合成单位，这就有利于合成作战。装备上，全部更新世界先进武器，从而结束了百年冷热并存的状况。士兵招募要个限制年龄、体格、文化、德性等标准，素质大为提高。军官的任用晋升打破了荫袭、武科、军功等数百年的旧传统，实行近代军事学堂培训与深造制度。清朝废除了武科，兴办学堂，使军官群体的知识结构发生了飞跃性的发展。训练使用西方操典，聘请洋员教习，甚至让洋人担任主官，完全西化，不越骑射的传统被抛弃。在军队管理上，袁世凯仿照西方军队，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使新军的一切行动都有明文规定。在指挥系统和后勤体制上，建立起类似西方的参谋部和后勤保障机构。改革军制，建立新军，是清朝末年一项基本国策，推动了军事近代化的发展。
1901年，清廷编练新军。1902年，袁世凯提出后备役制度的具体方案：常备兵服役三年后退为预备兵，再三年，退为后备兵。这样后备有人，遇战征调。这样西方建立了类似西方的后备役制度，改变了临战招募的陋习。1902年，袁世凯开始编练新军，进一步完善了军队的管理和训练制度，使军队管理训练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制度化和规范化。1903年12月，清朝设立练兵处，统筹全国新军的编练事宜，各省设立相应的督练所，分管各省的编练事宜。1904年9月，练兵处以北羊常备军军制为基础拟定并颁布《陆军营制响章》，就全国常备军的体制、编练、官制、饷章，以及征募、训练、装备、纪律做出具体的规定，确定了陆军近代化建设的基本理论原则，同时提出了编练36镇的设想。1905年，北洋六镇完成，总兵力7万人。同年，清朝下令统一全国陆军番号。1906年，兵部与练兵处合并，建立近代的陆军部，统辖全国陆海军，建立中央集权的军事体制。1910年4月，正式设立海军部，颁布《海军部暂行管制大纲》，晚清军制开始面向世界。
新建的北洋常备军，日益缩小了与世界先进国家陆军的差距。1905年，北洋六镇中抽调两万余人在河涧府举行秋操。次年10月，北洋军与张之洞湖北新军共33000人在彰德府举行秋操。两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均受被邀参观的驻华使节和中外记者的好评，他们称赞新军在编制、装备、训练、军纪和军容等方面，给人面貌一新之感。这与袁世凯大胆革新军制，认真效用西方，从严管理、从严训练的指导思想十分不开的。短短十年中，中国军事实力迅速上升。1911年，一位美国驻华武官指出，“除以外因素，至少必须有5万人的外国军队才能夺取北京。”美国历史学家鲍威尔也曾指出，“一支小小的外国军队能够在中国登陆，并且夺取任何重要目标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军事教育
甲午战败，使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重文轻武的社会风尚受到强烈冲击，“整军经武”和弃文从武的风气弥漫全国。人们清醒的认识到，“整军御侮，将才为先”，“设立学堂为练兵第一要义”。1896年2月，张之洞在南京建立江南陆军学堂，招收150名13—15岁的学生，聘请德国军官教习，学习近代军事和科学知识。同年5月，袁世凯在天津小站建立新军行营武备学堂，分德文、炮队、步队、马队四科，聘德国人为教习，生员230人。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战争的强烈刺激下，中国出现了一个用近代科学知识，武装自己的新式军事教育运动。
随着新使教育的推行，1901年，慈禧宣布废除武举，各省纷纷建立武备学堂，从此，军事学堂成为清朝军官生长的主要途径，确立了新式军官在军队中的地位。他激励人们学习先进的军事科学，改变了军官队伍的知识结构，大大促进了近代军事教育的发展。从1896—1904年，各省共建立军事学堂19所，军官、将弁、步兵、炮兵、参谋、测绘、军医、马匹、军械、后勤、示范、宪兵等学堂林立，另有海军学堂四所。
1904年，在袁世凯的建议下，兵部会同练兵处颁布了《陆军学堂办法二十条》，规定全国设陆军小学堂、陆军军官学堂、陆军大学堂。学生递次逐级深造。陆军小学由省办，学制三年；陆军中学堂全国办四所，北京清河、西安、武昌、江宁各办一所，接受各陆军小学毕业生，学制2年，毕业后入伍4个月，在选进军官学堂，学习一年半后，充任排长等职实习，2年后再选进陆军大学堂。京师陆军大学堂教授高级兵学，培养用兵指挥人才，学制2年，毕业后充当参谋或高级军官。这一制度比较周密，是晚清军官教育的一大进步。1905、1906年，袁世凯奏准设立北洋军官学堂和北洋陆军将武堂，以弥补陆军大学堂一时难以筹办之不足。1908年统计，陆军各军官学堂和专业学堂约有一万名学生。省立巡练、巡防营军事学堂还有600名学生。1911年10月，全国军事机构共有70余所。同时还派遣留学生，1911年，在日军事留学生由2000多人，此外还有赴英、德、法等国的军事留学生。
由于新军大量培育和任用有近代科学知识的青年军官，使新军军官群体在知识与年龄结构上发生了重大的，从旧经验型军官群体进化到知识性、技术化的近代军官群体，较大的提高了军人的社会地位，这在中国近代军事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捍卫边疆
凡是改朝换代时最危险，国家极容易分裂，而且遭遇外来侵略。梁启超也认为，革命会导致国家大乱、分裂，予外敌以可乘之机。“中国每当国内革命时代，即外族势力侵入之时代也。”“刘项阋而冒顿坐大，八王乱而十六国成，安史扰而蕃鹘自强，五代焚而契丹全盛，闯献毒氛遍中原，而满洲遂尽收关外部。”我们看一下，清朝灭亡后，执政者对于国家走向分裂的历史规律怎样应对。
巩固新疆
我们虽然为近代失去的领土痛心，但我们应该珍惜现有的国土，更不能忘记在中国历史上最无奈的时代，挺身捍卫疆土的英雄。在西北方面，贡献最大的要数左宗棠，其次就是杨增新，他是新疆第一任都督。清朝时，外蒙古分为四部分，即唐努乌梁海、科不多、库仑、乌里雅苏台，今新疆阿尔泰地区隶科不多，属外蒙古。外蒙古宣布独立时仅辖有唐努乌梁海、库仑、乌里雅苏台，后来唐努乌梁海为沙俄所占。辛亥革命后，沙俄策划外蒙古独立。1912年春，外蒙古军攻占科不多，进而企图吞并阿尔泰。当时中央政局一片混乱，没有力量顾及科不多。而新疆都督杨增新敏锐地认识到，“阿存则新疆可保，阿亡则新疆难以独全”，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在新疆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尽最大的努力，派出最精锐的部队支援科不多。在科不多痛击外蒙古马队，由于部队只有一千余人，后援不济，痛失科不多，守军西撤阿山口，凭险固守，一次次地打败外蒙古马队的冲锋，使敌人不能越雷池一步。阿尔泰地区就这样保存下来了，这里有我们骄傲的北冰洋的唯一水系——额尔齐斯河，还有那令人神往的喀纳斯湖，以及无数的森林、草原、宝藏，当你看到这一切的时候，请不要忘了民族英雄杨增新，如果他懦弱无能、谨小慎微，这一切将会永远失去。可今天又有几人知道他，即使在近代史中提到他的时候，我们也把他当作一个穷凶极恶的军阀而严厉贬斥。对于他捍卫疆土的千古壮举，一些学者却昧着良心，说他在吞并阿尔泰以充实自身实力，当时的阿尔泰地区确实不归属新疆管辖，但是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是每一个公民的神圣义务。这些学者的思维真可谓新颖独特，难道阿尔泰被外蒙古吞并就满意了？一些历史工的思想竟然混乱到这种地步，连基本的爱国、卖国都分不清，甚至颠倒黑白。
相对于领土而言，最令人痛心的是我们的民族出现了历史上空前的分裂，我们在文化上已经走向了背叛祖宗的道路，光辉伟大的四千年历史，甚至也奇怪的变成了中国人巨大的心理负担。我们失去了祖先征服世界的勇气，变得奴性十足，专好窝里斗，甚至不择手段，下面我们看看世界上令我们脸红的事情，好好的想一想，难道还有什么能够超越国家利益？19世纪60年代前后，美国南北两大集团围绕着新开辟的西部领土实行何种经济制度而尖锐化，1860年共和党人林肯当选为总统，击败了代表南部种植园主利益的民主党，引起了南方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看林肯总统的态度如何？远在1858年的一次演讲中，林肯就明确表示：“分裂之家不能持久，我相信我们的政府不能永远忍受一半自由一半奴役的情况，我不期望联邦解散，我不期望房子崩溃，但我却期望它停止分裂。它或者将变成一种东西，或者将变成另一种东西。”我们看一看，林肯虽然代表的是北方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是他执政的出发点却不是北方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是整个美国联邦。林肯说得很清楚，他却期望他停止分裂。它或者将变成一种东西，或者将变成另一种东西。要么北方工商业资产阶级胜利，要么失败，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家的统一。专好自相残杀的中国人快想一想，什么叫做林肯式的伟大？
十世纪的朝鲜分裂为三个部分：高丽、新罗、百济，高丽王朝的建立者是王建，他以收复高句丽的事业为己任。当时与高丽对抗的只有百济，百济不断地进攻新罗和高丽，甚至提出联合中国大陆的吴国和越国来对付高丽这样愚蠢的办法。新罗以前不久联合唐朝灭了高句丽有能怎样？结果唐朝直接占领了大同江以北的北朝鲜，而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南部。919年，高丽政府国都北迁开京，建设首都开京，是高丽政府慎重的内外政策，王建为了实现半岛的统一，倾注了更多的精力在如何收复北方高句丽故地，即大同江以北，而不是用武力去征服百济和新罗王朝。王建之所以这样做是与当时中国大陆的情况分不开的。九世纪末十世纪初，中国北方内蒙古地区的契丹族国家形成，而且有向朝鲜同族国家渤海侵略的不祥之兆。916年契丹建国后便加大了征服活动，渤海的国力难以抵御契丹的征服，中国东北一带陷入了严重的混乱。
以王建为首的执政者深切关心大同江以北高句丽故地的收复事业，决心进一步加强北方警备，这是完成国家统一大业和保障国家安全必须和迫切的措施。高丽选择了原高句丽的都城平壤作为开拓西北的根据地和对付中国大陆的军事入侵，并马上着手西京的建设。在营建西京的同时，王建率军全力开拓西北和东北，几十年内收复高句丽故地的事业迅速发展起来。当高丽开拓和加强北方防务时，百济却连连进攻高丽，高丽丢失了一些城镇，高丽为对付契丹侵略者而坚决避免与百济决战。表面上看，高丽对百济采取守势的时间正是由百济来完成半岛的统一大业，其实高丽对百济采取守势正是他为完成半岛统一而积蓄力量的决定性时间，高丽接受了大批被契丹攻破的渤海国的遗民，全力开拓西北地区。王建曾说过：“契丹是禽兽之国，风俗不同，言语也异，衣冠制度慎勿效焉。”又说：“与强恶之国为邻，安不可忘危。兵卒宜加抚恤，量除徭役，每年秋阅，勇锐出众者随宜加援。”这说明高丽一开始就对契丹是多么的警惕，而对契丹采取强硬政策的物质基础就是加强以西京为中心的西北防务，930年，高丽的领土已经扩展到今天的清川江。
由于高丽实行积极的内外政策，国力大增，已完全具备了给百济以决定性的反击，完成统一大业。从930年到936年高丽完成了半岛的统一，以后又成功的抵御了契丹对朝鲜的侵略。
力保蒙古
辛亥革命后，沙俄实际上已经控制了外蒙古，中国只有名义上的宗主权。就像由于中国内乱，使沙俄控制了外蒙古，当俄国发生内乱，中国也曾一度又控制了外蒙古，对中国来说，俄国的内乱就是千载难逢的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发生后，外蒙古分裂势力的*山倒下了，而这时协约国加紧侵略苏俄，尤其是日本，已经占领了西伯利亚，而且不断向外蒙古发展势力。外蒙古上层乱作一团，这时他们又觉得归附中央比较安全，于是发布声明，要求归附中央，受到全国人民的赞扬。北京政府派徐树铮前往外蒙古进行交涉，徐树铮非常成功的安抚了外蒙古上层，为了逐渐控制外蒙古，徐树铮奔波外蒙古前后三次，而且于1918年在外蒙古库伦驻扎了一万多军队，徐树铮还设立了各种矿局，制定了外蒙古的公路、铁路计划网，使之与内地结为一体。徐树铮经略外蒙古非常成功，使得辛亥革命后脱离中央的外蒙古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在全国引起极大的轰动，孙中沙称赞徐树铮是当代的陈汤、傅介子。1919年，驻军与外蒙古上层达成《改善蒙古未来地位的64条》文件，要求取消自治，未获外蒙“议会”通过，11月，中国政府强行通过政令，取消自治并废除1915年前的条约，并在库伦设置行政公署。然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影响到外蒙，外猛的共产运动、民族分离先驱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积极寻求共产国际帮助谋求建立独立的蒙古国。列宁见过他们以后，在中国问题上出尔反尔，转而支持外蒙的分离运动。1920年由苏和乔领导的蒙古共产党成立，积极从事分裂轰动，马上肃清驻蒙官员、驻军、外蒙支持统一的人士。同时也由于军阀混战，在直系失利的情况下，吴佩孚命徐树铮将外蒙古的一万军队调回内地参加内战，外蒙就这样得而复失。
沙俄并不只是侵略外蒙古，也把魔爪伸向了内蒙古。1912年1月，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一小撮反动王公，在沙俄的支持下，发动叛乱，先后占领了海拉尔、满洲里，宣布“独立”，成立“自治政府”。同年8月，沙俄又策动哲里木盟科右前期、科右后期的部分反动王公，举兵叛乱，散发“东蒙古独立宣言”，内蒙古人民和爱国王公坚决反对一小撮民族败类的分裂活动。在举国上下的强烈要求下，北京政府迅速平定了叛乱，叛军败逃外蒙古。沙俄还唆使外蒙军进犯内蒙，于当地反动王公勾结，攻陷开鲁，内蒙危机又起。北京政府出并入侵的沙俄、外蒙军，在内蒙各族群众的配合下，经过数年征战，终于在1916年收复了内蒙全境，粉碎了沙俄侵吞我国北方领土的美梦。
驰援西藏
从1903年10月开始，英军侵略西藏，在维拉、卡罗拉、江孜，绿营兵和藏兵进行了英勇抵抗，数千藏军为国捐躯，1904年8月，英军占领拉萨，强迫清朝签订丧权辱国的《拉萨条约》，妄图吞并西藏，清朝政府没有签字，英国被迫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辛亥革命前夕，英俄加紧侵略西藏，清朝命令两千川军进藏，英国殖民当局表示反对，西藏的大领主也发动叛乱。1910年2月，川军在江孜粉碎了叛军的抵抗，进入拉萨。在英国的诱惑下，达赖逃往印度。1910年9月，英国派军进驻印藏边界的朗塘。武昌起义后，达赖与英印总督密商，派达桑占东潜回西藏。西藏的大农奴主马上组织“勤王军”，以清朝原驻藏大臣联豫为元帅。亚东等地驻军也发生哗变，西藏大农奴主以达赖名义发布“驱汉”命令，组织以大嗓占东为总司令的民军。攻打拉萨、日喀则、江孜的川军，并进扰西康藏区。云南总督蔡锷得知后，电商川督伊昌衡，共筹办法，但川督认为西藏是自己的势力范围，坚决反对云南插手。然而西藏的形式迅速恶化，蔡锷向北京政府请求让滇军进藏，稳定西藏形势，北京政府同意。1912年5月18日，川滇两省联合平叛。1912年7月，西征军自昆明出发，8月15日，滇军与叛军遭遇，打败叛军。滇军攻克盐井、乡城等地，缓解了巴塘之围，增援了川军。叛军大败，撤出了川、康占领区。由于中央在西藏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以及英国蚕食西藏领土，十三世达赖逐渐转变了态度，转而依*中央。1919年10月，北京政府代表团进入西藏访问，和达赖、班禅及三大寺代表进行了多次交谈，沟通民族感情。达赖向代表团当面表示了“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的愿望，同时指定了专人同中央政府联系。这样，西藏和祖国十年来的不正常关系得到初步扭转。英帝国主义极为不安，1921年，策动以察戎为首亲英少壮派军人发动政变，取达赖而代之。因事机败露，察戎一伙受到撤职惩处，达赖至此彻底改变了投*英国的错误政策，密切了与中央政府的联系。1922年，国民政府先后派代表进藏。1924年2月，班禅在南京设立了办事处。3月，国民政府在行政院下设立了蒙藏委员会，以便加强了蒙藏地方的行政事务。1931年，达赖派代表常驻南京，并在南京正式设立了西藏驻南京办事处，至此，西藏和中央之间近20年的不正常关系暂告结束。1933年12月，十三世达赖逝世，国民政府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入藏致祭。1940年，应西藏地方政府邀请，国民政府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前往拉萨，主持了达赖时四十的坐床典礼。抗日战争爆发后，英帝国主义又加紧侵略西藏，尤其是全面内战爆发，中央政权交替之际，亲英势力大为膨胀。1947年夏，爱国的热振活佛被杀害，至此，西藏地方政府完全为亲英分子所控制。
尚武思潮
近代中国一败涂地，激起了大批仁人志士开始探索救国的道路。中国先是败于西方列强，最后连东方的小日本也不是对手，这就不得不引起中国人的沉思，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无论西洋还是东洋，其民族性最大的相同点就是勇武善斗。严复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用教育启蒙鼓动中国人“尚力”、“贵武”的伟大人物，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破天荒的影响。为改造国民，严复提出了三种方案：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而中国青年恰恰从此三个方面被扼杀了。严复将鼓民力放在首位，他解释说：“今者论一国富强之效，而以其民之手足体力为基，……西洋言治之家，莫不以此为急。历考中西史传所垂，以至今世五洲五十六国之间，贫富强弱之异，莫不于此焉肇分。周之希腊，汉之罗马，唐之突厥，晚近之峨特一种，莫不以壮俊长大，耐苦善战，称雄以世。”“不知古今器用相异，而有待于骁勇坚毅之气则同。”严复对体质强壮、骁勇善战的民族做了最保守的肯定，即使一个民族民智未开，只要体质优良、骁勇善战，对列强仍能抵抗而保种。他举出土耳其：“土耳其所以尚存，则彼穆罕默德因以敢死为教，二以武德严酷之道狃其民者也。故文不足而质有余，术知虽不可言，而鸷悍胜兵尚足以自主，故虽介乎两雄而灭亡之犹未也。”
近代中国，最先把武备教育升华，提出军国民教育称谓的是梁启超。他在长达十万字的《新民说》中专门有《尚武》篇，集中阐述了他的军国民教育观。梁启超极力效法斯巴达、德意志、俄罗斯的尚武教育，他认为，这些国家称雄扬威都是尚武的结果。在他看来，要使国民尚武，必须增加“三力”：心力；胆力；体力。梁启超在《论尚武》中急呼：“中国以文弱闻天下，柔弱之病，深入膏肓”“我不速拔文弱之劣根，一雪不武之积耻，二十世纪竞争之场，宁复有支那人种立足之地哉？
陈独秀也从“力”的角度来启蒙人们超越自卑。他指陈中国的弊病道：“儒者不尚力争，何况于战？老氏之教，不尚贤，使民不争，以任兵为不祥之器，故中土自西汉以来，黩武穷兵，国之大戒，佛徒去杀，益坠健斗之风。世或称中华民族安息于地上，犹太民族安息于天国，印度民族安息于涅盘。安息乃东洋民族一贯之精神。斯说也，吾无以易之。若西洋民族，好战健斗，根诸天性，成为风俗。自古宗教之战，政治之战，商业之战，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英吉利人以鲜血取得世界之霸权，德意志人以鲜血造成今日之荣誉。若比利时，若塞尔维亚，以小抗大，以鲜血争自由，吾料其人之国终不沦亡。其力抗艰危之骨气，东洋民族或目之为狂易；单能肖其万一，爱和平尚安息雍容文雅之东洋劣等民族，何之处于今日之被征服之地位？西洋民族性，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性，恶斗死，宁侮辱。民族而具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尚有何等颜面，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愧？
陈独秀极力提倡中国教育中要有一些“兽性教育”。他说：“日本福泽谕吉有言曰：‘教育儿童，十岁以前应以兽性教育为主，十岁以后，当以人性教育为主，……强大之族，人性，兽性同时发展而其他或仅得兽性，或仅得人性而兽性全失，是皆堕落衰弱之民也。’兽性之特长谓何？曰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也；曰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也；曰依赖本能，不依他为活也；曰顺性率真，不伪饰自文也。晰种（白种）之人，殖民事业遍于大地，唯此兽性故；日本称雄亚洲，唯此兽性故。……吾每见吾国曾受教育之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面白腰细，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似病夫。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国民，将何以任重而致远乎？
鲁迅先生曾经专门译述小说《斯巴达之魂》，借斯巴达的故事，来鼓励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鲁迅先生指出，人＋兽性＝西洋人。人＋家畜性＝某一种人，即现代中国的某一种人。鲁迅批评中国人没有“兽性”，只剩下“人性”，于是渐渐成了驯顺的一群。“野牛成了家牛，野猪成了家猪，狼成了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使牧人喜欢，于本身并无好处。”只有人性而没有兽性的民族是一个身心不健全的、懦弱的民族。因而鲁迅极力赞美猛兽，并由此赞美人的原始生命力。老舍先生也曾精辟地指出：“粗野是一种力量，而精巧往往是毛病。”“有了病的文化才承认这种不自然的现象。”
毛泽东年轻的时候，面对列强瓜分中国，而当时社会一盘散沙，民族精神日益消解。德国的崛起唤起了毛泽东对民族精神的注意。他认为中国的困境与民族精神是互为因果的，必须以德国为榜样，从振奋民族精神入手解决问题。“欲动天下当先动天下人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必有本源，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大本之源”就是精神、理想和道德。德国德历史从正面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历史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中国要新生，必须“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伦理学从根本上变换全国的思想。”“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事有不能为者乎”
毛泽东对传统的批判中，他耿耿于怀的是中国不但精神不健全，而且重文轻武，以致国民体制孱弱，民风萎靡。他痛切地指出：“今之所称教育者，多不谙体育，自己不知体育，徒耳其名，亦从而体育之，所以出之亦不诚，所以行之亦无术，遂减学者之心。”他主张一个民族要有尚武精神，扫除文弱书生的旧习。1917年4月，毛泽东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倡言“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甚至把体育放在精神之前，“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则文明之精神随之。”像水浴、爬山、游泳、露宿之类，都是毛泽东当年刻苦实践的。毛泽东还特地组织了一个斯巴达性质的团体，前后有一二十个同学参加。有时还到近郊农村进行长途旅行，作饥饿、熬热、耐寒等锻炼。以上一般人认为难以做到的事情，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认为能锻炼出一种特殊的抵抗力。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毛泽东景仰地写到：“现今文明诸国，德为最盛，其斗剑之风遍于全国；日本则有武士道，近且吾国之绪余，造成柔术，觥觥乎可观已。”毛泽东极力推崇德日的这种尚武风范，毛泽东的这种推崇，恰恰是德日这两个落后国家所以能够崛起的中国反响。
在严复、梁启超、蔡锷，蒋百里等人的鼓吹下，中国近代掀起了一股强烈的尚武思潮。1912年1月19日，教育部颁布的第一个改造封建教育的法令——《普通教育暂行办法》第八条规定：“高等小学以上体操科，应注重兵式。”民国初年的教育总长范源濂认为，“尚武”才能赢得和平，“和平固甚可爱也，然惜光荣之和平，非不武之国民所得而爱之者耳。”他对我国重文轻武的传统甚为痛心，“欲言‘尚武’，必先除文弱之习气，使学者知人而文弱，即为不幸，安于文弱犹为可耻。”
1918年欧战结束，受国际国内思潮的影响，教育界不少人士相信一战的结果是“公理战胜强权”，“民治主义打败军国主义”，因而认为在中国无须再进行军国民教育。1919年教育部组织教育调查团进行关于教育宗旨的调查，该会在建议案中说：“现在欧战结束，军国民教育不合民本主义，已为世界公认。我国教育宗旨应顺应世界潮流，有所变更。或云，国际联盟结果尚不可测，我国积习已久，仍非励行此主义不能富强；然积极发达国民体育即是强国之本。或者之言，似不必虑。”好一个“似不必虑”，两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商鞅，孙子早已洞察了一切，而他们的子孙却越来越弱智，弱智到荒唐的地步。结果我们迎来了近代史上最悲壮的一页——日本全面侵华，我们民族遭到了历史上最残酷的重创，付出了最惨重的代价，赢得了胜利。如果军国民教育坚持下来，我们的损失将会大大减少。尽管中国人开始觉醒，但是直到今天仍然没有根本的转变。近代德国和日本由落后国家迅速转变为强国，二战后他们毁灭了。中国的士大夫别提有多高兴了，“公理一定会战胜强权”，我们还是谨守孔圣人的“柔术”，将我们的“兽性”向内，在国际上一定要十足的“人性”，高唱尚武好战的民族只能走向灭亡。可没有过多少年，中国人还在进行着几千年一贯的“一乱一治”、“大乱大治”、“自相残杀”、“强主弱支”的时候，德国和日本再一次迅速崛起，我们还要这样柔弱下去吗？我们固守的的“道统”还能继续吗？我们还要恭候第二个“北京大屠杀”、 第三个“西京大屠杀”吗？
培养尚武精神今天不大可能去开疆拓土，我们看一看德国人在近代是如何崛起的。拿破仑与1805年奥斯特利茨战役击败奥地利，1806年击败普鲁士后，饱受屈辱的德国开始涌起风起云涌的以反抗法国为直接目的的民族主义潮流。政治上进行改革，文化上复兴民族精神，群众性的体育运动也勃然兴起。费希特的学生K·F·费里森建立“剑术协会”，这既是体育组织，又是爱国社团，练剑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在战场上报复法国费希特的另一个学生，“体操之父”F·L·雅恩曾是一个对法国怀有深仇大恨的军队阻击手，受到怀有民族情绪的青年们的拥戴，1811年在哈森海德建立第一个体操广场，在柏林创办第一个体育学校，为参加未来解放战争德青年提供战争训练。对毛泽东有重要影响的德国柏林大学伦理学教授包尔生解释说：“雅恩和他的信徒们希望用肉体的训练、吃苦、和贫困，使自己摆脱法国的过度文化引起的柔弱习惯，恢复日耳曼农民的活力。”雅恩所创立的“德国体操”为德国二十世纪的崛起作出了巨大贡献。包尔生又说：“这种体操本身极大地拯救了德意志民族德存在。”只有深知民族伦理中尚武精神价值的人才能作出如此科学的判断。德国伟大德思想家尼采也完全肯定了F·L·雅恩式体操的伟大贡献。他在一篇讨论“艺术的生物学基础”的文章中呼吁：德意志民族应该全盘“雄性化”，人民应该具备一种“骑士风度般的强健体魄”。德国德体操对日本的兵式体操甚至军国民教育和军国主义都有重要而直接的影响。日本的武士道训练和军队的日常训练，都与这种军国主义精神有极大关系。有鉴于此，我强烈建议中国无论大中小学，一律学习兵式体操，进行适度的军国民教育，彻底改变中国积习千年的柔弱劣根，复兴民族。而我们现在的体操，实在不敢恭维，仍然继续着柔弱、无力侵蚀。其中一套新体操中有一个动作，简直就像*院的老鸨在招客，学生不愿做，觉得很难受，这就是中国的中学体育一幕。
不仅教育方面，在影视领域这种现象更为突出。在一些港台的武打影片中，凡是涉及中国高手与外国高手对打时，中国人总是忍让再三，结果被人暗算，在归天之时，才把洋人放倒，算是恶有恶报。那个中国人的面貌总是祥和的，而洋人总是凶狠的。这样的影片看了之后总让人难受，中国人的忍让是我们最大的劣根性，而我们今天却把这种耻辱作为国粹来发扬，文艺界的精英们，赶快拍一些振奋民族精神的影片，不要再消磨中国人的斗志。
恢复主权
中国近代的国际地位以及国家实力，并不是我们朦胧的一团糟，自从洋务运动开始，伟大的中国人就开始学习西方，并逐步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与西方国家的差距逐渐缩小，中国的抵抗力逐渐增强。到了北洋军阀统治中期，中国军事经济实力的增长，足以促发政府收回主权的信心。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北京政府向和会提出了《废除民四条约说帖》，表明中国坚持国家主权的严正立场。此外，代表团还提交了《中国希望条件之说帖》提出要废除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和警察、裁撤外国有线及无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及租界、自行改订关税等。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在全国性的会议上公开要求修改不平等条约，希望改变半殖民地的国际地位。虽然列强拒绝讨论，但这是近代收复主权的起点，具有伟大的意义。对于损害中国主权的《凡尔赛和约》，北京政府代表团异常强硬的拒绝签字。在1921—1922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与日本在会外签订了《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将中国对山东的主权基本收回。同时在华盛顿会议上，北京代表团就废除列强在华特权进行进一步交涉。20年代中期，北京政府展开了修约外交，与奥地利、芬兰签订了取消治外法权和协定关税的平等条约，中止了不平等的中比条约，还同苏联建立了平等的外交关系。
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与列强展开了修约外交。与相关国家重订了关税条约和通商条约，基本上收回了关税自主权，收回了天津比利时租界、镇江英租界、厦门英租界、威海卫英租界地。使意大利、比利时、丹麦、葡萄牙、西班牙、墨西哥等国废除或无条件放弃领事裁判权，收回了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两所法院。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国民党于1937年2月召开五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废除在华领事裁判权，应由政府向有权各国交涉早日实现，以维护我国法权之完整案》，以加速这项工作的进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最终成为中国的盟友，迫使其调整对华关系。国民政府乘势而上，敦促美应成立联合阵线，并废除在华特权。从1942年10月起，中美两国就废除旧约、缔结新约问题，展开了一场速决式的谈判。1943年1月，中美新约签字，中国基本上达到了目的。通过签订的新约，所废除美国在华的特权有：治外法权、使馆界及驻兵权、租界权、特别法庭权、外籍人引水权、美舰驶入中国领水权、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权。同时规定，凡条约及换文未涉及的问题，如有影响中国主权时，应由两国政府会商，依照普通承认之国际公法原则及近代国际惯例解决。中美新约对废除美国在华特权是非常全面彻底的，标志中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中美新约签订后，英国被迫加快了工作，在签订中美新约的同时，签订了中英新约。接着，比利时、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五国在抗战期间与中国签订了平等条约。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四国在战后也与中国缔结了平等新约。这样，自近代以来列强对华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就基本被打破了。
血溅倭奴
抗日战争胜利了，全国人民一片欢腾，当时的中国人都激动的流下了眼泪，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以自己的血肉之躯终于打败了日本的钢铁军队，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只有当时的中国人知道胜利的价值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民族自豪感。当时的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末流国家，丧失了主权，随时面临着被宰割的命运。这时的日本人面对中国也有一种朦胧的失败感，毕竟对中国发动战争以来，历时十余年，而最终自己输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胜利、失败的感觉在中、日两国民众之间向着反方向发展，直到今天，我们知道自己胜利了，但我们的心里都明白，我们失去的太多了。以至于我们今天感到这场战争胜利的含金量有点低，使我们在日本、及日本人面前都有些许自卑，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仇日心理。
痛失惩罚
战后初期，当日本人看到在日本的中国人根本就不像美国人那样起多大作用时，他们就不害怕中国了。当一年后他们听说中国在进行着内战，他们的内心终于舒了一口气，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个国家像日本这样希望看到国共两党之间爆发战争，东亚百余年的历史，就是中日两国竞争的历史，由于中国执政者无视民族利益，专事朋党之争，断送了压制日本的千年良机。战后，只要中国保持统一、和平，便会有形、无形给日本以巨大的压力。当日本经济起飞一跃而成为资本主义第二经济大国的时候，而中国还在进行着一系列的革命、运动，日本就更不把中国放在眼里了，更加固了其宣传已久的优等民族的心理。
在战后初期的时间里，中国极有可能报复日本。早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与蒋介石关于如何处理战败的日本达成了共识。关于领土问题，日本除了要归还台湾、澎湖列岛、东北之外，罗斯福问蒋介石，是否想要流求群岛。流求群岛在清朝时是中国的朝贡国，明治维新后，被日本吞并。蒋介石认为流求和朝鲜一样，应该让其独立，但鉴于其屏障中国东海的战略价值，蒋介石认为应该由中美两国按国际法进行托管。如果这样的话，不要说流求群岛，起码本该属于我们的钓鱼岛今天决不会落到日本手里，今天我们还为东海划界犯愁吗？关于赔款问题，罗斯福和蒋介石明确指出，鉴于日本无现金偿还能力，可将日本的工厂、铁路以实物形式进行赔偿，不允许日本发展工业，让他永远成为一个农业国，没有发动战争的能力。关于战后日本的占领问题，罗斯福要求中国承担主要责任，蒋介石认为中国国力有限，如果需要，中国可派军队协同美国占领。
如果一切都如开罗会议设想的那样，中国军队协同美国占领日本，将日本的工业全部转到中国，占领流求群岛，就像苏联占领千岛群岛、北方四岛一样，日本本来面对中国就有一种失败感和恐惧感，再加上中国和美国直接决定其命运，最终被征服，日本会仰视中国，就像他们敬畏美国一样。如果那样的话，那将是中日千年历史中对日本的第一次征服，忽必烈大帝也会含笑九泉，面对发动的这次失败的战争，日本还会像今天这样嚣张吗？战争这种东西会产生持久的影响力，尤其是对于首先发动战争的一方，战后会保持一定的心理优势，占有主动，与被侵略国有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除非侵略国受到被侵略国的反攻而被占领，狠很地报复一下，或者是被侵略国以后强大起来，震撼世界。否则，别人即使投降了，如果没有狠狠地报复，最后受伤较多的还是被侵略国家。只是由于中国的内战，才使日本逃脱了中国的惩罚，抗日战争，我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胜利的果实只是由于中国人忙于内战没有去采摘，是日本人走运，而不是日本人的本事。中国人光荣不仅表现在战后极有可能对日本的宰割惩处，更主要在于在战争中中国人民坚强的抵抗意志。目前日本的强国地位在对中国交往过程中的外交优势，无形中降低了日本对抗日战争的战败意识，不但抑制了中国人民在战争中赢得令全人类尊敬的自豪感，反而加剧了中国人民的耻辱感，这不仅对中国人民，对中国历史，对抗日战争史都是不公平的。
据陈香山先生在《中日关系管窥》中是这样解释新中国为何放弃对日赔款的：第一，为了向日本人民表示友好，不使日本人民因为赔偿而加重负担受苦。第二，接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怕日本像德国那样进行报复。当时一些国家已经放弃了赔偿。大家看以下，首先我们想地是日本人民的痛苦，可你们知道中国人民的心理有多么苦吗，经历过战争的那一代人蒙受了巨大的耻辱，而这种耻辱并不因为时间的推移丝毫有所减弱，我们今天还在忍受着这种折磨，在日本人民狰狞的嘴脸下，他们时不时的还要往伤口上撒盐。不要说日本人的本质是好的，今天的日本已经篡改了教科书，否认侵略历史，而对中国的民间赔偿根本就不理，尽管日本有一些良知未泯的人，但出现了今天这种情况，足以说明日本人民的主体思潮，大部分的日本人在否认历史，那么发动侵华战争的责任应该由日本人民来付，没有日本人民的狂热支持，战争不可能发生，即使发生了，也不可能进行那么久。
其次，不要赔款是怕日本人报复。韩国人，菲律宾人，越南人，印度尼西亚人就不怕报复，中国人懦弱到了何种地步。再次，苏联不要赔款，而且放弃民间赔款，是因为二战中日本人并没有把苏联人怎么样，而苏联人不仅对日本军队，而且队日本人民干了许多残暴的行为，苏联人赢得酣畅淋漓。也正因此，日本人对俄国人分外尊敬。中国拿什么跟苏联比拟？大家不要以为放弃对日赔款，中日邦交就能顺利进行。在中日外长第一轮谈判的时候，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先生坚持说，日本和台湾缔结“日华条约”时，蒋介石已经宣布放弃赔款，所以中日两国签署的《联合声名》就无须再写入赔偿问题。中国代表马上声名，当时的蒋介石已经跑到了台湾， 不能代表中国，遭受损失的主要是大陆。蒋介石宣布放弃赔款是慷他人之慨，为了减轻日本人民的负担，我们已经放弃了赔款。五十步笑百步，我真担心日本人听到这种话后会肉麻的坐不住。可条约局长对此根本就不领情，反而坚持说，蒋介石说过不要赔款，这种话是对大日本国的侮辱，在日本人的眼中，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古今罕见
在二战中，我们可以看到，面对法西斯的侵略，有多少国家灭亡了？欧洲有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丹麦、挪威、卢森堡、荷兰、比利时、法国，亚洲广大东南亚国家被占领。在法西斯的进攻下，又能有几个国家抵抗他们的嚣张气焰？只有苏联、美国、英国、中国四个国家，这四个国家除了中国都是发达国家，都属于强国，他们依*自己强大的军事工业与法西斯进行对抗，而中国凭什么呢？这难道不是一个奇迹？日本没有能力灭亡中国，就像德国没有能力灭亡苏联一样。而中日之间的差距要远大于苏德之间的差距，这只能说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坚强勇敢的民族，是一个令全人类尊敬的民族。
抗日战争爆发后就为世界各国所瞩目。1937年8月中旬展开的历时近三个月的松沪会战，时抗日战争中极其惨烈悲壮的一幕，中国人坚强的意志和无上的勇武精神震撼了世界。英国《泰晤士报》对此给与高度评价，该报发表评论说：“此次两军作战，华方伤亡固极惨重，但十周之英勇抵抗，已足造成中国堪称军事国家之荣誉，此乃前所未闻者，  一般所认为不能保持一日之阵地，彼等竟守十周之久，此种奇迹，自属难能可贵。上海一隅之抵抗，对于整个中国均有极大之影响。”随着战争的持久进行，世界对中华民族的精神和伟力有更加深刻的认识。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瑞士《新苏黎世报》在1938年6月间从汉口采写了不少报道，盛赞中国军民的抗敌意志。报道说：“中国充满了过去所不敢想象的奋发图存的激情。所有的居民都沉浸在这种气氛中。战争造成了统一的意志。”“最近的战斗证明，中国军队已经达到连他的敌人也感到吃惊的水平。……  任何时候、任何军队，未必能像中国军队那样，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能参加战斗。”“捍卫自己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使之免遭日本侵略的英雄的中国人民，以自己光荣的军队而驰名于全世界。”
   中国军民在反法西斯的东方战场上表现出来的不可征服的民族伟力以及所取得的光辉战绩，一扫以往中国积弱不振的形象，赢得了英、美等国的赞誉，令国际社会刮目相看。大战期间，罗斯福在其谈话和电文中就多次表达了他对中国的这种敬佩之情。1942年2月7日，他在给蒋介石的一封电报中说：“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以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中国人民，武装起来和没有武装的都一样，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对于在装备上占极大优势的敌人进行了差不多五年坚决抗击表现出的顽强，乃是对其他联合国家军队和全体人民的鼓舞。”同年7月6日，在七七事变五周年之际，罗斯福再次致电蒋介石，盛赞中国的抗日战争。电文说：“5年前，你们在卢沟桥展开了反抗向你们国家及其文明冲撞而来的黑暗势力的战斗。你们知道，并且全世界都知道，你们的仗打得多么好，这是一场全人类的战斗。”1940年8月以后，德国飞机开始向英国狂轰滥炸，英国处于危机之中。刚任首相不久的丘吉尔为激励英国人民作战，提出“效法中国”的口号。1942年2月16日，丘吉尔发表广播演说，称中国人民“独立与可怖之日本侵略者作战四年半之久而使侵略者仍彷徨于战场之上”，显示了“中国人民之奇异实力”。英王并赐蒋介石以最荣誉之KCB勋位——巴斯勋位高级爵士。苏联也对中国人民充满敬意。1941年10月，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斯大林为鼓舞苏联人民的士气，同样提出“效法中国”的口号。英勇抗战的中国军民已经在这些大国元首的心目中成为效法的楷模。虽然中国没有以后苏联动辄三十万、五十万歼灭德国军队的光辉战役，但中国有的是不可征服的勇气和精神，这也是所有反法西斯国家军民最需要的。凯旋的将军固然荣耀，战败自杀的勇士更值得人们尊敬。日本人没有凯旋，而是抱头鼠窜。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中国人做好了自杀的准备，结果取得了胜利。
从中国历史上看，没有一次抵御战争像抗日战争这样令我们振奋。中原失败的事件属满清入关最为典型，当时满清的生产力水平更本就不高，综合国力根就无法比较，但又遇到了多大抵抗？而面对日本侵略，在生产力远远落后的情况下，政府和人民竟能团结一心，为了国家民族的荣誉，几十万、上百万的军队与倭奴逐一争夺，流血漂橹而在所不惜。为了保卫武汉，政府调集了一百万军队，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是一个卖国政府的作为吗？读着南宋丞相陆秀夫抱着小皇帝绝望的走向大海，听着“留头不留发，留发布留头”的魔咒，难道我们对抗战时期伟大的政府和英勇的祖先不感到振奋和自豪吗？我们为有这样铁骨铮铮的先烈而感到荣耀。你们为了中华子孙的尊严、自由而义无反顾的献出了三百多万生命，你们是世界上真正的勇士，处逆境而守义不移，临大危而视死如归，真正勇士的最高境界。用机枪去扫射手无寸铁的百姓，就如同一个强壮的青年去殴打一个衰弱的老头，这也叫做大和民族的勇武吗？是无能，是懦夫不能击溃中国军队的恐惧的迷茫的心理补偿。
从世界历史看，遭受侵略而没有被征服的事件，主要有罗马征服日尔曼人的失败，蒙古进攻埃及的失败，拿破仑侵略俄罗斯的失败等。所有的征服者在当时是令人敬畏的，但由于征服的失败，更能显示出挫败征服者的日尔曼人、埃及马木努克人、俄罗斯人的伟大，虽然他们为抵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却无法掩饰全人类对他们的尊敬。强大的日本妄图征服中国的失败，同样能够显示中华民族的伟大。在这些抵抗之前，好战者似乎是无敌天下的，可遇到这些对手之后，他们才尝到了失败的梗塞的苦味。值得注意的是，历史意识是可以改变的，如果这些挫败了所谓强者的国家能够强大起来，人们就会对那次失败的侵略战争的看法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就比如入罗马征服日尔曼人、拿破仑进攻俄罗斯的失败，只是由于以后德国和俄罗斯的强大，人们便会认为罗马时期的日尔曼人更加剽悍，而拿破仑进攻俄罗斯显得更加愚蠢，这时候，人们是不会去计较日尔曼人、俄罗斯人到底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虽然中国人挫败了日本的侵略，只是由于今天中国远远落后日本，人们便更加在意中国付出的牺牲。历史意识是可以改变的，面对我们祖先用鲜血浸泡的历史，我们并不是无助的，只要我们强大起来，全世界会重新评价我们伟大的八年抗战，激动人心的抗战史会震撼全世界，中华民族的勇武精神会得到全人类的尊敬。
一些日本右翼分子说，日本如果不发动太平洋战争，就可以打败中国。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已经到了1941年，日本全面侵华已经整整四年，在这四年内，日本每年从美国获得大量的军事工业原料，都没有打败中国，他又有什么能力在以后的岁月里打败中国。更何况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主要目的，就是切断中国的西南国际援助大通道，孤立中国，获得东南亚石油、橡胶等重要的战略资源，支持持久的战争。
卑*的嚣张
日本的侵略战争给东亚、东南亚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日本投降后亚洲被侵略国家并未派兵占领日本，也未在战场上给日军以沉重打击，而占领日本的却是美国，日本对美国并未造成多大的伤害，偷袭珍珠港，虽然损失惨重，但死的都是军人，军人死在战场上，都在情理之中，从穿上军装的那一天起，他们就会感到会有这一刻。日本人并未对美国人施暴，也未屠杀过美国人民，而美国打败了日本，占领了他。因此美国人大胜特胜，而对于那些倍受日本蹂躏的国家又能怎样，大部分只得到了一些赔款，有些一分也没拿到，就这样不了了之。赔款又能怎样？别人把你的胳膊砍掉了，给你点钱你愿意吗？你肯定不会愿意，这你就会明白伟大的韩国人民虽然得到了赔款，但对日本人的憎恶达到了极点，钱无法弥补他们的伤痛，而这种伤痛还要延续几百年或几千年，除非日本悔过自新或是得到切肤之痛，这种被动的局面才能结束，否则，这种伤痛是很难愈合的。
如何反思日本侵华战争，以及如何对待日本，是中国人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解决好。日本对中国的创伤依然是中华巨龙腾飞的心理障碍。本书对日本较为仇视，肯定有人会说这种态度太野蛮了，可实际上用野蛮对付野蛮才是人间正道。如果不能以其道还其身，野蛮会更加猖獗，为了正义，除此以外，没有其他任何途径。日本之所以嚣张到今天这种程度，完全是我们一相情愿的结果，我们没有发动一场战争为祖先雪耻，以后也可能没有机会了，但更为可悲的是我们居然没有受害者应有的奋发状态。别人根本就没有认错，我们很多人却原谅了它。
乔新生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的好，我们的近邻并没有认真反省那段历史，许多日本人至今还沉浸在昔日对中国人民烧杀淫掠的辉煌中，他们将中国看作是可以任意蹂躏的国度，他们千方百计地以各种形式来羞辱中国人。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一味的向日本示好，结果只能是倍受凌辱。因此中国对日本的新思维应该是挺直腰杆的新思维。我们总是通过谴责“一部分日本人”来呼吁日本政府改善对华关系，但正中日本政府下怀。日本政府正是通过“一小撮人”的行为不断挑战中国政府的底线，然后通过无关痛痒的回应达到政府无法达到的目的。民间的强硬与政府的友好恰恰为外交斡旋提供了巨大的空间。而这一点，我们没有认识到，导致在处理中日关系上，我们没有更多的余地。
在这个世界上，关于历史问题，最令中国人心痛的就是日本。近代美国没有侵略过中国，而朝鲜战争我们赢了，所以美国人是尊敬中国的。法国人虽然参与烧了圆明园，但中法战争中中国军队打出了军威，中国人是否孬种，法国人心里最清楚。英国虽发动了两次战争，但规模均不大。俄罗斯虽夺取了大片领土，但主要是通过军事威胁和外交讹诈实现的，近代俄国并没有向中国发动战争，它并不是不想，而是力量有限，否则，会夺取更多中国领土。反过来我们也可以看到，清朝衰落后还有能力遏止俄罗斯野心的扩大，尤其是左宗棠收复新疆。因此，近代与俄罗斯的交涉，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大清帝国仅有的最后一点尊严。
我们需要与日本建立一种平等互信的关系，我们一直以为原谅了日本的暴行就可以实现。结果却恰恰相反，我们的忍让使得日本非常反感。在日本人的心中，“拳头来，拳头去”才是伟大民族的做法，我们的忍让正被日本视为劣等的表现，结果日本比以前更鄙视我们了。别人极端鄙视你，打心眼里看不起你，谈何平等互信？只有中国人为了人类的尊严而经过激烈反抗之后，日本人才会改变对中国的看法，这才是中日友好互信关系建立的有效途径。即使我们不能让日本偿还血债，也应该让日本人为多喝了中国人的血而感到恐惧。有时我相信世界上存在公平的上帝，历史不可能总是庇护日本。我期待着这一天——真正中日两国友好平等互信伟大时刻的到来。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日本右翼分子的嚣张也是一种回光反照，是面对中国崛起的不安。日本人可以向韩国道歉，却不向中国道歉，不管韩国人的反日情绪有多么强烈，日本人都可以宽容，而对于中国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日本都会草木皆兵。在日本人的眼中，他们曾经征服了整个朝鲜半岛达半个世纪，日本人对于韩国人有一种巨大的优越感，不管韩国怎么闹腾，日本始终是俯视的。而对于中国，日本的感情就复杂了，在整个古代，日本始终处于亚洲的边缘，无缘染指大陆，在唐代和明代，他们的扩张受到中国的镇压而告失败，在元代，日本受到中国巨大的威胁。日本要想崛起，就千方百计的压制、排挤中国，为了证明自己崛起的合理性，他们的史学家提出日本欧洲一样有着海洋文明，而亚洲大陆不具备这一点，因而脱亚入欧、自我膨胀。而今天中国实力不断增强，日本有重新被边缘化的趋势，右翼分子极端恐慌，为了遏制中国，他们唯一能够在中国人面前找到自信的地方，就是上个世纪发动了一场失败的战争。在战场上他们失败了，以绝对的装备优势却没有击溃中国军队，尽管中国军队的伤亡率要远大于日本，死在战场上是军人最高的荣誉，军人巨大的伤亡更能衬托中国军人的勇敢和中国的伟大。日本在十年前，凭借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在中国面前十足的自信和优越。可中国经济崛起后，日本的这种优势逐渐丧失。日本对中国唯一的心理优势就是二战期间违背战争法，对中国和平居民进行了屠杀和侮辱，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他们想凭借这种懦夫的行为得到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直到今天，右翼分子还在抓住这根救命稻草死死的困厄中国，拒不向中国道歉。
日本右翼对中国人的杀手锏就是侵华战争期间对和平居民的屠杀，通过拒绝道歉而使中国人继续处于屈辱中，压制中国人形成高昂激进的强大民族精神。可在战争末期，中国人完全有机会恨恨地报复，投降后的日本在中国境内有三百多万俘虏。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人民恬不知耻地奉行“以德报怨”的原则，让这些俘虏很快全部回国，而且每人还可以带20公斤的东西，在战俘遣返史上是罕有的礼遇。简直就是一群懦夫，让这样一群败类执掌朝纲，国运何以能兴？就是把那些杀害过中国人的日本人全部吃掉也不足以泄恨，中国在那些懦夫的带领下，几乎已经成为世界上的劣等民族，也不知懦夫情节在中国何时能被摧毁，还我一个纯洁、高贵的华夏乾坤。
浴血疆场
抗战前期，日本凭借优势的机械化部队占领了中国许多城市，再加上对日本武士道精神的过分戒惧，我们总觉得日本人是非常勇敢的，似乎中国人在这方面不及。这完全是一种错觉，中国人的勇武精神绝不逊于日本，要不比中国强大的多的日本为什么没有能力灭亡中国。日军所依赖的是先进的武器，如果拼刺刀，他们根本就不是中国的对手。1932年上海凇沪抗战中，我19路军英勇拼杀，使日军四易主帅，锐气大挫，共毙伤日军金3000人左右。1933年的长城抗战，再一次显示了中国人的顽强，尤其在喜峰口、罗文浴战斗中，我军白天丢失了阵地，晚上组织敢死队，以大刀近战收复失地，威振敌胆。在罗文浴战斗中，我军勇士王元龙手刃倭奴60人，在日军先进武器发挥不到的地方，你才能看清日本人实际就是倭奴，这你就清楚，唐朝、明朝我们的祖先是如何打败倭奴的。在这两次战斗中，日军尝到了失败的苦味，日本一家报纸说：“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60年来未有之侮辱。”凇沪会战，政府调集70多万军队，以伤亡25万人的代价毙伤日军9万余人，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当时英国派驻上海的军事观察家写道，凇沪会战至少说明两点：1、中国已下决心为独立而战，而且中国军队确有能力作战。2、日军在日俄战争后被世人认为是可怕的军队，这次经中国一打，降到了第三国的地位，中国军队此次抗战英勇坚毅，使世人刮目相看，恢复了自己的荣誉。在太原会战中，日军14万人，伤亡近3万，中国军队28万人，伤亡10万人以上。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在忻口战役中，我守军冒着日军的炮火和毒气英勇作战，每日伤亡均以千计，日军始终未能完全占领该地区。后来由于娘子关陷落，太原危急，忻口守军被迫撤退。徐州会战中，在李宗仁的指挥下，共歼灭日军两万余人，取得了抗战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的第一个胜利，使日军遭受了自新建陆军组建以来的第一次惨败。武汉会战中，中国调集近百万军队，毙伤日军10万余人，日军许多精锐部队元气大伤。尤其在万家岭战役中，日军106师团被包围，激战一周，基本上被消灭。在白富金山、沙勇战役中，日军被击毙4506人，伤17380人，日军消耗极大，再也未能发动全局性的战略进攻。二战开始后，日军发兵10万，进攻长沙，第一次长沙会战开始，日军各路受挫，损失惨重，士气大挫，慌忙撤退，此役日军伤亡2万余人。由于不甘心第一次失败，1941年日军第二次进攻长沙，这次日军一度攻进长沙，由于后方补给线被切断，加之消耗过大，遂从长沙撤退。此一我军伤亡失踪7万余人，日军伤亡2万余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第三次进攻长沙，这次我军取得辉煌的胜利，毙伤日军5万余人，我军损失2、8万人，这在历次会战中都是罕见的。
1939年底，日军在广西钦州湾登陆，妄图切断广西与越南的运输通道，桂南会战由此开始，四战区将围歼登陆后占领广西要隘昆仑关的日军作为冬季攻势的目标之一。中国统帅部将用苏式坦克、火炮、装甲车装备的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第五军调入广西，在名将杜明的指挥下，用猛烈的炮火和坦克冲击，摧毁日军防线，收复广西昆仑关，全歼日军主力，有“钢军”之誉的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被击毙。1943年日军进攻常德，常德会战开始，日军投入兵力10万以上，虽一度占领常德，但随即还是被我军收复，此役杀伤日军2万余人，日军退回原阵地。总之相持阶段到来以后，日军没有能力再向前大规模推进。抗战八年，经国共两党浴血奋战，共歼灭日军150多万人，超过了美国消灭日军的数量。
东征日本
1938年5月19日15时许，由陈焕升、佟彦博等八勇士分别驾驶两架重轰炸机从汉口机场起飞。临行前都留下遗书，在停机坪上八位勇士发出气壮山河的誓言：“为吾中华，抗日救国，非渡重洋，远征三岛。以吾神鹰，警告日寇，唤醒人民，制止战争。效忠领袖，虽死无怨。”两机在空军特设的对空导航引导下，于两小时后到达宁波栎社机场，经过短暂的休整和加油后，两机于23时48分升空，向日本九州飞去。东海上的日舰听到轰鸣声，进行盲目的炮击。5月20日凌晨2时45分，两机以3500米高度进入日本长崎上空，接着又翱游了佐世保、福冈、久留米、佐贺、熊本等地空域，撒下了100多万张传单。传单像雪花般飘下，日本举国为之震惊，一则传单写到：“尔国侵略中国，罪恶深重。尔再不训，则百万传单，将一变而为千吨炸弹，尔再戒之。”有的传单写着要求爱好和平得日本人民反抗军阀的扩张政策。11时两机在汉口上空汇合降落。
这次“纸片轰炸”也称为“人道远征”，是对日本侵略者的一次精神反击，大张中国军民志气。在战后出版的美国《生活》杂志上，刊登了12名世界著名飞行员的照片，其中仅有的一名中国飞行员就是陈焕升，杂志介绍说：“陈焕升是先于美国的杜立特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八路军代表团向东征勇士敬献的锦旗上写着：“气吞三岛，威振九州。”令人美中不足的是怎么就不投实弹？当时宋庆龄认为两架轰炸机也投不了多少炸弹，还不如进行心理战，鼓动日本人民反战，会收到更大的效果。胸怀宽阔的国母失算了，日本人的集体主义精神是某些中国人无法理解的，虽然日本政府一度紧张，但他们很快就消除了传单事件产生的影响，日本国民依然斗志高昂的支持战争。可今天我们提起这事，总感觉不尽兴，就是炸飞一条猪腿也让人觉得舒坦。
入缅作战
进入缅甸作战，是中国军队在亚洲、太平洋战场上做出重大而直接的贡献。珍珠港事变以后，菲律宾、香港、新加坡等地先后失守，日军分兵南进，占领荷印、泰国，进避缅甸，威胁印度，锋芒直至中东，企图与德国在北非回合，当时的滇缅公路成为中国唯一的供给通道。防守缅甸的英军不足5万人，无力抵抗日本进攻。1943年2月底，侵缅日军占领大片领土，英军第十七师丢盔弃甲，逃往同古，阳光岌岌可危，英国放弃自尊，求援中国。缅甸战役开始后，英国先向澳大利亚求援，遭到拒绝，但他却一直未向中国求援，因为英军害怕中国军队一旦进入缅甸就赖着不走，他们一直认为：中国隐讳地宣称自己对缅甸拥有主权，而且从来没有放弃这种要求。当英军实在招架不住以后，才向中国求援，中国派远征军一路军入缅作战。3月8日，日军占领仰光，英军向缅甸中部退却。日军6个师团分兵三路紧逼，中国远征军十余万人先后入缅。第五军200师抵距仰光50公里的同古，第六军控制腊戍和滇缅公路，与日军对峙。3月20日，日军猛攻同古，远征军200师戴安澜部立誓同古，日军一周不可，后援军到达，释放毒气，29日我军被迫放弃。同古之役给入缅日军以沉重打击，日军承认这是南洋第一次受挫。
1942年4月1日，日军攻破英军防线，将英缅军一个师及英军第七装甲旅共7000人，连同亚历山大司令一同包围在仁安羌，英军陷入绝望境地。我远征军新三十八师孙立人部星夜兼程前往救援，经两昼夜激战，击溃了日军主力，救出全部被围英军，以及被俘之英军、美国传教士，记者共500余人，日军弃尸1200余具南逃。此役充分显示了我军战斗力，捷报一时轰动英伦三岛，英国政府为此给孙立人颁发勋章以奖励。随后英军左翼防线崩溃，是东线中国军队侧面暴露，在日军猛攻之下，我军放弃曼德勒会战计划而后撤。4月底日军攻占腊戍，再次切断滇缅公路，分兵攻占密支那，进逼怒江西岸，威胁云南。我云南守军炸毁怒江大桥，在东部与日军对峙，缅甸守卫战以盟军的失败告终。密支那战役失败后，罗卓英带领的远征军第五军新二十二师、第六军新三十八师等向西撤退到印度英帕尔基地，这支中国军队改组为中国驻印军，其余历经艰险回国，战后尽存4万余人，戴安澜，第二00师师长，壮烈殉国。
1943年10月，史迪威决定率中国驻印军开始反攻缅甸北部。10月29日，驻印军新三十八师攻克新平洋，两个月后再克于邦。1943年底，连同增援的新二十二师完成对胡康河谷心脏孟关的包围。新三十八师主力在美军突击队第五三0七混成团的协助下，切断孟关守敌的退路，随后我军发起总攻，于3月5日一举攻克孟关，日军第十八师团主力遗尸1400余具而逃。我军节节追击，6月16日攻克卞盟，25日再克孟拱，毙敌铃木大队长以下2000余人，生俘35人。至此，中国驻印军完成了收复缅北的准备。
1944年3月7日，日军主动进攻英帕尔基地，4月8日，日军切断了通往英帕尔的公路，控制了英帕尔的南北制高点，是6万名英军被困。英国人又如同1942年撤守仰光一样，不得不再次向他们瞧不起的中国人求援。蒋介石以大局为重，在没有英美海空军支持的情况下，命令滇西远征军渡过萨尔温江，发动收复缅北的反攻战役。在胡康河战线，史迪威率领中国驻印军及少量的英美军队进逼缅北重镇密支那。5月17日夺取密支那机场，而后掩护空运部队着陆。8月5日发动总攻，歼敌3000余人，击毙日军指挥关水上源藏少将，收复全城，使缅北要点全部克复，为收复缅北全境提供了有力保证。12月7日，驻印军再克八莫。1945年1月15日，收复南坎，20日占领畹汀，27日与滇西远征军会师。至此，中印公路全线贯通，并与滇西路连接通车。在滇西战场上，1944年6月4日攻占腊猛，10日克服龙陵，9月14日收复腾冲，次年1月完成“会师芒友”的预定计划。第三条战线为英帕尔战线，由于中国军队与日军在缅北激战，牵制缅北日军主力，又由于英军利用空中优势，英帕尔战役以英军的胜利告终。
驻印军与远征军继续追击日军，于2月13 日攻克贵街，20日续克新维，第五十六师团残部退守腊戍。3月8日中国军队围歼守敌，收复腊戍。然后延腊曼公路西进，于3月30日与英军会师乔梅。至此，中国军队完成了反攻缅北的任务，4月间胜利回国。第二次入缅作战，中国军队伤亡4万余人。中国驻印军从1943年11月——1945年3月，以粮师兵力击破日军6个师，在7万余公里的战线上克复大小城镇50个，击毙日军27699人，击伤42760人，俘395人，创下了抗战时期中国军队胜利的新纪录。
越北受降
1941年12月31日，美国总统致电蒋介石，成立中国战区，除了中国全境，还包括印度支那（越南、老挝、柬埔寨）和泰国，中国战区境内的联合国家军队由蒋介石指挥。1942年1月2日，蒋介石就任盟军中国战区统帅，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一个战区。日本投降后，盟军划分了队日受降区，中国战区除负责受降中国境内（除东北）的日军，还受降印度支那北纬16度以北的地区，北纬16度以南由英国受降。1945年8月18日，蒋介石命令第一方面军司令长官卢汉赴越北受降，地点在河内。卢汉率领30万大军进入印度支那受降，日军解除武装，缴械投降。1946年3月23日，中国军队全部撤回国内参加内战。
战果辉煌
经过八年抗战，我军共击毙日军133万余，俘伤日军128万余，歼灭伪军118万余，国军伤亡320余万，八路军、新四军伤亡58万余。我军收缴了大量的日军武器：步骑枪685897支，手枪60377支，轻重机枪29822挺，各种火炮12446门，坦克383辆，装甲车151辆，军用汽车5785辆，军马74159匹，飞机1068架，各种军舰55艘。抗战中，我英勇的空军出动18509架次，击落日机568架，炸毁日机599架，炸毁舰船282艘。
抗日战争的过程中及抗战后，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最终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通过抗日战争，我们收回了东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台湾等岛屿，反观日本，其疆域几乎退回到了明治维新前的状况，不仅丧失了中国东北、台湾，还有朝鲜、库页岛南部，虽然还占有琉求群岛，但其固有的千岛群岛却划归苏联，苏联还占领了日本北方四岛。如果日本不发动七七事变而全面侵华，由于中国的坚强抵抗，日军南进而引起太平洋战争，那么东北、台湾能收回吗？除了遥远英国占据的香港，俄罗斯占据的领土我们大都没能收回。那样，朝鲜不会独立，库页岛南部永远成为日本的一部分，我们的海南岛、南海群岛都会轻而易举的成为日本领土。大家想一想，一个始终敌视中国，并且在亚洲大陆拥有广阔领土，控制了中国全部出海战略要地的日本的存在，中华巨龙还有腾飞的机会吗？即使现在，日本退回到明治维新前的疆域，我们还是感到日本的压力，更何况那时。
对于抗日战争，我们最大的伤痛就是和平居民遭屠杀、侮辱，每一忆起，无不令人泣血扼腕。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中国近四百万军人的英灵、六百多万和平居民的冤魂，以及全国人民的努力，使我们摧毁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一切战果，并且使他蒙受自日本开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耻辱，最大限度的压缩了日本的地理空间，使其永远只能成为太平洋中的岛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开拓了自1840年以来最有利的生存空间，血洗了近代日本在领土和法律上强加给中国的一切屈辱，赢得全人类的尊敬。为了国家的尊严和子孙万代的生存，那是我们必须付出的牺牲和代价，我们祖先的血不会白流，中华子孙会用他们的热血、辛劳和汗水永远祭奠那一千万亡灵，千秋万代，至死不渝。
稍纵即逝的良机
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我们通常说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段屈辱的历史才结束，在这一百零九年的时间里，我们只注意到中国的屈辱落后，实际上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进步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是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后上升的螺旋式过程。1945年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谁都知道常任理事国那一票否决权的厉害，而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怎能与英、法、苏、美平起平坐呢？岂非咄咄怪事。
中国能够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是亚洲反法西斯的主战场,中国不像法国，始终没有投降，为二战的胜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这并不是主要原因，一次世界大战中国也派出了几十万劳工参加战搞后勤，可结果怎样呢?你是战胜过，又能怎样？别人根本就把你不放在眼里，连德国在山东的主权也让给了日本，中国一无所得。到1922年美国为了遏制日本在远东的扩张，召开了华盛顿会议，中国才收回了山东主权，日本的侵略势头才得到了遏制，显然一战后中国之所以能够收回山东，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同样，二战后中国之所以能够得到常任理事国的宝座，显然是由于中国的强大符合某个世界大国的利益，否则，中国根本就进不去，不管中国在二战中的贡献有多大，而决定战后利益分配的是战后各国实力的对比。中国战后千疮百孔，连美国要求中国派军占领日本，蒋介石都拒绝了，固然蒋介石别有用心，但毕竟国力不允许，这样一个极度衰弱的国家又怎么能够与别人争夺什么权益呢?当时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很微小的一部分，在政治格局中只能作为别人的筹码。很显然，中国能够加入五大常任理事国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没有美国的支持，中国根本就不可能成为五大常任理事国。
   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已经与我们在同一个战壕作战，所以对中国的支援增加，随着同盟国的壮大，法西斯失败行将不远，深谋远虑的罗斯福已在1942年就提出了战后的世界安全构想，即“四警察”设想。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办法，有美苏英中四大国分管美洲、东欧、西欧、亚洲的安全，在次基础上再组成区域组织的国际联合。但后来美国要领导世界，罗斯福设计了新的蓝图，即在原来四警察的设想和国际安全组织糅合起来，在已有的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常设的国际安全组织——联合国。考虑到当时美、英、苏三足鼎立的局面，为保证未来美国在联合国中的优势地位，罗斯福认为有必要预作安排，即为美国找到一个可*的同盟者。他选中了中国，因为中国的南京国民政府自成立以来一直执行亲美政策，可以看到自成立以来执行的亲美政策是非常正确的，只有依*美国才能增强自己抵抗日本乃至与苏联交涉的份量，方能增加国防安全的系数，不至于自己孤立无援，也符合远交近攻的策略。虽然我们不可能去进攻，但至少可以增加防守的力量。虽然当时中国并不具备大国的地位，但罗斯福相信，美国可以帮助中国实现这一点。另一方面，一个强大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全球利益。当时在远东，日本是美国最凶恶的敌人，尽管日本会战败，但与日本撕杀的过程中美国人更能理解日本人所云蕴涵的巨大能量。为了防范日本东山再起，必须让中国来监督，制约。中国与日本宿怨很深，这是一个再恰当不过的人选，正好利用。另外随着苏联势力的强大，更加引起美国的不安，所以必须支持中国作为远东反对苏联的主阵地，遏止苏联势力向远东进一步扩散。中国也非常合格，因为中国与苏联接壤，陆上边界五千多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而且美国知道，近代许多国家侵略过中国，而从中国获得侵略权益最多的国家就是苏联的前身俄罗斯，割去了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而这些领土是用多少银子也换不会来的，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一点，对于苏联中国较最为痛恨，这个矛盾又可利用，美国这样真可谓一石三鸟。不管美国怎样抬高中国都是为了自己，但对我们中国来说何尝有不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当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苏、美、英、中四大盟国的概念时，斯大林坚决反对，并放出话来，凡是中国人参加的会议苏联人就不参加，中国到底把俄罗斯怎么了，人家这么恨你，耻于与你为伍？还不是因为三百多年以来俄罗斯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做贼心虚，生怕中国强大而收复失地。这样以来罗斯福就只好分两步走，美、英、中三国先召开开罗会议，然后苏、美、英三国再召开德黑兰会议，以这种方式将中国抬进大国的地位。对于中国将要成为一个大国，英国也是反对的，因为中国的强大严重影响英国在亚洲的殖民霸权，但迫于美国的压力，也只好奈着性子开会，反正中国求的是美国而不是他自己。
1943年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举行外长会议，讨论《普遍安全宣言》时，美国国务卿赫尔外长就对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说：“我们的政府认为，中国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作为四大国之一进行战争，对中国来说，现在俄国、大不列颠和美国在宣言中把他抛到一边，那在太平洋那边可能会造成可怕的政治和军事反响。” 莫洛托夫有些不愿意但在美国的坚持下，通过外交途径商定，由中国政府驻莫斯科大使傅秉常与三国外长一起在宣言中签字。本来是三国外长会议，最后却变成了四国。一个月后中国领导人蒋介石与罗斯福丘吉尔举行了开罗会议，这样中国名义上就变成四大盟国之一，蒋介石一时也成为世界四大巨头之一，虽然实力差一点，不是一个等级，但在法律上是平等的。
如果中国能够抓住机遇，在美国的帮助下大力发展国民经济，那么今天中国的国势将决不会是这样，那么今天的远东格局也决不会是这样。我们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将会一帆风顺，而且能够得到世界一流的经济技术和大量的资金，在不知不觉中中国将会变成世界经济强国，而没有人敢阻拦，就像今天的日本，早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可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去遏制。而今天，我们刚刚起步就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反华势力变着花样削弱中国。与美国结盟完全符合中国的利益。有人说，与美国结盟，中国会成为附庸。我不知道什么叫做附庸，我只看到与美国结盟的日本韩国越来越发达，越来越强大。尽管美国仍然在日本韩国驻军，可今天究竟是日本还是韩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
历史就是这样捉弄中国，那时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良机，利用了列强的矛盾。可这种千载难逢的机遇却稍纵即逝，中国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可能真的没福消受。后来蒋介石发动了内战，远东的局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对美国来说，自己培养了多少年的盟友却变成了自己的敌人，苏联势力大有覆盖整个远东之势，美国又不得不重新选择自己的盟友，他选择了日本，这个远东自己最强劲的敌人，可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只有让日本强大，才能遏止苏联势力在远东的蔓延，在美国的热切帮助下，日本没有让美国人失望，断断二十多年就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超过了英、法、德、意等欧洲强国。
而可怜的中国呢？与美国交恶，没办法，只能一边倒，倒向了曾经令他心痛的俄罗斯。当然今天中国工业的基础与苏联的帮助分不开，我们不能忘了这一点。但是民族的稳定性是很强的，沙皇俄国的侵略性并不会因为社会主义在俄罗斯的建成而有所减弱。列宁曾说过，帝俄时代侵占的中国的大片领土都要归还中国，可能在俄罗斯只有列宁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但当时的国际处境确实对苏俄不利，很可能只是权宜之计，减轻远东方面的压力。为了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苏俄忍痛与德国签定了《布列斯特和约》，给德国割让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可结果呢？战后还不是撕毁了条约，重新收复了领土，所以与这样一个国家处在一起是相当危险的。就算中苏关系一直很好，中国也不会因为与苏联结盟而更快的发展起来，因为苏联的经济技术根本就无法与美国相比，基础工业落后，脱离了世界市场，而且形成了一个畸形的经济体制，其经济是不可能有任何前途可言。更令我们伤心的是，沙皇俄国的侵略本性终于暴露出来了，中国最大的边防威胁产生了，苏联于中国边界陈兵百万，几千公里的陆地边界防不胜防，中国简直穷于应付，国民经济受到极大的影响，结果在国际上的处境更加孤立
美日关系与美中关系相比较，美中关系会更牢固，因为中美之间近代从来就没有发生过战争，珍珠港的惨剧美国人不应该忘记。再者中美两国位于太平洋的两岸，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中国是一个海陆兼备的国家，重陆轻海，在海洋上和美国没有尖锐的冲突。而日本是一个海洋国家，在海洋上对美国的威胁极大。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本来一年一度的八国逢会应该有中国，而现在却成了日本，本来远东的第一把交椅应该是中国，而现在却成了我们的宿敌日本，日本今天的位置本来应该属于中国！还有比这更令人痛心的事情吗？如果抗日战争后的中国是统一的，中国能不要赔款吗？蒋介石早就跟罗斯福商讨过战后的赔款问题，鉴于站后日本没有现金支付能力，蒋介石同意用日本的铁路、工厂设备来抵偿，如果那样的话，中国早就发展起来了，成为世界强国，而且能最大限度的削弱我们的心腹大患日本，美国也会和我们一起压制日本，日本能够重新崛起吗？即使经济有所发展，但也绝对不会有今天这么快。日本经济能够起飞是借助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美国军事定货，以及美国对日本开放的巨大的国内市场，对日本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如果与美国为敌美国能给日本开放市场吗？能给日本投资吗？日本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吗？只有那样才能报我甲午中日战争之仇，雪我八年抗战之耻，才能告慰那无数屈死的冤魂。
当然国民党的失败也是大势所趋，国民党的腐败就连美国人也无法容忍。国民政府前期的统治还是积极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就开始了改订新约运动，领事裁判权虽然由于列强借故推迟没有签约，但否认了他的合法性，能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本身就是一个进步。北洋军阀政府为什么就不敢提？任何收复民族权益和维护了民族尊严的中国人，不管收回多少，维护了多少，我们都应该肃然起敬。至于关税，国民政府基本上实现了关税自主，1935年国民政府的关税收入已经超过了财政收入的一半，而1913年只占财政收入的13％。国民政府最大的功绩就在于他统一了中国，结束了自清朝灭亡后的混乱状态，尽管其统一存在多大的分散性，但毕竟是一种统一，而统一在当时有着极为重要的特殊意义，那就是日本将要大举侵华，而这次不再是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的任何一次，这次是要灭亡整个中国。如果这时中国还像以前一样军阀混战，那么中国各个军阀早被击破而亡国了。1935年内战基本结束，国民政府进行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1936年国民经济出现了复苏的局面，民族资本主义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1936年农业风调雨顺，农业大丰收，重要谷物收成价值达法币56亿元，比1913年至1935年的平均产值搞出17 亿元，几乎增加了45％。交通方面，全国铁路里程有北伐前的1000多公里增加到1935年底的9600公里。公路里程也由8000多公里增加到13000多公里。1936年工业总产值比1935 年增加了11％。当时日本人已经注意到中国经济正在崛起，他们惊呼，再让中国发展十年，东亚的局势将会发生变化，这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经济强劲发展的势头就消失了。当然抗日战争后，国民政府开始腐败，, 民族资本萎缩，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违背民意，强行发动内战，彻底失去了民心，蒋介石由于自身的狭隘，而使中国丧失了一个稳步成为世界大国的机会。
跨过鸭绿江
在整个二十世纪，除了抗美援朝战争，没有什么东西更令中国人自豪。即使是抗日战争，我们也赢得有些遗憾，不是完全*我们自己的力量实现。指挥抗美援朝战争的最高统帅毛泽东，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是当之无愧的。这也是他永远受到中国人尊敬和怀念的功绩之一。自1840年以来，我们第一次单独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单独作战，大胜特胜，我们不但损失较小，而且是在境外决战，我们是积极主动的投入了战争，一改中国近代以来衰弱的形象，毛泽东的骨头是最硬的。抗美援朝战争我们不但是主动的，而且在境外决战，伤亡损失小于敌方，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且还有英国、土耳其等其他所谓的联合国军，实在令人解气。50年前我们败给了八国联军，这次我们打败了联合国军，伟大和辉煌不会远离中国。
中国志愿军作战之困苦，很多美国直到今天不完全清楚，可他们知道，中国军队的实力更多表现为排山倒海，坚韧顽强,奋勇冲杀和不惧牺牲的精神,他们将这种精神称为”谜一样的东方精神”。从美军队对中国人民的尊重和恐惧中，我们为那些长期在异国他乡的38万先烈感到无尚的自豪。在战争中，中国军人的勇武精神是世界一流的，当黄继光用他的胸膛去堵机枪的时候，这就足以表现自周秦汉隋唐以来我们民族的拓边精神从来没有消亡，而且支撑了我们民族五千年，一直至今。中国人从来都是不怕死的，只要那些懦弱的庸才不要当政，中华民族将会爆发出巨大的力量而震惊世界，中华帝国的子孙是不可战胜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一流的！
二战后美国失败过两次，越南也打败了美国，似乎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也是不足轻重的。这是一个巨大的误解，首先中国的伤亡远小于敌方，在境外决战。中国是真正的胜利。越南死亡160万人，而美国却寥寥无几，战争在本土进行，越南的损失更是无法计算，越南在战场上没有发动几个像样的战役，美国为了自己的全球利益而放弃了战争，所以越南是惨胜，何以能自称是继美国、苏联之后的所谓世界第三军事强国？
居安思危
我驻南使馆被炸也仅仅是四年前的事情，面对霸权主义的野蛮行径，我们不能有任何幻想，我们虽然表现出极端的愤怒，但是仅有愤怒是远远不够的。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人家并没有沉醉于太平盛世的繁华，而是极端重视国防安全，我们取得了一点点成绩就开始一味消沉，好象我们身边永远不会再有战争了，一如中国历代王朝中后期一样，一片歌舞升平，其结果可想而知。我们期望和平但是战争的阴影却挥之不去。世界大战虽然在很长一短时间内不会发生，但是局部战争此起彼伏。人类要达到和平的理想境界，还需要漫长的路要下次，目前虽处在和平盛世，但促使战争爆发的因素并没有消亡，它只是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日本历史上曾经两次侵略中国，第一次是甲午中日战争，第二次是抗日战争，尽管只有第一次中国失败，但由于战争就在中国领土上燃烧，所以中国人所要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中国人民的伤痕是很难弥合的，尤其是第二次。为什么日本老是侵略中国，而中国却没有侵略日本呢？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们呢？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是大智慧者，他们在战争与和平中总能得出和平有利于人类的发展，战争会生灵涂碳，所以他们极力向往和平，而事实上你越向往和平，就能逃避战争的厄运吗？在这个世界上，要想和平，就要先做好战争的准备，以暴制暴这是人类几千年来血的教训，而有些中国人直到今天依然执迷不悟。
这两次日本侵略中国凭借的是强大的近代工业，而今天呢？这种局面又形成了，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是我们的三四倍，其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相当雄厚，其军费开支仅次于美国，其人口密度众多，密度是我们的三倍多。1996年与美国签署的《日美安全合作体保障宣言》扩大了防卫范围，直接把韩国和中国台湾也包括其中，矛头直指中国，难道还要别人怎么说大家都会紧张起来，更令人担忧的是促使日本自古一再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好战势力在当今日本势力日渐壮大。日本否认侵华历史，篡改历史教科书的活动基本结束。对于日本右翼势力，目前保守估计，至少有900百多个右翼团体，人数高达10万人之多，其在日本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靖国神社内供奉的战犯有240万人，而他们的亲属组成遗族会。人数在四百万人以上，有几个家庭中没有阵亡的祖先，有几个家庭不缅怀他们的先烈。
日本的右翼势力不像德国的纳粹分子一样曾经得到彻底的清算，为了遏制中国和苏联，把日本建成自己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美国包庇了大批法西斯分子，为了以后重新崛起，在美国控制时期，日本忍气吞声，迅速壮大，当日本开始成了经济大国后，右翼势力又可以扬眉吐气了。到90年代，共嚣张气馅不可一世。日本的右翼势力很有可能再一次渗透和覆盖整个日本社会。一心向往和平的善良的中国人，如同一百年前他们的祖先一样，等待他们又能是什么？不仅是一百年前，在2700年前中国人的老祖先孔圣人就那样执着地期待着和平、安宁。
在日本东京，时常会有右翼分子开着宣传车，拿着高音喇叭，声嘶竭力的叫嚣着，你可以想到，人家是自愿的，也是免费的，人家不是为了别的，人家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在和平时期就公开在大街上宣传，而我们呢，只是在生死存亡的时候才能站出来。在和平时期，谁要是喊出民族主义的口号，大家一致认为他有病，所以中国一致没有这样的势力，没有人在和平时期公开宣扬过，所以中国近代经常表现为被侵略者。
1996年7月因独岛问题，日本右翼势力冲击韩国驻日本大使馆。1997年日本右翼势力曾动员180个团体，出动约400辆次的街头宣传车，约1200人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喋喋不休。1997年1月，韩国总统金泳，右翼势力宣动用800个团体，出动1080辆次车辆，约3670人在广岛、大贩等地示威，还冲击韩国驻大阪领事馆，右翼势力一旦统治日本鬼子进村的悲剧又会重演。
在目前中国，促使战争爆发的因素很多，与日本有钓鱼岛问题，与印度竟有达9万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麦克马洪线能够成为中印的边界吗？我们常说的中国历史上腐败无能至极的清朝和中华民国，处于中国历史上最低落的时期，也未曾让大英帝国征服印度时割去多少领土，而现在居然到了这种地步，如果不能，印度会心甘情愿地给你吗？人家已经在侵占的九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建立了“东北边境特省”，统治已经半个世纪了。伟人毛主席曾说过，中印边界问题必须和平解决，我们期待着中印边界能早日如中国所愿。
除了中印争议边界，我们还有更为棘手的南海诸岛。南沙群岛在历史上、实际控制上，我国证据充分，从无争议。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除个别国家对南沙群岛提出过主权外，大部分的国家都承认，南沙主权属于中国。
1961年6月，菲律宾政府  布《关于确定菲律宾组织基导的方案》，将南海大片海域划入菲律宾版图。从1970年到1971年，菲律宾强占了8个岛礁。经过多年经营，岛礁防御能力增强，还不时制造民事纠纷，挑起事端。
原南越政权也于1973年抢占西沙群岛两侧的岛屿，不到一年时间先后抢占了6个。1974年南越进攻西沙遭到我军反击后，1975年又进攻南沙，占领了南子岛、南威岛等。1975年越南统一后，从南越手中接管了上建岛屿，并于1977年派兵再次占领3个岛屿，到目前为止，共占领29个岛礁，是在南沙占据岛屿最多的国家，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从北部南子岛到南部万安滩，绵延到200多海里，驻有兵力2000多人，有较大的作战和防御能力。
1929年马来西亚在司令礁和柏礁建立了所谓主权标志。并将曾母暗沙、南礁等划入大陆架之内，并与菲律宾宣称的“卡拉延群岛”重合。
目前在南沙海区，我国控制着7个岛礁，台湾当局控制着太平岛外，其它绝大部份岛礁均被他国占领。其中越南占领了西部和西南部29个岛礁，文莱占领了两个，印尼和文莱分别侵入我南沙海域约5万平方千米3000平方千米。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可以说被这些国家所瓜分。我真不知道当上述国家不断侵略我国领海的时候，我们的海军都在干什么，领土随便就能不要吗？败给帝国主义国家倒情有可原，怎么能败给这些小国？这种事情居然会发生在二战以后，即使是发生在二战以后，如果发生在1978年以前，林彪、江青还是可以拿来出气的，可这些领土几乎全是1978年以后丢失的。失地，自近代至今一直伴随着中国，那些整天沉迷于综合国力世界第几的同胞们也该清醒了。别忘了北宋经济有多么繁荣，综合国力有多么强大，可结果呢？奴隶般的懦夫不管有多么勤劳，终归是为别人做嫁衣。
那么多的海岛别人能奉还给你吗？除非到了人类灭亡的那一天，可以想见，本来在南海将要发生一场激烈的海域主权之争，加上美国从中支持，以遇制中国，稍有不慎，就可能诱发战争。
后记
中国历史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关键期，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改变落后面貌，人类武器已发展到基因武器，零三年的非典被怀疑为针对华人的基因武器，不管怎样，我们应该做好最坏的打算。因此，稍有不慎，中华民族即可种族灭绝，而敌人不废一枪一弹。只有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我们才能占领新兴科学的制高点，立于不败之地。同时在政治上，应该吸收发达国家的政治文明，实行宪政，巩固改革成果，确保社会长久稳定，一切政策均应以国家利益出发，切不可迂腐的遵守教条而成为千古罪人。面对个别国家的中国威胁论，不能被吓倒，中国至今还是分裂的，没有统一，美日结成军事同盟，其实力超过中国许多倍，严重威胁中国统一和国家安全。他们威胁着中国的生存和发展，却贼喊捉贼，中国人民追求富强的权利也要被剥夺。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年代，我们的安全不能寄托于别人的怜悯，我们没有一个盟国，中国的安全只能*自己，富国强兵是千古不变的道理，只有强大我们才能有安全。强盗的逻辑就是，我们随时可以进攻中国，但中国绝对不能具备强大的反击能力，像苏联反击德国那样？任何的妥协和动摇，将会使中国永远处于任人宰割的地位，我们绝对不能让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蒙受任何屈辱，中华帝国的子孙从来都不是任人宰割的绵羊，我们尊重任何一个国家，但谁敢挑战中国的根本利益，我们要让他付出一千倍、一万倍的代价。我们的祖先是强者，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永远都是强者，敢有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
我自己人微言轻、资历浅薄，作品中肯定存在着许多问题。但作为一个关心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人，我只是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希望更多学者从这一视角进行进一步体系性的概括，为我们的民族提供强大稳定的精神源泉。以前我对中国历史的感觉就是耻辱，甚至一度痛苦自己为什么会是一个中国人，耻辱的感觉压的我实在透不过气来。可现在我终于走出来了，我超越了自己，我们的祖先很伟大，只是我们没有发现，因为我们充满了奴性，我们不配作我们英勇的祖先的后代，我们要找回中国人应有的尊严和荣耀。现在肯定还有很多同胞有着我以前的那种耻辱感和压抑感，希望我的作品能使同胞们恢复自尊和自信，彻底走出历史的自卑，作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更加精力充沛地投入民族复兴的历史伟业中！
几千年来，为了国家的统一而战死的各族勇士永垂不朽！愿你们的英灵护佑帝国的子孙们精诚团结、无往不胜，愿这个神圣的国度永远强大！